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甸天下一品莲花纠纷:殊死较量

叶剑英元帅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202号楼内去世。他生前安排的接班人，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元帅、副总理这一级的老干部，当时只剩下叶剑英、李先念二人还算在位(实际上也已“靠边站”)。

　　同年2月2日中共中央通过毛泽东批准下发文件还宣布，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

　　这时的“四人帮”已经夺取了党和国家相当一部分权力，特别是掌握了宣传和文化领域的控制权，而且江青还想觊觎党中央主席这一最高权力地位。如果让这一伙奸人得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真是不堪设想。虽然最后党内的健康力量和正义的人民肯定会将这些倒行逆施的家伙推翻，不过国家要走更长的弯路，民族必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党和国家面临着巨大危险的时刻，经过叶剑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运筹，在当时接任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主持下，一举抓捕了万恶的“四人帮”。后来中共中央对叶剑英的评价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党、国家和军队化险为夷”。

老照片－华国锋
　
　　华国锋对于粉碎“四人帮”也建有重大功绩，这一点在他辞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后，党中央所通过的决议仍给予充分肯定。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直接指挥了抓捕任务，在这一点上也做出了贡献。当然，毛泽东生前一再痛斥“四人帮”，对此还是留下了有益的影响。另外，出于共产党人最基本的良知，中南海内担负保卫工作的同志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对江青一贯的胡作非为也早都积愤在胸，忍无可忍。何况，当时“四人帮”要夺取最高权力，也直接威胁到华国锋、汪东兴和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文化大革命”后期直接由劳模提升到中央的陈永贵等人，虽然深受极左影响，也对江青等人的丑恶行径气愤不已。平时骄狂不可一世且不知收敛的江青一伙，正如毛泽东此前评价的那样“积怨甚多”，此刻真是到了孤家寡人、千夫所指的地步。

　　江青一伙当时极为孤立、极为虚弱的处境，这充分说明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内受“左”的思想影响的领导人在性质上有着根本区别。后者主要是思想认识出现偏差和受历史局限的党内矛盾，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却是一伙想颠覆人民共和国、旨在建立封建法西斯式的“女皇”王朝的反革命集团。由于这一集团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带有敌对性质，而且“四人帮”在上海还建立有“第二武装”，在北方也积极伸手想拉拢军队，对这批人已经不能用正常的党内斗争来解决，只有采取抓捕办法。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内的老一代革命家和虽犯有“左”的错误却仍保持着正义感和基本党性的一些领导同志联合起来，一致对付万恶的“四人帮”。江青一伙的可悲下场，就此注定了。

　　粉碎“四人帮”的筹划，在毛泽东病重后便已经开始。据聂荣臻元帅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的回忆，都提到他们此时便向中共中央副主席中仅剩下的老帅叶剑英提出此事。聂荣臻还提到，此时在总参主持工作的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联络作用。萧劲光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说：

　　为此，我曾两次找到叶剑英同志。第一次是在得知毛泽东同志病危的消息以后，我预料江青、张春桥一伙在毛主席身后会有动作，他们会借毛主席的名义干不可告人的篡权勾当。我到叶剑英同志处，与他深谈过这件事。叶剑英同志比我更知底细，他肯定了我的判断。我说，得想个办法把这些家伙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让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了。叶剑英同志深深地点了点头，他也正在考虑着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我还向叶剑英同志建议说，下命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来。叶剑英同志沉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

　　十月六日上午，我又一次驱车来到叶剑英同志家里，诉说了自己看了近两天来报纸上宣传的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文章后夜不能寐的心情，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盘托出。我说，事不宜迟，如果再不动手，江青、张春桥等人就要动手。如果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落到他们手里，就要走大弯路了。叶剑英同志坚毅地告诉我说，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他当即拿起电话要通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说萧劲光同志对解决江青、张春桥他们的问题有一些很重要的看法，请你抽时间当面与他谈一谈。估计华国锋同志当时正忙得脱不开身，叶剑英同志让我在他处等一等。十几分钟后，叶剑英同志再次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华国锋同志还是没有时间。临近中午，叶剑英同志留我吃饭，我没吃，就告辞了。

华国锋和叶剑英
　
　　当时的叶剑英，的确是军队中广大干部的希望所寄。这一年2月间毛泽东在病重中批发的中央文件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不让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由两年前从沈阳军区调来的陈锡联主持。由于当时毛泽东已病重且言语不清，从辽宁来的毛远新担任了对外的联络员。这份文件的意思，明显是想让毛远新对军队施加影响。尽管如此，可是叶帅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干部。

　　这种用中央文件形式，异乎寻常地发出叶剑英“生病”的通知，在军队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严重的反响。有些军队领导同志以为叶剑英病情严重，纷纷写信或打电话询问，当他们知道叶剑英身体仍健康时，便恍然大悟，方知所谓“生病”通知的特殊用意。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带着忧虑经常不约而同地来到叶剑英家里，尽管这时叶帅已经“靠边站”。

　　在这种被宣布“生病”交权的情况下，叶剑英仍分别接见了粟裕、宋时轮、韩先楚、萧华等高级将领。他分别嘱托他们要严密注意形势，特别是要在各自的岗位上，注意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防范万一。在毛泽东去世前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也服从叶剑英指挥，并与推荐他到中央来的毛远新实际上划清了界限，对于粉碎“四人帮”也起到了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锡联在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受那个“东北太上皇”毛远新的驱使，干了不少错事，由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到众多批评并为此而辞职，不过在1976年那个关键时刻，他还是站对了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后来在提出要陈锡联检讨的同时，还是肯定了他过去的功绩，中央顾问委员会仍安排他担任了常委。陈锡联在暮年发表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邓小平对他的评价，那就是知道他是“没有野心的”，“是不会造反的人”。

　　1976年夏天，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众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将军们住在301医院，都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从狱中出来以后，长期住在这里。有一天，他受老同志们之托，来到西山探望叶帅。刚走进客厅，还没开口，叶剑英就转过身来，伸出手，向他走来。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叶剑英
　
　　“叶帅，您身体很好噢！有人造谣，说您生了病！”

　　据傅崇碧回忆说，叶剑英一面向沙发走来，一边幽默地说：“崇碧，我们是同案哟！我是二月逆流，你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杨余傅，我是杨余傅事件的后台！”

  　傅崇碧当时忧虑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差点被他们整死！”

　　“鹿死谁手，等着瞧吧！”叶剑英当时大声地说着，随即开怀大笑起来。傅崇碧看到叶帅很高兴，一定是有什么底牌，便连忙询问。

　　这时叶剑英举起右手，微笑地伸出四个指头。他胸有成竹地讲了四句话，精辟地分析出当前的形势：

　　“一、不要紧，他们没有抓到我们什么东西；二、他们积怨甚多；三、要进行斗争；四、要讲究方法。”

　　讲完这话，叶剑英突然从沙发前站起来，来到大玻璃窗前的一架钢琴旁边，兴奋地拉开琴盖，弹起钢琴来，真是一副儒将的气度。傅崇碧看到这一情景，心中马上有数，说了声“叶帅，祝您健康长寿”，便告辞回到301医院。

　　回到医院的傅崇碧，立刻把会见叶帅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断腿重伤的罗瑞卿和聚拢过来的其他老将们，寂静的病房里顿时喧嚷沸腾起来。

　　“干吧，老子准备再拼一次！”

　　“他们抓了我们一次，坐了几年监，难道我们还要吃二遍苦吗？”

　　“老家伙们，做好准备，拿起武器！”

1966年11月26日，叶剑英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
　
　　当时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经过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调整后，都明显地站在江青一伙的对立面，海军、空军、二炮和总参、总政和总后的领导也是同样的态度。作为共和国支柱的人民解放军完全站在反对“四人帮”一边，这为十月的胜利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当时“四五运动”虽遭镇压，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四人帮”的态度，完全如同当年的报道所通用的语言，便是“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各省区的干部中除了少数“造反起家”的品质恶劣的人之外，也都盼望着早一天把那伙祸国殃民的家伙清除，这就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可以说，在毛泽东去世时，全国大多数干部和人民在缅怀他的革命业绩而感到悲痛之余，也急切盼望着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首先是清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起家的江青一伙。此时粉碎“四人帮”，已是党内所向、军心所向、民心所向。

　　天下大势如此，便决定了中南海内的政治风云要出现突变。

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在玉泉山
　
　　毛泽东去世时，住在301医院的王震找叶剑英谈心。他以军人豪爽的姿态单刀直入地说：“叶帅，他们几个人这样猖狂，为什么还不把他们弄起来？抓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摆了摆手制止他，怕有人窃听讲话。见到四周无人，他才低声慢气地说：“老人家刚去世，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接着，叶剑英比划着手势：“需要等待时机！”

　　在谈话中，叶剑英委托王震去征求陈云意见，共同商量对策。一天，陈云同邓颖超一起来到叶剑英的住处。3人一致认为，“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激起人民的愤怒。和这4个人斗，党心、军心、民心都是向着中央。陈云还指出，在和“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争取到华国锋的支持。

　　在这期间，叶剑英多次向秘书们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说：“研究时局，掌握形势，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毛泽东去世13天后，聂荣臻元帅委托杨成武到叶剑英的住地转达了他的期待。行前，聂荣臻神情严肃地对杨成武说：“那几个东西(指'四人帮’)闹腾得很厉害。这伙坏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同志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不得了，中国革命就会倒退几十年。现在，我们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情况很紧张，请叶帅快拿主意，早下决心，他得挺身而出啊！”

　　叶剑英听了杨成武的汇报，笑了笑，心情激动地说：“你回去报告聂老总，请他放心，他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我已有思想准备了，你回去报告他，有事随时同他商量。”叶帅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要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随后，叶剑英搬到玉泉山，在谈笑风生中，运筹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由于江青在毛泽东去世前后的一系列恶行已经重重得罪了汪东兴，叶剑英对此也非常清楚，而他本人与汪东兴的关系过去一直还比较好。

　　此时中南海和中央各部门的警卫由汪东兴指挥的8341部队负责，因此粉碎“四人帮”能得到他的支持最好。

　　叶剑英在参加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于中间休息的时候到福建厅找到汪东兴。见面后叶剑英便说：

　　“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它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叶剑英说“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显然是想让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汪东兴马上表示了对江青一伙的强烈不满，并说了一些这些家伙胡闹的细节。

　　叶剑英接着问：“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东兴回答：“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绝后江青大为不满，她又要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叶剑英满意地说：“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9月15日，叶剑英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汪东兴把近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剑英做了汇报。这样，汪东兴的政治态度已经很明确，支持叶剑英。

叶剑英与邓小平
　
　　毛泽东去世后，正如叶剑英在翌年所说的，这才解决了“投鼠忌器”的问题。此时，叶剑英得到了汪东兴的支持，剩下的便如陈云所建议的，关键是要争取华国锋的支持。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对这位30年代后期入党、“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同志不太了解，在关键时刻他是什么态度，很多人也不无担心。此时，李先念在联络华国锋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于1972年从湖南调到北京工作后，听到过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斥责，对这伙人的所作所为也十分反感。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又一再找他无理取闹，华国锋更深深警觉到这一集团对全党乃至对他个人的严重威胁，感到应该将其解决。这一想法，与叶剑英等人的筹划不谋而合。

    华国锋也深知老一辈革命家对江青之流的反感，不过因过去没有多少交往，便想找自己到国务院工作后已经比较熟悉的副总理李先念作为中介。何况当时华国锋指挥不了军队，能得到军队和老干部的支持是关键。

　　在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借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紧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住处，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

　　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感到有点突然，把他让到办公室。关好门两人坐下后，华国锋便说，我在守灵，是借出来看病到你这里，只能坐10分钟。接着谈了当时“四人帮”发难的简要情况。他还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请你考虑这一问题。

　　正在研究如何解决“四人帮”的李先念一听，马上以惊喜的心情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华国锋看了一下手表说：“我该回去了。”由于有这件事，李先念在1977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这种说法有其根据，不过如果从全局范围来看，还是叶剑英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更早提出这一问题并做了布置。

叶剑英与邓小平
　
　　此前被毛远新等人寄予厚望的陈锡联，这时同样秘密提出“四人帮”的危险，可见内心也是对这伙人十分反感的。在李先念和陈锡联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着去了，悄悄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看到当时根据中央文件通知负责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有此态度，李先念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决定尽快通知叶剑英。

　　为了防止有人监视，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他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要见面。叶剑英感到非常突然，因为这对“二月逆流”时的老战友曾有“约法三章”，约定不要到各自的住处直接见面。这次李先念突然进院，肯定是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于是叶剑英急忙赶在楼前等他。

　　两人一见面，叶剑英便问：“你怎么来了？”

　　李先念回答说：“我为什么不能来？”

　　两人就没有再说什么，都心领神会。叶剑英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两人坐后便问：

　　“你来是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

　　李先念回答：“都有。”

　　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

　　由于叶剑英年纪大耳有些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随之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在纸上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

　　值得一提的是，叶剑英这时特别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显然，他此时特别关心的是名义上主管军委工作的这个重要将领的态度。李先念随之写道：“完全可靠，请放心。”李先念同陈锡联在30年代便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尽管后来有“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不过在此关键时刻感到这人还是可靠的。

　　接着，李先念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个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剑英谈话的大致情况报告给了华国锋，并告诉华国锋说，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要搬回中南海住，还约定每天晚上用都能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胜利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曾几次表扬39局，说粉碎“四人帮”这么机密的事，没有任何泄漏。由此可见，江青一伙的手还未插入中央机要部门，还无法监视中央这些领导人的活动。

　　李先念利用搬回中南海之机，借谈工作之机分别和一些领导人谈话，了解动向以及他们对“四人帮”的态度。同他谈话的人都是忧心忡忡，表示对“四人帮”的不满。得知他们的态度，李先念感到已有把握，便通知了华国锋。接着，华国锋同汪东兴密商了此事，马上得到了支持，因为汪东兴事先已经向叶剑英表示过态度。

　　正如叶剑英与李先念所笔谈的那样，筹划粉碎江青一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既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关系到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由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几个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分头进行。当时华国锋和李先念商定，利用看电影作掩护，进行秘密磋商，叶剑英由于还处于“生病”期间，一般不出面，实际上处于幕后指挥的地位。

毛泽东治丧活动结束后，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开始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有时电影放映开始后或结束后，几个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武成殿会议室通报情况，商议事情，所有服务人员送完水都不能再进去。

　　9月29日，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毛主席已经去世，不需要再留“联络员”，主张让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坚决支持华国锋的意见，江青却带头跳出来说什么毛远新不能走，要留下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做报告”。

　　此时毛远新虽然有沈阳军区政委的头衔，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在中央全会上“做报告”？让他到中央全会上做这种至少只有中央副主席才能做的事，显然是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并可能捏造出什么“遗留”的“既定方针”之类，让“四人帮”夺取党的最高权力。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解释。

　　华国锋坚决反对江青的无理要求，“四人帮”也坚决不让毛远新走。双方唇枪舌剑，寸步不让。江青还以“主席夫人”身份撒泼，胡搅蛮缠。这种争论也清楚表明，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通常的做法不行，必须采取特殊办法。

　　这一天，原来担任过康生秘书，此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也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使华国锋感到问题严重。在毛泽东病逝以后，9月15日姚文元便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姚文元还询问毛选五卷文稿在哪里，李鑫立刻意识到张春桥、姚文元是想控制这些文稿。果然，过了几天，姚文元便来信提出要求，把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都是解放后的文稿)送给他。

　　在当时人们普遍有将“毛主席教导”神化的心理的情况下，控制了毛泽东的文稿特别是手稿，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四人帮”如将其掌握，便可以随意从中抽出个别词句当成打人的“棍子”，也可以为自己拉大旗作虎皮吓唬全党。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便马上提出要把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抓起来，由她掌握毛泽东最后的住所留下的文件手稿，当场遭到华国锋坚决拒绝。此番姚文元又要用另一种形式干这种事。

　　当时李鑫拒绝交出毛泽东的文稿，报告了汪东兴，并要求面见华国锋。华国锋约李鑫在9月29日下午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见面后，李鑫报告说：“现在形势很紧迫，'四人帮’一伙要夺权，”建议中央要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华国锋最后表示同意，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接着，华国锋交给李鑫一项任务，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1976年的国庆节，因毛泽东刚逝世不久，未举行大型庆祝活动，只是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有40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一结束，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就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完后，3个人就到中南海武成殿会议室开会。华国锋通报情况说：反复考虑研究，对“四人帮”要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接着说：我们想到一块了，这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么样先抓起来再说，吴德也表示赞成。3人都认为，在特殊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特殊的方式。

　　此时，从军事上如何控制局面，政治上如何掌握主动，经济上如何防止动乱等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不过中南海乃至整个北京表面上还是一片平静。

文：徐焰　图：自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