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吉左岸影城今日场次:对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反思

对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反思

2011-10-22 17: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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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尽管有着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环境以及国际背景等多方面的原因，“但重要的一条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体制僵化，执政能力衰退，执政成绩不能令人民满意，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1]“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们的航船翻覆在时代的波涛里，人民的海洋中。借鉴他们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是为了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深刻认识资本主义，防止和平演变，提高执政能力，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关键词】苏联东欧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党的执政地位

【作者简介】蔡国江，1956年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助理、副编审。（北京100017）

原载于：《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3期

从前南斯拉夫20世纪50年代首先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到原苏联、东欧国家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相继丧失政权，他们的改革之路曲曲折折地走了40年。回顾这些国家的改革是在什么背景下展开的，最后的结果为什么导致共产党纷纷倒台？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改革进行深层次思考，总结他们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增强忧患意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自觉提高执政能力的出发点。正如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强调：“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3]

一、上个世纪原苏联、东欧曾出现了四次社会改革浪潮

（一）第一次是上个世纪50年代，前南斯拉夫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随后，原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也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前南斯拉夫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始最早的国家，他们首先感受到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带来的弊端：经济上产生了生产、交换和分配中的变形现象。由于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体制僵硬，不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生产者对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很不在乎，造成产品质量低劣而且品种单调。由于劳动者的利益同他的劳动成果相脱节，盈利与否与劳动者本人毫不相干，旷工、浪费等不良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同南斯拉夫多民族的共同体结构发生了冲突，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常常是偏向一些民族而损害另一些民族。这种体制还导致官僚主义。另外，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将南共排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之外[4]。政治压力、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加上国内自然灾害严重，把南斯拉夫推到了极其险恶的处境之中。别无选择，铁托坚定地表示：“探索我们的道路”。这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人民的抉择。

1950年6月27日，南联邦会议颁布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5]，将国家所有制改变为社会所有制，由国家行政机关管理企业改变为由工人直接管理。这便是南共最初实施的改革--工人自治。主要措施是引入市场机制，实行权力下放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实行权力下放，精简联邦国家机构，扩大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2.发扬基层民主，扩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的范围；3.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发挥议会、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作用。

1950年实施的改革，效果还是显著的。从1953年起，前南斯拉夫开始摆脱停滞状态。但是，自治制度也带来不少问题，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滋长起来了，南共联盟的领导地位受到削弱。这些矛盾和问题，又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要求。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但也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促使苏共对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传统体制模式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于是，原“苏联的改？quot；也开始了。

在政治领域里进行的改革是：强调集体领导原则，定期举行中央全会，对重大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健全法制，国家安全部门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逮捕人要经检察长批准，判决要由法院做出；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力，将国家某些社会管理职能移交社会团体行使；干部实行轮换制和任期制。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的改革是：扩大集体农庄的经营自主权，取消义务交售制，改行农产品收购制，提高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利益；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将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和建筑业实行的是部门管理原则，即”条条“管理。当时苏联认为，部门管理原则符合社会分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实行统一的技术政策和经济政策。但是从实践来看，部门管理原则有它的缺点。第一，部门管理容易造成部门壁垒，使得跨部门问题难以解决。第二，部门管理原则削弱和破坏了同一经济区的不同部门所辖企业之间的正常的横向联系，妨碍地方发挥领导经济工作的主动精神和利用当地潜力的积极性，使得各个经济区，各州的经济难以综合发展。第三，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为数众多的企业很难实现具体而有效的领导。部门的机构臃肿，干部从远离生产现场的首都指挥企业，容易产生官僚主义。针对这些弊病，赫鲁晓夫提出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改组，改组的基本原则是将部门管理模式改为地区管理模式，取消部门管理体制，实行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

这次改组对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同一地区不同企业之间的协作，建立各部门共同使用的产品生产和修理单位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地方主义、本位主义也随之滋长起来，中央集中统一的指挥失灵了。为了消除混乱，赫鲁晓夫提出改组党组织。将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一分为二，用”建立工业党组和农业党组来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6]其结果事与愿违。统一的党组织被分割为两部分，不仅没有加强党的领导反而形成政出多门。按生产原则改组的党的机关，加重了党政不分，造成党组织频繁干涉政府的经济活动，使已经混乱的国民经济更加混乱。因此，这次改组是不成功的改革，是一次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

这一时期，波兰和匈牙利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也采取了类似原苏联的改革措施。

（二）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主要代表是原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

原苏联在1965年进行了由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领导的改革，主要是在城市、工业中进行。柯西金改革与赫鲁晓夫改革有很大不同，这次改革是经过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的。首先是理论上、舆论上的准备，主要表现在1962年9月开始的围绕《计划、利润、奖金》[7]一文进行的所谓”叶·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其次是在莫斯科等城市选择若干企业进行新的计划制度、经济刺激方法的试点。第三，在学者、经济工作者提出的各种建议以及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综合的改革方案。柯西金的改革着眼于扩大企业自主权。

柯西金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旧管理体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它把经济方法引进经济管理，加强经济杠杆的激励作用，同时切实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并努力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缺乏内在动力和活力的问题。但是柯西金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体制的基本框框，局部改革的成果很快就被传统体制扼杀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经济状况日益恶化。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也是在196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的主要特点和内容有三：一是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实行全面改革；二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主题，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立权力制约机制、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三是在经济改革方面也主张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可惜这场改革没进行多久，就葬送在苏军的坦克之下。

（三）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在原苏联、东欧诸国家中，以波兰的改革最引人注目。

波兰的这次改革是发人深省的。当年爆发“波兹南事件”[8]，人民拥戴哥穆尔卡上台改革，而到了1970年“12月危机”[9]，则因为他的倒退而被人民赶下台。临危受命的盖莱克开始了波兰历史上的第三次经济体制改革。

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工业各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新成立的大型经济组织--联合公司。除出口、国内市场供货额、投资最高限额这三项指标外，国家取消了向企业下达的其他所有指令性指标，并首次废除了中央规定企业工资基金定额的作法，由联合公司充当扩大再生产的组织者。这同以往那种由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了解甚少、往往下达主观主义色彩很浓的指令性计划指标的主管部直接管理企业的老办法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改革者的良好愿望却被当时过热的经济环境无情地毁灭了。被短暂的“顺利成功”局面所陶醉的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盖莱克和时任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的雅罗谢维奇领导集团，制订了“高速度、高投资、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战略，基本思路是：通过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利用外资来加紧投资的办法，克服60年代后期的经济停滞，加速经济的发展，力图在短短的几年内“再建成一个波兰”[10]。在这种好大喜功的思想支配下，各级领导热衷于一再拔高增长速度。显然，这种高速度缺乏坚实、稳固的物质基础，难以为继。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西方发达国家诸银行向波兰贷款的条件也趋于苛刻，利率在几年之内增长10个百分点以上，加上前一时期以来从西方引进的大批设备因种种始料未及的原因而无法成龙配套，更不能形成预计的生产能力，高速度即变为无源之水。人民的生活水平猛然下跌，使得人民对改革失去热情，对政府产生不满。时至1980年，过热的经济环境诱发或激化的种种社会矛盾，酿成了一场全国性动乱。

（四）20世纪80年代，原苏联、东欧掀起了第4次改革浪潮。

与以往3次不同，这次改革一是声势大，改革成为原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的中心课题；二是改革由局部转为全面，政治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三是在改革过程中，旧的矛盾不断暴露、激化，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四是西方国家介入社会主义改革进程，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变得日益突出。

最引人注目的是原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在1985年3月接任总书记后，特别是苏共二十七大以来，在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上主要是：“允许发展合作经营和个体经营，认为这是对集中的计划体系的补充，明确地允许企业摆脱计划体系的束缚，走自主管理和自负盈亏之路。”[11]但是，由于缺乏通盘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坚定不移的果断行动，经济改革的推行和新的经营机制的建立出现了严重的间断。行政命令体制一方面适应着改革的某些需要，一方面继续束缚经济的发展。庞大的管理机构抵制推行经济核算及其他进步的经济生活组织形式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劳动报酬中的平均主义现象、坐享其成心理、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仍未克服。政治上则一步一步地推行了一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要害是：“削弱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放任和鼓励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展壮大。结果，便导致苏共逐渐变质，丧失政权，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12]

与此同时，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在政治领域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总括起来，这些国家的变化是：政治上交出党的领导权成立新的政党，实行多党制；经济上向完全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发展。

二、对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经验教训的反思

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需要认真思考、深入研究的经验教训。如何看待这些经验教训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升华呢？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是：第一，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第二，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各项改革；第三，结合各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发展过程和面临的实际问题，在联系的对比中总结经验。我们在反思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时，必须依据这些基本原则。

（一）对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反思

1.赫鲁晓夫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性分权问题。

第一，把部门管理变为地方管理，实质上这种权力下放只是行政性分权，它是在保持国家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总框架下，在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中分权，依然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不用经济杠杆，协调利益关系来引导企业的经营。这种做法，虽在短时间内对地方和部门有利，但它会导致市场割据和保护主义盛行，会严重阻碍各地方、各部门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造成地区间、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和稀缺资源的错误配置，损害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到头来也不利于各地区、各部门的发展。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权力下放，要从行政性分权为主转变为经济性分权为主，即在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四个层次划分经济权力。宏观经济的控制权必须集中在中央，包括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外汇收支三个总量，由全国集中统一协调。中央政府集中行使调整、稳定经济和收入再分配的职责。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指导下分担区域性的产业结构规划和指导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并分担一些收入再分配的职责。生产经营决策权则应落实到企业。

尽管赫鲁晓夫改革的具体路子没有抓住要害，因而失败了。但这次改革打破了原有体制完善无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从而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进行改革，探索更好改革的途径。这对以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总的说来，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拓意义大于实效。

2.20世纪60年代柯西金改革没能从根本上突破传统体制的框框，因而导致失败。主要教训有：

第一，1965年改革只是在原有体制模式的基础上做一些局部的改进，而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使得旧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相反把它掩盖，拖延和积累下来，结果问题越来越多，这导致了苏联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所以，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只采取一些修补措施，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这种改革目标的局限性，是1965年改革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理论上没有重大突破。原苏联1965年改革之所以没有能突破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而且连已经确定的对原有体制的许多改进措施也没有能付诸实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抛弃老一套的思维模式，固守陈旧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看法。例如，把商品货币看作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从而使得柯西金在1965年提出的生产资料批发贸易制不能实现。由于不承认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完全经济核算制也就无法贯彻。

第三，孤立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相应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领域中进行改革，结果经济体制改革淹没在官僚主义之中。

第四，自上而下进行改革，也是柯西金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965年的改革中，原苏联从计划经济的逻辑出发，先从中央机关一级讨论计划和管理问题，然后层层贯彻，结果新的条例和建议传到企业时已变得面目全非了，最高层把一切都垄断起来，企业什么也得不到。然而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这一级实际上一直未能真正展开改革过程，必然使得改革不能深入人心和合乎逻辑地进行到底。

第五，改革的措施缺乏必要的综合性、配套性。在社会主义大生产的条件下，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经济体制是相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必然涉及其他领域，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改革必须综合地、配套地进行。

3.前南斯拉夫改革受挫的教训主要有：

第一，前南斯拉夫针对原有的国家高度集中管理经济的体制弊病，提出了国家经济职能首先消亡的理论，要求国家把经济管理权逐步而且最终是彻底地下放给企业，企业实行自治，经济管理彻底分权化。它忽视了经济管理的下列客观要求：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有一个社会中心来协调和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以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为微观经济的经营活动创造正常条件。前南斯拉夫在放弃经济管理的同时，没有一个适当的组织取代国家担任这种社会中心的职能，结果宏观经济失去控制。

第二，前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很深。进行改革时，南联邦政府给了“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13]很大权力。除了行政权力，还有宏观调控权，包括财政收支、货币收支和外汇收支这些总量的调控权也分散了。而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又不把中央下放的权力再下放到企业，结果就产生了“多中心国家主义”，一个国家主义变成了八个国家主义，从排斥市场的旧体制发展成为八个相互封闭的市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出于本位主义考虑，都想建立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这就造成了大量重复建设，投资规模过大，花费巨额投资建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从而加深了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更严重的是，各共和国和自治省都大举外债，而把还债的义务推给联邦。结果外债总额急剧上升，巨额外债成为南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第三，前南斯拉夫批判了国家所有制，认为它是产生异化的根源。他们根据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提出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级形式，把社会所有制作为整个经济体制的基础。所谓社会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既不归国家所有，也不归集体或个人所有，而归整个社会所有，实质是一种“非所有制”，消除财产的垄断。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劳动还只是谋生的手段，每一个人和每一个集体都有自己的利益，不可能自愿地完全地从社会利益出发来支配社会财富。超前地建立“理想的”社会所有制，必然导致变形：出现“集团资本主义”倾向，企业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没有一个机构代表来实现社会利益。因为企业在职职工，他本身是不确定的，是不断流动的（调动、离职、退休）。因此，生产资料的主人是不确定的。每个人想的是他还在这个单位的时候，即作为所有者一分子的时候，先把利益拿到手。因而自治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是追求人均收入最大化。不愿多投资，愿意分现利。因为拿去投资，虽然是集体的，但当时拿不到利益。投资则从银行借钱，而且投资要尽量把设备搞得先进些。设备先进，雇的人就少，分的份额就大。前南斯拉夫失业增加，消费超前，需求膨胀，都和这种体制有关。

这就告诉我们：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出发点和基本目的。不是按照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而是把已经确定下来的政治原则、理论原则贯彻到底作为改革的目标，必然使改革走上邪路。二是改革必须全面地体现现代化大生产对经济体制提出的要求，不能有片面性。根据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经济体制应该既能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又能发挥微观经济的积极性，两者不可偏废。前南斯拉夫的改革，问题在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体制始终限于片面性。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一种片面性：过分强调集中，忽视了企业的积极性，强调计划，否定市场的作用。改革以后则陷入另一种片面性：只讲市场，不讲计划，只讲微观经济的动力，不讲宏观经济的平衡，只讲主观精神，不讲协调等。前南斯拉夫出现的问题不能说明不应该改革，而是证明不是任何改革都是对的，改革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必须选择正确的目标模式。如果这方面有偏差，经济运动机制将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必然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二）对原苏联、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

1.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思路是：企图在清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来更快地更为有效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既然政治可以影响经济，经济自然也能作用于政治。事实正是这样：由于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经济改革几乎没有什么成效，通货膨胀加剧，商品依旧奇缺，经济改革没能为政治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结果政治改革也搞不好。戈尔巴乔夫后来对政治体制实行的所？quot；根本改革“，”实际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14]。不仅如此，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和敌视社会主义分子还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煽动分裂，摆脱党的领导。原苏联国内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改革未能与经济改革相配合造成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5]

2.20世纪80年代东欧局势演变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

（1）东欧发生的事情，就性质而言已不是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蜕变。反对派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在这些国家纷纷得手，执政几十年的共产党退出政治舞台。这些国家从提出政治多元化到鼓吹多党制，再到在宪法中取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在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路上越走越远。它们从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到主张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搞私有化。“民主社会主义”成了他们追逐的目标。

（2）东欧局势告诉我们，对反社会主义势力必须提高警惕，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波兰当时局势的演变，最充分地说明，对团结工会的姑息迁就，步步退让，只会使得反对派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最后导致自己执政地位的丧失。

（3）东欧局势的动荡，也是在国际大气候下发生的，是西方和演变战略推行的结果。实践说明，对西方的阴谋要保持清醒头脑，对国际压力要坚决顶住，对怀有政治目的的利诱要当心。

（4）东欧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有其深刻的自身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首先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党在内外压力面前，不是态度坚决，而是软弱无力，不是团结一致而是发生争斗分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多党制和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评价两大问题上发生争论，最后导致党的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苏联出兵问题上爆发争论，导致捷共中央总书记胡萨克和继任总书记雅克什等主要领导人下台。罗马尼亚则是因为领导人反对改革，在国内又实行家族统治，独断专行，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在邻国风云剧变的形势下，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家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推翻。东欧一些国家经济未搞好，改革有失误，也是导致动荡的重要原因。

（5）东欧局势的演变，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有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改革开放，在改革的旗号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性质。我们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把改革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6）东欧局势的变化说明，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共产党的领导，但共产党能否保持执政地位，关键在于我们党要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quot；第一，必须是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16]只有这样党才有可能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3.原苏联、东欧的政治改革表明，在政治改革的实施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

（1）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国家提出政治改革，都是从经济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的。大家都看到在高度集权和行政化的传统体制下，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是，近年来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实践向人们提出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政治改革的进程必须同经济改革相适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相适应。特别是在不利的经济形势下，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政治改革更要慎重，稳中求进。这就是说，更要注意在坚持和维护党和政府的领导权威，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下，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政治改革的措施和步骤也必须以经济为中心，紧密结合克服经济困难，发展生产的实际需要。

（2）民主政治与安定团结的关系。民主政治与安定团结，两者并不是对立的，民主本意中就包涵了法制秩序。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主题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进行，它要求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和基本稳定的政局。如果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和潜在的危机，也就提不出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产生任何冲击和震动，改革就成了一句空话。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从全局上说，只能在保持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才能有效推进。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于：1）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和分歧，是以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致为基础的。人民群众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2）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的自我完善，党和国家机关既是改革的动力又是改革的对象。新旧体制的转换是在同一机体内进行的。如果民主的期望值过高，或者采取的是破坏性而不是建设性的方式，那么，现在的政治结构就承受不起，领导改革、控制全局的权威就会削弱，社会就会陷入动乱。而动乱的结果，从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看，或者是改革成果的丧失和向旧体制的倒退，或者是沉渣浮起，敌对分子得逞，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变成改革社会主义。

（3）民主政治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改革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又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有领导有秩序进行的。因此，全社会必须有统一的指导思想，统一的奋斗目标，万众一心，共同努力。放松了对国际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警惕，放松了党的思想建设和在全体人民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导致了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否定。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吸取的历史教训。

（4）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与其他措施配套实施的关系。各国刚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时，往往是”零敲碎打“，缺少总体设计。一实践，就发现政治体制的各个部分有着内在的联系，改革需要配套实施。在全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确定战略重点和近期目标的问题，变得突出了。在改革中把着眼点放在什么问题上，选择什么问题作为战略重点，直接关系到改革的进程和成败。在这个问题上，各国的抉择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重点放在实行公开性，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提高群众的参政意识，扩大民主参与、社会监督的渠道上；有的则忙于同反对派谈判，实行多党制；有的旨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使民主政治制度化。从已有的经验看，从实践的一些结果看，在政治改革的初期阶段，以战略的重点放在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上更为重要，也更为稳妥。党组织、政权机关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内部活动和相互关系制度化了，有了明确的职责范围，决策和执行有一套规范和程序，就能够在保证在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切实有效地推进民主化进程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改革中另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是：由于过去的僵化体制和政策上的失误，社会主义国家积淀了许多社会问题，而在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中，这些社会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些甚至变得更严重；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出现垂死的迹象，相反地，在平稳地发展着。于是，相当部分的人便开始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甚至对搞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一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借此攻击共产党人，企图将共产党赶下政治舞台。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客观、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进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革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社会主义一定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长期存在宣传上的片面性，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是：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社会生活和人的文明程度上，社会主义国家都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出一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社会主义还处在不发达的初级阶段，科学技术和生活水平的许多方面，都和资本主义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比我们想像的要好得多。

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应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他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所奠定的使生产和科学、人类和各国人民在世界范围内联系起来的基础上，世界性社会主义进程才是可行的。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了个人财富，尽管与此同时对财富的需要主要是以异化的方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没有这种个人所需要的财富和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财富，高度文明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现实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中直接产生的。而是从对革命理论的研究中，从历史地实践革命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意味着，政治领域及其主要因素--国家，在革命中起着首要的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回事，在这些国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使其最终赶上甚至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又是一回事。因此，当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还处在探索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许多方面还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极其自然的事。这并不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quot；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的人民呢？”[17]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能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的。

对于资本主义，我们过去的认识也是片面的，只知道它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给人造成的错觉是：资本主义已日薄西山，末日就在眼前。而当资本主义不但垂而不死，而且还在平稳发展时，相当一部分人便疑虑重重，对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产生动摇。因此，正确认识资本主义世界，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了。

简要地分析一下过去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看不到经过一定的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可能容纳比原有的更高得多的社会生产力。当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的尖锐矛盾仍然存在，因而时常发生周期性的危机。但是历史表明，存在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就不能有较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中发生的某些危机也并不一定就发展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2）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政府性，把竞争、市场机制这些东西等同于无政府状态。应该看到，对经济发展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并不否认经济发展中的某些自发性。相反要承认自发性的存在，并且在指导经济发展时要以自发性为基础，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而且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控制能力。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一些有效做法，也很值得我们借鉴。还有诸如“社会财富的分配”、“国际经贸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

所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国家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借鉴原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是为了使我们在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少走弯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走上幸福、富强的道路，实现国家强盛、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注释：

[1]曾庆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载《人民日报》2004年10月8日。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3]《人民日报》2005年1月15日。

[4]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0-49页。

[5]《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72-178页。

[6]详见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年3月-1964年10月）》，第550-551页。

[7][苏]《真理报》1962年9月9日。

[8]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后，东欧各国受到很大冲击。1956年6月28日，在波兰的波兹南爆发工人群众与军警武装冲突的流血事件，这是波兰长期积累的国内外矛盾交织迸发的结果。

[9]详见王逸舟等著《波兰危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206页。

[10]同上，第225-237页。

[11]原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米？伊？科金：《风雨兼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11页。

[12]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13]塞尔维亚、黑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6个共和国以及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

[14]前引书“《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第19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17]《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