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成都三立宅院咋样:无为而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02:44:29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世界上许多管理学家都把注意力由西方的管理模式转向了中国道家的管理原则与管理方法，特别是《老子》一书中的“无为而治”思想，更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并将它广泛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美国管理学家约翰·海德在其所著《领导之道——新时代的领导战略》一书中，引用了不少《老子》的警句箴言，他很欣赏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并且从管理学角度作出了自己的新的诠释。美国艾博契特在他所著的《二十二种新管理工具》一书中，在引用了《老子》的“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后评论说：“从某种意义来看，管理者的历史，也就是试图实践这项基本观念的历史。”美籍华人学者张绪通教授就老子的“道”与现代管理之间的关系，专门撰写了《“道”的综合管理》和《道学的管理要旨》。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名叫《未来的行政首脑》一书，还把老子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句名言作为行政首脑赖以成功的圭臬。甚至连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也引用了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至理名言，顿时使《老子》一书在美国身价百倍，一家公司竟花了13万美元从译者岱芬·米歇尔那里买下了这部名著的版权。
据统计，在《老子》八十一章中，至少有十章谈到“无为”，足见其重要。《老子》第三章云：“为无为，则无不治。”在这里，“为”是目的，“无为”是手段,“无不治”是“为无为”的结果。在“老子”第五十七章中，他进一步解释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可见，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懒汉式的管理方法，而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无为之有益”、“无为故无败”的积极进取的管理方法。实践证明，在当前世界经济激烈竞争的情况下，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一种有利于应付激荡社会巨变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柔性管理思想。
什么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呢?在我看来，这一命题是由三部分组成。(一)、人道来源于天道。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从老子的大道论引申出来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老子看来，“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说，作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道”，是自然运行、无虚妄、无偏执、无妄为、无思念，“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第三十四章)，这就是道的“无为”本性。但是，宇宙天地万物，其中包括地球和地球上的人类、花草树木、鱼虫鸟兽等，又都是由“道”演化出来的，并且是由“道”主宰的，这又是“道”的“无不为”本性。实际上老子所说的“道”，是“有为”与“无为”的辩证统一。(二)、正因为如此，由道而派生的天地万物也是“莫之命而常自然”、“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三)、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应用于治人、治国与管理企业，就必然引出“无为而治”的管理科学思想。在道家看来，既然圣人“唯道是从”，对于天地人就理应要求“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即只能从客观上辅助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既不妄为亦不强为，更不图达到某种人生功利的目的。
从现代企业管理角度看，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至少包涵有如下三层意义。
“无为而治”思想的第一层涵义是在企业决策上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管理者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在“大事”上有所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然后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在现代企业中，随时都会碰到两类事情：一类是事关全局和长远利益的大事，另一类是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部门层次的增多，即使是精明能干、智慧超群的领导者，也无法事事躬亲、样样“有为”。因为企业领导者也是能力有限的“人”，而不是法力无边的“神”。所以，一个高层次的企业领导者应不拘泥小事，善于在小事上“无为”，而在大事上“有为”。什么是管理者的“大事”呢?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就现代企业而言，一个高层次的领导者的“有为”，不应是直接指向目的活动，而应是直接指向被领导者的活动。对于企业领导者的最基本要求，应是他能够组织企业员工“为”什么，而不只是他个人能够“为”什么。他应成为料理大事的“导演”，而不是扮演具体角色的“演员”。具体地说，企业的高层次的领导者要正确处理“管向”(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引导)与“管事”(对企业具体事物的管理)、“管总”(对企业全局的管理)与“管分”(对企业局部事务的管理)、“管帅”(厂长、经理、董事长)与“管将”(企业副职领导干部及中层干部)、“管兵”(普遍员工)的关系。只有正确处理好上述关系，才能确保领导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比如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如果放弃制定作战计划、放弃组织战役和实施调兵遣将，而去参与肉搏式冲锋，那他就不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因为他把作为一位高级指挥员的“有为”与“无为”的关系搞颠倒了。这样的领导者只能是一位事无巨细、忙忙碌碌的“事务员型”的领导，是一位头脑糊涂、事无成效的官僚主义者。中国汉代有一位名叫丙吉的丞相，有一次出门，他看见一群人在路上斗殴，“死伤横道”，他不下车过问，继续向前走；又“逢人逐牛，牛喘吐舌”，他立刻停车派人去向赶牛人查问原因，随行者不解丞相之意，认为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之。丙吉解释说：“民斗相杀也”这是长安令、京兆尹的事，“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认为现在正是春耕季节，天还不很热，看见耕牛口吐白沫，是不是“时气失节”?“调和阴阳”，国泰民安，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故当问之。“丙吉察牛”这则故事，所提示的正是道家“为而不为”的道理。美国山大铁路公司总经理斯托雷先生，在20多岁时，曾干过一件“劳而无功”的傻事。有一次，上司派他带三个助手去测量某处洼地的水深情况，由于他缺乏领导经验，每天从早到晚都亲自料理大小事务，事事给助手做出榜样，累得精疲力竭，使三位助手认为这位年轻领导人把什么都处理得十分妥当，也乐得清闲，在旁边饮水聊天。从这件事吸取教训，他懂得了领导者“抓全局”、“抓大事”的重要性，认为“领导人运用脑子比动用力气要重要得多”。从此以后，他改变了领导艺术，即抛弃事务型的工作方法，而采取“抽身谋大计”的领导艺术。法国著名管理学家法约尔极力地反对上层领导者“在工作细节上耗费大量时间”，在小事上“总是忙忙碌碌”，他主张“一个企业，经理应始终设法保持对重大事情的研究、领导和检查的思维自由和必要的行动自由”。
法国社会学家帕斯卡指出：“人类对于琐碎事物的敏感和对于最主要的事物的麻木，标志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错误。”然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这种“不可思议的错误”是屡见不鲜的。日本占部都美根据“大事有为小事无为”的管理原则，把那些过于拘泥小事的企业家分为五种类型，即“①身居领导岗位，却无法免除事务人，即职员气质的‘事务员型’；②失去解决困难问题的热诚，为掩饰虚无感而热衷于开会、不干实事的‘会议型’；③参加各种轻松愉快的迎来送往的礼仪活动，却偏不干本职工作的‘礼仪型’；④没有政治或派系斗争，顿感无所事事，即处于虚脱状态的‘政治斗争型’；⑤碰到人就老谈过去之辉煌腾达的‘回顾型’”。这是对那些只抓小事、不抓大事的无能管理者的真实写照。所以，高明的企业家善于“抓大事”，而昏庸的领导则喜于“管小事”。抓好“大事”则事事都得到治理，事半功倍；样样都管，而事事荒废，事倍功半。这就是“抓大事”与“抓小事”的辩证法。
“无为而治”思想的第二层涵义是要求高层领导者在识贤、求贤上有所为，在用贤上则无所为。一个高层的现代企业领导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就必须在使用干部上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在中国古代，人们从历代治国成效经验中，早已认识到“君闲臣忙国必兴，君忙臣闲国必衰”的道理。所以，在管理之道上，黄老学派主张“君无为而臣有为”。《淮南子》作者指出：“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在《淮南子》作者看来，“以天下之大托于一人之才，譬若悬千钧之重于一木之枝”，是难以胜任的。正因为君主个人才智难以治天下，故君主必须“因臣资，用众能”，方可达到“无为”的目的。《淮南子》以尧、舜为例论证说：“昔尧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尧、舜、武王，于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成功者，善乘人之资也。”(《道应训》)即认为辅佐尧者有禹、皋陶、稷、契、伯夷、捶、益、变、龙九个贤臣，辅佐舜者有禹、皋陶、程、契、变、龙七个贤臣，辅佐武王者有周公、召公、太公、毕公、毛公五个贤人，虽然辅佐人数不一样，但是都能“垂拱成功者”，皆因“善乘人之资也”。由此可见，“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君子所以能够“无为”，是因为贤臣之“有为”。只要君主能够思贤如渴，用人得当，即可达到“无为而治”。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颇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荀子曾指出：“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政本朝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通过“任官得其人”而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这就要求企业的最高领导者必须具备伯乐识马、刘备三顾茅庐、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精神，并且在用人上对于贤臣必须高度信任，充分放权，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充分调动与发挥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而不是越俎代庖。在这里，有三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由于不信任下属而包办下属工作，二是由于不了解下属而去干预下属工作，三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指挥才能，而去干涉下属指挥。在企业管理中，这些错误做法，应力求避免。因为这些做法不但使企业领导者陷于杂乱无章的“小事”之中，而且还会压抑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整个企业受到影响。“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企业管理思想，现在已逐步被中国企业家所认识。深圳超顺集团吴谢冈先生在企业管理中推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是建立在他的切身体会基础上的，他说：在企业管理中，“以前，我参与太多，管得太细，带来的副作用就是管理人员觉得你不信任他，造成管的越多越管不好的状态”。“后来，我逐渐不再管了，交给下级管理人员去管，企业在各方面都转变得非常快”。从这一对比中，他认识到“无为而治”的价值，在他看来，所谓“无为而治”，“就是在企业中、在社会上创造出一种宽松的环境，减少人为的压力”。他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是“人类的财富”，“一个社会要安定，你管得越多，就会越乱，好像我们这个企业，你管得太多，规矩越多，员工越怨声载道，牢骚满腹”。所以，在企业这一金字塔式的管理体系中，应该“为无为之为，用无用之用”。鞍钢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在谈到他担任厂长“何以轻松”的秘诀时，指出：“一个企业的领导，如果经常起五更睡半夜，那就说明生产杂乱无章，事情多得干不完”，要求“在我们厂，该上午办完事决不允许下午办，这叫生产秩序”。要求各级领导“各尽其责，该谁干的事，谁就必须把它干完、干好”。哈尔滨无线电厂在1990年以前，由于政府对企业过多地干预，大到决策，小到日常管理，企业毫无自主权，致使连续亏损，资不抵债。在困难之时，市政府将该厂租赁给深圳赛格集团，更名为哈尔滨赛格电子公司。赛格集团对该厂实行“无为而治”，即除了抓发展战略和总经理任命外，对于企业机构设置、中层干部选聘、日常生产管理，一概不问。正是这种“无为而治”，使哈尔滨赛格电子公司生机盎然。实践证明，只有敢于“无为”，才能大有所为。这就是企业管理的辩证法。
“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企业管理思想，也为世界各国管理学家所采纳，被他们视为管理科学的珍宝。美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指出：“主管之职能，首在成事，而非作事。授权是成事之有效分身术，如主管把持过甚，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必无法成事。”美国管理学家W，J．鲍莫尔在谈到企业家的素质和能力时，指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要“精于授权”，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主要抓战略决策，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主要授权下边去办”。米勒所著《美国企业精神》一书，谈到一位企业总经理的领导艺术时说：“管理人员必须完全摆脱幻想。完全控制——事事都插手，既不可能又不需要。有趣的是，我们的管理人员发展，不试图完全控制，反而能得到更大的权力——完成事情的权力。”这里所说的，正是“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最佳管理境界。日本松下幸之助说：“我虽然是经理，但是我并不是站在前头拼命工作，而是站在后面由各从业人员来替我做事。”法国法约先生指出：一个企业经理应“去引导部下而不代替他们。”美国H·米勒认为“真正的领导不是要事必躬亲，在于他要指出路来。”美国罗斯福认为“一位最佳的领导，是一位知人善任者。而在下属甘心从事于其职务时，领导得要有约束力量，切不可插手干涉他们。”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会见日本松下电器产业公司松下先生，询问过他的经营之道。松下先生回答说：“只有坚持经营的基本方针，有使命感”，“就要尽可能地分散权限”，“下面干什么都可以，没有必要限制，这样可以提高效率。”这是对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思想的具体说明。英国大出版家诺思克利夫虽然事情很多，但他始终从容不迫、运用自如。其诀窍在哪里呢?他回答说：“我只担任指挥工作，一切事务性工作都交给那些能够胜任的人去做。我自己把精力放在计划创新上，一旦计划出笼，我又去考虑新的计划。”美国国家计算机公司经理帕特森认为，一个高明的企、业领导人应该是机器的设计者而不是机器的制造者。他有一句至理名言：“不要去做可以交给别人做的事情。”美国凯罗柯电气公司负责人有一条领导原则：交给下属的工作，决不再故意察看，只有最后验收工作结果。这种高度的信任感，使下属更加努力工作，工作效率提高，下属心情也舒畅。这叫做“抽身谋大计”。美国纽约附近有个著名的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里有十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名列世界第一：发明第一部电话机；发明第一架电传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金；设计第一个通讯卫星；发明第一只太阳能电池；应用激光技术；发明第一部高传真电话唱片；发明第一盘有声唱片；发明电视传真电话；发明真空管；研究微型集成电路等。何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该所负责人陈煜耀博士就告诉你，靠的是他办公桌前所挂的《老子》的“无为而治”的一张条幅。在这句格言下面有它的英语译文，即“最好的领导者是能帮助人，让人不需要他。”陈博士进一步解释说“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既要做到你在领导，又要做到别人并不认为你在干预他”。贝尔实验室的成功，实际上也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管理思想的成功。道家所主张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思想，同现代管理学家所提倡的“分级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美国管理学家怀尔德在《管理大师如是说》一书中提出“分级管理”的原则。日本土光敏夫在《经营管理之道》一书中也主张“分级管理”，指出，“一般说来，首脑提出‘目的’，各级主要负责人将它变成‘目标’(达到目的战略)，中层管理者将它转为方针(达到目的的方法)，一般工作人员将它转为工作步骤。”在这里，现代管理学家要求企业家在实践中善于识别、选择人才，一旦选定录用，就要充分予以信任，通过授权和分权，实行分级管理，逐级监督，各司其责，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实际上，任何一位高明的企业家的管理幅度都是有极限的，超过这个极限，只能造成管理系统的混乱和低效。只有分级管理，才能使管理者摆脱烦琐事务，集中精力抓全局性的“大事”。从这一意义上，现代“分级管理”理论，是对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无为而治”思想的第三层涵义是提倡“顺其自然”之为，“不采取反自然的行为”，并非是禁绝人的一切行动。“自然”是“道”的本体，也是“道”的本性。故由“道”派生出来的天地万物也是“自然而然”，而非人为如此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即宇宙的都是以“自然”为其本性的。这里所谓“自然”,并不是指存在于人之外自然界，而是指“道”和由它派生的宇宙万物的“本性如此”、“本然如此”的自然状况和天赋的存在形式与运作方式。把这种“道法自然”思想，运用于治理国家和企业管理上,要求管理者“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提倡“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深受道家“无为”思想影响的荀子，指出：“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即是说，要求管理者“行道”时既不要随心所欲地去做(“无为”)，也不要脱离客观实际勉强地去做(“无强”)，而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在企业管理中，只要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不任凭主观想象去发号施令，就能获得企业成功。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在回答“你的经营秘诀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指出：“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在他看来，只有“遵照超越人类智慧的伟大的天地自然法则与道理去经营，才能获得成功”。“倘使人类以其微小的聪明才智去思考问题，依照自己所想的平庸方法去处理事务，违背了天地自然的道理，其失败与挫折即是意中的事”。“有无相生”和商品寿命周期本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如能按照这一客观规律，采取“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的经营方针，根据市场经济形势，善于及时地将“无”转化为“有”，又及时地将“有”转化为“无”，不断地制造出适于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就能保持企业的青春活力。相反地，如果违背这一客观规律，企业迟早会被淘汰的。这类事例，在我国几十年的经济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
根据“以民为本”的企业宗旨，许多企业家已经认识到“顾客是企业的上帝”、“顾客是企业的衣食父母”、“顾客是企业的裁判者”的道理。长虹公司总裁倪润峰讲过一句至理名言：“得人心者得市场。”市场是无形的，但也是公正的。在无形的市场面前，任何企业家都不能随意而行，而必须顺其民心而为之，广泛调查市场；真正了解顾客喜欢什么，关心什么，认可什么，讨厌什么，并且根据顾客的心理和愿望，生产出品质优良的产品，努力做好售后服务一切为顾客利益考虑，才能赢得顾客的心，占领市场，因顾客之所利而利之。如果依靠盗窃他人的商业技术情报，依靠坑蒙拐骗，必然会失去顾客，最终也会导致企业倒闭。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也要善于根据被管理者的兴趣、爱好，而采取相应的激励方法，理顺职工情绪，以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达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中国古代道家所主张的“顺其自然”的无为管理思想，同现代管理科学提出的“自动化管理”有某些相似之处。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需要“顺其自然的智慧”。有一位建筑设计师，当他设计的楼群建成后，楼与楼之间以及楼群之间尚未铺设道路。一位工人问他：“道路如何铺设呢?”他回答说：“将楼群之间的空地先种上草坪。”建筑工人照此办理。过了一段时间，住户根据需要便自然而然地走出了各种通道。这时，设计师“因民之利而利之”，便叫工人按照自然形成的道路加以铺设，既方便住户，又节约用地。这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自动化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有些事情也要顺其自然而成，切不可人为地勉强地去做。违背自然法则，是没有不失败的。这样的惨痛教训在企业中是屡见不鲜的。这证明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对于一位企业领导者来说，选择“有为”与“无为”的时机，至关重要。企业高层领导者在有些事情上只需要在开始时“有为”，不必参与其全过程，如参加“奠基仪式”、“开工动员”等；有些事情则只需在中间环节上“有为”,以促进高潮的到来；有些事情只需在最后阶段“有为”,如“竣工剪彩”、“庆功表彰会”，以鼓舞士气，以利再战。企业高层领导者并非什么时候都“有为”，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无为”。该“有为”时一定“有为”，使自己的文韬武略付诸实践，以促进企业成功。不该“有为”时有为，不仅会影响下属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且还会妨碍、干扰下属的工作，使下属养成照抄照搬的依赖心理，缺乏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该“有为”时有为，必然会破坏整个领导机构的系统功能，影响各级领导者在“管理场”中的固定位置，导致工作秩序紊乱，使“金字塔式”的领导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不该“有为”时有为，还容易将领导的不成熟的意见强加于人，从而造成工作失误，祸害无穷。所以，一个企业的高层领导者只有真正站在金字塔尖上，考虑全局，掌握方向，出主意，用干部，而在具体事务上则持超脱态度，当“甩手掌柜”，才算是一位聪明的企业家。只有在具体事务上“有所不为”，才能在全局问题上“有所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无为而治”并不是凭借“权力”和“法律”而实施管理，而是凭借“顺其自然”的哲学智慧而进行科学管理，这是一种以最小的领导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果的高超管理艺术。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据统计，在《老子》八十一章中，至少有十章谈到“无为”，足见其重要。《老子》第三章云：“为无为，则无不治。”在这里，“为”是目的，“无为”是手段,“无不治”是“为无为”的结果。在“老子”第五十七章中，他进一步解释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可见，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懒汉式的管理方法，而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无为之有益”、“无为故无败”的积极进取的管理方法。实践证明，在当前世界经济激烈竞争的情况下，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一种有利于应付激荡社会巨变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柔性管理思想。
什么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呢?在我看来，这一命题是由三部分组成。(一)、人道来源于天道。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从老子的大道论引申出来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老子看来，“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说，作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道”，是自然运行、无虚妄、无偏执、无妄为、无思念，“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第三十四章)，这就是道的“无为”本性。但是，宇宙天地万物，其中包括地球和地球上的人类、花草树木、鱼虫鸟兽等，又都是由“道”演化出来的，并且是由“道”主宰的，这又是“道”的“无不为”本性。实际上老子所说的“道”，是“有为”与“无为”的辩证统一。(二)、正因为如此，由道而派生的天地万物也是“莫之命而常自然”、“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三)、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应用于治人、治国与管理企业，就必然引出“无为而治”的管理科学思想。在道家看来，既然圣人“唯道是从”，对于天地人就理应要求“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即只能从客观上辅助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既不妄为亦不强为，更不图达到某种人生功利的目的。
从现代企业管理角度看，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至少包涵有如下三层意义。
“无为而治”思想的第一层涵义是在企业决策上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管理者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在“大事”上有所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然后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在现代企业中，随时都会碰到两类事情：一类是事关全局和长远利益的大事，另一类是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部门层次的增多，即使是精明能干、智慧超群的领导者，也无法事事躬亲、样样“有为”。因为企业领导者也是能力有限的“人”，而不是法力无边的“神”。所以，一个高层次的企业领导者应不拘泥小事，善于在小事上“无为”，而在大事上“有为”。什么是管理者的“大事”呢?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就现代企业而言，一个高层次的领导者的“有为”，不应是直接指向目的活动，而应是直接指向被领导者的活动。对于企业领导者的最基本要求，应是他能够组织企业员工“为”什么，而不只是他个人能够“为”什么。他应成为料理大事的“导演”，而不是扮演具体角色的“演员”。具体地说，企业的高层次的领导者要正确处理“管向”(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引导)与“管事”(对企业具体事物的管理)、“管总”(对企业全局的管理)与“管分”(对企业局部事务的管理)、“管帅”(厂长、经理、董事长)与“管将”(企业副职领导干部及中层干部)、“管兵”(普遍员工)的关系。只有正确处理好上述关系，才能确保领导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比如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如果放弃制定作战计划、放弃组织战役和实施调兵遣将，而去参与肉搏式冲锋，那他就不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因为他把作为一位高级指挥员的“有为”与“无为”的关系搞颠倒了。这样的领导者只能是一位事无巨细、忙忙碌碌的“事务员型”的领导，是一位头脑糊涂、事无成效的官僚主义者。中国汉代有一位名叫丙吉的丞相，有一次出门，他看见一群人在路上斗殴，“死伤横道”，他不下车过问，继续向前走；又“逢人逐牛，牛喘吐舌”，他立刻停车派人去向赶牛人查问原因，随行者不解丞相之意，认为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之。丙吉解释说：“民斗相杀也”这是长安令、京兆尹的事，“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认为现在正是春耕季节，天还不很热，看见耕牛口吐白沫，是不是“时气失节”?“调和阴阳”，国泰民安，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故当问之。“丙吉察牛”这则故事，所提示的正是道家“为而不为”的道理。美国山大铁路公司总经理斯托雷先生，在20多岁时，曾干过一件“劳而无功”的傻事。有一次，上司派他带三个助手去测量某处洼地的水深情况，由于他缺乏领导经验，每天从早到晚都亲自料理大小事务，事事给助手做出榜样，累得精疲力竭，使三位助手认为这位年轻领导人把什么都处理得十分妥当，也乐得清闲，在旁边饮水聊天。从这件事吸取教训，他懂得了领导者“抓全局”、“抓大事”的重要性，认为“领导人运用脑子比动用力气要重要得多”。从此以后，他改变了领导艺术，即抛弃事务型的工作方法，而采取“抽身谋大计”的领导艺术。法国著名管理学家法约尔极力地反对上层领导者“在工作细节上耗费大量时间”，在小事上“总是忙忙碌碌”，他主张“一个企业，经理应始终设法保持对重大事情的研究、领导和检查的思维自由和必要的行动自由”。
法国社会学家帕斯卡指出：“人类对于琐碎事物的敏感和对于最主要的事物的麻木，标志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错误。”然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这种“不可思议的错误”是屡见不鲜的。日本占部都美根据“大事有为小事无为”的管理原则，把那些过于拘泥小事的企业家分为五种类型，即“①身居领导岗位，却无法免除事务人，即职员气质的‘事务员型’；②失去解决困难问题的热诚，为掩饰虚无感而热衷于开会、不干实事的‘会议型’；③参加各种轻松愉快的迎来送往的礼仪活动，却偏不干本职工作的‘礼仪型’；④没有政治或派系斗争，顿感无所事事，即处于虚脱状态的‘政治斗争型’；⑤碰到人就老谈过去之辉煌腾达的‘回顾型’”。这是对那些只抓小事、不抓大事的无能管理者的真实写照。所以，高明的企业家善于“抓大事”，而昏庸的领导则喜于“管小事”。抓好“大事”则事事都得到治理，事半功倍；样样都管，而事事荒废，事倍功半。这就是“抓大事”与“抓小事”的辩证法。
“无为而治”思想的第二层涵义是要求高层领导者在识贤、求贤上有所为，在用贤上则无所为。一个高层的现代企业领导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就必须在使用干部上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在中国古代，人们从历代治国成效经验中，早已认识到“君闲臣忙国必兴，君忙臣闲国必衰”的道理。所以，在管理之道上，黄老学派主张“君无为而臣有为”。《淮南子》作者指出：“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在《淮南子》作者看来，“以天下之大托于一人之才，譬若悬千钧之重于一木之枝”，是难以胜任的。正因为君主个人才智难以治天下，故君主必须“因臣资，用众能”，方可达到“无为”的目的。《淮南子》以尧、舜为例论证说：“昔尧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尧、舜、武王，于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成功者，善乘人之资也。”(《道应训》)即认为辅佐尧者有禹、皋陶、稷、契、伯夷、捶、益、变、龙九个贤臣，辅佐舜者有禹、皋陶、程、契、变、龙七个贤臣，辅佐武王者有周公、召公、太公、毕公、毛公五个贤人，虽然辅佐人数不一样，但是都能“垂拱成功者”，皆因“善乘人之资也”。由此可见，“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君子所以能够“无为”，是因为贤臣之“有为”。只要君主能够思贤如渴，用人得当，即可达到“无为而治”。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颇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荀子曾指出：“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政本朝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通过“任官得其人”而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这就要求企业的最高领导者必须具备伯乐识马、刘备三顾茅庐、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精神，并且在用人上对于贤臣必须高度信任，充分放权，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充分调动与发挥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而不是越俎代庖。在这里，有三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由于不信任下属而包办下属工作，二是由于不了解下属而去干预下属工作，三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指挥才能，而去干涉下属指挥。在企业管理中，这些错误做法，应力求避免。因为这些做法不但使企业领导者陷于杂乱无章的“小事”之中，而且还会压抑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整个企业受到影响。“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企业管理思想，现在已逐步被中国企业家所认识。深圳超顺集团吴谢冈先生在企业管理中推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是建立在他的切身体会基础上的，他说：在企业管理中，“以前，我参与太多，管得太细，带来的副作用就是管理人员觉得你不信任他，造成管的越多越管不好的状态”。“后来，我逐渐不再管了，交给下级管理人员去管，企业在各方面都转变得非常快”。从这一对比中，他认识到“无为而治”的价值，在他看来，所谓“无为而治”，“就是在企业中、在社会上创造出一种宽松的环境，减少人为的压力”。他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是“人类的财富”，“一个社会要安定，你管得越多，就会越乱，好像我们这个企业，你管得太多，规矩越多，员工越怨声载道，牢骚满腹”。所以，在企业这一金字塔式的管理体系中，应该“为无为之为，用无用之用”。鞍钢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在谈到他担任厂长“何以轻松”的秘诀时，指出：“一个企业的领导，如果经常起五更睡半夜，那就说明生产杂乱无章，事情多得干不完”，要求“在我们厂，该上午办完事决不允许下午办，这叫生产秩序”。要求各级领导“各尽其责，该谁干的事，谁就必须把它干完、干好”。哈尔滨无线电厂在1990年以前，由于政府对企业过多地干预，大到决策，小到日常管理，企业毫无自主权，致使连续亏损，资不抵债。在困难之时，市政府将该厂租赁给深圳赛格集团，更名为哈尔滨赛格电子公司。赛格集团对该厂实行“无为而治”，即除了抓发展战略和总经理任命外，对于企业机构设置、中层干部选聘、日常生产管理，一概不问。正是这种“无为而治”，使哈尔滨赛格电子公司生机盎然。实践证明，只有敢于“无为”，才能大有所为。这就是企业管理的辩证法。
“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企业管理思想，也为世界各国管理学家所采纳，被他们视为管理科学的珍宝。美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指出：“主管之职能，首在成事，而非作事。授权是成事之有效分身术，如主管把持过甚，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必无法成事。”美国管理学家W，J．鲍莫尔在谈到企业家的素质和能力时，指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要“精于授权”，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主要抓战略决策，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主要授权下边去办”。米勒所著《美国企业精神》一书，谈到一位企业总经理的领导艺术时说：“管理人员必须完全摆脱幻想。完全控制——事事都插手，既不可能又不需要。有趣的是，我们的管理人员发展，不试图完全控制，反而能得到更大的权力——完成事情的权力。”这里所说的，正是“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最佳管理境界。日本松下幸之助说：“我虽然是经理，但是我并不是站在前头拼命工作，而是站在后面由各从业人员来替我做事。”法国法约先生指出：一个企业经理应“去引导部下而不代替他们。”美国H·米勒认为“真正的领导不是要事必躬亲，在于他要指出路来。”美国罗斯福认为“一位最佳的领导，是一位知人善任者。而在下属甘心从事于其职务时，领导得要有约束力量，切不可插手干涉他们。”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会见日本松下电器产业公司松下先生，询问过他的经营之道。松下先生回答说：“只有坚持经营的基本方针，有使命感”，“就要尽可能地分散权限”，“下面干什么都可以，没有必要限制，这样可以提高效率。”这是对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思想的具体说明。英国大出版家诺思克利夫虽然事情很多，但他始终从容不迫、运用自如。其诀窍在哪里呢?他回答说：“我只担任指挥工作，一切事务性工作都交给那些能够胜任的人去做。我自己把精力放在计划创新上，一旦计划出笼，我又去考虑新的计划。”美国国家计算机公司经理帕特森认为，一个高明的企、业领导人应该是机器的设计者而不是机器的制造者。他有一句至理名言：“不要去做可以交给别人做的事情。”美国凯罗柯电气公司负责人有一条领导原则：交给下属的工作，决不再故意察看，只有最后验收工作结果。这种高度的信任感，使下属更加努力工作，工作效率提高，下属心情也舒畅。这叫做“抽身谋大计”。美国纽约附近有个著名的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里有十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名列世界第一：发明第一部电话机；发明第一架电传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金；设计第一个通讯卫星；发明第一只太阳能电池；应用激光技术；发明第一部高传真电话唱片；发明第一盘有声唱片；发明电视传真电话；发明真空管；研究微型集成电路等。何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该所负责人陈煜耀博士就告诉你，靠的是他办公桌前所挂的《老子》的“无为而治”的一张条幅。在这句格言下面有它的英语译文，即“最好的领导者是能帮助人，让人不需要他。”陈博士进一步解释说“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既要做到你在领导，又要做到别人并不认为你在干预他”。贝尔实验室的成功，实际上也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管理思想的成功。道家所主张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思想，同现代管理学家所提倡的“分级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美国管理学家怀尔德在《管理大师如是说》一书中提出“分级管理”的原则。日本土光敏夫在《经营管理之道》一书中也主张“分级管理”，指出，“一般说来，首脑提出‘目的’，各级主要负责人将它变成‘目标’(达到目的战略)，中层管理者将它转为方针(达到目的的方法)，一般工作人员将它转为工作步骤。”在这里，现代管理学家要求企业家在实践中善于识别、选择人才，一旦选定录用，就要充分予以信任，通过授权和分权，实行分级管理，逐级监督，各司其责，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实际上，任何一位高明的企业家的管理幅度都是有极限的，超过这个极限，只能造成管理系统的混乱和低效。只有分级管理，才能使管理者摆脱烦琐事务，集中精力抓全局性的“大事”。从这一意义上，现代“分级管理”理论，是对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无为而治”思想的第三层涵义是提倡“顺其自然”之为，“不采取反自然的行为”，并非是禁绝人的一切行动。“自然”是“道”的本体，也是“道”的本性。故由“道”派生出来的天地万物也是“自然而然”，而非人为如此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即宇宙的都是以“自然”为其本性的。这里所谓“自然”,并不是指存在于人之外自然界，而是指“道”和由它派生的宇宙万物的“本性如此”、“本然如此”的自然状况和天赋的存在形式与运作方式。把这种“道法自然”思想，运用于治理国家和企业管理上,要求管理者“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提倡“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深受道家“无为”思想影响的荀子，指出：“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即是说，要求管理者“行道”时既不要随心所欲地去做(“无为”)，也不要脱离客观实际勉强地去做(“无强”)，而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在企业管理中，只要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不任凭主观想象去发号施令，就能获得企业成功。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在回答“你的经营秘诀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指出：“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在他看来，只有“遵照超越人类智慧的伟大的天地自然法则与道理去经营，才能获得成功”。“倘使人类以其微小的聪明才智去思考问题，依照自己所想的平庸方法去处理事务，违背了天地自然的道理，其失败与挫折即是意中的事”。“有无相生”和商品寿命周期本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如能按照这一客观规律，采取“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的经营方针，根据市场经济形势，善于及时地将“无”转化为“有”，又及时地将“有”转化为“无”，不断地制造出适于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就能保持企业的青春活力。相反地，如果违背这一客观规律，企业迟早会被淘汰的。这类事例，在我国几十年的经济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
根据“以民为本”的企业宗旨，许多企业家已经认识到“顾客是企业的上帝”、“顾客是企业的衣食父母”、“顾客是企业的裁判者”的道理。长虹公司总裁倪润峰讲过一句至理名言：“得人心者得市场。”市场是无形的，但也是公正的。在无形的市场面前，任何企业家都不能随意而行，而必须顺其民心而为之，广泛调查市场；真正了解顾客喜欢什么，关心什么，认可什么，讨厌什么，并且根据顾客的心理和愿望，生产出品质优良的产品，努力做好售后服务一切为顾客利益考虑，才能赢得顾客的心，占领市场，因顾客之所利而利之。如果依靠盗窃他人的商业技术情报，依靠坑蒙拐骗，必然会失去顾客，最终也会导致企业倒闭。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也要善于根据被管理者的兴趣、爱好，而采取相应的激励方法，理顺职工情绪，以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达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中国古代道家所主张的“顺其自然”的无为管理思想，同现代管理科学提出的“自动化管理”有某些相似之处。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需要“顺其自然的智慧”。有一位建筑设计师，当他设计的楼群建成后，楼与楼之间以及楼群之间尚未铺设道路。一位工人问他：“道路如何铺设呢?”他回答说：“将楼群之间的空地先种上草坪。”建筑工人照此办理。过了一段时间，住户根据需要便自然而然地走出了各种通道。这时，设计师“因民之利而利之”，便叫工人按照自然形成的道路加以铺设，既方便住户，又节约用地。这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自动化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有些事情也要顺其自然而成，切不可人为地勉强地去做。违背自然法则，是没有不失败的。这样的惨痛教训在企业中是屡见不鲜的。这证明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对于一位企业领导者来说，选择“有为”与“无为”的时机，至关重要。企业高层领导者在有些事情上只需要在开始时“有为”，不必参与其全过程，如参加“奠基仪式”、“开工动员”等；有些事情则只需在中间环节上“有为”,以促进高潮的到来；有些事情只需在最后阶段“有为”,如“竣工剪彩”、“庆功表彰会”，以鼓舞士气，以利再战。企业高层领导者并非什么时候都“有为”，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无为”。该“有为”时一定“有为”，使自己的文韬武略付诸实践，以促进企业成功。不该“有为”时有为，不仅会影响下属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且还会妨碍、干扰下属的工作，使下属养成照抄照搬的依赖心理，缺乏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该“有为”时有为，必然会破坏整个领导机构的系统功能，影响各级领导者在“管理场”中的固定位置，导致工作秩序紊乱，使“金字塔式”的领导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不该“有为”时有为，还容易将领导的不成熟的意见强加于人，从而造成工作失误，祸害无穷。所以，一个企业的高层领导者只有真正站在金字塔尖上，考虑全局，掌握方向，出主意，用干部，而在具体事务上则持超脱态度，当“甩手掌柜”，才算是一位聪明的企业家。只有在具体事务上“有所不为”，才能在全局问题上“有所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无为而治”并不是凭借“权力”和“法律”而实施管理，而是凭借“顺其自然”的哲学智慧而进行科学管理，这是一种以最小的领导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果的高超管理艺术。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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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尤为重要"中的“为”是平声吗？
不大爱管事，有点无为而治的领导好，还是处处雷厉风行，整天让人紧张的领导好
儒家和道家的"无为而治"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啊??/各位高手...急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