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章草手札》
作者：中国书法 
康生《章草手札》（1965年作）
释文（繁体）：
宫維楨同志：
謝謝你幾次寄來的東晉諸墓志拓片。王興之、謝鯤等墓志出土，這是書法史料的一個重要的發現，對於研究晉代書法很有價值。南京市文管會關於王興之的考證，也是很對的。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王謝文物，重現天日，引起郭沫若同志很大興趣。他寫了一篇文章，對王、宋、謝、顏諸志作了考證，由此並論及《蘭亭序》之真僞。這篇文章，如果得到你們的同意，將連同墓誌照片，在《文物》雜誌上發表。但，郭老和我的意見，在發表之前，先寄你和文管會的同志們看看，如果文章有不妥或錯誤之處，請你們不客氣的提出意見，以便修改。
我和郭老迫切希望南京文管會也寫一篇文章（至少寫一篇諸志發現德經過）與郭老文章一道發表。如果只登郭文，不同時登你們的文章，不報導你們的工作成績，這就有點不好。爲此，我們有以下的建議：
一、請南京文管會儘快的寫篇文章或報導寄來。
二、請你們看看郭老文章，提出意見，以便修改。
三、請將顏謙婦志發現的時間、地點和經過見告。
四、王興之父親的墓，是否有志，如有，望能拓寄幾份。
據我估計，南京附近地下埋藏文物甚富，尤其是晉代書法史料，可能還有重要的未被發現，也可能王羲之真跡有一天也會發掘出來。
囑書唐碑題簽，順便寫了兩個，不知是否能用？自己覺得左手的較好一點，請你們看看是否真的“左比右好”？一笑！敬禮！
康生六五年四月十日夜
康生：我用脚趾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
比目鱼同志：若论书法，我用脚趾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 康生
康生（1898-1975），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溶、张溶，乳名张旺，中国山东胶县人；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林彪、江青等相互勾结，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员之一；康生精于文物收藏与鉴赏，还擅长书法、中国画，有极高的艺术造诣。
康生1898年生于山东诸城一个（今属青岛胶南)）富裕的地主家庭。其家族为名门望族，祖父张鸿仪曾为贡生，13岁时因与群党在村里殴斗，因而遭父亲禁闭。后来因在友人协助下到青岛礼贤中学学习。1917年，因家中受土匪抢劫，其兄因而遇害，后举家迁往诸城，1920年，到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后赴诸城县立高等小学讲授。
1924年，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并改名张溶，康生自称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找不到确切的入党介绍人，此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曹轶欧；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8年下半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参与上海中央特科领导工作，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被指定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主管工会、交通等，这一时期他拥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7月去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延安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1943年7月，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同志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由于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发现，使这一错误得以纠正。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给土改工作造成了损失。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
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他捏造罪名，打击、诬陷、迫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病死，中共中央在当时发布的讣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把他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
康生出生于书香世家，由于受到家族薰陶，幼年时代便开始接触文艺作品，因此擅长中国传统书法、绘画以及收藏，其艺术造诣曾被指为是众多中共领导中最为优秀者之一。
有人说，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革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于1966年7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了“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仅仅王光美专案组就扣押了64人。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由此可见康生是如何丧心病狂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泽东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过恩恩怨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
康生在文革期间迫害医务人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苏枚谋害案”。据资料记载，苏枚是曹轶欧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经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文革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1968年1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起来，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此案为何又牵连到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呢？据介绍，苏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室，请他们派人来抢救。正在值班的内科大夫顾惜春急忙赶到政法干校，对苏枚进行抢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医院急救室，请医院的专家，包括王新德教授在内，继续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专家们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药自杀的可能性。最后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片，确诊为服安眠药中毒。康生见到诊断报告后蛮不讲理地“批示”说：“苏枚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杀。她胃里的安眠药片肯定是解剖时放进去的”，并勒令查办。这一下子，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竟被捕入狱，无辜坐牢达六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于当时是临时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的专家，会诊完说了诊断和治疗意见就离开了，这才逃脱了一劫。
康生精于鉴赏，书画尤见擅长，他常用“鲁赤水”名作画，意与“齐白石”并驾齐驱，又显示其“红”的一面。
1961年，中央重提双百方针，《人民日报》创办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宝晋斋法帖》，也请康生题写书名，颇见其书法功力。康生对《聊斋志异》版本颇有研究，曾用笔名写过考证文章，发表于《文学遗产增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此出版《聊斋志异》新版本。当时，党内高层“秀才”中，田家英是最有才气的一个，他对康生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也颇为敬佩。在田家英的藏品中，有一部明版《醒世恒言》，是康生的赠品。据专家考证，目前发现的明天启丁卯年刻本的《醒世恒言》，世间只有4部，其中两部分别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和日本吉川幸次郎处。另一部原藏大连图书馆，今已不见。康生拿到的这部，为衍庆堂39卷本共20册，估计为解放初期的敌伪收缴品。康生差人仔细将这本书每页托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他还仿写宋体木刻字，为该书补写70余处，约3600余字，可见其颇有造诣。这或许是康生在建国初“患病”的几年中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吧!
康生在收藏书画方面的爱好，几近于一种疯狂式的掠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康生常以借条的方式占有一些文物。1956年，故宫博物馆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后又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故宫博物馆不好入账，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将京城有名的文物收藏家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等人名单开出，交给心腹，煽动红卫兵前去“抄家”，将这些名家的收藏全部集中到文物管理处，自己随后趁火打劫，巧取豪夺。康生多次跑到北京市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并已经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又脏又冷的书库，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挑书，就这样，71岁的老头子，嘴唇发紫了，鼻涕也流出来了，一个人竟挑了3个多小时。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抄家”行动，转而流入康生之手。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有1000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侵占这些图书文物，有时还象征性地付点钱。有一次，他在文物库房里发现宋拓汉石经，这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3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他从口袋里掏出10元钱，说：“这件东西我买了。”随后，他又看到了《腊梅三咏》，系黄庭坚真迹，极其名贵，又说：“这件东西给5元吧!”过了一会，他又看到宋画院仿赵干的《起蛟图》，爱不释手，但口袋里仅剩下一角钱，就厚着脸皮取走了。
康生死后的1980年夏天，北京故宫后院举办了一次私人收藏品的内部展览会，展出了康生的收藏品，人们被康生的收藏吓呆了。当时，一位参观展览的日本友人说：“谁说你们中国没有百万富翁？康生不就是一个吗？”
宫维桢，1913年出生，山东莱阳人。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黄县县委书记、胶东区委党校校长、东海地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苏州地委、无锡市委书记，江苏省工业厅厅长，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部长，吉林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省第一至五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明洮河石长方砚，清纪晓岚藏，康生款。首都博物馆藏。
康生画作（郭沫若题）
延伸阅读
康生骨灰被“逐出”八宝山始末
康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败类。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借“抢救运动”为名，残酷打击了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与林彪、“四人帮“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罗织罪名陷害贺龙元帅，阴谋残害国家主席刘少奇。
然而。历史是无情也是公正的，十年动乱结束后，这个跳梁小丑的骨灰终于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延安“抢救运动”中作恶多端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把革命推向高潮。整风宗旨定了下来。
此时的康生身兼数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总学委副主任。
中央为这次整风运动规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但康生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康生盘算着，名义上是整风，实际上就是审查每个人的历史，从中抓特务、叛徒。这样狠整别人，又扩大权势。
但是，这里毕竟不同于在莫斯科搞肃反。如何下手呢﹖
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使他找到了机会。国民党看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不断扩大，于心不甘，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暗地里，国民党派遣特务到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于是康生以揪特务为名，开始了行动。
西北公学的一个学生王××成了他打击的第一个对象。
“这是一个典型的特务嫌疑犯。”康生在会上振振有词，他掰着指头列举王所以是特务的理由，“第一，他原在甘肃入党。甘肃党是个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搞破坏的假共产党。第二，王××的父亲，在兰州被捕后出了问题。父亲是叛徒，儿子还能是好东西﹖第三，王××平时对党就心怀不满，经常发牢骚，说坏话。有这样充分的根据，还不能肯定他是特务﹖”
于是，他下令逮捕了王××，不分昼夜对他审讯。审讯人员大喊大叫：“老实告诉你，比你地位高的、资格老的、年龄大的、阅历深的，哪个不乖乖地交代问题。你想反抗，你够格吗﹖”审讯人员施展车轮战、神经战、突击战，不给王××半点喘息之机。他支持不住了，终于达到了康生所设想的目的。
康生攻破王××这个堡垒之后，又想了一个办法，以扩大战果。一天上午，礼堂坐满了人。康生宣布道：“现在先由王××交待自己的特务活动”“我是一个罪人”王××走了上来，痛哭流涕控诉国民党特务怎样拉自己下水。人们都屏息听着，有的惊讶，有的恐惧，有的深信不疑，有的将信将疑。
这次大会起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各个单位都把整风变成审干，审干变成抓特务。一天夜里，有二百多人被逮捕。7月15日下午，中央直属机关召开干部大会，四周墙壁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抢救失足者，是每个人的义务”等标语。
“同志们”康生故作腔调，大声讲道：“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国民党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的时候开的，是正当日本第五纵队的特务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的时候开的。”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这个爆炸性的报告之后，谁也不敢怠慢，每个单位普遍开展了“抢救运动”，保自己的，邀功争宠的，完成指标的，都要昧着良心，大张旗鼓抓特务、叛徒和坏人。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80％到90％的人是国民党特务；连中央秘书处只有60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
党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刑讯逼供，但康生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你这种做法叫逼供信，这会冤枉好人的。”任弼时批评他。
“咱们是逼供而不信。”他强词夺理地辩解说。
“既然你不信，”任弼时针锋相对，“那为什么还要逼供﹖”问得他张口结舌。但一转身，他又一副嘴脸，向办案的人说：“不要管他那一套，不信犯人的口供信什么，难道信你﹖”
康生的审讯艺术就是私设公堂，逼供信，按比例、按指标完成任务。不少人在这场运动中变得喜怒无常，成了精神病患者。有的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天大的冤枉啊”有的上吊，有的投井。而因“顽抗”长期被关进黑窑洞里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正当康生野心勃勃推广“抢救经验”的时候，任弼时听到不少受害者的申诉，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周恩来也过问了：“什么红旗党﹖怎么能这样搞呢﹖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
中央开始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90％以上都是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为这些受冤屈的人平反，予以释放和恢复名誉。
1944年冬的一天，延安大礼堂里坐满了人。中央领导人来了。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他郑重地向受冤屈的人鞠躬道歉。
罗织罪名陷害贺龙，《林彪文集》胎死腹中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林彪一下子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于是康生便借机向林彪靠拢。
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一张《二月兵变》大字报引起了康生的注意。这张大字报说贺龙、彭真要组织“二月兵变”。康生知道，贺龙是林彪的心腹大患，于是他就借此大做文章。
贺龙、彭真要搞“二月兵变”时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为了捍卫毛泽东和红色的江山，头可断，血可流，万死不辞。一般狂热的风暴，被煽动起来了。
康生的这一手博得了林彪的欢心。一天下午，康生坐在办公桌看文件，电话铃响了。他抓起电话机问：“谁﹖”“我是叶群。”对方答道。康生的语气立即变得柔和起来：“有事吗﹖”“康老”叶群笑道，“你昨天晚上在北师大，把'二月兵变’的问题挑明了，向群众宣布了，林副主席很高兴，他让我向您问候。”“这也是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做的。”康生谦虚地说。
林彪正发愁怎样才能把他五一八讲话中有关政变经的精神落实在某个人的头上。现在好了，康生把它落实了。只要不断扩大战果，就能打到心腹大患贺龙身上。
5月18日，林彪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挖掉。要开杀戒。”
那时，林彪的一个死对头罗瑞卿已经被打倒，下一个目标是贺龙。
1966年8月25日，毫无提防的贺龙，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莫明其妙地被打倒了。
康生落井下石，诬陷贺龙在北郊修了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说体委就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的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名将贺龙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离开了人世。
贺龙去世后，康生又进一步在林彪身上作了一次投资。此时的林彪，地位有了，权也有了，只是他的著作还没问世。康生立刻把在中央党校的心腹叫来，以命令的口吻道：“你们要把林彪文集印出来，规格同毛泽东选集一样，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时间要抓紧，争分夺秒，越快越好。要挑选些政治上靠得住的人，对外要绝对保密。”
经过一年多功夫，《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林彪文集”四个大字烫金。印完了，他把样书恭恭敬敬地呈送给林彪。但他并不马上发行，他要见机而动，留条后路。
康生的老谋深算应验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篡权阴谋败露而机毁人亡。
残害刘少奇的主谋
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批判刘少奇的风潮兴起。康生权衡利弊，把自己的斗争目标也指向了刘少奇，在许多场合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还在白区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就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是执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他根本不是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1964年，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相对抗。
聂元梓风风火火，为康生组织了许多荒诞的材料。为了彻底打击刘少奇，并讨好江青，康生又在王光美身上打起主意。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国访问，江青嫉妒得七窍生烟。有一段小插曲：王光美出国前，江青曾给她建议佩戴一串什么项链，王光美没听她的，得罪了第一夫人。于是便有“文革”中被游斗的王光美脖子上被挂了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的奇景。
有一天，康生同江青商量：“对王光美也应该动手了。”
江青愤愤地说：“不把她打成敌我矛盾，我死都不瞑目。”
安什么罪名呢﹖“有了”康生心生一计，“她上过旧大学，又在国统区呆过，定特务吧”“对”江青赞同说，“他们夫妻俩，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特务，天老爷也救不了他们”
康生立刻命令专案组千方百计找材料。专案人员通宵达旦地找人来进行逼供，但仍然毫无所得。一天晚上，康生、江青把专案组找来汇报情况。“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专案人员小心翼翼地看着康生的脸色说。
“什么基本上，”江青一摆手，“她就是美特、日特、国特康老，由你改写一个报告吧。”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正式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决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把病危的刘少奇押送到开封监狱。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刘少奇全身代谢已经紊乱，排尿非常困难，身体浮肿。但专案组和红卫兵还不断对他进行审讯。他紧闭双眼，不予回答。不到一个月，刘少奇悄然病逝于狱中。死后，康生连骨灰都不让遗留。多亏一位殡仪馆的焚尸工人，觉得事情很跷蹊，偷偷地将骨灰留了下来。
动乱结束后被赶出八宝山
历史是公正的。林彪、“四人帮”走上了他们的末路，康生也终究原形毕露。
本来八宝山骨灰堂的西一室、西副一室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骨灰安放的地方。但康生1975年死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阴谋家的骨灰却堂而皇之存放在骨灰堂显赫位置。
“文革”还未结束，来骨灰堂扫墓的老干部子女们看到康生骨灰也放在这里，便恨起心头，但敢怒不敢言。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期压抑在老干部家属心中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他们看到阴谋家康生的骨灰竟和革命功臣的骨灰放在一起，想到亲人被他迫害致死的惨状，不禁怒火中烧，愤愤地用硬币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罩上打上一个一个×。
当服务员清扫西一室卫生时，发现康生的骨灰盒上那些露出白色的木头本色，不得不立即上报。公墓领导逐级上报，但一直未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明确答复，只好维持现状。
以后接踵到西一室扫墓的老干部家属们，见到康生的骨灰被人划了，顿觉大快人心，但仍不解恨，便愤愤地向康生的骨灰罩上吐口水。
康生骨灰今日之下场，犹如杭州岳飞坟前卖国贼秦桧的石像一样，被千人唾万人骂。
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找到骨灰堂和公墓的负责人，反对和抗议将康生的骨灰存放在这里。八宝山公墓也无权将康生的骨灰随便迁出，只好及时向上级汇报情况，反映群众呼声。
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中央组织部终于正式作出决定，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迁出骨灰堂。
服务员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从西一室取出，放到一间存放杂物的小屋等待他们的家人前来领取。服务员们如释重负，终于甩掉了这两个包袱，骨灰堂又恢复了它圣洁的面貌。
（据《八宝山纪实》 文/何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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