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招聘求职:不堪回首：贺龙骨灰安放的曲折经过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公然诬蔑贺龙“是个刀客，到处伸手夺权，搞颠覆活动”。8月下旬，林彪一伙炮制了一个所谓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直指贺龙。江青到清华大学等处活动，她在群众大会上鼓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此后，在不同历史时期和贺龙共过事的许多同志都遭到了审查。1967年1月，红卫兵小将疯狂地冲入东交民巷贺龙的住宅抄了贺龙的家。1月20日凌晨3时，周恩来派专车把贺龙夫妇秘密迁到了京郊西山玉泉山下的卧佛寺象鼻子沟一栋平房里住下。 
    2月中旬，林彪一伙指使两个人分别写了一封诬告贺龙的信，林彪、江青利用这两枚重磅炸弹蒙蔽了毛泽东，“贺龙专案组”最终成立，西山的贺宅重新处在严密的监视中。监管人员对贺龙夫妇的迫害变本加厉：他们曾被停过45天的水源，每天只定量供应一小壶水；两年中贺龙只有两套衣服可供替换；贺龙的糖尿病日益恶化却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疗。   
    1969年6月，在西山被监禁2年零6个月后，贺龙的健康每况愈下。6月8日，贺龙听完广播后不断呕吐，出现了糖尿病中毒现象。整个白天，在薛明的多次催促下，只有一个医生给贺龙打了一剂“止吐针”。又经过5次催促，到晚上8点才来了两个医生。他们给贺龙分别吊上葡萄糖和生理盐水药水瓶后，便匆匆地去接受“指示”去了，危害糖尿病患者生命的葡萄糖整整输了一夜，共2000CC。6月9日，医院来了医生，强制贺龙去301医院“治疗”。    
    贺龙8时55分入院，由于多方阻挠，医生于10时25分才开始给他进行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降到70／40。11时30分，一位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并组织抢救，但那个秉承邱会作旨意的医院负责人，不顾贺龙病情危急，拖了两个小时后，才于下午1时30分同意开始会诊。会诊只允许“背靠背”地进行，医生见不到病人，只能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单和X光片来讨论病情。由于时间一拖再拖，尽管在场的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这一切已无济于事，贺龙于1969年6月9日15时零9分含冤去世，时年73岁。    
    贺龙逝世后，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参谋到西山通知薛明，要她到医院核实一个材料。到了301医院，薛明才得知贺龙已经去世的消息。贺龙的3个子女也被通知来到医院，他们搀扶着薛明，经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来到第14病室，在贺龙遗体旁默哀悼念。

神秘火化     
    1969年6月9日晚，一辆蓝白相间的中型灵车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开出，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奔驰，车上的工作人员去执行的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灵车上只有驾驶员张克安和八宝山殡葬处的副处长彭志刚、火化厂副主任王锋，三人都是党员。那时，凡是执行此类政治任务的人，首先政治上要绝对可靠，组织观念要强，嘴要严，同时业务上也要熟练。     
    灵车开到西单路口，向北拐弯后经甘石桥来到缸瓦市，最后开进了兵马司胡同。执勤战土查验了三人证件后，彭志刚和王锋从车上取了担架和张克安一起迈进了大门。进了西屋，贺龙遗体已用白布单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两头用绳子扎得紧紧的。三个人谁也没说话，把贺龙的遗体轻轻地从床上抬到担架上，向屋外走去。他们把贺龙遗体送入灵车后部，随即进了车，几个军人也跟着坐进了灵车。灵车在前后两辆军用吉普车的“保护”下向八宝山开去。     
    已近子夜12时，灵车刚在八宝山火化车间的门口停下来，吉普车便一左―右“保护”在两旁。在军人命令下，彭志刚等三人把贺龙遗体抬进车间，放在运送尸体的轨道车上，军人随即下了逐客令，三人退出。这类政治任务为了保密起见，各业务环节的人是不让互相照面的，接尸的、火化的、收骨灰的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不准互通信息。火化的人不知道是谁接的尸，烧的是谁；收骨灰的人不知道是谁的骨灰，什么时候烧的；接尸的人不知道是谁烧的，骨灰存放在哪里负责安排的人可谓用心良苦。     
    火化车间的刘占海（党员）已在岗位上等了好几个小时。他在几个军人十几只眼睛的注视下，按动电钮把轨道车调到炉口后，回头看了看负责的军人，那人肯定地点点头。刘占海就把轨道车送人炉内，车子自动打开，尸体落在坑面上。由于炉子白天烧了―天尸体，这时炉温还很高，尸体一进去便燃起烈焰，裹着尸体的白布燃起了桔黄色的火苗。火焰严实地包围了贺龙遗体，刘占海根本看不清炉内是何人。凌晨1点多钟，刘占海打开炉子的出灰门，把一块块雪白的骨灰放入了军人们提供的白色骨灰袋中。军人把骨灰袋扎好放入车内，驱车消失在夜幕中。    
    无人知向    
    6月11日，两个军人来到八宝山业务科办理骨灰存放手续，骨灰证上写的死者名叫王玉，其它几栏都是空白，他们点名要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于是，业务人员就给他们办理了存放证，骨灰盒的号码是34号。     
    在老山骨灰堂，工作人员把军人引入地下室，按指定号码把骨灰放好。工作人员见这个骨灰盒是最廉价的一种，价值仅7元，因而揣摸死者可能是个平民百姓。可奇怪的是两个军人把骨灰盒放下后，转身便走了，而不像其他死者亲属或单位代表，一般要举行个小仪式或献个小花篮，工作人员摇摇头，感叹人间的世态炎凉。具体承办人员不了解死者是谁，以为是军人亲属或是普通军人，所以就按顺序将骨灰盒存放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谁也猜不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元帅的骨灰。    
    就这样，贺龙元帅的骨灰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与百姓们安放在一起了，享受不到和他的那些老战友、老同事―起进入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的殊荣和待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外面的世界不断发生着变化，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科技的，唯有这里没有变化，真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岁月的尘埃覆盖在骨灰盒上。每年的清明节，老山骨灰堂总要有成千上万的死者亲属前来扫墓、祭奠亲人。他们把久藏在地下室的骨灰盒拿到外面，让它重见天日，享受一下阳光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体味到人间的亲情。人们抹去骨灰盒上的灰尘，把鲜花、美酒和食物敬献在亡人的骨灰盒前，鞠躬致哀，寄托情思。唯独这个骨灰盒从未有人祭扫过，孤独地呆在地下室骨灰架的最底层。

重见天日     
    ―晃就是6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复出，开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一部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开始被平反，有的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被冷漠遗忘了6年的黑色骨灰盒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     
    1975年6月初的一天，八宝山业务科来了两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一个是军委办公厅的石科长，另一位中等身材穿一身蓝色中山装的人是中央专案组一办的同志。两个人要求业务科的工作人员赵德路带他们到老山骨灰堂去认领一个骨灰盒。赵德路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来取骨灰的人又是中央、又是军委的，死者肯定是高级领导，骨灰怎么会存放在平民百姓放骨灰的地方呢？     
    副主任赵玉亭肯定了两个人的说法，赵德路不便多问，和石科长坐进前边的那辆白色牌照的军车，中央专案组的人坐进后面蓝色牌照的轿车，一前一后向老山骨灰堂驶去。进了骨灰堂大门，中央专案组的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骨灰证给赵德路，要其按证取盒。赵德路接过写有姓名为“王玉”的骨灰证，跟随工作人员刘春生走向了骨灰堂的地下室。    
    刘春生在前引路，赵德路沿着地下室一级级的台阶走下去。迎面扑来一股地下室特有的阴湿气味。拐过两个弯就到骨灰室了，这里竖着―排排高大的骨灰架，密密麻麻的有许多格子，都按顺序编了号放着骨灰盒。刘春生熟知每一个骨灰盒摆放的大体位置，他径直来到西边一排贴墙竖立的骨灰架前，又看了一下骨灰证上的号码，弯腰从架子最底层取出一个骨灰盒交给赵德路。赵德路怎么也不能把贺龙元帅与这个当时最廉价的骨灰盒联系在一起。这个骨灰盒上面连张照片也没有，蒙了不少灰尘，刘春生碰过的地方清晰地留下几枚指印。    
    两人捧着骨灰盒一步步沿着楼梯走上来，石科长快步迎上来接过骨灰盒。他见骨灰盒上有许多灰尘，便叫赵德路和刘春生找块布擦拭了一番，结果骨灰盒被擦得一干二净，现出了黑色大漆的本色。在把骨灰盒移交给石科长之前，中央专案组的人要求他写个字据。石科长掏出钢笔，在赵德路从办公室里拿出的―张信纸上写下一行字：“今收到中央专案组一办交来王玉(即贺龙)骨灰”，下面是落款和时间。赵德路这才知道了这个骨灰盒的真实主人，惊得良久合不拢张开的嘴巴。石科长把收条交给中央专案组的人，钻进轿车去了公墓礼堂，赵德路也坐上另一辆车紧随其后。石科长捧着贺龙的骨灰盒走进第一休息室，赵德路接着进来，见一室已经有所准备，迎面的长茶几上铺着雪白的缎布，上面摆放着一个高级领导人用的价值百元的楠木骨灰盒。    
    石科长轻轻地把贺龙的骨灰盒放好，让赵德路帮忙给骨灰换一个盒。石科长把贺龙的骨灰盒打开，取出白布袋装着的骨灰，赵德路把自楠木骨灰盒里取出红绸布的骨灰袋撑开，石科长小心翼翼地把贺龙的骨灰倒进红绸布袋里。这时，他俩身后传来贺龙亲属们的哭泣声。石科长倒完贺龙的骨灰，把那廉价的骨灰盒放到一边，把红绸布骨灰袋叠好放进骨灰盒，两人起身站在了一边。这时，赵德路发现这只楠木骨灰盒上放着一张贺龙的照片，他从照片和骨灰盒的规格上敏感地猜到贺龙的问题要解决了。贺龙的亲属们缓步向前，在贺龙骨灰盒前列成一排，三鞠躬，呜咽声响成了一片。      
    战友送别     
    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贺龙的骨灰盒取出来后，就在礼堂一室设立了灵堂，骨灰放在靠东墙的地方，西面安放贺龙的一幅遗像，四周摆放着数个花圈和几盆鲜花。军委办公厅和安葬处的几位领导轮流守灵。在贺龙骨灰盒两侧各有―名仪仗兵持枪守灵，每1小时换一次岗，昼夜如此，战土们神态威严，站得笔直，哪怕夜深人静也以最高礼仪陪伴着贺龙。     
    6月9日上午，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准备完毕，礼堂大厅中央安放着贺龙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大厅上方悬挂着“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黑底白字的巨大横幅。大厅前面正中央悬挂着贺龙的遗像，骨灰盒的四周摆满了鲜花，摆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界送来的花圈。上午10时许，参加安放仪式的300多位领导人陆续到来，他们当中以老将军居多。许多老同志在家人或警卫员、秘书的搀扶下挪进了大厅，在座椅上休息。     
    鉴于周恩来已患病住院，身体虚弱，中央没安排他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但在仪式开始前，人们突然接到通知说周总理已抱病从医院过来了，让仪式推迟一下。周恩来要来的消息在人群中引起轰动。人们议论纷纷，为周恩来能亲自来为贺龙送行而感到高兴和欣慰，这是中央和周恩来本人对贺龙的最大关怀，也是对老干部的最大关怀。     
    周恩来来了，左臂上戴着黑纱。人们好久没见到总理了，发现他又瘦又黑，脸上布满了老年斑。望着为人民操劳一生的周恩来，人们从心底默默地为他祝福，盼望他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走进第一休息室，屋里的领导人见到周恩来，都站起身迎接。叶剑英迎上前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问：“总理，您身体不好，怎么出来了？”周恩来点点头，疲倦的脸上现出一片悲哀：“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这次我哪能不来！”周恩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在签到簿上勉强地写了自己的名字，因为手抖得厉害，他签的字像无数个珠子串起来一般。

叶剑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本准备由他自己致的悼词递给周恩来，请他来做这项工作。周恩来接过悼词，掏出笔逐句逐字地审看着，不时地作一些小的修改。周恩来经询问后知道薛明在第二室，便向那里走去。薛明见到总理如见亲人，扑过去紧紧拉住周恩来的手叫了声：“总理……”就泣不成声了，周恩来眼含热泪，嘴唇颤抖着，强忍着悲痛，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来晚了，我来晚了……”在场的人们忍不住落下泪来。    
    骨灰安放仪式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缓步走到话筒前，扫视了一眼大厅里的老同志们，慢慢拿起悼词，声音哽咽地念道：“同志们……”他拿着薄薄的一张讲稿，像举着千钧重物一样手抖个不停。人们从总理衰弱的声音里听出了他在哭。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赞颂他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丰功伟绩。邓小平宣布向贺龙致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当人们抬起头时，惊异地发现周恩来再次向贺龙遗像弯下腰去，他连续鞠了7个躬（这里采用的是通说，一般认为周恩来鞠了7个躬，但据薛明回忆，她感觉总理是鞠了8个躬。笔者倾向于薛明的观点，这可能是象征着八一南昌起义，周恩来与贺龙是这次起义的重要领导者，在战斗中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     
    仪式后，贺龙的骨灰盒安放在骨灰堂一室正面右上侧81号的骨灰匣里。此时，共和国元帅中已有罗荣桓和陈毅两位的骨灰先期安放到这里。在这里，贺龙将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受到后人的瞻仰、怀念与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