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白云城投集团:评《抗美援朝战争史》（下）

目前，即使排除个别否定参战为必要者不计，史学界在有关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问题上也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这方面，国内多数学者中间最主要的分歧有两个：一是在入朝作战乃至后来的各项重大决策过程中，对苏联方面的作用应如何估计[20]；二是在前几次战役进行过程中，有无因过分看重军事上的暂时胜利，没能抓住重要的外交机遇，造成了不必要损失的情况。对于这种分歧，《战争史》一书的作者理所当然地站在传统观点一边，也就是坚持：第一，志愿军入朝作战及其所有决策，都是独立自主做出的，与苏联无关。第二，志愿军在朝历次战役决策乃至整个外交处置都是绝对正确的，联合国1951年1月的停火提议并没有为志愿军在军事上取得休整提供任何外交机遇。[21]在《战争史》一书中，作者同样坚持了这样的看法。但坦率地说，书中分析问题的方法及其结论明显地值得讨论。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最容易反映出《战争史》一书作者对苏联作用太过敏感的，就是书中对1950年10月2日和3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两封内容相反的电报的解释。

1950年10月2日电报的问题，早在几年前就曾引起过国内外学者间的争执。原因是中国学者一向按照档案公布者的说明，认为这则反映毛泽东出兵决心的电报已经发出。然而俄国学者在斯大林个人档案中，没有查阅到这封电报，相反却找到了一封10月3日经由苏联大使转发给斯大林的毛泽东表示暂时不能出兵的电报。此事很快引起美、苏两国舆论的注意，并开始出现指责中国政府伪造档案的新闻报道，影响十分恶劣。鉴于这种情况，负责公布档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同中央档案馆，对10月2日毛泽东电报手稿进行了严格的核对，确认公布的档案确为毛泽东手稿，并根据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相关电报发报通例与其他已发出之电报进行了比较，最终确认此则电报没有发出。随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非正式地向海外学术界提供了电报手稿原件的影印件，并进行了解释说明，此事近年来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负责公布档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近来出版的著作中，也十分肯定地说：“这份电报没有发出”。[22]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共识，《战争史》一书的作者却基于怀疑俄国公开档案“有其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而坚持毛泽东10月2日电已经发出。坚持己见并无不可，但不做任何解释，就理所当然地把10月2日电当成是已经发出的电报来使用，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至于因为不同意说由于多数人2日表示异议，毛泽东曾一度改变态度，因而干脆不承认中共中央10月2日当天曾经开过会议，以便给人以党内争论发生在4日以后的印象，这就更难让人接受了。[23]

那么，《战争史》又是如何解释2日电和3日电内容的不同呢？书中这样写道：“表面看来，毛泽东这份电报（指3日电－引者注）的意思与上一份电报的意思相反。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并没有说中国不出兵，而是强调了中国出兵援朝，可能会造成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一个是靠中国出动几个师很难解决问题；一个是最大的可能是苏联也将被拖进战争。因此提出，最好‘暂不出兵’，‘准备力量’，这样‘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毛泽东这个电报的根本意图不是中国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了解苏联方面对电报中所提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的态度。这个电报与同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另一个电报不但不矛盾，而且恰恰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出兵援朝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这一问题上的深谋远虑。”因为中共中央必须了解：“一旦美国对中国公开宣战，甚至苏联也被拖进战争，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将是什么态度。”[24]

一面坚持毛泽东出兵决策并无反复，丝毫不曾受过斯大林的影响，一面又强调毛泽东3日的电报根本是出于担心自身安全的目的而不得不预先探测苏联态度，再来决定出兵与否，这明显地有些自相矛盾。何况，毛泽东3日电与2日电真的只是表面上意思不同，内容完全不矛盾吗？

2日，毛泽东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3日他却说：“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

2日，毛泽东说：“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3日他却告诉斯大林：朝鲜只能让美国人占去了，“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于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但希望朝鲜同志能忍受暂时的失利，“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2日，毛泽东已经估计到美国可能会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并用空军和海军攻击中国大城市、工业基地和沿海地区，但他仍坚信出兵“是必要的。”3日他却告诉斯大?：问题不仅仅是美国对中国宣战，更为严重的是“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因此许多同志认为必须谨慎行事。

2日，毛泽东表示相信，只要初期防御能够顶住，等到苏联武器到达，将我军装备起来，就能够歼灭美国侵略军。而在3日电中，他却表示：“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对中国不利。

2日，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而且说明：“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3日他却表示说：中国只能出动几个师，“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 [25]

比较上面两份电报的文字，谁又能否认二者意思截然相反呢？当然，毛泽东在3日的电报中确实没有说过中国已决定不出兵这样的话，但他毕竟清楚地讲出了我们考虑“暂时不出兵”，和“我们不派兵援助”朝鲜同志虽然“于心不忍”，但“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请朝鲜同志“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这样的话。说此电只是为了了解美国对中国宣战后苏联政府的态度，完全不合逻辑。何况，发电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如果明明已经决心出兵援朝，却偏偏要说一些自己作战没有把握，最好暂时不出兵，让朝鲜同志去打游击的话，以此来探测对方愿不愿意援助自己，岂不是南辕北辙？

其实，要证明毛泽东的“深谋远虑”，未必一定要证明毛泽东从来不曾有过思想反复。不少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回忆说，“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是毛主席一生中最难做出的决策之一。为了确定这一决策，毛主席多少天睡不着觉，反复思考”，[26]如果毛泽东思想上毫无反复与担忧，又怎么会表现得如此焦虑不安，夜不能寐呢？何况这种反复，很大程度上也不纯粹是由于毛泽东本人，而主要是考虑到党内其他领导人提出的问题与担心。毛之所以在3日电报中说：“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我们是想同您商量一下”，也正是因为他内心其实并未完全放弃出兵的想法，但却拿捏不定，不得不反复权衡和比较各方面的意见。要听取自己最重要的盟友和武器装备提供者斯大林的意见，更是情理中事。一定认为说毛泽东出兵思想有过变化，就会给人以服从于“苏联压力”之嫌，恐怕是太过敏感了。

事实上，不知作者是否想到，因为想要否认毛泽东思想上有过反复，转而把3日毛泽东电解释为对苏联的“探测”[27]，结果反而会给人以毛在出兵问题上优柔寡断，扭扭捏捏，非要苏联表态兜底，又不愿把话讲明，以至于不得不拐弯抹角，用非常隐晦，甚至暗含不想出兵的要胁方式来逼迫斯大林亮出底线的消极印象。读者因此不仅不会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反而会认为毛泽东出不出兵有赖于斯大林的表态。这恰好走到了作者初衷的反面。总而言之，无论是过分强调毛泽东不受苏联影响，还是过分强调毛泽东对苏联的期望，都是值得商榷的。中国自己的事情，当然是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的，这一点即使在当年的斯大林看来也是天经地义的。但中苏两国既结为同盟，中国与美国作战又需要苏联援助并为后盾，中共中央在许多问题上必须与苏联方面取得一致，甚至尊重苏联方面的意见，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2日凌晨起草电报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对中国宣战，可能导致苏联被迫参战问题，当天书记处会上意识到情况的复杂性，因而次日接受了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收回了已经起草好的电报，另外对罗申转达了会议的不同意见，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正视这种情况，如实地描写这些历史，未必就会有损毛泽东的“深谋远虑”。

与对苏联作用的认识问题相比较，外交机遇问题上的分歧应当不是十分复杂。因为在战争过程中，真正存在过的外交机遇只有两次，头一次是1950年12月，由美国控制的联合国第一次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发生公开的意见分歧，13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联合向中国和朝鲜发出呼吁，并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亚洲13国提案，提议立即成立三人小组商定可以在朝鲜实现停战的条件，以提交大会讨论。尽管这时志愿军在军事上的优势依然明显，美国及联合国军尚未从打击中清醒过来，军事上是否应该利用此次机遇促成停战，值得讨论，但利用联合国内部的分裂，从外交的角度做灵活的表态，争取同情，加剧联合国内中立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以便在万一军事需要时利用此种矛盾，在策略上无疑是必要的。而对于这一点，《战争史》一书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书中较多地强调的却是中国方面对美国的期望，“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停战条件的意见”，“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28]如此等等，这显然搞错了对象。

第二次是1951年1月，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正式提交了达成朝鲜停战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五步方案，包括立即安排停火并确保它不会被利用来作为发动新的攻势的准备；非朝鲜的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设立包括美、苏、英和中国四国政府代表在内的适当机构，讨论解决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在内的远东和平问题等。《战争史》一书中对五步方案的看法明显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它承认：这个五步方案“对于解决朝鲜问题，维护远东和平还是有利的。”因此，“美国当局对这个五步方案感到左右为难”，又不敢否决，生怕在联合国内失去支持，最后不得不违心地投票赞成，暗中却期待中国反对。但它同时却强调：中国政府当时公开拒绝五步方案，也是完全必要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看透了这一点”，即“只要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美国就有可能利用停战保存实力，在南朝鲜保持若干地区，并武装日本，而谈判则可无限期拖延下去。”[29]这种解释显然有些自相矛盾，它在逻辑至少存在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既然五步方案对朝鲜、对中国都有利，无论美国实际上态度如何，中国都理应欢迎和支持。只因注意到美国实际意图是想要“利用停战保存实力”，并不真的打算实践停火以外的其他四步方案，就断然拒绝，结果只能是拒绝了对自己有利的外交条件和那些本来可能站在自己一边的中立国家。美国不赞成五步方案，却因为害怕失去支持而被迫投票赞成；中国赞成五步方案，却因为害怕美国以后不执行方案而公开拒绝，这无论如何不合逻辑。况且，美国既然因害怕失去支持而被迫投票赞成，未来停战实现后它也未必就能够完全否认其他四项方案，拒不谈判。而只要美国承认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可以讨论，即使美国采取各种方式拖延拒绝，中国在外交上也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并必然会赢得广泛的同情，为以后外交的开拓及中美争端的解决打下一个有利的基础。中国拒绝五步方案，导致原来赞同五步方案的多数国家转而支持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大会决议，也足以从反面证明这种拒绝的消极后果。

第二，对五步方案的态度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外交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军事问题。即使外交上没有价值，也不等于军事上没有价值。从军事角度看问题，在1950年1月，究竟是美国更需要停战，还是中国更需要停战，这一判断的正确与否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国外交应对正确与否的关键所在。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关于1950年1月谁更需要停战的问题，已经是再清楚也没有了。志愿军自10月下旬开始发动第一次战役，至这时第三次战役结束，前后两个多月，部队几乎没有休整，在紧张的作战中，完全徒步跋山涉水长驱几百公里，其疲劳程度可想而知。再加上部队战斗损失严重，大批官兵冻伤，后勤补给又跟不上，致使志愿军与美军在装备、火力、空中掩护等各方面的差距更加突显，部队显然已经到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的危险境地。就连彭德怀都已明确表示，打第三次战役就很勉强，若再不休整补充，继续作战，朝鲜战局难免会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以后的事实也证明，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已经推进到了极限。从此之后，第四、五次战役，志愿军都打得极其艰难，不仅被迫全面后撤，而且伤亡被俘人数大量增加。但是，在1951年1月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却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正如《战争史》一书所承认的，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的想法不是更实际，而是更乐观，更大胆，不仅准备再打一仗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而且对前线的危险形势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包括对彭德怀提出的困难，毛泽东也明确认为问题不大，说没有补兵，弹药不足，“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总之，绝对不能让敌人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封锁汉江。美国要想在“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也“是决不能允许的”。[30]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当时会坚持认为五步方案有利于美国保存实力并在在南朝鲜保持若干地区，而不是认为五步方案是志愿军获得军事上喘息，保持住已经得到的土地和胜利的重要外交机遇。《战争史》一书既承认五步方案对朝鲜和中国有利，又承认1951年1月中共中央形势判断过于乐观，胃口过大，对美军的反扑和军事优势缺乏足够的估计，志愿军存在严重困难，但却不承认接受五步方案是在外交和军事上绊住美国手脚，使志愿军获得军事喘息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机遇，坚持必须以美国是否真心愿意谈判台湾问题等来作为应否接受五步方案的前提条件，这在逻辑上亦颇难让人理解。

简短的结语

坦率地说，笔者上述对《战争史》一书的批评和讨论，可能略过严格。因为在事实上，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集体编著的著作，通常并不属于学术研究成果的范畴。它们往往被赋予了较多的宣传教育的目的，甚至编撰它们本身就带有政治任务的性质。包括对《战争史》坚持当年一切决定与决策都无可争议地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种态度，纯粹从学术的角度来讨论它们，都未必是很适当的。但是，就本书而言，作者的编写方式明显与以往的集体著作不同，它不仅大量使用了引文和注释，注意到遵循通行的学术规范，而且研究范围涉及美、苏、朝、韩各国，利用各国研究史料和学术成果甚多，这与过去单方面编写自己军队战史，用于部队教育和政治宣传时的做法大不相同。而作者在后记中的说明也反映出，他们也力图通过此书与国内外学术界相互交流沟通。既能大量吸收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试图回答国内外学术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会乐于看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批评与讨论。这也正是促使笔者大胆抛砖引玉的原因所在。而且，本文这里的批评与讨论，其实也并不仅仅是针对《战争史》一书的。笔者只是希望，通过对《战争史》一书中问题的批评与讨论，能够使研究者们更多地从学术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严格要求，力争使我们国内的朝鲜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也能像历史研究中的其他问题那样，逐渐形成有较高水平和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注释：

1、《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

2、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5、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6、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

[1] 已经由中译出版的美、日、韩大部头著作就有（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战争爆发前后》（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韩）韩国国防部编：《朝鲜战争》（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朝鲜也有相应的著作，如《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61年版），等。

[2] 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文章仅到1986年就达2000种之多。这里值得提到的两部在西方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为：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s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ailan, 1960;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90。

[3] 齐德学曾著有《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但内容其实还是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经过。

[4] 由军方研究机构及其人员出版的著作，如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柴成文、越勇田：《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沈宗洪、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当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齐德学前引书等。


[5] 如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赵学功：《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

[6] 在徐书之前已经出版的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著作，除作家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叶雨蒙的纪实文学作品《黑雪》以外，均未引起太多反响。而徐书出版后，却立即引起日本、美国军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被台湾报刊择要连载。

[7] 如青石：《1950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朝鲜停战内幕》，《百年潮》1997年第1－3期。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5年版；《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8年版。

[8] 其实，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国内已有文章详加说明，如青石前引文。而特别应当提到的，还有张盛发的新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作者在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朝鲜战争”一目中，更为详尽地运用俄国新解密的档案说明了这方面的情况。



[9] 1950年8月上旬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全部进入指定集结位置的部队，就有第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4，125，126师，及担任战勤任务的第169师和炮兵第1，2，8师，另外还配备有一个骑兵团、一个工兵团及一个高炮团。8月中旬又增调另一个军（后确定为第50军）三个师编入东北边防军。9月初更确定要准备动员部署11个军36个师，连同特种兵和后勤部队，共约70万人。第一线即集中5个军15个师的兵力。

[10] 如该书第一卷第135页，一则潘尼迦电报，只因叙述时分为三段，即分别列出了三条引注。但即使对《美国外交文件》及其他引自英文的注释，其引注也不尽统一，有注中文者，有注英文者，更有中英文混注者。

[11] 以第二卷第二章为例，其中引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文电约15条，注明者10条，漏注者5条，引注方式也颇不规范。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和《毛泽东文集》第6?等均照抄不误，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标明“根据《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刊印”以外，其他各种文集均写明“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13] 已经披露的内容为：“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所有这些建议都未能引起朝鲜同志的注意，以致陷入敌人预先设好的圈套，人民军主力被敌人切断。”见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

[14] 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1950年10月2日。

[15] 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局问题给彭德怀、高岗的电报》，1950年10月23日。

[16] 《苏联外交部致苏共中央备忘录：关于1950－1953年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1966年8月9日，转见Woodre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 1993, No. 3, p.16;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7;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8页。

[17] 并见《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18]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121页。

[19] 关于这一战例的问题，不仅在于当时新兴里美军团的番号，《战争史》书中关于继任指挥官费斯的军衔也明显是错的，费斯当时还只是32团1营营长，也不可能是上校军衔。另外容易引起争议的还有被歼美军是否一个加强团及死伤的数字，也应考证。根据古格勒《朝鲜战争战斗经验实录》和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两书中的说法，当时负责防守长津水库东侧新兴里一带的美军为32团一营，31团3营和57野战炮营，并非一个整团，也不是一个加强团。31团另外的部队或与第1海军陆战团驻守下碣隅里，或被编入特遣队负责打通到下碣隅里的道路。另外，当时在新兴里方面的32团1营1053人，31团3营人数相当，炮兵营人数较少，三个营的兵力只有2500人。32团1营最后仅回来181人；其他两营伤亡比例也差不多。最后幸存者仅为1051人，而肢体健全者仅385人。换言之，三个营2500人，死伤达到2115人。在这里不清楚的只是，这三个营中是否还编有南朝鲜籍士兵。

[20] 在注重苏联作用的论文中，沈志华的《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颇具代表性。

[21] 见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2] 逄先知、李捷前引书，第18页。

[23] 对于当天会议的形式，绝大多数学者，包括逄先知等，都表述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逄先知、李捷前引书，第14页，等。

[24]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第163－164页。

[25] 同前引注16；并见《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菲利波夫电》，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5，卷宗号1，目录号334，第105－106页。

[26] 参见徐焰前引书，第20页。

[27] 见齐德学前引文。

[28] 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161页。

[29] 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211页。

[30] 转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224－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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