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漫长?历史，特别是现实，把这个严峻的课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迫切地要求回答。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一长期以来遭到了不应有的轻视和冷遇，当然更谈不上正确地予以解决了(或许这也是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能够一时间横行中国的原因之一)。从建国到文革以前史学界有关这个课题只发表了寥寥可数的十几篇论文，同其它一些史学课题(如古史分期、农民战争等)所提出的论文相比，这个数字几等于零。最近这个问题重新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就目前已经发表的全部论文来看，基本上是各抒己见，没有引起什么争论。邓拓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造成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业
资本家三位一体，商业资本寄生于封建生产方式之中，不能起分解和破坏的作用，这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基本原因。①
范文澜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农业人口增长缓慢，加上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军阀混战，外族入侵等，又大大延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由于没有人满之患的压力，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性就不大。这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②
傅衣凌、徐旭生等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长期存在，权力无边，垄断了几乎一切生产部门，严重干涉了经济发展，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③
最近，金观涛、刘青峰发表文章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者高度集中统一，构成一个超稳定系统;三者的相互作用，一方面造成社会的周期性振荡，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振荡使社会回归到原始的稳定停滞的状态。这种超稳定系统具有保守的特征，不利于创新和发展，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不前。④
其它论文的观点基本可归于上述几种。我们看到，上述观点分歧很大，而离问题的完满解决还有一定距离。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没有很大的篇幅是难以胜任的。本文无法全面展开，只能重点突破。

六道轮回出路何在

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经济结构自秦统一以来，主要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广泛大量的小农经济始终存在。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必然建立起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一一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与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则是以儒家的绝对忠孝为主干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这三者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就具有不同于各个组成部分的新的特点。这种特点只有在整体运动中才表现出现。
同样，只有在整体的运动中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因此我们把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运动做为本课题研究的一个着眼点、关节点。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我们看到一个接着一个王朝，柞长者二、三百年，命短者十几年、几十年，兴亡交替，不暇稍息。那么多的亡国之君，有那一个不是真命天子、嫡传龙种呢?一旦国破家亡，或身首异地，成为无头冤鬼;或楚囚相向，朝夕以泪洗面，光景好不凄惨。“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王安石)，没有一个封建专制王朝能够长治久安，更枉谈万世一系了。各个王朝的兴亡交替，总是伴随着周期性的社会治乱、国势盛衰，这种周
期性再现的治乱兴衰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特点，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运动方式。许多文人墨客对此伤感咏怀:“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张可久)，“六朝如梦鸟空啼”(韦庄)，“千古兴亡多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辛弃疾)，……抚今追昔，发出了“不知江月待何人”(张若虚)的慨叹，留下一抹淡淡的悲哀。
一不管人们怎样牢骚满腹，怅惆感慨，历史总是按着自己的必然逻辑来开辟道路，它一次又一次地使专制皇帝企求长治久安、万世一系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把旧王朝打个粉碎。但是成功地取代了旧王朝的新霸主，却从来不愿善罢甘休，听凭历史摆布。他把命运女神的偶然照拂当成了深情眷顾，抖擞精神要同历史发展的逻辑进行较量，希望能跨过循环轮回的苦海，达于不生不灭的彼岸世界。所以每一个开国皇帝，总要会同谋臣智士
总结前朝覆亡之教训，以为本朝之借鉴，革故鼎新，与民更始，拳拳之心，毫不懈怠。可惜，无论专制皇帝如何经营孽划，计谋筹措，力图绕过劫数难逃的轮回圈子，却总不免重蹈前朝之覆辙。
为什么历史总是这样冷酷无情地打碎皇帝们的迷梦呢?为什么治乱兴衰的悲喜剧一幕接着一幕演个不停呢?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会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周期性地循环往复呢?让我们来揭开这个曾经困惑了无数古人的历史之谜吧。
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在广泛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而小农经济并不是一种独立稳固的社会经济形态，它具有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

一、经济力量有限，无力应付各种天灾人祸，极易破产分化。列宁说:“独立农业劳动只有在丰年和特别顺利的条件下才能抵偿这种农民的费用，所以这种农民是处在极端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每一次歉收就把大批中农投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这一类型的农民摇摆于高的一类和低的一
类之间，它倾向于高的一类，然而爬到里面去了的只有区区少数的幸运者，至于社会进化的全部进程则把它推到低的一类里去。”⑤二、生产能力有限，一般只能从事简单再生产，无力扩大再生产。三、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方式落后，不利于生产中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散，不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组织的进步，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业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⑥小农经济的这些弱点既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又无力阻止这种发展和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必然要分化和瓦解它。“农民经济中一切矛盾的总和，构成我们叫做农民分化的东西，农民本身以非农民化这个术语极其中肯和突出地描述了这一过程的特征。这种过程表示着旧家长制农民的根本破坏和农民居民新类型的造成”。①
中国封建社会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正是建立在这种不稳固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等于在沙滩上造房子，无论怎样设计、建造，都不可能长治久安。随着这个经济基础的分化、动摇，“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⑧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的治乱兴衰运动，各个王朝不断地兴亡交替就是个很好的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小农济经的盛衰决定着历代专制王朝的盛衰和整个社会的治乱。每一个太平盛世，显赫王朝都是建立在扩大小农辛勤劳动的基础之上的，专制王朝能够掌握绝大多数的小农，并实行轻摇薄赋的政策，则是出现这种繁荣局面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这大都出现在每一王朝的前期。当小农济经逐步走向衰落，大量小农破产，沦落流亡的时期，专制王朝就走向衰落，
这种状况大都出现在每一王朝的后期。虽然专制统治也深深懂得小农济经对自己统治稳固的意义，并采取种种政策措施(最主要的是抑制工商业和打击豪强的政策)来维护小农济经的稳定。但是由于小农济经本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弱点，加上大土地所有制的不断兼并，以及专制集权统治自身一系列的活动，使得小农分化不仅无法避免，而且大大加速，这又反过来促使专制王朝走向衰落。
小农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土地集中的过程，两者是当时社会济经运动的必然结果，专制王朝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战胜这一规律的不可抗拒的自发力量。相反，不管专制政权有为也好，无为也好，它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从不同的方面助长着、加剧着这一进程。这一进程是如此不可阻遏，以致每一个专制王朝总是徒劳地在这个浪潮中挣扎，终至呜呼没顶。在中国封建社会有过不少“目光远大”的所谓改革家，曾不断提出解决小农分化、土地集中
矛盾的乌托邦式的救治方案，但是有那一个获得了真正的成功呢?当宫廷内的改良行不通的时候，历史便召唤战场上的暴力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充当了改革家的遗嘱执行人和改朝换代的革命工具。这样社会走出了旧王朝的螺旋圈，开始了新的轮回。虽然每一个王朝都有盛有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却实现了万世一系，中国封建社会就在这样的循环轮回中长期延续下来了。
中国封建社会如此动乱轮回，出路何在呢?
西欧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同中国封建社会完全相反的典型，应该能给我们以启示和灵感。
按照一般的分期方法气西欧的封建社会从西罗马灭亡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共历时一千二百年左右，这是世界上封建社会最短的一个。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相对照，西欧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短?它为什么能够顺利自主地跨进资本主义社会?比较正确地说明这个问题，是本课题研究所必需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溢然长逝了，在这个旧文明的墓墟上建立起一系列日耳曼蛮族国家，这些国家最后都统一于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的历史，就是西欧封建社会早期的历史。我们就从这一早期历史说起。日耳曼蛮族征服定居于西罗马帝国以后，他们以前那种按氏族定居的原始村落逐渐变成按地域定居的农村公社，即马克，马克是氏族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产物。马克土地所有制规定村社土地归马克所有，村社成员只有使用权。在当时，
马克制度曾是西欧社会的济经基础。不过这种桃花源式的美妙和谐的制度注定是短命的。不
*这是我国、苏联等国家的分期方法。

久马克土地逐渐成了村社成员各自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转让和买卖。这种份地称为自由地。
“随着自由地的出现，土地占有的原始平等性，便不但可能，而且必然要转化为它的对立物了。德意志人的自由地，从它在旧日罗马领土上出现的一瞬间起，……马上变做商品了。对于一切以商业生产及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来说，在它们里面，财产分配日益不均，贫富矛盾之日益扩大，财产之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已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规律了;……所以从那一瞬间起，大土地所有制的生产，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间题了。”⑨恩格斯的这段话，和
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封建社会小农济经的情况是一样的，一一即使在纯粹的小农济经的情况下，小农分化、土地集中也是必然要产生的。
同中国封建社会一样，封建大地主是兼并小农的凶恶势力;而封建国家沉重的赋役负担则加速了小农的破产分化。汤普逊(当代美国著名的中世纪史专家)说:“军役，即强制军事服役这一毁灭性的负担，强有力地迫使大寺院和大贵族土地上的自由人降到依附地位，甚至农奴的地位”。⑩随着自由小农的分化破产，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膨胀，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受到很大影响，国王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不断削弱。八世纪初期，为了击败阿拉伯
人的侵略，迫切要求加强王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进行了著名的采邑改革。他改革了墨格温王朝无条件赏赐给贵族土地的旧制，代之以为封主服兵役为条件来分封土地。这种土地称为采邑。如果受封者不履行他所承担的义务，封主可以随时收回采邑。采邑不得世袭。采邑改革加强了王国的济经军事实力和政权力量，但采邑制度本身一开始就潜伏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恩格斯指出:采邑改革是“加洛林王朝的重要事业。这一变革的特征
表现在:为了统一帝国，将巨室跟王室永久联系起来，而为达此目的所选择的手段，反而导致王权之彻底破灭、豪族独立及帝国瓦解”。@采邑改革暂时延缓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但是采邑是连同居住在土地上的农民一起分封的，因而加强了农民对采邑领主的依附关系;同时复杂的还授法大大便利于领主把采邑作为牢固的私有财产，世袭下去。但是归根到底是经济规律运动的本身和当时落后闭塞的生产方式、自然经济条件，大大加强了采邑领主对王权
的离心独立倾向。大上地兼并势力以封建领地的新形式开始扩张。
一方面是以自由小农在继续大量而迅速地消失，另一方面是封建领地的重新扩张，使法兰西王国的中兴很快地走向查理曼帝国的末路。九世纪后期，自由小农已是凤毛麟角了(个别地区例外)，而采邑则不可逆转地成为封臣们的世袭领地。曾经显赫一时的查理曼帝国被社会经济运动的必然逻辑摧垮了，西欧社会步入了封建割据的乱世。雄才大略的查理大帝死后，他的子孙同室操戈，其豆相煎。八四三年订立和约，三分帝国之天下，而同样的分裂又
在三个王国内部进行着。整个西欧经历着一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动荡、分化和改组。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蓬勃发展，形成了“没有无领主的土地”的局面，随着封建主经济力量的壮大，他们对国王也越来越架不驯了，国王已无力对国家实行有效的统治。
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内行使起财政、行政、司法、军事等各种权力来，进行实际的全面统治，所有这些权力都同领地一起世代相袭，并成为地产的一种属性(马克思:“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资本论》)软弱的国王只得承认这种既成事实。这样，中央权力就完全分散了，不复存在了，而国王本身也沦为一个封建领主。
这就是历史上称之为“西欧封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小农分化(自由农民沦为依附农、农奴)，土地集中(封建庄园的发展)和权势下移(中央王权衰落，地方豪权崛起)，社会分裂(封建割据)为主要内容的。小农分化，土地集中是社会经济运动、进化的必然产物和结果;权势下移、社会分裂一方面是由于小农分化动摇、削弱和瓦解了集中统一的中央权力，使它无法维持下去，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这实际上是社会经济运动的必然要求和对政治的上层建筑的改造，是政治权力适应经济运动及其方式和规模的必然产物，在自然经济时代，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集中统一的政权(即建立在自由小农基础上的专制王权)必然要
被社会肌体所溶化，取代它的是分散的、割据的，多元的地方和领地自治。正因为如此，封建化的结果，即封建化的完成是以整个社会农民农奴化，土地庄园化和政治多元化为标志的。
在西欧封建化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相同现象。我们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治乱兴衰时，曾指出其原因是小农分化，土地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央集权专制王朝的积贫积弱。这个原因和西欧封建化的内容是一致的，不过西欧只经历了这样一次变更，而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不断地在反复重演封建化的种种场面，却始终没有达到西欧九世纪以后的封建化程度，即始终没有完成封建化。难道中国封建社会治乱交替
循环轮回的出路竟是跨进西欧封建化以后的那种可怕的“黑暗时代”吗?不管这怎样令人难以设想，中国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却雄辩地说明:正是如此。你看，社会经济政治运动不总是这样不可阻遏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这种无限的恶的倾向来吗?只要这种恶欲没有实现，社会就休想太平，循环轮回就休想结束。西欧和中国就是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和有力的证据。

桔构、技术和工商业发展
正象资本原始积累以血与火的文字载入史册一样，封建化也伴随暴力、野蛮和不公正，引起人们的伤感和激愤。既然封建化是封建社会劫数难逃的历程，那么试问:它的意义何在呢?这种巨大的“社会衰退”的代价将换得什么来安慰人们的伤感，纠正人们的偏见，回敬人们的指责呢?一句话，封建化同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关系如何呢?
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西欧封建化，他说:“在这四百年间，毕竟是前进了一步。……九世纪的社会阶级，不是在垂死的文明的衰亡中，而是在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新的时代，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从，跟他们的罗马前辈比较起来，已经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的关系，对罗马来说曾经是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现在对新的世代来说，成了新的发展的起点。其实，不论这四百年看起来多少象白白度过，可是留下了一个
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现的新的形式和新的组合。……”⑩
封建化的完成使西欧社会处于新的一世代的发展起点上，一一这就是恩格斯的结论。让我们像恩格斯一样乐观和旷达，继续我们的探讨吧。
在分析处于封建化起点上的小农经济的时候，我们要指出这种经济的最大弱点是它缺乏起码的独立生存和延续的能力，分化瓦解是其必然归宿。在自然经济时代，它的归宿何在?随着小农分化和土地集中，封建的庄园经济取代了小农经济，成为社会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基本经济单位。这就是在西欧封建制度下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同小农经济相比，庄园经济无疑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一、庄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能够在较大的范围和程度上集中人
力和物力，因而有较大的能力应付小农经济所无法应付的各种灾变祸患;同时也为一些必要的公共经济事业如水利、道路、桥梁等的建设提供了经常可靠的保证(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分散的个体小农本身肯定是无法经营这种事业的，这主要靠政府来组织经营，因而就要取决于整个国家机器运转是否能够始终保持正常。但如前所述，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专制政权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因此，事实上是缺乏这种经常可靠的保证的)，这就为庄园的生产和
再生产创造了必要和有利的条件。二、人力、物力的相对集中，又能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三、农业和手工业在庄园中有了进一步分工的可能，从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生产经验、技能的积累和进步，促进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四、农业经济(这是当时社会最基本和主要的经济部门)的正常和稳定，劳动力和土地的牢固结合，结束了人口大规模流徙(主要是指失业破产的农民的大规模流亡)的状况，有利于社会安定。所以在西欧封建社会中不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大量的流民间题，而社会的安定反过来为经济正常、持续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避免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那种经济发展周期性地被社会动乱打断的情况。
在封建庄园中，小农丧失了自由，社会却从动荡轮回中解脱出来，走上了新的逐步发展的坦途，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来看，这种代价是完全值得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比起小农经济这一叶在社会经济运动的风暴中飘摇的独木舟来，庄园经济毕竟是一条多桅大船了。就是这条船将载着西欧社会驶出“黑暗世纪”的茫茫汪洋，抵达资本主义的新大陆。
在西欧封建制度下，封建庄园经济的优越性保证了整个社会农业生产的正常和稳定发展。到了第十、十一世纪，农业生产力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农业的正常发展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
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工商业曾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凋蔽了。在封建化过程中以及其后的一段时期里，工商业以十分微小的规模存在着，以满足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起码需要。工商业的发展除了农业以及生产力的进步所提供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以外，另一个非常重要但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条件是，封建化完成以后所形成的西欧封建制度为工商业发展所提供的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一一政治结构方面的条件。在西欧封建制度下，集中统一的王权衰落了，瓦解了，社会分裂为无数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在这种犬牙交错、利益对峙的封建割据势力的夹缝中，工商业得以自由独立地生存和发展。而在中国，我们知道，专制集权制度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巩固这种统治的经济基础，一贯采取抑制工商业的政策。工商业在专制王权的
严重束缚和严格控制下，根本谈不上独立、自由的生存，更谈不上顺利地发展了。封建化完成以后形成的经济、政治多元化也为商品生产和交换创造了正常的条件。马克思说:“产品发展成为商品，是由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而不是由同一共同体各个成员的交换引起的。”⑩
在西欧封建制度下，社会分裂为许许多多独立的经济共同体，这些经济共同体基本上互不统属，亦无独立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的超经济的干预和强制。所以各个经济共同体之间的经济交往只有通过商品等价交换的形式在市场上得到实现。而不像中国那样，专制王朝可以通过工业、土贡甚至对臣民(特别是工商业者)强行勒索、充公等方式绕过商品交换的市场渠道来满足自己各种巨量的消费需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整个社会实际上很大程度地被专制
政权组织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全国的人力、物力都随时处于专制政权的动员和无偿征用的状态之下，产品发展成为商品的途径大都被堵塞了。琳工商业的正常运转全靠商品交换的市场渠道来实现。在西欧，在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平等交换过程中，工商业者一般总能实现自己的商品价值，从而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这就为工商业正常的生产、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整个社会经济也得以保持平衡并利于发展，这又反过来促进工商业的高涨。
城市的兴起，是工商业发展的顺理成章的下文，也是西欧封建制度具有生命力的证明，因为是西欧封建制度为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提供了社会结构方面充分而必要的条件。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独立于封建主势力之外的自由城市。从此西欧封建社会出现了两个并存的经济中心一一庄园和城市。这种二元经济“标志着封建经济结构分解的开始，是起自封建社会内部的一个最早的离心运动，在这里埋伏下了产生资本主义方式的种子”。⑧汤普逊说:
“城市的兴起，论过程，是演进的;但论结果，是革命的”。⑥另一位西方学者西勒摩评论道:城市运动“是一个经济革命，我认为它比任何后来的革命更为重要，甚至比文艺复兴运动和印刷术的发明和罗盘针的发现，或比十九世纪的革命和由此产生的所有产业上的革命更为重
要，因为这些后来的革命，只是十二到十三世纪伟大的经济社会转化的从属的后果而已”。⑩
确实，西欧城市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关系上的一个重大变革，它又是从西欧封建制度这样一个社会组织结构中产生的，它同样是非常主要的。科学技术的进行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一一结构中才是可能的，而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也只有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才能发挥巨大的革命作用。印刷术和罗盘针首先在中国发明、运用，但却没有对社会产生像西欧那样巨大的冲击和推动，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吗?因此，西勒摩的上述评价并不过火。城市的兴起使西欧封
建社会出现了最终将否定自己的革命因素，可以说，西欧城市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从中世纪农民中间产生了初期的城关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⑥到十四世纪，西欧己经出现了资本主义黎明的曙光。
封建化用庄园经济取代了小农经济，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和稳定，以及整个社会的基本安定(即摆脱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那种周期性的动乱)，封建化又把靠社会供养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一一即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早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所吞噬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有机体本身。专制王权的衰落，集权统一的瓦解和整个社会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况，为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和自治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和必要，正是在这种社会经
济一一政治结构中，私营工商业和独立城市自由自在地成长起来，最终否定了封建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是专制集权的统一皇权粗暴地、蛮横地扼杀和窒息了一切地方的、个人的积极性、主动精神和创造能力，特别是扼杀了工商业的自由独立(而且是通过它的统治中心城市来实施的)。整个社会按照一个人的意志运转，完全缺乏必要的生气和活力。
在自然经济时代，工商业是最活跃，最有发展前途经济部门，社会注定要通过工商业的迅速而优先的发展，来为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和技术手段。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一定的社会条件;而在中国，由于始终没有完成封建化，统一的专制集权制度长期延续下来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及经济基础，历代王朝总是严厉推行抑制工商业的政策，工商业正常发展所必需的那种社会结构方面的条件始终没有形成。专
制王权对工商业严格的超经济强制和沉重的敲剥榨取，整个社会不断兴衰动荡，农业生产周期性的危机凋敝，工商业的生存常常都难以保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私营工商业始终规模狭小，地位低下，力量微弱，被迫依附于封建国家。这种畸形是令人痛心的。至今为我们所津
*在封建的自然条件下，工农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是统治者。统治者采取何种方式来获得工商业产品，是决定产品能否转变为商品的关键。
津乐道并引以为民族自豪的“四大发明”，真正开花结果，推动社会进步的却是在欧洲。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臭。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这种令人黯然神伤的史实只能说明，科学技术不通过一定社会结构的媒介就无法发挥其作用。这种结构决定着哪些技术将得到重视、利用和发展，哪些技术将遭到摒弃。李约瑟说，中国古代的情况与
西欧非常悬殊，“在中国，从来不曾有过那种对西方有着那么重大影响的贵族一一军事封建主义。与此相反，许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由个别有才学的人行使一种官僚集权制的。……当时的各种发明，往往都是为了有助于管理这个辽阔的领土”，⑩凡是无益于专制集权统治的科学技术一概被目为奇技淫巧，遭到无情的贬斥和冷遇。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可以做出以下的逻辑推论:由于中国始终没有完成封建化，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长期延续下来了，工商业自由独立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结构始终没有形成，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科学技术也就始终不能很好地发明、利用和发展，这样就窒息了唯一能够在封建社会中掀起巨大、根本变革的经济(同时也是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封建化没有完成，社会动乱频繁不断，任何微小的社会进步都时时被无情地打断、摧毁，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游牧生存圈:挑战和应战
为什么中国始终不能完成封建化呢?为什么它竟陷入这种六道轮回，万劫不复的境地而无法自拔呢?不进一步回答这个间题，本文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不遗余力阻止封建化的变革。抑制工商业，打击兼并等等的政策措施都是从这一目的出发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封建化的进程。但是封建化的进程毕竟是无法阻挡的。“当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的时候，……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⑩而且专制王权也不可能把上述措施做得十分底彻，相反，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个政治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从不同的方面助长着、加剧着这一进程，导致自身的垮台。奇怪的是专制集权制度却能不断地复活重建，在同封建化变革的较量中，中国的专制集权制度似乎是一个赢家，至少是一个行家，它通过不断地换马接力(改朝换代)企图赢得这场数千年之久的马拉松比赛。制造这一奇迹的魔术师是谁呢?
能够制造这一奇迹的力量不是别的，而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无数小农。构成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最大多数的小农，由于各自分散孤立，缺乏联系而软弱无力，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似乎只是一个暗淡模糊的天幕、背景，或者只是充当了这个舞台台的消极的一往子。他们的政治作用往往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但正是他们一直在对中国封建社会发挥着潜在的决定性的作用。“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⑩这种行政权力就是统一的专制集权;
在中国，小农的巨大影响还表现在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奇特作用上，即表现在周期性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和战争上。
小农经济是封建化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虽然它具有因循保守，反对变革的本能，但它的弱点使它根本无法阻挡封建化的变革。不过，小农一旦联合起来，用暴力来制止自己身份、地位下降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专制王朝一直在同封建化变革进行较量，但它的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却和它的愿望相反，不可克服地产生相反的结果来。每一个王朝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军事机器所需的巨额财政费用，皇室贵族寄生性、奢侈
性的巨量消费都在不断地与日俱增，沉重的赋役负担，加上官吏的敲诈勒索，日甚一日地压在小农身上。小农因不堪专制王权的压榨往往等不到地主来兼并，就大量地弃地逃亡了。这样专制王朝的财源兵源越来越少，而需求却越来越大，这种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赋役负担越来
越集中到数量正在日益减少的未破产小农身上，更加速了小农的破产逃亡，由此形成了一种
恶性循环。这一过程进行得十分急骤和剧烈，往往激发起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使社会相
当大的部分、以至整个社会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下去。每到一个王朝后期，总是出现大
量破产流亡的农民。这几十万、几百万丧失了生计的流民无法找到新的生活出路:一、庄园、
地主经济来不及吸收如此大量的人口。在西欧封建化过程中，小农破产的过程，】司时也就是
封建主兼并土地和吸收劳动人口的过程，所以不存在大量“过剩”的流亡人口。而在中国，
由于专制王朝的过度榨取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和它对土地兼并势力的打击、限制，使农民破产
的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了封建地主经济所能及时吸收的程度。二、受到严重压抑的工商业本
来就规模狭小，这时也随着农业危机而凋敝了，更无法吸收这样大量的人口。这种“人口过
剩”的矛盾一下子变得如此尖锐、突出和不可收拾，把旧王朝逼入了无法摆脱的绝境，它爆发
为公开的社会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丧失活路的农民揭竿而起，·用暴力解救了陷于绝境的整个
社会，同时，也按着自己的面貌重新塑造了整个社会。它横扫了旧王朝和大土地所有制，重
新造就了大量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必然又产生一个新的全能的主宰，一个
拥有无限权力的专制皇帝。旧王朝灭亡了，专制制度却再生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
义的这种壮举固然是可歌可泣的，但是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都严重地打断了封建化进程，葬
送了封建化所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使社会重新退回到封建化的起点上去。因此，从长远的历
史发展观点来看，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不过必须指出，中国的农民战争往往是专制王朝一系列过度沉重的剥削压迫造成的，而
农民战争事实上又是专制制度借以摆脱王朝危机，实现改朝换代的一种工具‘所以要正确评
判农民战争的历史功过，就必须把它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运动中，同专制集权制度的一
系列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在于，它是由专制集权制度的一系列活动
大大破坏了封建化进程所必需的社会平衡而造成的，它是这一制度对抗封建化的一种特殊机
制，专制制度通过这一机制不断地再生重建，顽强地横亘在封建化变革的道路上，阻碍历史
的发展和进步。
为什么在中国封建社会，统一的专制集权制度能够长期延续下来呢?为什么这个制度会
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再生机制，使它在同封建化较量中保持不败记录呢?为什么查理曼帝国
的中央王权就没有这种奇特的机制呢?关键在于两者在封建主义时代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不同。带
中国北方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各个游牧部落活动的大舞台。这些游牧部落
同定居在中原地带的汉族农业居民一直有着频繁的密切的接触和交往。遗憾的是，这种接触
和交往以兵戎相见的方式居多。数千年来，这些游牧部落不断地对中原人民进行骚扰和侵掠，
给中原人民造成许多灾难和痛苦。游牧部落主要从事原始的畜牧业生产，这种落后单一的生
辛在内因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外因就是造成同类事物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产方式决定了它不能完全满足游牧民正常的生活消费需求及应付人口的繁殖对生活资料日益
增加的压力。为了解决这种困难，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掠夺周边农业居民的粮食和财物来弥
补自己生活资料的不足。这种掠夺方式是受其经济生活的影响制约而逐渐形成的，长此以往，
就硬化为一种习惯，以致在他们看来，“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得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
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特别是当游牧部族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并暂时地克
服内部分裂而统一起来的时候，往往表现出特别强烈、贪婪的掠夺性和侵略性来。氏族贵族
和军事首领往往率领整个部落、部落联盟，大规模地侵袭、抢掠周边的农业定居人民，给农
业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和破坏。
受生活方式的影响，游牧部族十分a勇强悍，战斗力、机动性都很强。在自然经济时
代，农业经济虽然比游牧经济先进，但二者之间的绝对差别是不大的，特别在军事方面，农
业居民并不拥有能够对游牧民具有绝对优势的军事手段和威慑力量。相反，倒是游牧民相对
处于优势。况且，农业居民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是处于自给自足、孤立、分散的状态，这就
使他们在对游牧民的斗争中更处于软弱的地位，成为被动挨打的对象，成为任人宰割的姐上
鱼肉。若要保卫自己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战胜游牧民的侵略，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依靠大规
模组织起来的集中统一的力量。而在当时，这种组织方式只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式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正是这种落后的游牧部族不断侵掠所造成的外部压力和挑战，激起
了中原人民的仇恨和应战。而为了有效地抵御这种入侵，整个社会就必须统一起来，集中全
国的人力、物力。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抵制封建化的正常进程，并保持长期统一和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但是，当一种外部因素参与到社会内部运动中来，
并引起社会运动变态时的它起作用的方式决不会象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明隙直观，而会和种种
内部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外观。所以外部侵略的
挑战和统一的专制集权制度的应战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绝对的线性因果关系，两者之间微
妙复杂的关系只有通过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系统运动才能体现出来。
我们知道，与西欧不同，中国专制集权制度有一种通过全面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剧烈的农民战争来摆脱死亡的特殊本领和机制。产生这一机制的原因就在于历代为了抵抗游牧部族的外来侵略(当然也有因此种惯性而引起的对外侵略)所耗费的巨大人力、物力，成倍地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惊人地加速了小农的破产，从而完全破坏了封建化正常进程所必需的社会内部平衡。汉人说;对匈奴作战，“少发则不足以更适，多发则民不堪其役。役烦则力罢，用多则财乏。二者不息，则民遗怨。此秦所以失民心，陨社樱也”。⑩这段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外部侵略的外因和封建化的内因，通过专制集权制度的媒介而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运动方式;封建化进程不断瓦解统一的专制统治，引起每一个王朝治乱兴衰的变化;长期存在的外部侵略的压力，则要求保持社会的统一并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但两者并不产生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以大量耗费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去抵抗侵略为代价，极大地加速小农的破产，激化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破坏封建化的正常进程所必需的社会平衡，把整个社会逼入绝境，然后通过一场迅猛的农民战争的暴力打击，蜕去旧王朝僵硬朽烂的外壳，为专制制度的再生重新奠定经济和政治基础。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系统和变态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地重演故伎，长期延续下来了。
同中国封建社会不同，西欧是顺利地走完了封建化道路的;同中国封建社会外部状况也相反，整个西欧封建主义时代基本上不存在外患，一一多么奇怪的巧合!公元七二三年，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率领的骑兵部队在普瓦提埃击溃了阿拉伯侵略军，迫使阿拉伯人退回比利牛斯山以南。从此以后，一直到近代，西欧再也没有受到大规模的外部侵略和威胁，始终处于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之中。因此，西欧封建时代的历史，可以说纯粹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推动的结果，它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因素，力量的干扰。这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恰恰相反的。
看来结论很明显，游牧部族的不断的外部侵略存在与否，是中西历史大相异趣的关键性因素。为了避免这一结论失之武断，同时也为了验证它的普遍意义，有必要对封建主义时代的整个世界做一番全面的考察。
在封建时代，整个世界有多少地区的农业社会生活在游牧部族的周围，时时处于胡骑铁蹄践踏的威胁之下呢?又有多少地区的农业社会是远离这一是非争斗之地的呢?为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游牧部族生存空间的范围大小和地域分布我把这简称之为游牧生存圈。
打开中世纪的世界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游牧生存圈大致包括从西亚开始连结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一直伸展到蒙古高原这样一个广裹的地区。这一大片地区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和特征是大体上相似的。戈壁和草原占据了地面的绝大部分;不是严寒，就是酷暑，年降水量均在五百毫米以下。除了少数沿海、沿河的草原适于农耕以外，绝大部分地区只能畜牧。因此这里就成了游牧部族的生存圈、大舞台。在这个地区兴起过波斯人，匈奴人，月氏人，柔然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等等的强大的帝国，他们象走马灯似地在这个舞台上来去匆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是他们每一次崛起都给这个生存圈周围的农业居民带来巨大的痛苦、灾难和毁灭，同时也激起强烈的反抗。这种挑战和应战往往构成中世纪舞台上最有声有色、悲枪雄壮、动人心魄的场面。
农业居民要战胜强悍野蛮的游牧部族，只有依靠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力量，抵抗这种侵略不仅使农业居民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及财富，而且特别严重的是阻碍了这些地区正常的社会进步一一封建化，当然更不用说游牧部族对这些地区的完全征服和入主所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倒退了。根据这种理由，处在游牧生存圈周围，不断受到游牧部族侵掠的农业社会，就必然大体上是组成为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它们的发展速度必须是迟缓的、停滞的。中国的情况恰好是这样，从地理分布情况来看，定居在游牧部族生存圈的农业社会可分东部、南部和西部三个地区。东部的主要国家是中国，南部是印度，西部是拜占廷。三者在封建社会基本上都是统一的专制集权国家。但到了近代，又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欺凌宰割的腐朽落后的老大帝国。这难道还是巧合吗?
拜占廷同游牧生存圈的西部相邻，而同处于另一极的中国遥遥相对。虽然两国在地理位置上毫无联系，在文化上也甚少接触、影响。但两国在同一历史时代的社会状况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孪生子。拜占廷帝国从种族文化的渊源上看可以说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嫡传，它也自诩是正宗。奇怪的是，中世纪的拜占廷帝国并没有表现出“西方民主”的传统气质，却染上了“东方专制”的可怕rim疾。这用种族性格、文化传统来解释，无论如何也讲不通。关键在于，它同中国一样，处在游牧生存圈的周围，不断遭到与中国相同的外部挑战和压力。正因为如此，它丧失了旧有的文化传统，而表现出与中国十分相似的性状特征来。“拜占廷帝国在封建割据的世界中的特点，是它实行了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它掌握有高度发展的，一切取决于中央的国家机构，它进行了对世界各国的贸易’夕。r,“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政府和一个社会组织得那么稳固或那么精密”。
古代印度大体上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国的土地。它处于游牧生活圈的南部，中国和拜占廷之间。印度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这虽然不利于内部统一，但也使游牧部族对印度的侵略遇到了较多的自然障碍。从六世纪到十一世纪，印度保持了五百年的和平，在这一时期中，印度的封建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于五百年来的和平、商业及殖民事业所积累的财富，经济生活在当时是繁荣的。但在相反的一面，政治结构是薄弱的。人们没有印度的概念。在外国侵略时期支配着印度人心的把婆罗多人的国士当作一个国家的理想，已经被遗忘了。完全没有爱国心可谈，甚至团结起来抵抗外国人的观念也是不存在的”。⑩这里所描绘的政治衰败、社会分裂的状况正是封建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普遍现象，而这种封建化的进展恰好和印度的外部和平联系在一起。作者很正确地指出在当时，国家观念、民族感情并不是什么共同的经济生活和紧密的经济联系在思想意识上的反映，而仅仅是外部侵略刺激下的暂时产物。封建化的发展使印度无力抵抗突然崛起的游牧部落的强烈冲击，以致碎不及防，成为被征服的对象。十一世纪以后，麦哈慕德.帖木儿的野蛮侵略、破坏，德里素丹和莫卧儿皇帝的集权专制统治粗暴地打断了印度历史的发展进程，造成了长期的停滞。
同处在游牧生存圈周围的中国、拜占廷和印度相反，封建时代的西欧和日本始终远离喧嚣，争斗的是非之地，悠然自得地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绿洲。这样一种与世无争、偏安独处的社会环境，使西欧和日本的封建社会显示出同中国等完全相反的气质和特征来。有关西欧的情况我们已有了大体的了解，那么日本又如何呢?
日本和中国隔海相望，是中国的东邻。作为一个四面环水的闭锁岛国，虽然与外界的交往受到波澜阻隔，但也使日本得免于外部侵略的种种威胁。在整个封建时代，日本只有一次受到外部侵略的威胁，即十三世纪末元朝蒙古族统治者的侵略，但很快就解除了。由于具有这样优越的外部条件，所以，日本虽然靠近中国，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人们惯于称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它走的却是同中国封建社会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尽管日本封建社会外表有着浓厚的东方色彩，它却表现出同西欧封建社会十分相同的性质，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远山茂树、佐藤进一综合了日本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指出;“一般人都主张，在亚洲的许多民族的历史中，日本的封建制度是经历了类似西欧的、具有一定规律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⑩美国的日本史专家E二赖肖尔说:“日本人从十二世纪起，经历的封建模式离东亚的一般模式更远，却和九世纪到十五世纪的西欧所经历的封建制度惊人地相似”。⑩显然日本的封建社会和西欧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当然两者在个别的历史外貌，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时间先后及程度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正因为如此，时至近代，日本曾一度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凯觑、侵略的目标。但是由于日本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即将成熟了，所以能在这种外部刺激之下，迅速作出反应，通过一次变革(明治维新)，一跃而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论及这一历史时，把它同当时的中国进行了比较，说得十分正确。他说:“无论什么外部条件(即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一引者)，如果自身没有使外部条件起有效作用的内在条件的话，就没有一点用处。……将幕府末期的日本和中国来比较，不但外部世界的条件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并且在民族的经济文化及政治力量的集中发展上，日本也赛过中国，就造成两国地位在不久以后的决定性的差别”。⑩可以设想，即使没有西方列强入侵的外部刺激，日本社会也将很快地发生自主的资本主义变革，这种外部刺激只不过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罢了。这与中国在清末只可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情况完全不同。同样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自主变革仍将是难以预期和捉摸不定的。
如果我们不抱偏见，不存忌讳的话，就应该承认，在封建时代，西欧和日本所走过的道路是典型的、正常的;而中国、拜占廷、印度等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则由于外部因素的干预和、作用，出现了畸形和变态。惟其如此，两者在历史的道路上就显出发展的快慢和时间的长短来。
以上是我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限于篇幅，许多论点和细节无法进一步展开。我诚恳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教正。
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横行中国十年，演出了一幕拙劣可恶的历史闹剧，如果说它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使人们能够愉快果敢地同封建主义的残余诀别，同时它也促使人们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省。现在，许多人重新对祖国的历史倾注了浓厚的兴趣，不是为了从中汲取想象的诗情，而是为了增强实践的理性，一一历史并不总是鼓舞人心的力量的源泉，但它永远是现实值得借鉴和珍视的一面镜子。

一九八0年五月三十日于上海师院
注:
①邓拓:《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三联书
店1959年。②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
国社会科学版社，1979年。③傅衣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若干问题的商榷一一附
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文汇报》1961年12月21日徐旭生:对我国封建社会“长
期迟滞”的看法》，1961, 10月14日《人民日报》。④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的封
建社会: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第一期。⑤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曹葆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四版，第136页。⑥马克思:《资本论》，人
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0页。⑦同⑤，第139页。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699页。⑨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71-72页。⑩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上
册第259页。@同⑨，第74页。⑩《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51一152页。⑩《资
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8页。@傅筑夫:《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和作用》，《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4一期。⑩汤普逊前引书下册第423页。⑩同
上书，第193页。⑩《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2页。⑩《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一
期:《为什么现代科学在中国不曾发展起来?》⑩《马恩选集》第三卷第222一223页。
⑩《马恩选集》第一卷，第693页。@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马雍译，商务印书馆
1977年北京版第62页。@《盐铁论·备胡》。⑩列夫臣柯:《拜占廷简史》，包溪译，
三联书店1959年第5页。@汤普逊前引书，上册第198页。⑩〔印〕潘尼迎:《印度
简史》，昊之椿、欧阳来薇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3页。⑩远山茂树、佐藤进一:
‘日本史研究入门》，吕永清译，三联书店孚1957年版，第94页。⑩E，赖肖尔:《论日本
人》，《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2期。⑩井上清:《日本现代史》，吕明译，三联书店
1956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