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和西方对待身体的态度很不同。在巴黎，我对路人说，我要画你，他们都很开心，但在台湾，当我突然对朋友说，我要画你，他在那一瞬间的表情变化很有趣，我有时就是要看这神情。”

尽管台湾艺术家蒋勋在内地已经出版了个人文集，他的《梦想与创造》一书，在出版之后半年就又加印了5000册，但是他在内地的知名度远不能和他在台湾相比。蒋勋可是艺术圈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著名的诗人、小说家、画家和社会活动家，蒋勋早已著作等身。更鲜为人知的是，台北文化局局长的职位原来是马英九请蒋勋就任的，但是，蒋勋推荐了好朋友龙应台。

南方周末（以下简称“南”）：我看到张晓风在一篇文章中说您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不知道她是不是指您比较脱俗？

蒋勋（以下简称“蒋”）：台北是个很混乱的城市，几乎没有人觉得自己居住的环境好。我住在淡水河的河口，12扇窗往外推就看见河口，我有时跟人家讲我这儿的风景也不比西湖差，别人觉得我过得像神仙，你怎么可以过这样的日子？可是，有一次，我看到唐伯虎50岁给自己写的诗，我觉得很好玩，他说：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日间眠。漫老海内传名字，谁信腰间没酒钱。大家都会觉得他过得像神仙，可是他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没有权，也没有财富，但是他可以过得像神仙。我想张晓风讲的神仙本质上就是自由。她常常羡慕我可以到处乱走，听说日本的米园大雪，我就带着川端康城的《雪国》去住上两天。

南：但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在文化上。

蒋：我和林怀民都是在1947年出生的，他年头我年尾，我们出国的年龄也差不多，真正对我们影响最大，最震撼我们的是“文革”。当时在台湾不知道大陆发生的任何事情。后来他到了美国，我去了巴黎，我们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文革”，我每个礼拜三都会去巴黎大学看样板戏，巴黎的左派是很强很强的。那些样板戏真的是震撼我，我现在和大陆的朋友讲，他们都奇怪你怎么会喜欢看样板戏。我说，不单单是喜欢，它已经变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像《白毛女》中的那个红头绳，你看了以后会有一种要把所有的东西给别人的愿望。我当时真的就参加了那样的组织，无政府主义的，大家在一起，谁有了钱大家就一起花。

南：当时是时尚。

蒋：对。我想也不仅仅是时尚，是你25岁真的相信，那个东西直到今天都让我很着迷，我一点都没有后悔我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个阶段，也许后来很幻灭，因为我后来知道这个组织的一些内幕，可是我没有后悔过。回到台湾以后，我们不怕坐牢，把《我的祖国》带到台湾的PUB里唱，很疯狂。后来被调查，被列入黑名单。有一段时间我被大学解聘，根本不能教书。

南：但是，我想你们当时对大陆的情况并不是一种认同，可能是在美学上的一种想象。

蒋：对，因为台湾苦闷，所以整个变成一个巨大的幻想。我现在觉得我的学生这一代没有我幸福，他们这么年轻就什么都不相信了。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相信的而且力行过。林怀民当初在美国的街头上参加很多运动，他的《薪传》就是想把《东方红》编进去。我们现在一喝了酒慷慨悲歌的时候还是这种东西，岳飞、文天祥、荆轲、史可法依然是我梦里的英雄。其实我们在那时向往的是大陆的文化，那种豪迈、粗犷、生命力十足的东西，一直到后来看陈凯歌的《黄土地》都是在向往这个东西。我到山西去，跟电视台的小伙子一起喝烈酒，从来没有喝过的“烧刀子”，然后一起那样大声唱歌的时候，觉得非常过瘾，你觉得这是山西，台湾就是没有这种东西，台湾萎靡，山西悲壮，完全不同。所以我一直希望两边的下一代要碰头，他们会听到对方不同的声音。

南：看到资料说，那时陈映真老师带着你们读加缪的《异乡人》，其实我们都很喜欢他的东西，每个人喜欢的理由都不一样，不知道您为什么喜欢？

蒋：那时我们很反感台湾的那些官方主流的八股教条，我们看的戏、读的文学都是那种“忠君爱国”的东西，突然出现一个《异乡人》-——其实，这个词是直接从波德莱尔散文诗的第一篇来的，我不知道“异乡人”这个词是不是好的翻译，它其实是“疏离的人”的意思，就是他跟所有的人都无关，没有兄妹、没有传统、没有地方、没有时代，是一个完全抽离的人。我们当然感动了，因为我们的文化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在台湾比大陆厉害得多，动不动就是五千年文化，动不动就是道统。那时你就会觉得加缪就是你的偶像，因为你希望所有东西都要抽离。

我觉得那是一个重要的“破”，把所有累积的东西都破掉。后来，不止这本书，所有存在主义的东西都成为了我们最重要的养分。

南：您的书上有一句话说“美是一种拯救”。拯救具体是指的什么？文化难道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

蒋：我觉得美是一种自我救赎。所有的创作首先是对自己的。凡高不画画的话，他会更早自杀，其实他是用绘画救赎了他自己一段时间，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但你可以看到，因为救赎，所以那个画特别动人。他要救赎他自己，是因为他要活不下去了。我最喜欢的艺术家都有这个救赎性，他们其实不是为了画画。这是美术学院的学生最听不懂的，因为美术学院关注的都是技巧。我觉得一旦掉到技巧里，就会迷失，回不到人的原点。我一直觉得美是救赎的，贝多芬在后来对抗他的残疾的时候，那个声音真是动人得不得了，他第一个就是救赎他自己。所有的教条都会说艺术多么伟大，陶冶心性，其实那都是假的。艺术首先是自私的、自我的救赎。这句话我常常讲，但是并不容易懂。现在我常常看阿尔莫多瓦的电影，他的电影越来越好，可是每一部都是在救赎他自己。他在奥斯卡得了奖以后，我觉得他都快自杀了，美国人还要留他在好莱坞，他简直快要疯掉，赶快跑掉，因为他还是要去救赎他自己。这是了不起的艺术家。艺术家在得奖的刹那，一有陶醉就完了。所以，我相信那种荒凉是本质的荒凉。没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现世里会得到任何报偿。别人觉得是报偿，对他却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东西。

南：您对当下台湾的文化怎么看？

蒋：我们都不觉得台湾的电视比大陆的好。在大陆，我打开央视的几个台，发现它可以做戏剧介绍，比如尚小云，可以放纪录片，非常专业地讨论，还有一整天谈科学知识的频道，我们八十几个台没有一个台在做这件事。台湾的文化真的有一部分被商业烂掉了。大陆的一些文化工作者可能还不知道，其实大陆有很值得珍惜的东西，像《书城》这样的杂志。云门舞集《烟》用的音乐，台湾从未介绍过，可大陆介绍了。

[读书会特别活动]蒋勋论美：那个拈花的姑娘哪里去了

2011年10月19日 10:36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蒋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