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明半鸟二手户才:熟悉的陌生人

　　酱缸文化

　　柏杨认为中国社会有着一种“酱缸”文化。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对人善的不得了。照顾得不得了。我们的人情味就只在这里。超乎这圈圈。谁也不理谁。中国的人情味只发生在自己的圈子里。也就是所谓的友情、亲情。人情味是有限制的，超过了界限连人味都没有了。但中国人对自己的国人不善，对外国人倒很亲切。充分显示了一个大国的礼教传统。

　　在国外有着一种搭车旅行的传统。但在中国却行不通。一个人伸手在马路上拦车肯定会被认为是无赖或者非匪即盗。要不就有精神病，其危险性相当之大。杰克·凯鲁亚克如果在中国生活的话。他《在路上》的小说应该会被写成《在家里》。据旅行者介绍。中国是世界上最难搭车的国家之一。从北京。石家庄、西安这些地方来看搭车的确比较难。但是进入新疆后。搭车反而很容易。一路上体验到越是空旷广袤的地方。越容易搭到顺风车。越是繁华的大都市。越难找到愿意帮助搭车者的人。国内大部分司机的戒备心理比较强。这是因为治安环境的恶劣和敲诈勒索的人太多。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中国犯罪数量出现大幅增长。而累积多年的治安问题也是司机不愿意别人搭车的原因之一。另外和中国的“酱缸”文化也大有关系。

　　熟人社会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物庶民丰，充满人情味的国家。而这种人情味儿往往会选择熟人、对己有益的人、外国人和具有新鲜感的人作为交往对象，而对于陌生的国人而言就另当别论了。“地沟油”、“三鹿奶粉”、“山西致命疫苗”等东西肯定不会给自己或圈内人享用。只要能赚到钱。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不危害自己和家人就无所畏惧。

　　而社会上种种的“好心人受害“的事件让人不敢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友善之手。生怕自己被人讹诈。唯恐避之不及。人们对钱的追求到了一种疯狂的程度，可以不顾道德。恩将仇报，农夫与蛇的故事不断上演，人与人的关系化为一种赤裸裸的交换关系，相互之间不信任的感觉也因为这些事件而不断加深。在心理上的信任感会需要很长的培养时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很难。破坏它却相当简单。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法制建设的滞后，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渠道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形成一种民间的联保机制。千方百计地广结人脉。建立自己的关系网。使风险降到最低。20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的概念，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人熟是一宝。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人们无论是在生活、学习、竞业，经商当中，还是其他的各个方面，都要有稳定的熟人链条网络，否则就会成为弱势群体被社会淘汰。正如当前社会的就业难问题摆在了每一个没有背景的人的面前。前不久。温家宝说目前我国失业人口达到两亿，而对于有背景的人来讲。就业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尤其是中小城市中，人口少更为结交关系提供了便利。法律和制度在人情面前都是可以操纵的工具。只有结不到的关系。没有办不成的事。制度是人规定的，只要摆平了人。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一些中小城市里。甚至交通警察也只敢管三十万元以下的违规车辆。如遇到豪华车辆违反交通规则。往往是装作看不见，任其狂飙而过。更有甚者是有一定”身份”的所谓社会“名流”到中小城市去。如果跟公安部门关系不错。当地警方可以用警车为其开道，以续哥们儿之间的友情。大摆排场。彰显尊贵。

　　注重“礼尚往来”的“人情社会”，人治往往大干法制，要真正体现法治和宪政的精神，就是要“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法制)是以人(统治者)为主体。法律为手段。因此仍可能是人治。只不过这些治国之人在行使治权的时候，要以法律为依据而已。而以法治国(法治)则是以法律为主体。人(执行者)为手段。在法治制度下。治国的不是人，而是法。因此，官员们的角色只应是法律的工具或执行者。在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毫无疑问。这种“关系社会”的行为模式已经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完善，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说破“皇帝的新装”

　　人的趋利性已经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全民一起搞政治的年代已然过渡到商业社会的逐利时代。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入党已经成为一种驱名逐利的有效手段，在计算其得到的好处要高于所缴纳的党费之后。全国党员的数量猛增到7600万左右。而真正能秉承信仰并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不知为数几何。千年来求稳思想和官本位思想还在人们思维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才使人们对加官进爵的渴望趋之若骛。众多人入党后苦心经营数年。通过挤上一个良好的平台，拉关系谋发展。追求某个领导职位而明争暗斗。最后大多数人都成为了扶助红花的绿叶。

　　拿破仑讲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成为了许多人的座右铭，但不可能将军的职位有那么多空缺。如果人人都成了将军就相当于没有了将军。而中国某些城市为了让更多人实现梦想。整个市的正副市长加起来有十几个，有的甚至达到几十个，秘书更是多不胜数。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足以证明中国古代的县令身兼数职。其工作量有多么繁重。

　　另外。《新闻法》的难产使新闻管理工作无法纳入法制的轨道。无法规定新闻工作者的在采访过程中的权利及所承担的义务。在利益驱使下假新闻大量泛滥。而对于某些被执法部门和社会群众所熟视无睹的恶劣事件却出现了报道上的缺失。只能靠有良知的个别记者让自己承担不必要的社会风险。曝光“三鹿”奶粉事件的记者简光洲和山西问题疫苗揭露者王克勤在采访中都承受了相当大的风险与压力。他们与利益集团孤身奋战，以个人的力量维护千千万万个弱小生命。这些毒奶粉或问题疫苗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在社会中早已出现问题。却一直被管理部门姑息和纵容，而此类曝光报道不是经常被叫停就是被众多人忽视，唯有怀有正义感的记者将皇帝的新装挑破才能让事实大白于天下。斩断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何其艰难。舆论监督只靠省级以上媒体对基层进行曝光，才能实现有效监督的话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个悲哀。由此可见。基层媒体想敢讲真话。敢讲实话筒真是痴人说梦。从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进京抓记者和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干警赴京抓中央电视台女政法记者来看。中央一级的新闻工作者的从业环境都如此恶劣，更别谈基层媒体的舆论监督了。舆论探寻真相本就包含着试错成本，这又是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允许这样的经验积累。才能使得舆论监督日趋成熟、理性。而用个人力量去挑战整个关系社会的利益集团就显得十分弱小和无助。

　　柏杨说过：一个有病的民族，正如同一个有病的个人。不先把病治好。一切无从谈起。若民主。若科学。实天下至补之药，但对一个患严重肠胃病的人来说。补药有什么用?欲治病必须先探求病源。病人既不能讳疾忌医。也不能畏痛忌割；在必要时。断臂锯腿。毅然为之：割胃换肾。在所不惜。具备如此之勇气。始有起死回生之可能。此虚心检讨传统文化病症之所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