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利宅院一期:公木、刘炽《英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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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刘炽《英雄赞歌》

(2011-03-06 00:15:10)转载 标签:

杂谈

    看过《英雄儿女》的人对片中的王成孤身斗敌的印象一定很深,其实,在巴金小说主要是描写父女团圆的故事,关于六连的英雄事迹并没有在《团圆》中有所反映。有关王成牺牲的描述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但导演武兆堤却执意要毛烽塑造一个生龙活虎的王成来。因为尽管小说中关于王成的话只有短短一句,但这个英雄的名字却贯穿了小说的全过程,对王成的塑造对全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要从这一句话塑造出一个生动的英雄人物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毛烽对此也感到很为难。他对武兆堤说:“这个没办法,我没那个本事。”但武兆堤却对毛烽充满信心,他板着面孔说:“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上了这‘贼船’就不能下来。”看到武兆堤那严肃的表情,毛烽知道这个任务算是推不掉了,于是便埋头于大量有关抗美援朝资料,去寻找“王成”的踪迹。当然他并不是“孤军作战”,虽然表面上武兆堤将这个角色交给毛烽去写,实际上是他与毛烽共同完成了王成的塑造。在构想王成牺牲的细微情节时,武兆堤和毛烽在对众多抗美援朝英雄进行一一筛选后,最后决定以杨根思为原型来进行创作。杨根思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成名,最擅长爆破技术,并屡次立功。在朝鲜战场上,他带领一个连守卫某高地,一直坚持到只剩下他一个人,最后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其实,象杨根思这样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上也很多,其中还有一位更符合影片中塑造的王成形象,那就是志愿军第二十六军排长、一级人民英雄秦建彬,在坚守二一二高地防御战中,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成群的美国兵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这时,他拔出掩埋在工事里的爆破筒,屹立在阵地上,把爆破简投向敌群。
    武堤和毛烽最终塑造的王成是综合了许多志愿军的事迹而塑造出来的。他那句“向我开炮”台词也是结合了多位英雄的事迹而写成的。一次,毛烽和武兆堤在无数资料中意外地发现了洪炉写的一篇通讯《志愿军一日》,介绍战友蒋庆泉孤身与敌人搏斗的事迹。当他俩读到蒋庆泉在敌人迫近自已时不断高呼:“敌人离我 50米,炮弹打50米,又近了,到30米,再打,到20米,最后10米,不能再打了,一直到最后,直接朝我瞄准,最后喊向我开炮!” 时,心头一亮,何不将这个场面写进剧本中去呢(蒋庆泉并没有牺牲,炮弹将他震晕,他被俘了,阵地也失陷了,所以这一事件被暂缓宣传)。其实,“向我开炮”在朝鲜战场上并不止蒋庆泉一人叫过,就在蒋庆泉被俘两个月后,在另一个山头也传来了同样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另一位志愿军战士,名叫于树昌。事实证明,毛烽和武兆堤对王成的塑造是成功的,他手握爆破筒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成为战争年代典型的英雄造型之一。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做和声……。” 影片《英雄儿女》在全国播放后,片中那首《英雄赞歌》也随之唱遍全国。在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以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当她在创作中遇到困难时,部队首长也介入到歌曲的创作中,之后《英雄赞歌》终于在曲折中诞生。随着影片情节的自然发展,观众信以为真地认为“王芳”就是《英雄赞歌》的“作词、作曲”和“主唱”。几十年之中,她几乎完全成为这首著名歌曲的“形象代表”。但实际上,片中王芳创作只是编剧为丰富影片内容所布置的一个情节。《英雄赞歌》诞生背后凝聚着公木、刘炽等心血。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在全国公映,并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王成的名字和《英雄赞歌》随之响遍全国。

    凡熟悉《英雄赞歌》的观众,没有人会只将它当成是一首简单平常的歌曲随便一听,总是当即就会联想起那一部堪称经典的电影《英雄儿女》。甚至每当《英雄赞歌》唱起,人们眼前浮现的,首先是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光辉形象。因此,与其说《英雄赞歌》是一首歌曲,还不如说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电影音乐现象,而且还不只是《英雄儿女》因为有《英雄赞歌》才大获成功。于今仔细回忆,从1949年至今,在数不胜数的国产电影中,真正能让观众难以忘怀的杰作,似乎都包含着一个美丽动人的音乐形象:《上甘岭》有《我的祖国》;《冰山上的来客》有《怀念战友》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洪湖赤卫队》有《洪湖水浪打浪》;《五朵金花》有《蝴蝶泉边》。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上述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所以这些电影才能得以源远流长历久不衰。 
    可悉数盘点之后又发现,没有哪一部国产片比《英雄儿女》更能在音乐上做足功夫。电影里的男主角,仅开演17分钟就光荣牺牲了,其后所有情节发展,基本都是在围绕一首《英雄赞歌》的创作而展现全部情节。当片中的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她长歌当哭,就想以歌唱的方式缅怀与寄托自己对哥哥的纪念和崇拜。当她在创作中遇到困难时,甚至部队最高首长也介入到了歌曲的创作中,之后《英雄赞歌》终于曲折诞生,于是它又被王芳从后方唱到前方,为浴血奋战的士兵唱,为祖国派来的慰问团唱,最后,整个电影在激越的《英雄赞歌》声中谢幕。即使跟着影片情节的自然发展,观众也会信以为真地认为,“王芳”就是《英雄赞歌》的“作词、作曲”和“主唱”;以至于人们只要一听到《英雄赞歌》的音乐和旋律,脑海里首先跳出的就是“王芳”,几十年之中,她几乎完全成了这首著名歌曲的“形象代表”。以致于在《英雄赞歌》传唱整整40年之后,有人还在寻找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创作者又是何人?
   “喧宾夺主”的刘尚娴
    据不久前刘尚娴自己回忆,当年的经过是这样的:“要拍《英雄儿女》的时候,我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正在拍实习作话剧《北京人》。有一天,在走廊里面迎面碰到武兆堤导演,跟我擦肩而过,还回头看了我一眼。不一会儿老师就把我叫去了,武导演也在,大家坐在一起随便交谈,这次见面和谈话以后,中间好象又经过一些挺复杂的什么事情,现在也记不很清楚了。后来,我碰到刘世龙(王成的扮演者),他问我:你知道当年怎么挑上你的吗?我说我真不知道,结果他告诉我,最先发现我的是谢晋导演。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人生有许多事情其实偶然性很大。假如在我之前找到合适的人,也有可能会比我演得更好,只不过王芳最后还是落到我身上。”
    可真正的幕后经过,并不象刘尚娴想的那样简单。事实上,当剧本完成之后,导演武兆堤和编剧毛烽为寻找“王芳” 四处奔波,跑了许多文艺团体,可始终都没发现最合适的人选。就在他们踏破铁鞋无觅处时,谢晋给他们带来一个喜讯。原来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办完事正要走出大门时,突然看见一位姑娘迎面走来,谢导一下觉得她很像武兆堤和毛烽要找的“王芳”。当时因为过往仓猝,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没来得及问,遂后才有刘尚娴所说的整个经过。
    幕后主唱张映哲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曾刊登了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可《英雄赞歌》的真正原唱、空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张映哲看到报纸后,却没有出头主动"认领"。因为她一向都不喜欢张扬自己,加之身体不好,患有脑血栓和心脏病,所以从来都没有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在本文发表之前,当记者四处进行电话采访时,许多人甚至包括好几位后来跟唱过《英雄赞歌》的著名歌唱家,仍然对这首歌的原唱者莫衷一是,甚至还有人肯定地说:原唱者肯定不会是张映哲!
    为此,记者仔细考证《英雄赞歌》在电影之外的真实幕后经过。 
    著名指挥家胡德风先生
    记者首先找到从1953年总政文工团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其中担任合唱队队长兼指挥的著名指挥家胡德风先生。
    记者:《英雄赞歌》的首唱是不是张映哲?
    胡德风:当年为《英雄儿女》唱这个歌,专门有一个演员挑选小组,《英雄赞歌》的词作者、曲作者都在其中,当时选了很多演员来试唱,可最后这些同志录过音以后,导演配合电影画面、整个合唱、还有乐队,再仔细一比较下来,都感觉还是张映哲同志最为理想,所以最后确定还由张映哲来演唱《英雄赞歌》。这个事情当时参与的许多歌唱家们都不知道,她们唱完就走了,而且都以为自己可能会选上。或者说,很多人并不知道幕后一直都在选择由谁来唱。包括张映哲自己也一样,等电影放出来之后,她才知道,哇,是我唱的。
    被全国几亿人整整传唱40年的《英雄赞歌》的真正首唱者张映哲,如今因为脑血拴、心脏病、胃出血,长期住在空军总医院里。我们关于《英雄赞歌》的采访,就是在她的病房里进行的。
    记者:您给我们讲讲《英雄赞歌》当时录制的情况。
    张映哲:当时是团里下达任务,说有一个电影要录音,叫我去试唱,说前边已经有好多人都要录。我那时有别的演出任务,心里没太重视,突然有一天,团里领导通知我马上去新闻电影制片厂录音,我一点都没准备,坐车去新影厂路上,我就赶紧看谱子,进了录音棚之后,我照本宣科对着谱子唱了一遍,完全不在状态。中间休息时,编剧毛烽同志耐心地给我仔细讲电影的故事梗概,我听过之后觉得非常感动,很快就在心里引起强烈共鸣。当一进入状态,我就要求马上录。录完之后,我跟毛烽说:我已经全力以赴了。说完我就走了。后来到放映《英雄儿女》时,才知道这个歌最后还是采用了我唱的。
    公木先生 关于《英雄赞歌》的几段幕后故事
   《英雄赞歌》的词作者是一位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曲作者是一位大作曲家刘炽。公木1998年10月30日因肾功能衰竭在吉林长春辞世;刘炽先生于1998年10月23日去世。两位大师虽并非同年同月出生,但离开人世时却象约好一样,同年同月,祭日只相差了7天。
    据刘尚娴回忆:当时编剧毛烽和导演为《英雄赞歌》写歌词,找到公木,先把没有最后剪辑的电影毛片给他看,之后他钻进长影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拿出“烽烟滚滚唱英雄”。
    公木夫人吴翔回忆当年情景是这样的:“写《英雄赞歌》是1962年,当时武兆堤、田方、刘炽他们三个一起来家里找。公木对我讲,他们让我写歌词,我不想去,我是摘帽右派,费挺大劲写完之后还不定会怎么说。后来武兆堤、田方、刘炽还是非拉着他写,公木就被他们给拽走了。第二天下午他回来说就写了四段歌词。我问他,你的新思想基础是从哪儿来的?底气又是什么?他说我不是前几年写了一个“烈士赞”的诗嘛,我感觉《英雄儿女》这电影就跟那诗有关系,都是写英雄,刘炽给我讲了脚本、主题,然后我就写出来了。
    关于《英雄赞歌》的创作,刘炽当时留下了这样回忆:“1940年,我到内蒙古去采风,住在一个名叫王月丰的民间歌手家里,每天晚上就象开音乐会,唱一晚上喝一晚上。我那时记忆力好,记谱快,每晚不停地记。内蒙到处是歌,那些日子真让人难忘。写《英雄赞歌》时,就采用一首内蒙古民歌《巴特尔陶陶呼》当种子,加以发展即完成《英雄赞歌》。
   《英雄赞歌》流传几十年,现在依然没有失去它的魅力,从它的创作集体、从这个集中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到答案,那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这个民族的文化所具有的无穷魅力。

    公木(1910年-1998年),中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河北省辛集市人。原名张永年,又名张松甫、张松如,笔名有公木、木农等。公木,原名张永年、张松甫,又名张松如,笔名公木、龚棘木、席外恩、四名、魂玉等。公木1910年夏出生于直隶束鹿(今河北省辛集市)北孟家庄村。他先后考入直隶正定省立第七中学、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国文系。1930年1月公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冬,公木与同学一起拜访在北平探亲的鲁迅先生,聆听教诲。并为他们正准备筹办的《文学杂志》向鲁迅先生组稿,鲁迅对他们的《文学杂志》给予了支持和指导,并为创刊号写了一篇新作《听梦说》。学生时代,公木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因搞暴动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1933年至1937年,公木先后在山东滋阳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和河北正定中学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投笔从戎,经林伯渠同志介绍奔赴晋绥前线,参加由程子华任司令员的敌后游击队,任宣传股长,开始用“公木”笔名。1938年8月,受党组织委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秋,公木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时,与同科的朝鲜籍音乐指导郑律成一起,两人决定合作谱写一部由八首歌曲组成的《八路军大和唱》。那硝烟弥漫的战场,那冲锋陷阵的号角,那威武雄壮的队伍,使诗人的灵感之火化作撼人心魄的诗句。公木带着激情,一气呵成,写出了《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炮兵歌》、《骑兵歌》、《军民一家》等八首歌的歌词。《八路军进行曲》坚毅豪迈,热情奔放,音律和谐,朗朗上口,有着一往无前,无坚不摧,排山倒海的革命气概。同年冬,这首歌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油印出版,首演于延安中央大礼堂。1940年该歌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深受喜爱,成为激励广大军民团结抗战,英勇杀敌的精神力量。1941年8月,该歌获延安五四青年奖金委员会评定的音乐类甲等奖。解放战争中,各部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对歌词作了修改,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49年此曲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曲目。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统一修订歌词,刊于《部队歌曲选集》第一集。1965年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公木
  1941年5月公木调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任主任,1942年9月调鲁迅艺术学院任教。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公木参加文艺工作团到东北开展革命工作,被任命为本溪市委宣传部长。1946年1月,公木参加筹办东北公学任党委书记、教育长。1947年4月成立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公木任院长。全国解放后,公木曾在鞍钢教育处任处长。1954年10月调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副所长、所长,在此期间代表作协赴匈牙利、罗马尼亚交流访问。1958年公木被错划“右派”,并被开除党籍,安排到吉林图书馆任馆员。1962年,公木被分配到吉林大学中文系当教员,他开始转入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公木的冤案得以昭雪,恢复了党籍。他先后担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副校长,吉林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暨文学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委员暨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暨吉林分会主席、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名誉会长等职。1998年10月30日公木病逝于吉林长春。如今,公木先生的塑像矗立在吉林大学的校园内;公木安葬于河北省辛集市烈士陵园。
    公木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育家。他在《公木诗选》后记中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诗”。他以惊人的毅力从《千家诗》学起,酷爱唐诗宋词,在漫长的学者之途当中,边学习边创作,终于打下了广泛的古典文学和语言学的坚实基础。公木还是东北师范大学创始人之一,东北师范大学校歌词作者。曾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吉林社会科学院院长兼文学研究所所长,吉林社会科学联合副主席兼语文协会主席,吉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暨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主席等职务。当年,84岁龄的他依然思想非常活跃,精力旺盛。在他的倡议下,又组起了《中国诗歌简史》编委会,他团结了一批人,立志要填补中国诗史的空白。公木堪称是应用生命写诗的人,老诗人的心里燃烧着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
    李曾主编《部队文艺》等,源源不断地在各地诗文报刊上发表诗作及论文等。鲁迅的文学学风和蒋光慈等人的诗作成为他一生奋斗学习的楷模。公木的诗情犹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又如黄河之涛一泻千里而一发不可收停。他以清新、质朴的格调热情歌颂农民的觉醒,广大群众获得解放的兴奋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之情。不仅如此,他还在培养一代新人的路途上呕心沥血,当今一代新诗人邵燕祥、张志民、流沙河、未央、雁翼等都尊敬地称公木为老师。应该说公木为年青人留下了很多很多。诗人公木的成功词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更是不可不提的,这首“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作曲家郑律成谱曲便犹如插上了翅膀,当年,它带着高昂、激越的旋律自由地翱翔在根据地,萦绕在清凉的上空。50多年来,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八路军战士,一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战斗、成长、夺取胜利,为人民建功立勋,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举世闻名的歌曲《东方红》的诞生和定稿发表中,公木也倾注了一腔心血,这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都证明了他在创作问题上的宽厚胸怀。公木又确确实实是“以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公木原诗、词、文学作品为后人留下很多,人们也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营养。
    《八路军进行曲》
  《八路军进行曲》创作于1939年,歌词作者公木,曾是一名文武双全的抗日战士。公木的真名叫张松如,原任吉林大学副校长,1910年出生于河北辛集北孟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在外祖父的帮助下入学念书。公木1938年8月从抗战前线去延安,在延安抗大学习。学习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写歌词、诗歌。学习结束后,组织上留他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当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此时,郑律成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给抗大学员教唱歌。在一起工作中,他和郑律成配合得很好。当时,郑律成住在他隔壁,他俩像亲兄弟一样友好,郑律成常到他的住处来玩。一天,郑律成坐在他床上翻看他的笔记本,发现他那个本上有很多诗,高兴得不得了,很快为《子夜岗兵颂》谱了曲。郑律成唱给他听,他听后非常高兴,说:“一首诗变成一支歌,那确实是一个质的飞跃。”到了1939年四五月间,郑律成提出搞个“八路军大合唱”,约他写词。郑律成还说,什么叫大合唱,就是多搞几首歌嘛。此时,冼星海与光未然也提出搞“黄河大合唱”。“大合唱”这名称,就是这样来的。虽然公木住在山洞里,心胸和视野还是很开阔的。他首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还写了《骑兵歌》《炮兵歌》。8月份,“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延安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当时抗大连风琴也没有,郑律成就哼着作曲,他唱,公木听。9月份,曲还没作完,郑律成就调到鲁艺音乐系去了。鲁艺音乐系的条件好一点,有乐器。10月份,郑律成作曲完毕,“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歌曲印成油印小册子,传遍全延安,传遍全军,掀起了唱歌高潮,前方后方都唱。1940年5月,《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两支歌刊登在总政主编的报刊上。总政宣传部部长萧向荣还专门请公木和郑律成去吃饭,说了很多鼓励他们的话。
  公木教授曾说:“如果我不坐几次牢,不亲身参加抗战,不亲自作抗战时事研究,那是绝对写不了这样的歌词的。在‘八路军大合唱’中,抗战的三个阶段,我都写上了,写成大兵团音乐形象,不是个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是我当时的一种真感情,很自然很自觉地写的。不是首长叫写的,也没有谁告诉我要这么写,也没领导提意见,更没有开什么研讨会。回想起来,那时我们二人胆子也真够大的,既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一写就是军歌、进行曲。这样的环境,我想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在任何时候可能都是不行的。”

    刘炽(1921年3月10日~1998年10月23日),原名刘德荫,曾用名笑山,陕西西安人,中国著名的电影作曲和歌曲家。历任抗战剧团舞蹈演员(舞蹈班副班长),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教员,研究生,助教,东北文工团作曲兼指挥,东北鲁艺音工团作曲兼指挥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作曲兼艺术指导,中央实验歌剧院作曲兼艺委会委员,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顾问,辽宁省歌剧院副院长兼艺委会主任,中国煤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兼艺委会委员,中国音协理事,创作委员会委员,《歌曲》编辑部编委。

   《上甘岭》电影音乐的成功,使刘炽成为电影导演心中的一杰,关键时刻常来找他“捧场”。金山导演《风暴》只差18天就审片,找他写音乐,他拼命似地把音乐赶出来了。王震之导演《三八线》也来找他,刘炽掂掂作品,却谢绝了。他对王震之说:“都是抗美援朝题材作品,我写《上甘岭》已是精疲力尽了。”

  偏偏又一个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作品找上门来,《英雄儿女》的作者,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毛烽和电影导演武兆堤专程赴沈请刘炽再度出山。刘炽却面有难色:“感谢两位盛情,但我写过《上甘岭》,音乐上恐怕难有突破,加上现在又是辽歌副院长,实在脱不开身……”

  毛烽和武兆堤很有招法,他们找到周桓:“周书记,您是原志愿军政委,应该支持我们让刘炽去写《英雄儿女》的音乐啊!”话,说到了点子上,周桓答应了:“好,我说服刘炽让他去。”

  武兆堤刚回长影,林农又来找刘炽,请他为《兵临城下》写电影音乐。刘炽说:“实在对不起,我已经接下《英雄儿女》……”

  林农盯住了他,又去缠周桓:“《兵临城下》和《英雄儿女》一样,都是长影1965年的重点片,而且这一部是辽宁推出的作品,主要演员李默然、王秋颖、赫海泉都在辽宁,您一定要支持啊!”周桓又被林农说话了,对刘炽说:“你就能者多劳,到长影都给完成了吧!”

  两副担子一肩挑,刘炽一来到长影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对于事业心强的艺术家,这压力常常变成动力。刘炽接过《英雄儿女》剧本,读了三遍,王芳、王成、王文清、王复标四位志愿军指战员和老工人的形象很快在他眼前晃动起来。再拿起老搭档公木送来的歌词《英雄赞歌》,他已按捺不住自己感情了。这词,写得好!深情,壮丽,博大而磅礴。

  用什么种子或动机?他开始寻找脑海中记忆的库存。在鄂尔多斯草原伊克昭盟搜集的300多首当地民歌的旋律在他耳际萦绕了。

  《巴特尔陶陶呼》,是他蒙古族干妈阿姐花(银花)教他的一首民歌,干妈阿姐花是乌审旗方圆百里有名的歌手,这首民歌阿姐花在四胡、三弦、微子、大正琴伴奏下,唱得十分博大。刘炽听后对陶陶呼这位蒙族英雄敬仰备至。于是,一个种子迅速发芽了——起、承、转、合,刘炽顺利完成了第一段歌词,接下来去该重唱第二段了。但刘炽觉得在音乐的舒展中,言未尽,兴正浓,若马上反复则有半途而废,未推上高潮的感觉。情之所至,刘炽顾不上找公木,自己续上了一段副歌歌词:“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他用强烈对比的方法;把歌词和音乐升华再升华,把英雄气概用浪漫主义手法推向感情的高峰,使唱者与听者,对英雄的崇敬和热爱达到尖端的程度。公木果然是知音,他认可了。公木说:“续得很精彩,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贝多芬说:“当我作曲时,总是在心里描绘一幅图画,顺着那个轮廓前行。”刘炽觉得,不但有一幅画,还有一条感情的曲线,循着这条曲线情感不断向峰巅冲去,直到心灵得到满足。作者如斯,唱者亦如斯。歌唱家唱到《英雄赞歌》的副歌时,也觉得淋漓尽致,声情像火山喷迸般爆发了!像《我的祖国》一样,《英雄赞歌》又一次博得亿万人民群众的厚爱,许多女高音歌唱家把它视为能体现自己的艺术水平的独唱保留节目,在全国盛为流传。

  音乐,使刘炽有了一个倾吐感情的窗口,多少年来,他不断地在五线谱上滑行,用心灵,去创造如诗如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