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真空大米包装袋:抗战初期发生在南京政府最高层的间谍案

         抗战初期,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最高层发生了一起重大间谍案——黄浚案。

        黄浚,字秋岳,福建人,民国初年曾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一些极力主张侵华的日本人,回国后曾在北京军阀政府中任职。他熟悉政坛史事,能诗会文,又善于吹牛拍马,很得上司梁鸿志的赏识。北京政府垮台后,他随风转舵,又混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并得到院长汪精卫的信任,被任命为行政院机要秘书。1937年夏,他的儿子黄晟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他通过各种关系,将黄晟安排在外交部工作。这父子俩臭味相投,一起与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他们利用职务方便,拉拢一部分人,组成了以他们父子为首的卖国小团体,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日谍首脑须磨的指使下,大肆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等情报。 
        江阴要塞泄密案 
        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以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和决定对日作战的国策和战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委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外,还有各大战区的负责人及军委会委员。会议决定对日本实行“以快制快”和“制胜机先”的策略,即趁日军主力集中于华北之时,先歼灭其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最狭窄的长江江面。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阻止日本军舰由上海沿江西进攻首都南京;另一方面能截获当时正在长江中、下游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本军舰与商船,收先声夺人之效。 

        当时这是最重要的国防军事机密,除蒋、汪、白、何以及国防委员和担任会议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情。但蒋介石的命令还未下达到有关战斗部队,在宜昌、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却都纷纷沿江顺流而下,向长江下游逃跑,有的还冲过了江阴要塞。蒋介石得知此情报后,震怒之余,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即在8月13日晚打电话给驻军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命令他们14日凌晨起飞追击击沉向黄浦江方向逃跑的日本舰船。但为时已晚,追击的空军仅俘获了日本商船“岳阳号”和“大贞号”,其他日本舰船均已逃入黄浦江中,按当时有关涉外条约不能再轰炸打击了。

        冯玉祥、张治中屡遭空袭案 

        抗日名将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后,曾组织和领导了察哈尔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张治中将军在一二八事变时,曾奉命率国民党第五军在上海抗战,八一三事变前任国民党京沪警备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后期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日本侵略军认为冯、张二将军坚决抗日,极欲杀之,因此要求日本驻中国的情报机构及时提供冯、张二将军的行踪。

        淞沪抗战之初,冯玉祥的司令长官部先驻无锡,后移苏州。1937年8月16日,冯玉祥亲赴南翔前线视察,鼓舞士气。他与随行人员乘车刚出司令部,敌机即来袭击,大家只好分避树下。敌机飞走后,他们又驱车前行。可刚一出街,敌机又至,冯等只好在一所茅屋里躲避。敌机在附近投下十余枚炸弹,以为已达目的后飞走。借硝烟弥漫之际,冯命司机驾车冒险前进。但行不多远,敌机又一次“光临”,大家急忙下车暂避瓜田。下午,一行人返回苏州途中,又遇6架敌机来袭,他们只好避于树下。但这次敌机久久盘旋不去,似有所察觉,甚至低飞几至树梢,以寻找打击目标。所幸当时天色已晚,敌机盲目扫射了一阵后悻悻而去。后来大家分析认为,一定是有人向日军提供了此次行动的情报。 

        当月24日,张治中将军由南翔司令部去河湾最前线视察和指挥。当他的汽车刚刚开出司令部,就飞来数架敌机,在汽车上方来回扫射轰炸。他与随从只好下车隐蔽。待敌机飞走后,张治中命司机开足马力迅速朝江湾前进。但车子刚跑了二里多路,敌机又来“光顾”。张治中认为乘车目标太大,决定弃车步行,并不要随从。当时他穿着马靴,行路很不方便,幸好途中遇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他来不及与传令兵说什么,抢下自行车骑上就走。传令兵一下怔住了,也不敢问,只好在原地等着。张治中到了江湾第八十七师师部后,其下属均认为是汉奸向日寇提供了情报。

        白崇禧、宋美龄、蒋介石险遭不测案 

        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被日本人认为是其侵略中国的巨大障碍之一,必须除掉。1937年8月23日,白奉蒋介石之命去上海,住在先施公司二楼东亚饭店。当天中午,上海有关方面头面人物举行宴会准备为他接风,这时几架日机突然飞临先施公司上空疯狂扫射轰炸。一时浓烟四起,弹片横飞,附近的商店门窗玻璃被震得粉碎,南京路、浙江路的行人和在商店的购物者死伤近千人。敌人认为白崇禧这次一定“命归西天”了。不料,白崇禧事先已得到情报,说有人要趁宴会之际杀害他,所以在宴会前十几分钟,他便匆匆从先施公司后门溜走了。回到南京后,他立即把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以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的名义,下令各部队长官严防汉奸捣乱。

        宋美龄和蒋介石是日本人早就想要除掉的人物。1937年8月22日,宋美龄在其外籍顾问端纳的陪同下,由南京乘车去上海前线慰劳抗战官兵。行至苏州郊外,汽车突遭日本飞机的扫射和炮击。司机为尽快逃离日机炮火,把车速提高到每小时60英里。但因路面大都被破坏,加上在一个急转弯时一只轮胎损坏,汽车一下子冲进了一条水沟中。宋美龄当即摔断几根肋骨,端纳也受了重伤,被送往苏州医院。 

         蒋介石得知宋美龄在苏州受伤后非常着急。当时正值淞沪前线战事吃紧,各参战部队纷纷请求他前去视察和指挥。于是,他便在8月25日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和侍卫长钱大钧等的陪同下,乘车由南京到了南翔前线。因一路平安无事,所以当夜返回时,他便有点大意,还想乘来时的车到苏州看望一下宋美龄。但部下建议他改乘火车比较安全,他便接受了。当火车快到苏州站时,突然飞来十几架敌机朝火车轰炸,所幸无恙。

 

        第二天,蒋介石在淞沪前线指挥官的请求下,还要去上海。白崇禧为安全起见,建议他乘坐英国驻华大使寇尔的车去。蒋介石起初同意了,但第二天他又临时变卦改乘它车。幸亏他没乘寇尔的车!因为寇尔的车刚从南京开出不远,上空就飞来了几架敌机。寇尔赶忙命令手下将一面英国国旗覆盖在车上。但日本飞机并不理会,仍然向车子轰炸扫射,终于汽车被炸翻,寇尔也受了伤。

 
        中央军校可疑逃车案 

         中央军校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一般每学期都要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期间蒋介石要向学校师生和中央及南京市的军政大员训话。1937年9月4日又到了“总理纪念周”,学校请蒋介石这天前来。当日上午8时,全体与会人员列队静候蒋介石的到来。可半个小时过去了,却仍不见蒋的身影。忽然,学校负责人登上主席台,向与会人员宣布:现在发现一辆可疑汽车混入学校,内有两名嫌疑人员,宪兵正在进行搜查,请大家原地不动,听候新的通知。

 

       不一会儿,有人向会议主持人报告,两名嫌疑人已开车逃出校门,军警正在追捕中。据此,会议主持人宣布大会停止举行,学生和教师回到教室听令,与会的中央和南京市的军政大员到校门口值勤宪兵处登记车号以及乘坐人员的姓名与职务后回各自单位。

        不久,宪兵带队官向学校负责人报告:进出校门的各单位主官所乘车的车号及人员姓名与职务均相符,只有行政院的一辆小汽车不是主官所乘来参加“纪念周”的,而是自行闯入,并在强行出校门时,打倒值勤人员,迅速逃跑。经查,这辆车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学校负责人一听,先是吃了一惊,思考片刻后对宪兵带队官命令道:此事要严格保密,国家没公布事件所有真相前,你们知道此情况的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黄浚汉奸集团的覆灭

        其实,从江阴要塞泄密案起,蒋介石就下决心查清这个案子。随着后来多起可疑要案的连续发生,蒋介石更是严令“中统”、“军统”及南京的所有特工部门必须破案。但最后抢到首功的,却是国民党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的“特警二队”。 

        谷正伦与“特警二队”队长丁克勤等人研究决定,既然黄浚嫌疑最大,那就集中力量侦察黄浚及与他有关的人员,在拿到铁证前,不能让黄浚等人有任何察觉,只有人赃俱全时,才能将其一网打尽。为此,他们秘密成立了“侦缉黄案专门小组”开展工作。

        办案人员首先是对黄浚进行秘密侦察。他们从档案得知,黄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与现为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的须磨是同班同学。而这个所谓领事,实际上是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日本间谍头子,他以看望老同学的名义与黄浚早有来往,特工部门以前对此并没特别在意,现在既然黄浚已是主要嫌疑犯,两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就被注意了。但很奇怪,特工们观察了近一个月,既没见须磨“看望”黄浚,也没见黄浚去“拜访”须磨。 

        原来,须磨指示黄浚,为避嫌疑,近来绝对不能与他直接打交道,而是采取更隐蔽的手段进行联系。然而事隔不久,黄浚的狐狸尾巴就被“侦黄小组”捉住了。小组人员发现,黄浚下班后,既不乘车,也不带随从,经常独自一人到南京玄武湖畔散步。黄浚爱吃巧克力糖,但却从不将糖纸随便扔掉,而是将糖纸夹着一张纸条放进公园一株大树的树洞内。此处很偏僻,一般人是不去的。每次黄浚走后不久,就会有一个朝鲜人前来将纸条取走。“侦黄小组”摸清了这一规律,于是当黄浚又一次将糖纸和纸条放进树洞离开后,在朝鲜人尚未来取之前,他们将纸条取出,拍照后按原样又放进树洞中。等那个朝鲜人来取纸条时,他们又暗中给他也拍了照。可不知是不是黄浚有所察觉,或是日特有命令,军校逃车事件后,再没见黄浚来玄武湖。

 

       “侦黄小组”分析认为,黄浚绝不会死心,一定是让其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代替自己行动。果然,监视黄浚汽车司机的人员发现,这个叫小王的司机经常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咖啡店去喝咖啡。他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几乎与他同时,也有一个日本人进店喝咖啡,并将自己同小王一样的礼帽挂在小王礼帽的旁边。那个日本人喝完咖啡后,将小王的礼帽戴上扬长而去;小王喝完咖啡,则戴上日本人的那顶礼帽离店。“侦黄小组”分析,这里面大有问题,于是暗中将此情况拍了照。

 

        “侦黄小组”还发现,那个日本人从咖啡店出来后,每次都会戴着小王的礼帽骑车到中山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去。调查得知,这家“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须磨手下的一个情报员,他有时还和黄晟在这里碰头。黄浚传递情报的渠道和手段以及有关人员的材料是搞到手了,但情报的内容还没完全掌握。为此,“侦黄小组”又设了一计:

        一天晚上,当河本明夫从“医院”出来乘自行车回日本领事馆,行至与中山路垂直相通的汉口路时,突然从汉口路里冲出三个骑自行车的“冒失人”,猛地冲向河本,河本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头上的礼帽也掉落在地上,被风吹出了十几步远。“冒失人”却眨眼间不见了。 

        河本摔得头破血流,手臂带伤,自行车也摔坏了。但他的头脑还清醒,跌跌撞撞地站起来要拾地上的帽子。可他刚走几步,便因疼痛难忍,又摔倒在了地上。就在这时,来了两名穿制服的交通“警察”。他们扶起河本并把他抬进汽车,说送他到附近的马林医院去治伤。河本说必须捡回那顶帽子。其中一个“警察”说道:“帽子丢不了,我帮你去捡,你不是日本人吗?我们警察是‘保护’你们的!”

 

        其实,三个“冒失人”和两名“警察”都是“侦黄小组”的成员。“警察”将帽子送到附近一家独门小院内,丁克勤正等在那里。将礼帽夹层中的情报拍了照,又将情报按原来的样子放好后,丁让“警察”赶往医院将帽子归还河本。河本拿到后捏了一下礼帽,以为情报没丢,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连着对“警察”说了好几声谢谢。等“警察”一走,他也就回须磨处报功去了。此后,须磨又派了一个叫山口的人取代了他。

 

       “侦黄小组”将黄浚出卖情报的罪证拿到手后,立即报告给谷正伦。谷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深夜去蒋介石处报功,并建议立即逮捕黄浚及其集团成员。但蒋介石命令:“一定全歼,不能使一个漏网”。对此,“侦黄小组”又作了研究,准备设一个圈套,让黄浚集团成员全部钻进去。其办法是,伪造一封须磨给黄浚的信,由“侦黄小组”成员“伪造印信专家”皮伯圣负责此事。在丁队长的口授下,皮模仿须磨的笔迹和口吻写了封给黄浚的信,大意是嘉奖黄浚,指示黄浚在次日晚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并表示关怀。

        写好后的信,由“侦黄小组”成员伪装成那家咖啡店的服务员悄悄潜入衣帽间,将伪造信放进山口的那顶礼帽的夹层中。而山口和河本一样,到此店喝完咖啡,即将小王的礼帽带走,而小王也和往常一样,将山口的礼帽戴上,去黄浚处报功。尽管黄浚很狡猾,但并没看出丝毫破绽。他按“须磨”的指示信要求,于第二天晚11时,将其全部成员集合在自己的公馆内,等候主子来发奖。时间到了,但来“发奖”的不是须磨,而是“侦黄小组”的成员及大批武装特工人员。就这样,黄浚汉奸集团被一举歼灭。 

         1937年12月初,在南京沦陷前夕,黄浚及其儿子黄晟以卖国罪被判处死刑,并公开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