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井图集05s502下载:孔子行年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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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81年)
梁涛
周敬王37年  鲁哀公12年  戊午(公元前483年)
〇冉有为季氏聚敛,孔子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冉有不听孔子劝告,助季康子按田亩征税,孔子称“非我徒也”,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
【文献】《春秋经·哀公十二年》:“十二年春,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
〇孔子正乐,时年六十九岁孔子回到鲁国后,目睹统治者的荒淫无道,于是转而从事《诗》、《书》、礼乐的整理工作。由于乐与诗的配合出现混乱,孔子对乐进行了一番整理工作,使诗与乐得到它原有的配合、统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雅颂各得其所。”
【文献】《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八佾》:“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史记·孔子世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下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儒林传》:“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道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乐书》:“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世,犹莫之化。”
【考辨】《子罕》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故列于本年。
〇孔子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在正乐的同时,孔子对《诗》、《书》等古代文献进行整理。周予同说:“孔子根据自己的哲学、政治和历史的见解,对大量古代文献进行筛选,整理编次成《易》、《书》、《诗》、《礼》、《乐》、《春秋》,作为自己设教讲学的六种教本。这些教本,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也使它们成为系统表达儒家学说的著作,并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儒家学派地位的变化,而被封建统治者尊为‘经典’,这就是所谓‘六经’。”(《从孔子到孟荀——战国时的儒家派别和儒经传授》,见《近四十年来孔子研究论文选集》第371页,齐鲁书社1987年版)
【文献】《史记·孔子世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 以一文一质。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 《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 《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下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注:《吕氏春秋·孟春纪第四·尊师》云 “颜浊聚,梁父之大盗也, 学于孔子……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颇受业者甚众。”《史记·儒林传》:“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道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乃至秦焚火,书散亡益多。”《礼记·杂记》:“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汉书·艺文志》:“《古礼经》五十六卷,《经》(七十)[十七]篇。注:后氏、戴氏。……《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士孰能注意焉!”《汉书·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更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书·儒林传》:“(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马王堆帛书《要》:“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赐]闻于夫[子曰]:“□必于□□□。如是,则君子己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昔□□□而不□以百王之□□□易也。夫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五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之自□□。予何□王事纣乎?’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赞而不达其于数,则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孔子家语·六本》:“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自益,自益者必有以决之,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已乎?’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哉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故曰自贤者天下之善言不得闻于耳矣。昔尧居天下之位,犹允恭以持之,克让以接下,是以千岁而益盛,迄今而不成。满也,是非损益之征与?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如行则让长不疾先,如在舆而遇三人则下之,遇二人则式之,调其盈虚,不令自满,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又见《淮南子·人间训》、《说苑·敬慎》。《淮南子》文较简略,没有提及子夏。《说苑·反质》:“孔子卦得《贲》,喟然仰而叹息,意不平。子张进,举手而问曰:‘师闻《贲》者吉卦而叹之乎?’孔子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也,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夫质又何也?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
【考辨】孔子与六艺的关系,是学术史和经学史中的一个大问题,今文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创作,而古文学家则认为孔子只是对古代文献典籍作了一番加工整理工作。二者各执一端,笔墨官司打了近一千年。有必要做专门讨论:
关于《诗经》,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孔子删诗之说。但是孔子是否真有删诗的事,把三千多篇古诗,大量的删削,只留下三百零五篇,后代一直有人怀疑。唐孔疑达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按书传所引之诗,现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诗谱序》)宋代的朱熹也持同样的看法,有人问朱熹关于孔子删诗的事,他说:“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朱子语类》卷八十)清朝的崔述说:“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由是观之,孔子无删诗之事。”(《洙泗考信录》卷三)魏源也说:“夫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诗古微》卷一,《夫子正乐论》中)应该说,这种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孔子自己就说:“《诗》三百。”(《为政》)又说:“诵《诗》三百。”(《子路》)墨子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儒墨读的诗都是三百,可见三百是《诗》原有的篇数,并非孔子删减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观于周乐”,为他演奏的就是国风、小雅、大雅、颂,与今天《诗经》的编次相同,十五国风排列先后的次序也基本和现在《诗经》差不多。当时孔子还是七、八岁的小孩,可见《诗经》的编次在孔子以前大体上就是这样,孔子并未删减,也没有做多大的改变。《诗》是周朝奴隶主贵族学校学习的重要课程,古代各国之间的来往,政治上、外交上都要应用它。春秋时代的朝聘,常常“赋《诗》以见志”,这方面的材料,《左传》里还保存不少。孔子很注意《诗》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所谓‘授之于政”和言辞专对都是指政治、外交活动而言,可见《诗》确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之一。孔子对《诗》究竟作了什么工作呢?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这句话许多人都误解了,认为三千多篇都是不同的诗,孔子删除了将近十分之九,只选取了三千零五篇,所以才产生后来的删诗之说。而孔颖达、朱熹、崔述、魏源等则认为孔子不会把古代的诗绝大部分都删去,并且今天所见的逸诗寥寥可数,也证明孔子不会删去十分之九的诗,因此他们都怀疑或否定有删诗之事。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孔子对《诗》的确做过搜集整理的工作。“三千余篇”是说搜集了《诗》的各种不同抄本的总数量;“去其重”是说经过整理把重复的除去,只剩下三百零五篇。王充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所谓‘删去重复”就是《史记》上说的“去其重”;所谓“正而存三百篇”就是经过校勘订正的本子是三百篇。这证明孔子对《诗》是做过搜集、整理、校勘工作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即是经过孔子的整理。
关于《尚书》,司马迁说: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汉书·艺文志》也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史记》说“编次”,《汉书》说“篡”,都说明孔子对《尚书》做过编辑整理的工作。孔子以前,已有《夏书》、《商书》、《周书》等散篇流行于世,并经常为人们所引用。如《左传·文公七年》晋郤缺对赵宣子说:“《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隐公六年》陈公子佗进谏陈侯说:“《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左传·宣公六年》中行桓子对晋侯说:“《周书》曰:‘殪戎殷。’此类之谓也。”孔子对这些流传的文献进行广泛的搜集,并加以排序、编辑整理,形成了最早的《尚书》版本。据说孔子编篡的《尚书》本来有一百篇,秦始皇焚书时济南伏生把《尚书》藏在壁中,到了汉初亡失了几十篇,只有二十八篇,以后又加上民间所得《泰誓》一篇,共二十九篇。这就是今文《尚书》。鲁共王坏孔子宅,从孔壁中得到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多十六篇,是为古文《尚书》四十六篇。由此可见,孔子所编篡的《尚书》分量是很大的。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说孔子“序《书》传”,可能是指对《尚书》一书进行排序,至于《书序》是否为孔子所作,学界则有不同看法。
关于《仪礼》,司马迁说孔子“修起《礼》、《乐》”,又说“书传、礼记自孔氏”。今《三礼》中有《礼记》,内容较为复杂,其中有些为七十二子弟子的作品,不可能是孔子所作。故学者认为上一句当断作“《书》传、《礼》记自孔氏”,指孔子对礼作了记录和整理。《礼记·杂记》:“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说明《仪礼》中的《士丧礼》当即孺悲来学时所编。但《仪礼》成书应经历较长一段时间,不可能出于孔子一人之手,有学者推测,《仪礼》撰写的上限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时,即鲁哀公末年鲁悼公初年,下限是鲁共公十年前后,“它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到四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后学陆续撰作的。”(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文史》第15、16辑)
关于《易传》,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唐张守节《正义》:“序,《易序卦》也。”说明后人多将“序”理解为《序卦传》,《汉书·艺文志》也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孔子作《易传》成为汉唐时期的定论。但自宋代欧阳修以来,人们不断对此提出怀疑,清代的崔述断言,“《易传》不出孔子而出于七十子以后之儒者无疑。”康有为甚至认为《史记》中“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八个字是汉代经古文学家加进去的,不是《史记》的原文。当代学者多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中晚期,作者并非一时一人。马王堆帛书《易传》出土后,其中《要》篇提出孔子“晚而好《易》”,于是有学者有重新审视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如李学勤肯定孔子写过《易传》,虽然不一定与今本一致。郭沂认为《史记》所说的“序”有“排序”和“作序”的意思,《彖》、《象》及《说卦》、《序卦》、《杂卦》的一部分在孔子以前已经出现,孔子曾为其作序。今本《易传》实包括早期《易传》、孔子的《易序》以及以“子曰”形式出现的孔子《易》说等不同部分。参见“周考王15年  乙卯(公元前426年) 《易传》约形成于此时”条。
〇孔子传《易》于商瞿孔子五十岁以后,《易》学观发生变化,不再从占筮而是从“德义”来理解《易》,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弟子所继承,其中较突出的有商瞿。汉人记叙的《易》学传授系统,可能附会了后人的观念,但基本反映了事实。
【文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特好《易》,孔子传之志焉。”《汉书·儒林传》:“自鲁商瞿子木授《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
【考辨】孔子传经之事,前人或有怀疑。钱穆说:“孔子以前,无所谓六经也。孔子之门,既无六经之学,诸弟子亦无分经相传之事。自汉博士专经授受,而推以言先秦,于是曾、思、孟、荀退于百家,而孔子之学乃在六艺,而别有其传统,而孔门之于儒学,遂划为两途。”(《孔门传经辩》,《系年》第83页)汉代以前,确实没有博士传经的制度,但不等于没有学术的传受,相反,在通讯、印刷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学术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术传授系统,钱氏的说法是因名废实,不足为取。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中有《周易》经传,年代下限是文帝初,有学者指出:“这一《易》学流派是孔门《易》学在楚地的支派,似可以定论。”(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99页)孔子一生并无到过楚国,但其学说能传播到这里,很大程度上要即是依靠了孔门内部的学术传授。《史记》、《汉书》记录孔门《易》的传承略有不同,《史记》说“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而《汉书》则说商瞿“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据学者考证,《汉书》误以“子庸、子弓二名互易”,(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二十)当以《史记》为准。
孔子传《易》的时间不可详考,大概应在其晚年,暂列于此。
〇孔鲤卒孔鲤,字伯鱼,孔子之子。
【文献】《史记·孔子世家》:“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考辨】孔鲤(伯鱼)生于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活了五十岁,正好卒于本年。
〇冬十二月,孔子答季孙问螽冬十二月,蝗虫成灾。季孙氏问孔子为何冬季还有蝗灾。孔子认为,大火星下沉以后昆虫都蛰伏完毕,现在大火星还在西方,应该是司历官记错了。孔子好学,不仅“博古”,对天文历法也同样十分通晓。
【文献】《左传·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
〇子思约生于此时。子思,名伋,鲁国人。孔子之孙。
【文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礼记·檀弓上》:“曾子曰:‘小功不为位也者(注:小功,五服之一,其服轻于大功而重于缌麻。位,指哭位,哭位是根据与死者的亲疏远近关系排列的),是委巷之礼也。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礼记·檀弓上》:“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礼记·檀弓下》:“子思之母丧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子之庙?’子思曰:‘吾过矣!过矣!’遂哭于他室。”
【考辨】子思生卒,《世家》未有明确说明,只说“年六十二”,而这“年六十二”也是大有疑问。子思的父亲孔鲤生于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共活了五十岁,若以二十岁成婚计算,从成婚到卒尚有三十年,子思生于这三十年的那一年,无法确定。又根据《孟子》、《汉书·艺文志》,子思曾为鲁穆公师。鲁穆公元年,《六国年表》列于周威列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鲁周公世家》则列于十七年,但据钱穆考证,《年表》、《世家》有误,实际应为周威列王十一年(公元前415年)(《鲁穆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系年》第155页)鲁穆公元年距孔鲤之卒六十八年。子思若“年六十二”,即使今年出生,也不及穆公之世。故有人说“年六十二”是困于宋作《中庸》时的年龄,又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作《中庸》时六十二不可信,因《世家》下面还说“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这里的四十七、四十五、四十六都是指实际年龄,为什么偏偏对子思例外呢?明显说不通。所以合理的解释是六十二是八十二之误。但子思即使活了八十二岁,他也是在孔鲤晚年甚至卒年才出生的。因为既然为鲁穆公师,就不可能在鲁穆公一即位时就去世,而应该有一个过程,由此推算,子思出生时孔鲤已届暮年。
古人结婚较早,孔子十九岁成婚,二十岁即生孔鲤,而孔鲤为何这么晚才生子思呢?钱穆说:“《檀弓》‘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是子思有嫂也。子思既有嫂则知其有兄矣。伯鱼早卒,而子思有兄,则子思之生,不能甚前。”又,《檀弓》有“子思之母死于卫”,门人曰“庶氏之母死。”钱穆说:“谓庶氏之母者,谓子思非嫡出,故子思之母乃庶氏之母耳。”(《子思生卒考》,《系年》第173~175页)钱氏之意似说子思之母非孔鲤正妻,故出生较晚。按,子思生年已不可确考,大致在孔鲤暮年。古人晚年得子,也为常见。钱穆所举理由皆显勉强,不如付之阙如。因前人多列子思生年于本年,故从之。
周敬王38年  鲁哀公13年  己未(公元前482年)
〇孔子七十岁,总结一生,自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今年七十岁,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认为“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汤一介说:“孔子那段话可以说是孔子对他一生的生活道路的描述,或者说是他一生修养的过程,成‘圣人’的路径,也就是孔子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了解。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四十而不惑’可以说是他成圣人的准备阶段,从‘知天命’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可以说是他成圣人的深化过程。……‘五十而知天命’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层次,‘六十而耳顺’是达到‘情景合一’的层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实践‘知行合一’的境界。”(《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载《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第79~8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
【文献】《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〇颜回卒。颜回(公元前514~前482年),春秋时鲁国人,字子渊,亦称颜渊。孔子弟子。名列孔门德行科之首。天资聪慧,“闻一知十”。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笃信“克己复礼”。孔子称赞其德行和学问,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先孔子卒,孔子哭之恸。后被尊为复圣。
【文献】《论语·先进》:“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史记·孔子世家》:“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另见《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文辞有异。
【考辨】《公羊传》列颜回卒在哀公十四年,但据《世家》,颜回卒在“西狩见麟”之前,故列于本年。
周敬王39年  鲁哀公14年  楚惠王8年  庚申(公元前481年)
〇春,西狩获鳞,相传孔子此时作《春秋》春,叔孙氏的驾车人鉏商猎获一只麒麟,以为不吉利,赏赐给管山林的人。孔子观之,曰麒麟也。据今文经的说法,孔子这时著《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记十二公的历史,用隐约的笔法对历史事件、人物进行褒贬,致使“乱臣贼子惧”。
【文献】《左传·哀公十四年》:“(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公羊传·隐公元年》题疏引闵因《公羊叙》:“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史记·孔子世家》:“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注:薮名,今钜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 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士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 论史记旧闻, 兴于鲁而次《春秋》。”《汉书·董仲舒传》:“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后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〇齐国陈桓弑君,孔子请讨陈桓齐陈桓杀简公,孔子见鲁哀公,请求出兵讨伐。哀公让报告三桓,结果三桓也不肯出兵。孔子表示,自己是尽一个大夫的职责。
【文献】《左传·哀公十四年》:“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哀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论语·宪问》:“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桓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注:指鲁三桓叔孙、季孙和孟孙)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子后,不敢不告也!’”《史记·鲁周公世家》:“十四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于俆州。孔子请伐之,哀公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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