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州二手房:屈原和贾谊

    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里，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屈原和贾谊。他们是骚体赋的开创者和继承者。两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两人却有着诸多相同之处：如两位皆是才高八斗之人，都忠君爱国而惨遭谪放；在利害关系极强的政坛里都遭到权贵佞臣们的嫉妒，真可谓是贤人失志；在文学创作上都有着颇高的成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之影响。同时屈原与贾谊又有着很多迥异之处：如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在政治思想和创作风格亦有各自的特点。
    一、相同点：两人都才华横溢，因忠君爱国、展现其才而被谪放，都创作鸿文巨著，对后世影响深远。
    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屈原，与楚王同宗。因他学识渊博记忆力特强，知道和懂得的事情非常之多，对于国家政乱之道颇为清楚，并且擅长辞令，他还懂得如何接待诸国的使节和与诸国的君王酬酢之道。因此楚怀王十分倚重他，但是在有些时候屈原不分场合太过于爱显自才，从而导致当朝的贵族佞臣们的离间与攻击。有一次，怀王指派屈原制订一份国家法令，屈原刚刚起草，尚未整理定稿，就被当时与他爵位相同、心想争取楚王宠爱从而有排挤之心的上官大夫知晓了此事，便怀有夺取其稿占为己有之心。屈原当然不与之。上官大夫因此便向怀王谗言：“大王指派屈原制订法令，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晓，可是每当一条法令制订完成颁布出来时，屈原就自夸其功，认为除了他就没有他人可以制订得出，真的太过于傲慢自满了。”有着几分昏庸贪婪与刚愎自用的楚怀王听之信以为真，气而怒屈，因此而疏远了他。
    屈原面对楚怀王被小人迷惑，耳不能分辨是非，目不能分清黑白，以致于邪恶伤袭公道，端放正直的贤人君子不能为小人所容纳，心中十分悲愤，整日忧愁苦惶、沉郁深虑。他虽然惨遭被贬，仍系心怀王，念念不忘振兴楚国之志，然而黑暗腐败的政治又使他的雄心壮志难酬。“既莫足与美政兮”，只能把心志寄寓于婉娩缠绵的字里行间。于是中国第一首浪漫主义抒情长诗《离骚》便应运而生。所谓《离骚》犹言‘离犹’亦就是遭遇忧愁之意思。屈原持心端正，行为方正，竭尽他的忠心和智慧，一心来侍奉他的国君。而由于谗邪之人的挑拨离间，楚王因此与他疏远了。这个时候屈原的处境可谓是极为艰难了，他在《离骚》中叙述远古帝喾的英雄事迹，称扬近世齐桓的伟业，同时论及中古汤、武的事功，用来讥讽当时的政局，阐明道性的重要性与国家所以治乱的因果关系，叙述得非常详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评《离骚》云：“屈原作《离骚》改自怨生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糜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刘勰赞《离骚》曰：“不有屈原，岂有《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级，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文心雕龙.辩骚》）以杂文著称的鲁迅在《汉文史纲要》里称《离骚》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由此可见《离骚》影响之大。出此之外，屈原还有优秀且影响亦大的作品：如《国殇》、《湘夫人》、《涉江》、《哀郢》、《九歌》等。
    出生在西汉初年的贾谊，他不仅是出名的政论家还是有名的辞赋家。十八岁时就以歌咏诗书及同通诸子百家之文，善于文章闻名于郡中。吴廷尉作河南郡守时，听说贾生才学优秀，就把其列置门下。非常喜欢他。孝文帝听说河南郡守吴先生政绩显著，居全国首位，并且和李斯同乡，曾经拜他为老师，于是征召吴先生为廷尉。吴先生这个时候就向孝文帝推荐了贾谊，说贾生年轻而深晓诸子百家之文，文帝便征召贾谊，拜其为博士。在平常，每当文帝向诸博士咨询问题时，很多问题老先生们均不能回答，而只有贾谊能全部娓娓道来，合理有辑，说出了大家欲说而不能言的想法。因此那些博士都认为贾谊才渊而有智，自惭形秽。孝文帝也十分欣赏其才。等到贾谊二十一岁的时候便晋升为太中大夫。但.由于他年少气盛，太过于爱表现自己，没有顾虑到其他权贵们的利益与感受，力主改革政治，因此遭到当朝的大臣周勃、灌婴等人的反对，又加上汉朝刚立不久，文帝的政权还没有完全稳定，那些大臣又是开国重臣，在这种情况下，文帝心中忧虑不已，无耐之下，只好疏放贾生到长沙王太傅。
    贾谊被谪迁到长沙后，听说长沙是个低湿的地方，于是消极的认为长沙享寿不长，又因为这是贬职，自己的抱负又得不到施展了，内心非常伤感悒闷。因此，当他途中经过湘水时，对屈原的遭遇很同情和深有感触，便写下了这篇千古传咏的《吊屈原赋》，以之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和不平，同时以之自喻。林云铭评其赋云：“人皆以原系楚王室，义不可去。谓谊不知原之心。然《离骚》、《远游》诸篇，原曾自述其志，谊所素闻。第以负长才而不见用，偏值天下一家之世，恨不能如原之时，列国分域，可以任其所适。此意不敢明言，聊借古人以自寄耳。非以此责原也。与东方曼倩《答客难》同义，从来未经拈破。”（《古文析义》卷七）贾生优秀的辞赋还有《鹏鸟赋》、政论散文有（《过秦论》上.中.下篇）.《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皆是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名篇。
    二、不同点：时代背景、政治思想和创作风格不同。
    生活在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的屈原，此时天下已呈现出大一统的必然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历史的车轮向前发展的结果。与处于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一样，屈原站在历史的高度，洞察着社会发展的前景。他在内政上渴求举贤授能、冀望修明法度；对外主张联齐抗秦、统一六国。他认为上天是不私的，它要观察人们的德行以决定是否给以辅助。只有具备圣智且德行美盛者，才能享有天下，从他在离《离骚》中唱咏“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得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可以看出。历古览今，观察民心所向，有谁对黎民百姓不义、不善而能享有天下的呢？可见，屈原心中的‘美政’思想是建立在以民为本的根基之上 。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远在春秋就有之，早已成为统治阶级中不少明智之士的共识。屈原不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而且重视民心，主张‘有德在位’与孔孟思想的‘为政以德，保民而主，民贵君轻’的民为本、实行仁政的传统思想不谋而合。屈原看到举贤授能是实现‘美政’的关键所在，修明法度是实现‘美政’的必由途径。他身为楚国宗臣，目睹祖国政治混乱，群臣相妒其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自己耿耿忠心反被疏放，因而对‘举贤授能’深有切肤之感。他在《离骚》中热情称颂“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进而引历入诗，以古览今：“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古人傅说、吕望、宁戚原是出身贫贱的贤者，一经擢举，便成为殷之贤相或周之开国重臣、或齐之辅政股肱。屈原在诗中写到“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此以‘骐骥’喻贤才，乘骐骥可日行千里，任贤才则可政天下。而所谓‘道夫先路’即指为王者而前驱，引导君主踏上康庄大道。“既遵道而路”此‘路’实质便是‘修明法度’。所谓“举贤而使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以‘举贤授能’和‘修明法度’相提并论，强调了二者不可缺其一，但是屈原的参政实践却以失败而告终，原因是他的美政改革思想与措施触犯了贵族派的利益。但他的参政意识却在心底沉积、升华，最终化为美政理想再现于《离骚》“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之致焉”。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难将亡的楚国，在朝之时，他竭忠尽智，辅助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他把个人的进退、生死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前途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悼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楚王不容他，但他却不离开楚国。其时七国争霸，诸侯割据，人才尽可自由流动，贤能之士不愁无用武之地，楚才晋用，屡见不鲜、朝秦幕楚亦不乏其人。诗人宁肯以身殉国，也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正如南宋洪兴祖所指出的屈原“徘徊而不忍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楚辞补注.离骚序》）这是何等坚贞，纯洁，崇高的爱国热情啊！爱之欲其兴，兴而无望，乃忧其亡。诗人心中执著的爱国情结，生发出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时，他的爱国思想与狭隘的忠君观念杂糅，反映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
    屈原是骚体赋的开创者，他继承和发扬了《诗经》中赋、比、兴的艺术手法。然而《诗经》反映的风格是现实主义，缺乏辞藻的华丽与浪漫情调。他在《离骚》中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又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二者完美的结合，标志着诗歌创作在这个时候有了新的突破。《离骚》表现了一种‘放言不惮’的批判精神和一种‘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他在诗文中揭露世俗的浑浊，数责楚王的昏惑，痛斥群小佞臣，无不闪耀着批判精神的光芒。诗人满怀悲愤，责数楚王“荃不察余之心中情兮，反信谗而ji怒”且怨怪楚王言而不信、变化无常。屈原在忠君前提下对楚王的批判，自多哀怨凄恻之音而少反抗挑战之意。“感动后世，非人力所强”(鲁迅《摩罗诗力说》）即使如此,也为后世维护皇权及囿于儒家"师教"者不容。班固批评他"露才扬己，责数怀王(《离骚序》) 颜之推也指责他"露才扬己,显暴君过"(《颜氏家训.文章》)这些讥评从反面印证了屈原批判精神的思想价值。屈原智结行廉、正道直行、既怀内美，有重修能。他在长期参政实践中屡经风波。可是依然保持忠于理想、坚贞不屈、洁身自好的品格和情操。在诗中抒写了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和对假、恶、丑的无情挝伐，表现了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和不与奸佞谗邪同流合污的坚强决心：“余固知謇謇之为忠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以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超群脱俗的贤德之人不为人所理解，就难免要产生孤独感。耿耿忠心谁知?謇謇忠言谁听?悲凉的孤独感沉重如山，压在他的心上。常常在这时，他会感叹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出类拔萃的屈原藐视众人,却唯独把为"美政"的希望寄托于楚忘一身。因而一旦希望破灭,便觉无所适从,进而产生"已矣哉!国人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海身乎故都"的绝望感。终于只有忿_自沉，伏清白以死直"。他《离骚》的出现,预示着文学自觉时代曙光的照临。《离骚》的艺术成就很极高，其表现为"灵均"形象塑造、创作手法的突破、表现手法的开拓、形式语言的创新，以及语言艺术上熟练的运用对偶工巧的句法,表现出高超的语言艺术功力,开创了浪漫主义先河。出离骚之外，屈原还有很多伟作：诸如《九章》《天问》等……都有着他创作的独到之处，他写的文章大量吸取极富地方特色的楚地方言、口语入诗，显示其风采，对后人影响颇大。
    然而对于出生在西汉初年的贾谊来说,此前历经春秋战国、七雄争霸，而秦一统天下到楚汉相争，汉朝初立的五百年战乱破坏，从而导致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凋敝、人口减少。这时，对于关心时政和国家命运的贾谊来说，怎样总结秦王朝兴衰胜败的历史教训，来作为汉朝的前车之鉴，便成为了他面临的现实课题。
    贾谊提出秦"以法为教"的统治政策导致了秦的覆亡。针对这种情况,他向汉文帝提出了"为君者应施行仁政"，以《六艺》来教导黎明百姓。他说;"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也"。强调为政之本在于以儒家之仁义礼法教化百姓。贾谊敏锐地觉察到伤风败俗的严重性,提出以儒家的仁义礼法治理国家的高论。同时他还提出要以农为本，增加积贮，抑制富商大贾，以此发展经济，巩固中央集权。在国防方面他反对胡人和亲纳币，以图苟安。极力主张进取向上的姿态，抵制外辱、消出边患。其中用语疏之激切,如:"夫百人作之不能衣艺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讥,不可得也。"(《陈政事疏》)这篇文章既有时代的特征，亦有个人的风格。他所主张的以"仁义教化"为治国之本中的"仁义",贾谊解释为"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三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还提出:"改历法,变易服色,奠立制度、振兴礼乐、草拟各种仪法、崇尚黄色、遵用五行之说，创设官名改秦之旧法，制定"诸侯全须赴任封国"的法令等。即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思想。这固然表明了贾谊的远见卓识,但贾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不在这里，而在于他通过对秦亡的教训的精细透彻分析，从而提出了一整套以礼治天下的思想。他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性特征,而着重发挥了礼对社会的长治久安的作用,这栽思想不仅奠立了汉一代的政治规模，而且,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政策皆不脱此藩篱。
    贾谊在最具影响力的《过秦论》上)中总结了秦之所以亡之原因:"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在下篇对此有更为具体的解释:"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它是一篇最有文学色彩，政论而兼史论的散文。其时空容量大、逻辑力量强、语言跳跃奔放、气势峥嵘磅礴，无论是在叙述还是在议论时，贾谊都以对比手法加以强调，使文章更具说服力。如写惠文帝、武昭的业绩时，以诸侯国军队之众，谋士之多，地方之广等作对比，并不厌其详地列举国名，这就足以衬托秦国实力之强，能够不战而使诸侯臣服归顺。又如文章中叙述始皇统一中国后赫赫声威与陈涉以一介戍夫率众起义的情景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这就体现出贾谊文章的繁密美。文中还善用铺叙排比的句式，使人们读来感觉大气磅礴、文采飞扬，非常之酣畅。鲁迅在《汉文史纲要》中评其文为‘西汉鸿文’。可见语言是一种神奇的东西，精炼优美的语言，不仅可激发人的思维，而且还能升华人的情感，使人透过其文字的表象得到美的熏陶和享受。出此之外，贾谊的辞赋亦十分之了得：如他在渡湘水时为吊原喻己而作的《吊屈原赋》刘勰在《文心雕龙.吊原》中:“贾谊浮湘，发愤吊原，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苏轼在《贾谊论》中评其曰：“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原，萦行郁闷，ti然有远举之志。”贾谊的辞赋还如《鹏鸟服》、政论文《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等皆非常之优秀。为后人著论作赋之准榜。
    迄今为此，屈原与贾谊这两位伟大文豪已写进我国浩瀚的历史中，鄙人对其有了些了解之后，所能感受到的是一种心理的惊羡与欣悦，一种真诚的崇敬与怀念。他们的思想精神，他们的作品感情的真挚、构思的奇特、气魄的雄浑、辞藻的华美，韵调的铿锵、形式的自由，使他们在华夏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上都放射着永久的光芒，激励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