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安徽芜湖生活传真:性文化知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22:50:43
不同时代、地域与民族相沿积久，由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意识形态决定的，在性态度、性礼仪、婚配形式等方面的风尚与习俗。在汉语里，自然条件形成的习尚谓之“风”;社会条件形成的习尚称之“俗”。《汉书-地理志》日：“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性风俗是性文化的重要内容。研究性风俗不仅可以横向地深入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性方面的风尚与习俗，从而达成理解、尊重与适应，有利于地域间、民族间的团结与沟通;而且可以通过性风俗起源与变迁的研究纵向地了解不同时期各地域、各民族的性文化演变，有助于人们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深层次认识，科学地、有效地逐步改变有损于地域发展、民族发展与个体身心健康的陈规陋习，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
形成与演变 任何一个性风俗的形成都经过由创意、仿效到习俗化的过程，可分为两种类型：自然形成与指令形成。
自然形成 指在创意与仿效后，未经官方(或群体首领)命令及舆论强化而自然而然逐渐形成并巩固了的性风俗。许多婚俗都属自然形成的性风俗，如在新娘陪嫁物中塞人枣、栗子等，用谐意“早立子”的吉祥词以祈福，逐渐地自然流行于民间。缠足的创意者虽然据说是南唐后主李煜，他让宠妃窗娘缠足而舞，宫女皆仿效，并由宫内传至宫外，由达官贵人传至庶民百姓，遂成缠足之风。但它的推广与延续并非出自官方指令，而完全由士大夫与文人的变态审美情趣使然，以至于历经宋、元、明、清，以及民国初期长达近千年。清代帝王曾几次禁而未止，所以缠足是一种自然形成的性风俗。
指令形成 这种性风俗是由创意者施行，在民间沿袭一段时间，被官方(或群体首领)认可，而鼓励推行得以强化的。寡妇守节在宋代程朱理学出现之前，虽有人施行、仿效，但无论是皇族官绅，还是平民百姓，寡妇改嫁理属正常。程朱学派从理论到舆论为官方制订了“节”的规范，明清时代的朝廷更以立贞烈碑、赐祠祀鼓励“守节”，才使守节成为一种指令性的性风俗。
特征 性风俗与性道德、性法学等一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相对而言，性风俗具有更大的丰富性、生动性与更强的民族、地域的独特性。①稳定性。各类性风俗都相当稳定，如乱伦禁忌，自原始社会确立后，一直延续到现代，并以道德、法律的形式固定了。《国语?晋语》载：“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中国现代《婚姻法》中也明确做了规定。②丰富性。性风俗内容十分丰富，如性禁忌各式各样;婚姻形式五花八门，有试验婚、抢亲、交换婚、冥婚、偷婚等;婚俗习惯也千姿百态，如中国《仪礼》、《礼记》中便记载了汉族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③生动性。性风俗生动活泼。如敦煌中的“媚术”记载就颇为生动。妻欲求夫爱，可将玉足在丈夫脐下挠痒，挑逗丈夫：“凡令夫爱，取赤痒足，出夫脐处下着，即爱妇”;而“男子欲令妇爱.取女发丹茎，烧成灰，以酒和成服之，验”。尚有许多更离奇的“媚术”，虽多不科学，但足见性风俗的生动活泼。④独特性。各地域、民族有其独特的性风俗。如抢婚这一遗俗，各族不同，显示出各族不同的性风俗。再如纳撒涅司人，男人看中某个女子，只要在其居室门口放一根木棍，便可与之交合。而阿拉伯的丈夫则可用石块甚至短刀处置不贞的妻子。⑤变迁性。同一地域、同一民族的性风俗也具有显著的变迁性。例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对妻子盛行使用贞操带，而现代欧洲则变得格外地性宽容、性开放。克尔特人的后裔在文艺复兴初期，仍流行着让客人们享受初夜权的习惯，现则绝迹。
种类 性风俗种类繁多，按其演变和性质各分为若干类。
按演变分类 可分为同一型和异化型两大类。①同一型。这是一类原本形态、性质与流传形态、性质保持不变的性风俗。如闹房起初便是“新婚之夕，于窗外窃听新妇言语及其动止，以为笑乐”(《汉书》)，含有取闹、戏笑兼有性宣泄的成分，流传至今仍未改其原本形态、性质。再如生育禁忌，其起源于对孕妇与胎儿健康的维护，至今依然。②异化型。掠夺婚是婚姻的起源，《说文》记：“礼，娶妇以昏时，故日婚。”这种掠夺“匪寇，婚媾”(《易经-归妹》)，是强行抢妻，故“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礼记-曾子问》)。但现存于少数民族中的“抢婚”，则只是一种带有欢庆与喜剧色彩的婚仪，性质与原始的“掠夺”完全不同。“初夜权”更是典型的异化型性风俗，其原始成因是因为愚昧地认为处女膜出血有伤害性，必由有魔力的僧侣、酋长破瓜，后来便成为头人或权势者占有女人童贞的“专利”。再如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到处可见的宝塔，是生殖器崇拜的产物，但现在，在寺庙或风景点所建的宝塔，便纯然是一种建筑装饰了。
按性质分类 性风俗形式多样，内涵庞杂，就其性质可分为8类：①神秘类。许多民族视生殖器为神物，加以膜拜。犹太人习惯把割礼割下的包皮祭上帝。古印度祭祀人对裸女的性器瞻仰膜拜，祭司要亲吻裸女的性器。墨西哥的农民把仿制性器官的木棒插于田间，作为神物。叙利亚设有“子宫节”。中国四川广元城门也设计为女阴状。摩梭人为祈子、祈女，都要去拜祭形似男子生殖器的石柱“久木鲁”。这类生殖崇拜以及性交崇拜，经血禁忌(认为经血具有“特殊魔力”)，都带有神秘色彩。②愚昧类。神秘类的性风俗，对个体尚无残害性，有的还有利于个体健康(如合理的经血禁忌对女子健康有利)，而愚昧类的性风俗则残害性较强，其中便有愚昧类的经血禁忌。如阿拉斯加托伦基的印第安人把来月经的少女监禁起来;温哥华岛的土人亦然;南非土人，甚至将行经的妇女置吊床上悬在屋顶下(见“月经禁忌”)。处女禁忌更多有愚昧色彩，这缘于有些民族对初次性交处女膜出血的恐怖，认为处女膜出血有毒。于是，俾路支人由母亲以剃刀破女儿的处女膜;北澳大利亚人用小杖捅破处女膜;印度人则用佛像的性器为处女“破瓜”。这种愚昧才导致“初夜权”的出现：为避免处女膜流血之“毒”，由有“魔法”的僧侣、酋长代行破瓜。③逸乐类。为制造欢快气氛以增强性乐趣的性风俗。如闹房、对歌、情人节、野合等皆属逸乐类性风俗。流行于海南的“换花节”(即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男女可持花涌向街头，向中意的异性交换手中之花)也是逸乐类的性风俗。④科学类。这类性风俗符合科学道理，有益于男女健康或能对男女性事做启蒙指导，如月经禁忌、生育性禁忌、合理的生产性禁忌以及所有的乱伦禁忌都是科学的。北方流行的“回门”(新娘婚后第三天回娘家)既有益于新妇的体力、肉体恢复，母辈又可对新妇做进一步性指导。古人制作的“压箱底”与“耳枕”，分别有性启蒙与性缓冲作用。⑤宣泄类。这是增强性欲，充分泄欲的性风俗，如流传民间的各类性媚药、性用具以及古代官办、民办的妓院，变相的娼妓制度，皆为宣泄类性风俗。⑥专制类。这是统治者为实行性垄断制定的性风俗，如纳妾制、验红、不准寡妇改嫁的“贞节”制，西欧中世纪的“贞操带”以及中国古代上流女性专用的“面首”等。⑦变态类。为满足变态性心理而逐渐形成的性风俗，如为满足同性恋者的“相公”，为满足封建士大夫的“缠足”，为满足游客性刺激的“人妖”，为满足帝王性专制的“太监”等。⑧宗教类。各种宗教性观念派生出的各类宗教性风俗。如佛教的僧、尼不婚制，基督教的斋戒日不可性交规定，道家的“采阴补阳”、“一夜御多女”说等等皆属此。
研究方法 性风俗的研究是综合的、全方位的，一般从以下5方面人手：①古籍占有。即对占有的史志、传奇、小说、文告等古籍资料进行分析研究。②实物分析。对各类性文物、性工艺美术(雕塑、绘画)、性工艺品做纵向、横向的比较分析。③传说探源。对民间不见经传，不见史志的口头传说，进行追踪探源研究，以理出某种性风俗的形成、演变或绝迹的过程。④实地考察。对个别民族、地域的独特性风俗，必须进行实地考察，以进行全面了解，深层次地分析。⑤综合研究。这是性学家最后的综合工作，在前4项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总结出一些性风俗的渊源、沿革、特色及社会意义。
研究现状 对性风俗的研究，世界各国的性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都做了大量工作。如荷兰著名性学家高罗佩对中国古代的性文化，包括性风俗，做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中国古代房内考》与《秘戏图考》等专著，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对世界各地，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性风俗，做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写出了《美拉尼西亚西部和北部野蛮人的性生活》。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潘光旦写出了《中国家族问题》。民俗学家娄子匡则对“闹房”做了专题研究，写出《闹房风俗》。社会学家邓伟志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婚俗做了实地考察。1980年王承权出版了《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1986年严汝娴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1995年中国性学会正式成立，并组建了“性人文科学专业委员会”，内含性风俗的研究人员。
女子自幼时双脚以帛紧裹，使不能正常成长而变形成为粽样小脚。又称“金莲”。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独有的性文化习俗。缠足的起源，无确切资料可考，传说起于五代的南唐后主李煜。李煜的宠妃窗娘，纤丽善舞，足小可人。李为她筑起六尺高的“金莲花台”，饰以珍玉细带，令窗娘以白帛缠足，使纤小的双脚如新月状，着素袜于莲中翩翩起舞，飘飘欲仙，逸美异常。众宫女为取宠于后主，皆效仿，这便认作为缠足的起源。
缠足风的变迁 经唐至宋，缠足风蔓延。《辍耕录》记：“元丰以前极少缠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元代的缠足风益盛，女子缠足被视为端庄、珍贵之举。《琅环记》云：“吾闻圣人立女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明代缠足已发展为时髦风尚，姣女名妓无不以缠足为媚，男子也普遍追求女子的小脚。清代缠足风靡全国，从官宦、富豪到平民百姓;从城镇到穷乡僻壤，女子皆自幼缠足。顺治二年(1645)曾下诏禁止缠足。康熙元年(1662)再禁，仍不止。康熙七年，有人奏免禁令，缠足越加普遍，满族人也效仿。乾隆曾严禁旗人缠足，但乾隆之后，缠足风已至每家每户。女子缠足后不能下田、行走困难，越发不自由，故清代和民国的名士俞正燮、袁枚、李汝珍、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极力反对缠足，李汝珍在其名著《镜花缘》中就假借林之洋人女儿国，写出男人被强迫缠足之苦。中国缠足的绝迹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末。缠足旧时盛行北方，而于两广、福建、台湾以及海南影响较小。
危害性缠足手段十分残忍：四五岁的女孩被迫穿上尖头鞋，限制脚的自然成长，6～8岁时又被迫用布条将4小趾裹向足心，层层紧缠，针缝密裹，昼夜不松。致使女童疼痛悲号，夜间尤甚。这就使足骨变形、移位成畸形(图1)。女子缠足后，行走不便，对女子的生活和劳作增加了困难。
性心理缘由在诸多的缠足原因中，病态审美观深人人心是主要的。这种审美观历经上千年，成为心理定势，人们便以为女性的脚越小越美，脚成了女性性魅力的主要标志。所以旧时提媒、相亲，首要条件不是容貌而是脚的大小。脚成为女性比胸乳、腰臀更神秘的性感部位，以至于春宫画有画出女阴、女乳的，却无画出赤裸小脚的。小脚成了取悦于男人的器物。正如李渔所写：“瘦软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来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在文人墨客的诱导下，“金莲”的诱惑力日增，于是封建士大夫不惜精力与笔墨地研究、描写、品评女人的小脚。在众多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清代方绚的《香莲品藻》和民国时姚灵犀的《采菲录》。前者还特意将金莲划分为五式九品。千百年来，中国旧时男子恋小脚的因由，从性心理角度分析，除了病态审美心理外，还与男尊女卑的习惯势力有关。有人研究认为，女子缠足后，因站立、行走重心不稳，两腿、胯间肌肉长期紧张，致使阴道紧缩，婚后始终如处女，可增强性交时男女的性快感。此说即使有解剖学上的依据，也绝不是缠足的缘由。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殊文化背景产生的病态性风俗。
一个妻子可有多个丈夫的婚姻制度。这种婚俗可追溯到母系氏族公社的年代。一妻多夫家庭的组合可有三种情况：一是本家兄弟共娶一妻。二是由堂兄弟、姨兄弟共娶一妻。三是本来几个男子无亲无故，只是后来共有一个妻子才一起组成家庭。以第一种情况较为普遍。在多夫制的家庭中，妻子为一家之长，在家中起平衡作用。家中若有矛盾和发生问题，一切由妻子说了算，丈夫们都得听从。多夫制家庭的住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各丈夫都有自己卧室，妻子可随时进入任何一个丈夫的卧室。也有妻子独居一个卧室，丈夫到妻子处来同居时，必须把自己的纱龙挂在门外，其他丈夫就不会来打扰。
多夫制中的兄弟共妻来源于族内血缘亲，而朋友共妻则是族外群婚的遗风。当今世界有些地区仍保留多夫制，这大多是由于经济落后、交通封闭，而女性人数又大大少于男性人数的缘故。
随嫁之人，大部分情况下是指女子。中国先秦时代贵族婚姻中特有的制度，后来不再实行。但是在先秦和汉代古籍中仍有许多有关记载。典型的记载见《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意指一国诸侯娶另一国诸侯之女为妻时，另外两国也各送一个女子来随嫁，称为“媵”;而此三女又各自带着侄、娣从嫁，所以是“一聘九女”。这里“侄”是新妇的侄女，“娣”是新妇之妹。送媵的通常是嫁女的同姓之国，但有时也有异姓之国送媵。所媵之女在夫家的地位，大致在正妻之下众妾之上;从嫁之侄、娣则为众妾。“媵”的制度在实行时也可能有所变通，例如《春秋公羊传?成公十年》记载，鲁伯姬出嫁宋共公时，因她大有贤慧之名，卫、晋、齐三国争相遣女来媵;其中齐即为异姓之国。
先秦贵族婚姻中，还常有相当数量的下级姬妾婢女随嫁，称为“媵侍”;随嫁人员中亦可包括男性奴仆，称为“媵臣”，这些都不在“一聘九女”之列。
中国古代一种供人将自我道德反省作定量化记录的表格。功过格的形式创自宋儒，用来鞭策自我，行善去恶。后来被道教徒采纳，至元代起盛行于世。功过格除被收录于《道藏》之中，还有许多单行本。其中特别著名的是托名于唐代吕岩(吕洞宾)的《十戒功过格》和《警世功过格》。其中都有许多项目与“性”有关。兹举这两种功过格中的若干项为例：遇美色流连顾盼。一过。无故作淫邪想，五过。家藏春工册页一页，十过。对妇女作调笑语若有意者，二十过。嫖妓及男淫一次，五十过。堕胎，三百过。图谋娶寡妇尼姑为妻妾，五百过。造淫书艳曲淫画及刊刻印刷，一千过。这种将性戒律及道德规范作定量化处理的方法。在西方也古已有之，例如在7世纪时坎特伯雷主教圣狄奥多尔的《苦行赎罪手册》中，将奸淫处女、兽奸、自淫、乱伦、口交等数十种“恶行”和犯戒之举，分别与应该“苦修”的时间(少则数日，长至15年)一一对应起来，其用意与作用都与中国古代的功过格非常相似。
认为在女子月经之后的几天内，最宜于性交怀孕的观念。这种观点在中国古代被普遍接受，各种房中术文献和中医古籍中可见到大量对这一观念的表述。典型的说法是：“月经方绝，金水才生，子宫正开，乃受精结胎之候，妙合太和之时。逢一日三日五日交会成男，生子必寿而贤明;二日四日六日交会者成女。过此佳期作为子宫闭而不受胎矣，施泻(指男子射出精液)无益也。”经后种子的观念恰与现代科学的结论相反。因为女子排卵一般在月经周期的中段，在这段日子里性交方能怀孕。而古代中国人认为宜于受孕的日子，却是现代“安全期避孕法”中认为受孕可能性最小的时段。经后种子的观念之所以并未在历史上妨碍中国人口的增殖，主要是由于性交还有娱悦性的功能，人们在经后6天之外的日子里毕竟也经常性交。
古时对男同性恋的专指词，即“龙阳之好”的简称。又代称“安陵之好”、“分桃”、“断袖”。“龙阳”典取《战国策-魏策-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魏王的同性恋伴龙阳君与魏王一同钓鱼，钓得10多条鱼却哭起来，自言初喜第一条鱼，待钓得大鱼，便舍弃初钓上的小鱼，以此喻示“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果然诱使魏王下令不准任何人再推荐美人：“有敢言美人者族。”足见魏王对龙阳的恋情之深。同性恋又一代称为“分桃”。典取《韩非子-说难》：卫灵王与弥子瑕为同性恋伴，二人如胶似漆，曾有“分桃而食”的记载。旧时又称同性恋为“断袖”，典取《汉书-佞幸传》：汉哀帝对其同性恋伴董贤，宠爱至极。一日，哀帝与董贤共眠，董入睡后压住了皇袖，哀帝不忍惊醒于董，竟执剑“断袖而起”。中国自古对帝王同性恋的记载颇多，潘光旦根据《史记》、《汉书》中有关佞幸传略的记载，认为西汉十几个皇帝“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的对象，或至少有同性恋倾向的嫌疑”。魏晋南北朝，“狎昵娈童”遍及到士大夫和普通百姓。至唐和五代，男色之风渐衰，而到宋代又起，且京都有男妓娼寮，宋徽宗为此曾下禁令。元代好男之风再衰，明代则是中国历史上盛行同性恋的王朝，当时朝廷禁止官僚狎妓女，因此，朝野上下以蓄纳男色为荣，从帝王大臣，富贾豪绅，到布衣百姓，囚徒戍卒，都有狎男者。正德帝曾选“年少俊秀四内臣”入宫，供为狎呢。熹宗朱由校更设“男院”，“征美妓于不夜宫，征召娈童(作为淫欲对象的美少年，也称嬖童)于长春院”，京师并兴起供官吏玩弄的伶人，是为“相公”(原指扮演旦角的男演员，后则成为男伶而兼同性恋对象的人的一种称呼)。当时的官僚、贵族将他们充作妓女，对其进行缠足、束腰、缠胸等变性矫治，使男人女性化。清代仍有此风，士大夫狎戏子，百姓寻“相公堂子”，因而盛起“相公业”，有人专门收买优伶男童卖淫，官僚富豪竞相狎呢。直到民国，男风渐息，但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未绝迹，至今在中国仍有存在。
由父母之命、媒人之言而决定婚姻的聘娶婚制。从西周开始兴起。古代有“月老系红绳”之说，“月老”是司婚姻之神，也成了对媒人的美称。“媒人”就是男女婚姻的介绍人、牵线人。人类走出血缘婚，从氏族内群婚过渡到氏族外群婚时，出现了最早的“媒人”。《礼记-坊记》中有“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之说。在封建社会，媒妁婚成为社会婚姻的主流，故有“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媒婆成为一种社会职业，当与封建社会买卖婚姻串通一气时，媒妁婚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一首民歌中这样刻画媒婆：“三寸舌头一嘴油，男婚女嫁把我求，哄得狐狸团团转，哄得孔雀配斑鸠。”
中国古代女道士的浪漫生活。关于女道士的种种风流韵事，从唐宋以来一直是文人笔下津津乐道的话题。一些现代学者甚至认为唐宋时代的许多女道士其实就是变相的高等妓女。有关女冠风流的记载和诗歌作品，从唐代开始盛行。在许多著名诗人如白居易、元稹、李商隐、赵嘏等人的诗集中，都有大量题赠和歌咏女道士的篇章。在这些诗篇中，女道士们常被描绘成聪明美丽而又风流多情的迷人女性，近于古代士大夫审美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不少女道士也确实高张艳帜，广交学士名流;她们自己也往往能诗，与名士们相互吟咏唱和。风流女冠当中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鱼玄机和李冶(李季兰)。有些女道士还被召入宫廷，.同样引出许多香艳的传说。此后关于女冠风流的传说与风气一直延续不绝，直到清代文献中仍有这类记载。
唐代皇室尊崇道教甚力，道教在唐代的繁荣使得女道士们通常都有较为丰厚的供养而无衣食之忧，因此她们常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参诵道书、学习歌舞和作诗以增加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同时也有条件精心修饰容仪、讲求妆束并美化居住环境。女道士中的上层主要是自愿修道的公主和贵族女子，而唐代贵族女子的性观念又非常开放。再加上女冠们确实是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无主”女性群体——男性可以完全合法地将性兴趣指向她们并被接纳(在这一点上妓女也是如此)。以上三方面的原因，使得女道士们对于文士和官员来说具有极大的社交魅力。
中国古时称“男ying”、“ying干”，为与女ying分别，后又多称之为“阳如”、“阳具”、“阳锋”、“男茎”、“男根”;文学用语称之为“玉茎”、“玉尘”、“尘柄”、“箫”，《金瓶梅词话》中称它为“那话儿”;俗称为“厢”、 “鸡巴”、“把子”、“卵泡”、“球”等。医学称之为“ying茎”。ying茎头叫做“龟头”、“龙头”。包皮称为“蛹”。睾丸叫做“囊”(医学名词为“ying囊”、“肾囊”)，俗名“卵子”、“蛋子儿”。
父死子娶庶母、叔死侄娶婶母、兄死弟娶寡嫂、弟死兄娶弟媳的婚姻形式。起源于氏族族外婚时期。当时，人们认为嫁到本氏族的女子，不仅属于夫家，且属于夫家所在的氏族。若夫死后其妻嫁往别处，就会随之失去财力和劳动力，收继婚则可将其约束于本氏族内，所以收继婚是一种财产继承的转移和变异形式。《左传》记载有秦、齐、楚、晋、郑、卫等国的收继婚现象。收继婚具有奴隶制粗野的特性，在流行此俗的时代或地区，既使是国君的女儿，也不能幸免。如汉朝时的王昭君，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呼韩邪死后，按匈奴婚俗，她须转嫁给庶子为妻。当时，汉朝法律已经明文禁止收继婚，但制约不了胡地。“昭君上书求归，成帝勒令从胡俗”。昭君无奈只好遵命。收继婚早在先秦时期便遭到人们指责，以后各朝均有法律规定废止此俗，终因统治者贪图私利和美色，屡禁不止。历史上隋炀帝在其父隋文帝病死当天，其庶母——姿貌无双的宣华夫人便被“太子氶焉”。唐太宗收继了弟弟李元吉的妃子杨氏;唐高宗收继了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封昭仪。宋以后，汉族地区收继婚逐渐消失，但一些少数民族中仍盛行此俗，有的地方甚至延续到近世。
起于父系社会初期的父亲杀死妻、妾所生第一个孩子的风俗。在杂婚、血缘婚、伙婚与对偶婚中，女子可以与多个男人性交，很自然地存在着所生子女“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现象，这种原始的婚配形式是母系社会的繁衍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由于体力等诸方面的优势，男子逐渐在氏族内居于统治地位而以父系社会代替了母系社会。私有制形成后,男子的财产继承开始被重视，于是认定自己血统子女成为男人关注的大事，这种单婚(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制)的形成，使女子(妻、妾)成为男人的附属品，男人对妻、妾的贞操开始严格要求。但由于单婚制的初期，伙婚、对偶婚的性交习俗尚未尽绝，女子在婚前可以与多个男人性交，所以女子多是孕后成婚，第一个孩子当然不一定是丈夫的血亲子女，为了选定本血缘子女的财产、门第继承权，丈夫便将妻、妾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杀掉，此即残酷的“杀首子”。杀首子是使妻妾蒙受极大痛苦与屈辱的风俗，远远比《史记》所载私生子后稷、《左传》所记私生子子文被弃于途残酷，但弃子与杀首子都反映了人类婚姻形式向单婚转化过程中伦理观的一种发展，也是强化私有制的一种手段。
死去丈夫的妇人(寡妇)不另嫁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先秦时代，寡妇改嫁，极其普遍。《诗经-小雅》有“不思旧姻，求尔新特”的诗句，可见当时寡妇再嫁，合乎时俗。虽然秦始皇出巡天下广作刻石，倡表贞节，汉帝也有赐贞妇顺女帛，以倡守寡者。隋文帝令“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但国家也设“媒官”，专事鳏男寡女再婚事宜，并分给当事人土地房屋，以便安家。(见《管子-入国篇》)两汉皇后、公主皆可改嫁。唐代更为开明，《新唐书》载李唐公主更嫁者20余人，其中三嫁者4人。宋代程朱理学出现之前，无论是皇室、官宦，还是百姓，寡妇改嫁也属正常，而程颐、朱熹的理学兴起将儒学礼教、秦皇石刻、烈女节妇观竭力灌输至民间，加之宋王室推波助澜，用舆论道德倡导守寡，寡妇再嫁遂成为耻事。“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易-恒》)。程颐更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他认为寡妇改嫁是失节，男子娶改嫁女，亦为失节。明代和清代，是程朱理学泛滥、毒害最重的朝代。明太祖洪武元年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明正德年间又对守贞烈女立贞烈碑。帝王并督令巡官每年上报贞节烈女事例，大行表彰，“长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袢楔，照耀井闾”。此举煽动了女性的虚荣与家族荣耀欲望。节妇烈女竞相涌现。有夫亡陪死的，有未婚夫亡而终身守寡的，有守寡期间体肤或小脚被男人见投河的，有撞见男人生殖器或被男人调戏、侮辱自缢的。烈女碑林立，贞节牌坊四起，《明史》中仅节烈传记即不下万余。《清实录》记载，仅康熙五十五年皇帝就亲自褒奖“拒奸殒命”9名“烈女”。雍正年间，更是下诏各地，在偏僻山乡，贫寒之家，加意搜罗“贞节烈女”。同治之后，各地又兴办“贞节祠”，鼓动妇女守寡持节(见图)。族人尤其从己利出发，“以家有贞女烈妇为荣，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女有不愿，家人便诟骂辱之，甚至有鞭挞使从者”。寡妇再嫁低人一等，亲友鄙视，族人视为败坏门风。社会风气亦然，不守寡的女人不得走正门，要躲躲闪闪地行走，否则要被小孩讥笑唾弃。被封建礼教毒害至深的守寡者，如果其父母、兄弟、乡邻劝其改嫁，或豪强、富家逼迫再嫁;不仅坚决拒绝，且有的毁容，断指乃至自杀。“守寡”不仅剥夺了女性享受家庭温暖的愿望，损害了妇女独立人格和做人的尊严，而且压抑了无数年轻女性的正当性要求，是极其残酷的封建性风俗。《志异续编》载一年少守寡者的苦衷：“每于人静后，即熄灯火，以百钱散抛地上，一一俯身捡拾，一钱不得，终不就枕，及检齐后，神倦力乏，始就寝，则晏然矣。”极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守寡60年的女性压抑性欲的“诀窍”。但就是这残酷的“守寡”，在明清两代却成为天经地义的社会规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劝守寡女“守寡”的书文充塞民间，如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都强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西晋裴氏所作《女史箴》主张：“妇德尚柔，含章贞洁，婉淑慎，正位居室。”唐代宋氏姊妹所编《女论语》开篇便言：“立身之洁，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明代有女教书数册，而清代则更繁多，尤以王柏臬著《女诫》、《女论语》、《内训》和《女范捷录》组成的《女四书》影响最大。直到辛亥革命后仁人志士才纷纷撰文揭露封建道德的虚伪与残忍，提倡寡妇改嫁(见贞操)。民国与苏区则制定了保护妇女权益的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了《婚姻法》，是妇女婚姻自主的法律依据。封建的“守寡”习俗，逐渐被取缔。
不仅中国，外国也曾有守寡的习俗。
以唇舌对敬重者、亲爱者表示尊爱或亲呢的方式。性爱者双方之间常以吻宣泄性冲动。中国人尚无当众接吻的习惯，但接吻作为性前嬉的必要性行为，由来已久。《素女经》载：“临御女时，先令妇人放平安身，屈两脚;男人其间，衔其口，吮其舌。…‘衔口吮舌”实为对“吻”的较早文字描述。东晋末译成汉语的《四分律藏?卷四十九》以“鸣”字最早描绘“吻”：“时有比丘尼在白衣家内住，见他夫主共妇鸣口，扪摸身体，捉捺乳。”唐僧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三十八也以“鸣”作吻：“问言少女何意毁离，女人便笑，时邬波难陀染心遂起，即便捉臂，偏抱女身，呜咂其口，舍之而去。”唐代张文成的《游仙窟》以“两唇对口”写“吻”，而白行简在《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则以“舌人其口”、“含朱唇之咤咤”、“含奶嗍舌”状写“吻”。《金瓶梅词话》对“吻”的描写更多。如第四回：“西门庆……用舌尖递送与妇人(潘金莲)，两个相搂相抱，如蛇吐信子一般，鸣咂有声。”第二十一回：“潘金莲……被西门庆走向前，双头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戏谑做一处。”第二十五回：“西门庆见无人，就搂过她(桂姐)来亲嘴。老婆先递舌头在他口里，两个咂做一处。”但在汉语、文字中，用“吻”字尚属晚近说法。
同辈兄弟和姊妹之间相婚为基础的婚俗。在远古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中出现了自然分工，如老人照看小孩，青壮年外出采集或狩猎等等，这样自然地按年龄大小划分为不同集团。不同年龄集团之间的男女在婚姻关系上自然发生距离，逐步形成在同龄男女之间发生性行为，从而出现了血缘婚。血缘婚只是排除了父女间、母子间不同辈分的男女杂婚关系，开创了新的婚姻史。而同辈男女之间则既是兄弟姐妹关系又是夫妻关系。血缘婚时期的原始部落，互为祖父、祖母辈的兄弟姐妹组成一个夫妻圈子;他们的儿女又组成另一个夫妻圈子;同样孙子、孙女们再组成第三个夫妻圈子。具体地说，这种婚姻的典型式样是：一群兄弟与一群姐妹之间互为共夫或共妻，子女自然为集群共有，子女则“知母不知父”。男人过着多妻生活，同样女人也过着多夫生活。关于血缘婚，中国古代文献里有诸多记载，如唐末李冗《独异志》记录的伏羲、女娲兄妹结为夫妻的传说，就是血缘婚的一个例子。由此可见，血缘婚是由久远而漫长的杂婚制迈向伙婚制的一个过渡，是伙婚的低级阶段。
中国古代由官方召集的男女狂欢之会。《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之官的职责云：“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这种青年男女可以歌舞狂欢、自由觅偶并且发生性爱的节日，是上古时期生殖崇拜的遗风，晚至春秋时代，各国仍有举行。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宋国的桑林、楚国的云梦等地，都是举行仲春之会的地点。《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如《桑中》、《东门之杨》、《溱洧》等等，也都与仲春之会有关。仲春之会中的青年男女，可以暂时超越在性爱方面的戒律和礼仪，自由地寻求爱侣，满足情欲(即所谓“奔者不禁”)。古代文献中关于殷人的始祖契、周人的始祖弃的身世神话，都说他们是因其母亲“神交而孕”才诞生的，神交又都发生在举行“高谋之祀”的日子里;而古代文献记载的时间、地点等资料和现代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高襟之祀”与“仲春之会”极可能是同时同地举行的，因此契、弃的身世神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仲春之会的情景和性质。使人类原始冲动中的多配偶倾向有所宣泄，正是仲春之会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有起类似作用的狂欢集会。
仲春之会的男女狂欢还带有巫术性质。因为男女之间的性爱活动在古代被用来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一上古遗风也在后世保留了很长时间。汉代《春秋繁露》卷十六中讲到求雨之法，就要求“吏民夫妇皆偶处”;直到梁武帝大同五年(539)，以七事求雨，其第六仍是“会男女”。
正因为仲春之会有上述这些重要功能，所以古人对此非常重视，要由官方来召集，无故不参加者还要受罚。这一上古遗俗的流风遗韵，至今仍可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的节日中窥见。
对生殖的尊崇和敬仰。性崇拜的一种。也即母亲崇拜。最初人类还不了解女性为什么能够生育孩子，把生育看做女性单方面的作用而加以无限崇拜。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有关女神的传说和偶像比比皆是：中国历史上有女娲造人的神话。法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出土了许许多多的原始女性偶像。这些偶像的共同特点是，不注意面部的刻画，主要强调肥大的躯干，突出表现的是硕大的乳房、大肚子和生殖器，体现原始人对生殖的巨大热情。神话中的母亲都是处女。中国神话中的夏祖修己吞下神珠而生禹;商祖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周祖姜螈踩巨人脚印而生弃。《圣经》中的圣母玛丽亚也是一位处女母亲，在这一点上世界各民族有相似性。不仅在原始艺术作品中如此，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女性的生育能力也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像播种一类的农活就要求由女性来承担，而且还有某种神秘的仪式。如在东普鲁士，妇女要裸体到田里去播种;在芬兰，妇女们用月经套来装种子;日尔曼人的播种工作由已婚妇女，而且最好是孕妇担任;还有些地方。甚至把母乳直接倒入地里，以求丰收。
当人们发现了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以后，男性在生育和生产中的地位便日益得到加强。人们想到种子不再联想到女性，而是联想到男子。正是男性的播种，才使女性生育，也才能使土地丰收。据此认识又产生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习俗。如在爪洼一带地方，当水稻孕穗开花的季节，农民总要带着自己的妻子到田间去看望，并且就在地头性交，目的是为了促进作物的长成。在印尼的安汶，当丁香园的收成可能不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夜里裸体到丁香园给那些树授精，跟他们要使女人怀孕的做法相同。在中非的巴干达人强烈地相信性交与丰收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的妻子不能怀孕的话，他们认为会影响他们果园的丰收而把她休了。相反，如果一对夫妻生了双胞胎，就表明他们的生殖力特别强，许多人因为想沾光而供给他们日常食粮。在孪生婴儿出生后不久，要举行特别的仪式，让妈妈在房屋附近的茂密草丛中仰卧，采下园内一朵大芭蕉花放在她两腿之间。然后请她丈夫过来用他的阴茎把花挑将出去。其目的在于将他们旺盛的生育力传给园内的果树。
生殖崇拜的观念，根植在原始人对自身种族繁衍的强烈关心。在原始时代，原始人面临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平均寿命低，婴儿死亡率高，必须以高生育率才能保持种族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崇拜生殖是必然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在妇女月经期间禁止xing交的性风俗。是人类最早出现的xing禁忌之一。这种禁忌之所以最早出现，是因为它与血有关。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只知道经血也是血，也逐渐知道只有女子到一定年龄每月固定一次，流血数天却不生病。但对月经与生殖直接相关的原理，根本不知，所以感到极神秘，认为经血具有魔力。加之，原始人对血怀有复杂的心理，血既是生命的象征，又是恐怖的事物。人出生时有血，脉管里有血，血赋予生命，血是神圣的，所以古人后来结盟、祭祀及某些宗教仪式都使用血。这种对血的神般的崇尚，使原始人不敢轻易冒犯经血。另一方面，人受伤和战亡时要流血。血又是痛苦、死亡的象征，原始人又恐惧血，尤其把女xing的经血看为是不洁、不祥的征兆，于妇女经期要极力回避。这种不敢冒犯和有意回避，便成为原始的月经禁忌。这种禁忌在后人的文字里也有不同反映。如中国的《礼记》便记有不可在月经来潮时性交的“月辰避夕”。当然，月经禁忌注入宗教色彩后便愈发严重了。旧约《圣经-未记》规定：“人若与行经的妇人交媾，妇人虽行经也顺从他，这二人必在死中灭绝。”古代犹太人规定，女子月经来后12天内不准xing交，否则处死;麦迪亚人、大夏人、波斯人也曾有月经期xing交鞭挞或罚金的习俗。有些地区和有些民族的月经禁忌，发展为对行经女性的隔离与监禁。非洲刚果加蓬的土著人规定行经的女子脱离家族独居一室，不准见丈夫、父、伯、叔。布西门人认为男人见到行经的女子，即变为“饶舌者”而为人厌恶。斯凡希利人，在每个村镇都设有专门收容来初潮少女的小屋，对少女幽禁3个月。新不列颠人更甚，对初潮少女囚禁四五年而不见天日。加拿大一个地方的土著人，也相信男人被来月经的女人看见要生病。美国俄勒冈的谢利西人、沃拉沃拉人，也有女人经期居住专门房间的习俗。温哥华岛的土人把行经女囚禁起来，严防她见到火与太阳。天、火、太阳都是男子的象征，被来月经的女人看到，要毁坏。南非土人将行经女人放人吊床，悬于屋顶下。日本古代也用“别室”、“别家”、“别火屋”、专门隔离行经的妇女，以免男子与她们xing交遭到灾害，可见古人对月经禁忌是多么严酷。现代科学认为月经期间由于子宫壁出血，容易感染，导致妇女病，所以文明人自觉在月经期避免xing交，这与原始人的恐惧与迷信有本质的不同。
新婚时对新妇处女膜是否出血的检验。封建时代男子看重“处女贞”的反映。处女膜的形状大小和膜的厚薄因人而异，在第一次性交时，由于处女膜破裂可伴有疼痛或极少量出血。“验红”使“处女贞”在封建婚姻中成为女性价值的唯一尺度。旧时的“验红”，在新婚的次日晨，伴娘将新婚夫妇性交时擦用的白绸绢，以银盘托示众亲友。若白绢沾有血迹，表明新娘为贞洁女，众人便欢庆志贺。否则，新娘或被休掉，或被歧视失去应有的尊严。有的在“拜天地”之前，先行“验红”，新妇有“处女贞”，当即鸣鞭炮拜堂，若失去“处女贞”，则可能被逐。“验红”的结果，当然要通告女方娘家。新娘“落红”，次日男方派人送写有“闺门有训，淑女可钦”的大红喜帖向女家报喜，女家便兴高彩烈，四处炫耀。反之，女家会颜面扫地，无地自容。广东个别地方新娘新婚三日返娘家，“落红”可持婆家所赐烧猪向父母报喜;无烧猪的新娘，表明“验红”失利，女方须向男方退回聘礼，甚至被宣布退婚。中国极少地区，仍有“验红”的陋习。国外也有类似中国“验红”的形式。西班牙的吉卜赛人要对新娘行“验贞”仪式。非洲北部阿拉伯人居住的农村，新婚之夜，由一老妇用手指捅新妇阴门，出的血，须染红一块布方能被承认为处女。现代科学表明，少数妇女生来就没有处女膜，也有的妇女在处女膜破裂时可毫无意识，处女膜也可因剧烈运动而破裂，所以“验红”不仅在道德上陈腐落后，而且也被现代科学所否定。
xing行为随意、杂乱没有固定配偶的婚姻形式。在远古时期，没有任何规范性的婚姻制度，生活在一起的原始部落，是一个劳动、生活单位同时也是繁殖机构。群体内的杂乱xing交是猿人繁殖后代的根本方式，部落内成年女子都是成年男子的“妻子”，反之成年男子也是所有成年女子的“丈夫”。因而在当时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之间发生xing行为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正常的。这种杂乱的xing行为自然而然形成了杂婚。《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昔太古常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列子·汤问》：“男女杂避，不媒不聘。”《管子·君臣》：“昔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无有夫妇配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这些都是原始社会两xing生活的真实写照。中国古代有许多“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神话传说，如女登与神龙接触而生炎帝，附室见大龟绕北斗而生黄帝等等，这些传说貌似荒诞，但反映了最初不知其父的杂婚状态。杂婚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其二是猿人尚未产生“亲戚兄弟夫妇男女”等伦理观念，对其产生的危害也无正确认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上出现了自然分工，不同年龄阶层的男女在婚姻关系上自然产生距离，伦理观念逐渐形成。特别是认识到杂婚的危害后，杂婚随之消失，并向血缘婚过渡。
主要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类性现象中所反映的社会因素，以及研究人类性现象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作用和运行机制的学科。性科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
发展史 可分为3个时期。
酝酿期 性社会学发展的准备阶段在20世纪之前。当时主要在3个方面有所进展：人类学家不但研究了原始人类的性关系，也部分地研究了他们的性行为;社会学家研究了当时欧美各国的娼妓和许多种性犯罪;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人类性心理与社会条件之间的初级关系。
创立期 随着性学于1885年正式创立，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末，性社会学也以一系列成果确立了自己作为分支学科的地位。当时主要的性社会学家及其研究成果有：德国学者I.布洛赫是研究社会中的性现象的第一位大师。他的主要著作有：《我们时代的性生活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关系》(1907年)、《梅毒的社会根源》、《妓女》(2卷本)、《论德?萨德》、《英国人的性生活》、《性制度病态的心理学研究》、《奇异性行为的人类学研究》等。在美国，先驱者G.V，汉密尔顿向8万位已婚男女询问过400个关于性生活的问题，出版了资料书《婚姻调查》。另一位先驱者、妇科专家K.B.戴维斯，首次调查研究了女性性问题的社会方面，并在1929年出版了《2200位女性的性生活中的诸因素》，他因此被认为是女性性学的开创者。在这段时间里，性社会学的最主要成果是提出、传播和得到公认：社会与性现象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性社会学创立自己的基本理论的时期。当时最著名的人物是德国的莱克。他研究了性现象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创立了性政治学。他的主要著作有：1932年的《青年的性权利》与《性道德的欺压》、1933年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6年的《性革命：向着自我管理的性格结构前进》。另一位著名学者是美国的A.c.金西。他经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出版了《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1947年)与《人类女性性行为》(1953年)。他分析了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人们所处的不同社会阶层环境对于人的性行为方式、性高潮频率等性现象的重要作用。
当然，也有些后来的学者认为：莱克研究的真正对象并不是性现象，而是社会政治现象;金西实际上是开创了性学的社会调查学派，而不是社会学对于性现象的研究;所以性社会学本身在这段时期里实际上是停滞不前了。
发展期 从50年代初期开始是性社会学的发展时期。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①关于性现象的社会调查报告不断地涌现，一般都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相对重要的成果有：亨特的《70年代的性行为》(1976年)、s.海特加以总结的《红书杂志的性调查》(又译《海特性学报告》)、E.劳曼等人的《性现象的社会组织》(1995年)。不过，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诸多的调查中有相当一部分很不符合社会调查的一般规范，使得其学术意义大打折扣。
②关于性现象与社会之伺关系的宏观研究和思辨研究不断地发展，对于人类认识和思考性现象发挥了较大作用。例如M.马库塞的《爱欲与文明》、M.福柯的《性史》等。但是也有些学者认为，这方面的成果一般都有哲学化的倾向，还是不归入性社会学为好。
③比较公认的和规范的性社会学的理论创建。1973年J.加格农与西蒙合著的《性举止——性的社会组织》一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人在性方面的社会化过程及其规律，指出所谓的性发育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认同和归化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性文化的过程，而且后者往往更加重要。一般认为，这是性社会学自身理论的诞生。80年代，J.莫尼出版了一系列著作，研究以往的性学概念和性学研究过程，是如何被社会文化所限定和影响的，代表作是《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一般认为，这标志着以心理学和生理学为主的经典性学开始包容性社会学，开始成为综合学科。1995年，劳曼、加格农等人出版了《性现象的社会组织》一书(俗称《芝加哥报告》)，系统地创建了性现象的社会网络理论，并且以历史上首次美国全国随机抽样的面访调查的数据分析，验证了自己的理论。他们的理论基点在于，不再像以往的经典性学那样，把性现象仅仅看做个体化的产物，而是论证了人类性现象实际上发生于、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和互动之中，而许多人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就结成了整个社会的性现象的网络。这就是社会在性方面的组织。它的结构、功能、作用机制，对于个体的性现象所发挥的作用，比经典性学和以往的性社会学的认识，要强大和广泛得多。虽然这个研究成果还需要相当时间的考验，但是在性学界和社会学界，一般认为它可能标志着性社会学理论与应用的成熟，标志着性社会学这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的牢固确立。
核心概念 性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性存在，大体上对应于英文中的sexuality一词。它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概念，至少包括3个子系统。①性的生物存在，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性”，是指以特定身心反应为基础、以高潮为中心和标志的一种生命现象及其表现过程;②性的心理存在，指人这个主体对于“性”的主动的或被动的感知、感受、解释等;③性的社会存在，指的是由社会所标定的具有性的性质的那些活动与过程。上述3个子系统加在一起，产生一个更大的系统，就是性存在。它可以概括为：在特定的社会时空中，以人的活动为载体所表现出来的、被认为是“性”的那些现象。
性存在的概念是性社会学赖以区别于性学其他领域的安身立命之本，性社会学研究与应用的基本角度与基本方法，也都是源出于此。例如在评价异性跳交谊舞是否属于性活动时，性生物学主要考察双方是否出现了特定的身心反应，性心理学主要测定双方是否具有性的意图与体验，性伦理学主要依据社会既有的定义来评价，而性社会学则把上述三方面的考察结果整合起来，测评一下该活动在性存在综合量表中或定性范围内，究竟处于何种水平上，然后才做出自己的判断。
基本假设 从性存在的核心概念出发，性社会学产生了自己的3个基本假设。①一切性的现象都是首先来源于并且最终实现于性的生物存在之中;②无论性的生物存在多么强大或虚弱，它都是经历过社会化的，都是性存在整体中的一种子系统或存在;③性存在是相对独立的，它必须区别于生殖过程、性别体系、爱情、婚姻和生命主体，但是后5种现象又构成性存在的最紧密相关物，共同形成性存在的支持系统。
出于上述第1个基本假设，性社会学首先应该防止自己被“非性化”。假如研究性关系但是并不以双方的具体性过程为起点和终点，那么只能是婚姻学、爱情学或者越轨社会学。同样，如果只调查性观念却并不深入到具体的性感受和性解释，也只能是一般社会心理学。显然，仅仅阐发道德却并不涉及性过程的“研究”，无论如何也不属于性社会学范畴。总之，仅仅研究性的社会问题不能自然而然地归人性社会学，要看它的研究对象是否真的是“性”或者性存在。从逻辑上讲，只有本体的性社会学发展到相应程度，对性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才可能产生更深入的成果。
出于上述第2个基本假设，性社会学对于“性的生物同一性”或者“性本能”持批评态度。它认为一切“同一”和“规律”只存在于各种差异之中。它通常重视的差异有：性别、年龄、性指向、群体、阶层、婚姻状况和文化处境。因此，凡是从抽象的人性、生物性、审美、泛文化等等前提出发的议论，都无法纳入性社会学的范畴。
从第3个基本假设出发，许多时髦课题，例如避孕、妇女生育健康、性传播疾病、艾滋病、重婚纳妾、拐卖妇女等，如果没有把性存在作为相对独立物来研究，也不能说是性社会学。反之，如果只考察性本身的状况却不涉及相关物，例如仅仅进行关于性行为的调查，那也不是性社会学的研究。
基本理论 用于性社会学研究的最引人注目的基本理论有两种：第一种是70年代“性革命”后出现的性能量理论。它把性存在看做一种动态的、可测知的、具有能量意义的系统物。性的生物存在、心理存在和社会存在，都由于某些更深层的原因而产生着“能量”。经过聚合或抵消的运动，性存在每时每刻都处于不同的总体能量水平之上。这种动态变化就是某特定社会中性文化变迁的动因。因此在判定“性革命”的发展起伏时，无论用哪一种单因素作为标准(例如非婚性关系、性的公开化等等)，都会以偏盖全，必须根据总人口的总体性能量水平的变化来做出判断。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其实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性革命”。另有学者则提出：“性革命”并没有“回潮”或“复归”，那只是大众传播媒介在“炒新闻”或“干预生活”。另一种基本理论是加格农等人创立的性网络理论。它的基本假设是：一个人跟不同的人发生性关系时，会有不同的性行为方式。因此这种理论的最小研究对象和基本调查单位并不是个人本身，而是多个人所组成的性关系网络。例如A与B性交过，B又与C性交过，而C则与D和E性交过，那么这5个人就形成一个性网络单位。其中任何一人的性实践与性态度，都必须放在这个网络中加以考察才能探索出其意义。这种理论被称为“艾滋病时代的性的社会组织学”。它强调性的人际关系与互动，因此正在被推广于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中。它的主要研究成果是《芝加哥报告》。《芝加哥报告》见于1994年10月美国小布朗出版社出版的《性在美国》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性存在的社会组织》。
总的来看，性社会学的成型理论尚不多见。因此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在本学科的初创阶段，主要应该是把一般社会学中的既有理论恰当地运用到对于性存在的研究中。例如，生命周期、代沟、社会化、符号互动等理论可以大体上归入同一类，用来研究那些与年龄和生命本体较紧密关联的性现象。对于性发育的问题，中国仍沿用传统的青春期划分法，把首次遗精和月经初潮作为初始标准。其实如果运用上述理论，完全可以加进心理发育和社会发育的因素，制订出全新的综合测定标准及其指标体系。由此而牵一发动全身，性社会学可以对性成熟、早恋、性活跃年龄段、性的更年期、性衰老等人们关心的现实问题，做出自己独有的解释与标定，进而为社会的性教育提供科学基础。
社会角色、社会冲突、两性差异等理论，可以用来研究性方面的性别现象以及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例如，为什么女性性权利、婚内强奸及性骚扰等问题在发达国家讨论得热火朝天，而中国人却在关心“阴盛阳衰”、女性性冷淡、伪造处女膜等问题?恰当地运用社会学一般理论，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只谈妇女不讲性别的常见偏差，既弄清女人的、也弄清男人的性存在，更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结构功能、社会交换、宏观结构、符号互动等理论，首先非常适用于研究性的社会分层、性的亚文化现象、性的社会设置、性存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类宏观问题。但它们同时也很适用于微观研究，例如夫妻间性的权势关系、某种性行为的支持系统、非婚性行为的机制、性生活中的社会因素等。当然，这些理论在国际上最经常地被运用于研究那些性的“中层现象”，例如涉性的人际交往、性产业与色情文化、社区性环境、涉及传播疾病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等。
总之，一般社会学的几乎所有理论都可以运用于研究几乎所有性现象，甚至包括阳痿、性变态等被认为是纯生物学或纯心理学意义上的现象，关键是必须用得恰当，必须有相应的发展。
发展前景 在西方，性社会学的发展主要受到3种社会力量的推动，因此可以据此估计出性社会学的大致的发展方向。
第1种推动来自女权主义的发展。女权主义者认为，以往的经典性学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或者是仅仅从男性的视角出发的，因此她们已经开始创建女性性学，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这些成果里，大多数是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是可以归人性社会学范畴的。例如在性方面女性与男性不同的社会化过程、男女的性现象具有不同的社会内涵和社会意义等。许多有关性社会学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已经包容了女权主义的许多成果，预计这个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第2种推动来自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迅猛发展，也来自社会学与人类学开始更多地、更广泛地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以《性现象的社会组织》一书为代表，经典社会学开始重视直接研究性现象，而不仅仅是研究性文化。健康人类学、社会医学等新兴的交叉学科，也正在把人类性现象和社会的性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国际上已经涌现了一批这样的成果，虽然它们仍然是分散的，但是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却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预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将会形成全面的综合，会进一步拓宽和深化性社会学的领域，促进整个学科的发展。
第3种推动来自社会对于预防艾滋病的重视。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预防艾滋病的工作，更主要地应该依赖对于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成果，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医学或者流行病学的成果。例如，由于《性现象的社会组织》一书发现了众多个体的性行为实际上结成了社会网络，并且人们在这个网络中传递着对于性现象的认知和价值观，因此有人把这个成果称为“艾滋病时代的性学”。在艾滋病得以治疗之前，这个发展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男女在性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相同的。男女兼性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男女兼性就是这种思潮在性方面的具体表现。这种思潮认为，男女之间并不是平等或不平等的问题，而是传统社会否认了这种男女兼性，硬把男女划分成截然对立的两大社会集团。因此所谓性方面的男女平等，其实就是在性关系和性活动中，不再按照传统社会所制订的标准把任何个人生硬地划分成男人或者女人。他们最反对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男子汉气概”和“女人味”。他们认为，在性方面，男女应该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共同融合为一个新的“社会性别”——人。
男女兼性的观念认为：从生理学角度来看，男女在性方面生理构造是互相一一对应的、同质的，只不过具体的表现形态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例如男人有阴茎。女人有阴蒂。这两个性器官尽管大小不一样，但功能却是一样的。男人有射精功能，女人也有射液功能。女性的卵巢与男人的睾丸是同质的，也是相似的。只是位置不同。男女在性行为和性功能上也是一样的，并没有高低强弱之分。因此，男女的性本质本来就是相同的。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男性的社会权势越来越强大，形成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所以男权社会需要一种性方面的理论来为自己的做法辩护，才把男女在性方面的差异说成是本质上的区别，并且把它说成是“男尊女卑”在生理上的根据。
最初，赞成男女兼性观点的人们，主要是反对弗洛伊德理论中关于女人的性现象的种种论述，尤其反对所谓女人羡慕或者嫉妒男人有阴茎的说法。后来，他们发展了这一思想，开始反对一切在性方面把男女截然对立的说法。他们认为，不可以也不应该把人类的性功能或者性行为划分成“男人的”和“女人的”，也不存在什么“只适于男人的”和“女人不可以做的”。他们认为，男女兼性就是最根本的平等和协调。
80年代以后，男女兼性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思潮，还出现了相应的实践和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由于妇女运动的发展，男女在很多社会特征方面都出现了逐渐趋同的现象。比如在服装方面，除少数职业模特外，男女服装的差别越来越小。男女的发型、行为举止、作派也逐渐相似。尤其在年轻人当中，人们越来越难仅从外观上区别女人和男人。这种社会实践也日益表现在性方面。例如，根据1994年发表的对于美国总人口的性行为的抽样调查，口交这种性行为从60年代以后日益增加，为对方进行口交的男人和女人基本上是同样多。
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之内，人人都具有在性活动中获取愉悦的权利。无论哪个性别，无论是性关系中的哪一方，也无论有没有性关系皆有这一权利。
性愉悦获取权是国际女性主义者在70年代开始提出，在80年代大力提倡。它一开始主要指女性获取性方面的愉悦的权利。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的男权社会歧视和压迫女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各种方式压制女性在性活动中获得应有的性愉悦的觉悟和能力，以便使女性变成仅仅为男性的性愉悦服务的对象和工具。她们认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生理构造和生理功能都表明，任何一个健康人是能够在性活动中获取愉悦的。这就构成了个人与生俱来的获得性愉悦的权利。但是传统的男权社会只承认和保护男性的这个权利，却否认和压制女性的同样的权利，甚至要求女性放弃自己的这个权利来换取男性的怜悯。尤其是当男女双方在获得性愉悦这个方面出现矛盾时，传统男权社会总是保护男性而压制女性。女性主义者认为，这就是最严重和最深刻的“双重性道德标准”，是男女在性方面不平等的突出表现。因此女性主义提倡：女性应该对自己负责，应该由自己来主动地和自主地争取自己本来应该拥有的性愉悦和性感受。为此，一些信奉或者支持女性主义的性学研究者和工作者，从70年代起陆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妇女自我保健和自我锻炼的方法，以便帮助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缺乏性愉悦的女性，使她们更多更好地享有人类所应该享有的性愉悦。
80年代以后，性愉悦获取权的概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女性,而是扩大到所有的人类个体。相对而言，目前人们更关心的是老年人的性活动、各种残疾人的性活动、某些特殊群体成员的性活动。这是因为，传统社会往往更加忽视甚至否认这些人群的性要求，很少甚至没有为他们提供应有的知识和服务，因此这些人群应有的性愉悦获取权往往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害。
性愉悦获取权的前提，一是只能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之内，二是必须尊重对方或者他人的同样和等量的权利，也不得损害对方或者他人的其他方面的任何权利。
对于那些处于法定成年年龄之下的人们实行保护，以便防止任何人对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性方面的侵犯与损害。它既包括国家依据法律所提供的保护，也包括由社会和家庭所提供的保护。
国家对未成年人的性保护，一般是通过设置和执行各种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来实现。中国法律认为，未成年人享有性权利。但由于未成年人在性成熟前，不了解或不能完全了解性行为的社会意义和后果，所以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性权利予以特殊的保护。对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来说，即使是在未成年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猥亵或性行为，也同样以强制猥亵罪和强奸罪论处。中国对未成年人的性保护，集中体现在对于“性行为的法定承诺年龄”的规定。中国《刑法》规定，凡是与14岁以下少女性交的人，一律以强奸罪论。
社会对未成年人的性保护则体现在反对性骚扰、反对性辱虐、反对对儿童的性虐待等方面。未成年人拥有在性方面不受威胁、压抑、侵犯和摧残的权利，拥有健康成长的权利。
这些权利也表现为，未成年人不应受到性方面的不良社会影响。因此，社会反对任何人向儿童出版、传播和提供任何描述和描绘具体性行为或者性罪行的物品，尤其是色情或者淫秽的文字、图画或者影像材料。社会禁止未成年人观看性表演和从事卖淫、嫖猖活动。
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的性权利还表现为，社会应该通过适当的渠道，以适当的方式，对未成年人开展全面的性教育，还应该切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所可能遇到的任何性方面的疑问和困难。这就是说，未成年人拥有获得性教育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就构成了一个良好社会的义务。
在具体操作方面，社会往往采取这样一些做法：通过公众传播媒介来制造舆论、改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监督机制的形成等等，以便最终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性保护。
个人对于自己在较长的时期内的许多具体的性需求进行综合考虑，所形成的观念化的认识。当事人的性需求可以是明确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或不自觉的。一般来说，性期望既是指向长期性需求的，也是在较长时期内形成的。这是性期望与那种即时的具体的性愿望的主要不同之处。
性期望的具体内容，一般可以通过一个人对待性关系的态度、性行为和性表现的方式等表现出来，也可以再细分为对于性关系的期望、对于性行为的期望和对于性表现的期望。性期望往往会在一段较长时期内支配当事人的性关系、性行为和性表现，支配当事人在性方面所做出的选择，支配当事人在性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也支配当事人在社会其他活动中如何对待和处理性方面的问题。
个人的性期望往往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然后逐渐发展形成。成型的性期望一般在青春期之内形成。某种性期望一旦形成以后，就会在很长时间里支配人的性行为和性态度，甚至直到终生。但是。性期望也常常会因为年龄的增长、文化修养的提高、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个人社会地位的变迁等而有所修正，甚至改弦易辙。
在各种一个人以上的性关系中，个人的性期望，往往受到性关系中对方的影响甚至支配。同时，个人对于不同的性关系中的对方，也会产生不同的性期望。
社会对个人的性发育程度所制订的判定标准。社会认为，一个人在性方面的成熟并不仅仅指生理功能的发育齐全，更是指个人在性方面的实践中(包括独自的性行为和自我性行为)，通过学习和交流，已经获知、理解和遵循了社会所制订的最基本的性规范。已经逐渐在性心理和性行为方面建立起道德上的自控能力，已经具备了按照社会的要求去建立和维系性关系的独立能力。只有完成了这一过程，社会才会承认此人已经在性方面达到了社会成熟。因此，人的性生理成熟程度虽然是性的社会成熟的前提条件，但是性生理发育的成熟程度却并不能标志一个人的性的社会成熟的水平。
一个人的性心理和性行为总是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当个人的性行为遵从社会的规则时，此人就很容易被社会承认为在性方面是成熟的。如果当事人不遵从社会的规则，甚至破坏某些社会规范时，尽管此人已经达到了性的生理成熟，但是却很难被人们认为是社会成熟的。性的社会成熟的内涵和标准是：①人人都必须适应社会对性别特征的规范，才能够确认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与功能。例如，几乎所有的传统社会都把青少年当中存在的短暂的“男不男，女不女”的现象，视为在性方面严重不成熟的重要表现。因此，性的社会成熟的第一步完成后，个人就被培养成男女异性恋者。同时，个人只有学会按照社会所规定的男人角色和女人角色去为人处事，才会被社会认为是成熟的。②个人在可能发生的各种独自性行为(性梦、性幻想和手淫)中，通过别人的反应和社会的灌输，来学习社会对于性现象的基本态度和具体规范。在几乎所有传统社会里，社会对独自性行为都持有否定和贬低的态度。个人只有顺从这种社会态度，才会被承认是成熟的。③往往发生在个人开始进入恋爱和择偶的时期以后，个人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逐渐学会了如何去遵循社会对于性交往、性表现和性关系的种种规定。④在中国传统社会看来，一个人的性的社会成熟的最终标志，是此人终于可以从事那种社会意义上的合格的性交合。这种性交合必须以传统的性别角色为基础，以婚内性关系(在历史上也包括合法的嫖娼)为界限，以夫妻恩爱为调节，以生儿育女为唯一价值目标，以节欲保身为评判标准。如果一个人按照这些准则去做了，那么尽管此人可能还很年轻，传统社会也会承认此人已经是社会成熟的了。
性的社会成熟的具体内容和判定标准，总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如果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之中，这样的变化往往会非常迅速，非常巨大。但是无论社会本身如何变化，它总是需要对个人在性方面的成熟做出种种规定，因为这种规定实际上是社会对个人的性活动进行管理的必要手段之一。
社会为了贯彻所需要的某些性方面的规则而树立的带有理想色彩和虚幻成分的大众崇拜物。
一般来说，性的社会偶像往往是该社会中那些在性的道德品质或者风度魅力等方面具有特殊性的典型代表或者楷模人物。这些偶像被社会的各种传播媒介广泛宣扬和灌输，常常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例如中国古代就有“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关公、孙悟空等人物，还有武松杀嫂等故事，都成为遵循传统性道德的社会偶像。这些典型人物的真实原型，不一定都是性关系很封闭的人或者无性的人。他们的道德形象是被社会加工和改造以后，才能成为性的社会偶像并且广为传播。
与此同时，社会也会制造出一些违反性道德的坏偶像作为反面教材，借以批判和威慑那些已经不符合或者试图不符合社会的性规范的伤风败俗者。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坏偶像可以猪八戒为一例。他的贪图女色与孙悟空的心如古井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教化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在当代西方，性的社会偶像往往呈现为多样化的格局，既有各种信奉性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所树立的社会偶像，也有以其“性感”或者性能力强大而受人崇拜的与性有关的各种英雄。
性的社会偶像对个人的性行为和性观念影响很大。尤其对那些处于性的社会化过程当中的、喜欢从众和赶时髦的年轻人来说，性的社会偶像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比家庭和学校的教育还要强大。
对于任何个人来说，如果过分崇拜性的社会偶像，就很容易在性方面丧失自我，容易在性的某些方面造成困惑、自卑或者困难。
如果在某一时期内，社会突出地宣扬和强调某一类型的性偶像，该社会里的许许多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该偶像所代表的那种性的价值取向。因此，性的社会偶像往往是社会对性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社会为了自己的现实利益和管理要求而制造了性道德，然后又通过种种途径，把社会的性道德潜移默化地灌输给个人。道德使得个人相当自觉地遵从社会在性方面所制订的各种规范，并且主导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索路线。个人往往无法察觉这个被灌输的过程，因此误以为自己所遵循的性道德是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或者完全是出于自己个人的利益和需求。这就是性道德的内化过程和内化结果。
性道德是社会制造的，并非集思广益、经众人协商出来的。性道德正如宗教那样，是至高无上的，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它不容人们怀疑，也不容人们讨论。某个社会的性道德一出台就宣称自己是终极真理。迫使人们不得不接受它，不得不消化它，然后成为个人内心世界的一部分。
人们接受性道德的灌输达到一定程度时，外在的和外来的性道德就会转化为自己的一种良心，成为自觉制约自己的一种内在的东西。这时，对于这个人来说，性道德的内化就已经完成了。从此以后，这个人就会觉得自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维护社会的性道德。这时，这个人往往会对违背社会性道德的人或者现象，产生道德义愤，部分人甚至做出违反人性的事情来。例如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那些把“失节”的寡妇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卫道士们，并不是因为与被害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被性道德内化后所产生的狂热所推动，甚至不惜“大义灭亲”。
性道德的内化，是社会对个体在性方面进行社会化的最主要手段和过程。说到底，性道德内化不仅仅是试图使每个人都在性方面遵纪守法。它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人人都出现一种社会所需要的性方面的良心。这样，个人就可能囿于“划地为牢”，而社会则可以“无为而治”。这种历史情况在中国尤其明显。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性现象的社会管理，并不是以法制为主，而是以人治为主，以教化为主。统治阶级认为：性道德内化是一切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只有实现性道德内化的人才能成为正人君子，只有由正人君子组成的社会才是最理想的社会。因此，任何一个性道德没有内化的人，或者拒绝内化的人，不仅仅是违法乱纪，更是违背天理的大逆不道，可以“人人共诛之”。
中国的性道德内化的传统源远流长，影响巨大。它的结果是，许多中国的性的保守主义行为，都具有“替天行道”的华丽外衣，行为者不仅是自觉自愿的，而且常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传统维系和支撑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形态和性方面的封建礼教。
西方最近这些年来才出现的一种色情行业。它的具体内容是：商人首先开设一个自动计时收费的电话号码，再到处做广告，声称只要打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听到某种与性有关的声音：有的是模仿性交中所发出的声音，有的是有人会跟打电话的人说些平时很难听到的脏话。凡是打那个电话号码的人，都会被电话局自动记费并且自动转到打电话者的帐户上。
按照西方政府的硬性规定，电话谈性的所有广告上，都必须明码标价，必须写明：只有成年人才可以打这个电话号码(各国对具体年龄的规定有所不同)。但是商人们总是使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字体，印在人们最不容易注意到的地方。
在电话线的另一头，其实并没有什么真的人在跟顾客说话，那全是录音，而且往往不知是从什么性电影里偷录来的。当然也有所谓“活生生的电话谈性”，倒是真的有人跟顾客谈。可是它的价格极高，而且并不是任何一种对于性问题的真正咨询。
电话谈性是把性作为商品来销售的一种形式。它的出现，除了高额利润的推动以外，也是由于，即使在经历过“性的公开化”的西方国家里，也仍然有一些人难于与别人在性话题上进行沟通。
只有乳罩和三角裤衩而且互不相连的女性服装式样(见图)。又音译为“比基尼”。
三点式原来是一种女式游泳衣，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它的社会历史意义在于：在西方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里，女性裸露自己肉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会被认为具有勾引男人的下流动机。因此当时的女性即使在海滨洗澡，也必须用全部内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有在全身都浸入水中之后，才可以在水下宽衣解带来洗澡。在当时的美国，女性不可以自己穿着内衣从海滩走进海水中，必须用马车把她拉到足够深的海水中，她才可以下水。但是随着国际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女性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充满自信和自豪，认为裸露自己的肉体根本就不意味着对任何男人的勾引。认为女性裸露肉体就是勾引男人的思维方法，是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故意要把性方面的一切罪责都推到女性身上。因此她们开始逐步改变自己的泳装，遮掩的部分开始越来越少。因此，三点式的出现，实际上是女性从遮掩自己发展到80年代以后的“无上装运动”和“裸奔”的一个过渡阶段。三点式与以往女性服装式样的变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三点式是女性自己的性观念改变的产物，而不是由男性的需求所推动的，也不是为了给男人看的。
但是在三点式出现以后，性产业的商人们把它看做一种可以合理合法地、尽可能多地裸露女性肉体的服装。因此在一些介乎于色情表演和一般服务的行业与场所里，三点式被改造得越来越窄小，甚至把三角裤衩变成仅仅在正面遮掩阴部的一片织物。
可以直接用于人类肉体的性活动的物品。色情品等用于心理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物品则不包括在内。性用品可以分为5类。
①性玩具是可以直接刺激人的肉体引发和增强性刺激的物品。包括性玩偶、抚慰器和按摩器。
性玩偶是用橡皮或者塑料之类的材料，制造出一个尽量模仿真人的、类似大洋娃娃那样的东西，一般是用气吹起来的。然后在相应的部位制造出或者安装上一些仿造的阴道、乳房、口、肛门或者阴茎，以便购买者能够与这个玩偶发生“性行为”。一些玩偶还加上毛发、润滑或者振荡设备等。
②主要对性活动起辅助作用或者保护作用的物品。最常见的是各种润滑液。如果把避孕套作为预防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的“安全套”，那么它也可以算做性用品。
③性感内衣及用于身体和性器官的装饰品和化妆品。最常见的是皮毛的或者皮革的乳罩、三角裤衩、睡衣、吊袜带、连胸腰带等。
④加强直接的肉体刺激的物品，主要是针、鞭、铐、链、绳、锁、枷等。它们一般都不会造成对肉体的严重伤害，可以供那些具有性的施虐或者受虐倾向的男女(见施虐症、受虐症)使用，也可以供一般人作为强化性刺激的辅助手段。
⑤用于辅助治疗多种性障碍与性困难的、具有医学性质的性工具。性方面的“工具”与“玩具”的本质区别是，工具主要是用来解决人们的各种性方面的困难，而且必须具有应有的疗效。而玩具则是任何人都可以用来玩乐的物品，并不具有合乎标准的疗效。所有允许公开出售性玩偶、性玩具和按摩器的欧美国家都严格规定：这类东西只能叫做玩具，而且必须在外面的包装上写明“玩具”的字样，也不准使用医学上的各种名词术语和说法。尤其是各种所谓“更快感的避孕套”，更必须清清楚楚地写上：这只是一种玩具，不一定具有避孕和防病的作用。对于这类东西的效果，国际性学界和医学界还存在着不少争论，但是作为公开出售的商品，社会不但应该做出这样的规定，而且应该设法制止商人们以此非法牟取暴利。
性目的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进行性活动时，由生理功能所决定的客观上的目的。客观目的即不管当事人在主观上如何认识和评价自己的行为，只要进行性活动，在理论上就必然会获得的客观效果。人类的一切性活动的客观目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获得性高潮或者朝着获得性高潮的目标发展。例如，人们在观看性电影、接吻、拥抱时，虽然主观上并不一定具有获得性高潮的动机，但是只要投入这样的活动，在客观上就是在接受着性刺激。只要这个接受过程没有中断，当事人总是会达到性高潮的。即使接受过程中断了，没有达到性高潮，也会出现愉悦的感觉。尽管这不是充分的性高潮，但也是以性高潮为典型代表的一种性的反应。
另一种性目的是当事人的主观目的。在任何一个人的心理世界中，对于自己为什么要从事性活动，都会有某种解释。也就是说，任何人从事性活动都有目的，区别只在于当事人有时候自己并没有察觉，或者在认知自己的性目的的程度上存在着个体差异和时点差异。
性的主观目的是影响人的性活动的很重要的因素。例如在传统社会里，人们都相信，进行性活动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称“为后(代)，非为色也”。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认为性活动是为了快乐;也有许多人认为，性活动是为了表达爱情或者表达夫妻感情;还有些人认为性活动是维系婚姻的一种纽带。当然，也仍然有一些人认为，性活动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
当事人的性的主观目的，对人的性心理状况、性行为方式以及性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首先，性的主观目的对于当事人的性活动方式会发挥很深刻的作用。例如，仅仅为了繁衍后代而过性生活的人，往往会认为爱抚、口交、接吻等非生殖的性行为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也就是不正经的，甚至不道德的。那些为了快乐而进行性活动的人，往往没有这样的看法，性活动的方式常常也更加丰富多样。为了表达和获得爱情的人，往往希望采用那些非插入式的、不一定很疯狂的性行为。
在性关系方面，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发现，具有不同种类的性的主观目标的当事人，往往拥有不同形式的性关系，至少也对性关系具有不同的期望。但是性社会学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的阶段。
人类对于性的误解以及在这些误解基础上形成的性神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被打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一对特殊的男女关系中，始终充满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性神话，这对特殊的关系就是中国男人和西方女人之间的性关系。
今天，我们通过对有中国男人伴侣的西方女人、有西方女人伴侣的中国男人的研究，可以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不但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而且，我们更有突破性的发现。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不但可以有助于中国男人，同时也可以帮助中国女人。
首先，我们将这些形形色色的性神话以及产生这些神话的原因进行归纳和总结
神话一：中国男人的阴茎太小。无法满足女人，尤其是无法满足西方女人 这是一个流传非常广的有关中国男人的性神话，几乎所有的西方女性受访者都承认，她们听说过这样的传言，她们也告诉我们，这个传言在西方国家的确很盛行。
比如，一个美国的受访者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笑话为了遏制非洲艾滋病的传染，世界卫生组织请日本某公司生产一批避孕套。避孕套运到非洲之后，却很快就被退回来了。日本人很奇怪，为什么把我们的避孕套退回来?难道是质量不好吗?对方回答说，不是质量问题，而是太小了。
一个法国的受访者告诉我们，她每次回法国，都有人请她证实，中国男人的阴茎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那样小? 那么，中国男人的生殖器到底是不是比西方男人的短小?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我们只要看一下相关的统计结果就可以知道。
据统计，全球男士生殖器勃起时平均长度为14厘米;法国人的平均长度位居第一，达到16厘米，意大利人长度为15厘米，排第二位。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则分别为14.9厘米和14厘米，美国人则为12.9厘米。其中韩国男士最短小，平均为9.6厘米，印度人排行倒数第二，平均为10.2厘米。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数据，据统计，在中国的主要工业区，中国青壮年男性勃起之后，阴茎的平均长度非常接近全球的平均值，为13.07+1.12厘米;最短8.60厘米，最长17.43厘米，平均正常范围为10.87-15.27厘米。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男性的平均长度比不上法国人与意大利人，但还是要大于美国人的平均值。事实上，女性在性方面的满足程度与男性生殖器官的大小并无直接的关系，我们的调查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神话二：中国男人持续时间太短 男人持续时间的长短和阴茎尺寸大小以及长短虽说都涉及男人的性能力问题。不过实际上这两者是存在区别的，男性的尺寸大小通常并不影响女性的性快感程度，而时间长短会。
有趣的是，与第一个神话不同的是，制造这个神话的似乎更多的是中国人自己。
我们采访过一个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女留学生就曾直率地表示，由于性方面的原因，她今后不会再考虑找中国男朋友。她举例说，中国男人在床上持续时间太短，她以前的一个中国男朋友就只能持续四十分钟。
实际上，四十分钟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已经足够让女性达到高潮。性生活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时间太长对男女双方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神话三：中国男人对性不感兴趣 好莱坞电影中，中国男人的形象极少，即使偶然出现(包括那些著名的功夫明星)，也都表现出不近女色。同时，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中国自己的电影在表现男女爱情上也很含蓄，中国人在爱情上同样含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不含蓄的西方人以中国男人对性不感兴趣的印象。
在国外，一位学者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不过一问完，他马上就意识到了：“我刚才是不是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否则中国怎么会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当然，在节育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口数量和性趣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但是，这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男人对性不感兴趣”这一刻板印象的错误。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男女授受不亲”，所以中国人对男女关系特别敏感，而由于同性恋的缘故，西方人对同性关系更注意一些。在海外的中国人，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差异，也很容易给人留下“对性不感兴趣”的印象。
比如，一个中国女留学生的男友在另外一个城市，每次来看她，都借宿于当地另外一个中国男留学生的宿舍。中国留学生之间这种相互帮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时间一长，那个中国留学生的外国同屋们就在悄悄议论“那个中国人是个同性恋，因为我们经常发现他和另外一个中国男人睡在一张床上。”
神话四：中国男人由于没有胸毛，所以不性感 体毛少，这个曾经被中国人骄傲地解释为“从猴子进化成人的时间比较早”的特征，今天同样尴尬地成为不性感、不够男人味的缺点。
的确，由于中国人不容易老，许多三四十岁的中国人，还可能被西方人误以为未成年，这个“优点”反过来对于中国的男性来说，确实会成为一个“缺点”——显得不够成熟。但是，性感与体毛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的调查发现，欧洲人比如意大利人，可能认为男人敞开的衬衫中露出一些体毛是一种性感，但并不是整个西方世界都持类似的审美标准。反过来，有许多西方男士为体毛过多而烦恼。
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中间同样也广泛流传着一些有关西方女人的性神话
神话一：西方女人有艾滋病 中国男人总体对西方女人不够了解，加上来自大众传媒对西方女人的开放报道，许多中国男人形成了西方女人有艾滋病的错误概念。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向西方女人提到这一点时，西方女人的反应惊人地相似：先是表示不可思议、不敢相信，接着指出西方国家由于比较重视艾滋病的预防，艾滋病的得病率已经很低了，之后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才值得关注。
顺带提一句，目前的有些宣传，不恰当地夸大了两性之间传染艾滋病的可能性，似乎只要跟病毒携带者性交一次，就必然100%地被传染上艾滋病。
实际上，通过男女的性交方式传染艾滋病的概率是很低的。有研究表明，与艾滋病感染女性发生性关系，即使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男性感染艾滋病的概率也只有0.03%-0.09%，如果使用避孕套，感染概率则降低为十万分之一，它低于全世界十年之内的飞机失事概率。
神话二：西方女人个个都是色狼 恐怕很难找到一部好莱坞的电影中没有男欢女爱的镜头，而且电影中的男女通常一见面就上床，这就不知不觉中给中国男人一个错误印象，西方女人个个好似色狼，遇到男人急不可耐地要上床。
真的是这样吗?美国学者最新的一项研究为我们寻找事实的真相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许多丈夫不明白，只要自己不主动提出来，为什么妻子可以长达～两个月不需要性生活。
另外一项研究更有趣，这项研究是由美国消费品公司Unilever(联合利华)进行的。他们询问了一千位女性，问她们愿不愿意为了交换满满一柜子新衣服而选择在十五个月内不要性生活。调查显示，多数女人认为这笔交易太划算了。许多女人还愿意多做几笔这样的交易呢，甚至2%的女性愿意为此禁欲三年。
神话三：西方女人的阴道太松弛，中国男人的生殖器放进去就会滑出 据说，这个说法的始作俑者是李敖，他说中国男人和西方女人尺寸不合，如同捣蒜。
从解剖的角度看，女性阴道是一个伸缩性极强的特殊通道，发育正常的成年女性，阴道天生上端比下端宽。阴道壁由富有高弹力的肌肉组织组成，会收缩，还有皱襞及弹力纤维，具有较大伸展性，所以，阴道能扩大而不会变大。
已婚女性之所以阴道有宽大变化，是因为生育、生理和年龄增长等因素，阴道上皮细胞和神经受损退化，阴道内管状皱褶肌层的肌肉张力降低所致。但是，阴道的松紧对性感受并不是决定性的，性学专家指出，采用某些体位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生活中的实例表明，性和谐是家庭和睦的基石。据国内性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因夫妻性生活不和谐而导致离婚的。约占总离婚数的17～47%;未离异的夫妻性生活调查中，不满意的也达45%。夫妻性生活不和谐的原因有知识、态度、方法、气质、心理等方面。其实除了器质性病变外，性和谐主要是属于心理生理方面的问题。
在性生理方面，男性由于性激素水平比较稳定，性欲无明显的周期性变化，性兴奋易被视觉兴奋所唤起，所以其性行为表现为随意性与冲动性，故常居于主动地位。女性的性兴奋则与月经周期有着一定的关系，一般认为在排卵前后的雌激素高峰期，性欲最强，也易达到性高潮;唤起性兴奋的最适刺激是触觉(抚摸)，性兴奋的激起较为缓慢。
根据心理生理研究，性活动可以划分为兴奋期、平台期、高潮期及消退期。但男女之间存在着差异，如男方性兴奋发展较女方为快;到达性高潮的时间男短(约2～6分钟)女长(约8～10分钟);男性的性高潮只有通过性交特别是射精才能达到，而女性的性高潮不一定要性交。男性在性高潮(即射精)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应期(对性刺激不能作出反应)，而女性不应期较短，易于再唤起高潮。由于男女性反应的不同步，因此应在了解性功能性别差异的生理知识的基础上，运用心理学调整，使双方的性反应达到同步化。
随着年龄的老化，生殖系统的功能也趋于衰退，这方面也有着性别差异，也可能构成性和谐的障碍。男性生精能力约在50岁以后渐趋减退，60岁以后明显下降，但也有90岁仍保持生育能力的。雄激素在青春期达高峰后，随着增龄而略趋缓慢，故男性性欲虽随增龄而减退，但速度较缓慢。据调查，61～71岁组中，75%每月可有1次以下的性生活，只有6%主诉无性兴趣。女性到绝经期，卵巢功能完全停止，雌激素也急剧下降，表现在性欲减退速度加快，在61～71岁组中，有61～73%无性生活，主诉无性兴趣者高达33%。在性反应变化方面，随着年龄增长，男性阴茎勃起的潜伏期延长，硬度降低，勃起更依赖于直接刺激，重复勃起的难度增加，射精能力减退，性高潮的强度降低，不应期可长达数小时至1天以上。女性则表现为阴道粘膜萎缩，弹性降低，长度变短，直径变窄，润滑功能减弱，扩张能力减退，常有性交疼痛，阴道外1/3的收缩能力减弱，内2/3的扩张能力减退，性高潮时有子宫收缩痛，疼痛程度可以忍耐。这些都可以构成性需求随年龄而降低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老年学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心理衰老速度远低于生理衰老，因此认为，老年人的性生活中，心理满足较生理满足更为重要。
根据上述的性功能的性别与年龄差异，保持性和谐的原则，在老年以前要着重缩小生理反应的不同步性，通过心理、生理方面的调整以取得夫妇间的协同。为此，应做到以下几点：
1.两性性行为是男女双方共同完成的一种心理生理过程，应以感情融洽为基础，在相互尊重、相互配合中完成。这是一种渐进的过程，据性学专家的调查，多数人的爱抚时间只有5～15分钟，而在10万名妇女中，有50%希望事先爱抚持续半小时，还有15%的人希望持续1小时。一般说兴奋期愈长，性和谐的可能愈大。
2.两性性反应，男性占主动，因此和谐的主要矛盾在男方，如果要同时到达高潮，则需要男方的等待与调整，但也有性学家认为，不能以此作为性和谐的唯一目标，性和谐的目标应该是双方的性满足。
3.性高潮到达后，男性可迅速消退而进入不应期;而女性不应期短。男性的性高潮与射精感伴生，可以说是生理性为主，而女性高潮的类型因人而异，有人平稳到达，缓缓消退，也有人缓慢上升，在顶点维持1分钟左右再行消退，但女性的性高潮受情绪及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属于心理性的。在这方面，为达到性和谐，有人提出"事后行为"的概念，即在高潮过后双方共同度过消退期。
进入老年后，由于生物学上的衰老和心理上的成熟度增加，性生活的和谐应着重于从生理满足过渡到心理上的满足。关于老年夫妇的性和谐，应注意以下几点：
1.性器官的衰退有个体差异也有性别差异，因此男女双方的性功能减退是不同步的。在绝经期初，生理机能的衰退可以通过较长的事先爱抚来弥补，这样只要体力许可仍能进行正常性交。有意义的是，调查表明，有正常性活动的男女双方，结构与功能的衰退均减慢。在一项4246名50～80岁男女老人的调查表明，多数老年人可保持性生活到70岁以上，3/4的50～70岁老人每周至少有1次性交。
2.老年人随着体力的减退，性活动的方式及时间可以有所变化，例如性交的时间调整到清晨醒后，或用其他爱抚形式代替性交。著名性生理学家玛斯特斯不久前指出，单调的方式是使许多夫妻丧失性兴趣的重要原因。
3.性学研究表明，老年人性活动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公开或暗示，不赞成老年人的性活动。其实，适合于老年人的和谐的性生活可以使老年夫妇生活得更美好，身体更健康。
英国一对夫妇因在做爱时发出的噪音“歇斯底里”，被邻居告上法庭，10日，法庭最终裁定这对夫妇败诉。
据《每日邮报》10日报道，今年4月初，卡罗琳和史蒂夫·卡特赖特夫妇被多位邻居告上法庭，理由是他们做爱时所发出的嚎叫声听起来“歇斯底里”，“像是两个人都在忍受极大的疼痛”，产生的噪音极大地影响了邻居们的生活。
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皇家法庭认为，卡特赖特夫妇涉嫌“反社会行为”，禁止他们“喊叫或尖叫”。而卡罗琳以该禁令违反人权为由提起上诉，要求法庭取消该禁令。
在近日的庭审中，法庭播放了一盘记录了两人做爱过程的录音带。录音带长约10分钟，其中充斥着卡罗琳种种刺耳的尖叫声。更令人诧异的是，从中不难听出，卡罗琳试图用枕头掩盖自己的尖叫声。
卡特赖特夫妇的“噪音”不仅让邻居们怨声载道，还让邮差及过路人难以忍受。邻居雷切尔·康诺尔说：“我无法用言语形容这种声音，之前也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噪音。我把电视搬到卧室里，把音量调到最大，但还是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此案的调查中，工作人员在雷切尔的家中安装了一个特殊仪器，记录下卡特赖特夫妇的噪音。结果显示，这对夫妇发出的噪音级别为30分贝到40分贝，最高分贝达到47，这相当于好几个人同时在一间屋子里说话。
叫床技术
叫床的秘不外传绝招，就是此处无声胜有声。不是叫得越响，气氛越热烈，要想把戏曲推向高潮，还得看哑剧。你要是想使坏让他尽早放水，你就可以用这招，就是叫到顶点处，骤然住声，光有进气没有出气，翻着白眼儿张着小嘴儿噎过去了，该场景持续个五六秒，你就得准备好黄河泛滥了。
你不得不佩服女人演技精湛，有时白天过于疲倦，晚上便兴致缺乏不想做爱，但男方死“性”不改，硬要求欢，于是得应观众要求，叫床来客套一下，只要咿咿呀呀，男人就会觉得你很有feeling，抽送完毕后结束，大家都不失面子l许多女人基于不让对方失望的出发点，都有假叫床的经验。
懂得享受性爱的人，会巧妙借助叫床声融合语言，与对方沟通。女人可以借露骨的挑情言语，如“不……不……再下面一点”或是“慢点……喔好痛，啊……”的春啼，温柔地让男人知道你的接受度与敏感点，男人则可赞美女人“啊……我很……舒服”、“我很爽、喔”等，让她更清楚知道你的兴奋所在。不要小看简单几个字眼，这不但是对女人的最大恭维，更可激发对方强烈的自信心，能放心地摆弄龟(乳)头，更进一步!
叫床有时是一种火上加油的技术，女人常常会因为听到自己的娇喘声产生无比强烈的性兴奋，擅用技巧性的操盘叫床，会令攀登“巅峰”的男女忽地蹿涌强烈的性兴奋而达到高潮。有科学研究证实，叫床有益健康，因为叫床是充分享受做爱、完全放松的最好方式。例如“喔、你好……好……深喔”，越肉麻下贱低级，越能在激情时挑拨情欲、引发高潮。简单的暗示语、诱导语，文法错误不要紧，中英结合交杂也很呛。不知道自己说啥最有效，能让对方达到性满足的催情符咒就是“ 好叫床”。
叫床与各人的聪明资质有关，笨拙的叫死叫床，参照死读书，我们管那个叫照JJ宣科。灵动的叫活叫床，参照内引外联，我们管那个叫理论联系实际，百叫争鸣。与女同志们共勉，誓推动叫床事业。
10年代
皇帝虽然倒了，在家里家长还是最大的。
办喜事?那是我们做父母的事，什么时候轮到做儿女的说话了?笑话!到时候你就盖头一揭，洞房花烛，然后给我们传宗接代吧!
20年代
新青年新风尚，流行在学堂找女学生。
女：诶，如果我爸妈不同意咱俩的事，我就跟你私奔，你说怎么样?
男：好啊，咱们一起参加北伐军去!
30年代
国难当头，危亡之秋
男：大丈夫理当投笔从戎，报效国家，马革裹尸还，我去投军打鬼子了，不能耽误你，我走后你找个男人嫁了吧!
女：不，我等你回来，你如果死了，我终身不嫁人!
40年代
鬼子打完了，又开始内战……
男：等到解放了全中国，建设好我们的新国家，我再风风光光娶你过门!
女：俺等你!
50年代
革命的激情，如火的年代
男：嗯，感谢组织上这么关心我，派你来照顾我的生活，你还有啥要求没有?
女：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好好照顾首长，为革命事业奉献终身
新风俗，破四旧，革命婚礼革命办
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州震荡风雷激。你看咱俩啥时候结婚?
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明儿就登记吧!
70年代
统帅爆炸了，舵手咽气了，大家都在家里打家具、生儿育女打发时间……
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四十八条腿儿，一样都不能少，俺可丢不起那人!
男：这自行车你非要凤凰的，我跑断了腿也没弄到一张票儿，你看飞鸽的行不?
80年代
英语900句是最畅销的书，戴个眼镜冒充一下知识分子就能招来不少异性的青睐――
女：告诉你，你要弄不到一张大专文凭，咱俩就吹!俺爸妈可看不上工人阶级!
90年代
商品大潮在流动，人民的观念也受到强烈冲击。
男：咱们去办个婚前财产公证吧?
女：什么?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还留了一手?你想将来把我甩了是吧?好啊，你个陈世美，还没结婚就跟我来这一手，结婚后还不反了!告诉你，老娘还不跟你结了，你赔偿老娘青春损失费20万!
男：好好好，不办了不办了行吧!
00年代
这是个躁动的年代，这是个活跃的年代，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女：预订奔驰卡迪30辆……王府饭店50桌，加上杂七杂八的，为这个婚礼我们花了差不多十万块，请柬发出去800多份，不知能收回多少礼金……唉!说你呢，你赶紧再翻翻通讯录，看还能再发多少份请柬?
男：我正在这看Chinaren校友录呢!连小学同学的请柬都发出去了……
明、清两代，是封建统治阶级竭力推行封建礼教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渐萌芽的时代。由于封建礼教如此摧残人性，必然要受到一些具有进步思想者的反对与批判。从明末到清朝，所谓“异端”之说纷起，两种思想的斗争显得十分激烈。一方面，统治者更加强调“男女婚配”的“教化大伦”，并把这视为“正治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反对束缚个性、主张男女平等的“异端”思潮已经露头，一些对社会潮流观察敏锐的人开始对女子的贞节问题进行反思与探索，以至反对与批判。
一、批判封建礼教，主张光复人性
在清朝，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不少的，在中期就有戴震、俞正燮、龚自珍、魏源等人，在他们的言论和文章中，都反映出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与要求。
首先是戴震，他是休宁人，字东原，乾隆年间的举人，无其他嗜好，唯喜读书，对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都洞彻原本。他又探究汉儒传注及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他著述很多，大多为古书的评析、考证。他的《孟子字义疏证》闪耀着灿烂的理性之光，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值得注意的著作之一。在理学的封建礼教不遗余力地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呼叫中，他明确指出理学家们实际上完全违背了孟子当初开明的原意。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理欲之辨”成为一种残忍的杀人工具。理学家们要灭人欲，其实人欲是灭不尽的，所以道学家们就有口实去任意打人，杀人。二是“理欲之辨”这种杀人工具掌握在尊长和有权势者的手里，卑者、幼者、贱者即使有理也仍旧是叛逆。三是禁欲在实际上不可能，却硬要在理论上加以强调，其结果只能造成普遍的虚伪。
他的这些理论观点，实在是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的。
还有一位俞正燮，思想也很进步。他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家贫性介，才识俱长。他比较重于现实，其文典重，能发前人所未发。他是清朝中叶反对男女贞操双重标准的著名人士。他在《妒非妇人恶德论》中写道：“夫妇之道，言致一也。”他反对纳妾，主张实行彻底的一夫一妻制。他在《贞女说》一文中猛烈抨击社会要求妇女守节的不合理和家族逼迫寡妇自杀殉夫以求光耀门楣的可耻。他说：
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义实有难安。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尝见一诗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无，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借以传姓氏。三年华表朝树门，应闻新鬼求返魂。”——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之荣也!
这一段论述，尤其是所载之诗真是入木三分。在《节妇说》中，俞正燮又为寡妇所处的非人境地大声呐喊说：“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他认为男子既然可以再娶，妇女就可以再嫁。他认为：“妇无二适之文固也，男亦无再娶之义……古言终身不改，身引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礼义无涯矣，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
做家务和刮胡子的男性更性福
美国旧金山的心理学家约瑟华·科尔曼在调查中发现，男性分担家务，会让女性感觉自己不再是奴隶，更愿意在性上回报男性。
2008年，英国性学家总结了从1977年到2007的性研究，发现在过去30年中，女性对性福的感受度和认知度更高了，其中男性愿意分担家务在里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每天不刮胡子的男性，比每天刮胡子的男性性生活频率低，中风的几率则高70%。
原因是，每天都刮胡子的男性更注意外形和在性伴侣眼中的形象，也更自信，因此他们的性生活质量更高，更容易达到高潮。有稳定性关系的人，中风的几率会更低。
40岁以上的女性更性福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健康科学中心调查了2100名40到69岁之间的女性，其中近70%为已婚或有长期固定性伴侣者，结果发现她们都感觉比20岁时更性福。
这个阶段的女性，更了解哪种刺激对自己更有效，更愿意和伴侣互动，获得快感并不难。此外，这项调查还显示，受过高等教育、不吸烟和适量喝酒，都是女性获得性福的关键。
而瑞典哥德堡大学的调查显示，因为性福认知度的改变，70岁以上的女性反而会感觉最性福。
割包皮不会影响性福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者对4500名接受过包皮切割手术的乌干达和美国男性做了性快感调查，98.6%的人在性快感和性能力上没有任何影响，此前，人们认为包皮环切能降低性快感。
调查还显示，切割包皮可以将艾滋病的感染率降低6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也证明，性频率和性满足感没有必要联系，性频率是身体需要的衡量标准，而性福则和心理有关。
用睾丸激素和丽姐助性
一向被认为会提高男性能力的睾丸激素也可以成为性冷淡女性的救星。
之前，女性使用睾丸激素配合雌激素治疗来改变性冷淡，这种疗法因为可能会引发癌症被弃用。
2008年，只使用适量睾丸激素的女性感觉精力更充沛，性需求也随之增加。
2008年上市的助性药“丽姐”(LibiGel)就是一种睾丸激素软膏，只需要将一小滴药涂在上臂，就能激发性欲。
几千年以来，受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中国人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其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
古代房中术对男性也有同样的要求，这在《素女经》中被称为阴茎的“五常”。
《素女经》中写道，“玉茎实有五常之道……夫玉茎意欲施与者，仁也；中有空者，义也；端有节者，礼也；意欲即起，不欲即止者，信也；临事低仰者，智也。”
其大致意思就是，同房时阴茎有给予对方快乐、奉献精液的欲望，称之为仁;
两次交接之间有间隙，充分休养生息，称之为义;
既已开始，尊崇自然变化规律，又有所节制，称之为礼;
房事临头亦能平心静气思虑交合法度，称之为智;
得到对方允许，意欲交合便勃然坚挺，不想交合时又能戛然停止而偃息，称之为信。
“五常”除了讲求交合的规律和技巧外，还强调了交合的道德，这才是正确的阴阳合和之道，对现代人的性生活也很有意义。
男性高潮时把宝贵的精液输注到女子体内，以繁衍种族、继存生命，若对方不愿接受时，则不勉强，这便是“仁德”精神的具体表现。
“义”说明精力不足而不能坚挺时，不逞一时之勇，勉强交合致身心受伤，导致日后不举。
“礼”是指同房时要注意身体状况，不可过度放纵，否则会有害身体。
智就是要深思熟虑，不但是聪明的表现，也是成熟的象征。
《素女经》说“临事低仰”，就是警告男人，不要一见女色便鲁莽行事。
鸟类有性爱，蜜蜂也有，人类自从诞生以后也一直享受性爱。但是性爱每隔千年或者说在过去的几个时代发生了多少变化？人类是不是做爱频率更高？抑或做的更好？科学家认为答案是有一点儿。不过人们对待性爱的态度却发生了最大的变化。
专家表示，从解剖学的角度讲，人类在过去1万年里身体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因此可以保险地说现在的人类和在我们在洞穴居住的祖先一样享受性爱。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爱德华-肖特说，“正如我们的身体结构决定了我们爱吃什么，什么时候休息，身体结构也决定了我们的性欲。性总是带给人欢愉。”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琼-罗杰斯对性欲和人的生理结构有很大关系的观点表示赞同。在最近接受采访时，罗杰斯说“人类和对探求性的奥秘有很大的兴趣，并且他们会继续这样做。我猜想这是人们喜欢性的证据，如果不喜欢他们也会在生理的驱动下过性生活。”
得克萨斯大学的大卫·巴斯教授说，“很难讲50年前甚至5万年前的人类是不是更喜欢性爱。”他在接受生活科学杂志采访说，“没有理由认为现代人比以前的人类做爱更频繁，尽管我们现在比以前对待性爱更坦率。”
肖特说，事实上文化束缚对性爱的历史影响最大，而不是人的生理结构。肖特在他的著作《写在肉体上：性欲的历史》中写道，“肯定的说，人类事实上所体验的都是生理和社会条件的混合体：欲望由身体而生，大脑解释社会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其他的符号由文化进行编辑。”
现代以来的进步
大多数性心理学家都同意宗教对人对待性欲的态度产生重大影响。生活在虔诚的中世纪的男女肯定会受到原罪的影响。肖特认为尽管还有其他束缚因素，但在中世纪无疑宗教对人们对待性爱的影响最大。
肖特在他的书中写道，“19世纪中叶以后，宗教对性爱设置的障碍被移除，人们开始热烈地追求性带来的欢愉。”许多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把19世纪看作是西方世界性爱史上的分水岭。工业革命把越来越多的人集中在一起--居住在人口稠密、文化混合的社区，人们对待性的态度开始变得更加自由。
肖特认为上世纪60年代避孕药的问世，人类性欲的解放达到了高峰，使妇女也可以追求性快感，具有了像男人那样享受性爱的基础。他说：“20世纪60年代大大加强了人们追求性给人带来的身体上的快感的意愿。”肖特指出人们公开的追求性快感的趋势一直持续到新世纪，丝毫没有衰减，人们不再单单把性看作生殖的手段。
世界各国有差异
专家表示，尽管现代以来出现了性解放趋势，但是世界各地对待性的态度还是有很大不同。巴斯说，“各国的文化在什么年龄开始性爱、人们对待性爱的开放程度以及可以拥有多少个性伴侣上差异很大。”他还指出瑞典人有很多性伙伴，而中国人却很少。
2005年全球范围的一项非正式统计证实巴斯的观点。只有3%受访的美国人称他们的性生活“单调”，而却有26%的印度人认为他们的性生活“单调”。53%的挪威人想多过性生活(挪威人平均每年有98次性生活，已经比较可观)，81%的葡萄牙人对他们每年108次性生活感到满意。
英国国会贵族院的男议员们于议会大堂调侃柯松夫人：“英国国会的男人们，不会为年老色衰的法国政坛女强人着迷而瞧她一眼。”
为此《纽约时报》刊文添油加醋道：“英国男人挖苦女人真够歹毒!明知柯松夫人已经57岁，还故意这样刺激她。”
的确南欧热血著称的拉丁民族，比北美、西北欧人拥有更多的浪漫细胞。一则反映欧美不同民族性观念的笑话如下。
一艘太空船上，英、美、俄、法各派出一女二男三名宇航员，而分配给每个国家只有一间卧室及一张
到了夜晚且看他们如何安寝：
英国人房门外，两位英国绅士正在门口打地铺，将唯一的床铺留给了女同胞;
美国人这方，其中一名老美壮汉正爵着口香糖不耐烦地在房门口踱来踱去，口中念念有词地抱怨这么久了咋还没轮到他上;
俄国人的争吵声最响亮，两位北极熊为谁有权进屋去陪美人正打得不亦乐乎;
只有法国人这厢门口静悄悄，房间里飘出来两男一女嬉闹于床上的欢声笑语。
上世纪90年代时，英国“孤独星”出版社推出一本《英国观光手册》，对于英国种种不为外人所知的特点做了一番调侃。
该书强调在英国旅行的一项优点，那就是“女性游客，在英国绝对不会受到当地男人的性骚扰。”
只是这样的“褒奖”，既遭到外国人的嘲笑，英国人自己亦只有苦笑。
无独有偶，法国前总理柯松夫人当初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曾猛烈抨击过英国男人的“性冷淡”。
当年伦敦的《观察家报》也以斗大的标题给予头版报道。柯松夫人不满英国男人的评论如下：“盎格鲁-萨克逊男人似乎对女人不感兴趣，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好好检讨。
我不知道他们的毛病出在生理上还是文化上，总之他们太不对劲。我清楚记得，那年访问英国时，曾单独在伦敦街头漫步，一下午居然没有一位男人瞧过我一眼。
如果换在巴黎街头绝对大不相同，任何男人即使他们在忙于工作，也都会抬起头来对着过往的女人行注目礼。
任何女人一到英国，必然会深感讶异，禁不住要问：到底哪里出了错，怎会没有一位男人瞥我一眼?”刊登此话的《观察家报》女编辑，赞赏柯松夫人的论断“一针见血”。
编辑认为：“英国男人实在太不懂得欣赏女人的风姿，法国男人一向浪漫多情，对于路过的女人多半会目不转睛，有些男人还会面带微笑趋前搭讪，令女人涌出被欣赏的愉悦感。”
英国一家电视台评论法国色情文化时，播放了一出法国矿泉水广告。
画面上先是一只细长、注满了水的“玻璃棒”，接着出现了一只涂着奎丹的女人纤指，她从上至下煽情地抚摸着、抚摸着。
结果，瓶中的水按奈不住，澎湃翻滚着往上奔涌。猛地，激流冲破瓶盖爆发而出。
激情画面伴随着英国人的一句解说词是：“法国人连矿泉水都不忘创意出性感、色情味道来。”
在英国这样的广告恐怕没机会登场。曾有家英国文胸公司制作了一幅招贴画，一位身着比基尼、曲线玲珑的女郎躺卧于草坪，一旁的广告语是：“女人不只是喜欢硬邦邦的物体。”
广告一上市，次日清晨即有一百多位妇女电话抗议如此“色情”的广告，有辱女权。广告公司迫于压力，只得意味深长地改革为：“女人也钟情软绵绵的东西。”
北欧瑞典人的性观念开放程度，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尤其是瑞典的三级片堪称世界潮流先锋，于是，色情电影碟封面若打上瑞典文，便意味着火爆和出位。
为此，英国曾闹过一场荒唐、搞笑的官司。一位顾客对于购买的DVD影碟内容不够“档次”大为不满，气愤的他将影碟商人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影碟封面貌似瑞典文的文字，经鉴定纯属伪造。
更可气的是，内容绝不像封面煽情得那般火辣辣。这简直是公然欺诈顾客的行为，伤害了顾客的消费权益。
这位哥们坚决要求发行商赔偿其精神及经济损失。
法国的“五七制”情人
大哲人孟德斯鸠云：“在比利牛斯山这一面被认为是对的事情，在山的另一面却不以为然。”
法国时装设计师让娜-兰芬的高论是：“只有在时常宽衣解带的国度里，人们才能真正领悟如何穿衣扮俏。”
在法国若有人因道德不检点而闻名，究其原因大半得追溯其情妇制度，通常又称为“五七制”。
因为从下午五点下班，到晚上七点必须回家报到这段空闲时光，往往是与情人幽会的黄金时刻。长久以来由于这一情妇制度，使得法国人的离婚率在西方世界里一直徘徊在低水准。
“五七制”的浪漫潜规则，亦令法国电讯局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将电话明细流水帐单通知用户，这在发达国家里是绝无仅有的。
显然法国丈夫和妻子，都不情愿对方见识到一些神秘的通话号码。
曾为此咨询一位法国小伙子，他的回答是，自性革命蓬勃后“五七制”便江河日下了。我的先生布莱恩接口道：“如今随时随刻都可以“五七浪漫一番了”。
法国小伙感兴趣我从哪得知“五七制”的，我答英国介绍法国文化的书中曾提到。
他恍然大悟道：“怪不得呢，显然英国人是在嫉妒我们，因为英国人在傍晚的这一时刻，只有可怜的一杯下午茶相伴。”他接着开玩笑，他不介意向外国人宣传法国的“五七制”，并备有正宗的“法国香肠”。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掌管政权14年始终声望极高，世上绝少圣人密特朗亦不能免俗。
总统临终前夕尚徘徊于儿女私情的边缘，他死前两天手写了一份最后遗嘱道明心声，希望在其出生的小镇安排私人葬礼。
原因是，使其21岁的私生女，及忍受了多年屈辱的地下情妇，有机会与之做最后的告别。
当然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机会承认这位默默无闻的女士和亲生女儿的地位，并在自己落土之前实现向世人公开她们的愿望。
密特朗的葬礼通过电视直播传送到世界各地，其地下情妇及私生女亦因特写镜头而名扬全球。
其实密特朗在位时，就有记者询问第一夫人打探总统私生活的内情。为此密特朗夫人曾含泪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私下解决了。”
此事并未引起轩然大波，法国人绝不像美国人刨根问底克林顿前总统性丑闻那样，对密特朗穷追猛打。
法国人的观念是，政客的上半身与下本身应该分别对待。法国人甚至感叹不幸的克林顿生错了地方，若生活在法国，他的那点破事算得了什么。
法国电视上的安全套广告，亦颇显法国式的出奇制胜。画面上一位管道修理工刚踏进客户家门，即遭遇家庭主妇的电眼秋波。
俩人随即迫不及待扭成一团时的话外语是：“好男人用安全套。”
当今西方政府无不将安全性教育列为重要议题，鼓励使用安全套成为一大“国策”。
为此有趣的笑话是，法国卫生部长宣布政府为了保障性安全，决心降低安全套的价格以便促销。为此，部长先生的演讲十分精
他说：“去年德国人消费了1.7亿个安全套;英国人消费了1.6亿个安全套;而法国人只用了1亿支，显然我们的动作过于缓慢，大家必须加快速度才能迎头赶上来。”被传为笑谈。
据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英国人更希望晚上能睡个安稳觉，而不是与自己的伴侣做爱。
在超过8500名受访的英国人中，有79%的人表示，自己晚上更愿意好好睡觉，而不是享受“激情”。
12%的英国人表示，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每天能睡8个小时以上。
而40%的人认为，如果睡眠不足，他们就不能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
调查还显示，有70%的人称自己已经遇到了睡眠问题，而大约25%的人表示，他们饱受失眠之苦。
爱丁堡睡眠中心的艾奇考斯基医生表示，这些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保证足够睡眠的重要性，因为睡眠不足会导致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他表示：“睡眠不规律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而且会导致高血压、心脏病以及中风发作几率升高。”
“很多人的工作要求注意力高度集中。然而，晚上睡不好觉首先就会导致人第二天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很多人觉得他们能够克服这一点，然而事实上他们的表现或者感觉远没有事先设想的好。”
性爱绝对是每个人都会热衷的事情？未必。根据人的五大需求的金字塔理论，还是先有精神，睡眠充足了，才再考虑做爱做的事情。
好莱坞电视影集“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中的复杂男女关系并非虚构，英国媒体9日引述一项调查表示，英国年轻女性的性生活趋于复杂，发生过性关系的对象人数比同龄男性的对象还多。
据“中央社”报道，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引述“More”杂志做的调查指出，在21岁以前，女性平均跟9个对象发生过性关系，比男性同侪的平均数字多出两个。
调查说，失去童贞以后的5年内，有1/4的受访女性表示，跟她们发生过性关系的对象超过10人，而只有1/5的年轻男性有过相同经历。
调查也说，年轻女性感情出轨的机率也比男性高出一倍，有一半的受访者承认自己曾经“劈腿”(指感情出轨——编辑注)，其中一半的人至少曾两次不忠。
不过，如果她们的男友“劈腿”被逮到，2000名受访女性中，有九成九的人表示会要对方滚蛋。
调查也发现，女性渴望获得更多性，但她们仍认为，男性比她们更加享受性。
调查表示，一半以上的受访女性已经不再爱恋首次发生性关系的对象。
仅32%的受访女性认为先有爱才有性，而七成的受访对象坦承有过一夜情，1/5的人说有过五次以上的一夜情。
根据调查，仅有1%的人表示不会有婚前性行为。
1/4的受访女性说，她们愿意为了钱而结婚，39%的人表示可以为了工作升迁而与老板上床。另外有27%的人愿意成为有妇之夫的外遇对象，14%的人说会跟死党的男友上床。
调查也指出，将近1/5的受访年轻女性曾得过性病，21%的人有过想使用保险套，却被对方说服而放弃的经验。
“七损八益”的说法由来已久，最早载于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早期墓葬竹简古医书《天下至道谈》。它说的是七种有损身体的性行为和八种有益身体的性行为，是中医房中术将房事活动与养生紧密结合的重要概念。
历代医家多以“七”为女性生理特点之数，如二七(14岁)时月经初潮，七七(49岁)时经尽;并以“八”为男性生理特点之数，如二八(16岁)时开始遗精，八八(64岁)时精尽。古人认为，性爱如果“不能用八益，去七损”的话，那人到40岁时，生理机能就会减半;50岁时，生活起居能力易衰弱;60岁时耳不聪、目不明。如果“去七损以振其病，用八益以贰其气”，就能帮助老年人恢复健壮，壮年人不致衰老，日常生活安定愉快，皮肤细腻平滑，身体轻便灵活，甚至不会有多汗、喘息等病症。
具体说来，七损包括：
1.闭，指男性精道闭塞不通，或无精可泄，或房事中阴茎剧烈疼痛。
2.泄，房事中汗出不止。
3.竭，房事没有节度而导致精气枯竭。
4.勿，阴茎不举却硬行房事。
5.烦，性爱中呼吸急促带喘。
6.绝，没有欲望时勉强行房。
7.费，性爱时急速图快。
八益则是：
1.治气，每天早晨起床后正坐在床上，伸直脊背，放松臀部，收缩肛门，可以引导体内的气下行。
2.致沫，也就是吞咽口中的唾液，保证呼吸通畅。
3.知时，房事前夫妻应相互爱抚、嬉戏，等双方都有了强烈欲望后再行房。
4.蓄气，性爱中，双方应放松背部，收缩肛门。
5.和沫，性爱不能过于粗暴，要尽量轻柔、舒缓。
6.积气，性爱时，男性要放慢动作，每一步都稍有停顿，以便女性充分体验。
7.待羸，高潮将至时，男性应弯曲背部;射精后，男性要等候一会，不能自顾自地结束。
8.定倾，在阴茎没有完全疲软前抽出，且双方在房事后都要清洗下身。
现代医学认为，古书中所提及的性爱前男女双方应有充分的性唤起，绝对不能勉强行房，房事后认真清洗，以及房事有节制等观点，完全符合性保健和性卫生的要求。现代人也应该遵循这些原则。
爱到底是什么?爱与性与婚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人们想从爱中得到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和看法。那么，在东西方之间，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对此的理解与体验到底是大同小异，还是完全不同呢?带着这一串疑问，我走访了一些我认识的外国朋友，他们有外交官、记者、学者、商人、留学生等等。我采访的人越多，越发现爱是千姿百态，难以下定义的。或许这正是爱的动人之处以及她为什么千百年来会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永恒主题。
他是一个肤色稍暗，有着一双蓝色眼睛的瑞士小伙子，三十出头，学国际政治的。他让我叫他“爱情博士”。
谈到中外婚姻观念的差异时他说：我以为中国人有一个错觉，总以为西方人的性爱像吃早饭一样随便，事实上不是这样。我倒觉得中国人的性爱观念比外国人要开放。比如在酒吧，常常可以看到中国男人和他的情人在一起。我知道有些中国男人养着小老婆，这在西方是无法接受的。
在我的观念中，婚姻是忠诚，是一种严肃的契约，男女双方必须公平。你如果决定跟一个女人度过你的余生，你就不应在外面找其他的女人，否则，就不公平。当然，在有些婚姻关系中男女双方都各有情人，谁也不干涉谁的生活，我觉得这种婚姻关系是不健康的。
也许，婚前西方人的生活更趋向于人的本性。比如，你成年了，十七八岁，你如果有情感或性的要求，就可以得到满足。随着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的内心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孤独，人的情感、本能需要也就越来越具体。你不可能很容易地找到理想的爱人，那么怎么办呢?只好更关注自己本身的需要，身体的需要，这种需要有时可能是短暂的，一小时，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在西方70年代有性解放运动，现在又有很强的性教育课程，特别是发现艾滋病(图片-新闻-网页)以后，为了加强性卫生教育，展示了很多可怕的性病照片，结果使性变得更科学化而失去了往日浪漫、神秘的色彩。
中国女人更实际
他是个法国小伙子，二十多岁，律师。他坚持让我叫他两马一鸟，说这是他的中文名字。这位自称保守的人坦率地谈了他对中国女人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中国的女人比法国女人更实际一些。首先她们对浪漫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这可能是受外国电影的影响。在她们的观念中，浪漫似乎就是音乐、烛光。当这一步过去以后，第二步就变得很实际了。她开始关注现实的物质生活：你住什么样的房子、有没有汽车等等。另外，我觉得中国女人比西方女人有进取心。或许是中国人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我不知道。我有一些中国同事，她们会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牺牲家庭，比如：夫妻长期分居，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一个幸福的家庭比什么都更重要。
关于性，我觉得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观念也很不同。中国人好像不享受性生活，不知性是什么。当你不知道一件事是什么，你想要什么，你也就不能从中发现它的真正意义。中国人似乎觉得性只是某件事的伴随物，比如：婚姻。或者有些女孩子会说她当初与男朋友有性关系只是因为他要。她似乎不懂得性是属于她自己的，是快乐而健康的需要。
性与爱的结合当然是最好的，但性也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享受。婚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宗教问题，你在上帝面前宣誓要与这个女人共度余生，不管是贫穷还是疾病，而婚姻承诺的忠诚实质上只是一种游戏规则，在这个规则中尊重是最重要的。你拒绝婚外情只是因为你尊重你的诺言，尊重对方的情感，这是爱的基础，没有爱就应该分手。
汉斯是一位令我难忘的德国工程师。他高大，上唇留着小胡子，喝起啤酒来一杯接一杯，那海量简直令人吃惊。他的爱情及婚姻生活同样出类拔萃，令人羡慕。
“你问我爱是什么吗?爱就是百分之百的理解，相互妥协。我结婚10年了，婚姻生活还像当初一样幸福。”汉斯真诚而孩子般地说。“对我来说，性与爱完全是一回事。当然，婚姻并不是一帆风顺，任何人在婚姻生活中都会有些问题，比如谁做主买什么东西，你喜欢这栋房子，她喜欢那种颜色的汽车等等。
有了问题没关系，双方要保持冷静，等大家气消了再重新讨论，解决问题。我认为夫妻生活最大的忌讳是谁都不说，有问题不面对，不交流，不解决，这样下去夫妻间就会有麻烦。”
当谈到不少夫妻结婚几年后因为缺乏新鲜感和激情而去寻找婚外情的问题时，汉斯说：“我觉得喜欢漂亮的异性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如果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为什么不能多看几眼，向她表示好感呢?我妻子也一样，她看见漂亮的小伙子也会对我说，你看那小伙子多精神。这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应该理解并接受它。
但问题总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在夫妻间不应破坏，那就是双方谁也不应该与其他异性有性的关系。这种错误是绝对不能犯的。一旦犯了这种错误，就会造成婚姻破裂，夫妻任何一方如果不原谅都有可能因为你不忠诚而提出离婚的要求。我可不想失去我的妻子，我绝不会跟其他女人有性的关系，这是一个忠诚与原则的问题。”
“那么，假如你的妻子有了对你不忠的行为你会怎么样?”
“我想我会原谅她的。只要她向我说清楚原因。比如是因为喝多了或是别的原因。这没什么，谁都会犯错误。我不会放弃她，我会依然爱她。但我不会让她知道我这个想法。”汉斯笑着说。
他是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德国经理。
“我认为爱是行动，不是语言。你需要用行动表现，而不是整天对你的妻子说我爱你，我爱你。你要抚摸她，关怀她，要通过身体语言来表现这种爱。爱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理解与信任。如果你爱对方，就要给她一定的生活空间，让她有自己的生活并充分信任她。同时，男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比如像我的工作，我在酒店值班一直到很晚才回家，我不可能总陪着我太太。如果她觉得寂寞，想找个异性伴侣聊聊天，打发打发时光这是很正常的事。我充分信任她。同时她也信任我。
有时我也会跟朋友出去到酒吧或卡拉OK厅，到那种地方我肯定会和喜欢的姑娘聊上一阵，到很晚才回家。如果我们彼此不信任，我回家晚了她就像个警察一样追问我：你去哪儿了?跟谁在一起?都聊了些什么?这多没意思。我认为夫妻之间不能超越的界限就是床。任何一方如果跟别人上了床，那就走得太远了，就会造成对婚姻的伤害。不过婚姻也像投资一样，也是一种冒险。在婚姻生活中也存在破产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或我妻子爱上了别人怎么办?我就必须选择。这就是生活。”
按中国人的习惯我叫他“老博”，“博”有“博士”的意思，同时也是他的名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B”的发音。他是一个法国人类学家，身体高大，相貌英俊，四十出头的年龄，长得像法国影星“阿兰-德龙”。“老博”是生活中那种典型的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男子。
“其实对一个男人来说，爱情的定义是比较宽泛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谈男女之间的爱情，我觉得首先要有责任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无私奉献。但是这种奉献要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原则之上。第一是尊敬，第二是平等。
“尊敬的意思是说爱的双方必须接受对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这个独立的人必然有自己的过去、风格、爱好、情趣、个性、思想方法等等。如果你爱对方，就要把这一切作为一个整体接受下来并尊重属于她自己的一切。你不能想，我只接受她的优点，不接受她的缺点，双方各取所需，这不是爱情，这是生意。
“平等与尊敬是相互的，在爱情中缺一不可。所谓平等是指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着一种差异，比如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地位以及贫富的差别，但当你尊敬一个人，爱她，并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她时，应该超越所有这些差异。在两个相爱的人之间必须是完全平等的。平等才能有真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生下来就共有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尊严。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如果说爱情可以是任何东西，但决不是交易。人不能在爱情中谋求私利，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爱情与婚姻是复杂的话题。当然，在理想的婚姻中爱情是基础，但这只是理想。在很多现实的婚姻中，都是开始有爱，过了一段爱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夫妻间的责任、义务和彼此习惯的生活。有许多人保持婚姻是为了财产、孩子、家庭等等，这的确很不幸。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确是很大的矛盾。”
“为什么夫妻间的爱情会逐渐消失呢?”笔者问。
“每个人的情感很不一样。”老博想了想说：“爱情是不能分析的，如果你分析爱情，恐怕一开始就错了。因为爱情复杂又简单，就像这张地毯，你如果分析每一条线是怎么织的，整个地毯就不存在了。你只有从整体去观察这张地毯，才会发现美。爱情也一样。”
杂婚是性行为随意、杂乱没有固定配偶的婚姻形式。在远古时期，没有任何规范性的婚姻制度，生活在一起的原始部落，是一个劳动、生活单位同时也是繁殖机构。群体内的杂乱性交是猿人繁殖后代的根本方式，部落内成年女子都是成年男子的“妻子”，反之成年男子也是所有成年女子的“丈夫”。因而在当时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之间发生性行为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正常的。这种杂乱的性行为自然而然形成了杂婚。
《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昔太古常无群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列子·汤问》：“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管子·君臣》：“昔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无有夫妇配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这些都是原始社会两性生活的真实写照。中国古代有许多“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神话传说，如女登与神龙接触而生炎帝，附室见大龟绕北斗而生黄帝等等，这些传说貌似荒诞，但反映了最初不知其父的杂婚状态。
杂婚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其二是猿人尚未产生“亲戚兄弟夫妇男女”等伦理观念，在生产上出现了自然分工，不同年龄阶层的男女在婚姻关系上自然产生距离，伦理观念逐渐形成。特别是认识到杂婚的危害后，杂婚随之消失，并向血缘婚过渡。
双方父母是同一血统出生的兄弟姐妹的婚姻形式。又称姑舅表亲婚。血缘婚、亚血缘婚的遗俗。先以姑出嫁为代价，换娶姑所生女儿为媳妇的办法。它是交换婚的一种特殊形式。表亲婚在中国古代婚姻史上占有相当重要位置，尤其在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有存在。它对人类自身的繁衍、优生及后代子女的健康有极大的危害，是中国婚姻法明令禁止的。
新夫之外的人(1人或数人)首先和新妇性交或性接触的权力。一种极其野蛮与愚昧的性风俗。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中国只在个别民族、地域的性风俗史上有初夜权，现存于少数地区的，仅为其残留。若按行使初夜权的主体分类，可分为：①友善者。如巴雷阿利俄岛的土人新婚时，让友人按年龄依次与新娘接触、亲昵、性交，最后才轮到新郎。巴累河人仍沿袭此风俗。非洲利比亚人所有女人的初夜权归于来客。秘鲁僻地新妇须委身于亲戚或同村青年后，再与新郎交合，违者重罚。克尔特人后裔居住的西班牙、大不列颠群岛、意大利北部、德国南部及法国北部，一直到文艺复兴初期，仍流行着让客人们享受初夜权的习惯。这种初夜权的存在，很明显带有从伙婚向对偶婚过渡的痕迹，现多已绝迹。②父兄。马来半岛的奥兰格萨开人、密那哈萨人，新妇皆由其父先破其处女膜。曼达林格的巴特克斯人，甚至仍保留这个原始性风俗。此初夜权显然残存血缘婚的影子又兼有对处女膜破裂出血的畏惧。③贱民、异国人。菲律宾某地土人之间，专设司初夜权的公差，新喀里多亚尼处女婚前，要用很高的酬金，雇人破瓜。缅甸、马达加斯加的居民，曾有过委身外国人的习惯。古巴比伦女子要到维纳斯神殿中由异国人破瓜。亚美尼亚的基利绥纳斯的处女也须在神殿中与外来人性交后方可结婚。这类初夜权的形成，似与原始人对处女出血的“灾毒”恐怖有关;于是让贱民或外人代替新郎接受有可能发生的“灾毒”。④神权者。由医觋、祭司、僧侣、长老等带有神权色彩的人行使初夜权。如土耳其瑟瓦斯州专有觋觇巡回各地，为新妇破瓜。非洲摩洛哥柏柏族，新郎请祭司代行初夜权。美洲古巴卡立布族也曾流行着祭司、僧侣的初夜权。这种初夜权与原始人对神权者能消除、抵挡处女经血的“灾毒”的迷信有关。⑤权势者。这是最卑劣的初夜权类型，估计是最迟出现的一种初夜权。显而易见这是人类认识到获取新妇童贞的意义后才固定下来并蔓延开的。法国的布勒塔尼曾规定新妇的第一夜献给基督，第二夜献给圣母玛利亚，第三夜献给地主，第四夜才轮到新郎。可见初夜权已明显不再是一种责任、义务，而成为至高的享受。当然第一、二夜仅是虚构。尼加拉瓜印第安人的新妇，必须在初夜让酋长与其性交。在俄国地主之间，这种初夜权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伐察古尔玛大臣的新妇，则要把初夜权供奉给王。伐伊达尔波哈人为示对王的忠诚，甚至将妻女供王使用一月。古罗马奥古斯王规定对其臣下妻女享有初夜权。古爱尔兰典籍载莪尔斯泰王规定：所有新婚妇，若不将第一夜供奉他，便不得结婚。加那利群岛上女人在未被她的主人占有之前也不可结婚。所以这种初夜权具有残暴性、强制性。有人认为这种初夜权，是古代奴隶制的一种残余，女奴向主人奉献其童贞是十分自然的。这种性风俗基本上已取消。
各种类型初夜权的形成、发展、衰败，是与人类的性文明史同步的，作为一种民族、地域的性文化，仍有不同形式的存留痕迹。这种1人或多人通过性行为达成的初夜权，与母亲为成年的女儿割破处女膜(俾路支人)或用手指扩充处女膜孔(堪察加的伊台敏人);用木棍(北澳大利亚人)或石片(新南威士人)捅破处女膜;用佛像的性器(印度)或神像的性器(古罗马)为新婚妇破瓜的做法虽有一定联系，但有本质不同。
丈夫拥有两个以上妻子的婚姻制度。贯穿于中国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几千年。《礼记·昏义》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春秋、战国时，国君的妻妾由百余人增至数百、数千人，齐襄公则“九妃六嫔，陈妾数千”。周代甚至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的妻妾数目与同房顺序。诸侯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蔡邕《独断》)。大夫可一妻二妾。至于平民百姓，凡有钱势者，自然广为纳妾，娶一妻为正房，置侧房为妾，把妻妾视为私有财产和泄欲工具。多妻多子多福观念是权势者奉行多妻的心理因素。
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点：①私有制发展与男权极度伸张，导致奴隶主、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帝王妻妾数目的惊人膨胀。女子从统治地位跌为被奴役被玩弄的地位。②部落战争与女奴增加。人类出现剩余财产，伴之而来的是财产与奴隶的聚敛欲，频繁的部落争夺战的战败方妇女，自然成为战胜方男子的妻妾。“酋长妻数十，婢数百”(钱古训《百夷传》)。“百夷头目有妻可盈百，婢可数百，民间亦有数十妻妾者”(《元史类编》卷四十二《大理》)。③转房制与媵娣制的影响。转房制规定，丈夫早逝，其妻不得外嫁而只能转嫁给死者的胞兄弟、堂兄弟乃至死者的父、叔、伯。这样，原本只有一妻的接纳者，成为拥有多妻者(见氶、报与因、转房婚)。《北史·宕昌传》记有：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妹等为妻的文字。这实质上也是父权的伸延。媵娣制指一女出嫁，其姊妹皆跟随嫁给同一男子的制度。郑玄注《仪礼·士昏礼》日：“古者嫁女必侄娣从，谓之媵。”春秋时期媵娣风行，如秦伯即纳女五人，这当然也助长了多妻现象。这是带有族内血缘亲遗风的一夫多妻制。
一种两相情愿、不受约束而稍有固定的成对同居形式。从多偶婚(伙婚)向单偶婚过渡的一种形式。对偶婚不像多偶婚那样根本无固定的性伙伴，但又不像单偶婚那样有严格而固定的单一性伙伴。对偶婚最初萌发于性关系形成的伴侣。女性达到性成熟后，即可与其他氏族的男性性交。一个女人可以有多个稳定的性伴，但性伴只有在女方家过夜权而无约束权，女人的性伴可以更换。同样，男性也有几个性伴，也可更换性伴。虽然对偶婚男、女的多个性伴中，有相对稳定的一个，但双方不成严格的固定关系，未形成个体所有制的家庭经济。这样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夫妻间仍无排他性和嫉妒心，夫或妻可以和其他的异性交媾。子女仍然属于母系的氏族，与本氏族成员关系亲密的原因是由经济上的联系造成的。对偶婚以族外群婚作为自己的母体，是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桥梁和媒介。它在不同地域的人类历史上都流行过。由于它是群体两性关系向个体两性关系的过渡形态，必须克服群婚的强大惰性，跨越群婚设置的重大障碍，因而历程显得漫长而曲折。它产生于母系氏族的全盛时期，直至个体家庭经济出现才告终结。
广义的割礼指某些宗教与民族流行的在男女进入成人期前做的外生殖器割损仪式;狭义的割礼仅指对初生男婴举行的用石刀割损阴茎包皮的宗教仪式。据统计，全球1/7的人皆受割礼。有些地区则盛行女性割礼。
割礼的起源 从对古埃及的木乃伊、裸体画像、雕像、史籍资料研究得知，割礼可上溯到公元前2000余年。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史特拉伯认为，古埃及时代，不仅有男性割礼，也有女性割礼。在太古时代起，便有割礼的宗教仪式。据说，耶和华曾教示阿伯拉罕，所有男子，都要施行割礼。可以认为，割礼起于古埃及，传于犹太，而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出现前，便有了割礼的习俗。对于割礼的起因，有3种说法：①去势情结说。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割礼是父亲为防止儿子奸母对儿子采取的早期防范——去势行为。最早可能将婴儿的阴茎全切除，随文化的发展，人口繁衍的急迫与亲情的增强，遂以割包皮作“去势”的象征，这是去势情结的表现。②“死后再生”说。此种观点认为，割礼是“戮婴”的象征，而“戮婴”可使婴儿死后再生，生命力更强，这可从澳洲人为割下的包皮实行埋葬式推测。③“成年仪式”说。这一派认为，割礼与成年文身、穿鼻饰环、拔齿(马来半岛及印度西南海岸的一些民族为青春期的青年男女拔去犬齿或门齿)、剃发的“成年的仪式”一样，可使接受割礼的男女，从形象上跨入成人行列，并有“血的圣约”的意义。
割礼形式 割礼分为男性割礼和女性割礼。
结婚须经的六道手续。古代婚姻仪式的流风遗俗。《礼记-昏义》上都有记载。其婚姻的六道程式如下。①纳采。或谓说媒。由媒人问明待字之女，并携礼物往述男方求婚之意，并由算命卜卦的术士出来合婚。后人又把“纳采”称为合婚。②问名。俗称“小定”、“大定”或换龙凤帖(即庚帖)，近代即为“订婚”。双方不仅交换正式年庚，更详注里居、荣衔、三代家长姓名等，以取“门当户对”之意。③纳吉。即吉。向宗庙问卜于祖先。后来演变成男方送女方衣饰及小量财礼。④纳征古称“纳币”，又称“下财”、“聘礼”或“过大礼”。是男方依照论婚时议定的财帛、食品、衣服、布帛、首饰等物，如数在迎娶前数日，盛饰仪仗送到女家。女方收受礼品，必分赠亲朋诸友，以示新娘出嫁有期。⑤请期。又称“催妆”。当男方择定迎娶吉日，必照会女家，也称“报日子”。⑥亲迎。婚日新郎必须亲至女家以礼相迎新娘，以示对婚礼的重视。
旧时专供有地位女子泄欲的强壮而姣美的男子。又称“男宠”、“男妾”、“情夫”。其意为“面取其貌美，首取其发美”。《资治通鉴宋纪-太宗明皇帝上之上》载：“山阴公主，帝妹也，尝谓帝日：‘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进爵郡长公主，秩同郡王。”这是正史中明确记载面首者。《旧唐书-外戚列传》云：“易之初以门荫，累迁为尚乘奉御，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则天临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荐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继而昌宗启天后日：‘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即令召见，甚悦，由是兄弟俱侍宫中，皆傅粉施朱，衣锦绣服，俱承辟阳之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即是武则天母女的面首。历代后宫，常由太监自外携进面首，供众宫女享受。达官贵人、富豪商贾的失宠妻妾，耐不得寂寞，也有出资供养面首的现象。面首的出现，是女性对男性社会中男子三房六妾的报复，是有钱势女性泄欲的渠道。
结婚的当事人双方均为死人或一方为死人而缔结的婚姻。源于古代人们对鬼神迷信、崇仰的遗风陋习。已死男女结亲的风俗在古代分为“嫁殇”和“迁葬”两种方式。《小知录》定嫁殇之仪说：“生非夫妇，而葬相从。”唐宋以后则普遍称此为“冥婚”。追朔历史，在周以前即有此种风俗。《周礼-地官-媒氏》，有“禁迁葬者，与嫁殇者”之定律。按郑玄注：“迁葬谓生非夫妇，死即葬迁之，使相从也。”孔颖达疏云：“迁葬谓成人鳏寡，生时非夫妇，死乃嫁之。嫁殇者，生年十九已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殇娶者，举女殇，男可知也。”由此可见，迁葬是在生时本来互无关系的男女，均未成婚而死，则由死者亲属为之结合，迁其骨骸而葬于同穴，使之在阴间成为夫妇;嫁殇是生时已有婚约，未成亲而死，由亲属为之完成婚礼。古时以20岁为成年，故凡年满19岁以下而死者谓之殇，因此夭殇之女与夭殇之男成婚称为“嫁殇”。
活人与死人成婚的例子如望门婚，即女子到已死的男子家，抱着该男子的灵牌成亲，成婚后在夫家守寡并侍奉公婆，死后与夫合葬。这是封建社会极为残忍和愚昧的婚姻形式。
古代自周以前就有禁止冥婚的法令，然而这个风俗从先秦以来一直到今天仍有残余存在，但这种反映落后社会心理现象的冥婚风俗会随时代推移而逐渐为。
中国封建时期休弃妻子的7种理由和不准休妻的3种规定。在封建夫权时代，丈夫欲休妻子，无须征得女方同意，只须写一纸“休书”即可将妻子驱之于门外。为了言之有据，历代统治者为休妻制定了必备的7条理由，妻子只要符合其中任一条，便可被丈夫休弃。“七出”规定如下：“无子，一也;淫泆，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大戴礼记-本命》认为“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七去与七出是一样的。但无论是七去还是七出，其中的“多言”、“妒”等都具有随意性，所以，“七出”、“七去”不过是丈夫任意休妻的借口。为防止妻儿无着致成社会累赘，封建法规又定了不准休妻的“三不出”：“三不出者，谓有所娶无所归;与共更三年之丧;先贫贱而后富贵。”《元典条》又规定犯奸之女不受“三不出”的保护，可见“三不出”把“性”看得多么重。对违反“七出三不出”的男人，汉魏时起即有律令，《唐律》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则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出而出之者杖一百;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明清时代的刑律中的规定与《唐律》同。所有封建立法皆不准女子离舍丈夫。《白虎通-嫁娶》云：“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丈夫无恶不作，妻也不能离舍，若离舍，则受罚。《唐律》日：“妻妾去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明律》中规定：“若要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因而改嫁者绞。”均足见封建刑律对女子的不公。明代大臣刘伯温反对把“恶疾”与“无子”列入“七出”，曾建议将“七出”收为“五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未果。
欧美人由来已久的传统节日。定为每年的2月14日。也称为“圣?瓦伦丁节”，俗称“情人节”。相传公元3世纪时，古罗马有两个名字都叫圣?瓦伦丁的人，一个是主教，一个是牧师。他们都热恋自己的妻子。不幸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人，又同时在公元270年2月14日殉道受难，而两人在殉难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恰恰都是各自为自己的妻子写了表示对爱情坚贞不移的情书。后人为纪念这两位圣?瓦伦丁对爱的忠贞，便将2月14日这一天定为“圣?瓦伦丁节”，即“情人节”。不同时代，过情人节的习俗有所不同。其中从1837～1901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情人节习俗最为独特：2月14日这一天，一对对情人，将一株生有两朵含苞待放花蕾的春枝移植在特制的盆内。花名的第一个字母必须与这对情人之一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吻合。几天后，如果这春枝上的双蕾怒放，交相辉映，便预示这对情人白首偕老;如果双蕾各分西东，相背吐蕊，这对情人终将劳燕分飞;如果花开得硕大、灿烂，表示以后子孙满堂，合家欢乐;倘若一花枯萎凋谢，情人中的一人有早夭之险。在白金汉郡还曾盛行在情人节之夜祈祷的风习：点燃一支蜡烛，插入两枚细针，从烛底插到烛心，默念自己的爱人的名字，祈祷相爱始终，待蜡烛燃至针尖，据说所爱之人便会及时叩扉而至。还有个情人节的习俗：在情人节前一周内，连续7夜，将左脚上的袜子脱下穿到右脚上，反复祝愿：“愿我的心爱人儿能进入今宵梦境。”据说，这时月下老就会抛下一根吉利的大红丝线。还有将袜子脱下绕在颈项祈爱的。
维多利亚时代之后，情人节风俗渐渐淡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贺卡的盛行，情人节又复热火重燃。在有的国家内，情人节已有演变为女性向男人表达情谊的趋势，于是，3月14日又成为“还情节”，即男人向女子馈赠礼物以示“还情”。近20年，情人节在中国已越来越被重视而成为中国现代性风俗了。
侄儿对叔伯妻妾的收继婚称为“报”，孙辈对祖父辈妻妾的收继婚称为“因”。这类异辈收继婚(见氶)流行于春秋时代前期。在当时是公开进行的正式合法婚姻。《左传-宣公三年》载郑文公“报”其叔之妃陈妫事，《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宋公子鲍“因”宋襄夫人事。“报”与“因”也经常是政治婚姻，而未必出于当事人之间的情爱。例如宋襄夫人已是老妇.她虽喜欢上了年轻俊美的公子鲍，公子鲍自然无意于此，但宋国人出于政治考虑却“奉公子鲍以因夫人”。最终宋襄夫人派人杀死了当时的宋国国君，再将公子鲍扶上了君位。至春秋后期，“报”、“因”以及“氶”这类异辈收继婚作为公开合法的婚姻制度已在汉族社会中消失，但在周边少数民族历史上，仍然留下了许多实行此类收继婚的记载。
以实物为彩礼的婚姻。最原始的“实物婚”很少考虑其经济价值，实物只是双方决意联姻的一种信物。古代狩猎时期，多以雁、玄缍(鹿皮)为聘。古人因雁是候鸟，不失时，不失信，以此示婚前互守信约，婚后永结伴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聘礼也随之变化，在畜牧时代多以家畜，如牛、羊、骆驼等为主，农业时期以布、帛和谷米为主，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则以货币为主。古人的聘礼，往往有美好的寓意：或取其吉祥，如羊、香草、鹿等;或象征和合，如胶、漆、合欢铃、凤凰等;或取物之优点，如雁、鱼等。在中国广东，民间聘礼常有莲子、石榴、桂花，是取其“连留贵子”之义。
古代在皇宫内侍奉皇帝及其亲属的被阉人(见图)。亦称宦官、寺人、阉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太监的起源尚无定论，据对甲骨文献的分析，阉割一事已有4000年的历史。且东西方都有，几乎在同一时代出现。阉割方法，东西方也大致相似。古埃及的阉割术，须由僧侣执行：先以韧线扎住阴茎根部，即以剃刀将阴茎割除，以灰和热油止血，此法多感染，死亡率高。印度则以竹板夹住阴茎再行切除，防腐感染剂有所改进，死亡率降低。中国由专门设的“刀子匠”执行阉割手术，先用白绳或纱布紧紧绑住被阉人的下腹部及腰部，用热胡椒水在手术部位反复消毒，以利刃将阴茎与阴囊一并切除。然后以白蜡针形栓插入尿道，用浸过冷水的洁纸包扎伤口。手术成功率高，但恢复痊愈期需百天。待痊愈后，被阉人被带入王府学习宦官实务，方可经察验入宫。太监有自幼时便阉割的，谓之“通贞”。其言语、举止类同女孩，尤为嫔妃喜爱。他们在宫中不做粗重差使。中年后才行阉割的太监谓之“净”或“贞”。阉割后的“净”，其声渐变，其须渐脱，且由于内分泌失调，太监都有早衰现象，皮肤过早松弛，皱纹过早过多地出现。生理的反常往往导致心理异常，情绪不稳，脆弱而卑微，多疑而怪癖。
中国春秋时代的诸侯已使用宦官，战国时赵国设有宦者令。秦汉的太监属少府，隋唐及宋代又设内侍省，由太监主管。明代太监权势极大，拥有出夜、监军、镇导、侦察臣民等权力，设十二监、四司、八局计二十四个机构，各有掌印太监提领，称二十四衙门，掌管整个宫庭的建设、礼仪、生活及婚丧嫁娶、祭祀迎宾等所有权力。清代的太监以总管太监、首领太监为首，隶属内务府。明朝另设记录皇帝与皇后、嫔妃性交时间的敬事房太监。敬事房太监必须在皇帝晚餐时将十多张、数十张写有妃子名字的名牌，置于银盘中跪着托上，由皇帝决定当夜宠幸的妃子。皇帝只须将宠爱妃子的名牌反过，太监便脱掉那个妃子的衣服，用羽毛制成的毛衣，将她裹住背到皇帝的寝宫。敬事房太监详细记录年、月、日，一到时间，太监即呼“时间到了”，皇帝无回声，再呼、三呼，便把妃子送回原地。由于太监多是皇帝及亲属的贴身侍奉人，其上层分子又多是帝王、帝后亲近的奴才，所以每能左右朝政，窃取较大的权力。东汉、唐、明等朝代都有过太监专政的历史。得势太监总想过常人的家庭生活，于是娶妻纳妾成为明代太监的时尚，多与宫中女官结为夫妻，称为“对食”或“菜户”。
用刺、针、刀等尖锐器物在皮肤上刻出花纹或符号，渗入颜色，使之保存终生而不褪落的风俗。古时称之为“雕题”、“黥肌”、“绣脚”、“绣面”、“刺墨”，又称“刺青”“扎青”。文身历史悠久而广泛，原始人即开始文身，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东南亚一带及大洋洲、中南美洲、非洲的许多原始民族至今仍保留文身的风俗。文身除了有避灾祈福目的和区分不同民族、部落、支系与身份、等级外，还是个体进入成年、可行婚配的标志以及增强性魅力的手段，因此，有的文身源于性风俗。文身的部位随民族不同而异，如黎族先文在面部，后遍及其他部位，傣族多文在胸、腹、背、四肢。腹部从小腹一直到腰的周围、胸部则在两乳之间及其上部。背部一般在正中位或遍及全背。上肢自腕以上至肩，下肢自膝以上至臀。黎族文身风俗源远流长，据《山海经》载。已有2000多年历史。过去黎族女子自十四五岁起便以文身强化其性别，增强其美貌，但此风俗已于五六十年代被禁绝。傣族文身历史悠久，《后汉书-南蛮传》记：“哀牢夷……皆刻画其身，像龙文。”傣族男人自十多岁起文身，初仅文手臂、大腿，随年龄增长再文其胸、背、腰。独龙族女性文身侧重于面部，故谓之“画脸”、“文面”。少女至十二三岁起文面，以象征成年。此外，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佤族、怒族、景颇族、彝族、珞巴族等民族，都曾有文身的遗迹，有的仍在沿袭流行。在中国和日本，还流行纯粹为增强女性性感的彩色文身。
对于生殖器、性交和生殖的尊崇和礼拜。产生于原始时代的一种性风俗。原始人的生活极为艰难，他们在与自然搏斗以求生存的劳动中，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生命，才能获得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然而他们却很容易从性交中得到快乐和满足。当时他们不了解性欲从何而来，觉得阴茎的勃起和阴户的张弛都不受人的意志的控制，生殖器似乎是个独立于人体之外的怪物，于是就对生殖器产生崇拜。他们也还不了解性交与生育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对性交的任何限制。他们只是体会到了性冲动趋使下的一种紧张状态和伴随性交而产生的快感，以及性交结束时的一种放松和倦怠，于是他们也崇拜性交。他们更未解开生育之迷，认为这是神赋于女性的一种魔力，这样又形成了生殖崇拜。对于生殖器、性交和生殖的崇拜，构成了性崇拜的主要内容。
对女子生殖器官的尊崇和礼拜。人类社会的进化，经历过从母系制到父系制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对女性以及女性生殖器的崇拜是最先出现的一种生殖崇拜。中国学术界一般承认母系氏族社会存在过女性生殖器崇拜。早在30年代，卫聚贤已指出：“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多有倒三角形的花纹，即是崇拜女子生殖器的象征。”倒三角形是女性长有阴毛的阴阜，也是从女性正面裸体唯一可以观察到的生殖器部位，因而被用来表示女性的生殖器。在世界其他文化中，用来表示女性生殖器的除倒三角形或底部有一裂缝的倒三角形外，还有橄榄形、椭圆形和棱形，这后三种其实都是女性阴门的象征。中国还有一个独特的女性生殖器的象征——鱼纹，在西安半坡等多处母系氏族社会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绘有或刻有鱼纹。闻一多指出，中国人从上古起以鱼象征女性、配偶和情侣，他认为，鱼的这一象征意义起源于鱼的繁殖力最强，而且与原始人类的崇拜生殖、重视种族蕃衍直接相关。赵国华进一步指出，鱼纹实际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因为鱼的轮廓，更准确地说是双鱼的轮廓与女阴的轮廓相似;从内涵来说，鱼腹多子，繁殖力极强。当时的人类还只知道女阴的生育功能，因此，这两方面的结合，使生活在渔猎社会的先民将鱼作为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对鱼的崇拜并非是宗教意义上的图腾崇拜，而是对鱼的旺盛的繁殖力的崇拜。一方面古人观察到了鱼腹多子的现象;另一方面，从人类胚胎的发生、发育过程中有一个阶段很像鱼形，因此，古人可能产生人是鱼变的认识。初民渴望通过对鱼的崇拜，即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将鱼的旺盛的生殖能力转移给自身。可见，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是与生殖崇拜紧密联系的。远古人类以鱼象征女性生殖器，并诞生了一种祭祀礼仪——鱼祭。
女性生殖器崇拜可找到许多印证。例如中国云南省剑川白族存在着女性生殖器崇拜，当地人将石宝山石窟中一块叫“阿央白”的三角形石头视为女阴的象征。“阿央白”受到白族妇女的顶礼膜拜。若有妇女多年不育，便以为自己的生殖器官堵塞不通，她们在祭拜“阿央白”时，便用铜钱在象征阴裂的石缝上用力划几次，祈望因此能疏通自己的生殖器，使自己受孕。
原始人由于恐血所产生的对处女xing交的禁忌。是一种极为原始、愚昧的xing禁忌。一方面是害怕与处女xing交，一方面又要生殖繁衍，于是便出现了这种变通的禁忌方式。处女禁忌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事后消灾法”，即与处女xing交后，次日将沾有处女膜破裂出血的衣物交给梵僧，挂于树上，念咒语，行“消祓式”，以此灭灾。第二种是“事前破瓜法”，处女在婚前由他人或自己用器物破瓜。俾路支人的女子成熟时，其母用剃刀替她划破处女膜。在柬埔寨，祭司用手指浸了酒为处女破瓜。有的阿拉伯人请老年妇女代为破瓜。堪察加的伊台敏少女，则由其母用手指捅破她的处女膜。北澳大利亚人用小木棍破瓜。新南威尔士土人以燧石碎片破处女膜。印度人曾有以佛像之xing器破瓜的习俗，而古罗马人则用神像性器破瓜。处女禁忌的变通方法，如果是用新郎以外的男人代xing交破瓜，那就是“初夜权”的性质。由于处女禁忌的原始与落后，除去极少部分地区的少数土著人还有存留的痕迹外，早已为xing文明的发展所淘汰。有的地方仍有类似“处女禁忌”的“新婚禁忌”，即新婚第一夜不准xing交，认为有鬼怪，如蒙古族曾有过此禁忌。过山瑶人新婚第一夜新郎与岳父睡，新娘与岳母同眠，以示依恋并加深长幼两辈的感情。青海湖畔藏族新婚第一夜有新郎“靠边站”的习俗，这似乎显示出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过渡的痕迹。
男女未经婚配或已经婚配而在室外交合。xing交乃至婚配的一种特殊形式。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史记志疑》云：“古婚礼颇重，一礼未备，即谓之奔，谓之野合。”《史记探源》日：“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于尼丘扫地为祭天之坛而祷之，遂感而生孔子。故日野合。”古时认为野合是一种吉祥、美好而神圣的象征，故在墓砖、岩画、绘画、雕刻中常有“野合图”。野合之风沿袭甚久，《后汉书·鲜卑传》载：“此春季大会，洗乐水上，饮宴毕，然后婚配。”此处“婚配”即xing交。少数民族野合之风更为多见：高山族“男女于山问弹口琴，歌唱相和，意投则野合”(《续台湾府志》卷十四);瑶族“踏歌而偶奔者，人宫岗，插柳避人”(《炎徼纪闻》卷四);苗族“男女婚娶不须媒妁，女年及笄，行歌于野，遇有年幼男子，互相唱和，彼此心悦则先行野合”(《苗疆闻见录》)。至今，某些地区、某些民族仍保留有野合风俗。国外野合风俗更盛，如美拉尼西亚索罗门群岛的年轻土著只准在林中而不得在村中xing交;斐济岛、新喀里多尼亚岛、新几内亚的某些部落，印度的冈德人、乌托人部落，也规定夫妻应到森林中媾合。
专门用来防止女子xing交的金属或橡皮带。流行于14世纪的意大利，因此别名为“佛罗伦萨带”。意大利、德国制造的贞操带，是用金属片精致雕制成的，考究的贞操带还嵌有金质装饰品。金属片紧护阴部，只留两个孔洞作排泄、排经用，前后紧勒于两腿之间，挂在腰间一个环上，设有特制钥匙才能打开的锁。另外一种贞操带是用弯曲象牙制成的，连接在用天鹅绒包住的铁箍护带上。由于当时贞操带流行于上层有产阶级，18世纪又成为欧洲上流社会已婚女子的时髦用品，所以做工考究。布雷多克在其专著《婚床》中报道，贞操带在欧洲流行了数百年，直到19世纪的西班牙还用贞操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个别地方还有人用来对付妻子。贞操带是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与男性占有欲的产物，有人认为防止女人被强奸也是贞操带创造的原因。这种用锁器禁锢女性性器的手段是极其野蛮、残忍的，常使被锁女子的阴部、腰臀溃烂、软组织病变，现基本上已经绝迹。欧洲许多博物馆都有各式贞操带陈列。19世纪中叶，有些医生把贞操带当做戒除女子手淫和限制女子过度xing交的器械，且把金属贞操带改进为一种较为舒适合用的橡皮贞操带。但是尽管贞操带流行时间长，推行范围广，由于中世纪是xing爱放纵的时代，作为对禁欲主义和性垄断的报复，当时出现各类型的“过渡钥匙”和“万能钥匙”，使贞操带成为一种通奸、纵欲的遮羞布，这是世界xing文化史上具有讽刺意义的一页。受确保妻子“贞洁”的贞操带启示有人为维持少女的.“贞洁”，又发明类似于贞操带的“贞洁带”，如俄国边疆的查克西亚的女孩成熟前，就被迫穿上用兽皮缝制或编织的固定护阴带，系于腰间，从背后缝死;有的则用银锁上锁，直到新婚之夜方可打开(见贞操)。这又是保护少女童贞的一种野蛮手段。随着xing文明的发展，贞操带、贞洁带已基本消失。
兄死，嫂不能外嫁，弟可娶其嫂为妻;弟死，兄也可纳弟媳为妻，以及不同辈分间的转嫁方式。又称“收继婚”、“续婚”、“换亲”等。也可叫“寡妇内嫁制”。转房婚产生于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之后。它的形成有两个根源：其一，它是“夫兄弟婚”、“妻姊妹婚”这种族内群婚、共夫共妻群婚的历史残存形式;其二，它是财产继承人转移的变异形式。买卖婚姻的出现，使女人成了丈夫财产的一部分，因而丈夫死后，丈夫的亲属有权转移她的婚姻关系。转房，即继承和维护了原有的亲族系统，使死者子女不致外流，又维持了原有两个家族间的和睦关系。转房婚曾普遍流传于世界各地。在中国，不但古代有，近代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还有存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婚俗也在不断地受到限制和禁止。
女性主义是19世纪以来从西方国家的妇女运动中产生出来，现在已经扩展到大多数国家的妇女运动之中的一种关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社会思潮和理论流派。“女性主义”这种称呼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经历了许多演变和重新解释，甚至目前自称是女性主义者的人们，对于它的确切含义也仍然莫衷一是。在中文中，也有人翻译成“女权主义”、“男女平权主义”等。
女性主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研究和评论xing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女性的各种xing的生物现象、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些关于性别和关于xing的理论。这些理论不同于现存的xing学各个学科和各个流派，而且这些理论一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一直在促进着乃至指导着国际妇女运动在性问题上的社会主张和社会运动。因此它们成为当今性学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9世纪的妇女运动中，女性主义者对于xing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妓女问题和强奸问题上，主要的出发点和理论思路是主张保护在这两个社会问题中受到侵害的女性。但是当时的女性主义者仍然沿用传统的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的思想武器，因此在理论上的建树并不多。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一些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又转而注意妇女的节育问题，对于女性的xing问题反而关注较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女性主义者日益重视女性在传统的婚姻家庭里所遇到的各种xing问题、xing困难和xing侵害，注意力开始转向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里的xing现象和xing行为，开始在理论上提出看待xing问题时独特的女性视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作为一个规模巨大的社会运动而异军突起，开始提出一系列关于性别与xing问题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到90年代时，这些理论已经汇聚成一个相当广泛、相当深刻、相当成型的独立学科，使得任何人在谈论任何性问题时，都不得不注意女性主义的性理论的存在和作用。
基本理论女性主义最根本的命题是：女人目前的xing存在状况，是被传统的男权社会为了它自己的目的所强制塑造的，而不是天生的，更不是女性自己想变成这样的。女性主义把这个命题分成4个层次来看。
①男女的性构造是对应的：睾丸对应于卵巢、ying茎对应于ying蒂、射精对应于女性在xing高潮中的“射液”。因此，男女在xing构造方面并没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但是传统的男权社会为了维护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制，总是宣扬“对ying茎的崇拜”，故意造成女性对自己xing器官的自卑。
②男女的xing功能是对应的，而且女性的xing功能要远远强于男性。女性可以连续地达到xing高潮，也没有xing不应期现象，而男性则必须产生和维持ying茎的勃起，至多只能出现重复的xing高潮，在不应期里则一事无成。因此，以往社会所不断宣扬的“男性xing功能强大”的神话，其实是男权社会出于对女性无限的xing能力的恐惧而编造的。
③传统女性的xing心理和xing行为模式，也是以往的男权社会刻意训练出来的。当女孩一出生，社会就不断向她灌输着“女性生殖器是赃的、丑的、见不得人的”。当女性初次来月经时，社会又不断告诉她，月经是女性一辈子的累赘，经血也是赃的、丑的、见不得人的。这样一来，当女性开始xing生活时，她在心理上就已经极端自卑了，因此她只能是害羞的、消极的、任人摆布的。女性的一切xing行为都被看做仅仅是为男性服务。她自己的xing高潮与xing快乐，只有在符合男性的意愿时，才不会被认为是毫无价值和毫无意义的。
④正是由于前述各个层次的存在，女性在xing道德方面才处于被歧视的地位。所有的男权社会都奉行男女之间的双重xing道德标准。对于男性的xing道德标准相当宽松，而对于女性的却异常严厉。尤其是在同一个事件中，男女往往受到不同的对待。
把这4个层次总结起来看。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男权社会所宣扬的一整套“xing知识”，其实就是歧视和压迫女性的工具。因此她们必须重建一种站在女性立场上看问题的新的xing知识体系，以便争取男女在xing方面的平等。80年代以来，国际女性主义正在大力加强这方面的理论工作。
在基本的性理论方面，女性主义还有另一个重要命题：传统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最严重的歧视和损害在于，它训练所有的男人，仅仅把女性看做一个xing交的对象。也就是说，只有在准备xing交时，在男人的眼里，女性才是一个人，才具有某种价值。甚至不惜用金钱、权力和声望来购买与女性xing交的机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女性在社会上的任何其他价值和作用，因此这是男女不平等的最集中表现。
具体主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女性主义者根据自己的基本理论，提出了一系列xing方面的要求和主张，还发起了许多相应的社会运动。1974年，在美国首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里，就提出女性拥有自由选择xing对象的权利。随后，她们又发起了反对“选美”、反对xing骚扰、反对“约会中的强奸”等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主义着重伸张女性的xing权利，提倡女性对自己的xing活动和xing快乐负起责任来，要求改变传统的由男性主宰的xing活动中的“性别权势关系”,主张女性拥有调节生育和人工流产的权利。这些社会运动对于提高妇女的整体社会地位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个人具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和决定自己在性方面的一切事务的权利。他人不得侵害或者破坏个人的这种权利。
性的自主权存在于性关系、性行为和性表现这三大方面之中。
性的自主权首先是指个人的自主选择权。在性关系方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独立意愿，不受他人干涉地建立、维持或者终止某个性关系，或者拒绝建立、维持或者终止某个性关系。在中国，这方面的个人自主权主要反映在各种关于婚姻的法律和法规当中。例如《刑法》中规定了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罪、强迫卖淫罪、拐卖妇女罪等。《婚姻法》则规定结婚和离婚都必须是自主和自愿的等法律原则，而且禁止他人干涉婚姻当事人的这种自主与自愿。
在性行为和性表现这两方面，性的自主权表现为任何其他人都不得干涉、侵害或者破坏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所做出的任何选择，既包括从事某些性行为和进行某些性表现，也包括拒绝从事或者进行某些性行为和性表现。否则就构成对于当事人的侵权行为，应该受到法律和社会的禁止与制裁。在中国的各种法律和法规当中，有相当多的条款都在保护这些性的自主权。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社会对于性的自主权的社会意义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所以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改进余地。
性的自主权还包括：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个人拥有按照自己的独立意愿，在性的方面做出自己所选择的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同样不受他人的干涉与破坏。
性的自主权是由女性主义者提出和提倡的。她们认为，他人对于个人的性的自主权的干涉与破坏，首先和主要是针对女性的，女性所受到的侵害与损害也最多和最大。因此女性必须反对任何对个人的性的自主权的侵犯，才能最终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
社会性别和性活动方式是一个互相作用着的整体系统。这个概念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在80年代里提出来的。它是指，人类的一切xing活动方式都是由当事人的社会性别所规定的，而且在运用某个社会性别的xing活动方式的过程中，当事人也就被固着在某个社会性别之中。因此，社会性别和xing活动方式不是分开的单独现象。
女性主义之所以提出“性一社会性别系统”的概念，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目的。她们的基本观点是：如果要争取男女平等，那么仅仅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问题仍然是不够的，必须把xing活动方式也包括进去，而且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去看待去解决。80年代以来，西方某些女性主义流派已经开始在社会实践中宣传和贯彻这样的思想。
男女两性在具体的性行为方式上所存在的差异。
在传统社会里，或者在遵循传统的人的性实践里，男女在性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主动要求和发起性行为方面，在几乎所有性活动中，总是男性积极主动，情绪热烈;而女性则消极被动，反应冷淡，往往只是忍受和服从而已。
在性活动的支配与控制方面，几乎也总是男性在发挥主宰的或者主导的作用;而女性则通常扮演被主宰的或者被引导的角色。
在享受性活动方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男性所获得的享受要远远多于女性。在传统社会里，或者在传统型的女性当中，女性获得性高潮的比例和概率都远远低于男性。
在承担性活动所带来的结果方面，男性的生理付出要比女性少得多。
在性行为方式的变换方面，男性总是比女性更积极，更需求。
在接受性刺激的方式方面，男性更倾向于对外来的视觉刺激高度敏感;而女性更倾向于对触觉刺激高度敏感。也就是说，男性接受视觉刺激的能力要比女性强，而女性接受触觉刺激的能力则比男性强。
在性活动中的心理反应和情感需求方面，男性往往更倾向于重视以生理反应为基础的直接快乐;而女性则常常倾向于强调以情绪反应为基础的心理愉悦。
传统社会里的这些两性性行为的差异，大多表现出强烈的男尊女卑的倾向。这种差异多不是来源于男女两性在生理构造上的不同，而是由传统的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故意制造出来的，是社会强加给男性和女性的，是以往的男权社会的必然产物。
人对于与性有关的各种具体现象、事务和情况的心理感受和初级的认识。而且往往是把当事人自己也摆进去考虑的。它比性观念更加具体化，更加自我化。例如，在性关系方面。某人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配偶之外的任何人发生性交，这就是此人的性态度。同时此人也认为，从总体上说，天下任何人都不应该与非配偶的人性交，这就是此人的性观念。一个人的性观念与性态度往往是统一的，但是也常常出现不统一的情况。这是因为，人们在谈论别人或者人类的一般情况时，往往并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性态度强调的是一个人在自己的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感受和初级认识，而性观念则强调当事人对于人们的一般情况的认识。
一个人的性态度体现着他(她)在性方面的基本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性态度往往直接制约着当事人如何具体对待和具体处理自己在性方面的各种事务与所遇到的情况。因此，性态度是一个人的具体的性关系、性行为和性表现的心理基础。
在性方面或者以性方面的特征为主要标志，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
这个概念具有两方面的含义：①在某个社会中，一些具有相同的或者类似的性活动和性价值观念的人们，常常会自发地形成某种可以区别于其他人的社会群体。如果这个群体达到一定的规模，具有一定的社会力量和影响力，就会形成一个性方面的社会阶层。当然。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把社会中的各种人群，按照他们的性价值观念和性行为规范等性方面的特征加以划分，确定为不同的性方面的阶层。例如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被划分为性方面的正人君子、百姓大众和流氓歹徒这样3个最主要的性阶层。不同的性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和目标，在社会中拥有不同的地位，社会对不同阶层也采取不同的态度。一般来说都是赞扬和支持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性阶层，否定甚至镇压那些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性阶层。例如表彰正人君子、教化百姓大众、挽救一时失足者、打击流氓歹徒等。②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阶层在性行为和性关系方面的不同特点中，体现出性阶层的存在和意义。例如工人、知识分子、干部这3个阶层，在性方面就具有不同的观念、经验和行为模式，表现出性方面的阶层差异。
性的阶层一旦形成，就会对全社会发挥本阶层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因此不同的性阶层之间，不仅会在性方面的社会发展方向上出现矛盾或者冲突，而且也往往在一些具体的性问题上发生斗争。国际上把妇女和少数种族人口也视为重要的性的社会阶层。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的妇女和少数种族人口曾经为了争取自己阶层在性方面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发起过许多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较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各国通行的性观念和一些与性有关的社会制度。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和社会力量认为，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以及采用性的替代方式的人口，也是性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以及支持他们的其他阶层的人们，也曾经发动过一些社会运动。此外，那些经营、从事和消费各种性产业和色情业的人们，一般也被其他人视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力量往往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
直接作用于个人的性的存在状况的那些非生物因素的总和。如个人的性关系、性行为和性观念所发生于其中的具体的家庭状况、文化熏陶情况、知识结构、亲友关系状况等。从广义上说，性的社会环境是指一个社会中所有那些作用于性方面或者作用于与性有关的诸方面的各种因素的总和。一般而论。性的社会环境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的性文化的总体状况。
在组成性的社会环境的诸多因素中，与性有关的传播媒介方面的环境是最重要的。社会把它所提倡的性观念、性知识、性的社会偶像、对于性的社会舆论等，通过传播媒介灌输到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这是一种个人很难逃避的外界信息的环境。
同时，社会也用各种法律和法规、各种规则和条例，构成一种个人的性活动只能发生于其中的环境。因此个人实际上一直生活在一系列关于性的规则之中。个人的性行为如果破坏了社会的规则，就很可能要受到惩罚。
道德也是性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道德物化在传播媒介之中，也物化于种种规则之中。道德对于个人的性行为的作用表现得更加潜移默化，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它，并且内化为个人的良心。
其他人的性观念、性关系和性行为方式，则会形成个人的狭义上的性的社会环境。个人总是以自己所最熟悉的其他人为参照系，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在性的社会成熟时期内尤其是这样。中国古代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以用于对狭义的性的社会环境对大多数个人的性关系、性行为和性观念的影响的描述。
一些人在性领域的社会表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表现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人数，具有一定的开放程度，并且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使社会能够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完全是私下的或者秘密的性活动，不被外人知道，一般不能称为性的社会现象。
另一方面，哪些社会表现能够被认为是性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也是由社会来确定的。如果社会不传播或者不强调某种现象，那么该现象的规模再大，参与的人数再多，也很难被人们认为是性的社会现象。反之，某些现象的实际规模并不大，参与人数也不多，但是只要社会格外地传播和强调它，它也会成为一种广为人知、引人注目的性的社会现象。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出于自己的需要，会故意夸大某些现象，以便引导公众的注意力，促使人们做出社会所需要的反应。尤其当社会需要树立某种典范时，或者需要贬斥某种现象时，更是常常这样做。
为了获得金钱或值钱物品而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又称“娼”、“娼妓”。所提供的性服务主要是性交行为，但是还包括多种以非性交方式提供的性服务。
类型 妓女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对她们进行分类。根据妓女的存在是否合法及管理情况，可以分为：公娼，即法律规定可以在一定地区或按一定方式合法存在并且受政府管制的妓女;私娼，即不受政府管制而非法存在的妓女，其中有些是以隐蔽的方式私下活动。在西方国家，根据妓女的行为特征，可以分为7类：①街头妓女。在街头物色和招呼客人然后进行性活动的妓女。她们通常在黄昏以后活动，有独特的服装打扮和行为举止特征，容易与正常女性相区别。这是地位及自身条件最差的一类妓女。②妓院妓女。在妓院中卖淫的妓女。她们往往由一名年纪较大的妇女管理，并且有专门的服务人员帮助进行卖淫活动。③酒吧女郎。在酒吧饮酒、逗留以物色客人卖淫的妓女。她们往往与酒吧老板有某种默契，既陪客人喝酒，也为客人提供性服务。④应召女郎。通过电话联络进行卖淫的妓女。她们大多属于高级妓女，一般收入较多，服务对象也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⑤巡回女郎。三五成群地到伐木场、工地等卖淫的妓女。⑥脱衣舞女。在一些成人酒吧通过跳模仿多种性交姿式的脱衣舞提供性服务的妓女。这类妓女一般不进行性交行为。⑦其他类型妓女。例如，按摩女郎即在按摩过程中提供性服务的女性，陪谈女郎即陪伴客人进行性方面的谈话的女性等。在中国古代，妓女主要有5类：①家妓。蓄养在官僚、地主、富豪家庭中的妓女。她们除了供主人发泄性欲外，还为主人提供歌舞等娱乐服务。始于夏朝，据说夏桀蓄女乐、倡优3万余人。②官妓。在政府经营的妓院中提供性服务的妓女。始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宰相管仲设的“女闾”。③宫妓。在宫廷中为帝王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包括大批没有名分的宫女和歌舞伎。④营妓。在军营中为将士提供性服务的妓女，是官妓的一种，始于汉朝，历六朝、唐、宋而不衰。⑤私妓。在私营妓院中或者独自私下卖淫的妓女。中国古代的一些妓女往往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歌舞技艺，其中的少数人还精通诗词书画等，色艺俱佳，在历史上流下许多传说，例如，南宋的苏小小，唐朝的薛涛，宋朝的李师师，明朝的柳如是、李香君等。但是，私妓之间的差别很大，许多私妓的境况凄惨。
状况 西方的妓女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巴比伦王国(今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境内)。中国的妓女最早起源于夏朝末年(公元前17世纪)，盛行于汉、唐、五代，明清两朝曾实行禁娼。在西方国家，妓女的数量很大。据1945年出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估计，美国有60万名妇女以卖淫为生，还有60多万名妇女偶尔卖淫。据性学家A.C.金西估计(1948年)，50%的美国白人男性曾经有过嫖妓行为。据s.拉瑟斯在《人类的性》(1983年)一书中的估计，美国有25万～50万业余或专业性妓女，约占城市总人口的l%～5%。旧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大量的妓女，估计上海的妓女约为城市总人口的.2%～3%。20世纪下半期，随着“性解放运动”造成的对非婚性行为的宽容以及艾滋病的流行，职业妓女的人数有所减少。
产生原因 妓女的产生与存在，有复杂的原因。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卖淫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它的产生与存在受经济规律的制约。从社会方面来看，主要原因有：①经济因素。允许公娼存在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妓女像其他从业者一样，要向政府交纳税款，政府从中获得经济收入。一些国家默认甚至鼓励妓女的存在，以吸引人材、资金等，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②社会对性的需求。几乎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大量未婚者、长时间与配偶或其他异性隔离者(军人、船员、旅行者等)以及为数巨大的偶尔嫖妓者，妓女的存在能够满足他们对性的需要。从妓女本身来看，她们卖淫的主要原因有：①不幸生活经历的作用。许多妓女尤其是地位低下的妓女，都是在不幸生活经历(家庭破裂、生活贫穷、失业、婚姻不和谐、被诱骗、被胁迫或遭遗弃、酗酒或吸毒)的作用下开始卖淫的。②懒惰与好逸恶劳。一些妓女懒惰成性，好逸恶劳，不愿从事艰苦的正常工作，但是又图羡虚荣，渴望奢华生活，因而把自己的肉体看成是可以出卖的商品，把卖淫看成是赚钱的捷径，期望以此轻易地获得大量金钱，过上富足享乐的生活。③精神变态因素。少数妓女可能有各种精神变态，例如，色情狂、虐待狂与受虐狂、露阴症、病态的性复仇心理等。
危害 对妓女的社会危害性有模糊的、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妓女的存在有下列社会危害性：①败坏伦道德和社会风气，诱导人们沉溺于声色犬马、肉欲享乐之中，消磨人们积极向上的活力和意志力，使人们变得颓唐萎靡，对社会风气与社会的发展起消极作用。②传播多种疾病。妓女的存在，对性传播疾病(如梅毒、淋病、软下疳等“花柳病”和新出现的艾滋病等)的蔓延起了重要的作用。③诱发、推动其他犯罪行为的产生。许多犯罪行为(例如，多种经济犯罪、有组织的犯罪)的产生与实施，都与妓女的存在有关;一些妓女成了这些犯罪产生与实施的中介因素。但是，关于妓女对婚姻家庭稳定性有无危害，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妓女的存在会破坏婚姻家庭的稳定，使婚姻家庭破裂增多;另一些人认为，妓女的存在能够改善夫妻性生活的单调，但同时不会与妓女产生感情联系，因而有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此外，还有些人认为，妓女的存在有助于解决大量未婚者等人的性需要，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著名的意大利犯罪学家C.隆布罗索曾明确提出，妓女的存在有利于预防大量性犯罪的产生。
妓女与法律 由于对妓女的社会危害性有不同的认识。因此，妓女与法律的关系也比较复杂。一方面，妓女曾经在历史上的许多国家都盛行过，而且目前仍然合法地存地于许多国家和地区，例如，英国、美国的内华达州、台湾地区等。这些合法存在的妓女受政府的管制，一般在指定的地区存在，不准到街头拉客，定期接受生理、疾病检查，向政府交纳税款等。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明文禁止妓女的存在，实行禁娼措施。中国大陆、前苏联、泰国、香港等地都是如此，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缅甸、斯里兰卡等在1960年以前都曾颁布过取缔或禁止卖淫的法律。在西方国家，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取缔妓女，但是实际效果不如预期的好，而是产生了将卖淫活动逐入地下的效果，并使卖淫活动的社会危害性较之半公开存在时为大。在犯罪学领域，人们一致地认为，卖淫属于并不严重的“无被害人犯罪”，既不对财产也不对生命构成危害，因而一些外国犯罪学家认为：不必把妓女卖淫作为严厉打击的重点犯罪，主张警察应当更积极地集中精力去对付更加严重的犯罪;由于普遍存在妓女“禁而不止”的现象，所以，恰当地管理妓女的活动比禁止妓女存在的实际效果更好。在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大规模地、彻底地禁娼和改造妓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妓女长时间绝迹，但是近年又有“死灰复燃”的趋势，为数不少的妓女以各种方式非法地活动，成为“扫黄”工作的取缔对象。
通过阅读、观赏和倾听，向读者、观众和听众输出性刺激的文化意义上的物品。它包括图像、文字、声音、真人表演等各种形式，例如文学作品、音像制品、广告、口头文学等。但是一般来说，它并不包括性用品本身。
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色情品的内涵和外延也有着非常不同的公众认知和司法规定。尤其是，即使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时期里。甚至在同一个阶层里，人们对这两个词的定义也可能大相径庭，而且互相冲突。
在当代的英语国家里，在英语的一般用法当中，情欲品和色情品这两个词汇有着很大的区别。一般来说，情欲品往往在性暴露的程度上要比色情品低一些。对于色情品，人们又常常分成“软色情品”和“硬色情品”两种。在一般人看来，如果仅仅在性刺激的意义上表现裸体，那么应该叫做情欲品。如果虽然表现性交，但是却没有直接暴露生殖器的接触，那么就可以算做软色情品。而那些直接表现生殖器的交合或者性行为的细微之处的，则被认为是硬色情品。当然，许多个人或者团体甚至群体，并不同意上述划分法。例如一些人认为，那些仅仅表现“正常的”男女性交的作品，应该算做软色情品，而那些表现“反常的”性行为的作品则是硬色情品。但是许多女性主义者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她们认为，那些表现强奸，尤其是表现暴力强奸的作品，那些把女性描绘成半推半就、先装洋蒜后得其乐的作品，才是最严重的、最应该严禁的硬色情品。
在目前的中国法律里，存在着色情品与淫秽品的区别。判定这两种物品的具体标准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见《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
如何认定某个作品是不是属于色情品，一般有3种方法。①根据法律条款或者司法判例来判定;②由专家们判定;③依据性道德或者公众舆论的倾向来判定。当今的多数国家都是以第一种方法为主，但是一般也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尽量采用后两种方法。
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性文化与性实践的巨大变化。多数学者认为，性革命主要指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后来又传播到西方各国的性方面的变化。也有些学者认为，在时间上，性革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在20年代和30年代曾经出现过第一次高潮，但是表现为“静悄悄的性革命”。即并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争论;在地域上，60年代以前的性革命主要发生在欧洲，然后美国才发生。还有些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在性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其实是一个渐进和累积的过程，并不是突发的革命。但是无论如何下定义，还没有什么研究者否认性革命这个事实的存在。
多数学者认为，性革命的主要内容有以下这些方面：①性表达和性表现方面的革命，即性的公开化。②性的性别方面的革命，即女性性革命。③性知识的革命，即性学革命(见世界性学史)。④性与生殖的关系的革命，即生殖革命。它的主要内容是：由于节育的发展，尤其是口服避孕药的普及，人类的性行为不再仅仅是生殖的准备阶段，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以获得性满足为目标的过程。因此性的快乐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⑤性与婚姻的关系的革命，即婚姻革命。它的主要内容是：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提高，作用加大;性关系开始与法定婚姻相对脱离;非专一的性关系开始增加。⑥性的代际关系的革命，即所谓“青少年造反”。它主要表现为：法定婚龄之前的性行为增加;青少年的性权利意识增强;青年的性文化开始进入社会的内圈，甚至开始“反哺”主流社会。⑦性的社会管理方面的革命，即性的私事化。它主要表现为：性方面的法律和社会管理开始放弃唯道德主义的原则，转而奉行功利主义原则和个人权利至上的原则。⑧同性恋革命，即7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同性恋者争取与异性恋者同等权利的社会运动。
性革命并不是有组织的统一的社会运动，也不是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理念或者理想的实践。国际性社会学界对于性革命的产生原因有众多的解释，但是一般都倾向于认为它是西方整个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的产物，认为它是对于西方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性的风尚的反叛。
随着“艾滋病时代”的到来，一些传媒开始宣传 “性革命已经过去”。但是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能证明这一点。
包括涉性社会服务工作、涉性的救助工作和性方面的社会管理工作。
涉性社会服务工作这里主要是指针对社会一般公众的、与性有关的服务性质的工作。在中国，它还分散在许多专业的或行政的领域之中，在国际上也尚未形成专有门类。但其原则与方法还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与性社会学紧密相联。
性健康教育可能是中国最迫切需要的社会服务。从对象上划分，它应该包括儿童、青春期少年、成年未婚者、夫妻和老年人。性教育应该贯彻终身。从内容上看，不仅应该有性的生理知识，还应该有性的心理知识(性指向、性偏爱、性交往、性体验方式等)和社会知识(性的社会规范、实况、问题以及性文化等)。在当前急速变动的社会中，性别教育也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它应该告诉人们，性别是如何在生物、心理和社会三个层次上形成的，帮助人们选择和适应自己的性别角色，理解异性世界及其变化，进而协调两大性别集团之间的关系。
与性有关的咨询工作是中国已经起步并大有前途的性的社会服务之二。它主要包括6方面的工作：①解答人们提出的一般的性问题。它实质上是一对一的性教育。②调解人们在性方面的或者归根结底是由于性问题引起的各种人际关系方面的矛盾与冲突。这项工作一般是分散在居委会的、工会的、共青团和妇女联合会的或工作单位的日常工作中，但在不断发展的社区建设中，完全可以与婚姻、家庭、优生优育、家庭教育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建立相应的组织形式。③主要针对个体性心理的辅导、劝慰和转诊工作。它是专业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前期准备工作，既不可掉以轻心或拒人门外，也不应超越专业范围去治病救人。④协调本社区内或管理范围内不同群体在性方面的利益冲突。由于现在人们对许多涉性现象的看法和需求越来越不一致，对于出现某些不违法但很不一般的现象，例如公开亲昵、过多裸露肉体、播放性色彩的音乐、传播或议论性的口头文学(包括桃色新闻等)、推销性用品或性病药物、甚至开设合法的性医疗机构等，各群体的利益要求就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冲突。性方面的社会工作者既不能依据自己的价值观，也不能混淆法律、治安管理条例和道德准则这三者间的区别，必须按照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来妥善协调这类矛盾。⑤恰当地参与性方面的医学和心理学预防与治疗工作。国际上的许多种性治疗都非常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因为他们最了解患者所处的性环境和性的社会存在的背景，因为已经很少有人只把性治疗看做纯医学事务了。⑥在特定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应该辅导各种性的亚文化群体去建设群体内的自治与自制，还应该尽可能公正地向他们提供社会保护和保障，或者帮他们去争取应得的东西。
一般来说，前三项工作在中国已经起步，后三项则尚未受到社会的重视，甚至还没有列入社会工作者自己的计划。不过，社会需求(而不是行政需求)的日益显化与强化，肯定会把它们很快提上日程。
涉性救助工作救助性侵害受害者可能是这方面最紧迫的工作。它是针对一切类型的性侵害的一切受害者，不应遗漏。从性侵害的类型来看，中国社会普遍注意到了那些已被定为犯罪并加以严惩的现象，例如强奸(包括轮奸和诱奸)妇女、性的流氓活动(见流氓罪)、强奸幼女等。但还有许多性侵害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例如同性间的强奸，亲属间的强奸、与14岁以上女儿的乱伦、家内性虐待(尤其是精神上的)、夫妻性暴力和强奸、对儿童的性侵害、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性报复等，甚至应该包括强制他人观看色情品或性场面、侵犯别人的性隐私权、制销性方面的假药或假用品等。从受害者的范围来看，除了直接被侵害者之外，还必须包括有关的亲人、朋友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仅仅按自己的道德观来看问题，把许多受害者排除在外。例如未婚先孕或有私生子女的母亲、虽是通奸但确系受侵害的人、被强制卖淫的暗娼或男妓、同性间性侵害的被害者等，常常被人看做“该遭报应”而屡受歧视，更谈不上获得救助。这不仅是不公正，也是缺乏人性意识。
在中国，救助工作的最大难题是很少有人愿意承认确实受害了，女性中尤甚，而且都有非常实际、非常难于解除的顾虑。因此社会工作者主要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充分运用社会责任感和心理上的宣泄需求来做为主要感召力，深入地和不懈地讲清楚惩罚侵害者的必要(对社会和对受害者自己)，以此来不断发现应救助的对象。在国际上，民间的妇女组织和女权主义者做了大量成功的工作。二是努力做好最初的救助工作，哪怕只有一例，以此来增强其他潜在的受害者对救助工作的信心。工作中应该充分运用传媒的作用，使更多的人了解和信任整个救助工作。设立热线电话是大城市中较适宜的办法。
中国开展救助工作还不很多，主要由各级妇女联合会的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部门来负责，一般并没有把性侵害的受害者专门分开特殊对待。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者(义工)比较成功地把欧美经验与当地实况结合起来，创建了庇护所和辅导中心，专门救助性侵害或家庭性暴力的受害者，对强暴(强奸)受害者的救助效果尤其巨大。
在中国大陆，对性受害者的救助应该包括：①即时的庇护，就是在性侵害即将发生或刚刚发生时，帮助受害者躲避、转移、藏匿或正当防卫。②动员受害者报警，包括协助他(她)与警方联系、找律师、介绍法律知识等。③启动受害者的支持系统，就是尽可能多地争取受害者的亲友、邻里、单位来提供精神与物质的支持。必要时可以诉诸传媒。④心理辅导。不仅包括心理学的一般内容和方法，还应帮助受害者重建个人生活、社会交往和新的支持系统，甚至包括迁居、调工作等。港台较好地运用了“支持小组”的方法，就是帮助一些受害者组成定期聚会或互相串门往来。这很值得大陆借鉴。⑤善后处理，就是帮助受害者在财产分割、赔偿、子女归属等方面争取应得的权益。⑥健康服务在救助受害者中往往更为重要，包括人流、治疗性病和恢复性功能等。⑦帮助受害者辟谣、起诉损害其名誉者、说服有封建思想的亲友或领导以及表彰正当防卫者等。
救助性的受害群体在中国开展得还较少，有一些城市的妇联与公安部门合作，开展了“抢救失足女性”的工作，主要是帮助教育那些经处理后重返原居住地的暗娼。港台的经验是，最主要的是要培训她们获得一技之长以便重新就业，最好能接近“白领阶层”。大陆也许还可以加上一条：帮助她们成婚建家。港台还组织各种社团去直接地主动地解救被迫卖淫者，或者布置“公众纠察线”和组织示威，以震慑或抑制性产业。大陆主要由公安部门来具体实施对嫖娼、卖淫的严厉打击，其他部门一般是在舆论宣传上加以配合。但随着整个社会的急速变化，充分动员民间活力将日益成为最主要的禁娼手段和救助性的从业人员的主要来源。
性方面的社会管理工作一般人总是喜欢把这归为政府的职能，但实际上中国的历朝历代主要是依靠非官员的乡绅、族长或德高望重者来管理犯罪之外的性道德方面的事务。朝廷之所以在性问题上敢于在很大程度上推行“民不举，官不究”的政策，也是因为那些占据社区优势的卫道士们，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行政府这方面的职能。目前中国在性方面“成问题”的现象不断增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区中或阶层中的性道德领袖的社会管理功能消失了。政府虽然不断在传媒中呼唤重建性道德，但由于缺乏基层的实际操作者和积极分子，常常是事倍功半甚至流于形式。
社会工作者对性方面社会管理的参预，绝不仅仅局限于执行政府指令，也不局限于围绕一时的中心工作来开展活动。从根本上来讲，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应该是重建或创建自己工作范围之内各群体或各社区所特有的性道德管理系统。这种系统至少应有6大要素：①领袖人物，即依靠威望而非权力的、能够聚合群众的那种自发形成的领头人。②足够数量的性方面的典范人物和具有感召力的事迹。③能够广泛和快捷地传播信息的途径，一般应是私下的非正式传播。④当出现人们所共同关心的性问题时，要有形成公众讨论的时机、场所、气氛和自发的召集人，还应有民主决议的机制。⑤对于违反公众性道德准则的现象，群体或社区应该具有制约的功能和手段，一般应是人们在社交方面的共同抵制。⑥在多个群体之间或多元化的社区之内，应具有协调各自利益的机制。这方面，社会工作者很容易成为自然而然的协调人，发挥某些基层政权所缺乏的灵活作用。
汉朝的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前195年)，惠帝(公元前194-188年)和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据说他们都过着双重性生活，他们除通常与无数后宫之女同房之外，还与年轻男子有染。文帝对道教的研究也助长了他热衷同性恋的癖好。有一次，他梦见一位船夫渡他上天。后来，他看见一个漂亮的年轻船夫名叫邓通，颇像梦中所见之人，便尊幸以为嬖臣，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财富和荣誉。
这位皇帝孜孜不倦地寻找长生不老的药，与道士一起进行各种炼丹试验。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从孩提时代就有一个同性恋朋友叫韩嫣，是个聪明能干的人，一直伴随武帝多年，直到遭人诋毁而被除去。海阳比他的父亲也强不了多少，也有许多淫乱之行。他让人在四壁上画满裸体男女性交的图画，并让他的男女亲属在此狂饮。为此，后来的中国文献硬把他说成是春宫画的始作俑者。
人们应该在平时注意经常性的自我心理分析和内省，始终保持性和爱的区分状态。在遇到矛盾时，要在自己的内心让性与爱进行秘密谈判，认清利弊，再决定由哪一方出面处理，以免冲动行事，后悔莫及。这是现代性爱文明的一个秘诀。
一位已婚的中国女子在美国与一位画家同居并怀了孕，丈夫满怀喜悦赶赴美国与她相聚，了解真相以后，内心感到十分痛苦。然而，当他理解了妻子远居异国他乡的孤独后，很快就原谅了她。出于内疚和感激，妻子保证不再见那个人。可是，当听到画家孤独地病倒在寒居时，她的内心压抑不住情感的痛苦。做丈夫的一眼就看穿了爱妻的心情，内心十分矛盾。跟朋友喝酒解闷时，他吐露出心声:“我非常爱她，过去，她喜欢什么，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帮她找来，因为我就是看不得她那受委屈的样子……现在看她那么难过，我想劝她去看看那个男的……我这种人是不是很窝囊?”“不!”朋友沉默了好一会儿，以一种难以描绘的神态，严肃而又激动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也有一位丈夫，因怀疑妻子和他人关系暧昧，经常在妻子外出时偷偷跟踪。被冤枉的妻子发现后十分生气，朋友知道后劝说道:“正因为做丈夫的很爱你，在乎你，才会如此”。
这两位做法截然相反的丈夫的表现都被称为“爱”，人们不禁要问，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爱?有人说前一种丈夫在艺术中出现，这种爱是虚构的;后一种丈夫生活中常见，那是真实的爱。也有人说，前者是高尚的爱，后者则是卑俗的爱。
人们不禁又要问:何以人类最渴望的爱，只能在艺术中而不能在现实中存在?难道同是人类神圣的爱，还有高尚和卑俗如此天地悬殊的差别?如果说爱如同一块玉，晶莹剔透的纯玉和混有杂质的浊玉确有天地般的差别，那么爱情中的杂质是什么?
对比上述两个事例中的丈夫，我们不难看到，前者是无私的爱，后者是自私的爱，而爱情之中的杂质就是自私。如果是平等交往朋友和同事，这种自私是绝对不会产生的，何以一发生恋爱或结成夫妻，就会产生这种自私呢?这是因为在爱情发展的同时产生了性占有的欲望。占有是一种本能的自私心理，财产的占有是人类社会私有制形成的根源。夫权社会中，早期的婚姻制度就是从生育后代、提供性享乐的意义上，将女性当作性的私有财产来占有的。可见，性是一种占有，爱则是一种奉献，虽然它们在人性中不能截然分开，但又是完全相反的两幅画。过去，人们由于分不清这两者的关系，常常将爱和性混为一谈，自然无法判别爱情纠葛中的是与非、对与错;但在现代社会，随着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如果有谁仍将性的自私和爱的无私混为一谈，便是一种对人性的愚昧和对现代文化的无知了。
随着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的建立，恋爱婚姻中的两性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平等尊重和相互奉献，因为爱情只有在这种氛围中才能健康地生长和发育，恋爱婚姻才有可能获得日益巩固的基础。如果占有的自私性成了支配两性关系的主宰，那么，双方在猜忌、束缚、妒忌、怨恨的情绪中，爱情势必无法生长，恋爱和婚姻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瓦解。当我们将性与爱的自私和无私的性质分离开来以后，它们在恋爱和婚姻中的关系就像小学生的数学题一样简单而清晰。
当然，头脑中的清晰不等于行为上的自觉，许多人在实际生活中，无法准确地将性的自私和爱的无私区分开来。他们常常会在情不自禁的情况下让性的自私代替爱情去作错误的处理，最后将事情弄成乱麻一团，诉诸法律，对簿公堂，结果大多在牺牲了爱情以后也没有得到满意的补偿。
为避免这种悲哀，人们应该在平时注意经常性的自我心理分析和内省，始终保持性和爱的区分状态。在遇到矛盾时，要在自己的内心让性与爱进行秘密谈判，认清利弊，再决定由哪一方出面处理，以免冲动行事，后悔莫及。这是现代性爱文明的一个秘诀。
人类自从会穿衣服后，就在衣服上大做文章，更确切地说，都是在做诱惑或者欲盖弥彰的性文章。不可否认，衣服有御寒的朴素功能，但是，我们往往更热衷的是它的性含意，或者说是性艺术。我们会发现，那些女装的顶尖设计师，居然全是异性恋的男人，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女性，所以就希望或者更善于把女性打扮成他要或者他喜欢的那种样子。
最早教科书上对衣服的起源说的表达，比较形而上学，认为是为了遮羞，裸体不雅观，这与圣经里的描述是异曲同工的。夏娃与亚当吃了蛇给的苹果后，都有了性意识，于是知廉耻，就赶忙扯片树叶遮住下身。但是，后来有人进一步研究，羞涩只是社会人类特有心理，最早的人类祖先发明衣服穿不是为了遮羞，因为没有这个本能，而是为了突出自己的性征。
很久很久以前，大家都是裸体示人，所以看过去光溜溜的，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有个聪明的“古人”，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就故意用一片树叶遮住自己的下体，因为这样“目标”就大，于是大家都往他身上看，他成了“超级男生”，这下追求者云集，人类最初的“造势与炒作”活动取得空前成功。其他人也有样学样，在腰部以下大做文章，结绳的结绳，串草的串草……再后来，人们开始往身体的上面走，就渐渐有了上衣等。
据说，文胸是杨贵妃发明的，高跟鞋则是法国一个妓女发明的。是的，不管身为贵妃还是低贱的妓女，他们都有用服饰做诱惑的义务，而且是一生的追求。
看来，衣服真的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不可分割。怎样把穿衣服当做一种魔术来表演，把有的变没有了;或者怎样把脱衣服当做一种艺术来经营，脱了也不龌龊，这是每个人作为性别个体应该考虑的人生问题，因为谁都希望自己有魅力，谁都盼望有爱情发生，谁都渴望有性的诱惑力。特别是女性，在爱情婚姻里，怎么脱衣服穿衣服，真的是很重要。
性正变得难以忍受。它已经成为了一场没有脑子的、自私自利的、直接了当的锦标赛，成为了一种瞬间快感必须带来全部满足的大众表演艺术。但是性等于满足的公式还没有计算出来。正相反：性正在日益成为苦恼和不快乐的同义词。
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景观。性无处不在，躲都躲不开。窥淫癖是电视节目中发展最快的流派。午夜后的频道上看来看去无非是些下流的玩意儿。
别的地方呢?性功能障碍的讨论充斥着各种“秀”。电波里飘荡着图解式的流行歌曲，还有供人们倾诉性生活的热线直播，性技巧也成为每部好莱坞影片必备的要素。报纸、杂志、广告还有各类排行榜也一刻不停地在人们所及之处引爆着性。
性，俯拾即是，如此之多，这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我们是第一代经常观看性、收听性、考虑性、为性做准备、参预性、从性中恢复过来的人。
但是所有这些性，却产生不出快乐，反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痛苦。我们越是放纵性，那些想解决我们痛苦的治疗师、顾问、心理医生还有叔叔阿姨们就越多。就像古代的一位航海者发出的感叹：“水，水，到处都是，却一滴也不能喝。”
1948年金赛报告以后最全面的一次成人性习惯调查，结果描绘出了一幅色彩苍白的性满足图画。1/4的美国妇女不喜欢性，1/3的男人认为自己在性上得不到满足。在18-29岁年龄组的女人当中，27%的人得不到性的乐趣并视其为折磨。其余认为自己不快乐不满足的人把原因归疚于自己没有做好，或者做得不够，或者没按伴侣的要求去做。
我们用沉溺替代了激情，恨不得复制自己的身体来追逐性。这个时代，人们喜欢有氧体操、肌肉发达的躯体、大号填满硅胶的乳房、漂染过的头发、整形过的鼻子，对好相貌的要求近无止境，渴望性能力如不竭之水，那么，性成为痛苦还奇怪吗?相反，激情需要浪漫、承诺、苦痛和麻烦---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回避的。
中国人长期地处于性禁锢之中，80年代才逐步开放，这当然是个历史的进步。如：性开放破除了性的神秘感和负罪感。近千年来，人类都在性压抑中生活并苦苦挣扎。认为"性即罪"，性是污秽的、下流的、见不得人的，这种观念造成了人们极大的心理扭曲、一方面，自然欲求和生育后代的需要使人们离不开性;另一方面，性的负罪感和神秘感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
如今，由于观念上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性教育以增长了性知识，使人们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获得健康发展。夫妻双方掌握性生理知识，相互配合，掌握性技巧，使双方都能获得极大的性满足。这种新的模式提高了婚姻生活的质量。
女性的性权力得到社会认可，促进了男女在性方面的平等。
性与生育分离，甚至与情感分离，性开始具有自己独立的目的和手段。性是人的一种本能需求，人应该充分地享受它;性是追求快乐的一种方式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但是，开放有健康的，也有放纵的。开放的结果使得非常偏僻落后的山区里，也有“妓女”上门“服务”，现在妓女满天飞，一夜情成了期待，婚外性成为时髦，性工具店随处可见，色情vcd，色情电话，色性小说，色情网站，一些不知道浏览器是什么的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把色情网站打开让我看看!”……性真是无处不在了。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别一个极端，过去太压抑，现在也有点太放纵。这样的性给人一种茫然和恐惧，好象世界是为性快感而存在。
人们对性的热情和追求远远超出生理需求。我不否认性的重要，问题很好理解，得不到性满足不行，但是得到无数的性高潮也并不一定感到真正的幸福，正如人不能一天不吃饭，天天吃饱喝足了也没感到怎么幸福一样。过分的性追求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谁能对自己的爱人和别人发生性关系而心平气和?感情，婚姻家庭不再稳固了，那么社会也很难安定。对个人也有很大的危害，对性快感的过分追求，使人沉迷色情，很难自我控制，成为性欲的奴隶，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错过了对事业和成就的追求，最终得不到真正的幸福。
来看看西方的“性革命”发展到现在是什么结果，从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这场60年代震撼西方社会的“性革命”越走越远，它前后喧闹了十多年之久，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家庭的解体，婚姻关系的松散，结婚人数的减少，性关系的混乱，特别是艾滋病的流行给社会和人们带来了许多痛苦和不幸。“性革命”本来是一场人性的解放运动，后来却变成了惨重的历史教训。80年代以后，在事实的教育下，人们在性问题上的价值观又拨过发展方向，向传统作某种程度的回归，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小家庭的温馨，建立正常的婚姻关系又成为时尚，青年们开始以较为严肃的态度对待两性关系，把性爱和责任结合起来，人们称之为“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