避孕套使用年限: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

●这20多年来中国今天所有的大学都不能算大学，因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大学理念。

●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都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的地方，只有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中国的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培训机构，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

●任何成功的现代化社会，社会发展的起点从来是大学，而中国却是小渔村（深圳）。

●正在主导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是一帮愚蠢之至的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现代文明，

●一个学者、大学教授所有的人生追求，都放在房子从80平米到100、120、160、180、260平米这样折腾的时候，他还有可能去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不可能。

●我们今天有无数的人喊，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喊这种口号的人都是脑袋有毛病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更不知道什么叫世界一流的大学。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那就是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先生，还有一位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先生。三个校长都是非常有个性的校长，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这三个校长风格俨然不同。

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他在全国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一个学者的眼光治校的校长。章开沅先生曾经讲到，好多教育部召开的会他都不去，基本上不跟教育部的官僚们打交道，做自己的学问，“上面让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就让底下的人去做”，他自己很少去参与行政事务。那么，章先生这样完全保持以一个学者的姿态而不是官僚姿态来治校的风格，让当时的华中师范大学在全国成为一个很有个性的学校。

我见到过我的好多朋友都是从当时的华中师大出去的，他们的身上的风范都打上了章校长的风范（的印迹）。多年以后我请章校长到我们学校去讲座的时候，讲到这一点，大家还很有同感。那么朱九思在武汉当时是最有资历的（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长，把华工治理得非常严谨，把华工治理得井井有条，华工整个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的，大批大批的标准化的大学生，所以华工的严谨，华工的学风，所谓“学在华工的”这种说法就是在朱九思的时代留下来的。

（当时的）武汉大学是以最自由，最开放，最激进，被看作当时改革开发的先驱这么一个形象。在刘道玉先生时代，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的尝试，直到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校园都可能没有超越。比如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专业，可以自由地转系，可以不听课，所有的课程都可以选修。包括一些生活方面的，男女生之间的交流，宿舍之间没有界限等等。可能直到最近，武汉大学仍然保留着这种传统，最自由的传统。

多年以后，武汉大学可能变了样。1988年，刘道玉先生退出了武汉大学校长这个职位，而且是在他的一个名望非常高的高峰上退出了。而且退出以后，居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中间，没有给他安排任何的职位。就去年，刘道玉先生才重新走上媒体。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北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我正好去了。

在那个会上，有很多骄傲的武大校友，他们说，武大了不起，我们武大是80年代的小深圳。小深圳，我就抓住这一点，武汉大学是中国的小深圳，这句话，对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的意思很清楚，很明白。武汉大学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而深圳意味着什么，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所以武汉大学很骄傲。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如果把这个说法放到整个世界，放到整个现代文明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说法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它们的起点，从来都是文化先锋，从来都是大学。只有中国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带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而是一个南方的小渔村。那么深圳为什么能够带领中国往前走呢？因为它的后面是香港，而香港背后是西方，是英国。

说到底，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这个民族自己拽着自己往前走，它的动力来源却是整个西方世界。我有一篇文章叫“百年中国的脑震荡”，我想说的是我认为，100多年来，中国人的大脑是麻木的，是不清醒的，我们中国人靠洋人拽着我们往前走。洋人拽着香港往前走，香港拽着深圳，深圳拽着广州，广州拽着武汉。这样一步步的，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模式，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武汉大学很骄傲，它把自己比做是中国的小深圳。

在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大学永远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文化机构，最高的象牙塔，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超越大学。在精神上，在心灵上，在带领一个国家往前走这个方面，大学永远是最高的。但是我们中国却恰好相反了，武汉大学居然是中国的小深圳这是中国的怪胎，与之相应的是刘道玉意先生本人的政治命运。

我们暂且不考虑刘先生的个人性格等等，他的政治前途中有一点是值得玩味的，他是60年代的风云人物，著名的反修战士，从苏联被驱逐，周总理亲自去迎接。从教育部返回到武汉大学任校长，这么一个年轻的，优秀的干部，在中国一批老干部退出，要选拔一批年轻干部的时候，刘道玉，这么一个政治明星，既没有出任武汉市市长，团中央书记，也没出任教育部长。为什么呢？一个大学校长，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校长，当然是这个社会最高的思想权威，他是不屑于去做任何官的。

直到今天，比如牛津大学校长，剑桥大学校长，他们的资历是其他的部长不能比的。他们是和这个社会最高级的精英是平起平坐的。在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大学校长无疑享有最高的思想权威。如果在西方的背景下，刘道玉是不会去做什么武汉市市长的，但这是在中国，武汉大学的校长如果他要升上去，就必须做武汉市市长，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部长，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升，他在这个路上滑落了，这是中国特色。我们要问：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其实至少在这20多年来中国是没有真正的大学的。除了80年代那种昙花一现的大学以外，中国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大学的。直到今天，中国也是没有真正的大学的。

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越是高级的文明，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人都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一种理念上的认同。越是高级的文明，这个理念就越系统，越全面，越理性化。那么，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代表这种理念，形成一种权威。所以，自从人类出现文明开始，就有一种专门的机构，或是一种专门的象征来代表大家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个理念。可是对原始民族来说就可能是一个祭坛，再文明一点的民族，就可能是个庙宇。使得所有的人在面对它的时候能暂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物质生活先放下，抱着一种敬仰一种敬畏，面对它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这是一个文明成立的前提，越是文明的国家就越是有一个专门的知识分子体系，甚至有一批专门的学者来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或者系统的理念，用这个系统的理论来影响辐射所有的人。而这些人抱抱有非常高的智慧的。那么这时候大学就开始形成了。

中国式的大学，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孔子形成一个学校，通过这个学校形成了一种理论，可以世世代代传下来。我们知道，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经典的方式传承下来。于是就进入了轴心时代。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还可以看做是这几大文明的经典影响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重点讲，西方人之所以强大，西方人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我们说过去有四大文明古国，后来这四大文明古国都不行了。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现代化的时代，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我们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也是从大学来的。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最早从柏拉图时代开始，柏拉图建立一个叫academy的那么一个东西，柏拉图的学园 academy，我们中国的科学院就是中国的academy，柏拉图在academy中间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是不重要的，而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一种Logos，或者按我们今天所说的，一种规律，一种规则，这个东西是万物体的根本，你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把握了万物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用逻辑，用数学，用严密的逻辑体系表达出来的。只要把握了这个东西，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就形成了古希腊哲学的精神。

古希腊哲学跟其他的思想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尤其是跟我们中国人注重直觉的感性思维不一样，我们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感悟，我们人和对象之间这种感性的直觉的生动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西方人，柏拉图时代，就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寻找它们之间的和谐，它们之间的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法治，这种智慧一脉相承，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通过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了一个讲道理的宗教。

到了公元12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更加学术化，基督教第二次大综合，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这种理想，就是相信万物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不是乱来的，上帝是按照至善至美的原则，按照至善至美的那种形式，比如说逻辑，比如说数学推理，严格的理论推理，按照这种方式来赋予万物以规律。这种智慧就使得基督教越来越讲道理，这种智慧到了12世纪使得基督教越来越理性化。于是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最早的大学。

两个月之前，我去了世界上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现在还在，那些房子非常的老旧了，已经支撑不住了，实在支撑不住了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撑上，撑起来，还保持老样子，那些残垣断壁都很好地保护在那个街上，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接近1000年了。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这些大学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了世界的一种抽象的规律、规则，抽象的道理，寻找后面的Logos。这些道理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荒诞的，经院哲学在中国人心目中间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是一个不好的概念。

我们知道，邓小平有一个伟大的智慧就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不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马列也要管用，学那么多马列不管用，那有什么用？所有的争论要管用，不要争论，所以就造成我们今天说的东西啊，大家都知道那是不能做的，做的东西那是不能说的。深圳那个小渔村，他们怎么富起来的？都是靠“做”不要“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都没关系，那时侯无所谓擦边球的问题，深圳完全就让它放开，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为什么叫特区呢？特区就是这个意思。它就这样富起来的。

但是西方现代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些什么问题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现在是不是少了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有没有肚脐眼；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透顶，但是这些问题就是最早的大学要争论的话题。这些争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毫无意义，但是它具有另外一种意义，什么意义呢，这种争论背后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万物背后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是根本，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争出来，是可以推理的，可以去证明的，可以去寻找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所以最早的大学就干这些事情。所以从一开始西方社会的精英们就相信这个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抽象的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一种抽象的规律，而且它能够严格遵守逻辑，遵守数学、实证，这样一个东西，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留下来的这样一种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我们看到西方人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大学精神。这种大学精神和另外一个东西结合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大学运动和城市运动结合就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什么是城市运动呢？西方人的城市运动继承了古希腊人的生存方式，我们知道古希腊文明跟其他文明完全不一样，跟我们中国的农业文明完全不一样，古希腊文明是我们地球上产生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都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文明。什么是自然主义的文明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依靠大地，天空，依靠自然生态的这种演进，尤其是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我们。这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古代世界最高的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的这种文明，而且可以说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一个不可能灭绝的文明就是中国的文明。因为中国的自然条件太好了，黄河长江这么辽阔的地方能生产出来的粮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够比拟的。这么一块土地，在传统社会能养活上亿的人口，其他任何土地都养不活这么多人。

但是希腊文明与柏拉图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文明，这个地方，我在一两个月前也去过这个地方，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上去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地方，为什么呢，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很容易流失，过上几百年没人的话，土地还是很肥沃，但是一旦住下来了以后，人口繁殖增长，种粮食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水土就很容易流失，一旦流失了，那就养不活人了。所以古希腊文明经过几次反复，但是他们后来又受了腓尼基人的影响。腓尼基人的一种特殊的文明是他们不是靠自己来生产粮食，他们山上能够种很多的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会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可以把它酿成葡萄酒，卖到别的地方去，而他们非常好的航海条件，整个希腊可以说是镶嵌在地中海上，爱琴海上，他们的周围几大发达的农业区，有巴格达，有开罗，有整个黑海，沿岸可以到欧洲很多很多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产粮食的，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这两种高级的食物跟别人换粮食过来，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业文明，航海文明，进一步来说工商业文明，在这个地球上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它不是靠自己土地上生长的东西来养活自己，而是靠把这些东西卖到别的地方去。商人就产生了，当他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大海上时，自己感性没有办法跟农民一样直接跟 对话他只能看到比较抽象简单的东西，于是这些商人、航海家他们的数学，几何学就产生了。商人老是跟数字，跟比例打交道，于是数学思维就产生了。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尤其是跟商业相关的手工业高度地发达，而手工业跟商业一配套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导致了机械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学过牛顿的人都知道，牛顿的思维方式就是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古代希腊就已经有了，原子论就已经有了。这种思维方式一直慢慢地影响到近代就导致了牛顿的产生，牛顿的思维就是跟古希腊的这种反自然的、机械论的思维是一脉相承的。它去寻找万物背后一种抽象的规律，于是自然科学就产生了。自然科学的产生就使我们相信万物背后的物质是不重要的，万物背后规律规则是最重要的，，那个能够用数学和逻辑表达出来的抽象的公式F=ma走到哪里都可以管用，这种理性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来源，而这个来源从哪里开始，从柏拉图那个时代开始，从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开始，导致了牛顿的产生。

自然科学是怎么产生的？那我们知道，西方人今天除了自然科学这个最有力量的作为改变世界的工具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友情，通过人情网络关系来把握，或者通过权利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的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可以把握的客观的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理性思维，法理思维，跟那个自然科学思维是如出一辙。它同样是相信所有个别的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规律，中国人是不相信的。

中国如果说有上帝的话，这个上帝也是个具体的人，比如说皇帝，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小孩子就说上帝就是父母。但是他是个活人，上帝在西方，是绝对抽象的看不见的，甚至一神教那里上帝就变成一种抽象的道理。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一个自然科学，一个就是法律、法治，这两个东西，都是从希腊哲学中间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怎么跟自然规律是一回事情呢，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个（自然）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其实呢，在西方语言中间，它是一个东西，都叫law，自然规律叫Nature Law，人间的法律就是法律，西方人今天成功的奥妙都在这里。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Logos，有一个规则，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抽象的概念，有一个普遍的共相，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的。

而大学是干什么的呢？大学就是秉承柏拉图的那个Academy，然后到中世纪的那个经院哲学，精神是西方人今天所有成功的奥妙。执著追求上帝赋予事物的那个抽象的规则。而且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就是要争论，这种把道理搞清楚，高于一切的心态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可以体现出来。

泰勒斯是一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不好好赚钱，他老去探索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赚不到钱，他有一点钱就去旅行就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很穷的人。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掌握的知识赚了一笔钱，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有杜撰的意思，他知道那一年雅典人的橄榄会丰收，然后租下了全村所有的榨橄榄的机器，于是乘机抬高垄断了价格就赚了一把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有智慧的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要去追求，赚钱，如果他想赚的话，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不过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还有一个说法说泰勒斯有一天晚上走在旷野之间，抬头看着星空，满天星斗，可是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会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就掉进那个坑里差点摔了个半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把我救起来，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有个关于哲学家的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不知道脚下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但是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只有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而泰勒斯就是标志着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在西方著名的大学，柏拉图的学园——雅典学派这幅画中，所有的学生老师都在一个大厅里面交谈，在各自干自己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没有上下，没有地位上的区别，老师和学生平列在一起，争论地面红耳赤。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很大，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是发布真理的，老师什么都知道，学生什么都不知道，孔子的学生一个个问老师，老师发布真理。这是中国的大学。西方的大学，真理谁都没有，真理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在一个绝对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分有去享有真理，老师并不一定有真理，所以真理高于一切，所以才有亚里士多德说的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这种传统一直维系到今天西方的大学，西方的大学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的作用、灵魂的作用。

一个现代化成功的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现实和大学运动理想象牙塔这两个东西的呼应结合，才能产生的。而事实也是这样，意大利崛起有博罗尼亚，法国人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人的崛起有剑桥，有牛津，美国人的崛起有哈佛。每一个伟大民族的崛起都同时有那个民族最一流的大学的崛起。后来在十九世纪德国人要崛起的时候，出现了柏林大学。

真正的大学校长是这个社会中智慧最高的人，才有资格做大学校长，我们今天中国大学的校长是些什么人？经济学家！北大的改革居然是一位经济学家在支配。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家都知道，是中国最愚蠢的一帮人。中国今天一批最没有脑子的人，中国今天有一帮最没有脑子的人，一是经济学家，二是新闻记者，三是娱乐明星。

经济学家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的，为什么？因为经济学家关心的是生产一个东西的，而大学是生产人的。只关心生产东西的人，他能做大学校长吗？当然不能，大学不仅要生产人，而且是这个民族最高的人，最高的精英，大写的人，大学校长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有智慧的人，院士也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的，当然如果他同时是院士兼伟大的思想者、哲学家，那有可能，可以做。光是院士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因为院士在中国今天不过是搞出自然科学研究，他也是关心一个东西的，研究一个东西的，而且中国今天的院士也没有几个人有真正的创造，我们找不到，今天实际上是没有的。

所以今天关于中国大学校长，我们说点别的，我不是指的某个具体的，一定要说具体的话，我们指的外边的那个，我们说清华的。清华的大学校长那就明显的是不合格的。连战这样一个在台湾被淘汰了的政治家，在北大讲了一个满堂彩，许许多多的人都给他打了100分。的确，我们今天去看，连战那场讲演讲得太漂亮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大陆的人，我们太多的场合，官员们，大学校长也是官员，说的话滴水不露，只会背书，背书的水平远远不如连战，所以我们一下看到连战，啊，太妙了，可以打100分。

我要衬托连战的是中国的大学校长，北大清华的大学校长，丢的脸啊，过了几天，清华的大学校长丢了很多脸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记者把清华大学校长丢的最大一个脸给揭露出来，我给大家揭露揭露，看你们知道这是不是丢脸。我不能背书，但我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故意添油加醋，他这么说的，他说前几天连主席到北大讲演，说连主席跟北大有一个交集，那就是连主席的母亲是北大的校友，今天宋主席到清华来讲座，宋主席跟清华也有一个交集，这就是邀请宋主席来大陆访问的胡锦涛总书记是清华的校友。好，到此为止，我想稍微有一点点中国文化的基本修养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精心策划了的最愚蠢的一个噱头。这种低级的错误出在国家最高的学术领袖身上，他丢人丢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