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金域华府三期:瑞典社会政策点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1:35:26
瑞典社会政策点滴
——瑞典丹麦考察报告之四
张鸣雨 
在19世纪末,瑞典还是欧洲最穷的国家。经过百余年的奋斗,它已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一个具有先进的工业、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瑞典奇迹的创造,固然与丰富的资源、冒险的传统、奉行中立免于战争破坏以及崇尚发明创造的文化有关。瑞典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半部的一个小国,人口约900万(约吉林省的1/3),国土面积45万平方公里在欧洲居第四位,仅次于苏联、法国、西班牙,它等于两个英国本土那么大,是吉林省的2.5倍。它有有利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很丰富。铁矿、森林和水力是瑞典三大资源。瑞典有世界上最富的铁矿,已探明铁矿储量36.5亿吨,含铁率达60—70%,系欧洲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铀矿储量25-30万吨。森林覆盖率为54%,蓄材26.4亿立方米。平年可利用的水力资源有2014万千瓦(1760亿千瓦时),已开发81%。国内生产总值(2003年)约3363.4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3年)3.66万美元。瑞典有着发明、创新、创业的骄人传统,科学进步,技术先进,发明众多,工业发达。瑞典是一个发明家之国,自主创新能力极强。从炸药、蒸汽涡轮、滚柱轴承、电冰箱、心脏起搏器、三点式汽车安全带、数字程控自动交换机、鼠标和卫星导航的全球定位系统、伽玛刀到溃疡药洛赛克。众所周知的诺贝尔一生拥有355项发明。瑞典人不无自豪地表白:“如果我们把瑞典所有的发明家以及他们的发明、革新一一列出,会让人觉得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自我炫耀。但是,那么多富有创意并改善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机器、配件、设备、系统、医药、说明及方法都出自我们这个北欧小国,这一点的确令人惊叹”。瑞典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不断地进行发明创造,很多大型出口企业最初都是因为有了发明才建立起来的。瑞典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一度比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多4倍,出口多9倍,机械设备出口甚至高出14倍。今天,瑞典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26.3%,是世界上人均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
    以上这些奠定了瑞典社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使最现代、最优雅、最文明有了财富和技术上的保证。瑞典社会能够和谐、稳定、发展和繁荣,还与其国情、体制和社会政策密切相关。
    瑞典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同其它的社会党一样,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提出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国际民主。就国内来说,瑞典社会民主党标榜三大民主即三大目标。从瑞典的历史来看,可以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20年代,它是争取普选权和代议制,实现所谓政治民主的阶段,30年代到60年代是创建福利国家,争取社会平等(所谓社会民主)的阶段,70年代至今,则是争取扩大经济民主的阶段。
    瑞典人比较关心政治,参加政党的比率较高,一度90%的选民都有政治倾向,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曾经达到瑞典人口15%还强,占成人当中的20%。瑞典社会民主党能在政治上保持长期稳定统治,执行阶级合作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倡导团结,这里指的是广义的团结,既是指雇主联合会与工会联合会的团结,又指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团结。社会民主党认为,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两者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争取社会经济进步过程当中的伙伴,是影响经济福利和社会和谐的力量。他们认为企业主和劳动者有共同的利益,并把它当作“恢复和扩大经济民主的首要条件”。瑞典社民党纲领指出;"社会民主党促进生产的发展,因为生产是满足居民需要,进一步提高全体人民福利的必要条件"。他们给团结下的定义是:“共同负责,普遍互助和合作”。彼此关心的含意是:“工人为企业主,企业主为工人”。前首相帕尔梅说:“合作是瑞典工人运动的传统,应该为达到现实生活所要求的和解而斗争”。“我们深信,由于合作,人们往往会达到较好效果”。前首相卡尔松也提出:求各个经济集团利益之“大同”,存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之“小异”,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些“小异”。他说:“我们一向对扩大国家蛋糕的事更感兴趣,而不屑于为划分这块蛋糕而争论不休”。
    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这也是工人运动能够对生产的分配产生影响的有力保证。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一唱一和。他们认为,既要有私人资本的力量,又要有社会民主党执政和强大工会运动为后盾,这样才能形成与富有阶级相抗衡的力量。他们努力在经济领域创造一种把工人利益与企业主利益协调起来的合作气氛,使工人愿意工作,资本家愿意投资。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社会福利”等政策,也就是国家通过就业政策、分配政策、税收政策对生产、分配、消费进行干预。在分配上,保证雇主阶层的应得利润,又坚持建立“从摇篮到坟墓”全民社会福利制度,从而尽可能缓和劳资矛盾,谋求两大阶级之间的“谅解”和“共存”。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则坚持市场竞争的原则,主要是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调节社会需求的,进而促进和调节经济的发展。
    瑞典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支出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社会福利项目广泛,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等等;教育普及到几乎所有国民,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瑞典人看病住院,只需付挂号费和少量的医疗费用,一个年度内累计3000克朗就封顶。
    作为一个福利国家,瑞典主要通过收入再分配即税收前的保险转移、累进税和各种转移收入来实现“收入均等化”。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统计数据表明,瑞典的税收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2%,而法国为45%,英国37%,美国29%。据1972年官方的统计,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收入最低的60%的人的税收后收入的绝对平均差距是3倍(即1:3)。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有人说瑞典是西欧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后的一个最平等的国家。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在谈及瑞典人时曾说过:“出生在20世纪的瑞典好比是抽中大奖”。
    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经济制度近些年来也遇到了沉重的压力,并且受到质疑。但是由于高度的收入转移、广泛的公共服务主要由基层部门承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经济调节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借助于公共消费实施对经济需求的调节。否则,瑞典的服务业也不会吸纳3/4的劳动力从业。尽管出现人们排着长队等待医疗护理、护理人员短缺、养老金系统出现赤字等等问题,需要进行政策大调整的争论也已提上议事日程,但大多数民众的态度却是明确的:他们仍然把选票投给那些许诺即使面临更大经济压力也将竭力维护瑞典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政治家。
    在瑞典,陪同告诉我们,瑞典人的婚育观很有趣。他们30岁以前基本不结婚,但可以同居也可以生育,并把这一阶段这一过程视为一种“学习”;30岁至40岁之间婚姻也很不稳定,只有40岁以后,人们在这方面成熟了,婚姻和家庭才可以实现基本稳定。他们不能理解,两个人彼此不能互相欣赏没有愉悦快乐怎么能够生活在一起?况且带着婚姻家庭的烦恼也会影响同事,影响工作活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一旦感到婚姻失去了乐趣或痛苦,分手是最佳的选择。瑞纳先生就餐时坦然地告诉我他是“二婚”。其实,这一切的背后,是完善的社会福利在保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关于家庭经济学的阐述就揭示了这一点,当维持婚姻的机会成本高于离婚的机会成本时,离婚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了。
 后记:刚刚看了一位网友写的关于在瑞典治病就医方面的文章,感到挺能够说明问题。那里的医疗并非国内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保险是覆盖上了,大众化的医疗保健也享受到了。但是,民众大都在基层社区医疗点就医,而且得预约排队(排队等候医疗护理是瑞典民众意见很大的问题)。那里的医患关系不像我们这里那么直接,也不那么紧张。现在国内许多人的就医意识有问题:我花钱了(包括送红包),你就得给我好好看病,想要什么药就得开什么药,想找哪个大夫就能找到,治不好就得说道说道。那里的医患关系被制度和体制切割了,不像国内这么直接。点药看大大夫(名医)几乎不可能。由此导致出现许多在国内能够治好的病在那里却治不好甚至死了人的现象。这是一种代价,相对于全社会人人都能享受比较好的医疗来讲,是一种比较小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问题。本人的一位在英国的朋友也有这方面的经历和感受。他们十来岁的宝贝儿子感冒一连几天发烧到40度,到了医疗保健点,相当于我们的地段医、社区医疗中心,就是不给打针,也不用抗菌素,理由是没有炎症,任凭家长怎么说。大夫给开点感冒通之类的药,然后告诉他们,用冷水给孩子洗洗擦擦,或者把衣服脱掉到室外跑一圈凉快凉快。父母心疼得不得了,孩子一次发烧瘦了10多斤。可人家不在意。朋友绕开医疗保健点想自费到大医院去寻医问药,却被打发回来,理由是得有基层医生的推荐。真是令他们无可奈何。当然,我们的医疗虽然能够把许多在国外几乎救不活的病人抢救过来,但那大都是倾注了巨量的医疗资源的结果,就像哈尔滨天价住院费那样。对于普通百姓来讲,医疗费用太高,一般人是根本承受不起的。这样的结果是,医患关系陷入扭曲紧张状态,进而促成、助长了许多弊端,如优质医疗资源恶性竞享、抗菌素滥用、医疗资源浪费、小病大治、基层医院吃不饱、高价昂贵药品医技检验滥用、广普低价药品医技被排挤、医护人员被迫为规避风险而选择高端保险治疗方案(本来青霉素最为有效也廉价,但医生护士都不愿意给病人开,担心万一过敏担责任担风险)等。这也叫各有利弊吧。特此补记,意在说明,借鉴可以,照搬不行,还是走符合自己国情的特色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