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沙河集市: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及其社会生活状况研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04:39:17
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及其社会生活状况研究

摘要:买办是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显赫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多关注十九世纪买办的兴起及其社会状况,而一般认为到了二十世纪以后买办逐渐走向衰落。从三四十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等所进行的调查中整理出大量有关买办的资料显示,在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呈现更为复杂的样态,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势力与影响。

  关键词:二十世纪;通商口岸;买办;社会生活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12-0119-13

  作者简介:马学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秀莉,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35)

  买办是近代兴起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在各条约口岸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在职业上与西方人保持着长期而亲密的联系,从而被当作是“东西间的桥梁”。作为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人,买办“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全面的文化移植起了战略性的重要作用”。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买办的兴起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而到1900年以后逐渐衰退乃至没落。所以,迄今为止关于二十世纪买办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主要依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等调查资料对二十世纪的买办进行考察。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调查资料是对与之相关的个人进行的信誉和资历调查,调查对象包括该行员役和透支的担保人、往来存款户、透支户、其它商家委托调查的人,调查主要由该行调查部经手,也有部分委托中国征信所代为调查。档案为一号多卷,共约300卷,调查对象在万人以上,以姓氏归类,包含的内容除调查外,还有大量的剪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1919年设调查部,调查各商号内容。1928年12月调查部改为调查科,1934年又改为调查处。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工商行家金融机关以及个人之营业资产信用”等18项事务。对商家信用的调查,注重三个C字:Capital,Capacity, Character,即资产、能力、人格。该行的调查部门认为此三者缺一不可:有资产能力而无人格,债权债务之收支决不爽直;有人格能力而无资产,亦致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人格资产而无能力,事业亦终归失败。故调查顾客之信用,当以三者兼备之商家为第一级,银行之授予款项亦当以三者兼备之商家为最安全。更进而分析此三要素如下:(1)人格——人物——可信赖的程度一一过去的经历;(2)能力——工作——营业的手腕——经营态度;(3)资产——财产——纯财产 ——贷借对照表之分析。银行方面认为对商家进行了这三方面的考察,才能作出基本的判断。中国征信所于1932年成立,其前身是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四行储蓄会及中央银行等发起的中国兴信社。金融界的所谓“征信”,就是调查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营业状况和信用程度,加深金融业对工商企业的了解,且以此作为传播信息、开展业务往来的重要依据。根据“中国征信所营业章程”规定,其主要业务有:(1)调查工厂商号个人身家、事业、财产、信用,根据报告所得发报告书;(2)调查市场状况,发行中文每日商情报告,英文经济日报,(3)出版工商行名录、工商人名录、各业概况、股票手册及其他刊物t(4)代理接洽国内外商业往来及代收账款;(5)代办覆查商家、职员商家往来、金融业欠款户等及保单@。每天接受的调查报告要求,平均在数十份。

  经过多年经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积累了丰富的调查报告书、档案资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买办的资产、信誉、社会生活调查,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征信所的档案资料中。我们根据这些调查档案,对买办类资料进行分类整理(以下简称“买办调查资料”),有数十万字。在这些资料中,共涉及买办540余名,内容包括籍贯、履历、教育、收入和资产、信誉状况、家庭结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调查时间在1932-1949年间(个别人物资料涉及更早)。各地的买办均有涉及,但主要集中在上海等口岸城市。本文以买办调查资料为基础。并结合其他档案、中外文报刊、方志、人物传记及口述资料等,相互参证,据此作出一定的分析研究。

  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买办社会状况调查与分析

  买办调查资料或详或略,有的还经历了多次调查,涉及的内容则大多相似,包括以下几方面情况:1、买办籍贯;2、以往经历;3、教育程度;4、买办之种类,即行业分布;5、收入、资产及信誉状况;6、家庭结构;7、社会关系,8、日常生活及宗教信仰,等等。

  下面,我们根据相关的调查依此进行归纳分析。

  首先是买办的籍贯问题,此涉及他们的地域分布。日本学者根岸佶在其论著中统计:在香港,广东人构成了买办的主体;但在上海,江浙人占据多数。据他对二十世纪20年代的90名上海著名买办籍贯的分析,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浙江,43人;江苏,31人;广东,7人;安徽,5人;江西,1人;不明,3人。江浙人所占的比例达82%。在陶水木的一份统计中,收录了“在沪浙江籍买办”128名,其中多数是二十世纪前期在上海任职的买办。他主要依据《上海工商人名录》、《上海总商会同人录》、《申报》等“散件资料”编成,但这是迄今最为详细的一份浙江籍买办的人名录。在三四十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等涉及的五百余名买办调查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籍贯登记,由此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买办更加详细的地域分布状况:

  表一

  资料来源: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中国征信所的相关调查资料,并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 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元信编纂《环球中国名人传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环球出版社1944 年版)等,所调查的这些买办,涉及全国各通商口岸。

  浙江籍买办大多来自宁波地区,江苏籍买办主要集中在苏南吴县、无锡等县,广东籍买办则主要来自中 山县一带。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调查中,一些买办的地域来源较为复杂,有人填写的是“籍贯”,有人登记的是“原籍”,有些人则直接填“出生 地”。如潘蕃孙,籍贯浙江杭县,生长广东;卢寿联,原籍江西,生长扬州。还有的甚至出生在美国,或加入了其他国家的国籍。如凌守一是福建人,生长在美国, 后为怡和机器公司买办;另有严松涛,浙江宁波人,后入日本籍,曾为大仓洋行买办。我们在统计时一般依据其籍贯或原籍来定。

  其次,关于买办的教育情况。买办作为近代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所受的教育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近代上海的买办群体中,早期广东籍买办与江 浙籍买办的教育有差异,江浙籍的第一代买办与后来几代买办的教育程度也有区别。在晚清江浙籍买办中,主要有两种来源:一为学徒出身,有多年在洋行做事的经 历,逐渐为外国商人赏识而升为买办,如王槐山、虞洽卿、贝润生、叶澄衷、周廷弼等;二为商人出身,历年经商,原先就有自己的经营网络,为外国商人所倚重。 被聘为买办,像沈二园、陈竹坪、许春荣、杨坊、顾福昌、黄佐卿等都属这一类。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的教育制度逐渐变革,通商口岸本为开风气之先的地方, 而买办又属于通商口岸中“开新”式的人群,对教育尤其是新式教育比较注重,所以,此后几代的买办教育程度有所改观。

  据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等涉及的五百余名买办调查资料统计,曾在各类大学肄业或毕业的有八九十人,约20人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获 得哈佛大学等名校硕士学位的也有数位。买办曾就读的国内院校,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也有南洋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 等,其中较多的是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或圣约翰书院)。当年从圣约翰出来的很多学生选择了去外国公司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经过多年努力,成为了买办或 华经理。

  二三十年代以后,从那些买办的简历中可以发现,他们接受教育的途径很多,有在上海本地培养的,也有从香港过来的,还有不少是海归人士。如袁 履登、宋立峰、陈筱坪、黄介辅等人是在上海念的书,后作了买办。袁履登,名礼敦,浙江鄞县人,家本寒素,后人一基督教所设立的学校,由同乡资助学费入圣约 翰大学,毕业后任德商科发药房买办、美商茂生洋行买办。另有一些是在内地接受教育的,如何子康,湖南浏阳县人,毕业于长沙湘雅医科大学药科,后赴上海工 作,被德商信谊化学制药厂聘为华经理。也有在香港获得学位的,如潘志铨,广东新会人,在上海长大。毕业于香港大学,后由其父潘澄波(怡和洋行总买办)推 荐,入怡和洋行成为买办。陈雪佳,肄业于香港大学后即来沪,辅助父亲陈可良经营商业,陈可良去世后,陈雪佳继其业,为太古洋行买办。还有一些买办从海外归 来,如沈昆三(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福州人,生于上海,1908年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机械科,回国后先在北京工作,后到上海,被垄断中国烟叶销售市场的 英美烟商看中。1923年参加驻华英美烟公司,成为该公司专为结交中国官场的买办。钟可成,广东潮州人,自清心中学毕业后,入圣约翰大学,旋转至清华大 学,毕业后赴美威斯康新大学习经济,继又转入哈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返国后即在南洋烟草公司服务,不久,任中国营业公司股东兼华副经理。与前几代买 办相比,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买办一般都各有专攻,在取得了一定的商场经验后,对洋行业务有了较全面、系统的了解,更能胜任买办的工作。

  第三,买办的行业分布与收入状况。买办的行业与门类是随着各洋行业务的拓展而延伸的。清光绪年间,有轮船公司买办、军装洋行买办、水火保险 洋行买办、银行买办,白头洋行买办、杂货洋行买办、拍卖洋行买办等。后来又出现了更多行业的买办。在三四十年代的调查资料中,买办涉及的行业林林总总,凡 银行、保险、航运、地产、纺织、五金、机械、化学、纸业、日用品、燃料、医药、烟草、印刷、照相乃至唱片无所不包。其中,人数较多的是银行买办,据不完全 统计,有七十多人先后在各地的数十家外资银行充当买办(华经理)或副买办。

  表二

  买办的收入是买办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因为这直接涉及对这一阶层形成及地位、影响力等的评价与判 断。三四十年代的买办调查资料显示,不同行业的买办收入来源不一,且差距较大,此外,受各时期货币、物价等因素影响,在收入比较上也存在一定出入。一般说 来,买办本身的收入应该指“当买办的收入所得”,主要是薪金与佣金。但是,买办的另外一些收入却又与买办的职务有关,典型的就是买办创设的独立商号的利润 收入,此外还包括买办从事各种投资所获得的收益,这些就构成了广义的买办收入。在买办调查资料中,可区分为当买办的收入、买办的总资产两部分。当买办本身 的收入,调查资料中的反映比较简洁。如据1934年10月25日调查,麦多洋行华经理陈际云每月薪金为120元。1937年6月7日调查,上海丝头出口的 大洋行——连纳洋行丝头买办董显臣,“人素谨慎,专赚佣金”,每年佣金薪给收入即达二万元左右。1939年3月20日调查,太平保险公司汽车险部营业主 任、永兴洋行保险部汽车险华经理严益臻,每月收入薪给100元,年保险佣金约千元左右。1947年4月28日调查,海宁洋行出口部经理(收买鲜蛋为主)、 仁记华行经理陆汉荣,每月收入为美金400元整,另有佣金等。但是,买办收入的复杂在于他们所从事行业的收入来源不同,而即使同一行业,彼此差距也大。在 此,我们主要对银行、轮船公司、保险公司等行业的买办收入状况作一些分析。

  (1)银行买办的收入。银行对于买办薪金,每月给以若干银两,其额数因银行而异,以上海外商银行的常例而言,约在200-800两之间,但 银行买办还有许多获利的途径,包括:买卖汇兑及生金银之佣金,其数额合计一年最低1万两,较大者则为8万两;银行放款佣金;杂项收入。据1923年度上海 银行买办发表的总收入调查,其最低额约在1万两,最高额约在10万两。到了三四十年代,其情形依然如此。东方汇理银行华副经理盛燕芳,每月收入薪给约二百 来元。美国运通银行华经理许承基每月收入三四百元,每年收入在一二万元。

  (2)轮船公司买办的收入。轮船公司买办可分为公司买办、驻船买办、仓库买办,由于他们的业务范围不同,获得收入的来源和数量差别甚大。公 司买办的薪金,普通一个月在100-200元之间。佣金收入,由经手的运费总额,每一航程或一定期间内,由公司提成付与。买办所得的佣金标准一直在调整。 如1934年以后太古轮船公司支付给买办的薪金是每月300元,佣金按沿海货运5%比率提取。根据此比率计算,买办获得的佣金如下:1934年2556 元、1935年1320元、1936年744元、1937年1380元、1938年1-7月91元。此后又将买办收入进行了调整,买办的薪水为每月230 -250元,使用人的工资由洋行支付,佣金由5%降为2%。驻船买办的收入,则与搭客的多少利益攸关,如果出售的客位多,就能获得厚利。仓库买办的薪金, 因仓库规模的大小而异,但较轮船公司中其他买办为多,普通在700元,多则约1000元,其他收入多为驳船费、顾客付与之垫款利息及苦力介绍上所得折扣。 据1934年5月的调查,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杨梅南,其年收入约为2万元。

  (3)保险业买办的收入。保险公司买办的收入主要有公司支付的月薪及经手佣金。其薪金最低约 100两,最高约300两,平均一个月之总经手佣金,最高1000两上下。但通常许多保险公司只付佣金,没有薪金。因为保险行主要实行佣金制,其业务是分 发保险单,通过买办招揽生意,收取保险费,一切开支包括买办佣金都用保险费支付。买办如果做成一笔大生意,使客户前来投保,一旦发生灾情,公司照章赔偿, 获得赔款的投保人按5%的比例,作为买办之酬劳。买办争取到的生意收入越大,公司给予的佣金自然愈加丰厚。据调查,一般保险公司的买办,如喴喱洋行水险部 买办王藻华,每年收入近4000元。公裕太阳保险公司的华经理姜廷元,每月收入连佣金四五百元,全年当在6000元左右。

  第四,买办的资产与信誉状况。在买办调查资料中,有关资产与信誉状况的评估是调查的核心内容。所涉及的五百余位买办,其资产不等,从几万到 几千万,甚至上亿。考虑到战争、货币发行、比价差异、物价波动等多方面因素,我们选取1932-1937年这一时间段的调查资料来统计,资产在百万以上的 买办(家族)达到32个。买办的确是当时中国社会财富的极大拥有者。

  一般说来,资产多寡直接影响到信誉状况。在对买办的信誉评估中,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信誉优佳,二是信誉良好,三为信誉普通,四为信誉欠 佳。在买办调查中,约270人涉及信誉调查,其中列为信誉普通的有17人(包括信誉平平者1人),信誉欠佳者2人,其余皆为信誉优良。换言之,信誉优良者 占总数的92%以上。对许多买办的信誉评价是“信誉甚佳”、“信誉颇佳”、“信誉殊异”、“信誉颇著”、“信誉索著”、“信誉尚佳”,等等。信誉欠佳的两 位买办,一位是吴嵩(星恒),浙江吴兴人,利兴公司保险买办,“每年收入约数百元,每年支出约1000元。轻浮不检,学识经验殊告缺乏,信誉欠佳,闻君居 于闸北某处,家庭布置简陋,在保险业中已任职有年,平日交友不慎,时事嫖赌”。另一位是沈麟生,广东中山人。亚细亚汽车公司买办,“性豪放,惟嗜赌。信誉 欠佳。当家道盛时曾拥资五万元,后以代垫亚细亚汽车公司之款约一万八千元,未得偿还,并担保该公司之借款亦未清理,更以君赋闲在家已久,故今处境不甚宽 裕”。这两位信誉欠佳的买办,与他们的交游与行事习惯有关。

  第五,关于买办的家庭结构与社会关系。考察家庭结构,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诸如家庭成员的构成,家庭规模、主要成员的婚姻状况,等等,而各 个家庭结构又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在三四十年代的买办调查资料中,我们看到家庭结构的复杂性:有的仍保持着大家庭的规模,如历任康泰保险公司买办、福泰保 险公司买办的屠伯钧,为江苏武进人,家庭成员有父母、昆仲四人、妻、四个女儿,“为子嗣计并纳有一妾”,全家十多人,同住于戈登路巡捕房西815弄30 号,住宅为三上三下楼房。日商增幸洋行的买办蔡子荣,其父健在,兄弟三人尚未分家,蔡子荣“现无子女,但侄尚多”,也是一个大家庭。但从调查资料来看,维 持大家庭规模的并不多,多数买办已分家析产,从大家庭中独立了出来,所以家庭结构比较简单,有一位叫曾作霖的,此人历任来发洋行及汇通洋行买办、新泰洋行 华经理,系广东中山人,50余岁,他的家庭仅一妻一子。另如黄庆荪,他先后任保裕保险公司买办、益兴保险公司买办、利沙及康福洋行华经理,其家庭情况:母 故父在,有子一在求学,女一尚待字闺中。信昌机器工程公司股东兼华经理姚豫源,家有一妻二子一女,其中长子已在某大学肄业。这样的家庭在当时还是较为普遍 的。

  买办的婚姻状况也影响到他们的家庭构成。大量调查证实,在三四十年代,这个富裕的阶层仍然流行着妻妾制。这有几种情形:年岁较大的买办,沿 袭着早年的婚姻习惯,大多蓄妾。如何锄经,来自江苏吴县,1933年12月调查时他57岁,任上海德商礼和洋行西药部华经理,娶妻妾各一,生二子一女。广 东旅沪富商陈炳谦,曾任祥茂洋行买办、太古怡和洋行买办等职,娶有妻妾6人,生下不少子女,后来子女不断为遗产处理权利发生纠纷。还有一位买办叫邓雨农, 广东新会人,任日商三菱公司码头买办、东洋公司码头买办。据1936年4月的调查,时年60岁左右,有一妻七妾,子女十数人。这些买办的年龄大多在五六十 岁。然而,三四十岁的买办也有纳妾现象。有的是因没有子嗣而纳妾,如前面提到的买办屠伯钧,“为子嗣计并纳有一妾”。买办作为近代中国与外国人交往最多并 接受了大量新事物、新观念的一个阶层,到三四十年代仍大量存在着蓄妾现象,这是值得关注的。

  在买办资料中,还涉及大量社会关系的调查,为我们研究买办的交游圈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略举数例:洞庭东山王宪臣、王俊臣家族。宪臣曾任英 商麦加利银行买办,其弟俊臣为美商花旗银行买办,王家与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系亲戚,彼此相互照应,因有丰富的人脉,王家后代在三四十年代仍有多人充当买 办,王宪臣有六子,其中叔麟继任麦加利银行买办,俊臣有三子,其中次子任花旗银行副买办,另一子王叔和任宝克洋行股东兼华经理。广东新会的潘志衡,系英国 Lambude High School毕业,后任怡和洋行总买办间助理,其系前怡和总买办潘澄波之子,张丹荣之婿,同父异母之兄弟凡9人。另一位叫潘蕃孙的买办,其经历与社会关系 更为复杂,据1935年9月的调查,他系浙江杭县人,生长广东,1921年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政治硕士学位,历任驻东印度把东领事、 驻瑞典公使馆秘书,及江西印花烟酒税局副局长,时任美亚保险公司水险部华副经理及董事,在调查“备注”栏中涉及其社会关系:系杨小川之婿,与徐新六为连 襟,政界要人王克敏为其表兄,其兄铭荪前为益兴洋行买办。另如刘因生,字子益,安徽庐江人,华义银行华经理,曾获东吴大学法学士,出自安徽望族,与合肥李 氏及周氏(周学熙)均有戚谊,华义银行副买办魏之桢系其妹婿③。一些买办不仅广泛结交商界、政界人物,还与社会上的黑势力有密切往来,如安利洋行机器、棉 花部买办尤菊荪曾拜杜月笙为师。从一份份买办的调查中,可以详细勾画出他们的人脉及经营网络图。

  第六,涉及买办的日常生活与宗教信仰等问题。在买办调查资料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生活安适”、“生活优裕”、“生活裕如”、“生活奢 华”、“生活豪奢”等等的记载,偶然提到个别买办的生活是“简单”的、“拮据”的。在日常生活调查中,涉及较多的是买办家庭的住、行及雇佣人员等内容,以 及一些家庭的消费支出。由于币值、物价等因素,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计算口径相差很大,这里,我们引用三十年代前期的几个数据。买办每年的消费支出,从数 百到数万元不等,而以数千元支出者居多。在1933-1935年的调查中,有十多位买办的年消费金额在万元以上,如陆维镛,英商怡和洋行出口部买办,拥资 百万,西藏路有自建住宅,用于出租。每年收入2万佘元,每年支出1万元左右,“生活优裕”。杨梅南,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财产在50万元以上,年收入 约2万元,自置住宅,并以汽车代步,每年支出约一万六七千元。安利洋行华经理吴申伯,资产总数200余万元,每月收入2万余元,每月支出1万余元。新沙逊 洋行买办邢鼎丞,资产丰厚,仅地产计有:大西路之产业系自置住宅,北成都路727号亦有住宅一所,邻近并有房屋出租,又在北福建路、老闸桥、北京路一带及 吴兴原籍置有房地产颇多,每年支出至少四五万元。多数买办家庭雇有仆人,有的还雇用了司机、保镖。瑞康洋行买办陈宁荃一家雇有仆役8人,东方汇理银行副买 办吴振声雇用保镖五六人,有的买办还特意雇用俄籍保镖,这些都需要付出较高的费用。

  买办生活奢华,每年开销动辄上万元。同一时期长江下游与东南区六城市一般工人家庭的生活费用每年 为三四百元。几万对几百元,这就是消费上的巨大差距。还应该指出,以上还只是日常生活的费用,其他的大宗开支诸如子女教育投资、奢侈物的购买方面,还不计 人其内,一些买办另有嗜好,如喜欢收藏古董古玩,酷爱古今名人书画等,凡此种种,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

  说到日常生活,也有必要关注买办的宗教信仰。这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在买办调查资料中,涉及宗教信仰的内容并不多。提到信仰佛教的仅数人,且 年岁较大,除1人45岁外,其余几位都已五六十岁了,他们是:陆维铺,浙江宁波人,英商怡和洋行出口部买办,佞佛茹素,马荫荪,江苏吴县人,英商和丰洋行 匹头部华经理,性格温和,信佛;张逸荪,浙江宁波人,向在英商锦隆洋行买办间服务,秉性和蔼,好佛茹素;张文煜(颂周),江苏嘉定人,任大通银行华经理, 笃信佛教,广行善事。其实,据我们后来的口述采访,发现来自江浙一带的买办不少人是崇信佛教的,但在当年银行的相关调查中却较少反映。

  在买办调查资料中,注明为“天主教徒”的有5人,他们是:朱鲁异,上海人,系朱志尧之侄,洋商银行界亦稍有信誉,任中法工商银行华副经理, “君在教徒中颇具势力,生活安适”。程文明,江苏丹阳人,出身贫寒,旅沪已久,住上海徐家汇三角地,任仁德洋行买办,为天主教徒,其妻亦系天主教徒。沈志 贤,上海人,其祖先在南市开设同昌沙船号及同昌钱庄,饶有资产,住在上海南市半淞园路花园路2号,为天主教徒,曾往外国留学,回国后在天津、汉口、上海等 处经商,曾任上海华昌洋行新沙逊洋行等华经理。涂敬珊,湖北汉口人,任法商电车公司华经理,“涂君系天主教徒,对于教务十分热心,有女公子二、一赴美国, 一为修女”。沈叔眉,上海人,信誉颇佳,曾任法商水电公司买办,后任法商电器公司股东及华经理,为中法银行买办沈百贤之侄,系天主教徒@。很明显,他们一 般都在法商银行或公司充当买办。自明末以来,上海地区一直是传统的天主教社区,被称作是“老教友”。在晚清就有几位天主教徒担任买办,如上海朱志尧家族信 奉天主教,朱志尧本人早年曾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

  信仰基督敦的有两位,一位是张斯征(字朗斋),浙江慈溪人,杭州育英书院肄业,曾任美盛烟叶公司买办、孔士洋行买办、立兴洋行买办、意商义 兴行人造丝部买办等职,为基督教徒。另一位是李汉一,江苏宝山罗店人,基督教徒,曾就读于上海麦伦书院,系仁济医院练习生出身,后转入科发大药房服务,对 于西药业颇具经验,后升任科发大药房华副经理。

  二、仇富与劫富:有关买办的绑架案

  买办是整个通商口岸最富裕的阶层之一,他们拥有丰厚的收入,一些买办逐渐积累起巨额资产。富裕起来的买办愈来愈多地把他们的财富用于消费,开 始炫耀,建造豪宅,出入名车,使唤仆人,雇用保镖,热衷于各种奢华的活动。在这些新贵们快乐享受生活的同时,他们也引起了其他人群的仇视与嫉恨,针对买办 的绑架案在通商口岸屡屡发生。尽管这些绑架案的背后,其背景复杂。情形不一,但买办的财富毫无疑问是绑匪觊觎的重要目标。在三四十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中国征信所等所涉及的调查中,至少有十多位买办有过被绑架的经历,还有的买办经常遭到恐吓信的勒索。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中几位买办的绑架情况。

  1930年前后,业广地产公司买办、浙江慈溪人叶启宇遭到绑架,“曾一度遭匪所绑,幸中途脱逃”,因有此故,业广公司“特雇俄籍保镖四人, 供其使用”。为何要绑架叶启字,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目标太大,声名在外。叶氏除担任业广地产公司买办外,还任三兴烟草公司董事长及天堂戏院院主,同时又是 建昌钱庄股东、杭州泰华药房股东。他每年的收入可达10万元,总资产有四五十万元。在开纳路72号拥有住宅一套,该处约占地二三亩,系业广地产公司所赠, 上自建新式洋房一所,备有汽车二辆,家中设备器具,均甚精致。其生活优裕,出入有自备汽车,雇用保镖随身保护,交游广泛。如此,引起绑匪的关注也是情理之 中。

  叶启宇是侥幸逃脱,另一位买办苏州人陈志梅就没有那么幸运。也在三十年代,陈志梅遭遇绑架。陈氏自圣芳济学院毕业后,曾先后在招商局华栈、 汉冶萍码头、浦东益昌栈,日商野泽组五金部、宝时洋行、汉记洋行及日商内田轮船等公司担任买办,并曾与朱瑞祥合股开设茂丰铁行。生活富裕,每年开支约 12000元,雇用多位仆人,出入有汽车,并雇用白俄保镖2名。遭受绑架之后,赔付不少。经此之变,身家仍甚殷实,但“现仅雇用野鸡包车,衣服极为朴 实”。此后在外格外谨慎,再也不事张扬。爱立司洋行华经理陶昌海的情形也基本如此。1933年12月24日夜十一时许,他像往常一样乘自备车返家,突被匪 徒绑去。一些买办虽然未遭绑架,但经常收到恐吓信。1936年6月6日,礼和洋行买办何锄经被盗觊觎图劫未遂,一封恐吓信勒索一万元。

  可能是社会上普遍认为买办有钱。所以他们尤其容易成为绑架、勒索的对象。实际上,买办之间的收入差异甚大,一些买办由于多种原因家境一般。 如一位叫许文亮的广东人,在美孚洋行一家小规模之汽油部任华经理,而近年来以经营公债、标金等投机事业屡次失败,亏折颇巨,已“呈外强中干之象”。 1936年7月,他遭到绑架,绑匪勒索有限。1936年7月16日相关报纸刊登的标题就是“前晨被绑之许文亮家境确非宽裕”。

  许文亮或许是一个特例,他因经营不善而亏折,再加上被绑去,家境更是每况愈下。多数买办的资产还是比较丰厚的,在众多买办绑架案中,有一个 特别有趣的现象,即买办们大多拥有自备车,且都在途中被劫。1940年6月6日,老公茂保险公司买办陈上达被绑。陈上达,浙江宁波慈溪人,时年52岁,其 寓所在爱文义路张家宅73弄60号,向在广东路17号英商老公茂康记保险公司服务,已历十余年。初为练习生,因办事勤奋,升任该公司保险部买办,置有包车 一辆代步⑤。爱尔德洋行买办、江苏武进人丁季超也有自备汽车,1940年7月9日连同汽车被绑匪劫去。大英轮船公司买办、广东人李述初被绑的经历与此惊人 相似,1941年9月16日,李在上海的寓所位于愚园路668弄101号洋房内,有自备汽车,在前往洋行办公时被绑匪劫持。

  近代上海长期处于“三界四方”的奇特格局之中,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为三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的南市与闸北,各成一方,这给城市管 理带来了许多问题,一些绑匪就利用这一环境伺机作案,且易于得手。1941年5月16日,《大晚报》报道太古买办陈诘刍被绑。陈诘刍为广东中山人,一直在 太古洋行任职,他也是永固造漆公司董事,并为新新公司的监察人,年收入近1万元,其寓所在新闸路1765弄15号,备有租界照会第2276号汽车。平时较 为谨慎,除办公外不常外出应酬,但他还是成为了绑匪的目标。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各地战乱不断,社会秩序混乱,诸多绑架案的发生有不同的背景,一些买办被绑架 也有多方面的因素。买办马伯乐家遭劫就比较复杂。马伯乐来自浙江定海,上海圣芳济学校毕业,曾留学美国,先后任上海美商棕榄肥皂公司华经理、上海茂生洋行 化妆品部买办,同时也是盈丰华行、和丰华行的股东。他的收入丰厚,棕榄公司月薪为美金600元,并经营投机事业,积得巨资。马伯乐后抛弃妻子,迎娶名妓惊 鸿老六为妾。家庭内部时起纷争。另有外宠僦居霞飞路,自备汽车二辆,交游广阔,生活豪奢。他家很早就受到绑匪的关注。1941年12月5日,马伯乐的两个 儿子被绑架。1947年11月22日,盗匪八九名闯入马伯乐家中抢劫,与警察发生激烈枪战。马伯乐一家为此受到极大惊吓。形形色色的买办绑架案、恐吓勒索 的背后,折射出那个时代仇富、劫富的心态。

  三、从买办到华经理:进一步的探讨

  在一定的调查与分析基础上,我们对二十世纪买办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还需作进一步探讨。与十九世纪的买办制度相比,到二十世纪发生了几个明显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华经理”的出现。

  “华经理”的称谓最早出现在何时还无法断言,在《民国九年庚申岁(1920年)上海总商会同人录》中,始出现以“华经理”执业出任上海总商会 会员,此前的上海总商会会员名录中不以“华经理”相称。其实,早在1915年银行家张公权在日记中已使用此说法,而且他指出华经理通称“买办”。即在他的 表述中华经理和买办是同一的,只是称谓的差别而已。通常的观点则认为由于民族运动的高涨,买办往往被抨击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极不光彩,因此改称“华经 理”,以便把他们同买办区分开来。有些外商企业确实将买办制度改为华经理制。有些外商企业虽然不用“华经理”名义,但改革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削弱买办的 权力。

  那么,华经理制与买办制度的差别何在,两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两个例证进行分析:其一,横滨正金银行支店经理对买办问题的处 理。1918年,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买办叶明斋因他雇用的人员盗用银行现金25万两而自动请求免去现职,并赔偿所有的款项。该行的日方经理认为这是解决 买办问题的极好机会,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1)财会主管应为日人,并应是本行的负责人员,(2)在其下设司帐主管(中国人),手续费及其他问题,均按买 办同样对待,并须存人足够的保证金;(3)出纳部设日本人助手一至两名;(4)出纳部的中国人,均为本行直接雇用人员;(5)金钱出纳完全成为本行的直接 事务,但负责人要负与以前买办同样的责任,因而征收足够的保证金乃是理所当然的。从这项改革建议中可看出:司帐主管虽然名称不再叫“买办”,但缴纳保证 金、手续费及其他问题,均和买办同样对待。明显的差别是所使用的中国人,均由银行直接雇用,金钱出纳归银行直接控制。这即是他们改革买办制度的目标,但随 之而来的不方便和别处买办所发动的抵制,迫使该银行于1924年部分恢复了原来的买办制度,从三四十年代的调查资料看,在各分(支)行、各分理处也都设有 买办。

  其二,上述事例中虽名为“司帐主管”,但其性质与华经理相同。通过对推行华经理制的太古洋行的比较分析,我们即可明确这一点。太古洋行从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逐渐将买办制改为华经理制。我们不妨对太古洋行1947年3月拟订之华经理雇用合约进行一些分析:属于太古洋行华经理制的有由其聘任各地 或各部门的部主任、支行经理、分行副经理和办事处主任,签订人承担的责任包括其继承人、遗嘱执行人及遗产管理人,这和一般买办签订的合同没有什么区别,不 过是在职务名称上改变一下罢了。合约在业务方面的主要规定有:(1)不得自营或与第三者共营与太古竞争之业务t(2)除日常事务外,非得太古负责人“书面 允许”,不得以太古名义买卖不动产、借贷银钱设定物权,或决定其他任何事项,或经营其他事业,(3)在太古指示下,为太古处理有关业务、收取及保管一切银 钱帐款、担保品、货币、票据、契据、抵押品、质物及贵重物品等,不得自行处理或借贷使用;(4)对往来客户或第三者之“经济状况是否稳固,应时加调查”, 忠实报告太古,(5)华经理经手、介绍或批准与太古往来之客户或用其他名义之第三者,对太古有不履行债务或义务时,华经理应尽力斡旋以期达到清偿或履行之 责。太古在可能范围内,愿以法律和其他方法协助华经理,向该客户或该其他名义之第三者催索欠款或催促履行义务。这些内容和一般买办合约基本一致。主要区别 是买办在往来客户发生不履行债务或义务时,由买办赔偿全部损失,而华经理制比较缓和一些,只负“尽力斡旋”之责,而太古则愿以“法律或其他方法”协助华经 理“催索欠款或催促履行义务”。

  太古各部门对华籍人员之雇用,华经理要负“管理整饬之责”,要负责收取满意之担保品,并对“各该职工之品行及工作效能应时时审察”报告太古 之负责人。如受雇人之任何行为使太古或其总经理或其他职员受有任何损害时,华经理应与该受雇人等负连带完全赔偿之责,并应当即如数赔偿不得延误。太古实行 买办制时所有华籍人员,包括仆役在内,全部属于买办间并由买办雇用和管理。改为华经理制后,这些人员改为由太古洋行各部门以“雇员”名义雇用,但仍由华经 理收取个人保证金和负全部责任。这便是华经理制和买办制的主要区别。

  华经理的薪金、佣金及津贴,合约规定双方另行协议,这是太古洋行控制华经理,除签订合约条款之外的另一主要办法。太古洋行1933年时对买 办、华籍代理人和华经理的运费和回扣办法是在第一个10万元中可支取1%,第二个10万元可支取2%,20万元以上可支取3%,用这种办法来鼓励他们多多 招揽业务。抗战胜利之后,从1947年4月1日起,订为华经理可从各项净运费中收取1%的佣金。后因太古航运业务受到限制,改为每月除工资外,保证给予一 定数额的佣金,不足之数则由太古补足。总之,这些办法的主要精神是促进华经理不单拿工资,还要努力争取业务,才能通过佣金增加收益。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横滨正金银行采用司帐主管的名义,还是太古洋行的华经理制度,实质上都是买办制度的继续和发展,所不同的是 外商在尽力削弱买办自行雇用和控制其他华人职员的权力。只要买办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消失,它就会存在和发展。而且,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 是所有的外商企业都采用华经理制,买办与华经理始终是并存的。

  买办制度除买办称谓上的变化,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买办间营业方式的改革,这一点是以往谈买办制度发展时被忽略的。其方式是由买办个人投资成立字号附设在买办间内,对外以个人字号的名义代洋行推销或收购货物、与银钱业往来,其营业性质即是买办性质。

  我们在买办调查资料中细细解读。英商老沙逊洋行买办吴继宏,设立吴继记,经营老沙逊洋行的进出口商品,资产约有四五十万元,以吴继记往来户名 向上海银行透支1万两。祥茂洋行买办陈炳谦,于1931年成立陈炳记,华账房以经租事居多。对外有三种名义:一为陈炳记完全系自己产业,进出在虹口老靶子 场一带年收租金30余万元,去年实收八成;一为泰安地产公司产业,系陈君与兄公有,由祥茂经租,年终再由祥茂与陈君结账;一为祥茂经租,其他房产租金亦约 30余万元。上年营业收入收租金约百余万元,上年开支总数2万余元外收租用项。绵华洋行华经理王之敬,于1929年接办王之记,经营各种纱线、洋针、毛 冷,进货来源为英国本厂和本埠杨树浦分厂出品,1936年营业总额200余万元,净盈1万元。海宁洋行蛋业出口部买办王锡蕃设立王锡记,资本15万元, 1937年改组为润德行,业务内容是向长江一带各出蛋区收购蛋品,售与海宁洋行运销国外。该行即海宁洋行蛋业部之化身,因恐将来洋行在内地收货不便,故由 该行出面收货,转售海宁洋行。英商中华制铁厂华经理鲍茂照于1937年成立茂记,以为专门对银钱界之用,实际是鲍茂照在中华铁厂买办间的名义,资产约有1 万多元,专代中华制铁厂向五金号采办五金用品,及拨付工人工资等。德商鲁麟洋行皮毛部出口部主任、美商美华洋行买办徐殿卿,为营业上便利计对外另用徐德记 名义。康盈洋行买办卢静山,设立卢伟记。美最时洋行进口部买办、捷成洋行买办沈燮臣,于二十世纪20年代即设沈燮记,从事进出口业。三井洋行中国糖买办何 方圃,于20年代初独资开设商号何炎记,资产20余万。祥泰木行买办范汝霖,于20年代初成立范汝记,资产二三十万。英领署买办陶梅生,在英领署内设有陶 植记,至1934年时设立已20余年,1929年陶梅生去世后,由陶植之接办,营业性质为英领署买办兼营地产,东家资产信用约20余万元。三菱洋行糖部买 办李蔼东。设有李蔼记,独资,营业性质为三菱洋行买办。法商永兴洋行的买办吴伟臣、郑钟汉、宣宝濂都分别在买办间挂上“永兴伟记”、“永兴汉记”、“永兴 濂记”的招牌开展业务。谦信洋行和德孚洋行买办周宗良则开设谦和号和周宗记,推销所服务洋行的颜料、汽油灯、机械设备和药品等,利用他的分号,为洋行设立 了密布全国的推销网点,他自己也积累了巨额财富。从中可以发现买办制度在二十世纪是有所发展的。

  买办制度出现的这一变革,部分动因是以买办间名义出面更易受到民族运动的冲击,而买办个人字号较为隐蔽,且易于扩大商号的网络,盈亏由买办 自负。就买办个人而言。在进货来源和销货渠道及价格方面都比一般商人占优势,对国内外市场和货价涨落往往比一般客户先知道,与银行钱庄的往来也更便利,有 更多获利的条件。就双方而言,这一改革可谓是完善买办制度的又一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