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乾隆玉器缓慢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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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玉器的发展与上述美术和工艺的情况不同,它的高潮出现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前后。自乾隆二十五年始,回部每年向内廷贡玉四千斤。私贩玉料难以估其数量,仅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勾结商人张銮私运叶尔羌玉至苏州,一次交易即可获利十二万八千余两之巨。但这也为清代玉器的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经过乾隆帝直接干预下20余年的大量制作,到了乾隆五十年前后,玉器工艺终于发展至高峰。乾隆帝本人独钟玉器,或者说他是一位玉器迷也不为过分。他不仅迷恋玉器,收藏玉器,还考证古玉,并对苏州专诸巷玉器制造业的不良倾向进行批评,加以匡正。他的御制诗文约40000余首,其中涉及玉器(包括古玉、仿古玉、时作玉)的御制诗文就达800余首。《清档》中也载录了不少乾隆帝有关玉器的谕旨及涉及玉器的条文,提示了乾隆朝玉器的发展脉络。乾隆早期沿用了一些雍正朝的老玉匠,据《清档》所记,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新来玉匠有陈直嘉、王斌、鲍有信3人;雍正七年年希尧又送来玉匠杜志通、姚宗仁、韩士良等3人;雍正九年五月十九日见于《内务府总管定得匠役花名银两数目》中有玉匠邹学文、杜志通、姚宗仁、鲍有信、王斌、陈直嘉等6人。按常理,此6名玉匠均可过渡到乾隆朝,成为其早期碾玉工匠。见诸《清档》档文的乾隆朝玉匠有邹景德、姚宗仁、陈宜嘉,张君选、鲍德义、贾文远、张德绍、蒋均德、平七、朱彩、金振寰、顾觐光、朱玉章、沈瑞龙、李均章、吴载岳、王振伦、庄秀林、姚肇基、顾位西、王尔玺、陈秀章、朱鸣岐、李国瑞、王嘉令,朱时云、朱永瑞、朱光佐、朱仁方等29位匠师,此外尚有六十三、七十五、六十一等披甲旗人工匠。造办处玉作(金玉作)经常保持5—6人的规模为皇帝碾玉,遇到紧急的大量玉器制作任务时还要从苏州织造调进工匠完成。雍正朝内廷玉器碾作仅限于玉作;乾隆朝内廷玉器造办由金玉作扩‘至苏州织造,再扩至长芦、江宁、杭州、淮关、凤阳、扬州等共8处。乾隆初年碾玉件数少,工期甚长。乾隆二年五月十一日未做完的玉器有白玉太平如意(“万年太平如意”铭)、碧玉双友瓶。乾隆三年九月三十日将库贮白玉石子一件劄(zha)下白玉大小二块,乾隆帝口谕:“将白玉石子一块交与海保,随玉形大小令伊酌量做一器皿,不可做小了。其剩下回残玉着伊亦酌量应做何物用,其余割下大小二块交造办处作材料用。”这是首见的内廷向苏州织造衙门作坊发下玉活计的记载。至乾隆七八年间做得白玉凫(fu)蹲(樽)一件及其割下的四块回残玉所碾福禄瓶一、白玉如意一件、白玉舞凤罇一件和白玉龙凤蹲一件。这5件玉器工期共用五六年之久。乾隆六年二月初一日交青玉一块,传旨:“着交玉匠姚宗仁画样呈览。”于当月十六日姚宗仁画得凫罇纸样一张呈览,奉旨准做。二月二十九日面奉上谕:“将此玉一块交织造图拉办作。”于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将图拉送到青玉凫蹲一件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苏州织造承制的青玉凫蹲包括往返路程在内共用6年10个月方得告竣,可知苏州碾玉效率还不够高。仿古玉制作始见于乾隆八年。此年正月二十七日:“太监高玉、胡世杰交《考古图》二本,奉旨:‘将《考古图》二本交与安宁、图拉,按图上选定的玉辟邪二件、躏玉马一件、玄玉骢一件、琥一件、仙人一件共六件,着尔等寻好玉勉力照图上记载之尺寸各仿旧做一件,做得时其玉上系何人成做、何人收藏之处,尔等酌量将古人名字刻于其上,图样并尺寸记载一一详细记下。将此书先送来,其书不可污了。钦此。>此6件仿古玉玩于十一月初七日以前早已完工,命白玉仙人、白玉马俱烧汉玉、配文雅座,碧玉虎配楠木胎漆座,作旧,做矮束腰文雅些座。”本月初八日,胡世杰、张玉交《考古图》一套,传旨:“将做来白玉人、马照《考古图》内颜色烧造。钦此。”十
日奉旨:“将碧玉虎持出,在左腿里怀刻‘十三>,其座仍配秀气些,座上面刻隶字‘宣和御玩>,底面刻篆字‘伯时珍藏>。其白玉仙人留下烧造颜色,白玉马亦持去配座。钦此。”之前,乾隆八年十一月初七日诏命:“着传与安宁、图拉,嗣后再做玉器有仿旧的,必将字样刻上烧造仿旧送来。”这是乾隆帝制造仿古玉——汉玉的首条记录。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一日太监胡世杰交白玉杯一件,传旨:“杯口上着张邦彦画样。钦此。”于本日张邦彦画得回纹如意纸样呈览,奉旨:“着朱彩照样刻做,诗堂亦刻字,底刻‘乾隆御玩>款。钦此。”乾隆十五年七月三十日,太监张永泰交白玉石子一件,传旨:“着姚宗仁画样呈览。钦此。”于八月十一日姚宗仁画得《放鹤图》纸样一张,准后发苏州织造做得。同年七月三十日,姚宗仁还画得题诗纸样一张、英雄纸样一张、阴刻纹道茂叔观莲纸样一张,交苏州织造做得。在这两天内姚宗仁画样共4件,都交苏州织造做得,其加工速度快了很多。乾隆帝对玉器上的款识非常关心,提出严格要求。如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将白玉碗足
内篆得“乾隆御用”款呈览,奉旨:“着交苏州织造安宁处照样刻得阳文字要一分深,如不能或七八厘深。钦此。”于本年十月十二日刻得,呈进讫。这是乾隆十八年及其以后苏州刻款的规律,深至一分或七八厘,篆字人是翰林,这与玻璃上面的“乾隆年制”的楷书和刻字都不同,似有文野之分。从乾隆二十五年起,新疆回部玉贡运进内廷,首先检验、分级、呈览,每年大致制作60余件玉器,分发到织造、厘关、盐政等衙门碾作,造办处金玉作也做几件,乾隆朝皇家玉器的高潮逐渐到来。从乾隆四十一年贡进共二万余斤的六块大玉和之后的九千余斤大玉,至乾隆五十二年琢成大禹治冰山子为高潮。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大禹治水山子、寿山、福海、玉瓮、秋山行66山子以及会昌九老山子等6件大型玉朋山子堪称乾隆朝玉雕的代表和典范,这些大件玉雕山子均富有画意,可谓碾场的画轴,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乾隆朝取得西北军事的胜利,打开通行中亚与北印度的通道,大致于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四年8年内,北印度莫卧儿王朝玉器进入内廷,乾隆帝称其为“痕都断坦”玉器,其意也就是印度地方玉器。它是具有欧洲趣味的伊斯兰文化玉器,乾隆帝十分喜爱,称赞其为“精镌本鬼工”,“细入毛发理,浑无斧凿痕”,“玉既莹净,制薄如纸,良工巧琢,非中土玉工所能仿佛也”,承认清代玉工不及痕都斯坦玉工,“玉宝非求彼,频来却惭吾”,有些无地自容了,一位天朝君主竟然拜倒在地而失去理智。由于乾隆帝的偏爱并提倡仿制,在玉坛上遂形成一股仿痕都斯坦玉器之风,玉肆称其为“番作”,故有仿番作之说,其影响十分深远。
长达60年的乾隆朝玉器在工艺上、艺术上有何特点?首先应了解乾隆帝对全国玉器工艺的评论。乾隆帝认为苏州玉工技术“精练”,北京刻手“草率”,他在御制诗中说“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专诸巷是苏州碾玉业所在地,是一条弄堂,此地“益出妙手”是
对苏州制玉业的由衷肯定和高度评价,由此可知清内廷养心殿造办处玉作工匠大多来自苏州,其原因就是该地“益出妙手”,所以宫廷玉器交给苏州工碾琢。而乾隆帝对苏州玉苑所发生的“追求斤两、纤巧琐碎、俗雕横生、新样泛滥”等不良倾向也绝不姑息,斥之为“玉厄”,不遗余力地对其加以纠正,同时提出“返璞归真”“规仿三代之制”“以古为宗而不邻于俗”“刻镂而不伤古雅”的玉雕艺术理念,具体地落实在仿三代青铜古彝方面,所仿三代鼎、尊、觚、瓶等玉器(图13)占有相当数量。另一个办法就是提倡画意,刻山水、人物、故实、花卉、鸟兽等题材作主要的图案装饰,并大量雕造玉山子,最大者即高达2.24米的大禹治水图山子(图14),小者则如同拳头。这些大大小小的玉山子都是按照画理布局雕造的,如“三远法”(平远、深远、高远)之巧妙运用。山水强调笔墨情趣,人物古雅脱俗,花鸟均用工笔法精雕细刻,几无悖于画理之作。简朴古茂与繁华秀美两种艺术风格并存,具有简朴古茂之风的玉器多为素器或纹饰简约者,大片的玉肌表现了温润莹泽、细腻坚韧的质地美,令赏家神往。这是乾隆朝皇家玉器的主流,当然也有一定的拼凑堆砌、繁琐纤细的缺欠
之处。
乾隆朝美术、工艺美术在我国古代美术、工艺美术的形式美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具独自的和时代的特色,它不仅是最后的辉煌成果并散发着扑鼻的艺术芳香,它也是均衡、稳定、和谐、完美的法则的一种最高体现。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要研究阐发其中幽秘,欣赏、探
讨它的材料美、工艺美及其形式美,不仅是因为其具有的永恒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我们,更是为了学习继承,借古鉴今,弘扬国粹,将新时代的中国美术和工艺美术推向更加辉煌的阶段,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美术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