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铁广福站位置:南宋的爱国古诗

       “词，古诗流也，吟咏情性，莫工于词”（尹觉《坦庵词跋》）。“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张炎《词源》卷下）。词在一般宋人心目中，通常只是一种吟风弄月、抒写私生活环境中产生之感情的文体，因此从晚唐五代到北宋的词篇中，很少写到重大的社会题材与生活内容，基本未能反映出词人作为“精英阶层”（因为其中很多是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高层次文人）对于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到了南宋，由于前不久所发生的靖康国难和当时宋金对峙的严峻局势，词中才勃涌进了一股强劲的爱国忧政思潮，这就使得士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得以在原先被视为“小道”的词体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文天祥《正气歌》），在这些产生于国家多事之秋的词篇中，人们终于重又感知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高风亮节。
　　
　　应该指出，宋代有相当一大批士大夫文人是深具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拿北宋来说，范仲淹就是其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以及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襟怀，充分显示了他心系天下、献身社会的崇高理念。此外，如幼年时代的苏轼即“奋厉有当世志”，努力想成为像东汉范滂那样一位清官贤吏。而王安石、司马光等新旧党争的领袖人物，虽然政见不同，但他们想要经邦济世、为社会干一番事业的初衷却又是相同或相似的。因此综观北宋的士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富有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只消翻检他们的大量奏谏文章，就可强烈地感知其“社会良心”。而在他们所写的“小词”中，也偶会流露其关注时事、经世济时的心迹。例如范仲淹在镇守西夏边界时所写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就赫然出现了“燕然未勒”的惋叹；而在苏轼笔下，更出现了这样豪迈的词句：“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南旧战场。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如梦令》）只是由于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所以北宋士大夫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主要在其诗文作品中反映出来，而词则基本远离了这方面的内容，故直到北宋末年仍被局囿于那种莺莺燕燕、倚花柳的狭隘圈子中，这不能不说是北宋词的一种缺陷和遗憾。
　　
　　但是，上述词与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基本脱节的状况，却在南渡初年得到了迅速的纠正。靖康之变的鼓，不仅改变了宋朝的国运，也迫使士大夫们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于是，爱国和忧政的情志变成一股洪流，奔泻到了他们所写的各体文学作品中。在这种情势下，词也莫能例外，它的“言志”功能得到了前所未见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在那类抒写爱国忧政之情的词篇中，人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被社会责任感所激起的心跳和脉动。这种情况，首先可从岳飞谈起。当然，岳飞乃是一位抗金名将，人们自不能将他以“文人”视之，但是他所写下的爱国词篇，却颇能显示南渡初期词人们的共同心情和小词映现士人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普遍情况。这里，且举其最有名的《满江红》为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词中最显慷慨激昂的句子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而最能激励人心的句子，则又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前者，写出了爱国志士们共同的复仇心理；后者，又表明了他们肩负复国重任而感发的迫切自勉心情。对此，且作简略分析：
　　
　　俗语有云：“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靖康之变的直接后果是金人竟把二位“君父”（徽、钦二帝）俘虏并押到了北方，对宋朝的臣子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耻大辱吗？据史书记载：金兵将徽、钦二帝及宫妃们押上马车时，宫妃们曾在车内大声叱骂前来送行的宋臣道：“尔辈等任朝廷大臣，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果何面目？”这些被骂的大臣们只好“回首缄默而已”（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八引《封氏编年》）。尽管岳飞等人对北宋的亡国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但作为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宋朝臣子，面对这场皇帝被掳的事变，心中当然会充满着蒙羞受耻的感觉，并进而反弹出报仇雪耻的强烈欲念。何况，金兵所到之处，屠我城池，戮我人民，使我大好河山变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记载：汴京在事变之前人口将近百万，而在金兵屠城之后，壮丁已不满千人，“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这越发激起了爱国之士对金国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因此，岳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是一种寓有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的热血沸腾之言，表现了当时所有爱国臣民共同的雪耻情结和复仇心理。而由此，更又激发了他以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复国的愿望，集中体现在词尾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语之中；而完成此宏图的具体行动则又要“从我做起”。因此他惟恐蹉跎光阴，尽力要把自己的分分秒秒都奉献给抗金复国的大业，这就感发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自勉自励之辞。所以这两句十一个字，可谓字字铿锵，掷地有声，既写出了自己丝毫不敢有所懈怠的心情，又可视为对先贤“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一种主动承担，表现出了非常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前人曾评此词曰：“胆量、意见、文章，悉无今古。”（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评语）又曰：“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也。‘莫等闲’二语，当为千古箴铭。”（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注》引清人陈廷焯语）人们所激赏于它们的，正是这种在晚唐五代以来的小词中久违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和壮士志向。
　　
　　尽管岳飞并不以词名世，但他词中所表现的情志却很能体现出当时的时代精神。我们试看，南宋所涌现的大量爱国词篇，其中就都充溢着与岳词相仿的两种思想感情：一是强烈的复仇情绪，一是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两种思想感情又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复仇的情绪进一步激发了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心，又必然使其复仇情绪显得更加昂扬。二者互动，令这类爱国词中直接融入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人格力量，从而使它们成了全部唐宋词中“词品”最高的作品。因爱国词作众多，下文仅举三位词人的作品为例：
　　
　　第一位是张元干。他曾任李纲的行营属官，北宋末年即积极参加抗金斗争。南渡后因不屑与秦桧同朝为官，遂退居福州，并在胡铨因上书请斩秦桧等三人头而被贬途经福州时为他写下了声振词坛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端的是位铁骨铮铮的血性汉子。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侵，江北地区全部失守，词人愤作《石州慢》词，其中充塞着复仇的情绪。如其下片曰：“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寒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面对着金兵猖獗，生灵涂炭的痛苦现实，词人发愿要挽天河之水去冲刷干净敌寇杀戮中原人民的血污，这是一种多么悲愤的复仇心理啊！而在他所写的另一首词《水调歌头》中，又抒写了他虽老可仍不忘复国大任的壮志：“梦中原，挥老泪，遍南州。元龙湖海豪气，百尺卧高楼。短发霜粘两鬓，清夜倾盆一雨，喜听瓦鸣沟。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其时词人已入两鬓沾染霜华的老境，但他伤悼故国之念却未尝一日断绝，故而梦中时常飞回中原。而更加令人钦佩的则是，在那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像陆游所写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那样，依然深怀着抗金复国的宏愿——读着此词“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的结句，我们分明感受到老词人的澎湃心潮正像百川归海那样狂奔猛泻。
　　
　　第二位是辛弃疾。辛弃疾本可以成为一位大有作为的名将（或名相），可是南宋的苟安政策却偏生硬将他扭变成了一位“词人”，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但是即使如此，辛弃疾仍然不忘自己对于国家和民族应尽的责任。早在他刚刚回归南宋、于建康任参议官的微职时，就曾这样自许道：“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水调歌头》）也就是说，立志要成为像上古伊尹、周公那样的治国雄才。而在其中年时期，则虽然屡遭挫折和打击，然仍始终未泯其抗金复国、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他在赠陈亮的词中，发出过这样的壮语：“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尽管这种愿望一时无法实现，但那种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却足以辉映千秋。到了晚年，词人虽已白发萧萧，心情也时而变得颓唐，可是却依旧企盼着能够请缨杀敌。在人们所熟知的登京口北固亭所作的两首词中，记录着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强烈心声：“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因此可以这样说，在辛弃疾的身上，集中体现着像屈原、谢安、贾谊、马援、刘琨、祖逖这样一类爱国忧民或曾为国家建立过功业者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力量，同时还带有着像廉颇、李广、孙权、诸葛亮这样一类武将或精英人物的强悍和豪俊之气。而所有这些，又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此即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辛弃疾赠陈亮词云：“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这既是转述陈亮的誓言，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南宋遗民谢枋得在辛弃疾殁后六十年祭祀他时，犹闻“有疾声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鸣其不平”（《祭辛稼轩先生墓记》）。这一带有神话色彩的记述，更使我们仿佛亲睹辛弃疾虽死犹在地下大呼“杀贼复国”的情景。所以，辛弃疾虽然最终未能成为一代中兴名将（或名相），但其《稼轩长短句》却已足以向人昭示了他一颗拳拳不忘祖国的赤诚之心。
　　
　　第三位是陈亮。他是一位最为典型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志士，一生未曾做官，却时时心怀复国建业的宏图大志。曾四向孝宗皇帝上书，纵论天下大势和恢复方略，耸动朝野，名噪一时。孝宗欲授以官，他大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表现出了远大的人生志向和强烈进取的事业心。另外还可提到的则是其词学观：据他的友人叶适记述，陈亮每一词成，即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书龙川集后》）也就是说，他是把写词当作陈述其经邦济世之怀的举动来看待的，因此其词中十分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那种以复国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大可与其政论奏章同读。如他在送章德茂使金的《水调歌头》中大声疾呼：“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意谓我泱泱中华，难道就没有一个半个耻于向金人称臣的人物？此言正同于《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所说：“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而其《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中所说的“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这也同于他在《中兴论》中所说的下列意思：“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生长于戎，岂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为‘我自生发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复失之。河北诸镇，终唐之世，以奉贼为忠义，狃于其习，而时被其恩，力与上国为敌，而不自知其为逆。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纵有倍力，功未其半。”作者在其词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中原沦陷已久，若不趁早收复，则唯恐其子弟们会渐渐忘了自己是宋朝臣民的后裔，而这种看法，明显地是从其政论文中“移植”来的。所以，到了陈亮手中，词之“言志”功能简直已被开发到接近散文的境地，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词的艺术性，但从其思想性来看，则又上升到了前所少见的高度。在这些可以当作政论文来读的爱国词中，最使我们感到钦佩的，就是作者虽然身为一介书生，然却心系天下的高度责任感。
　　
　　我们知道，南宋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中一直充满着抗战与投降、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这种政治局势也必然影响到士人的精神状态。缘此，便分化出了两种人生态度：一种是缩起头来只管个人，另一种是挺身而出拯救国家，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前一类人的人生态度，我们不想多作介绍，只举一首词来说明：宋末文及翁在《贺新郎》中如此写道：“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国事如今谁依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持。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从这歌舞酣醉、隐逸逃世的生活行径中人们不难明白他们惟求个人快活的利己主义人生态度。而后一类人，则在国难当头之际，不顾个人的安危和得失，或奋力抗敌，或奔走呼号，自觉地承担起复国（或救国）的重任，他们堪称社会的“脊梁”。更使人感到欣尉的是，这后一类爱国志士不仅在“事功”方面（例如其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给青史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记载，而且还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给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而在这些思想遗产中，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就是最为耀眼的一部分内容。讲到这里，不妨让我们以文天祥那首忠义凛然、气壮山河的《沁园春·题潮阳张许公庙》词来总结全文。其词曰：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臣忠义缺，谁负刚肠。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此词绝非一般的咏史怀古词可比，其中凝聚着作者光映千秋的人格力量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精华。特别是“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二句，更用如椽大笔宣示了这样一种人生大义：每个人的人生转眼即逝，最要紧的便是要抓住这有限的时间，轰轰烈烈地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因此，像张巡、许远这样的仁人志士，虽然生命短促，却万古留名；而那些卖国投降的鼠辈小人，却只能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两相对照，怎不启人深思和催人取进？所以，“读此等词，不可以寻常词观之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而应当以“高山仰止”的态度把它们当作一本严肃的人生教科书来研读——词之发展至此，难道还能仅以“小道薄技”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