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武城县产的电动车品牌:寻找国民素质失落之因：好文化，制造不出来（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3:10:36
19世纪末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说：“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东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而在2011年4月1日举行的斯诺克中国赛上，英国选手墨菲还在抱怨：“中国观众的行为非常没有礼貌，这种情况七年里从未改善。”——想来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看到这样充满着道德优越感的话语都会感到愤怒。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你却不难找到这种观点的拥趸，近代以至当代的众多伟人也为中国画出了无数种“制造”先进文化、改造“愚民”的蓝图。但这一百年来中国的风云变幻表明，他们的规划和制造，只不过是在中华文化伤痕累累的肌体上，披上了一件GDP全球第二的光鲜外衣而已。
红卫兵到知青：老三届的心路历程2011年03月05日 15:59
来源：光明网 作者：定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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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他们中很多人从小就会写思想汇报，写给组织、给教师，而不是给自己看的日记，他们中许多人会巧妙地将自己“偷偷”做的好事，以各种方式告诉别人，也会以靠拢组织、要求进步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别人的小汇报，一些恶劣者还会以此来诬陷别人。
本文来源：光明网，摘自《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作者：定宜庄，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老三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由新中国培养出的一代人，也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的教育成败得失的具体体现者。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专家都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的种种非同寻常的表现与这17年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这场大动乱的重要原因；如今，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经验教训，这是一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但却未引起教育界、学术界充分注意，更未曾认真加以清理和总结的问题。
我们这里谈到的17年教育，将以其中的最后几年，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为主，这是“老三届”上中学的时期，这时期的教育，是典型的政治化、革命化的教育，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执行得最彻底的时期。
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
无论对17年的教育持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有一点是为世人大致公认的，那就是它比较成功地达到了自己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目标：即忠诚于党，忠诚于领袖，甘愿为理想而奋斗，而献身。从一解放就已注意对青少年进行的革命教育，经十几年的摸索实践已经日臻系统和完备，它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上团课、下乡劳动、参加军训等活动形式，尤其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老三届”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忠诚已经到了盲目的程度。
这种教育还特别注重培养青少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国家是大集体，所在的班级、少先队中队、小队以至团支部、团小组，是小集体，在这种教育下，不仅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甚至个人的爱好、兴趣，也要服从集体的利益。于是，万事依靠集体，万事服从集体，唯恐被集体所不喜，甚至时时担心为集体所抛弃，就成为这代人至今仍具有的鲜明特征。不是如今还有人在极力赞扬这代人的“团队精神”吗？
这种对党和领袖的忠诚和服从以及强烈的群体意识，是这一代青年满腔热情投入“文革”，成为冲锋陷阵的急先锋的基础，也是他们一旦在政治上失势而被成批抛到乡下时，仍能够义无反顾的原因。在从1968年7月中央提出大中学校学生毕业分配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开始至1969年初的短短半年时间，在“文革”那种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多达四百余万的大中城市的中学生们，竟然可以说是井然有序地迅速地分散到了全国最偏僻的山乡、最遥远的边疆，这在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实实在在地是世界人口迁移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个奇迹。
对于上山下乡，大部分中学生并不是被迫的。除了少数先锋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确有过犹豫，有过不甘心、不情愿，感到过无奈、“想不通”，但他们还是不顾家长的阻挠，自觉自愿地踏上了这条道路，尤其是在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之后。“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才有前途”，已经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他们极其蔑视那些留在家里拒不下乡的青年，而有胆量这样做的青年，在当时是极少数，他们最难承受的压力，未必来自政府和街道，而是来自这个群体，他们要冒被这个群体抛弃的危险。只有个性极强，或者早已因政治、出身等各种原因被这个群体所抛弃的人，才敢于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
这种群体意识当然有它积极的一面，正是靠着这种意识，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才能够在从大城市一下子被抛到莽莽林海、茫茫草原和荒野山乡之后，互相扶助着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道德品质教育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的教育还注重培养青年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须知即使是“文革”前的所谓“贵族学校”也就是重点中学，也并非像“文革”时所批判的，以及今天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在培养“少爷小姐”，而是的确在按照当时的模式塑造“革命接班人”，它们在培养学生的这些品质方面，往往比一般学校更严格。
一个“老三届”学生这样回忆中学时代的教育：
学校不是只抓分数。学校开设劳动课，坚持每周半日劳动，从初一入学到高三毕业，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都是劳动课，这叫做“以劳动开始，以劳动结束”。学校的厕所都是学生自己动手掏。每日三餐，必有一顿是窝窝头。吃饭时要整整齐齐地排队唱歌。饭盆内所有的饭粒都要刮干净……
他们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怕苦、怠惰、娇气、软弱、享受为可耻，他们自觉地磨炼自己吃苦耐劳的品质，很多人甚至经常地“自讨苦吃”。上山下乡以后，他们的吃苦精神往往使当地农民为之咋舌，他们中出现了那么多的“铁小伙”、“铁姑娘”，还有那么多人为救火、抗洪、救人、救生产队的物资，甚至为救一头牛、一根电线杆子，而付出了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他们在道德上具有很强的自律意识。“文革”前学校中近乎禁欲主义的管理和教育，以及当时宣传媒介“净化”的宣传，使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在被置于朝夕相处甚至相依为命的环境中，无任何管束，因前途茫茫而备感精神上空虚和失落的时候，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却能够自觉地约束自己而未曾发生道德上的堕落，也是应该归功于当时在这方面严格的教育的。这一切素质、品德方面的教育，使老三届知青中的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而且在面临恶劣的环境和精神的失落时能够不甘沉沦，这是他们至今仍引以为骄傲的一点。
无论哪里的农民几乎都公认，“老三届”这批知青要比后来的知青表现好，他们能吃苦，能与农民较好地相处，他们无疑是最富于献身和牺牲精神的一代人，这是17年教育的真正成功之处。
狂热与偏执
“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出现并非事发突然，他们正是17年教育之树结出的果子，无法否认，这种教育使受教育者存在着严重的人格缺陷。
最明显的是“盲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将领袖的话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此外还盲从群体，盲从“形势”，由盲从发展而来的，就是“文革”时的狂热。
他们虽然整天高喊大批判，但对是非却缺乏最基本的批判能力，对一切流行的理论和口号缺乏批判精神。他们用做批判的标准，只是毛泽东的语录，而不是实践和真理，他们用简单的、一元化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在他们心目中，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同志就要“高大全”，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就该批判，该打倒，就是敌人，即使是自己的师长、同学，甚至亲生父母。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师长、上级也不过是普通的、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之后，立刻就把批判的利剑，把仇恨的矛头对准了他们。
偏执使他们对待“坏人”、“坏事”，对待一切“封资修”的东西只有去仇恨，去打倒，他们认为只要是敌人，无论怎样残忍地对待都不过分，甚至唯恐自己不够残忍，以为不残忍就是对敌人“恨得不够”，就是“缺乏阶级感情的表现”。清华附中红卫兵创作的《造反歌》“忠于领袖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就集中体现了他们当时的精神风貌。
早在“文革”尚未爆发之前，北京一些重点中学激进的中学生们就已经开始批判课本，批判教师以及罢课、罢考了。“文革”爆发，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打、砸、抢，捣毁一切与“革命”不相容的文物、书籍，毫不留情地揪斗自己的长辈和老师，批判自己过去亲密的伙伴和同学，而毫不在意对别人造成的伤害。
他们认为爱只能与“热爱”连在一起，那是用在领袖，用在党身上的。爱同志，那叫“阶级友爱”，但所谓的同志只是个空洞的泛指，对于幼稚的青少年来说，不过是个“互相帮助”的代名词。爱父母，则是出身好的青年的特权，随着“文革”的展开，享有这一特权的青年也越来越少了。至于同情、怜悯以及今天青年爱说的理解、宽容、温存，则一概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被归在应该唾弃之列。
愚昧与无知
这代中学生，尤其是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在理科方面受过比较扎实的基础训练，但是，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所学到的知识，却是相当地支离破碎，尤其到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表现出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文革”时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一位“老三届”出身的学者这样回顾当年的教育：“批‘封’，割断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国学’，成为没有家园的文化‘孤儿’和‘浪子’；批‘资’，割断了他们与西方文化、现代文明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西学’，成为流不进大海的文化‘内陆河’和‘沼泽地’；批‘修’，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他们只能教条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语录’，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义的道德伦理心态。”这一点在“文革”中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因这一缺欠所造成的后劲不足，还将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在知识欠缺的情况下，可以以丰富的人生经验作为弥补，而在校园中长大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又有什么人生经验？所以，“文革”中表现最狂暴、最过激的，多为中学生，而在中学生中，又以初中生更过分。
上山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受教育的某些不足，因为越是偏远的山村，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小，人们的生活也就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状态，而他们的偏执、狂热，是在那些最偏僻的山村，在那些最贫穷、最没文化的农民中，逐渐冷却下来的。他们的人格缺陷也在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多少得到了改变和纠正。17年教育所最不赞赏最不提倡的，就是独立思索的精神，那时的“独立思考”只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才用得到。10年之后，当这一代终于喊出了“我——不——相——信”的时候，才是他们从盲从到觉醒的开始。
心口不一
将一切归咎于盲目、狂热、听话，甚至无知，总还是容易的，在这种种表现的背后，他们同样存在着人性中的另一面。
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片面与夸大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虚伪。这种违反一般人本性的过高要求，使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以为即使是正常的为自己，也是与“革命”不相容的，他们只知道牺牲自己是美德，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同样是应该珍视的，更不知道个人的权益也同样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他们尤其不知道，追求名利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也并不反动，只要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这种追求就应该受到鼓励。
然而，人的欲念、人的追求是客观存在，无论怎样教育、怎样改造，也压抑不了，要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从“文革”到上山下乡，这代人的各种表现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本性中同样存在着自私、贪欲、卑鄙、冷酷等恶的一面，理想主义之下，有为一己出人头地的私欲；革他人之命的行为，掩盖着某种出卖别人保全自己的丑恶，这些欲望是以扭曲的、不正常甚至不正当的方式发泄出来，由此就表现出自觉或不自觉的虚伪。
他们中很多人从小就会写思想汇报，写给组织、给教师，而不是给自己看的日记，他们中许多人会巧妙地将自己“偷偷”做的好事，以各种方式告诉别人，也会以靠拢组织、要求进步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别人的小汇报，一些恶劣者还会以此来诬陷别人。
出身好的青年，尤其是高干子弟，因为即使他们有些“出格”的思想，有些不良表现，也往往被视为“认识问题”，因此他们不需要费尽心思去掩饰自己，为人处世要直率、真诚一些，所以，最具批判精神、敢于进行独立思考的人，往往出现在他们中间。而越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为了摆脱在群体中被人歧视的地位，就越要千方百计地表白自己的“革命”，表现自己的“积极”，他们的人格被扭曲、被蹂躏的程度就更严重，一些卑劣的行为往往出现在他们中间，并因此而愈加被这个群体所歧视。他们在精神上的痛苦和被伤害，是具有强烈优越感的出身好的青年所难以体会和理解的，他们心头被笼罩的阴影也许将伴随终生。
“老三届”被文革牺牲造就流毒至今的实用主义
2011年03月05日 15:48
来源：黄河 作者：刘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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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直率地讲，就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而在那些为数可怜的幸运儿中，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人数不乏地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而那些浪迹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学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人确也不在少数。即使有个别人经过个人努力，事有所成，但绝对改变不了“老三届”作为一代人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而年龄又相对偏大，在各个领域里竞争无力，即将过早地被社会淘汰的必然命运。
本文摘自《黄河》（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1999年第2期，作者：刘双，原题：《丑陋的“老三届”》
去年的夏天，一群“老三届”在某歌厅聚会。一好事者将聚会录影。之后，这盘录影带就在与会者中间流传。某女士和她的女儿在家中一起看这盘录影带。没看几分钟，女儿就发表了结论性的评论：“这群人怎么一个儿一个儿的都那么丑陋呀。”此话传入笔者耳中，沉思多日，故写此文。
一.“老三届”的基本评价
“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其中年龄最大的是66届的高三毕业生，俗称“老高三”。“文革”风雨袭来之时，他们正逢高考即将来临之际。如果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晚三个月发动，“老高三”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一场风雨，十年光阴，人生的道路由此转向。“老三届”中年纪最小的是68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1965年跨入中学校门，1966年6月停课时年仅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文革”中，他们在荒废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也头戴“知识青年”的桂冠被送上了南下北上的列车。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有32年。“老三届”中大的已年过半百，小的也有四十六七。在当今少男少女的眼中焉能不老，焉能不丑呢？其实，“老三届”们自己在相互审视时也会有同感。几年前，一男“老三届”曾约会一女“老三届”，想重温一次少年时代的同桌梦。男人留给女人的印象如何不得而知，而那女人衰老的容颜着实让那男人伤感了许久。
世间万物由鲜活走向衰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曾经激励过多少“老三届”。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只要自觉没有碌碌无为，虚度年华就不会懊悔。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回首花季之时，能够在记忆的长河中采到一朵浪花，让它闪现出往日的明媚和鲜艳就可以自慰平生了。而“老三届”却真的难说曾经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浪漫无邪的青春时代。“老三届”的青春时代是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的。“胡为”、“无为”、“虚度”、“懊悔”应该成为“老三届”人生回忆录中的关键词。
80年代初，“老三届”陆续从农村返城之后，作为一个共命运的社会群体已不复存在。他们消融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二十年又过去了，“老三届”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老三届”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节目中。“老三届”自己的回忆文章也一年比一年多。艺术的再创作，失真的回忆和人为的粉饰把历史上的“老三届”搞得面目全非。不断深化的对“文革”的否定的认识应该导致对“老三届”历史形像的重新复位。
一位有着四十年教龄的中学老教师曾经在一次家长会上说过，在她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老三届”孩子的综合素质是最差的。这位老师谈的是她的学生，但她无意中涉及了孩子们的家长——“老三届”的整体素质的评价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直率地讲，就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虽然有一些人也去上过三两年“工农兵”大学，可是，那种被“四人帮”推崇的“革命化”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含金量”之低是众所周知的。在1977年，1978年类似安慰赛的高考中，“老三届”中的一些幸运儿也曾金榜提名得到深造的机会，他们激动的心情不亚于农民土改期间分到土地时的感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有数字统计77级、78级入学新生为67万人。而这67万人中有多少“老三届”呢？最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10万人。而“老三届”的总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人。这150比1的比值说明，77、78年的高考确实改变了极少数幸运儿的命运，也将国家的教育体制引入正轨。但是，正是在这种所谓的“平等竞争”的考试游戏中，在中榜举子的感恩戴德声中，国家欠下的中断文化教育的孽债被名正言顺地一笔勾销了。而在那些为数可怜的幸运儿中，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人数不乏地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而那些浪迹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学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人确也不在少数。即使有个别人经过个人努力，事有所成，但绝对改变不了“老三届”作为一代人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而年龄又相对偏大，在各个领域里竞争无力，即将过早地被社会淘汰的必然命运。在最近几年的下岗大潮中，“老三届”已是首当其冲。
二.丑陋的“上山下乡”运动
丑陋的青春
多年以前，有一群“老三届”在北京搞过一个以“上山下乡”为背景，以北大荒农垦生活为素材的摄影展。影展好像唤做“魂系黑土地”，主题辞是“青春无悔”之类字眼。（注意：计算机只能从硬盘字库中调出“芜秽”“污秽”“误会”等词组。“无”“悔”两字只能分别输入）但是，一个思维健全，心态正常的人看过影展后都不会留下美好、健康的印象。照片上的人多是蓬头垢面，龟头鼠脸，神情和目光都很呆滞。要么做傻笑相，不知其所笑何谓；要么做英雄相，不知其意欲何为。他们的服饰也无款式可言，男女皆宜，中性得很。照片上作为背景的景和物多是一些驴棚，马圈，土坯房和高粱地什么的。不知影展的举办人想向来观者展示和说明些什么？这两年，这类照片又被汇集成册，以《老照片》的形式炫耀于世。那样的生活值得炫耀吗？1969年夏天，人类的使者在全人类的目光的注视下登上了月球。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用惊异的目光眺望人类的故乡———太阳系中一个唯一的，蔚蓝色的星球。它浮动在冥冥的黑暗之中，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发出挚爱的光和热。在这全世界都意识到“科技凌驾于一切的时刻”，中国的“老三届”们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还会有人去崇尚和再现这种丑陋的青春模式吗？
别人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旁观者的权利。“老三届”自己对“上山下乡”运动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上山下乡”运动是应该全盘否定，彻底否定的！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多么高深的理论而需要研讨的命题。“四人帮”倒台之后，国家默许千百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识青年”以高考、病退，困退等各种借口倒流城市，并停止强迫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以及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持续了20年的，恰恰是与“上山下乡”逆向的“打工潮”都从实践上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值，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比值是标志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村人口绝对地大于城市人口时，这个国家是无现代文明可言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为地将本来在全民总数中就占少数的城市居民驱赶到农村，将发展工业所必须具备的预备人员强制性地转为务农人员。这种国策是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相违抗的，是一种倒退。
“消灭三大差别！”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喊得最响的口号。以“上山下乡”为手段去减少城市人口以消灭城乡差别；以减少脑力劳动人员的数量去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做法是农业乌托邦主义在20世纪最荒诞的实践，其后果只能是社会的蜕变，拉大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与工农相结合！”也是一个被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一个阶级。而农民落后、自私、目光短浅。为什么不留在城市里去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或者干脆让自己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要去农村和一个相对落后的阶级相结合呢？实践和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它只能用来骗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
20多年以前，有人写过一首歌颂“文革”，赞美“上山下乡”运动的无耻长诗《理想之歌》。1976年1月它作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炮弹，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想是得到了姚文元的赏识和认同。据说此诗也是出自“老三届”之手。受到了一点贺敬之诗歌风格的影响，诗人的创作更象是在模仿。虽同属奉命文学，但它却少了些《雷锋之歌》的神韵，也不如《三门峡梳妆台》来得流畅。红卫兵文字的影响更是流露在字里行间，可又缺了点儿红卫兵文字中固有的傲气与霸气。总之很蹩脚，不伦不类的，象个四不象。诗中赞美理想的声音就象是痴人说梦，在当时就为很多人所不齿。它和后来成为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另一位“老三届”当年写下的朦胧诗的开山之作《相信未来》相比，显得那么冗长，那么做作，那么另人厌恶。
有人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这位气质浪漫的领袖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构思的称之为‘再教育’的革命性创举”。但是，认真考察“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其决策的动因中到底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成份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丑陋的动因
在“文革”中，因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无理中断国民文化教育和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件事情的互为因果的两个阶段。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且和学生有牵涉的只有两次：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但运动没有在中学生中进行，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而“文革”到来之时，中学生就在劫难逃了，千百万“老三届”成为这场斗争的殉葬品。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一开始就波及到中学。失控的校园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在即的1966年夏季的初考、中考和高考一律被取消。此恶端一开，中学的停课状态持续了多年，全国高等院校被关闭达11年之久。（如果以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为限，高等院校被关闭的时间也有七年之久）荒废学业的中学生何止千百万。
废科举，办学校是中国人在本世纪初作出的全民族的选择。从梁启超、严复倡办京师大学堂为起点，无论天灾人祸如何惨烈，作为立国之本的国民文化教育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就是在决定民族存亡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的文化教育也没有间断。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流亡大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栋梁之材。“文革”在这个层面上的确名副其实地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年代。子不教，父之过。民不教，谁之罪？今天，“文革”中断教育的后果早已显现出来了。除了官场和商场，几乎各种行业都存在着人才的断层现象，其中，科技、教育领域的这种危机尤为明显。当“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开始逐年成批地退休，离开科研，教育第一线的时候，作为一代人，“老三届”不能挑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担。历史也不得不无情地跨过“老三届”，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更年轻的一代。在全民高唱“科教兴国”的今天，应该清一清这没有偿还的历史的旧帐。文化教育停止了。但中国人的生育没有停止，婴儿们仍在出生，孩子们还在长大。“文革”搞了两年，形势虽然“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1966年“文革”开始时，五、六、七岁的孩子已经长到七、八、九岁，还迟迟不能跨入小学的校门。而“文革”开始时的在校的六届小学生也停课两年，仍被滞留在小学校园内。其中后来被称为69届、70届和71届初中毕业生的孩子们也由于国家教育体系的崩溃一直无法完成小学的全部学业和正常地升入初中。让三届，上千万适龄和超龄儿童同时进入小学校园的前提是：必须保证滞留在小学的三届高年级学生要同时离开校园。理由很简单：小学的校园和校舍是有限的，不可能容纳如此之多的学生。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学。而“老三届”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当69届，70届和71届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象潮水般地涌进中学校门的时候，“老三届”的学生却不能按照上述模式处理，顺理成章地升入高中和大学。当时的大学正在进行“斗，批，改”，伟大领袖还没有下“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决心。而取缔文科大学好像势在必行。既然是这样，“老三届”便处在一个下端挤压，上端封盖的尴尬境地。他们就象多余的环节注定要从社会的链条中被摘除去了。带着一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的头脑和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显单薄的身体，过早地离开校园，被抛向社会。如何处置“老三届”呢？让他们在城里就业上班吗？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扰得各行各业不能正常运作，很多企业都处在开工不足和停工状态，根本不可能“消化”如此之多的初、高中毕业生。可供“老三届”走的路只有一条：离开城市。
当“老三届”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放下书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时候，他们是义无返顾、责无旁贷的。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到今天也解释不清楚当年他们投入那么巨大的热情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到底是什么东西。历史没有嘉奖他们的无私，而是冷漠地嘲讽了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无知甚至使他们无从察觉自己已经被淘汰出局。与以往的右派下乡劳动改造不同：右派们在运动后期被赶向农村的时候，头上都带着刻有A字的政治帽子，而“老三届”被送往农村的时候却身披“知识青年”的圣袍如同皇帝的新装。当他们象废弃物一样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时候，他们还坚信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丑陋的“自觉者”
“老三届”不愧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总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自觉地涌现出来，想党之所想，急领袖之所急。只用“哗众取宠”四个字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尽然。这是教育的结果。说得玄乎一点，这也可以算作是政治上的心灵感应吧。用正统语言来描述，这是有党性的表现。
1966年6月初，“文革”热浪已经波及到了平静的中学校园。“老三届”被滚烫的政治气候熏烤得坐立不安。参与意识，表现意识已经成为一种自觉意识。6月13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说为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因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订新的招生办法。6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的同时转发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同学以班集体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她们在信中强烈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已经迫近的高考。她们将高考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相提并论，高呼要砸烂旧的升学制度。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致毛主席的信和写给全北京市师生的倡议书也同时被刊登在那一天的《人民日报》上，他们用更狂热的语言表达了“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愿望，并发誓：“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决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老高三”中都出现了类似的言行。上海六十一中高三（三）班的同学贴出大字报，长沙一中高三（三）班团支部致信团中央，他们都在控诉旧升学制度的罪恶，都要求取缔旧的升学考试制度。取消高考，中断国民教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不便由国家出面直接倡导的。打民意牌，可以把少数高中生由于头脑发昏表达出的非理性的愿望强加在几十万“老高三”毕业生的头上。本文作者并不想过多地指责当年写信的同学，他们也负不起误人子弟，危害国家的责任。他们舍弃了自己桃李芬芳，欢歌一堂的时光，就以为担负起了天下的兴亡；他们过早地、盲目地进行了选择，可扑面而来的却是不断增长着的民族内耗的滔天浊浪。实际上，有没有这样一些信出现，“老三届”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一场摧枝落蕾的桃李劫是注定要降临的。应该反省的是：“老三届”作为一代人，在被剥夺学习文化知识的基本权利的历史性时刻，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麻木。虽然个别人有一些反应，也不过是不健全的政治神经的抽搐而已。这是社会的文化虚无主义在“老三届”身上结出的，必须由“老三届”自己来吞咽的恶果。
教育停止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堵死了。浑浑噩噩的初中生整天陶醉于革命和造反，废寝忘食地忙碌着。而高中生，尤其是年龄已过20岁的“老高三”的学生已经开始考虑人生的走向。选择的余地很小，绝大多数人对未来感到渺茫。但是，也有极少数“冷静者”在那昏热的年代，凭借青年人不应有的社会经验和政治敏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曲线迁升的道路。
1967年的秋天，中学的“文革”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老三届”的去留问题尚未提到日程上来。北京的“老三届”中有“十男十女”（“老高三”的居多）不知是因为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旋涡还是想寻找新的兴奋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庄严誓师，然后奔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扎根落户。这“十男十女”颇具浪漫主义的举动如同前文提到的女一中高三班的那封信一样，引起国家的高层的注意，舆论工具广为宣传，一时风头出尽。他们的举动为高层处置“老三届”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一年以后，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终于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令。与那先知先觉的“十男十女”自愿去草原的情况不同，“上山下乡”从此成为一项强制性的政策。
当年火车站送别的歌声、喊声和哭声早已飘散。落户农村的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也早已作鸟兽散。那“十男十女”可能是最先卷铺盖卷返城的一伙人。当年的“模范带头”作用早已成为他们仕途上的一块垫脚石。“坚决同贫下中农相结合，永远扎根农村边疆！”的誓言象一声响亮的臭屁，放过之后就无声无味了。和许多“模范知青”（比如蔡立坚）相比，他们的誓言要廉价的多。70年代末期，“老三届”的返城大潮逆不可转，历经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落潮了。却有近百名有全国影响的“知青”联名发出了“坚决扎根农村六十年”的最后一声狂吠，理念之迷乱，时务之不识，冥顽之不化已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度，发誓很随便，背叛自己的誓言也很随便。谁也不会因不遵守自己的誓言而遭报应。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在这种善于政治投机的人的灵魂深处总有一块阴暗的地方，阳光照射不到，只好一直糜烂下去了。丑陋的实践
1965年9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说，从1955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全国有一百万知识青年落户农村。十年以后，1975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辉煌胜利 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为标题，向世人宣布：自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以来，七年的时间里已有“一千二百万知识青年光荣务农”。“文革”前后，全国平均每年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从十万激增到一百七十万。在造成这种大规模地将城市青年驱赶到农村去的诸多原因中有三条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教育事业的停滞甚至倒退；工业发展的相对缓慢；解放以后无节制地被生育出来的人即“老三届”及其弟妹进入了被迫就业的年龄段。
“上山下乡”运动起源于50年代中期。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兴起在60年代初期。“文革”前夕“上山下乡”政策带来的社会弊病已经显露出来。老一代的“知青”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向社会作出过强烈的反应。“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和“老三届”在“上山下乡”运动面前表现出来的愚昧，尤其是国家制定的铁打的“上山下乡”政策使得“老知青”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教训和全部争取人权的努力付之东流。
然而，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中，“知识青年”始终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而这种不安定首先来自“知识青年”的内心。许多“知青”的回忆录中连这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都不敢承认。虚伪是“老三届”群体品格中最显著的品德之一，由此可见。正象“文革”以前，很多“老三届”背上粪桶去掏粪，恶心的回家后连饭都吃不下去，可是却在入党，入团申请书上大谈特谈自己的心灵是怎样被屎尿之液洗净了一样。
虽然“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和广大的农民及其子弟相差无几，可是，一种因为自己是来自城市而产生的优越感使他们的绝大多数从内心深处看不起农民，也看不起农民的孩子们。就是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贫民的子弟在农民面前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三十年后“老三届”撰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随处可见，虽然他们也承认得到过来自农民的厚爱。“老三届”和更老一代的回乡“知识青年”例如邢燕子、董加耕相比，缺少的是朴实与忠厚以及对乡亲对土地的那种梦牵魂绕的乡情。异化了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的情感漂浮在半空中，无法升华又不甘沉落。春天，他们虽然和农民一起在田间播种，秋天，却不能在和农民一道收获时同时收获喜悦。秋天是他们返回城市的季节。他们将在无聊和空虚中度过一个漫长的，城市的冬天。把自己失落的脚印留在城市阴冷的街道上，把自己迷茫的身影留在城市人怜悯的目光中。当春天再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只好又无奈地回到农村。年复一年，他们象“边缘人”一样游荡在城市和乡间。那种心不守舍，身魂两地的精神状态曾经那么痛苦地折磨过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那种感觉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在众多“老三届”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这种落魄的感觉没有被记录下来。
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改变自己“知青”身份的活动是和“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同步进行着的。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如果有人愿意考证一下“走后门”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它与“上山下乡”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权利对于看似平等的“知青”大军的瓦解作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十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自发和自觉作的一件共同的事情就是抗拒被农民的同化和不惜一切代价返回城市。每逢升学，农转工，调干的机会，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女的不惜出卖色相，男的不惜以死相要挟。他们希望离开农村和农场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着太多的贫困和太多的愚昧，基层的恶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们的青春。邓贤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向人们再现了中国知青族被欺骗、被强奸、被虐待的生活场景，还原了一个绝望、混噩、丑陋的群体形像。而在更多的“知青”回忆录中，这丑陋的一切被掩饰的无影无踪。这种少数人的掩饰比起大多数人的沉默要可恶的多！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把历史悲剧幻化为正剧；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把历史的真相化为一场人生的悲剧，这是必须正视的。
发生在1973年的“张铁生事件”已逐渐被世人淡忘。但是，在几乎每一本“老三届”编写的以歌颂“上山下乡”运动为主题思想的“知青”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指责张铁生的文字，内容也如出一辙，说，要不是张铁生，自己就可以上大学了。云云。今天，回首往事，应该为张铁生说句公道话：他何罪之有？为什么不去谴责无理中断全民文化教育的决策者，而要嘲笑张铁生是“白卷先生”？为什么不去控诉将整整一代应该在学校读书的青年人驱赶到农村边疆的作法，而要指责张铁生是一个“大学迷”？张铁生是“老初三”的学生，他没有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后，搞了两年“革命”就去农村劳动，一干就是五年，文化考试考成那个德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物理和化学两门只得了6分，数学61分，语文38分）。如果用那套卷子在1973年对67届、68届、69届和70届的初中毕业生进行全国同试，多数人还考不到张铁生这个水平，“白卷”大军不会少于一千万！几乎所有的“老三届”都读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但是，当他们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的时候，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一代人进行抗争，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倒是张铁生以他特殊的方式，用他的“答卷”向社会，向统治者发出了“我要读书”的乞求声。其相虽丑，其声也悲呀。
纪念丑陋
前两天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为了纪念“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某公司准备发行金卡，数量三万枚。虽然没有消息证明有“老三届”参与了这件事情。可除了“老三届”还有谁会如此热衷于这件事情呢。
凡是发生在历史上的，值得后人纪念的事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五·四”运动对科学和民主的呼唤是本世纪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和最值得纪念的创举。而“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涉及的人有上千万，持续的时间达十年之久，但是，它背离了“五·四”精神，没有给中国带来丝毫的社会进步。有些自己感觉混得不错的“老三届”总是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粉饰“上山下乡”运动，以证明自己的青春没有虚度。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虚构了一个可以欺骗自己孩子们的神话，一个中国拓荒者的神话。但是，从黑龙江的北大荒到云南的西双版纳；从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内蒙古的大草原，“老三届”没有开发出一处“辉煌的西部”，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片片枯萎的橡胶林和因过份砍伐树木形成的一座座光秃的山岭，和被他们遗弃的，已经长大成人并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区别的亲骨肉，还有那至今都难以启齿的羞辱和痛苦。“上山下乡”运动是十年浩劫的副产品。是“文革”这部反文化，反文明的大合唱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声部。“文革”是国耻。国家之耻，国人之耻。“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中国青年的耻辱。如果一定要纪念的话，那就应该只是为了这曾经发生在共和国青年人身上的悲丑剧永不重演。
老三届反思只对自己：不平等观念深入骨髓
(2011-04-05 15:07:38)转载标签： 杂谈
分类： 时评杂文核心提示：我后来读到很多老三届忆苦思甜的文章，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之类，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曾经堵住过那些农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经地义，农家子弟被堵在乡村也是“天经地义”。这种不平等意识，已经潜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始终没有受到过正视，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朱学勤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朱学勤
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有时果然在外溜达一夜。最爱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还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我喜欢趴在栏杆上，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但是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却不愉快，甚至还有恐怖。九岁时随母亲返乡，在老北站的昏暗灯光下，几个犯人五花大绑，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着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就坐在我和妈妈的对面，闷闷地不发一语，瞪了我们一路。“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就是昏暗灯光下的五花大绑，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成年后不幸染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恶业，七个字，除最后一个，字字犯忌。但是看同行注解“国家”与“社会”，用英文、法文、德文下成百上千个“注”，中国学者在后面跌跌爬爬，捡拾不已，却也还是按奈不住。有一次在家给研究生上课，聊起国家税收和黑社会勒索保护费有何差异，竟然发生思维短路，脱口而出：“什么是国家？合法的黑社会；什么是黑社会？还没有合法化的国家。”两个外省来的好孩子大吃一惊，赶紧低头，望本子上捣蒜般地猛记；我自己也吓一跳，情知失言，一不小心把我火车上的童年创伤用“学理语言”说破了。
一
1966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二十块钱，安排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我们是在那一年11月16日离开家门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车站内人海鼎沸，汹涌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就象海潮冲击一段已经溃决的小岸，哪有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学生们冲上站台，黄军装，红袖章，指点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那一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确实比1949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结果发现人太挤，无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车。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于是别转身随众人涌入，一屁股坐了下来，管它向北向南、苏州杭州。车停处，还真是杭州，这就是我的串联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开始还很自觉，总是在浙大、杭大围着大字报转。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后还是去西湖、六和塔探头探脑，参与了“游山玩水”。大串联岁月，“游山玩水”是个很不好的字眼。后来听我爱人说，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在杭州一个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拼着命抄。为此，我很长时间觉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与偏执，验之文革，确实如此。
一星期后，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49次特快是中午12点半进站，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们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北京小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众人齐声发喊，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
但是到一定高度，支点与力点拉开距离，扁担就使不上劲了，双方又成僵局。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象塞一件小行李一样，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逐渐安顿下来。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
那样的单纯爽朗，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暧昧的哄笑，但在当时却很平常，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头顶上还有两个上铺，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是内迁支援广州建设去的，拖儿带女，还有一个老人。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约定，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我们没花钱，再挤，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就这样，底下的人站着，上面的人睡着，两天两夜到广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象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近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视作报应一端。比如当时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广州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前朝建筑？真是一个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沙河，到市区必经过一条“先烈路”，而“先烈路”纪念的并不是江姐、刘胡兰，而是国民党，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军将士公墓等。那些建筑的风格也很独特，既有南国风味，还有明显的西洋风格，两者糅合，不协调，却也不难看。我对广州的这一早年记忆，后来在美国南方游历时得到印证。那里也是与北方不一样，到处是纪念南北战争的建筑，而且总与北方说得相反。从此我对南方这一简单的地理名词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凡地处南者，有“它者”意蕴，被遮蔽着，却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底下蠕动，温暖暧昧，使人不敢遽断。
两年一过，老毛变脸，“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挥手，把青年学生往向乡下撵。那时坐火车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几百万知青下乡，几乎是哭喊着从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旧的老北站，就是这一喧闹的硕大产房。谁也受不了这样的分娩，何况三、五天就要来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这一光荣任务转移到远在北郊的彭浦货车场。彭浦货车场空旷，潦草挂几条红色横幅，就算给孩子们送行。送的人多了，热烈欢送”这四个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块“黑龙江”，明天蒙一块“云南”，后天再蒙一块“内蒙古”，下个星期如果又是“黑龙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几个地名拿掉就是了。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闹，回来说：“先是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响，火车一晃，哭声马上响起来，压住了口号。一万个人一起哭，吓死人！”
我那时虽然左，决心到一个当局没有动员的地方去插队，所谓“越是艰险越向前”，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泪，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细故而大吵一场。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离铁路远，以后每到县城办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向着上海方向回望。这种对火车、铁轨的眷恋，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说明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牢靠，回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说。但是每年到秋后，就会萌动思绪：今年回不回？头一年秋后算帐，共得余粮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张从兰考到上海的座铺票。买了这张票，等于后一年不吃不喝，这就绝了坐火车回去的念想。我后来听说，1979年知青刮起回城风，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让步，一是云南知青集体请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体卧轨，惊动了国际观瞻。冥冥之中，似有一报还一报？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离开生身城市的，最后争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轨而得以实现。
二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先说爬货车。
河南太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就想随老乡去要一回饭，闯一回江湖。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份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象个偷地雷的模样，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火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停，而是通过，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从到达场下车，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戴眼镜的贫下中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白面馒头糊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狼吞虎咽。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升火待发，全停向一个方向，场面很壮观，也很迷人，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象偷地雷的样子了。
这时，一个摇着号子灯象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过来了。他看出我们的窘境，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原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信号灯，两列三行，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灯下待命的火车头出发后，究竟奔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密电码”，我们终于得救。夜幕下的郑州出发场，铁轨密如蛛网，蓝色信号灯闪烁不停。我们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一列马上南下的火车。火车折向京广线后，要比陇海线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气，新郑、长葛、许昌，一路不停，全是通过，比特快客车还威风。
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来，大口地喘气，加煤添水。我们正得意，突然听到天桥上有人惊恐地叫喊：“你们不要命啦？快换地方，换地方！”原来不是来抓我们的警察，而是一个铁路女职工路过天桥，偶然发现停在天桥下的这列敞棚车上有两个“乘客”，坐的位置极其危险，才大呼小叫起来。她在桥上，我们在车上，一时听不清，双方又喊又比划，就象聋子的对话，半天才弄明白危险所在：这节车满载原木，前头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挡，我们就坐在那个空挡里，如果火车遇到意外紧急刹车，身后的一车皮原木控制不住惯性，挣脱捆绑的铁丝冲上来，非把我们撞成两张薄薄的肉饼不可！真要感谢这个善良的女职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这两个“盲流”抓起来，而是指点“盲流”离开险地，另找一节安全地方。这一来，我们就不是偷地雷的鬼子了，而是相反，象铁道游击队那样，掂着布包袱，在车厢顶上跨着走，而那个铁路女工，就象芳林嫂那样，站在天桥上远远指点着我们。每跨一节车皮，我们就回头看一次芳林嫂的手势，张嘴作询问状。终于找到一节装机器的敞棚车，而且是在机器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坐好，穿制服的芳林嫂才停止手势，放心离去。
接下来就是豫南信阳地区了。路边逐渐出现了水田，还有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绿了。离开南方两年，终于又看到小桥流水了，我们站立起来，兴奋地向着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实听不见，但也挥舞着手臂向我们致意。可惜乐极生悲，火车停靠湖北第一站--广水，我们就被逮住了。
因为此前碰到的铁路工人都那么善良，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想当然以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就大模大样地下车找水龙头洗脸。不料，广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们这些叫花子模样的人，我摇着毛巾走过去，一下撞个正着。他们是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护院的，不让河南的要饭花子进来窜扰，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在文革中就有，相邻两省经济上有差异，自然会生出些歧视。湖北警察把我们这两个奇形怪状的河南盲流押下来，十分得意，一个劲地盘问，而且语多不屑。我因为有郑州出发场的经验，也知道一点湖北人鄙视河南人贫穷的故事，一开始就说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来要饭的难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队的知青，争取坦白从宽。不料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说国家没有向河南派过上海知青(这也是实情)。于是双方因上海问题而陷于胶着。说上海话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也就无从证明我们的上海原籍；反过来他们又提出很多有关上海的问题，考考我们是否知道。我今天还记得一个深刻的问题是：崇明岛在上海的哪个方向？那当然是对答如流，问不出破绽。这些人只得悻悻作罢，但是结尾留有一个报复：不许我们乘原来的那列货车离境，非要我们掏钱买票坐下一趟客车到武汉。这一报复的含义不仅仅是逼着我们花去全部盘缠，上车以后才知道其狠毒用意：两个学生模样的贫下中农，蓬首垢面脏兮兮，其中一个还戴着眼镜，在客车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够了奚落。我这一辈子对湖北佬没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经历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泽东式浪漫行乞，就是这样流产的。我恨湖北，因为它歧视穷人，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南方”。民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诚哉斯言，信然！败坏学术风气：学术精神沦陷始于这一代人
2011年03月02日 23:00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作者：祝东力 黄纪苏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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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实际上，学风之败坏，就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当年造反、串联，甚至打砸抢，20年后转移到了学术领域。
红卫兵 资料图
学风败坏，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以下简称祝）：今年过了一多半，学术思想界的热点，一直集中在学术规范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争论，有学术层面的，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但意识形态的争论很快就掩盖了学术层面的探讨，甚至越来越短兵相接，有近乎肉搏之势。学术思想界的这种状况，当然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一个集中反映。但是，既然是学术思想界，就应该更多一些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我觉得，我们不妨后退一步，从更大的视野，从中国当代社会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从学术思想史和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特征，来审视剖析一下眼前的这个热点问题。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以下简称黄）：朱学勤、汪晖二人涉嫌抄袭事件本身，有多少属学术，多少属政治，多少属文化，多少属历史，这的确需要一种分析的态度。分析方法在中国其实不缺，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本《分析时代》，很有影响。目前缺的是分析的态度或愿望。
近些年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越来越淡出思想辩论的舞台，讲理的空间越来越小。教授研究员们一说就吵，一吵就骂，一骂就翻。吵和骂所配套的手段是过度简化、符号化、政治化，不是给自己戴帽子，就是给对方扣帽子。翻脸之后的方法论就更不堪了，全是武术学校那一套。
我原来跟老婆开玩笑说，咱家也挂牌吧，挂个“理不到处”。其实这牌子倒真适合充满戾气的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往前追，十之七八都有个不愿讲理或没处讲理的环节。这次事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普遍趋势，令人不安。
祝：我发现，很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想情况其实不太了解。历史地看，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风气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我的记忆来说，1985年以前相当好，1985年以后比较差。
这里涉及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改革进程。1984年年底，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文艺界学术界风气为之一变。文艺界八仙过海，什么实验小说、八五新潮之类，不管有没有思想和艺术的准备，一哄而上，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学术界也一样，不管有没有知识和理论的积累，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上。一方面是新观念新方法，另一方面是中西文化比较，成为学术理论界的两大热点。
第二个因素是知识分子的代际特征。从“文革”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学术界唱主角的是中老年学者，红卫兵－知青那代人大多还在求学阶段，被笼罩在前辈师长的身影之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开始就迥异于前几代人。
黄：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术不规范，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人都那样，既不是事实也不公道。
前两天跟一个朋友也聊到上世纪80年代风气。上世纪80年代学界的老年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费孝通这拨儿。中年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期李泽厚这拨儿。这两代总体上说为人比较本分，学风也相当严谨，甚至略嫌死板——李的思想在同辈人中算是异数，但学术上仍是规矩中人。学界青年是40末、50后这拨儿，尤其是50后，他们在“文革”中由少年儿童长大成人，其间不是钻窗就是翻墙，基本上没走过正门，没迈过正步。他们的人格特点是敢想敢干、无法无天，用我一个朋友（任继愈的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跟人打架时向对手做的自我介绍就是：“告诉你，‘文革’过来的，40岁以上的，可都是流氓！”
作为时代的人格烙印，我想“文革”一代青少年儿童——包括我自己——身上除了大家津津乐道的“理想主义”之外，也都有股不服不忿不吝的“流氓”劲儿，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具体人得具体分析。我们胡同有位右派的儿子，老高中生，成天抱本《唐璜》、《莎士比亚》什么的，特别“绅士”，但他的想法做法跟老实巴交的老大学生一代终归不同。
可以说，这拨儿“流氓”是“文革”留给市场经济的一份遗产，是乱世赠与变世的一份厚礼。离开这样的人格资源，很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轰轰烈烈。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阵“野性”这个词儿比较时髦，充满野性的半人半马作为社会转型的冲锋队或敢死队冲决罗网，别开生面，放在大的历史视野里积极意义不能抹杀，但副作用也是明摆着。
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前期是短暂的治世，一晃而过。那十年可算得上当代风气的“黄金十年”（从民国史借个词儿）。体制基本上还是旧体制，社会流动的渠道还不“多元”，“野路子”不但法律上禁行，道德上也被蔑视。价值观也还没走到“英雄不问出处”、啥手段好使使什么的那一步，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时代精神还是在传统的“正道”上一路奔走，道边的标语全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之类。在这样的体制和价值环境里，剽窃的事情并不多见。
祝：1985年之前学界剽窃抄袭的情况确实很少，就我了解的相关专业范围来说，比较有影响的只有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和上世纪80年代初韩进廉的《红学史稿》。这两本书都有人撰文揭露其抄袭，但在那个时代，类似的现象可以说寥寥无几。
1985年以后风气陡然一变。我那时还在读研究生，记得1985年或1986年，有一天在北大大饭厅门前西侧的阅报栏，看到贴出一张《光明日报》，大半个版都是某某担任主编的某编委会名单，还有这个编委会编辑的“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书目，以翻译的西方哲学类书籍居多，大约有上百种，每本书都标有中译者姓名。我因为在哲学系读研，了解点情况，知道其中许多西方名著当时并无真正的所谓中文译者。那其实是跑马圈地，因为怕别人或别的出版社也要译同一本书，所以先随便安个译者名字，相当于现在的恶意抢注。我们几个同学当时对这种“吃相”就很不屑。那个编委会的绝大多数人就是40末、50后。
实际上，学风之败坏，就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当年造反、串联，甚至打砸抢，20年后转移到了学术领域。包括年轻时的何新，也有贪多、图大、求快的毛病，十几年前我在书里评论过他的学风问题。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抄袭剽窃，属于钻窗翻墙抄近路，但学术界的规矩的确被破坏了。这一路下来，影响到后来的20多年，再加上别的因素，到今天，学界、高校的学术腐败已经积重难返。
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
黄：“黄金十年”里，青年学人跟在中老年师傅后面学徒，“老师”长“先生”短的再配上些“之乎者也”，看着颇有古风。但听他们私下骂人话之纯正、下流话之地道，跟前辈学人大不一样，更别说传统的“士林”、“儒林”了。
十年一觉，等到青年学人学徒期满，正赶上社会大转型，什么下海潮、出国潮、寻宝热、特异功能热，一时间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整个社会风气由正步改为醉拳，又东倒西歪起来。青年学人骨子里的红卫兵也结束了冬眠，一跃而起，回老家似的走进新时代。市场新时代崇尚工具理性，讲究小投入高产出，最好不投入光产出。不择手段开始成为最佳手段——能拿干嘛买，能加塞儿干嘛排队？“老实”、“厚道”、“本分”从此成了贬义词。
我在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说到那一段时也感叹过：说你“老实”可不是夸你／说你“邪性”可不是骂你／说你“本本分分”可不是抬举你／说你“乍乍乎乎”可不是数落你／说你“人挺可靠”是说发家致富靠不上你／说你“混球一个”是说将来混得好的可能还就是你！
当然，风气的影响不会搞绝对平均主义——每个青年都一样。“逍遥派”还在南窗下逍遥。而“造反派”听着窗外哪个同学一夜发了，心里又空又慌又躁之际，就近造他娘的学术规范、“资产阶级法权”一回反，也是可以理解的。
祝：红卫兵－知青一代和“文革”前的大学生截然不同，有的可能只相差几岁，但思想性格上的差别却非常明显。“文革”前的大学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这十七年体制的产物，就像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说的驯服工具，忠诚可靠、循规蹈矩、温良恭俭让，是传统儒教加斯大林主义培养出来的思想性格。红卫兵－知青一代却不同，他们在人格形成的年代，突然遭遇到“文革”那样千年不遇的政治风暴，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问题。“大字报”、“大辩论”，造反、串联、武斗，然后又是“上山下乡”、进工厂或当兵，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摸爬滚打。这大概也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一代人，其中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尤其如此。
对这一代学术思想界人物的特点，我以前也做过分析。与前后几代知识分子相比——比如前边的“文革”前大学生、后边的60后学者，他们有更多的大抱负、大视野、大思想，同时又具备底层社会的经验和生存能力。他们的优点和优势非常明显，缺点和劣势也同样明显。这当然是两代人之间整体的、粗略的对比，不排除个别人的特殊情况。总之，红卫兵－知青一代知识分子获得独立的学者身份，正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应该说，汪晖和朱学勤都属于这一代中的佼佼者。黄：这一代“小将”出身的学人，跨越社会光谱之宽，拥有社会身份之众，比较接近“五四”前后一代青年——西方一战、二战中的青年其实也差不多。复杂的经历和身份给了他们观察社会人生的多重视角，跟庙里的“千手千眼”似的。他们当然有短处，但其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内涵，不是“空疏”所能概括，也不是南窗所能望尽，更不是三岁就开始学英语、三十岁还在学英语的承平时代学子可以嘲笑的——那位叫Isaiah的网上青年嘲笑朱学勤英语不行的态度并不可取，有点小松鼠跟短尾猴比谁后面长了。
这一代红卫兵－知青学人，他们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应是当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身份，除了前面说的“流氓”（去掉贬义），还有“导师”。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伟大导师”，其实他们也是，只是尺寸小点。他们跟着伟大导师比画了一二十年，想不比画都收不住。更何况时代又提供了继续比画的机会：前三十年的路线到“文革”结束时已经走不下去，中国需要换路子，往哪儿去，怎么走，当官的心里有数但没底，特别需要两种人来帮忙。一种是禹作敏、年广久之流，相当于柬埔寨踩地雷的水牛，要靠他（它）们踩出条血路来。一种就是“导师团”或“教导团”了，要靠他们广搜古今中外的各种路线图。
祝：“文革”涉及中国和世界的根本出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其问题意识就不是通常的学科、专业所能限制约束的。上世纪80年代初那会儿读李泽厚，曾经觉得他的治学路子很宽，美学、中国思想史、康德哲学，都有系统的论述。可是到了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在跨学科跨专业方面比较起来，李泽厚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像何新，哲学、逻辑学、美学、历史、训诂、文学批评、经济学、国际政治等等，专门论述过的少说也有十几个学科领域。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文革”结束后恢复十七年体制，上世纪80年代清理“三种人”，培养提拔“四化”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以，上世纪80年代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一般是听招呼、能办事，思想上个性上大多乏善可陈。这形成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和任用标准。所以，依照这种价值观和标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个别高干子弟，其他特别有个性和思想的人，不管什么观点立场，经过层层筛选，在仕途上大多不会有什么前景。于是，不少人下海经商，不少人进入学术思想领域。这两拨儿人，虽然进了商界和学界，但都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有极大的政治关怀和热情。这种关怀和热情反映在治学特点上，就必然是政治大于专业，思想大于学术。
黄：红卫兵－知青一代学人当过两种徒弟，即学校老师的徒弟和毛主席的徒弟；毕了业要当两种“导师”，即博士生导师和中国导师。两种选择可以非此即彼，也可以两头兼顾，还可以有所侧重。有的人觉得学术小世界够大的了，就是它吧，于是边走边背诵小世界的旅行守则、“十要十不要”之类，果然一步一个脚印走成小世界纯然又斐然的专家学者——江山不是不想指点，但打算指导完最后一届研究生即退了休再指点。有的人则觉得学术小世界虽然放得下自己饭锅饭碗，但放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博士生导师要当，中国导师更要当。中国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都是一身兼着两种“导师”。两种“导师”各有各的侧重、路数、功夫和标准，彼此虽有重叠、互补、相得益彰的一面，但也有关照不过来、顾此失彼，甚至有你没我的时候。
汪晖、朱学勤身上也都存在这样的身份矛盾和尴尬。先说朱吧，学术并不是他的“长板”（从他那儿抄个比喻），也不是他人生的主要追求。《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最核心的意思是告诫中国人，革命没有革出好的，换别的道吧。这样的“警世通言”本来跟《芝加哥文体手册》没多大关系，可你既然把它写了博士论文，又用它换了学者身份，就别怪刺客拿着此类手册随时登门拜访。汪也是两种身份冲突挺大的一位，在左翼学人中，属他“学术”气最重，不把檄文写成论文不罢休。他好像还参与推动过上世纪80年代思想向上世纪90年代学术的转变，提倡过“学术规范”，如今却绊在了学术规范上，就像他身上的另一组悖论——“不”西方的主张和SO西方的表达。朱、汪二位作为学者都有失严谨，作为思想者却不失严肃。两种利弊互见的身份及其矛盾，虽非这次事件的最核心部分，却是我们理解其背景的一个必要角度。
不是没有规则，而是不讲原则
祝：朱学勤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我原本对他的印象相当好，他能把深奥刻板的理论问题论述得那样生气勃勃、激情澎湃，确实有点“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更是“文化大革命”的气息。可惜他的自由主义立场过于偏狭，所以这些年的思路似乎越走越窄。
汪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读书之多，涉猎之广，在当今的人文学术界是很少见的。他的学问的繁琐和细密，很容易让人想起——从乾嘉学派到钱锺书的苏南地域文化和学术传统。在这次事件中，有这么多学者和网友不顾一切地挺汪，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汪晖有一个特点，就是摊子铺得过大，在论述一个问题的时候，总要牵涉进许许多多相关——甚至不那么相关——的问题来，而且要一并展开论述。对这些问题，他当然都有过涉猎或研究，但不一定都做过系统的透彻的研究。问题就在这里：要按照专业学术标准展开论述，从论点到论据，没有深入系统的透彻的研究，是不足以支撑的。所以，他就必须大量借助于二手文献。而如果把这些借用的二手文献全都一一注明，不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恐怕都会不胜其烦，而且也太像读书笔记了。所以，就形成了目前汪晖的这种不完全注释的方式，有一些对别人成果的援引前一段有注释，后一段没有注释。这是对汪晖的一点技术性分析。
黄：我没有读过原始文献，但从那些小孙怡让、后段玉裁对版本的校勘、字句的核查看，汪、朱的情况有相似之处，都是引了别家的东西而未一一明确标注。问题看来都是有的，至于如何定性，可以交给知识产权法的硬杠杠去做判定，也可以参考当年和当今的未成文法、即学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规范去慢慢计较。
这次事件山重水复，机里藏机，变外生变，看得人眼花缭乱。目前最需发言者能不党不私，诚心正意，本着对公众负责、对学术负责、对个人负责的态度，从小处入手，向大处着眼，公正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知识界如果连这件事都干不好，那还能干什么？自古以来，读书人就是中国社会自我反省、自我纠错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的说是一支健康的力量。近一二十年来，知识界的腐败与腐朽因市场化的环境和官僚化的体制而愈演愈烈，知识分子的集体形象江河日下。这个群体在道德人格上的覆灭，会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致命一击。公众包括媒体对此次事件反响之强烈，正反映了人民对这个群体的期望与失望。
祝：从小处入手，就是要逐步建立一套比较细化的中国学术的写作规范。
其实将近10年前，历史学者王笛就针对中国学界的问题，撰文介绍过《芝加哥文体手册》。这当然不是说要照搬谁的制度，而只是作为一种参照。因为鉴于今天的社会风气，建立中国的学术规范，不能再仅仅停留于道德的呼吁或谴责，而是要有一套硬件的基础设施作为依托，要有一部大家公认的、可作为依据的行业法典。我不太同意把这些年的抄袭成风归咎于讲究学术规范本身，所谓学术规范本身鼓励引用别人的论述，鼓励鹦鹉学舌，因此鼓励变相抄袭。在社会整体教育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在写作成果发布平台即互联网便捷化、大众化，导致写作者人数呈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必须相应地提高学术的准入门坎，明确区分专业学术写作与非专业学术写作。专业学术写作必须在充分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必须为每一个论点提供准确的、充足的论据，这必然要求比较多的引文和注释。同时，按照这个标准，抄袭还是没抄袭，在什么程度和意义上抄袭，其实不难判断。
黄：1990年代以来是学界订规则最细密、同时也是学人出事最频繁的时期。问题的症结似乎不在于没有规则，而在于不讲原则。像当年王铭铭学术不端成那样，连“孟修斯”都闹出来了，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刚刚开完他的会没几天，《读书》上便见到他的新作。不是说犯了错误就得一棍子打死，但学术共同体总该讲点原则，有个态度吧？就算他人才难得，观点有益，但他的作为和你的反应会对学界起什么样的示范作用，会对学术风气产生什么样的正负影响，难道不应该考虑么？
因此，我不反对从技术和规则的角度抑制抄袭等学术恶行，但我更相信治本之道在于整顿人心、树立原则，营造正气。在整个社会心理及价值观大环境坏了这么多年、坏到这个地步的今天，说这些的确近乎痴人说梦。尽管如此，公众对这次事件空前的关注程度，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还存在着推动人心向善、风气转变的强大动力。这股动力目前特别需要公心的引导，而不是私心的利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派别的阴影挥之不去，小团体的私货随处可见，这未必一点不利于事实本身的澄清，但不大可能推动事态朝着符合公众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本来抄袭行为大则与价值制度环境相关，小则与个人作风品格相关，与自不自由派、新不新左派没有内在联系。
党争派性的继续插手不大可能使这次事件成为改善学界风气、重建知识分子信誉的一个契机，很有可能让它沦为一场让公众越看越无聊的闹剧。希望各方珍视不多的机会，管住私念，拿出公心。只要公心在，中国学人岂有连这点事都说不清、摆不平的道理？若公心不在，从五洲四海请多少余英时、齐泽克——就是把真貔貅弄来——也无济于事。
能不能妥善处理、解决汪朱事件，对中国社会是一个考验
祝：这次事件一开始，王彬彬先是在《文艺研究》上发文，虽然用词狠点，态度横点，但基本上还是学术的讨论。《文艺研究》也是一家行业内的学术刊物，没有一些网友想象的什么内幕和阴谋。《南方周末》重新全文发表王彬彬文章，是非常破例的，于是“汪晖涉嫌抄袭”变成了媒体事件、公众事件。但想想也并无不可。因为既然高等教育大跃进，现在每年600多万大学毕业生，关注学术理论、关注学术界的就不会再是一个小圈子。但这的确使整个事件复杂化了，需要特别慎重地分析和评判。
所以，一方面是从小处入手，另一方面要向大处着眼，第一，就是要考虑到这一代学人的特点，包括上面提到从“文革”到改革的大时代背景，以及思想家兼学者的双重身份。这一代人的大视野来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每一代学者都能具备的，这是他们的优势，相应地也就有他们的劣势。思想不可能恪守学科专业的界限，它跟着问题走，可能会从社会学走到经济学、政治学，又走到法学、哲学、历史学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容易出现学术违规的情况，比如过度借用二手文献而未完全注明，这可以理解，但必须纠正。向大处着眼的第二条是，中国面临社会重建的任务，需要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不同立场如果长时间都拥有众多追随者的话，那么就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立场仅仅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就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理学与心学，或者就像西方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等一样，在每个领域，都会有长期对峙而又互补的两种路线或立场。在社会思想领域也同样如此，自由派与新左派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和群众基础，好像没有必要搞得这样你死我活，特别是掌握强势媒体的一方，更应该厚道一点，采取建设的态度来处理目前的这一事件。中国未来前景，经济增长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社会治理方式，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可以说，这次能不能妥善处理、解决汪朱事件，对中国社会是一个考验。
黄：最后再就当事人说几句。朱、汪各自所持立场、所做工作，分别属于对中国前、后三十年两种体制及其弊端的正当反思。朱的作品包括他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是可以看出理想主义底色的；而且，在自由主义学人中数他和吴思有智慧，不是那种俩眼发直一点余光也没有的角色。汪晖和黄平主编《读书》十年，为开阔知识分子视野、探索中国道路和人类发展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消息”，贡献不可谓小。
现如今，两条意识形态路线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被对立的双方当作彼此的疮疤撕得血肉模糊。而事实上，朱的《覆灭》和汪最初被质疑的《反抗绝望》均成书于还只有一条路线的二十年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一条路线上犯的事，还会成“事”么？也许会成，但成不了这么大事。
总之，一个不太政治的问题被过分政治化了，一个相对个人的问题被过分集体化了。这样一个泡沫化过程，从长期看，只会累及集体，伤及个人。能让人行之久远而立于不败之地的，永远是实事求是——老实不吃亏。这应该是我们从这次事件中吸取的第一教训。
周彦文谈贪官李纪周：红卫兵一代自我感觉暴发
2011年03月02日 23:23
来源：南方网 作者：周彦文 田炳信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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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1983年，我们开始选这种知识型的干部，然后中央又开始清理三种人，这三种人就包括当年的造反派，这样就把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有着两年半到三年甚至一年学历背景的一批人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但是这当中有的人一旦大权在手，把当年高中生升入大学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又放大了无数倍，然后在社会中放松对自己的控制，对自己过高的估计，就造成了他们个人人生的一种悲剧。
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本文来源：南方网，对话人物：周彦文 田炳信，原题：《周彦文：我与贪官李纪周是同学》
人物：周彦文，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处长，广州出版社副总编，现书商
时间：2004年9月21日
地点：广州市帽峰山凤凰庐1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总觉得这句老话有点别扭。如果把量词“十”和“百”倒换一下，十年树人，百年树木，还似乎接近真实。
十年是一代。应该是准确的。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总有差异和不同的痕迹，西方人在六十年代称之为“代沟”。按照专家的说法，两代人由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差别而在价值观、行为趋向、兴趣爱好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形成的差异和隔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为界，这一年是牛年，往上属半打，往下属半打，正好包括了中国的12个属相。1943年到1954年，恰好一代人，其中有一半是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还有一半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已进入高等学府或准备跨进高等学府的青年人，因为一场文化大革命，被赋予了两个清晰的时代概念，一被称作红卫兵大学生，二被称作老三届。
那个年代，不但中国处于乱的旋涡中，整个世界都处于乱、动荡、摇摆颠覆的状态，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是一名人类学教授，他在《代沟》一书中写到：从1964年美国各大学第一次发生暴乱到1968年5月巴黎的暴乱以及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一切使许多人都以为世界的末日到了。人们对问题的解释是五花八门的：美国面临着越战问题；法国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而闹得不可开交；资本主义的没落；共产主义的兴起；毒品的影响；二次大战的后果，它在德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一代人；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的启示录式的希望的幻灭而产生的沮丧情绪。人们又周期性地提到了“代沟”。
而在这场大晃动、大摇摆、大交锋、大痉挛的时代，踏进求学阶段的中国年青人，也受到了同样的挣抹、刺激、打拢和膨胀。
学者张永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是在一个独立的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了，他们的青年阶段就跨过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他们的代特征涂抹上了色彩，都对他们今天的生活产生着影响，使他们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抱着极不相同的两种以上的态度。复杂的经历，使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中充满了矛盾。在行为方式上，他们表现出行为选择的多原则性，早晨他们可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中午，他们会象第二代人那样谨小慎微，而到晚上，他们也许会象第一代人那样，堕入对传统的留恋。在思维方式上，他们表现为多重思维方式冲突的妥协性，对未来的选择，他们可能是出于现代观念；对等现实的问题，他们可能最遵循传统；对历史的反思，又总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们是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他们成长的历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此他们善于在矛盾中妥协，在妥协中保持平衡。
我相信，任何的结论式的概说都是模糊的，富有弹性和张力的。
周彦文是那代人中的一个。他是1944年出生，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后从事了秘书、编辑、研究员、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出版社副总编、书商，从北到南，一路狂奔，一路高歌，一颗沧桑的脑袋下有一颗永不寂寞的心。他是典型的红卫兵大学生，二年半读书，三年跟着毛泽东“闹革命”。他和前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是大学同届同学，和李纪周的太太是同班同学。
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接受高等教育前，看到了中国知识界中一场近乎浩劫的“右派”运动。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了理科、工科、农科，而很少选择文科、史科、哲科。命运似乎专和有准备的人开玩笑，一场文革，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冲荡下，每个人都变成了口诛笔伐的文科生。
时代的缺陷和遗憾，给那一代人留下了更多的缺陷和遗憾。
和周彦文交谈，谈起这段往事，我相信不是夸耀，也不是吹牛，这更不是趋炎附势。但也不是落井下石，不是锦上添花，也不是雪中送炭，只是一种过程，一种存在，一种事实和一种大浪淘沙后的静思和回望。
田炳信：你和李纪周怎么认识的？
周彦文：准确地说，我和李纪周的太太程辛联是大学同班同学，李纪周和我是同届同学。1966年，原本高干子女本想垄断红卫兵组织，就像我们从鲁迅的《阿Q正传》中读到，有人想垄断革命一样。不过也太异想天开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学校冒出了满地的红卫兵组织。五花八门，多如牛毛。有的学生一个人就宣布成立了一个组织，自封司令——光杆儿司令。就跟现在多如牛毛的公司一样。我当时也狂热地想参加红卫兵。全校的学生一下狂热起来，像一群发现了火焰的飞蛾。年轻的生命犹如优质的劈柴，总希望在燃烧中显示自己的价值。也像山村里一群没见过世面，却精力充沛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团体性疯狂。
那时，能参加红卫兵，首先是高干子女，就跟改革初期，在双轨制时，能卖个批文，那个批条的也是有点背景的人干的事。我那时真羡慕程辛联，1966年8月18日，最高统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支持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程辛联作为我校为数很少的代表之一，受到接见，荣幸地握了一下毛泽东那巨大的手。那也许是程辛联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最为风光。她从天安门回校，我们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全班专门召集会议，听她传达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当时称“最高指示”），并列队挨个儿和她握手。同学们的目光羡慕地盯着她那双手。但是，好景不长，犹如昙花一现。
“他们把地球转动起来，自己却摔倒了。”这就是那些老红卫兵命运的真实写照。他们的父母很快被一个个地打倒。真像当时所谓的无产阶级的红笔杆子们写的：一顶顶王冠落地，一把把交椅拆除。程辛联的父亲也被打倒，更惨的是程辛联的母亲自缢身亡。从此，高干子女在学校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情，不仅让身处其中的人难以把握，也难以承受。
我第一次知道李纪周是在1968年，我碰到了程辛联，她身后跟着一位拐腿的男同学。他叫李纪周，和我们同年级，在计划统计系读书。一年前的夏天，我们五个人在北海玩时，就是他划的船。他划船的高超技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还有一次，是我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期间，那是在公安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召开的一次“扫黄打非”会议的下午，早己担任公安部治安局局长的李纪周，从容自若地坐在了我的对面。他依然像在大学时那样年轻英俊。尤其是他的皮肤特别白，容易让姑娘产生错觉，以为这样的男人就一定是干净的。时值深秋，我穿一件红色的羊毛衫，没穿外套。而我看到李纪周满脸的温和与安详，是那么温文尔雅，儒气十足。你看不出他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那时候社会上已经有这样的民谚：“从前土匪在西山，现在土匪在公安。”坐在李纪周对面，你立即就会感到，这样的说法纯属诬蔑。李纪周非常随意地告诉我，他很喜欢文化。他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每到一地，就注意考察那里的文化。这话一下说到我的心坎儿上。因为我一向认为，警察既是国家暴力的象征，也应该是国家文明的象征。只有这样的警察才能和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相匹配。李纪周侃侃而谈，向我描绘出一幅中国未来民主、法制、文明、理性的天堂胜景。可以说，这次谈话，李纪周没动一刀一枪，就使我彻底缴械投降。我内心潜藏的那种对高干子弟的隔膜和成见顷刻间烟消冰释，仿佛过去发生的-切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本来就是老同学，老朋友嘛。当晚的中央台《新闻联播》中报道了这次会议。居然给了我一个半特写镜头。也许是因为整个会场上只有我一个人穿着红色的上衣，摄像记者为给画面增加亮色；也许是李纪周在审查毛片时有意为之。再就是几年前，一天，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消息灵通的同学打来的，他说：“李纪周被抓起来了，程辛联也被抓起来了……厦门远华集团走私大案……贪污受贿。”我一下惊呆了。那刻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到李纪周、程辛联跑得太快了，一直到我望不见他们的身影，栽入万丈深渊……他们也许被臆想中的天堂吸引，却迅速坠入地狱。正如苏格拉底说的：“逃避死亡并不难，要逃避堕落才是最难的，因为堕落比死亡跑得更快。”我们的有些天堂建造者确实在为挖掘地狱而整天忙碌着。他们劲头十足，执拗的性格就像吸食鸦片者那样让我们难以阻挡。金钱的魅力被夸张到全国为之风靡的程度。在金钱的海洋中，道德淡化成孤悬海外的小岛。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后，成为奴隶主者正是原来那些大大小小的酋长。他们害怕自己及子女沦为奴隶，才在侵吞钱财时表现出不顾一切的疯狂。有的人就成功了，当了奴隶主——这地狱的阎王：有的人则作为牺牲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田炳信：你怎么看这件事？
周彦文：以前还吃惊，现在听多了，见多了，有点麻木。中国有句老话，“当一个人得势时，对其竭尽阿谀溢美之辞；失势时，则恶语相加，落井下石”。做得好些的，是从此对其闭口不谈，而先前却总是将这种同学的名字挂在唇边。
我与辛联、纪周从人大毕业已过三十多年。漫长的岁月确实改变了许多东西，包括我们自己。但时间无法抹去记忆深深的烙印。尤其是青春少年时发生在心灵深处的那些悸动。当我们过了一把年纪，回首往事时，才觉得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是多么宝贵，多么值得珍惜。青春、理想、奋斗和拼搏，甚至我们怀着真诚的心所犯的那些幼稚的错误。可是，一旦我们失足深渊，所有美好的东西复存在，惟有深深的悔恨。
时间，像一条长长的毒蛇，张着狰狞血红的大口将我们的一生慢慢地吞噬着，也正是靠我们的血肉养肥而长生不老，乃至永恒。相反，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却如此短暂。短暂中的那些故事让人无限慨叹。
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出现纯属偶然，彼此相识也是再偶然不过的事。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无法割断历史也无法告别历史。当我们分手后，又各自走着那必然属于自己的道路。我们共同丰富了历史，也仿佛在合力上演着永无终了的人间悲喜剧。
当今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莫不与千年封建社会的积弊有关，更与刚刚过去的“文革”有关。凡此种种，我们确实有必要从容冷静地坐下来细细盘点。
人类社会的竞争，说到底是混乱渴望着秩序。大部分人都愿意在公平、明朗和有序的环境中竞争。即使竞争失败得头破血流也心甘情愿。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苏东坡的这首诗是很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回味的。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社会普遍的人们能够劝自己即将当官的同学说：“你不一定当官，也许去做学问、搞技术，或经商更适合些。”到那时，一个为官廉洁的社会才算形成了，人们再不用经常担心这个或那个同学变成贪官了。
田炳信：一个人走到这份上，是偶然还必然？
周彦文：人们往往成功用主观原因来解释，对失败往往用社会原因来解释。因为涉及到李纪周，他成为罪犯，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从大的时代来考虑，主观和客观都有。
田炳信：主观有什么？
周彦文：主观就是人格的缺陷，性格的缺陷。平时胆小如鼠，谨小慎微，怕树叶掉下来砸了脑袋，一旦有一种机遇，有一种风吹草动，再干就很过，把握不住方寸，有这种问题。
田炳信：你觉得他这种人格缺陷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茬人，这茬学生出生都在哪一年？周彦文：不要说像李纪周这样的高干子弟，就是像我这种从穷苦的农村考大学，进入名校的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才华出众，以为自己是时代的宠儿，因为当时一百名同龄人中只能一个人到大学里念书，这是我统计的，百里挑一。这样的话，进去以后，就戴上了校徽，我第一年从北京回包头，我在大街上走的时候，成群结队的小孩围着我，看着我的校徽，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可是你想想，我小的时候在伊盟，初中到包头市玩，当时我还穿得破破烂烂，孩子们都往我身上扔石头，打我，认为你是一个乞丐一样的人物。但是大学第一个学期放假路过包头市，一下子是这么一个情形，这就是一个暴发户。暴发户不是说经济上是暴发户或者政治上是暴发户，这是情感上的，自我感觉的一种暴发户。他是这种历史转化的过程中没有找准原因，是你自己真有才能考到这个大学里的吗？未必，是这种历史机遇。比如说你出身好，出身好就容易到人民大学，出身不好，资本家的儿女或大学者的儿女都容易到北大去，当时社会就是这样；但是一个地主的孩子，富农的孩子很难考到这个学校来。他是一个社会，一百个里头选一个，不仅仅是看中你的才能、品德，好多事情与你个人无关，而是这种社会机遇造成的。但是从我们自己来讲，那么年轻的小孩来讲，意识不到这些，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一下子这么多的孩子围着看，分不清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一般社会上的人分不清，尤其是孩子根本分不清。他一看那校徽，很漂亮，白色的校徽，然后那个字，他以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就围着看。包头的那个小贩，你也知道，他好事，他见一个什么奇怪的事，他都追着看，结果聚了一大群人。我都是这样了，像李纪周、成克杰更是如此。
田炳信：他们不但有大学校徽的光环，还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所谓红色贵族。这两种感觉加在一起，会不会产生一种目中无人的感觉？
周彦文：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这样。1964年，中国的经济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低谷，呈现出复苏后的繁荣景象。但是，在这所曾经设想办成中国的莫斯科大学的校园里，依然保留着她的前身——民族危亡关头，延安陕北公学的遗风。
在我入学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出席过一次全校的开学典礼。他报告中有一句话：“你们在这里学习三五年，毕业后弄个县委书记干干。”此话，也许是后来社会上流传的人大是“第二中央党校”的缘由。此话也成了“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的材料。其实，县委书记总得有人去当，总不能让猪、狗、猫去当吧。刘少奇不过是想让同学们去做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并非让同学们去当贪官。
延安的陕北公学，确实培养出许多人民的好宫。那时是战争年代，为官者要冒流血牺牲的危险。而和平年代的大学呢？有人说，战争年代入党是飞蛾扑火，牺牲者；而和平年代入党是苍蝇逐血，食利者。虽不能一概而论，但充分注意到两个时代的区别，就会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否则，和平时期的大学真可能成为贪官的摇篮。
田炳信：李纪周和你也是同校、同届？
周彦文：同校，同届，他在计划统计系，我是财政金融专业。我和程辛联一个班，而且武术队是在一起，另外学校文工团跳舞也是在一起的，文工团、武术队接触得比较多，都是同学。那时候我的理想就是考到这个大学以后，毕业后继续在国际关系学院读研究生，然后出国在大使馆工作，做经济参赞，或者出国办中国自己的银行，把中国的银行办到世界各地去，当时是这种想法。
田炳信：现在呢？
周彦文：经过一场文革，人都有点黑色幽默。有人问我学的什么专业，我不说是财政金融专业，我说是历史专业，而且是断代史，活生生的中世纪史。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它涉及的范围之广，迫害的人数之众，令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亦自愧不如。在这所20世纪中国的名牌大学里，师生们每天在“万岁”声中变成一堆堆蛆虫般狂热愚忠的臣民。也像一条条警觉的猎犬，从各种出版物和人们的信件、日记中嗅出片言只语，然后再用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对其加以歪曲和批判，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将中国封建皇帝的文字狱推向极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黑白颠倒，两面三刀，丰富多彩的阴谋诡计让我们耳濡目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榜样随处可见。在华美的言辞下包藏着卑劣的内心，为了表现自己的愚忠，翻脸不认朋友之情、师生之情、夫妻、父子之情。
师生们很快把中国封建社会的那些重要角色亲身扮演了一遍。这里有野心勃勃的诸侯——派头头；巧言令色的说客——“辩论家”；视死如归的“壮士”——不要命的武斗队员……我很荣幸，我充当了几天林冲那样的教头。我这位校武术队员，每年都要两次到社会上去公开表演舞剑：一次是五一劳动节上午在颐和园；一次是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广场，由我校武术队踢开场子，轮流上场表演一番。大家都夸赞我的少林剑身手不凡。现在要培养武斗队员，我就责无旁贷成了教练。
田炳信：你们出生年份是哪一年？周彦文：大部份是上世纪40年代中期和末期，就是44年、45年、46年……
田炳信：就是属猴的，属鸡，属猪的。
周彦文：对，对。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
田炳信：你什么时候入学？
周彦文：我是1964年入学的。
田炳信：实际上可不可以叫做红卫兵大学生，就是在5年的大学生活中，有一半时间正规教育，一半时间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周彦文：对，就是这样。所以在大学里头讲“两兵”，一个叫红卫兵大学生，像我们这种就是红卫兵大学生；还有一种就是后来的工农兵推荐的学员，叫工农兵大学生。这“两兵”在大学里头要是做学问的话，根基都不厚。
田炳信：在学业上来讲，应该讲他们是一个不完整的学业。
周彦文：不完整，不完整。实际上，我们那个大学是五年制，本科五年制。第一年复习高中的课程，第二年基础理论，比如说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还有写作、外语，到了第二年的下半年也开始进入专业课，第三年、第四年都是专业，第五年实习。但是专业知识还没有开始学的时候，就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所以那时候在大学里头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我们将来毕业后，到了社会上没有专业怎么办？我们的专业没学，专业应该在二年级半的时候学的，或者三年级开始学。
田炳信：那这样，我认为你们这代人学历是残缺的，教育是不完整的，这样一种残缺的学历和残缺的教育对这一代人一旦走向社会，从政、从商、从文，它会构成一种什么缺陷？
周彦文：这种缺陷是因为他没有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那么这种人对事物的判断上，往往不准确，缺乏一种科学态度。当面对一件事情，他本来应该做细致的，严密的科学分析，他不做，因为他不会做，他就用一种直感，一种直觉的判断，给它下一个结论。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思维，文化大革命的派别斗争，好多都是这种。对一个人做出结论，一个政治家做出结论，都是一种直观的判断，那这种思维对这批人影响很大，当然有个别人比较自觉认识到这种缺陷，就去弥补，重新学习专业。像后来毕业的我们同班同学里头，有好多是从事这个专业的，有搞银行的，搞会计的，这都是他们在社会上重新学的。
应该说这批人的智力基本不错，他们的智商过去在中学学习确实不错。另外，就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期望，对自己未来前途的一种设想，对文化大革命这种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没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有这种惯性思维。比如我想的是，到大学毕业后再念研究生，然后出国，办中国的银行。我们班里头有一个女同学，胖胖的，她是想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部长，她的理想就是这个。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部赶到农村里去了，赶到工矿、农场、边疆，没有心理准备，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在应对这个社会方面出现了很多应付不过来，措手不及的感觉。
田炳信：这种经历，就是有五年或四年的学习时间里头，有一半时间在学习，有一半在闹革命，这样的一种学历背景，一旦走上社会，你们这一代人出大学者不多。他学历上除了个别人继续深造外，因为学历上的不完整，就是知识结构的不完整，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成为大学者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样毕业后，有的分向边疆，有的分向厂矿，有的分向农村，有的分到部队。这样的大起大落，这种政治的突变反而成就了很多人成为政治家，成为政客，出了很多人。
当时你们在求学期间碰到文化大革命，毕业以后经历了当年所谓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然后又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1978年，跟着就是市场经济的出现，整个是这样走过来的。而每一场突变，对于这一茬人在思想上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有一种突如其来的仓促上阵，突如其来的一种大馅饼，从天而降。在1983年，我们开始选这种知识型的干部，然后中央又开始清理三种人，这三种人就包括当年的造反派，这样就把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有着两年半到三年甚至一年学历背景的一批人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但是这当中有的人一旦大权在手，把当年高中生升入大学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又放大了无数倍，然后在社会中放松对自己的控制，对自己过高的估计，就造成了他们个人人生的一种悲剧。就像你刚才讲的……周彦文：对，把成功往往归于自己的原因，但是失败归于社会的原因，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弱点，一个习惯。它与两方面都有关系，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主观和客观的一种机遇的综合。其实我对我个人也考虑过，设计过，像我们这种人，成为学者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一个学者他在青少年期间就要大量地读书，或者进行专业的训练，这个机遇错过了，没有了，成为学者的可能性就不大。那么无非就是几条路了，一个是做官，一个就是做生意、经商、办企业、搞管理。那这三条路对我们来说，学者的路不好走了，做仕途又有别的条件，像我这种人，我自己对做官没兴趣，不喜欢这套东西，觉得非我所长，自己意识到非我所长，所以回避它，不愿意去做。那还有一个经商办企业，但这批人往往在经商办企业中放不下架子，他更不如比他年龄小的人，年龄低的人能够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他能够有一种魄力。这些人反而没有魄力，因为他在过去惯性轨道上走惯了，他要脱离这个轨道，突然自己去弄一些事情，往往没有那种魄力。所以像我就涉足了文化出版这条路，或者作家，我就走这条路。
田炳信：你想过没有，你们这代人和上一代人去比的话，优势是什么？缺陷是什么？
周彦文：我们跟我们上一个十年那些老的知识分子比较，首先我们这代人社会经验比他们丰富，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间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出现，人性中一些最丑陋的东西都被招出来，都在社会上表演，见了，看了。各个层次的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基层干部，他们的一些表现，都看了，甚至都打过交道。其次，我们到部队当过兵，我们到商店卖过货，我们到工厂干过活，我们还到农村劳动过，当过工农商学兵，所以社会经验比较丰富，比我们前十年那些知识分子社会经验要丰富得多。这是我们的优点。但是相比较，我们的书本知识不如人家，因为他们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不管你是搞物理的，还是搞文学的，系统的专业训练人家经过了。我们这方面跟他们比是一个缺陷。
另外，我们这批人胆子可能比他们大，他们考虑问题可能比我们更周密一些，我们更直觉一些，直觉的判断，觉得事情应该这样就这样。所以我的经历一般人也不能理解或接受，觉得有点超乎常人。本来我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任秘书，不干了，突然跑到新闻出版总署当起处长来了，搞专业或者行政管理。这又不干了，突然又跑到广东这来当个出版社副总编，别人想不到。副总编突然又不干了，又自己当起书商。这些行为跟上一个十年那些人不同，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跳跃，他们考虑问题没有像我们那么轻率。说起来好听的话，这家伙有魄力，这家伙胆大，这家伙敢闯。敢闯实际上是毛泽东对我们的评价，对我们的一种表扬，小将敢闯。
田炳信：“五敢”嘛，“五多”。
周彦文：对，另外还有“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这不怕，那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就这种人。如果在革命年代从事政治的话，应该说，他的路线对的话，他的主张对的话，他应该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但是在和平年代中，这种人容易把握不住自己。
田炳信：权力会使人变形，变态。
周彦文：权力对人有时候是腐蚀剂，如果你应用他不好的话，它就把你自己腐蚀了，让你烂掉。而且像我这种人，头脑比较简单，胆子大，人家想贿赂你的话，花样又很多，你根本识别不破，到最后就进了他的圈套，不能自拔。就像《水浒传》里的卢俊义，卢俊义是豪门出身，知识分子，有势有钱，在当地的声望很高，而且又懂武艺，在当地威信很高。很想把他拉进来，吴用他手段很高明，虽然他没有太高的智力，他比诸葛亮差远了，但他使了一个小计策，用了点江湖手段，结果把卢俊义拉进去了，卢俊义想脱身也脱不了。这种事情在市场经济中太多了，他想利用你的权力达到他的目的，他什么手段都会使出来，像我这种头脑简单的人能识破摆脱吗？
田炳信：能不能把比你低十年的人或者说新三届学人78级、79级、80级……
周彦文：50年代出生这批人？
田炳信：50年代中期或末期出生的这批，与他们作一对比，你和这茬有没有接触？你怎么看下十年这批人？
周彦文：有接触。
田炳信：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是红小兵。
周彦文：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还在小学或初中读书，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也有所了解，但是不像我们，我们身临其境，他们那时太小了，所以他们对文化大革命那种感觉没有我们那么真切。切肤的体会，那种身临其境的体会，直接的参与者那种体会，他们比较接近于旁观者，他们那时年龄太小了。
田炳信：换句话说，他们在这场运动的开始和结尾没有受到伤害？周彦文：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田炳信：他们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也不是三种人，整个运动从头到尾这种上下的折腾对这群人没有伤到骨髓，只是皮毛损了一下？
周彦文：他们是隔山观虎，或隔岸观火。
田炳信：你们是身陷其中。
周彦文：我们是身陷其中，也就是人家是观众，我们是演员，所以我们这批人……
田炳信：这批人基本上都谢幕了，按照中国的退休年龄来讲，都谢幕了……
周彦文：级别要不高的话，基本上退休了。
田炳信：级别高也差不多了，除了正省级的以外，一般的副省以下的，都接近这种已经退休或者……
周彦文：我们存在的一些弱点他们也有，你比如说没有很好看书学习，本来在小学、初中这个阶段，打文化基础，但他们没打好，缺了一大段。后来有一些优秀的人物他们自己去学习专业或某一方面的知识，在一些领域中也做出了成就。也有从政的人，后来又碰上改革开放这个阶段。
反过来讲，他们对共产党传统的教育接受得没有我们多，因为我们的小学、中学、高中，一直到大学两年半时间，基本上是这种教育，基本上是守纪律，艰苦朴素，就这些东西。我们比较根深蒂固，他们没有我们那么根深蒂固，他们更多的接受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念。
田炳信：换句话说，就是你们这一代政治情结是建国以来历代大学生里最浓的，是得益最多的，也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
周彦文：你比如说对政治情结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就像宗教一样，像中国人大哲学系有一个学生，个子长得不高，他就是要想打仗，像拿破仑。他看那个世界地图，指手划脚，给人神经病的感觉，到了这种程度。他要搞世界革命，还要解救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包括像非洲这种第三世界国家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他说他要当将军，当政治家、拿破仑、华盛顿，或者毛泽东……
田炳信：就是说你们这一代人受毛泽东影响太深了。
周彦文：太深了。
田炳信：那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从正面或负面来说怎么看，想过没有？
周彦文：两方面都有，哪个大哪个小，看你个人怎么看。比如说像毛泽东那种气魄，还有毛泽东那种才华横溢，这个我觉得都是积极方面的东西。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他是借用农民的力量搞成这场革命，但后来他实际上对农民并不是太好，我认为。土地不属于农民，属于国家，农民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他说大家要向农民学习。就是说在毛泽东时代有着规律性的东西，凡是他说什么好，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凡是把他们捧到天上去，他们生活状况却是最差的。
田炳信：实际上是虚伪吗？
周彦文：是利用你，这就是政治家。但是反过来，毛泽东有一些事情给人感觉他还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他自己牺牲了那么多家里的人，这是无可辩驳的，谁能把自己家里的那么多亲人牺牲掉，这是一个。其次他讲那个医生要为贫下中农好好看病，要到农村去，解决人民缺医少药的问题，这些东西给人感觉他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也可能是我们这代人对毛泽东的一种情结，虽然我们知道他晚年犯了错误，像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另外对知识分子的一些不公正的做法，但是对他本人在某些方面还是很崇拜的，那个时代留下的烙印。实际上用现代社会的这种政治管理来看，毛泽东的有些做法还是很落后的，应该更多通过一种制度，通过一种机制来解决社会整个运行问题，而不是通过个人权威，他就是靠个人魅力，个人权威以及个人才华。
田炳信：带有宗教色彩。周彦文：这就是说中国多少年来就是把政治作为自己国家的宗教。
田炳信：毛泽东检阅红卫兵，你去过吗？
周彦文：去参加过，我在近距离都看过他。
田炳信：第几次？毛泽东一共八次接见红卫兵。
周彦文：哪一次真是记不住了，但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应该是中间哪一次，而且是最近距离看到他。
田炳信：你见到他以后，当时的场面是怎么样？感觉是什么？能不能说一说你当时真实的感觉？等了多长时间？
周彦文：我当时的感觉，等的时间很长，那时外地的红卫兵也来了，我当时在观礼台上，我在离天安门城楼最近的观礼台上。
田炳信：你怎么能上观礼台呢？
周彦文：因为是首都红卫兵吧。
田炳信：也算有身份的啦？
周彦文：对，具体情形我想不起来了，上了观礼台，那就离毛泽东很近了，他后来走到我最近的距离，我看到他，他穿了一身军装，长得非常魁梧，给人感觉有点臃肿，很胖，很胖。我晚上回去都做梦，梦见他，你看当时对他有多崇拜。
田炳信：你第一次见到他什么感觉，当时真实的感觉是什么？
周彦文：一种崇高，心灵受到净化的感觉，非常激动。
田炳信：哭了吗？
周彦文：哭想不起来，反正非常激动，非常神圣，崇高这种感觉，心灵得到升华一样，心里想他确实是一个伟人，一代伟人。晚上回去还做梦，梦见他，他在我梦中出现时光芒四射，确实像个神一样，那种感觉。
田炳信：像你们那一代当年的精英，论岁数，现在应该是60到65岁之间了，换句话说，在政治舞台、经济舞台和各种工作，岗位上已经到了退休和即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年龄段，那就是说在告别各种舞台的时候，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又经历一场经济大革命这两场革命过后，你觉得社会对这代人的影响、冲击、伤害和恩赐，你比如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不是指你个人，是分析这一代人。
周彦文：最大的遗憾我认为我们许多人在这种社会中，他缺乏一种自主独立的意志，缺乏远见，像草一样被大风吹过来吹过去，成为牺牲品。
田炳信：大风吹来的时候，有的人做了闹剧演员，有的人做了悲剧演员，有的人成了喜剧演员。
周彦文：有的人成为英雄，有的人成为小丑。
田炳信：这里头有很多东西不是一个人所能控制的，可不可以这么讲，它在冥冥当中更多的时候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周彦文：无序状态，作为个人来讲，缺乏自觉性，没有定力。假如文化大革命十年，假如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革命用现在话来看根本没有理解什么原因，非常盲目，就像农村的狗一样，“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田炳信：瞎起哄。
周彦文：但是我想当时年龄大的一些人，特别是经历过党的斗争，比如延安的整风运动，他们应该明白这个事情。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因为这些政治话题谁也不敢说，把真实情况告诉你，所以靠你自己去感觉，去悟。能悟出来的人了不起，有没有悟出来的人，应该说有。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不参与，这些当时被认为是逍遥派。他逍遥了，游离出去了，他去干什么了，他在家里学一门外语，或者学一门什么知识，他去搞这个了。那么这些人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就在历史阶段到来的时候，比如改革开放到来的时候，他就派上用场了，他的知识文化派上用场了。
我们当时缺乏这个勇气，我们以为文化大革命一直要搞下去，而且我们以为反对毛泽东和拥护毛泽东这两种思潮在社会上永远存在下去。而我们自己要作为坚定地保卫毛泽东思想这批人，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这是一种派系斗争，甚至可以说是宫廷政变，或者是说作为个人来讲，完全可以离开他。实际上马克思也说过一句话，人不一定每一步跟着历史前进，他有时候可以脱开，然后迂回到前面去，这样才更好。当时对马克思这句话没有正确理解，后来理解了他这句话，说得确实好。如果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两年以后，我们转向自己去学一门外语，像我要是把英语、俄语、日语或者西班牙语学个四五门，那像在改革开放以后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都会搞得很好。或者走学者的道路，也有条件，但是大家没有这种意识。
田炳信：没有一种超前的意识。
周彦文：所以要说最大的感慨，感想吧，人在社会动荡中间要有自己的定力，不要为社会潮流所左右，不要盲目地参与社会变革，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要随大流，这是我的教训。
确实，社会有时是坏人好做，而好人难当。既然难，就不如知难而退。有的人见了钱就两眼发直，见了美女美男就双腿发软，那就趁早不去当官。正像患美尼尔氏综合症的人不能开车一样。《南齐书》上说，有个姓王的将军作战有功，朝廷让他当河西的最高长官。老王辞而不受。有人问其故，他说：“京城里的上好木料都出自河西，朝廷里盖私宅造别墅的官员会求我办木料。私办，我力所不及：公办，又违犯法规，所以，这个官我不去当。”你看，知难而退的人，历史上就有。
魏高祖时，有个叫王桢的外省贪官引起民愤，反映到朝廷。朝廷便委派文祖“同志”去调查处理。文祖去后很快被王桢买通，文祖便把王桢的案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遮掩过去了。但纸里包不住火，加之，脓疮最后溃烂得一塌糊涂，朝廷不得不再次为王桢的案子开会。会上文明太后很感慨地对百官说：“从前咱们在这里开会讨论过廉政问题，你们一个个都说要严以律己，做到清正廉洁。当时咱们的文祖也在，也这么说……可见，人心难测啊。”高祖皇帝没有空发感慨，而是提出了一个绝招。他说：“古有待放之臣，亦有脱俗之士，卿等自审不胜贪心者，可辞职归家。”这等于将了百官的军，让他们自我革命，自断去留。能廉洁的留下来和我一起做事，不能廉洁的趁早滚蛋。
在百官面面相觑，惴惴不安中，一个叫慕容契的官员站出来说：“我是负责管理厨宰之事的。我是个卑微小人，见识短浅，过分得到皇上照顾，才封了这么个官。小人之心无定，帝王之法常有。以无恒之心，奉有常之法，不是我能做到的，请求辞职回家。”慕容契的话坦率得可爱。他自审不胜贪心，怕把握不住自己，干脆辞职回家，不失为明智之举。
可惜，后来这种光明磊落的人不多了。
田炳信：这个根子是什么原因？是我们平常说的放松了严格要求，不按照党章、国法去办？还是说是这个社会环境随着它的物质提升以后，人们的诱惑太多太大，频率太高？然后还是当年的优越感一旦浮在权力这张船上以后，人们就像离弦之箭，射得飞快，难以驾驭，难以控制？
周彦文：我觉得不能孤立地看他，刚才还讲到好几个人，包括成克杰，胡长清，还有另外再大的。每年有统计，厅级以上的干部每年在官场落马，因为贪污腐败落马就有一个很大的数字，就从这个整体来讲，它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一方面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存在法制不健全，制度不健全，好多漏洞。这种漏洞给犯罪造成了一种机遇，缺乏一种有效的监督，形成一个大的社会氛围。社会风气也是很厉害的，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样，那时候你不写大字报就是落后，大字报写好不签名也是落后。大家都要写大字报，都要造反，毛泽东说七、八岁的小孩还有八十岁的老奶奶都参与进来。这是很恐怖的。十年动乱，灾祸迭起，国成地狱，人不如鬼。千万人含冤蒙屈，把死当做惟一的解脱。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包头卧轨自杀；邓小平的长子从北大二楼跳下，导致终身瘫痪；郭沫若的两个孩子自杀身亡；老舍先生在太平湖自沉，我校第二副校长孙泱吊死在自己家的暖气管上；我系一个男生喝农药死在自己床上。就在当时的房山工地上，也有我校的女生自杀。辛联的母亲也是自杀的啊……现在搞经商，做生意也是这样，又一次给人感觉成为社会风气，而且这种社会风气由于他的制度不健全，或者说法制不健全，这种风气也有过头的感觉。这种风气导致社会机制失衡，过头了，这种过头让很多人产生盲目性，这就产生很多罪恶。李纪周这件事，关键是制度建设，也与他个人有重要的原因。而且我们讲的不是李纪周一个人，是一大批人，这一大批人难道你说他们都是坏人吗？他们都想去贪污腐败吗？不是，因为李纪周曾经给我个人的感觉他人很好，他在和我的交往过程事，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有很可爱的一面，就是说看上去很美，这么一种感觉。但他手上有这么大的权力以后，他成为贪污犯，这就让我们不能不考虑制度中的建设问题，制度肯定有某些不完善。这符合恩格斯说的话，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说：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是尽善尽美的。没有。我们平时唱的社会主义好是一种诗的表达方式，它不是一种理性的表达方式，而恩格斯、马克思他们的一种理性的思考，他们认为没有。美国的制度就是那么尽善尽美吗？未必，那就是说人类还需要去奋斗，去实现这个接近于尽善尽美的这么一种社会制度。
像现在讲起毛泽东，举个例子，他反对形而上学，实际上他有形而上学，比如说他说追求真善美，一定要好，社会要真而又真，要美而又美，他讲究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形而上学，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社会事物的发展它不可真而又真，不可能尽善尽美的。当你追求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就走向它的反面——假、恶、丑，走向反面社会发展，应允许多元的、先进的、落后的都要有，用毛泽东的话说：左中右都要有。不可能极致美。人也是如此，人也是有两面性，对不对，就像你过去讲魔和佛，魔和佛实际上是一家，魔而又佛，真佛也。它不可能全部是纯而又纯的，像蒸馏水一样，社会不是一个化学实验室，社会它本身就是说各种东西都有，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小平说一国两制，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也有，两种社会制度都有。资本主义的丑恶的一面也会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效的运行机制也会存在。
像我们国家现在这种情况，可以说有三种社会形态，除了刚才说的，还有三种社会形态。第一个，我们国家传统的这种东方的高度集权的一种社会。另外一个，我们中国历史上几次要发展而没有发展起来的这种市民社会。比如在宋朝，市场经济萌芽，市民社会的萌芽，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到了明朝也没有，清朝也没有，那么现在开始发展，市民化的社会。还有第三个，西方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这种社会称为信息社会，同样现在在中国也存在，这几种东西并存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所以它是一个思潮激荡，纷繁复杂，错综交叉，众声喧哗的这么一种社会形态，很复杂的一种社会形态。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社会形态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了别的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它就是一个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它没有我们中国的明清市民化社会，几乎是没有。还有我们中国长期以来这种东方的高度集权的社会，它也不存在。所以说，中国比现在世界上别的国家都复杂，中国社会制度的管理也就难在这个地方，它太复杂了，它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复杂，它把历史的东西，现实的东西，未来的东西，它把三个时态：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都放在目前这个空间中，所以这个复杂性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为许多杰出人才提供了创造精彩的舞台、天地，有才能的人知道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做什么，而且能够做出一番大事业。中国这个时代应该讲是一个呼唤英雄的产生，一个新的世界英雄的产生，新的人才辈出的时代，它应该是这么一个时代。因为太广阔了，情况太复杂了，只要有才能不怕埋没，关键是我们自己才能太小，我们面对这么一个复杂世界，无所适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甚至有时候把自己都丢了。你听过一个故事没有，有两个女的，挤公共汽车，挤得太厉害，司机开车也挺不高兴，晃来晃去。过了两天，这两女的又见面了，见面时其中一个女的问：“你来干什么，那天挤得太厉害了，把我挤得流产了。那你来干什么？”“那天挤得太厉害了，我怀孕了。”这个人她丢失了自己，这个社会就是个乱挤的社会。有的流产了，有的怀孕了，怀孕了都不知道谁给她怀的。现在社会就是这样，整个像无头苍蝇到处乱窜。我们这代人好多人是这种情况，找不到北。
田炳信：怎么怀的孕不知道，怎么流的产也不知道。
周彦文：很盲目的，就这么一种情况，一种盲目的冲动，不是有目的的冲动。因为确实机遇太多了，诱惑太多了。但反过来陷阱也太多了，往往有些人看到机遇没看到陷阱。像李纪周这种情况就是这样，公安部的副部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三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社会上有很大地位的，这么一个公安部副部长，了不得啊！一个警察头子，他要出现在我们这儿的话，那整个都惊动了，整个天河区公安局都出动，肯定前呼后拥，震动性很大，不是一般的人。他要给国家干好事，给人民干好事，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干，很大的事。但是他要干坏事也是不得了，惊天动地，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麻木了。我们这代人还有一个共同点——没有架子，当官也没有架子。毛泽东也是这样，毛泽东以前小知识分子，一到假期，到农村写对子卖几个钱，赚路费，一双草鞋，一把雨伞，走遍三江四湖，和穷苦百姓做朋友。根本谈不上架子，没有架子。这种东西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大，而且我们这一代人因为从中央的干部到地方的干部都有接触，根本不会有架子。没架子反过来另一种说法，你这人不像当官的，要用现代管理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种所谓没架子他有缺点，像是部门的主管，你就要有主管的样子，你是总经理就得有总经理的样子，你和小员工一样，成什么体统，不是乱套了吗？
田炳信：你上学的时候，那你的这个班，生源，由几部分构成？
周彦文：有高干子弟，还有贫下中农。
田炳信：基本属于根正苗红。周彦文：红旗下长大，喝党的奶长大的人，到文化大革命就喝狼奶，喝狼奶狼性就在身上有了。
田炳信：当时在北京，像清华大学，被称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中国人大被称为什么？民间叫法？
周彦文：中国人民大学是第二中央党校，培养领导干部的地方，田炳信：北大被称为什么？
周彦文：北大培养学者，是学者的摇篮。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人大是领导干部的摇篮。北大是培养疯子，清华是傻子，人大是油子，人大的人出来能说会道，能写会画。
田炳信：这是什么年代的说法？
周彦文：什么疯子、傻子、油子是后来的说法，前几年说的。人大的学生他的学习方法和别人不一样，它上课干什么？三十几个人，用小板凳在树林底下围在一起，讨论一个问题，就围绕这个问题讲，任课老师或辅导员在旁边听，或主持，你说一通，我说一能，每一个人都可以头头是道说一套。
田炳信：你们班里比你岁数大的多，还是小的多？
周彦文：有的比我小一岁的，也有比我大一岁到两岁的，另外刚才讲到学生的成份，一个是高干子弟，贫下中农子弟还有部分转业军人。
田炳信：也是考进来的？
周彦文：也算考进来的，但这些人学习比较差。还有46年出生的，我正好居中，像转业军人岁数比较大，还有华侨，有一个印尼华侨，他岁数比较大，他应该是40年出生的，爱国华侨。当时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回来，他说爱国，说你知道我们国家，我们在国外就知道中国特别穷，但是穷我们要回来改变这个面貌。
周彦文有点桀骜不驯，有点我行我素，对上一代人的认识，已经失效；对同代人的认识，有点陌生；对下一代人的认识有点偏颇。这一切，不影响他的思考和写作，交谈结束时，广州上空是秋雷滚滚，一声秋雷比一场秋雷炸得响，摔得脆。我细细听去，那不是一颗、百颗、千颗，那是数不清的秋雷像浩浩荡荡的队伍踏破天幕，又像是庞大的机群超低空的飞行，更像是数万辆坦克喷吐着炮火碾碎冰天雪地的硬土。
秋雨在秋雷的震荡中，脱去了羞涩，脱去了暑气，脱去了深沉，像饥饿的婴儿叨住了奶头，像海浪遇到了黑礁石，铺天盖地，一泻万里。
天凉好个秋，北边太阳南边雨。一哭一笑，天空也有两幅面孔。
拒绝反思过去：长时间不道歉 多数人不忏悔
2011年03月02日 22:57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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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难以启齿的原因，其间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业当作毕生的荣耀。某些前红卫兵在成为著名知识者后，利用话语权力和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以宏大叙事和学术沉思的方式，热烈讴歌专制，粉饰和颠倒历史罪恶，在学生中掀起新的造魅运动，藉此为其个人行为作形而上辩护。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良知，正在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挑战。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2010年12月28日A23版，作者：朱大可 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原题：《无比艰难的道歉——关于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
北京红卫兵向曾遭他们殴打的老师道歉，经由《南方周末》的放大式报道，而成为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正如原发媒体的审慎评论所言，尽管道歉者显示出过人的道德勇气，但这一事件本身并无普遍意义，它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从反面验证了此类事件的稀缺性。然而，它足以充当某种个人良知探测器，用以探查社会的伦理反应，并据此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精确的研判。
红卫兵道歉的稀缺性，体现于下列两个基本向度：1966年曾有1100万名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而全国红卫兵的总数，至少应在8000万以上，但此类道歉事件，却仅限于几名老迈年高的女生，犹如沧海一粟，显示出空间和数量上的高度稀缺；在时间向度上，这场道歉延后了整整30多年，早已超出“滞后效应”的底线。正是这种稀缺性敦促我们发出下列追问：红卫兵道歉为什么会如此艰难？而中国社会又何以缺乏必要的忏悔传统？
当东、西德国、前苏联、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做出国家道歉时，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加入这个良心同盟
正是基于法家的强硬掌控，反思和忏悔成为文官生涯的精神冗余物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营造着对上效忠和互相检举的“二人关系”，更无力建构真正的内省式道歉机制
只要探查一下历史就能发现，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民族圈，面对着忏悔机制的普遍缺席。当东、西德国、前苏联、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做出国家道歉时，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加入这个良心同盟。在二战中入侵东亚的日本，至今没有做出书面的国家道歉，而这种道德失语状态，分布在从国家、民族到个人的所有领域。
作为传统的“外儒内法”的威权国家（又称专制社会），华夏帝国依靠酷法、专权、谋术和圈势，实施了漫长而完美的统治。法家系的巨大铁轮，碾压儒家及其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滋养出四种反常的文化人格：施虐/受虐人格、比照/内讧人格、流氓/厚黑人格以及赌徒/投机人格。这是民族的黑暗之神，它管理我们已经长达两千多年。
专制文化对生命个体的最大影响，就是培养大批臣服者，他们经过反复洗脑，成长为热爱威权的“新人”。这种人格在对上臣服的同时，也表现为对同胞和下级的欺压，显示出受虐/施虐的双重人格，令“吾日三省吾身”之类的儒家内省精神，停留在竹简、帛书、竹纸和舌头上，成为毫不律己、专门律人的信条。正是基于法家的强硬掌控，反思和忏悔成为文官生涯的精神冗余物。而在清扫“封建主义货色”的时刻，就连专门用来教化平民的儒教，都不能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基督教在21世纪中国的最大收获，是影响了大批乡村和城市贫民，但它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却殊为有限。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被自己的理性学识所阻拦，无法获取神性真理的基本信息，从而导致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失效。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营造着对上效忠和互相检举的“二人关系”，更无力建构真正的内省式道歉机制。“文革”中精神自虐的“斗私批修”，完全不能构成内省的正确道路。拒绝道歉，是威权逻辑的必然结果。所有的错误都被归咎于“历史”这个抽象主体。历史不会言语和抗辩，它永久缄默，并始终置身于被陷构的困局。而鉴于权力的榜样性，普通人都选择了沉默。这种多数人的沉默，构成“后‘文革’”最阴冷的文化风景。
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失败，就是没有整体地发育出独立、自由和深刻的写作人格
戴厚英、周扬和巴金矗立于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
所有那些对“文革”岁月的沉痛回溯，都旨在请求我们关注那些反面的历史遗产，并据此修订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
“文革”是一次巨大的惊骇，整个民族遭到痛殴，而全世界都听见了这长达10年的哀歌。它唤醒被压抑的忏悔欲望，并且为这机制的发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程序刚刚开启，就在1980年代末被戛然终止。
“伤痕文学”向我们提供了“后‘文革’”忏悔史的重要样本。在著名小说《伤痕》中，一个女知青哀怨地表达了对母亲的忏悔。这是一种轻微的过失，它被限定在孩子对母亲的怀疑、拒绝、离弃和逃跑的边界里。这过失与其说是伦理性的，不如说是情感性的，诉说着儿女对死去亲人的追思，并要把过失者引向新的母体——“后‘文革’”时代的新国家。在小说结尾，主人公和男友一起安葬了母亲，“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融入新乌托邦的光辉之中，而那就是新形而上母亲的庄严象征。这篇技巧粗劣的文学习作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它确立了“受伤者”（受害者）的道德逻辑序列，也即主体背叛母体（或被母体抛弃）→自我忏悔→重归（新）母体的三部曲格式。主体的终极使命，就是以弃儿的身份，返回伟大的母体，重构子体与母体间的道德脐带。
毫无疑问，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到右派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最终没有被引向忏悔，而是转换成了对弃儿对母亲（父亲）的泣诉和乞恩。一旦有新的恩泽降临，一切苦难记忆便烟消云散，受难者从失乐园回到了新乐园。这场广泛的泣诉运动，滋养了大批寄养在作协母亲麾下的“文学啃老族”，领受从奖金到荣誉的各种恩泽。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失败，就是没有整体地发育出独立、自由和深刻的写作人格。
但伤痕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而且还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记取的作家，是戴厚英、周扬和巴金。他们三人形成了“文艺忏悔小组”，犹如“三面红旗”，矗立于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向中国知识界提供罕见的道德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击打所有的异端思想，而后却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
女作家戴厚英，最初是反右积极分子，继而成为“文革”的激进先锋。她的同学沙叶新先生对此形容说，“我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辩，锐不可当，口角寒风，令人颤栗。”“文革”之后，沙叶新再次亲睹她向被批判的钱谷融老师道歉的场景。导致这场精神剧变的契机，在于戴厚英在审查诗人闻捷的过程中，与受审对象发生了炽热恋情，却因受“组织”压力而被迫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开煤气自杀，自此，她不仅成为痛切的忏悔者，更升华为深刻的批判者，在自我反思的同时，以文学叙事的形态，锐利地解剖体制和人性的黑暗内脏。
另一重要的忏悔者是周扬，在历经10年“文革”苦难和9年牢狱之灾后，他成为神色坚定的反思者。据顾骧先生回忆，周扬不仅逢人就道歉，而且每会必作自我检讨。周扬说：“我是一个在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之子周艾若也回忆道：周扬曾邀请30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人们，他情绪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
反省和忏悔，同时也是作家巴金的重要遗产。“文革”逼迫许多人成为互相迫害的“坏人”，甚至连巴金这样老牌知识分子，也卷入互相检举和批判的浪潮。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巴金此后提出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动议，表达出推动历史反思的强烈意图，成为1980年代最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之一。
“文艺忏悔小组”的事迹，折射出知识精英曲折而痛苦的思想道路，而对他们的关注，则传递出世人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以及对通过忏悔来改进国家体制的诉求。尽管参与者数量稀少，且饱受痛殴，但他们的存在，令中国现代史获得了道德深度。正是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可能转入更合人性的轨道。所有那些对“文革”岁月的沉痛回溯，都旨在请求我们关注那些反面的历史遗产，并据此修订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
戴厚英的反思通道，被一位疯狂的厨子残忍地切断，而周扬和巴金则先后一病不起，他们的悔恨跟病躯一起，瘫痪在人本主义价值重建的前沿
拒绝、抵赖和说谎，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着社会伦理的破损轮廓
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难以启齿的原因，其间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业当作毕生的荣耀
耐人寻味的是，戴、周、巴不仅忏悔与道歉，还要将其推进到更深的层级，形成忏悔-道歉-批判的三元结构，这就意味着要在忏悔的同时，展开对自身错误的外部病源的坚定追问。他们的事迹向我们表明，所有的道德忏悔不能止于个人道歉，而应继续发育成政治/文化追问，才能令忏悔产生最大效应，由此推动思想启蒙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全面营造。但事实上，此类反思运动是难以维系的，在上世纪80年代，它已呈现为一种孤独状态，没有获得来自知识界的普遍响应。此后，戴厚英的反思通道，被一位疯狂的厨子残忍地切断，而周扬和巴金则先后一病不起，他们的悔恨跟病躯一起，瘫痪在人本主义价值重建的前沿。忏悔小组成员的先后谢世，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它迫使中国重新退向拒绝忏悔的传统。
这种思想反省运动的半吊子化（时间短暂和空间逼仄），正是中国社会畸变的根源。1990年以来，在一个人本主义价值全面归零的格局里，道歉是危险和自取其辱的，而道歉者成了可笑、失败和被嘲弄的对象，由此引发普遍的拒悔思潮，余姓散文家是这方面的范例，他所出示的那些漏洞百出的辩解文字，已经沦为知识界和广大网民的笑柄。
拒绝、抵赖和说谎，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着社会伦理的破损轮廓。但那些举动只能激发更为剧烈的追问、清算和审判。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被拒悔行为激怒的公众，不断加码批判的力度，很可能吓退那些心存悔意而又畏惧表达的造反者，逼迫他们从原先的忏悔立场后退，甚至转向“文革”，重新缅怀罪恶丛生的年代。
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难以启齿的原因，其间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业当作毕生的荣耀。某些前红卫兵在成为著名知识者后，利用话语权力和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以宏大叙事和学术沉思的方式，热烈讴歌专制，粉饰和颠倒历史罪恶，在学生中掀起新的造魅运动，藉此为其个人行为作形而上辩护。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良知，正在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挑战。
真相是推动忏悔的认知前提
忏悔是加害者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
道歉是忏悔的外在表达
宽恕是对忏悔的良善回应
和解则是公民社会的最高本性
共同追问和制度矫正，是新罪预防的最后保障
正是这种来自知识界自身的伦理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探查忏悔/道歉机制，企望它的正常运转，能孕育出大规模的历史反思，藉此改造知识分子以及国民的心灵结构。但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界，是否拥有哺养忏悔机制的摇篮？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阳明心学和第三代新儒学，先后回答了这种诘问，但那些卓越的努力，却遭到大陆第四代儒学的阻拦。文化的自我颠覆，制造出一个恶劣的后果，那就是现存文化体系，根本无法提供一个完备的道歉机制。因此，只有在融合并超越基督教和儒学的信念基础上，建构新的普适伦理学体系，才能为国民行为提供精神范本。这是独立知识分子的重大项目。我们无权拒绝这种文化建构的责任。
一个结构完整的忏悔体系，必须率先启动记忆程序，全面澄清历史真相，辨认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否则，任何忏悔与道歉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宣称，真相是通往和解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为了防止选择性失忆，必须启动个人/集体记忆，展开精微的田野调查，还原历史原貌，并以这种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相，作为忏悔、追问和启蒙的认知前提。
其次，忏悔必须通过道歉仪式来获得确认，否则它就只能是一种疑似活动，甚至会被误判为“沉默的大多数”。道歉不仅是内心忏悔的外化表述，更是一次阳光下的道德实践，它要以一种公开言说的方式，来获得受害者的响应，并触动他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忏悔机制要求受害者对忏悔/道歉者予以最大限度的宽恕。在基督神学里，宽恕只能来自上帝，而在世俗伦理学里，宽恕可以来自每个受害者。“文革”中的加害人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因为过于年轻而极易受到蛊惑与煽动；而貌似成熟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逃脱这种心灵悲剧，正如巴金本人所说的那样，面对个人无法扭转的现实，他自己曾如此软弱和怯懦，而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制度本身的弊端。只要不是杀人越货的大恶，宽恕就是一种必要的伦理程序。
一方面鼓励忏悔，一方面鼓励宽容，这正是忏悔机制的策略支点。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从摩西式的复仇型正义，转向了耶稣式的救赎型正义。在这种正义架构里，忏悔和宽恕都是不容置疑的美德。宽恕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对忏悔者的劝慰，以及鼓励更多人消除恐惧，正视自己的黑暗历史，而且也是宽恕者自身的良药，藉此摆脱长期缠绕的伤痛。道歉和宽恕构成一种双向的道德救赎：忏悔者在道歉和被宽恕中获得自我救赎，而受害者亦在对他人的宽恕中得到心灵解脱。这无疑是一种最清澈健康的疗法，它有助于修复受创的心灵，软化仇恨/复仇（冤冤相报）的坚硬传统。
尽管宽容不是可以任意布施的道德羹饭，但把忏悔者设为宽恕的目标，就能鼓励更为广泛的忏悔，促成强大的救赎与自我救赎效应，以及强大的社会和解机制。只有这种建立在忏悔和宽容之上的和解，才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坚固基石。红卫兵道歉提供了个人和解的范例，而每一项个人和解的总和，就能突破疑虑、恐惧和敌意，汇成民族和解的宽阔的道德河流。
正如“文艺忏悔小组”所演示的那样，忏悔者和宽恕者应当在和解的基础上，重构社会正义和良知。我们已经被告知，只有借助这种反思和问责，才能建立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共识，切除导致罪恶发生的制度性基因，预防新一轮的加害与受伤，而这是衡量中国是否达成文化现代化的唯一标尺，此外更无其他标尺。
在上述忏悔/道歉机制的架构中，真相是推动忏悔的认知前提；忏悔是加害者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道歉是忏悔的外在表达；宽恕是对忏悔的良善回应；和解则是公民社会的最高本性；共同追问和制度矫正，是新罪预防的最后保障。这六个严密的逻辑模块，构成了忏悔/道歉机器的主体。如果忏悔事件能发育出这种完备的机制，那么，几名老红卫兵的道歉，就不再是偶发的戏剧性事件，而是重构人本主义未来的明亮开端。
我什么都不信：老三届改革开放后沦为个人主义者
2011年03月02日 22:44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萧三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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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另外一个缺点是缺乏谦卑。时势造英雄，但我们往往强调英雄造时势，缺乏感恩时代、感恩命运的心态。启蒙运动最后之所以覆灭就是因为过于狂妄，认为人像上帝一样，理性全知全能。近代以后的人类悲剧一部分和这种狂妄有关。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2011年2月17日E23版，作者：萧三匝，原题：《许纪霖：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和伦理》
我是一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好政府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相信政治要好的话，关键不在变革制度，而是要有好人进入政府。这套理念有问题。制度变革不能治本，治本靠什么？靠心灵的改变、风气的改变，这就要重建文化和伦理的秩序。现在的天下给人一种感觉，不是杨朱就是犬儒，最好的犬儒只是洁身自好。
许纪霖刚出了一本学术文集，文集后记的标题是《许纪霖：矛盾体》。
按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这个世界上的知识人分两种：一种是刺猬（思想家），一种是狐狸（学者）。许纪霖愿意自己是一个披着狐狸皮的刺猬。翻译成王元化的话，他搞的是有学术的思想。因其在两方面都倾注热情，而这两方面又不易兼顾，其人内心之“矛盾”可知。
这一点，在2010年12月29日，许纪霖与我的谈话中显而易见。作为一个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我希望他对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多一些点评，但他并不愿意这样做，“我只想说我自己”。
许纪霖说：“我是一个蝙蝠式的人物，蝙蝠的命运就在于哺乳界开会不欢迎它，说它是鸟类，鸟类开会说它是哺乳动物。199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对立的，两边可能都认为我不是他们的人。”他是一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他既同情地理解自由主义，又同情地理解新左派，同时他对这两派都有批判。在当今知识界的风气下，这是一个不讨巧的自我定位。
事实上，与其说许纪霖如今是“主义中人”，不如说他是“伦理中人”。他对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缺乏反思、谦卑、感恩、敬畏心态深表不满，对士风和世风浇漓感到忧虑，他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对社会伦理道德重建的关注上。
许纪霖说，目前这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是威权主义的温床”。
虽然在刚见面的时候许纪霖曾从头到脚打量我，但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冷漠的人。
王元化对现成的主义都有反思
南方周末：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你就认识王元化先生，他去世两年了，你也写过回忆他的文章，你怎么评价他？许纪霖：1980年代上海的经济、社会改革滞后，远不及广东，但上海的思想解放在全国是领先的。之所以领先，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上海有一批比较开明的官员，有一批以王元化为代表的倡导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
王元化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后来主持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就是希望从制度建设的层面落实启蒙的一些最基本理念。
作为上海思想界的精神领袖，王元化先生当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很深刻。因为1990年代以后，学术和思想的确有两极分化的趋向，很多人丧失了对时代的敏锐感受和思考，也有一些人思考背后的学理背景比较弱。王元化先生在这两方面算结合得比较好的，大家都很敬佩他。他之所以从1980年代到过世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之一，和他自身这样的一个追求分不开。我和他相识很偶然，他一直讲“心灵的相契比观点的相同更重要”（我们大概就属于这种关系）。
南方周末：1980年代，王家客厅老有知识界的种种聚会，当时大概有哪些人？
许纪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慕名求书法的、艺术界的、文学界的、思想界的、政府官员都有。他在这点上有点儿像胡适，他有一种能力，让你感到如沐春风。老先生晚年也特别好友，特别怕寂寞，每天高朋满座，他也很开心。
南方周末：王元化的思想并不是直接对接英美经验主义传统，而是从别的路径逐渐靠近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思想的超前性这个角度来讲，你如何评价他？
许纪霖：不能用某一个标准来看一个思想家。英美经验主义不过是西方思想的一支而已，并不意味着经验主义就是对的，它的反面就是错的；自由主义是对的，非自由主义就是错的。
王元化先生最大的思想就是他的反思性。他不断地在反思，早年反思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反思启蒙心态。对任何现成的主义，他都有反思，不轻易相信。他不大愿意像有些人一样，觉得找到了一条切实的道路。虽然从广义上来说，王元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不盲从，对自由主义也有反思和超越。
南方周末：这种反思和超越表现在什么地方？
许纪霖：自由主义是一套社会政治学说，它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王元化晚年不相信自由主义这套东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他越来越注重文化、心灵的问题，这就是他对自由主义超越的一面。
他在社会政治层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能广泛吸收各种其他的学说来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他内心曾经是被黑格尔俘虏过的，后来他对黑格尔主义做了严厉的批判和自我反思。但他到晚年并没有全盘否定黑格尔，他始终非常欣赏黑格尔讲的没有什么比精神的力量更伟大，觉得这还是黑格尔主义的精华。
他对任何学说都不是简单地抛弃、信仰，有自身思考的主体性，对各种学说都有取舍。骨子里尊重人的尊严和个体的精神价值，这两个东西是他的底色，是他最看重的。
切莫把某一种价值极端化
南方周末：你在思想上与王元化先生相似？
许纪霖：我是一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我对原教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有一些同情的了解，但都有批判。也许我是一个儒家吧，更喜欢中道，不太喜欢偏激。
原教旨自由主义和左派处于偏激的两个极端，前者过于迷恋市场，相信一些基本的教条，相信个人主义的社会能拯救中国；新左派又极端反对资本主义，极端反对市场和代议制民主，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实现平等。
这两种极端都会导致社会无穷动荡。必须在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统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实行中道，这个社会才会有张力、和谐。
南方周末：你讲过中国一直缺乏从洛克到哈耶克这一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许纪霖：自由主义有好多支，最忌讳的是认为自由主义有道统。原教旨自由主义就相信有这么一套道统，其他自由主义好像都被污染了，这比较可怕，它不是开放的，是封闭的。自由主义内部也充满了张力，它在当代世界是主流，凡是成为主流的东西都非常丰富。
我比较接近罗尔斯。他并不迷信市场，认为即使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同样有可能产生不公正，所以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矫正自发的市场所产生的弊端。他内在地结合了一些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理想，把自由和平等这两个价值用他的方式来融合，形成了他的正义观。
切莫把自由主义封闭起来，觉得自己信奉的是惟一的、最好的，其他都错。
这个时代是由媒体包装的，极端最具市场传播价值。极端的意见都是颠覆性的，但任何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谬误，而我不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所以当某种极端声音出现后，我总会怀疑它是否超越了合理性。中道为什么好？就是不走极端，像密尔说的，真理是多元的，每个人都只是抱住了大象的一条腿而已，每一条腿都是真理，但是都是局部的真，整体的真理是在不同意见之间互动、交流、批判的结果。
中道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不是算术平均数，而是一个动态的、互动的产物。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都会产生人类的悲剧，绝对自由会成无政府主义，绝对的平等我们曾有教训。中道是有原则的。
对民国知识分子情有独钟
南方周末：你写傅斯年时提到，自由主义者“好做帝王师”？
许纪霖：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自由主义者极具批判性，坚守民间立场，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愿意在体制内实践理想。比如，王世杰就是国民党体制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他做国民党的高官，还是有一些信念没变。自由主义者和权力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南方周末：好人进入政府不是一件坏事，但好人政府这种理念可能不成立。
许纪霖：好政府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相信政治要好的话，关键不在变革制度，而是要有好人进入政府。这套理念有问题。制度不变革，再多好人进政府也没用，也无所作为。第一步需要变革制度，而不是好人进政府。
南方周末：你做了这么多知识分子个案研究，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许纪霖：1980年代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认为这是因为传统文化的缘故，这个问题我后来有反思，传统文化也能塑造独立人格，儒家讲的道德也能塑造独立人格，人格可以超越文化。
这30年我做知识分子研究，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我以此来反思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
南方周末：你讲过如果说把20世纪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的话，你的兴趣还是集中在前三代，为什么？
许纪霖：有距离感比较容易对话，可以看得更清楚。做研究就像拍照片一样，不要以为给他一个特写就看清楚了，要理解他的意义一定要把镜头拉开，最好是用广角镜。我对民国知识分子情有独钟，这一代人有一些特殊的光彩让我喜欢，在情感上我能找到与他们共鸣的东西。
南方周末：谁堪称当代思想家？
许纪霖：这不是一个能回答的问题，再过50年看。
我们这代人缺乏反思和谦卑
南方周末：你对你们这代知识分子总体上如何评价？
许纪霖：“17年（1949年到1966年）一代”是受到布尔什维克教育长大的一代，是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者。王蒙是那代人的典范。所以，北岛说：“我什么都不信”，王蒙说：“我们这代人信”。我们这代人也都是理想主义者，但和“17年一代”不一样，我们的信仰和1980年代启蒙思想有关。
我们这代人大多数是老三届，在“文革”当中是红卫兵，考入大学以后又是“新三级”（77、78、79三级）。在当下中国，这代人已成为中流砥柱，受到太多赞扬，也往往自我赞扬。
南方周末：如果说“17年一代”的理想有点盲从性，你们这代人是不是在反思的基础上在找新的理想？
许纪霖：对。除了个别极优秀的人，“17年一代”有相当多的盲从性。我们这一代相当理性，骨子里不是特别爱钱，也不太懂生活享受，喜欢思考大问题。
我经历过“文革”的生生死死，上山下乡，再考上大学。进入大学后，同学四分之三都算“老三届”，我算班里最小的几个人之一，所以我在这代人的边缘，这使我能够跳出来。
这代人也有另外一面，非常现实主义，非常权变，善于抓住机会，不会执着于一个僵化的、固定的观念。为什么绝大部分都非常成功？一方面是时代给了很好的机会，十年空缺，前无古人，另一方面就是善于把握从1980年代以来的各种机会，呈现出机会主义倾向。
南方周末：这种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好不好？
许纪霖：它和理想主义构成了互补，这就是这代人的复杂性。这代人确实有很多缺点，比如说一些人今天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反思都是对别人的，很少是对自己的。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说要忏悔，而是自我辩解。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曾是红卫兵，总是觉得真理在握，使命感特强的缘故吧。
另外一个缺点是缺乏谦卑。时势造英雄，但我们往往强调英雄造时势，缺乏感恩时代、感恩命运的心态。启蒙运动最后之所以覆灭就是因为过于狂妄，认为人像上帝一样，理性全知全能。近代以后的人类悲剧一部分和这种狂妄有关。
狂妄与毛泽东时代及市场经济有关
南方周末：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代人的狂妄？
许纪霖：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是与毛泽东时代有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代人就是一路战斗上来的。红卫兵无法无天，只相信一个神———毛主席，这个偶像破灭后，相信的就只是自己，1980年代又是一个个人解放的时代，最后就极度地自信。
时代留下的印记，就是让我们觉得可以改造一切，有强烈的使命感，很少有敬畏之心，包括缺乏对道德的敬畏。总觉得有比抽象的道德更高的一些目标，比如国家富强、个人解放。这些东西属于宏大叙事，在这代人里非常根深蒂固。虽然我们对“文革”有很多反思，但是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那个红色的宏大叙事，那种真理性的宣称依然存在下来，无非内容改变了而已。
1949年以前那一代老知识分子，不仅学问好，有很多都是德高望重的。我们这代人开了风气，留下了启蒙的遗产，但很少有德高望重之辈。
毛泽东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人格，最重要的是革命理想，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毫不在乎用什么手段。1949年以后，由于各种运动，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德。冯亦代做卧底，按照儒家的私德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你出卖的是个不一般的朋友。但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卷进去了。今天都是，且不说公德被扭曲了，私德也被破坏了。
最近还在纷纷扰扰的高尔泰和萧默之争也让人遗憾。《一叶一菩提》出版以后，我看了两遍，觉得很痛心。我现在没能力去判断谁是谁非，但我经历了“文革”，“文革”当中，为了神圣的名义，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派系，相互厮杀，都相信自己代表正义，对方是代表了邪恶。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南方周末：所以现在也不能苛责那些具体的人？许纪霖：回过头来看，当然不想说相逢一笑泯恩仇。问题在于，如果大家都采取控诉姿态，历史的冤结解不开，更重要是能够超脱出来，以当下来反思历史。“文革”过去这么多年，还缺乏一种超越那个时代的反思，还纠缠在个人恩怨里面，还是很遗憾的。
南方周末：反思精神的匮乏是不是与对“文革”进行反思的空间大小有关？
许纪霖：我并不认为外界因素很重要，有些东西是写给自己看、写给抽屉看的，很多人现在写回忆录不是为了发表，问题在于自身心态没有超脱出来。
南方周末：缺乏谦卑、感恩、敬畏心态跟市场经济的不断兴起也有关系？
许纪霖：第二个因素就是和市场经济有关。市场经济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关系，非常功利化，这是资本主义异化的结果。
人性中既有神性又有魔性，大部分人的行为，相当意义上取决于环境，好的制度环境会把人内心向善的一面激发出来，环境很差，它会把人性恶给激发出来，制度的改变是首要的。
但并不是制度变了以后，人性自然而然会变，或只能期待制度的变化，制度之外还有风气，风气和道德有关。今天，不仅外部制度环境有问题，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内部的风气有问题，一些好的传统都断掉了。
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和伦理
南方周末：问题是怎么来改变这个局面呢？
许纪霖：把病症搞清楚才能开药方，而且有时候病症搞清楚了也未必可以开得出药方，可能要长期调理。只能让老百姓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不能在岸上比划好了再跳下去。
制度变革不能治本，治本靠什么？靠心灵的改变、风气的改变，这就要重建文化和伦理的秩序。
国民党的宋教仁被刺杀，上海地方法院可以传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到庭问询。为什么后来搞得那么糟？五四的人后来总结说，没有形成维护制度的文化，文化建设是长期的。
台湾两次选举都有开枪事件，第一次是阿扁操弄两颗子弹，但这次事件两党都没有操弄，这就是一个政治文化的进化。制度一夜之间可以改变，但文化的改变需要三代，是渐进的。我想强调的是重建社会和重建伦理的意义。
南方周末：思想界一直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文化制约论”；一种主张“制度决定论”，你大概是比较赞成前一种了？
许纪霖：要提防两种极端倾向，唯制度论和唯文化论，制度和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好制度会激发起好的文化，好文化也能够成为好制度的温床。
南方周末：如何进行社会和伦理重建？
许纪霖：鉴于毛泽东时代建构了一个过于强大的权力系统而消灭了社会，邓小平从1980年代开始有一个很好的改革思路，希望大量的社会事务让社会自己来承担，让它释放活力，而政府只承担它应该承担的功能，这是对的。
秩序不能仅靠权力维持，要靠社会自身的力量。政府如果管制失灵，社会又无法自身产生一种秩序，那会很可怕。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重建，要通过社会的重建产生出来。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唤起了几亿人的同情心，大家突然感到我们都是中国人，有共同的命运感，几万个志愿者奔赴灾区，这是一场社会重建运动。最新的例子就是上海火灾，10万市民自发献花哀悼，我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社会重建运动。
南方周末：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社会的重建还是有希望的。
许纪霖：有句话叫鲜花可以溶解淡漠，今天他遭难有人来关怀，明天如果你遭难的话，同样会有人关怀你。他们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却和你有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基于我们都是人，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社会重建的基础。不要把社会看成政府的对立面，而是要让社会焕发出自身的活力，把人性中向好的东西焕发出来。志愿者组织不是破坏性的力量，恰恰是一个积极的社会重建的力量。道德不是用来说教的，道德重建、伦理重建不是靠读经、靠灌输的方式能够奏效的，而是要通过道德实践。知行合一是儒家的传统，儒家从来不认为培养君子仅仅靠在书院里读四书五经就行的。这次上海市民去献花，很多是家长带着小孩去的，他们想让小孩从小就培养同情心和爱心。这次上海花祭是一场公民运动，完全是公民自发的道德性的实践，这种实践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世界将会可爱。
政府要给公民伦理重建、道德重建的实践空间，公民也要能够抓住机会实践。
南方周末：当下如果不着手进行社会、伦理重建，最糟的局面是什么？
许纪霖：今天的中国，最大的乱源在人心。人们心中不存在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和是非善恶的标准，这个社会怎么可能不乱？
以前是制造了一个虚假的集体主义社会，现在重生了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原子，互相之间没有情感，只有交易、利益。
现在的天下给人一种感觉，不是杨朱就是犬儒，最好的犬儒只是洁身自好。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是威权主义的温床，因为每个人都不相信别人，整个社会没有秩序，但是社会总需要秩序，大家就寄希望于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维持一套刚性的秩序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
知识分子除了常识，还要有知识
南方周末：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重建和伦理重建过程中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许纪霖：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在公民运动当中，有很多活动知识分子参与了，但他们是以市民和公民的身份参与的，也许因为这是一个常识和良知的问题吧。
但如果问题很复杂，一般公民参与不了，那时知识分子就需要以专业的身份出现。知识分子有一个工作别人做不了，就是在重大事件发生过程中或者说在这之后，思考、总结、阐释事件的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帮知识分子朋友讨论上海花祭事件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典范，鲜花也是力量，表达诉求和愿望也可以通过理性的、甚至是非常优雅的方式。应该让公民运动和政府中的理性力量实现互动。上海花祭非常温柔、理性，但同样成功。
南方周末：你大概是自由主义者中对后现代理论最为同情的人了，你也曾经提出了一个“当后现代终于来临时，知识分子何以自处”的问题，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处在现代化阶段，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后现代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纪霖：以这种方式理解后现代是对后现代的误解，现代和后现代并不是两个时期。后现代学说的核心是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确定不移的普适价值，而现代性还相信有普适性价值。
后现代学说有一些革命的、解放的意义，能够扫除启蒙思潮当中的唯理主义、全知全能的弊端。但后现代不能走到极端，走到极端就会产生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没有善恶是非之分，会非常可怕。
我采取的是一个介乎于文化多元主义的现代性的立场，这个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之间不是互不相干，不同的文化之间其实还共享着一套普适价值。这价值不是以西方为代表的，而是存在于各种特殊的文化当中的。这样理解可以防止两种极端化倾向。
南方周末：你强调知识分子应该站在专业的角度对社会问题发言，这是不是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许纪霖：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除了常识之外，还要有知识，你有你的知识，我有我的知识，合起来就构成一种极强的力量，能够揭穿借助专业知识进行自我辩护的各种权力的秘密。
公共太多、知识太少是媒体知识分子的毛病。学院知识分子的毛病是知识太多、公共太少。学院知识分子要更多的公共性，你的意义在哪里，要在公共性上获得证明；媒体知识分子则要多一点知识。
公共知识分子带有很强的实践性，他面对公共事务发言，必须要能够承担起责任伦理的结果。
这代人也有另外一面，非常现实主义，非常权变，善于抓住机会，不会执着于一个僵化的、固定的观念。为什么绝大部分都非常成功？一方面是时代给了很好的机会，十年空缺，前无古人，另一方面就是善于把握从1980年代以来的各种机会，呈现出机会主义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