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锈石石子:14次论文10：扩大内需应致力于提高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

论文提要：“十五”以来北京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加快，消费水平稳步上升，但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趋势放缓。

根据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对“十五”末期的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和剩余收入投向进行测定的结果显示：居民人均基本消费需求占可支配收入四成强，剩余收入投向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与“九五”末期相比，明显下降，剩余收入更多地流向了非消费支出、储蓄及其它家庭金融资产。

将同期投资率、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需求变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趋势一致，得出：占最终消费六成强的居民消费需求下降，必然影响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而居民消费需求中发展享受消费需求下降是导致居民整体消费需求下降的症结所在。对此，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思路及相关对策。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改变一直以来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以推动中国经济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平稳较快的发展。是“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十五”期间，北京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虽稳步上升，但消费率则出现逐年走低的趋势。提高占最终消费六成强的居民消费是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而要提高居民消费率，重点应致力于提高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本文以城市住户资料为基础，对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论证，并以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对“十五”末期的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和剩余收入投向进行了测定、论证，寻求消费率下降的症结，并提出扩大内需的思路及对策，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稳步上升

2006年，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978元，比2000年增长93.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0%，年均实际递增10.7%，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稳步攀升。2006年我市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4825.0元，比2000年增长7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3%，年均递增8.8%（详见附录表1）。

二、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

消费结构是否合理，不仅反映了居民的消费需求程度，也反映了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判断消费结构是否合理，可依据消费统计学理论“生存性消费比重是否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是否上升”来进行判断。居民消费八大类可分为生存性消费和发展、享受型消费两类。数据显示(见附件表2)2000年以来我市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趋势明显,主要呈现如下特征：

（一）生存性消费比重下降，降势趋缓。从2000年到2006年我市城市居民生存性消费“食品”、“衣着”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6年间下降了4.5个百分点。降幅比“九五”时期，缩小了9.91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降到了30.8%，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标准（恩格尔系数在30%至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我市居民生活水平属于“富裕”阶段，离最富裕阶段仅一步之遥，居民消费结构明显优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明显。2003年美国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6.99%，2004年英国和韩国分别为9.19%和15.69%。

（二）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比重上升，升速降低。随着生存性消费比重下降的同时，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比重逐渐上升。属于发展型消费的“医疗保健”、“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杂项商品和服务”三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6年间共上升了2.4个百分点，比.“九五”时期缩小了7.46个百分点;属于享受型消费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和“居住”三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6年间共上升了2.1个百分点。比“九五”时期缩小了3.45个百分点。

以上消费结构变动特征表明，2000年以来我市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呈现“生存型消费比重逐年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与“九五”时期相比，优化速度有所放缓。

三、居民消费需求、剩余收入投向测定

前面我们把八类消费支出分为生存型消费和发展、享受型消费两大类，分析了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趋势。在此，将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详见附录二]，对“十五”末期，本市2005年城市居民家庭每类消费的基本消费需求，及在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后，剩余收入投向进行测定和分析。

（一）居民人均基本消费需求占可支配收入的四成强

经测算，我市居民2005年年人均基本消费需求为7719.15元（见附录二表3），占同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7653元的比重为43.7%，表明居民为满足其生活基本需要，所需支付的货币量约占其收入的43.7%，而剩余收入，即收入的56.3%则投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享受型消费、非消费支出、储蓄、及其它家庭金融资产。

将末2005年与1998年（见附录表4）居民基本消费需求测定结果进行比较，呈现如下特征：

1.基本消费需求占收入比重与1998年基本持平。2005年我市城市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占收入比重与1998年相比上升不到1个百分点（1998年人均基本消费

需求/人均可支配收入=43.1%）。但消费需求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8类消费基本需求比重升降发生了变化,标志着居民的各项消费需求程度发生了变化。

2.“食品”基本消费需求比重下降，仍居各类消费之首。这反映了食品类消费的弹性较小，其基本消费需求与实际消费支出差距不大。从数值上看，2005年的比重略小于1998年，这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食品的消费也逐渐由基本型消费朝发展、享受型消费转变。

3.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类基本消费需求比重上升，居第二、第三位。这两项消费基本需求高，体现了目前居民生活中支付医药费用和基本教育费用较高的现实，与近年来教育费用、医疗费用高涨密切相关。而保健、娱乐消费这些属于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重仍较低。

4.交通和通信以及家庭设备用品的基本消费需求比重下降，居末位。同一个消费项目，其基本消费需求比重低，其发展享受消费需求比重必然高。“交通和通信”、“家庭设备用品”基本消费需求在八类消费中占总消费的比重最低，说明这两类需求弹性较高，居民更侧重追求其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尤其是交通通信基本需求比重比1998年下降了11.8个百分点，正应证了“交通和通信”消费需求的正在从基本消费需求向发展、享受消费转型、升级，反映出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居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占可支配收入近四分之一

投向需求系数是反映居民在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后，剩余货币收入投放于各种发展和享受型消费项目的比重，反映各项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在整个消费活动中所占的地位及其对消费者货币支出的影响。同样采用ELES模型测算投向需求系数，以2005年住户调查资料进行测算，结果详见附录一表5。

数据显示，将2005年与1998年居民消费需求投向测定结果进行比较，显示如下特征：

1.居民人均发展、享受型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剩余收入更多地流向非消费性支出、储蓄及其它家庭金融资产。 2005年我市城市居民消费需求投向系数为0.432，意味着“十五”末期，居民用于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剩余可支配收入（扣除基本消费需求支出后）的比重为43.2%，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4.3%，不足四分之一。与1998年的39.2%比，比重下降了14.9个百分点。表明剩余可支配收入比重升高为32.0%，与1998年的17.7%比，比重上升了14.3个百分点。说明“十五”时期，居民消费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剩余收入流向非消费性支出（购建房、转移性、财产性、社会保障支出）和储蓄、股市等的比重升高了14.3个。

2.“交通通信”位居消费需求投向榜首。居民在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后，剩余收入投放各类消费的顺序依次是：交通通信、娱乐文教、食品、居住、家庭设备用品、衣着、杂项服务及医疗保健。表明目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后，最愿将剩余的货币投向“行”、“通信”、“娱乐文教” 和“吃”，改变了“九五”期间如1998年“用”、“吃”“娱乐文教”的顺序。

四、结论：居民消费需求下降，影响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

如前所述，“十五”以来，居民消费结构优化速度趋缓，“十五”末期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变动不大，而居民在满足了基本消费需求后，剩余收入投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比重明显下降，降幅达到14.9个百分点。城市居民消费需求这种变动趋势，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数据显示，“十五”期间，年均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2.1%和33.9%， 2005年双双降到了5年间的最低点分别为51.4%和32.6%，而同期投资率则高于年均最终消费率0.8个百分点，2005年投资率高于消费率1.6个百分点。表明占最终消费六成强的居民消费需求下降，势必拉动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

因此，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率，重点应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尤其是要提高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五、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思路

要提高居民消费率，提高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比重，建议重点考虑以下建议：

（一）发展和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主体。中产群体收入稳定，呈现刚性特征，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能有效地促进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中等群体力量的壮大，对市场消费的影响力逐渐形成，并将占据引领整个消费市场的主导地位。可以说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即培育了一个庞大、稳定，且潜力无穷的消费市场。因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方式对中低收入群体，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同时又具备有效刺激高收入群体消费行为的能力。在理想合理的现代化社会群体结构中，中等收入群体是推动消费升级的媒介和生力军。

（二）调整、升级供给结构，释放高收入群体高额购买力。如何成功释放高收入群体高额购买力，扩大社会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群体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不可估量。因此，要从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入手，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增加高档产品、创新商品和投资品的供给，最大限度地满足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领域。对于高收入群体购买的特高消费品，如购买住房和汽车等，在征收收入所得税时，将应纳税的收入部分减去上述特定的消费额，使应纳税的部分大为减少。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消费比其他阶层额度大，又由于有了优惠政策，可调动他们高消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在投资和消费中建立了一个接通点。使高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尽快转化有效购买力，成为有效消费需求的主体。

（三）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收入决定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关键，而提高居民收入的重点，则应放在需求潜力最大的城镇中低收入群体身上。应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加大收入由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的转移力度，缩小贫富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

（四）加大规范消费环境市场秩序力度，提高消费领域信用水平。消费市场不规范，消费陷阱多的现象由来已久，对此市民深恶痛绝，是抑制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要一定加大规范的力度，彻底清理整顿消费环境，通过法制化管理，使消费市场规范化、秩序化。对消费品市场存在的诈骗、欺瞒和损害消费者的行为，要强化打击力度，强化部门责任管理，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使居民银行存款转化为即期消费。

参考文献：

1．易丹辉、尹德光，《居民消费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2. 北京市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北京市城市调查统计分析选编》北京市统计局内部材料，200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