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辽宁低保标准:温铁军教授合肥讲座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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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教授合肥讲座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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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arpenter1983.blogbus.com/logs/29517928.html 题目：从三农到三治——现阶段农村社会发展问题 报告人：温铁军（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时间：2008年9月21日14：00——16：30 地点：合肥稻香楼，纪念农村改革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农经学会2008年年会 文字记录整理：东方木匠 一、八十年代是中国农村的黄金发展期 八十年代是中国农村的黄金发展期。什么是发展？发展就是将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将发展中的要素增值进行分配的过程。有利于人民的、以人民为本的分配过程就是好的改革。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是好的改革，因而有理由得到我们的纪念和认可。直到1985年城市改革正式启动之前的八十年代的前半期，农民收入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都大幅增长，城乡收入比一直呈下降趋势。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是切实促进农民增收的改革，是真正的农村内需拉动起来的改革，是农民自觉将资源转化为资本、进行自我资本化和开始农业资本原始积累的改革。 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新老古典主义，都高度重视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在生产力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三要素源源不断持续涌动的增长和发展，就是增长和发展的黄金时期。 90年代后，圈地潮起；新世纪以来，占地风行。农业资本萎缩，农村金融失血，农业用地锐减，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村改革遭遇到新的困难。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都面临着或曾经面临过三农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三农问题是普世的；中国严峻的人地矛盾、中国特殊的国家体制，使中国的三农问题也的确面临特殊的挑战。 农村改革以来，九亿多农民、两亿多农户，规模如此之大的一个群体开始走进市场。缺乏组织、谈判和竞价能力的单个农户面临着庞大的市场和庞大的政府，不可能形成正常的契约关系。勉强为之，也只能是一种不可维护型契约，必须凭借超市场力量甚至暴力来维持。 在座的有一些在当初的农村改革实践和农村改革理论研究过程中披荆斩棘、戮力前行的老前辈、老领导、老同志。其实你们当初也很清楚地预见到，这场改革说到底，就是“复辟了小农经济”。这是马克思讲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它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深厚的根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有落后之处，但也十分顽强。历史显示了恢复小农生产方式带给农民的巨大解放和释放出的能量，当然随着时间发展也会暴露出这种模式一直存在着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已经转为更严峻的三治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本世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先后颁布过两批连续五年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有好事者专门进行了文字上的量化分析，发现两者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别的。第一轮的五个一号文件中共使用了38个“可以、可以、也可以”、“允许、允许、还允许”，而第二轮的五个一号文件中这些措辞大多为“必须、必须、再必须”所替代。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实质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放权、让步，允许尝试，允许试错。当然，新世纪面临着地方政府坐大以后形成的政令不通的新情况。 如果说大包干是恢复了乡土中国、小农村舍的经济基础，那么我们就应当清楚这样的一种分散、自由的经济基础需要什么样的上层建筑。 我们让农民拿钱而且是越来越多地拿钱来支撑一个我们强加于其上的不合时宜、不堪重负且在财政上缺乏弹性的上层建筑，农民的处境就会越来越差，农村改革的成果就会被慢慢反噬。你要建立一个上层建筑，你又不肯付费，于是乎每一个红头文件都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枷锁。乡土中国、小农村舍所对应的是一种乡规民约弱政府的非规范性制度结构，你不是不清楚，但你还在那里大呼“警力不足”、“刁民太多”。 不论何种主义和意识形态，它所建立的上层建筑都会因成本过高无法支付而产生三治问题，即村治、乡治、县治问题。我在十多年前曾经在文章中提出“三农问题”，我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正在演变为更加严峻的三治问题。 三、转型期农村生产三要素的演变 前面谈及生产三要素。在三要素之中，假如农业资本趋零，看不见的手会怎样作用？这在西方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在中国确实如此。1959年，作为“宗主国”的苏联中断了其对“（半）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中国的投资，同年，人民公社化运动进入高潮。人民公社运动自有其复杂的因素，但我认为苏联撤资与人民公社化高潮之间并不是一种巧合。这是将原本就很稀薄的农业资本打压殆尽，而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地矛盾也开始出现——这是新中国人口政策的影响，那么相对而言最不稀缺的投入要素就是劳动。 所以我一贯主张我们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一定要回溯整个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在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国家工业化目标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充当了为更高级的第二产业提供基础同时也付出代价的角色。当时所兴建的一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依赖的主要都是大规模劳动力投入的人海战术。劳动这个要素最丰富。而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在生产队中，所有人都更愿意到工地上去参与这些工程建设而不愿留在公社，积极性非常高。这当然不是工地的“报酬”更高或者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更高，仅仅是因为工地是能够管你吃饱饭的，吃不饱你是干不动活儿的。公社的均分制度看上去很美，相对来讲填不饱肚子。 改革以后，到今天，农业劳动力不再集中投入，而是分散劳动、分散经营了。张五常先生最近讲这是“最好的制度”、“最自由的制度”、“对资本而言最自由的制度”。撇开价值判断，客观地说，五常先生这个描述是客观的。因为即令在西方国家，资本在与劳动的博弈中，也未必能够拥有我们这样的绝对优势，也还会受到来自法律和其他方面的约束，而绝达不到无所禁忌的程度。 1989至1992年经济停滞和倒退。90年代初已经坐大的地方政府开始大肆征占土地，这叫做“以地生财”。20世纪初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开始大举负债拿地，转而以招商引资的方式批出，这样一股大潮至今仍如滔滔洪水一般泛滥着。这一模式的实质叫做“以地套现”。 整个九十年代是中国金融业迅速发展的阶段。货币增发的速度开始以超越GDP增长的速度向前滚动，到最近两者的比率已经接近于2：1。经济货币化、金融深化带来资本的扩张，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资本开始以一种独立于实体经济的强大力量反过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流动。货币追求的是流动性获利，资本追求的是最大化的流动性获利（套现）。因而货币和资本必定向流动性最强的领域趋之若鹜，形成金融高地；反之，那些流动性不强和贫瘠的领域，就必定为资本和货币所抛弃，形成金融失血。农业，由于其生产和劳动的显著的季节性特征，使得其交易也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对于急不可耐的货币和资本而言，这是巨大的时间损失，缺乏流动性，缺乏投资价值。农村金融在八十年代初的短暂积累之后一直外流，这是资本的秉性使然。对于这一点，早在民国时期的农业经济学者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他们明确地指出小农经济与高利贷是孪生兄弟（高利贷的利率就是货币的价格，反映了货币在农村的稀缺程度），进而指出正规金融进入农村十分困难。现在一直存在的中小企业贷款难，其实与农民贷款难同理。 资本是极度稀缺要素，土地在现下也成了高度稀缺要素，相对过剩的、价值最低的仍然是劳动。我们不要对农业劳动力的回流感到好奇，自打1989年开始出现第一波农民务工潮之后，近二十年来，农业进城务工劳动力向农村的回流从未间断。你们看城里的小饭馆贴的招工启示上也都赫然写着“十八岁左右，身材靓丽女性”，在劳动力过剩的大背景下，进城务工农民确实存在着年龄阶段的特征。我们把这叫做“掐草尖”——黄金年龄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这还暂不论及各种制度上的户籍排斥因素。 四、农民的反抗 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行为方式让中国进入一个高投入、高负债、高增长的时代。由于根本摸不清楚全国的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积累了多大的负债规模，使得中央的每一次宏观调控都必须投鼠忌器。 每一次高增长都带来高土地征占和严重的治理危机。这不独是此时此地的特例，在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民国也有过一轮黄金发展期，同样形成了农村三要素的大幅流出和农村的治理危机。中国***有幸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这场农村危机中，引导中国农民走上土地革命战争的暴力反抗道路，完成了一次新的农民起义，改写了历史。 建国后还有没有类似的危机呢？当然有。1954年至1957年间，由于对强制性合作化运动这种上层建筑的硬性摊派的不满，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农民反抗，甚至于1956年发生了农民打砸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的事件。 改革开放以后，这类事件也存在，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只举一个我在最近研究中统计的数字，1993年至2005年农村抗暴运动或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次数增长了十倍。 我最近几年先后考察过尼泊尔、印度、孟加拉、墨西哥等国家的农民游击区。现在显示的这张照片中，左边的那个高个子年轻人，他的父亲当初就是带领农民反抗政府的领头者，后来被杀，他子承父业；右边那个是当地警察负责人。现在他们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了。这些暴力冲突大多发生在地主、或政府对农民剥削率较高的地区，发生在乡土社会自然秩序破坏之后所建立的上层建筑过于刚性的地区。 最近国内贵州、云南等地发生了一些大型事件。我特意看了国内一些政治学者的研究和评论，很有意思，很受启发。他们发现，城市暴力事件的参与者往往是与事件本身貌似毫无关联的群体，因而是“非理性参与”。这一点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大体相同。李昌平当初有一句话讲得不错，他说如果将来三农问题爆发，那一定是发生在城市。不关注三农，不关注三治，就会产生贫困和暴力的空间平移。 五、关于财政问题 财政问题最近是个热点。我并不想、也没有兴趣从意识形态角度争论。这里想提醒的是，我们的很多问题在财政收入占比降到历史低点（10%）的时候爆发出来，比如军队走私、军队经商、打白条、乡镇财政问题等等，这恐怕并不是偶然的。 北欧福利国家中算是左翼的瑞典，其财政收入占比为61%，丹麦挪威是58%；中左的德国，其社会福利国家模式下，40%；右翼的英美诸国，也在30%左右。 我们当然要警惕在我国现在体制性问题错综复杂、一切皆有可能的情况下财政占比过大对国民财富的挤出，但是也需要注意财政占比过低也会产生严重问题。 六、三治的历史典范 时间不多了，最后稍讲一讲，如何达到好的三治。详细的阐述见书面论文。这里我讲三个例子就可以了。 我们最近百年间的历史上有没有成功的三治典范？有的。 村治：看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的试验，它没有失败，而是被抗日战争的不可抗力所打断。 【梁漱溟资料——记录者注】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到过邹平几次，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 乡治（镇治）：看卢作孚二三十年代在四川的镇治。以和平红利形成资本，以实业创富发展社会公益。 【卢作孚资料——记录者注】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唯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 县治：看张謇在上世纪初在南通的经营。 【张謇资料——记录者注】张謇身处清王朝崩溃与北洋政府执政的混乱时代，“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 。张謇是一个有抱负、务实、进取的人，回归后潜心建设地方，他所从事的社会事业涉及很多方面：—创工厂。自1895年开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重要企业。—开农垦。1901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对沿海滩涂进行开发；大兴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农田水利，建立产棉基地，发展农业；其后又办了大有晋、大赉、大豫和大丰等盐垦公司。淮南盐垦事业是张謇倡导和亲自参与下兴起的。1901年秋，张謇创立通海垦牧公司，以通州垦牧公司为榜样，自1915年起，在短短数年中，掀起了废灶兴垦、大办农垦公司的热潮。至1936年，在南起吕四、北至陈家港，纵长七百余里，宽横数十里不等，总面积约36700平方里的黄海滩涂草荡上，先后办起了有正式名称的垦殖企业42家，加上派生的小公司约77家。淮南盐垦是前无古人的极其艰苦的事业。垦区全系沿海荒滩，"惟仰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而已"。当涨潮时，草荡被海水全部淹没，一片汪洋。在海水未被淹没地区，土壤也含盐极重，仅能长些蒿草。每逢狂风大潮，巨浪滔天，海水远袭内陆，凡被海水淹没过的土地，三年内寸草不生。大潮更危及灶民、垦民生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又无雄厚资金和官方资助，没有远大目标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垦殖事业是不可想象的。—发展交通。本着“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的思想，张謇辟道路、兴河运，1901年创立大生轮船公司（到1918年，公司有小轮20艘，行驶于以南通为中心所辟的10条行道上，沟通南北水网）；1904年建设天生港及其码头仓库，开通通申线接轨上海；为了加强唐闸与港区之间的联系，张謇还修建了港闸公路，等等。—修水利。南通一带屡有水患，张謇遂以私人身份聘请荷兰索格、比利时贝龙德、瑞典海德里、美国葛雷夫各国水利专家，商讨南通治水策略，运用科技治水，修堤筑崨并举。—办教育。张謇言“欲雪国耻而不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张謇开展的城市文化教育建设主要包括：1902年自筹资金建设通州师范学校，翌年建成；1905年建翰墨林印书馆；1909～1912年办商业与医学两所专门学校；1914年建图书馆等。此外，张謇还振兴商业、改善环境、推动市政建设，筹建电厂、电灯电话公司等等，集多方面的成就于南通一地，开花结果，泽及后代，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了不起的“早期现代化试验”。 我们并非没有良治的例子，只是一直入不得主流法眼而已。 总结我的观点：三要素净流出的现状不改善，特别是农村资本短缺的现状不改善，三农问题就很难解决。而三要素的改善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政治体制的变革，政治治理的改善。 评论部分 顾益康（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农村改革给了农民更大的自由。但更重要的是自由之后如何去使用这种自由权利，如何选择。浙江在人均不足四分地的情况下走单一结构的种粮，那他比不过安徽、也比不过东北。多渠道、多元化的创富模式，是浙江的成功之处。 吴镕（江苏省农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中共南通市委书记）：财政的两个占比提高，中央财政最好过，乡镇财政最难过。有钱的国家没有那么多人，人多的国家没有那么多钱，有钱又人多的国家议会程序麻烦，只有我们这样的集权国家有胆量、也有条件可以如此低成本地做很多事情，包括剥夺农民。 焦守田（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人均收入8万以下的城市居民就可以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4000多每平，市场价则是9000多每平。我们应该把农民财产权、发展权还给农民。什么是财产权？你城市里的人可以在住房上享受补贴，甚至于房子还能上市交易，而农民自己亲手盖的房子，却没办法流通，因为房子下面的那块宅基地被认为是不属于他的，而这一法律依据的源泉居然是来自1962年的《农业六十条》。什么是发展权？房屋、土地的开发为什么必须要经过开发商？应当允许农民自己也有开发的权利。 多年以来，有些领域的改革没有进步，是在退步。比如金融领域的改革就基本是失败的。且不说呆坏账问题，单说农民借款，你明知道现行政策下他没有财产，你要他用财产抵押，这是什么意思呢？ 三个代表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但其实也不应该排斥各个阶层的人民可以有自己组织起来维护基本权益的权利。撇开农民代表比例在人大代表中的不相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农民组织是应该的。 户籍制度应当有条件废止了。 温铁军回应 感谢诸位的评论。做一个简短回应。 第一，刚才老顾讲浙江经验很好。总结一个区域的发展经验，并试图提炼出普世性的模式，是比较困难的。其实大家想想浙江八十年代起步的时候，浙南和浙北也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说走的路径最初也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八十年代我陪同世界银行考察团一路考察浙江时，他们对我说，这和我们欧洲中世纪的社会转型不是一样的吗？我没有回答，这种说法在当时还是个忌讳。 如果我来做这个区域研究，我更感兴趣的倒是，浙南的共富现象是怎么形成的？温州的人民银行行长曾对我讲，温州80%的资金是游离于银行系统之外体外运行的。金融方面流动性的充裕、资本的自由流动对于平抑部门间、产业间的回报率差异有很大的好处，客观上起到了平衡收入分配和产业利润平均化的作用。这个作用延展的结果就是共富。单一权力结构决定的官方金融体系，做不到这一点。 第二，吴老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前辈。您说的很对。不过我注意到，如果仅从中央政府的意愿来观察，正是从1999年左右财政占比有了明显的恢复性增长之后，国家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规划的起草过程中相继公开提出“公共财政”、“财政以人为本”的说法；2003年财政占比到20%的时候，开始提出“二次分配保公平”、“阳光财政”。***在那之后提出对新增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县以下农村投入。当然这并没有落实。原因也很简单，利益集团的左右。利益集团在哪里？那十几个负责新农村建设的部委，不都是利益集团吗？哪个没有特殊利益？ 我最近做了一点数据的研究，过去的八年时间中我们累积进行了40多万亿的建设投资，其中用于制造业的91000亿，用于房地产的90000亿，用于农业的有多少？5000多亿而已。 第三，老焦的问题。先顺便回答刚才几个朋友的问题。关于粮食安全，谁之责？这首先应该弄明白。否则，等出现问题的时候，向谁问责呢？是农民吗？还是省市县乡？农民当然是投入主体，但是如果不仅是产业间收益悬殊，兼业、务工收入更具优势，而且即便在产业内部，种粮、种菜、种果比较收益也相差极大，那农民选择不种粮少种粮就是经济合理的，怪不得他。 其次是关于占地。我们首先要反思我们现在的土地估价方式是否有问题。土地的农民收入保障功能计算了吗？土地的生态涵养功能计算了吗？土地的粮食安全功能计算了吗？土地的文化教育功能计算了吗？单一的以GDP意义上的价值来估量土地的价值，不考虑这么多机会成本，是很不合理的。 再说户籍制度。我们农经学界，还有其他很多学科的人士都在讲户籍问题，我以前讲城乡二元结构也很随便。开开口很容易啊，但是现实是复杂的。你接触的部门越多，掌握的材料越多，越感觉问题复杂，越不敢简单做结论。户籍制度是一个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经济问题，但它也涉及到环境、生态问题，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考虑过。因此我们必须具体地讨论，不能大草包肚子满口没牙口无遮拦。 我看过北京市一个科研机构的一份比较权威的研究材料，他们经过估算认为，第二条南水北调线路竣工后，北京市城市生活用水能够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是1700万，现在北京是1690万。呵呵，这就是现实。北京的土壤沙化，盐碱化。其实何止北京，以北京为中心的整个华北平原已经普遍陷入这个严重的水资源困境之中了！石家庄，他的地下水超采率达到70%，这是个什么概念？地下水超采率达到40%以上就是严重超采，70%意味着涸泽而渔，将可能永久性丧失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这是慢性自杀。至于这种资源危机会在一代人、两代人还是更短的时间内爆发，我不知道，但我确实很不乐观。 补充发言 王永作（江苏省农业厅研究员）：我给温老师刚才提到的两点补充一些数据支持。 第一，土地定价问题确实很重要。农村改革三十年间，真正有利于农村的土地流转， 有利于增强农村自我资本化能力的土地出让究竟有多少？江苏省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中，土地流转全部用于农村乡镇企业的自我发展，这确实是黄金十年；第二个十年，土地出让让农村损失1000多亿；第三个十年，这一数字达到9600亿。 第二，土地的生态功能非常重要。一定规模（具体数据没听清——记录者注）的水稻在夏天产生的蒸腾作用可以使周边城市气温下降3到5度。这个价值并没有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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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arpenter1983.blogbus.com/logs/29517928.html 题目：从三农到三治——现阶段农村社会发展问题 报告人：温铁军（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时间：2008年9月21日14：00——16：30 地点：合肥稻香楼，纪念农村改革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农经学会2008年年会 文字记录整理：东方木匠 一、八十年代是中国农村的黄金发展期 八十年代是中国农村的黄金发展期。什么是发展？发展就是将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将发展中的要素增值进行分配的过程。有利于人民的、以人民为本的分配过程就是好的改革。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是好的改革，因而有理由得到我们的纪念和认可。直到1985年城市改革正式启动之前的八十年代的前半期，农民收入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都大幅增长，城乡收入比一直呈下降趋势。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是切实促进农民增收的改革，是真正的农村内需拉动起来的改革，是农民自觉将资源转化为资本、进行自我资本化和开始农业资本原始积累的改革。 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新老古典主义，都高度重视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在生产力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三要素源源不断持续涌动的增长和发展，就是增长和发展的黄金时期。 90年代后，圈地潮起；新世纪以来，占地风行。农业资本萎缩，农村金融失血，农业用地锐减，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村改革遭遇到新的困难。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都面临着或曾经面临过三农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三农问题是普世的；中国严峻的人地矛盾、中国特殊的国家体制，使中国的三农问题也的确面临特殊的挑战。 农村改革以来，九亿多农民、两亿多农户，规模如此之大的一个群体开始走进市场。缺乏组织、谈判和竞价能力的单个农户面临着庞大的市场和庞大的政府，不可能形成正常的契约关系。勉强为之，也只能是一种不可维护型契约，必须凭借超市场力量甚至暴力来维持。 在座的有一些在当初的农村改革实践和农村改革理论研究过程中披荆斩棘、戮力前行的老前辈、老领导、老同志。其实你们当初也很清楚地预见到，这场改革说到底，就是“复辟了小农经济”。这是马克思讲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它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深厚的根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有落后之处，但也十分顽强。历史显示了恢复小农生产方式带给农民的巨大解放和释放出的能量，当然随着时间发展也会暴露出这种模式一直存在着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已经转为更严峻的三治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本世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先后颁布过两批连续五年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有好事者专门进行了文字上的量化分析，发现两者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别的。第一轮的五个一号文件中共使用了38个“可以、可以、也可以”、“允许、允许、还允许”，而第二轮的五个一号文件中这些措辞大多为“必须、必须、再必须”所替代。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实质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放权、让步，允许尝试，允许试错。当然，新世纪面临着地方政府坐大以后形成的政令不通的新情况。 如果说大包干是恢复了乡土中国、小农村舍的经济基础，那么我们就应当清楚这样的一种分散、自由的经济基础需要什么样的上层建筑。 我们让农民拿钱而且是越来越多地拿钱来支撑一个我们强加于其上的不合时宜、不堪重负且在财政上缺乏弹性的上层建筑，农民的处境就会越来越差，农村改革的成果就会被慢慢反噬。你要建立一个上层建筑，你又不肯付费，于是乎每一个红头文件都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枷锁。乡土中国、小农村舍所对应的是一种乡规民约弱政府的非规范性制度结构，你不是不清楚，但你还在那里大呼“警力不足”、“刁民太多”。 不论何种主义和意识形态，它所建立的上层建筑都会因成本过高无法支付而产生三治问题，即村治、乡治、县治问题。我在十多年前曾经在文章中提出“三农问题”，我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正在演变为更加严峻的三治问题。 三、转型期农村生产三要素的演变 前面谈及生产三要素。在三要素之中，假如农业资本趋零，看不见的手会怎样作用？这在西方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在中国确实如此。1959年，作为“宗主国”的苏联中断了其对“（半）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中国的投资，同年，人民公社化运动进入高潮。人民公社运动自有其复杂的因素，但我认为苏联撤资与人民公社化高潮之间并不是一种巧合。这是将原本就很稀薄的农业资本打压殆尽，而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地矛盾也开始出现——这是新中国人口政策的影响，那么相对而言最不稀缺的投入要素就是劳动。 所以我一贯主张我们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一定要回溯整个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在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国家工业化目标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充当了为更高级的第二产业提供基础同时也付出代价的角色。当时所兴建的一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依赖的主要都是大规模劳动力投入的人海战术。劳动这个要素最丰富。而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在生产队中，所有人都更愿意到工地上去参与这些工程建设而不愿留在公社，积极性非常高。这当然不是工地的“报酬”更高或者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更高，仅仅是因为工地是能够管你吃饱饭的，吃不饱你是干不动活儿的。公社的均分制度看上去很美，相对来讲填不饱肚子。 改革以后，到今天，农业劳动力不再集中投入，而是分散劳动、分散经营了。张五常先生最近讲这是“最好的制度”、“最自由的制度”、“对资本而言最自由的制度”。撇开价值判断，客观地说，五常先生这个描述是客观的。因为即令在西方国家，资本在与劳动的博弈中，也未必能够拥有我们这样的绝对优势，也还会受到来自法律和其他方面的约束，而绝达不到无所禁忌的程度。 1989至1992年经济停滞和倒退。90年代初已经坐大的地方政府开始大肆征占土地，这叫做“以地生财”。20世纪初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开始大举负债拿地，转而以招商引资的方式批出，这样一股大潮至今仍如滔滔洪水一般泛滥着。这一模式的实质叫做“以地套现”。 整个九十年代是中国金融业迅速发展的阶段。货币增发的速度开始以超越GDP增长的速度向前滚动，到最近两者的比率已经接近于2：1。经济货币化、金融深化带来资本的扩张，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资本开始以一种独立于实体经济的强大力量反过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流动。货币追求的是流动性获利，资本追求的是最大化的流动性获利（套现）。因而货币和资本必定向流动性最强的领域趋之若鹜，形成金融高地；反之，那些流动性不强和贫瘠的领域，就必定为资本和货币所抛弃，形成金融失血。农业，由于其生产和劳动的显著的季节性特征，使得其交易也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对于急不可耐的货币和资本而言，这是巨大的时间损失，缺乏流动性，缺乏投资价值。农村金融在八十年代初的短暂积累之后一直外流，这是资本的秉性使然。对于这一点，早在民国时期的农业经济学者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他们明确地指出小农经济与高利贷是孪生兄弟（高利贷的利率就是货币的价格，反映了货币在农村的稀缺程度），进而指出正规金融进入农村十分困难。现在一直存在的中小企业贷款难，其实与农民贷款难同理。 资本是极度稀缺要素，土地在现下也成了高度稀缺要素，相对过剩的、价值最低的仍然是劳动。我们不要对农业劳动力的回流感到好奇，自打1989年开始出现第一波农民务工潮之后，近二十年来，农业进城务工劳动力向农村的回流从未间断。你们看城里的小饭馆贴的招工启示上也都赫然写着“十八岁左右，身材靓丽女性”，在劳动力过剩的大背景下，进城务工农民确实存在着年龄阶段的特征。我们把这叫做“掐草尖”——黄金年龄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这还暂不论及各种制度上的户籍排斥因素。 四、农民的反抗 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行为方式让中国进入一个高投入、高负债、高增长的时代。由于根本摸不清楚全国的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积累了多大的负债规模，使得中央的每一次宏观调控都必须投鼠忌器。 每一次高增长都带来高土地征占和严重的治理危机。这不独是此时此地的特例，在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民国也有过一轮黄金发展期，同样形成了农村三要素的大幅流出和农村的治理危机。中国***有幸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这场农村危机中，引导中国农民走上土地革命战争的暴力反抗道路，完成了一次新的农民起义，改写了历史。 建国后还有没有类似的危机呢？当然有。1954年至1957年间，由于对强制性合作化运动这种上层建筑的硬性摊派的不满，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农民反抗，甚至于1956年发生了农民打砸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的事件。 改革开放以后，这类事件也存在，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只举一个我在最近研究中统计的数字，1993年至2005年农村抗暴运动或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次数增长了十倍。 我最近几年先后考察过尼泊尔、印度、孟加拉、墨西哥等国家的农民游击区。现在显示的这张照片中，左边的那个高个子年轻人，他的父亲当初就是带领农民反抗政府的领头者，后来被杀，他子承父业；右边那个是当地警察负责人。现在他们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了。这些暴力冲突大多发生在地主、或政府对农民剥削率较高的地区，发生在乡土社会自然秩序破坏之后所建立的上层建筑过于刚性的地区。 最近国内贵州、云南等地发生了一些大型事件。我特意看了国内一些政治学者的研究和评论，很有意思，很受启发。他们发现，城市暴力事件的参与者往往是与事件本身貌似毫无关联的群体，因而是“非理性参与”。这一点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大体相同。李昌平当初有一句话讲得不错，他说如果将来三农问题爆发，那一定是发生在城市。不关注三农，不关注三治，就会产生贫困和暴力的空间平移。 五、关于财政问题 财政问题最近是个热点。我并不想、也没有兴趣从意识形态角度争论。这里想提醒的是，我们的很多问题在财政收入占比降到历史低点（10%）的时候爆发出来，比如军队走私、军队经商、打白条、乡镇财政问题等等，这恐怕并不是偶然的。 北欧福利国家中算是左翼的瑞典，其财政收入占比为61%，丹麦挪威是58%；中左的德国，其社会福利国家模式下，40%；右翼的英美诸国，也在30%左右。 我们当然要警惕在我国现在体制性问题错综复杂、一切皆有可能的情况下财政占比过大对国民财富的挤出，但是也需要注意财政占比过低也会产生严重问题。 六、三治的历史典范 时间不多了，最后稍讲一讲，如何达到好的三治。详细的阐述见书面论文。这里我讲三个例子就可以了。 我们最近百年间的历史上有没有成功的三治典范？有的。 村治：看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的试验，它没有失败，而是被抗日战争的不可抗力所打断。 【梁漱溟资料——记录者注】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到过邹平几次，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 乡治（镇治）：看卢作孚二三十年代在四川的镇治。以和平红利形成资本，以实业创富发展社会公益。 【卢作孚资料——记录者注】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唯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 县治：看张謇在上世纪初在南通的经营。 【张謇资料——记录者注】张謇身处清王朝崩溃与北洋政府执政的混乱时代，“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 。张謇是一个有抱负、务实、进取的人，回归后潜心建设地方，他所从事的社会事业涉及很多方面：—创工厂。自1895年开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重要企业。—开农垦。1901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对沿海滩涂进行开发；大兴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农田水利，建立产棉基地，发展农业；其后又办了大有晋、大赉、大豫和大丰等盐垦公司。淮南盐垦事业是张謇倡导和亲自参与下兴起的。1901年秋，张謇创立通海垦牧公司，以通州垦牧公司为榜样，自1915年起，在短短数年中，掀起了废灶兴垦、大办农垦公司的热潮。至1936年，在南起吕四、北至陈家港，纵长七百余里，宽横数十里不等，总面积约36700平方里的黄海滩涂草荡上，先后办起了有正式名称的垦殖企业42家，加上派生的小公司约77家。淮南盐垦是前无古人的极其艰苦的事业。垦区全系沿海荒滩，"惟仰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而已"。当涨潮时，草荡被海水全部淹没，一片汪洋。在海水未被淹没地区，土壤也含盐极重，仅能长些蒿草。每逢狂风大潮，巨浪滔天，海水远袭内陆，凡被海水淹没过的土地，三年内寸草不生。大潮更危及灶民、垦民生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又无雄厚资金和官方资助，没有远大目标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垦殖事业是不可想象的。—发展交通。本着“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的思想，张謇辟道路、兴河运，1901年创立大生轮船公司（到1918年，公司有小轮20艘，行驶于以南通为中心所辟的10条行道上，沟通南北水网）；1904年建设天生港及其码头仓库，开通通申线接轨上海；为了加强唐闸与港区之间的联系，张謇还修建了港闸公路，等等。—修水利。南通一带屡有水患，张謇遂以私人身份聘请荷兰索格、比利时贝龙德、瑞典海德里、美国葛雷夫各国水利专家，商讨南通治水策略，运用科技治水，修堤筑崨并举。—办教育。张謇言“欲雪国耻而不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张謇开展的城市文化教育建设主要包括：1902年自筹资金建设通州师范学校，翌年建成；1905年建翰墨林印书馆；1909～1912年办商业与医学两所专门学校；1914年建图书馆等。此外，张謇还振兴商业、改善环境、推动市政建设，筹建电厂、电灯电话公司等等，集多方面的成就于南通一地，开花结果，泽及后代，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了不起的“早期现代化试验”。 我们并非没有良治的例子，只是一直入不得主流法眼而已。 总结我的观点：三要素净流出的现状不改善，特别是农村资本短缺的现状不改善，三农问题就很难解决。而三要素的改善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政治体制的变革，政治治理的改善。 评论部分 顾益康（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农村改革给了农民更大的自由。但更重要的是自由之后如何去使用这种自由权利，如何选择。浙江在人均不足四分地的情况下走单一结构的种粮，那他比不过安徽、也比不过东北。多渠道、多元化的创富模式，是浙江的成功之处。 吴镕（江苏省农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中共南通市委书记）：财政的两个占比提高，中央财政最好过，乡镇财政最难过。有钱的国家没有那么多人，人多的国家没有那么多钱，有钱又人多的国家议会程序麻烦，只有我们这样的集权国家有胆量、也有条件可以如此低成本地做很多事情，包括剥夺农民。 焦守田（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人均收入8万以下的城市居民就可以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4000多每平，市场价则是9000多每平。我们应该把农民财产权、发展权还给农民。什么是财产权？你城市里的人可以在住房上享受补贴，甚至于房子还能上市交易，而农民自己亲手盖的房子，却没办法流通，因为房子下面的那块宅基地被认为是不属于他的，而这一法律依据的源泉居然是来自1962年的《农业六十条》。什么是发展权？房屋、土地的开发为什么必须要经过开发商？应当允许农民自己也有开发的权利。 多年以来，有些领域的改革没有进步，是在退步。比如金融领域的改革就基本是失败的。且不说呆坏账问题，单说农民借款，你明知道现行政策下他没有财产，你要他用财产抵押，这是什么意思呢？ 三个代表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但其实也不应该排斥各个阶层的人民可以有自己组织起来维护基本权益的权利。撇开农民代表比例在人大代表中的不相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农民组织是应该的。 户籍制度应当有条件废止了。 温铁军回应 感谢诸位的评论。做一个简短回应。 第一，刚才老顾讲浙江经验很好。总结一个区域的发展经验，并试图提炼出普世性的模式，是比较困难的。其实大家想想浙江八十年代起步的时候，浙南和浙北也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说走的路径最初也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八十年代我陪同世界银行考察团一路考察浙江时，他们对我说，这和我们欧洲中世纪的社会转型不是一样的吗？我没有回答，这种说法在当时还是个忌讳。 如果我来做这个区域研究，我更感兴趣的倒是，浙南的共富现象是怎么形成的？温州的人民银行行长曾对我讲，温州80%的资金是游离于银行系统之外体外运行的。金融方面流动性的充裕、资本的自由流动对于平抑部门间、产业间的回报率差异有很大的好处，客观上起到了平衡收入分配和产业利润平均化的作用。这个作用延展的结果就是共富。单一权力结构决定的官方金融体系，做不到这一点。 第二，吴老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前辈。您说的很对。不过我注意到，如果仅从中央政府的意愿来观察，正是从1999年左右财政占比有了明显的恢复性增长之后，国家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规划的起草过程中相继公开提出“公共财政”、“财政以人为本”的说法；2003年财政占比到20%的时候，开始提出“二次分配保公平”、“阳光财政”。***在那之后提出对新增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县以下农村投入。当然这并没有落实。原因也很简单，利益集团的左右。利益集团在哪里？那十几个负责新农村建设的部委，不都是利益集团吗？哪个没有特殊利益？ 我最近做了一点数据的研究，过去的八年时间中我们累积进行了40多万亿的建设投资，其中用于制造业的91000亿，用于房地产的90000亿，用于农业的有多少？5000多亿而已。 第三，老焦的问题。先顺便回答刚才几个朋友的问题。关于粮食安全，谁之责？这首先应该弄明白。否则，等出现问题的时候，向谁问责呢？是农民吗？还是省市县乡？农民当然是投入主体，但是如果不仅是产业间收益悬殊，兼业、务工收入更具优势，而且即便在产业内部，种粮、种菜、种果比较收益也相差极大，那农民选择不种粮少种粮就是经济合理的，怪不得他。 其次是关于占地。我们首先要反思我们现在的土地估价方式是否有问题。土地的农民收入保障功能计算了吗？土地的生态涵养功能计算了吗？土地的粮食安全功能计算了吗？土地的文化教育功能计算了吗？单一的以GDP意义上的价值来估量土地的价值，不考虑这么多机会成本，是很不合理的。 再说户籍制度。我们农经学界，还有其他很多学科的人士都在讲户籍问题，我以前讲城乡二元结构也很随便。开开口很容易啊，但是现实是复杂的。你接触的部门越多，掌握的材料越多，越感觉问题复杂，越不敢简单做结论。户籍制度是一个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经济问题，但它也涉及到环境、生态问题，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考虑过。因此我们必须具体地讨论，不能大草包肚子满口没牙口无遮拦。 我看过北京市一个科研机构的一份比较权威的研究材料，他们经过估算认为，第二条南水北调线路竣工后，北京市城市生活用水能够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是1700万，现在北京是1690万。呵呵，这就是现实。北京的土壤沙化，盐碱化。其实何止北京，以北京为中心的整个华北平原已经普遍陷入这个严重的水资源困境之中了！石家庄，他的地下水超采率达到70%，这是个什么概念？地下水超采率达到40%以上就是严重超采，70%意味着涸泽而渔，将可能永久性丧失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这是慢性自杀。至于这种资源危机会在一代人、两代人还是更短的时间内爆发，我不知道，但我确实很不乐观。 补充发言 王永作（江苏省农业厅研究员）：我给温老师刚才提到的两点补充一些数据支持。 第一，土地定价问题确实很重要。农村改革三十年间，真正有利于农村的土地流转， 有利于增强农村自我资本化能力的土地出让究竟有多少？江苏省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中，土地流转全部用于农村乡镇企业的自我发展，这确实是黄金十年；第二个十年，土地出让让农村损失1000多亿；第三个十年，这一数字达到9600亿。 第二，土地的生态功能非常重要。一定规模（具体数据没听清——记录者注）的水稻在夏天产生的蒸腾作用可以使周边城市气温下降3到5度。这个价值并没有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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