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报考管理会计的条件:讲述：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的六代青春影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1:45:18
六代人的青春，撑起了“新中国”的青春期，令“新新中国”在世界熠熠生辉。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今天，我们有幸在此展示共和国青春的六代同堂。
不一样的时代命运，一样的青春万岁！
1949~1959必须快乐的青春
王蒙
1934年生于北京。50年代从事共青团工作，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曾任文化部部长。
在人的一生中，你可以有大的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也仍然会有小的快乐，西瓜、茶水，买到了便宜的处理货物。反正你应该快乐，你必须快乐，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话。
解放后的十年，1949年是凯歌行进的一年、欢呼跳跃的一年；1950年是抗美援朝同仇敌忾的一年；1954年实施统购统销，是令人困惑的一年；1955年有反胡风与肃反运动、1957年有反右运动、1958年有大跃进与公社化运动，是运动多得让人失去方向的几年。你看我根本无法用一个词语去概括这跌宕的十年。对我个人而言，1956年以前我是革命先锋，1957年我是一个处于困惑期的普通青年，1958年我是落马获罪的右派分子，我这十年也不是一个词说得明白的。如果一定要用一个简单的说法来概括，那就是胜利与迷惑的十年。
2008年我在CCTV-9接受采访时曾自我评价为“阳光男孩”。确实，50年代前几年一片光明的底色，在我的内心留下深刻烙印。1949年，我在河北高中迎接了解放，在我的印象中，那一年充满着欢乐和秧歌。我记得当时街头热闹非凡，锣鼓喧天，有次我化了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猫皮大衣，反穿在身上。看着大家先是无师自通地扭秧歌，然后是大锣鼓，然后是我们给围观的市民讲演……解放军的入城式如火如荼，我们看到了立在检阅车上的毛主席和人民自己的坦克、重炮、装甲车、骑兵……我体会到了那种真理终于物质化为强力，正义终于变成了轰轰烈烈的行进，受压迫者终于翻身成了统治者的快乐。
那年在顺城街宣武门附近的北大四院礼堂举行北平市地下党员的大会，会场上震响着《国际歌》的歌声，主席台上悬挂着我们还相当陌生、所以更加令人激动的镰刀斧头红旗，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到午夜，中间由会议组织者出去采购烧饼、火烧、大饼、酱肉、窝头、面包……给各小餐馆“包了圆”，满场飞着熟食快餐，一幅共产共享的图景。当时我觉得小子何能？与闻其盛，恭逢其盛，世上没有比革命成功更惬意更提气的事了。
当时那些地下党员以公开的方式向全校教职员工亮相，不免有些得意洋洋，对革命的看法浪漫多于实际。这些人中有些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也颇有些人此后的道路颇多坎坷，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挫折。1949年我与当时这批学生党员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的主要力量。当时团市委与区委，一片拼命之风，恨不得两三年将中国建成天堂。理论上大家有上班下班时间，实际上没有。除了睡觉吃饭以及稀少的娱乐如打乒乓球，其余时间都在工作。团市委干部的积极性首要表现在熬夜加班，越到子夜越到假日越爱加班开会。大家特别喜欢在大年初一或三十晚上开长会，加班加点夺取革命的胜利，这点当时我挺反感的。当时开会的主题都是重大而且正当的。例如军事干部学校在中学招生。例如如何在学生中落实毛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例如工厂里的青年突击队与青年监督岗工作。例如如何发动青年参与反贪污盗窃的斗争，尤其是资本家的子女，要向自己的父母施压，让他们交代自己的不法行为，等等。
在激情的岁月里，与“宣传鼓动”同样迷人的还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包括生活会上、私下里彼此交换批评意见。比如凡是好朋友、熟人，见面就会征求询问——“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这就是最最动人的友谊乃至爱情表白。我们都学会了吾日三省吾身，学会了君子相赠以言，学会了互作诤友。这样的做人、交友、处世的态度，这样的人生基调我至今并不陌生，更不愿意丢弃。我记得当时我被批评最多的是爱睡觉、丢三落四、流露骄傲，还有爱哼哼电影里德寇的口琴小调，是“感情不健康”的表现。我经常都在反省我的这些“错误”。
当时每周都要举行生活会，在生活会上，我们支部的人，一面朗读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面泪流满面地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一面把自己骂一个狗血喷头，一面给别人上纲上线，深揭猛批。确实，以“修养”为标准，衡量自身，我们除了惭愧自责再无别的话可说。只是在这种场合，我虽然也是诚惶诚恐，却没有落下太多的泪水。但同志们明明在哭，这使我更加自责和自我怀疑。现在回想那几年，我觉得我充满革命真情。我擅长分析问题，也会写种种汇报总结材料。而表现稚嫩的就太多了，搞起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既不饶人也不恕己，简直是活活要人命。
1953年我19岁，每天都沉浸在感动、诗情与思想的踊跃中。这一年我开始了真正的爱情与真正的写作。那是一个特别无拘无束的年代。许多男女生恋爱，我们只觉得特别美好，从来没有哪些学生不能谈恋爱的想法。所以，我后来称这个时期为“恋爱的季节”，从1949年到1957年，那时的中国是爱情的自由王国。我的初恋就是我的妻子芳，那时我想起她就想到她从小的革命经历，她夜夜加班在那里统计“三反五反”的战果，她的笑容使整个区委大院都光亮起来了。1952年五一劳动节之夜，我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寻找这个给我带来光亮的女孩子芳，居然找到了。这一年的五一之夜，我们一直狂欢到天明。对当时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初恋意味着北海公园。白塔、五龙亭、垂柳、荷叶和小船，都使我们为城市、为生活、为青春而感动。
初恋也意味着舞蹈。50年代，中国到处在跳舞，都是工会、妇联、团委等组织的，非商业性的。反右后基本取消，无疾而终。并没有哪个部门或更高领导要求取缔跳舞，停舞后跳舞变成了身份与特权，只有少数单位如政协或欧美同学会举办过舞会。东德有一篇小说，讲走后门的，搞一张舞票，对方以索取一本德语版《金瓶梅》为代价，这也有趣。所以，80年代我担当文化部长的时候提出开放歌舞厅，顺理成章，并无太大风险。但有一个省在1987年作过一个决议，不可以搞舞厅，虽然那个省的舞厅并不比任何地方少。此决议并未明令废除。
我记得1952年9月下旬，已经表示不打算和我发展下去的芳打电话问我去不去看深夜举行的阅兵式预演。你看，我们的一切都是和伟大的国家伟大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三反五反”的热烈开展与平稳结束，给人以不同的感觉；而朝鲜战争的停战只是时间问题；报纸上集中宣传的是大规模有计划按比例
那时的大学生，一毕业工资是50多元，反右后减为40多元，转正后才50多元。我们的月消费，住宿基本上不要钱，吃饭15元至30元。我曾经到新开张的苏联展览馆莫斯科餐厅用套餐，套餐分一元五、两元五、五元三种，已属豪华，我极少敢吃五元标准的。我给自己订了牛奶，不算豪华，但算娇气。我1956年在西单商场定做了一套西装，价值百元，很有些超常乃至变修的意味。当时女生有一种着装，称之为列宁服，衣袖挽起来，腰系一条带子，翻领，后来就很少有人穿了。我给太太买过的礼物有丝棉绸袄与象牙项链，没有太多的钱，但仍然高于一般水平。我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消费是看电影，那时到影院看电影是非常快乐与享受的事。在全市最好的大华影院看完电影，到旁边的一个奶制品店喝一瓶酸奶或杏仁豆腐，也算不一般的享受了。
19岁我开始写诗，然后开始写小说，开始痛苦而幸福地构思《青春万岁》，那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19岁，我学会了在夏季喝冰镇的啤酒，就上炸花生米使我美得像上了天。那时，我常常在夏季的周日去什刹海游泳池，冬天到了周六晚上都去什刹海滑冰场溜冰。我记得冰场上的高音喇叭里大声播放着苏联歌曲，最让我感动的是一曲《有谁知道他呢》，我想不到自己活得这样滋润。1953年后我再也没有滑过冰，而直到2005年，我才在莫斯科宇宙饭店里听到了原汁原味的俄罗斯女孩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此时一切已经时过境迁。在20多岁的时候我怀念19岁。我现在75岁了，我并不那么怀旧，我认为75岁就挺好。
对我们那代年轻人来说，我们一切的精神生活里都有苏联的烙印。我喜欢唱苏联歌，看苏联文学作品，把去一趟苏联当作美梦。甚至当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的长篇讲话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两三个版，我也满有兴趣去阅读。当时看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我觉得他写出了一代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青年人的灵魂。当时认为有这样的青年的国家只能是苏联，只能是列宁斯大林缔造的国家。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狂想也想不出这样美丽的精神世界。而谁能料到，1959年，中苏关系慢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成为了人们关心的、仅次于粮食问题的话题。对苏联的敌对态度，使得我少年时期的精神支柱一再塌陷。
五年计划和苏联小说令我心潮澎湃，我有了开始写长篇小说的想法。因为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初稿，也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1956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作者会议，尝到了梦想成真的滋味。看到的青年作家都自我感觉良好，个个认为自己不是肖洛霍夫就是马雅可夫斯基。那时的稿酬，一个短篇小说，可能是月工资的5倍。我在同龄人中，算是工资高的，每月87.64元，小说《小豆儿》的稿酬是200元，《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476元，因此可以想象青年作家的牛气。然而让人感叹的是第二年，与会的青年作者，尤其是比较活跃的作者，全在反右斗争中落马了，我也未能幸免。
1957年，一切都变了。我被打成了右派，开始了四年的下乡劳动改造生活。当时写小说是特别勉为其难的事情。虽然对农村生活开始有点真情实感，在小说结构布局上也算有点心得，但是风云变幻，无法把握主流的思想脉络，当然举步维艰，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思想与创造。那几年，高高低低的领导都预感到了大风大浪的逼近，但是没有人说得清风浪的来源与形式，内容与层次，更没有谁知道文艺界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准备。他们谈论的口气像是在谈论一次台风，或是一处峡谷险道。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客观的他者，一个身外的伟力，一个无法抗拒的威胁。
而我后来常常考虑一个词，就是惯性，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激昂、悲壮、牺牲、热血，坚决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它怎么能安静下来，稳定下来，和平下来，建设起来？尤其是毛主席，他要的是轰轰烈烈，再轰轰烈烈，势如破竹，再势如破竹，随时都沸腾着热血，随时准备着冲锋、炸药包和手雷，一直延续到此后很久很久。而躁动的惯性的停滞和改变都是需要时间的。
我在北京郊区劳改了四年。那时候，没有电话，休假时我和芳总是因为无法联系上而相互寻找，擦肩而过，让休假时间丢掉相当的一部分。有次临时休假，我和芳没有耽误时间，在家偶遇。刚好她买了一个西瓜，我们一起吃西瓜，这是我那个年代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我还记得1957年夏天，右派已经批斗上了，那年北京还有一些自费旅行的项目，我和芳参加过一次香山二日游。我们在北京饭店门口搭车，40分钟后到达香山饭店，吃的有西式煎鸡蛋与红茶、牛奶的早餐，四菜一汤的午餐，次日下午回到北京饭店门口。约交费30~50元。再往后当然就没有了…… 在人的一生中，你可以有大的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也仍然会有小的快乐，西瓜、茶水，买到了便宜的处理货物。反正你应该快乐，你必须快乐，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话。何况，你已经快乐了一大阵子啦！也许，这就是我对50年代末梢几年的青春记忆的一点感想。
1959~1969：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更加坚挺
张贤亮
1936年生于南京。1957年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列为右派，遭受劳教、管制、监禁二十余年，其间曾外逃流浪，讨饭度日。代表作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
要到50多岁的时候，我才
知道有青春期这个词。我从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期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丝毫没有觉得什么时候我的青春期就算结束了。我希望所有的现在的年轻人都能了解60年代。只有深刻地了解60年代，我们才能深切体会今天的改革开放是多么来之不易，才能知道今天的小康生活是经历了很多苦难、经历过很大的教训才获得的，这才能增加我们对于改革开放的信心。
如果要用一个词去概括60年代，就是——饥馑动乱；如果要用一个词去概括我的60年代，就是——韬光养晦。那十年，我在积累力量，积累思想的力量，等待日后的厚积薄发。应该说，那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徘徊，在积累思想的力量，这才有以后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井喷式的思维活跃期。
1957年我早早地成为第一批右派，那年我21岁。表面原因是我写了反动诗歌《大风歌》而遭批判，其实深层原因是我的出身，我的出身注定了一切的发生。从解放开始，中国就有特别严密的身份管制机制，在身份识别系统上建立了一个身份识别制度，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我出生一落地，只要不跑台湾和美国，我在大陆，注定是要倒霉的。可以说由各种综合指标来决定右派命运，而其中出身因素绝对占了80%。我是贫下中农出身，我说错了话，就可以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一个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也许说了句“今天馒头怎么这么小”、“今天食堂炒菜我还没有吃饱”，那就完了。
在今天看来，很多人被定为右派是命运的荒诞，那时候人们没有一点荒诞意识。我们要理解那个时代，必须要理解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我最初的确是衷心歌颂党和新社会而写下诗篇的，因为这诗篇，我被打成右派，我思想上第一个反应是恐惧，什么叫不能接受冤屈，那都是后来慢慢去琢磨的事情。
我恐惧自己脱离了群体，怎么办？1949年以后，中国有严密的组织环境。每个人都纳入单位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和你的生活有密切关联。如果脱离了这个单位，衣食住行，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房子住了，你谈何生活？我当然恐惧。我算什么，那时候被打成右派的章伯钧、罗隆基他们都非常害怕，不要说我了，人家比我年长三十多岁，很多聪明的人都害怕的。
因为当时我们深切意识到团结就是力量，所以所有人都必须团结在一个单位或一个群体里。突然让你游离出来，包括你肉体和精神都没有归属感，这个就挺难受的。
恐惧过后是委屈——我原来忠心耿耿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在奋斗，怎么我就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呢？当然想不通。而当时与你玩得挺好的同事朋友，听说你是右派，思维上就会觉得这个人真是右派，会想——原来他是这样一条披着羊皮的狼。和我亲近的人都说我是右派，我就会自我反省，我哪里做得不好。一反省就反省到出身的根源上去了，原来我的不好是家庭给我的影响。
倒不会憎恨家庭，因为家庭代表着具体的人，代表着父母，但是你会从出身上挖思想根源——原来我这个家庭是一个需要革命的对象，所以我不自觉就会反对革命……都是这样一套思想的逻辑，所以一切都是真情实意的反省。
经过了游离和怀疑，最终是自我怀疑，从自我怀疑到自我否定，导致真心实意去改造，这是从思想上理解我们那一代右派最关键的一点。当时群众议论的压力，或者说引导性的压力，政治气氛的压力，让你觉得自己很有负担，从而真心认为自己是错的，因而就真心实意劳动改造。你不要以为黄苗子、吴祖光等等去北大荒是抱着委屈的心情去的。他们是真正决心要去打造自己的新生活的。
劳改？劳改就意味着什么都失去了，连看病的权利都失去了，是一切作为人的生存条件全部丧失了的日子。劳改二十年，对我来说，只有一个人生目标——你只要能活下来就想尽办法活下去。其实怎样活下去也是那十年全体中国人最大的主题。计划经济的年代，所有的一切都要凭票证供应，人民生活的贫困可见一斑。吃不饱，笨的人难熬，聪明人好熬一点。像我这种人，分来的糨糊都可以吃掉，自然活得下来。我在我的小说里这样描写——去打糨子，然后把洗得干净的铁锹头支在炉口，把肶子面搅成糊状的流汁，刺啦一声倒一撮在滚烫的铁锹上。黄土高原用的是平板铁锹，宛如一只平底锅，肶子面糊均匀地向四周摊开，边缘冒出一瞬即逝的气泡，不到一分钟就煎成了一张煎饼。
我现在从来不吃水果，因为我那个时候偷吃水果蔬菜吃太多了。没有好吃难吃的说法，能吃就好，生黄瓜、菜叶子、还没长熟的胡萝卜……都吃，我们那里还有吃老鼠的呢，我吃不下去，也许还是受了教育的限制吧，觉得太脏了。
劳改过程中我逃跑过一次，我这个人就是不安分的，结果出来一看，广大的农村天地还不如劳改农场呢，为了生存的食物，我就又回去了。后来看到中科院研究者的研究报告也说——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70%的资源是浪费的，浪费是无效的劳动，而且是破坏性劳动。
其实，那时我才真正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成为一个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在翻阅的《资本论》告诉我当时中国实行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正是《共产党宣言》里面批判的军事共产主义和封建共产主义。
我现在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知道中国必然要走这条市场经济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说过了，我们必然要经过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才能造成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物质的丰富。现在我们这段时期需要长达50年到100年。市场经济就是我们的必经之路。那时候想一步踏入共产主义，怎么可能，那是马克思说的军事共产主义。
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我们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因为有了这段困难时期，才有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中国有一个短暂的生产恢复期，也有一个文艺的春天，类似“三家村札记”、电影《早春二月》等等，就是这时候冒头的。
可惜，好景不长。中国的暴力文化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砸烂×××的狗头，让×××永世不得翻身”这种话是我年轻时听得最多的暴力话语。1966年以后，理性被彻底打倒了，一切非理性的东西被调动起来，人们处在一个疯狂的状态，一个极端迷失的状态。
一切都是非正常的。比如春节也不过了，宣传说要“大干快上”15天，过革命化的春节。这样，把人休养生息的时间全搞没了。娱乐是人的本能，当时没有其他娱乐，只能把批斗当作玩乐。“破四旧”、打砸抢，一切传统文化都被颠覆了，所有的管理规则和法制都被打破了，联系到今天我们一些人的不守纪律、无法无天，以及法制观念的缺失，全是“文革”时期留下来的。
我曾经在一篇题为《亲历历史》的随笔中回忆“文革”：“这枪毙人的‘杀场’上竟然没有一条标语横幅，一反常态地显得毫无政治气氛，变成类似老百姓赶庙会的活动，带有浓郁的娱乐休闲性质。在每天都要‘政治学习’，‘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可是两个月才能看一次重复放映多次的老电影，一年中才能看两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再没有其他娱乐的情况下，群众确实会把所有的政治集会包括枪毙人都当成戏剧演出来观赏取乐。正好，‘文革’又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以别人的不幸来对比自己幸运，以别人的痛苦来取得自己的快乐，以别人的死亡来印证自己生存的机会。譬如今天，仅仅枪毙了十来个人却让近万人看得开心，可说是‘牺牲了十来个，快乐了近万人’。他们只有以‘闹着玩’的态度才能生存并感到快乐。”
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那十年不存在有代表性的美好记忆。那个时候具有代表性的喜事，就是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全体上街敲锣打鼓。如果非要让我说点那个年代的美好回忆，我觉得说这个话是对我们民族的亵渎。当时有千百万的家庭妻离子散，哪里来的美好？也许对有些人来说，那些年正好碰到他自己有喜事，有点美好的记忆，但是这不具有代表性，更何况那时候所有的喜事都会给你带来一堆麻烦和苦涩的余韵。
困难时期生了一个娃娃会高兴一阵，而生个娃娃是累赘啊。婴儿怎么养活？奶粉要奶粉票，糖要糖票，这一切都要去申请。丈夫马上要去干校了，妻子也要去劳动，娃娃怎么办就是麻烦的问题了。还有结婚，这是一个喜事，但是马上又要实施政治控制，必须时刻牢记计划生育，一想起这些多么令人沮丧。那个时候买辆自行车是个喜事，这个喜事发生的前提是你要积累一定数量的工业券。你要省吃俭用，省下粮票或者布票换来足够的工业券才能去买辆自行车，一系列漫长的付出足够让你头疼吧。当然，对我来说，这些喜事连沾边的资格都没有。我唯一的喜事可能是被仁慈地批准回家看我母亲。母子团聚是喜事，可是尾随而来的红卫兵惊扰了我的家，而促使母亲病重，更早地离开人间。这就是一点可怜可悲的欢喜，得到的可怕的代价。
当时全国武斗闹革命，身处劳改农场的我没受到波及，还算是“受益者”。因为我们的队长管理人员也去闹革命了，我就成了犯人头，我管着400个犯人，我的组织能力是从这里学到的。队长闹完革命回来了，说你能把400个犯人管得服服帖帖，你将来能当县长。
那十年人们都互相猜忌，不说真心话的。例如我们一块劳改的四个人在一起，就一天到晚干活，朝夕相处，晚上就睡在一个炕上，彼此之间也只是聊一下那时候最无聊、最安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性，一个是吃。红烧肉怎么做，鸡蛋汤打成怎样的，水什么时候下锅……我会做各种菜，菜谱都是那时听来的；至于性话题，我所有性的启蒙都是在那段时间完成的。
对于这一切，当时我已经觉得可笑而可悲了。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再加上阅读《资本论》，我已经觉悟到，这是中国的非常问题时期。至于那群大院子弟，60年代当然是他们的金色年华，我能理解他们。首先他们在物质上不发愁，经济条件富足，又不用上学，完全是无人管束的自由状态。学生最害怕的就是上课，当时学校不上课整天玩那不是金色年华吗，比现在的孩子幸福多了。这就是他们的那种幸福。而他们的幸福背后，还有一个历史事件是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中国十年没有大学。没有一个国家创立以后十年没有大学，而且那十年中国的中学、小学都形同虚设，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非常严重的损伤。
我不会羡慕那些大院孩子的青春，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有那样一种生活状态。现在？我也不会羡慕他们的青春。因为我觉得我非常有幸在中国人全体兴旺的时候，我也开始兴旺了。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我一天都没耽误，迅速走红。因为我有那十年的积累才能踩得准时代的脉搏。
那十年对我而言是积淀的十年，非常有好处。第一，帮助我积累了思想。劳改20年我就啃了两本书，一本是《资本论》，一本是《易经》。第二，锻炼了我坚忍的性格和强悍的生存能力。我后来能把一片荒凉的地区变成规模庞大、海内外闻名的西部影视城，来源于那十年的坚韧和强悍。有这点所谓成功是基于那十年对农民工的了解，对底层的了解，对人们需要的了解。还有那十年让我积累了对人的人文关怀。最后这点，我估计大院的孩子是做不到的。
青春逆反？我觉得我没有经历过青春期，因此没有奢侈到曾享用过逆反的情绪。相反，那十年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善于等待，目光远大，他就懂得逆来顺受，逆来顺受地等待属于我们的时代到来，一下子生机勃发起来。要是在困境当中，爆发青春逆反心，肯定死路一条。我们的时代？就是恢复到正常人生活的状态，人是正常的，生活是正常的，如此而已。该怎么活就怎么活，要喝水要吃饭没有什么异议，如此而已。
在青春的年华，我拥有成年人沉稳的克制和从容，也许这只能说明我没有经历青春期。正如我在小说《青春期》中所表达的——到80年代初，我已经50多岁，才知道有青春期这个词。我知道那是一段对爱情、对异性有萌动之心的人生岁月。这引起自我分析的兴趣，然而自我分析的结果是——我从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期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丝毫没有觉得什么时候我的青春期就算结束了。
跟我一起劳改的犯人说：“坐牢三年，母猪赛貂蝉。”这话形象刻画出长久见不到女人的男人会变得怎样饥不择食，把母猪当成美女。而21岁开始劳改的我却因为压根儿没跟女人接触过，也压根儿不想女人，所以丝毫没有感到压抑的折磨。我见到猪，特别是我能宰杀的猪，一心只想着怎样把它吃到嘴。这就是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的好处，让我能在最艰苦的境地中免除性的煎熬，腾出全部精力充分发挥求生的本领。
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更加坚挺，因为这种青春期不含一点水分。男人没有异性可以追求，青春期就表现为对同性的攻击，而这正是在劳改场所自我保护的必要条件，在狼群里你必须像狼一样精明、狡黠和阴沉。我恰恰在人性的青春期，羼进些兽性，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莫大幸运。
1999~2009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蒋方舟
1989年生于湖北襄樊。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打开天窗》，有《正在发育》等著作。现就读于清华大学。
1999年，我10岁，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粮和工具，这
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病，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龄人中间蔓延传播。时隔10年，我再打量那个时候的自己，才知道时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么：是青春期过早地觉醒。10年前，国庆盛典前的彩排，上万名少先队员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乐曲声中，走过天安门广场，放飞了万羽鸽子和彩色的气球，欢呼跳跃着，以秋分时节海潮的速度，像液体一样，狂欢着拥入街道，不可控制地渗入城市的所有缝隙。
同一时刻，在偏僻的湖北小城，我所在的小学也在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而排练。上述画面成为我们模仿和赶超的对象，在录像机里播放了不下百遍，以至于我现在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回忆的画面里还伴随着我的音乐老师愤怒的画外音：“你们看看首都小朋友的精神面貌，再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
音乐老师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她的经验里，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应该红脸扑扑，奶声奶气，而不是眼前这批身形高大、怪形怪状的半熟少年。10岁的孩子，已经不愿意穿背带裤，不愿意在发梢绑粉红色的硬绉纱，不愿意用口红在眉心中间点一个大红点。
过早成熟就是十全十美。
——王尔德(英国)
1999年，我10岁，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粮和工具，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病，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龄人中间蔓延传播。面对这种新颖而陌生的症状，所有人都一头雾水，老师和家长失望地总结成“调皮”，那时候的我则羞愧地概括为“堕落”。所谓教育家哭天喊地地说：“救救孩子！”
时隔10年，我再打量那个时候的自己，才知道时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么：是青春期过早地觉醒。
当1999年12月31日最后一节课打响下课铃，男生们就守在教室门口，向走出来的人挨个借零钱，好换游戏币到街上的游戏厅打“拳皇”。当少数几个人或出于慷慨或出于义气借给他们零花钱时，男生们就会温柔地开玩笑：“谢谢，下个世纪再还给你。”
新千年到来，一夜之间，街上所有的纯真儿童被一扫而空，收进了20世纪的记忆图书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里的硬币咣当得更为响亮的悠游少年。喧嚣的游戏厅查封、解封，再查封、又解封，最终使它最后的拥趸都失去了兴趣，转身进入新开的网吧。
网吧比游戏厅更为风靡，因为格斗是一种竞技体育，任何竞技都有弱者和输家，因格斗致死的人要接受来自一条街的孩子漫长的嘲笑。但是在网吧，没有聒噪的观战者和评论员，而是一场不战而胜的巷战，与空虚的自己、无聊的学校与讨人嫌的家庭沉默对抗，最悲惨的结果也不过是玉石俱焚。
那时候，班里的男生攀比谁在网吧待的时间长，我的同桌是传奇般的无冕之王，他不眠不休的时间超过了人类极限。我上课时不经意地转头，经常会被他妈妈贴在窗户上的脸吓到，她满脸忧愁，急切地用目光在教室里搜寻着她的儿子，发现她儿子不在，就一路嚎叫着儿子的名字急匆匆地冲出校园。
老师也同情她的无助，有时候会带着同学帮她一起找儿子。下午一点半的宁静，是属于躁动少年的宁静，我们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她找不到儿子，同行的人都在低声安慰，只有我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向老师和她告状：“他上网，他才堕落，看特别多不健康的东西。”
我如此积极主动地告密，一半也是因为心虚。那时，我也开始上网。我们家那时候还是拨号上网，速度很慢，所谓“网上冲浪”只是盯半天鼠标的小沙漏急得心急火燎的。而且上网很贵，每次交电话费都是惊险之旅，我记得有一个下雪天，我和我妈去电信局交了650块网费，我们俩沉默压抑地走着，我妈拿着缴费收据，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雪地里，哭喊道：“我以后再也不上网了哇！”
这当然是作废的誓言，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我妈还是贪婪又绝望地等待一个个缓慢打开的网页。
我受老师之命，经常在中午呆在网吧门口，拦要进去的同学，逮刚出来的学生。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长时间上网的少年的眼睛：他们推开网吧的门，总会停一下，眯一下眼睛，用一种来自外星球的目光，打量他们生活了多年的现世。
在网络的映衬下，现世是如此平庸不耐烦。每一代的青春期都是不满的，无条件的不满，无条件发散的恶。青春期的凶猛看起来完全是每个人必经的生理阶段。但是随着新的网络时代到来，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已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
网络提供了一个脆弱的高台，更彻底地抽身于现实生活，它提供了一种局外人的目光，教会了我们更批判地看待我们成长起来的世界和社会习俗。来自陌生人的热烈非凡的喝彩和同仇敌忾，教会了我们更残忍、更不留情面地撕去老师或父母身上任何虚伪的外衣。
站在岌岌可危的高台上，居高临下地扫视，让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满足。盲人的国度里，独眼人就能称王，因为他拥有了自由。
2000年，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评论我们这一代，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冷，“而且是一种不舒服的冷——缺乏热情，缺乏善意，对待周围的事物，尤其是对待人(可以说是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的一切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冷漠”。他本来想把这一代称为“冷漠的一代”，后来觉得过分了一点，就把它改成“调侃的一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以为把什么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还有真诚的东西，所以对什么都调侃，已经没有敬畏之心了”。
那一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像是照明弹爆炸一般，多重效应让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统瞬间显形，照亮了一条崭新的青年自我认知的小径，引来了众多亢奋叛逆的追随者。
之后的几年，我也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许多莫名奇妙的“新”字头活动——“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这一类的活动组织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没，每次到了我们需要吃饭的时间就消失了。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宾馆房间里，大声热切地讨论文学艺术，假装忘记了吃饭的生理需求。
每次集会，大家只不过在同一句宣言上反复辗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话说完之后，呼告者总要深深吸一口烟，把脸掩盖在烟雾中警觉地打量四周，含有一点警告的意味。世界虽然是我们的，但是为了避免冲突，大家还是各走各路隔开距离，公平分据地盘。
当年，我们这些“新”字头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帮结派，又忙着划清界线，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被合并同类项。我也曾被划到“残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处理成黑白的，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两个字。我自己倒觉得我从小到大并无坎坷，不觉得有什么愤怒非呐喊不可，有什么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着自己的伤口雪雪呼痛，我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2004年，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那个爱上网的同桌家里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爷死了，父母姑舅去奔丧时又出了车祸，只有他的母亲活了下来，受了重伤。这个消息是班主任挨个网吧找，才找到他通知的。
老师为了教育我们，开了一次班会，还专门把他母亲找来。他的母亲眼睛里插了一根导管，憔悴晦暗。我的同桌站在讲台上，低着头，形容惨淡。那是一场混乱的班会，批斗、忏悔、原宥不断循环，他哭，他的母亲哭，我们也哭。
最后，老师大声问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一起说——”“我们要拯救他！”“我们要不要带着他一起走？一起说——”“我们要带着他一起走！”
我看着我同桌佝偻的身影，心想：这才是惨绿少年，这才是残酷青春。最残酷的地方，并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荆棘扎得满目疮痍，而是经历了这些，他还是要和我们一起走，还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前拥。
那几年里，韩寒、丁俊晖、郎朗纷纷从拥挤冗长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鲜为人知、充满吸引力的小径，大多数少年却没有条件，更没有勇气效仿，而是裹挟在青春的洪流中，混在我们这支步伐整齐、歌声嘹亮、大步挺进的队伍里。即使有人心不在焉，三心二意，也迅速被湮灭了，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
我的父亲有一颗钻石，比里茨饭店还要大。
——《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菲茨杰拉德(美国)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们班进了小偷，同学们散落在桌子上没带回家的杂物被洗劫一空。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被盗走的物品价值大概超过10万元。
我们班有些有钱的孩子。现
在，我才知道这就是所谓“富二代”。他们的父母如果是原生大亨的话，他们就是从中衍生出来的完美破解升级版，一种新的“文化亚人种”。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们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边打牌一边交换自己的欣喜和忧愁。有时是交换名牌资讯，有时是感叹父母最近的投资失败，有时是豪迈地计划自己当了家族企业接班人后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喜欢听他们的谈话，喜欢听他们随口说一个恐怖的数字，喜欢他们慵懒而漫不经心地比周末购物所花费的巨款。尽管那些钱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还是快乐得不知所以。
班里的首富据说家里有10亿，因此得名“王十亿”；班里的阔少陪女朋友去买钻戒，指着柜台说“这个、这个不要，其他都包起来”，因此得名“吴钻戒”。
我喜欢向外人热烈地介绍他们的财富，当别人婉转地抬出更富裕的家庭，我甚至会挫败而不服。
我现在看上一个年代的艺术作品，小说也好，电视剧也好，看那个时候的青春爱情，觉得最有代沟的一点，就是主角在发现另一半隐藏的富翁身份之后，第一反应往往是异常愤怒，觉得这种财富是对自己的莫大羞辱。
这种心理，符合青春初始状态的设定。年轻人(teenager)这个词1941年才被发明出来，被正式归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上，而年轻人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怕穷，对财产也没有恭敬心。他们发现(当然是不同程度的觉悟)如果要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得有系统地挑战社会体系和财富体系。
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智经历了蜕变，对于不平等的财富，已经能够如此心平气和地接受和认可。有一年刚开学的时候，我经过下一年级的教室门口，看到黑板上赫然写着红色粉笔字——“热烈欢迎太子酒店公子×××就读本班！”
当富人进化到2.0版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默认他们是不同的人。他们血液是钞票色的，他们脖子后面印着的出厂日期和独一无二的编号表示是限量版的，他们额头上有“￥”的荧光标志，只有在满月的夜晚才会发光。
他们能轻易地通过某种高频电波辨认彼此，迅速亲近结盟。这种彼此之间不为人知的默契简直接近动物本能——据说假如雄孔雀失掉了150根羽毛中的5根，挑剔的雌孔雀立刻就能察觉并且远离。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相互辨认的暗号是通过品牌。再后来，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知道了我一生中应该知道以及不必知道的所有品牌。
刺激我开始学习品牌的，是下面的一件事儿：有一次我同学从香港订的球鞋到了，快递到班上，从第一排传到最后一排，再传到第一排，大家挨个瞻仰。送到我手上，我轻微地感叹了一句：“哇！阿迪达斯。”
球鞋的主人忽然脸色大变，愤怒地吼：“你看清楚，是ADICOLOUR W1!是ADICOLOUR！不是ADIDAS!”我吓了一跳，问：“有什么差别，至于这样吗？”他更加歇斯底里地挥舞着双臂说：“差别大得很！大得很！”
当我开始学习名牌的时候，才发现品牌教育无处不在：新的一期潮流杂志出版的时候全班传阅，会有人立刻打电话订购杂志封底的手机；同学会教你通过需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差别，辨别球鞋属于哪个年份的纪念版；到了家长探望日，我和我的同学就不去食堂，而是端着盒饭，沿着停车场走整整一大圈，一边吃饭一边通过车标和车牌号，估算汽车的价值。
从圆珠笔到汽车，我忽然具备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视觉超能力，能穿透物品直接看到它内侧的label，以及“made insomewhere”。这种感觉很奇妙，像是两千度近视的人第一次戴上眼镜，周围原来模糊不清的东西顿时鲜明起来。
校园曾经是最后一个还没被品牌化的边陲，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被成功攻陷了。在全球化的扁平世界里，logo是全世界中产阶级青少年共同的语言。
比追随logo更崇高的理想是自己成为logo。大多数人满足于模仿偶像，有些人决定成为偶像。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是个黑瘦、长脸儿、颇有风情的女孩子。她会唱海豚音，是学校的diva。她是学校里辨识度最高的人，因为全校只有她一个人戴金边大墨镜、穿银色高跟鞋。我对她每次去食堂都要拗造型有些不以为然，觉得她真是太形式主义了。
后来，她留给我们口舌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她不常在学校呆着，而是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比赛，比如“梦想中国”、“亚洲新人歌手大赛”、“青春丽人江滩行选美大赛”、“军民一家亲”军旅歌曲大赛等等，奇怪的是，她每次都能在预赛或者地区赛得冠军，但是一进决赛就首先被刷。
我们从来没正式认识过，然而正式分别也已经有两年。我知道她仍在闯荡，在酒吧唱歌期待被挖掘，也一度想参选“红楼梦中人”，到处问别人自己适合演哪个节目，也经常计算自己已经“混”了七八个年头，前面该还有几个年头？
对于她的“搏”，我既希望她早日出头，又会不无阴暗地想——天老爷呐，哪一天不会真叫她搏出位了吧？前几天，我看“名师高徒”节目，她唱海豚音时标志性的脸一扫而过，那是复活赛，几十个选手搏杀一张复活卡。
直到这一刻，我才诚挚真心地祝福她成功，这样至少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久一点，能让人看得真切一些。
对信仰消费主义的青春，我给予有所保留的尊重。对于把青春本身就当作一件巨大消费品的人，我会立正敬礼，表达最大程度的敬畏。
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
——艾利亚斯卡内蒂(奥地利)
高三那一年，老师告诉我们：“想要成绩好，就不能交朋友！你们看看有哪个状元是一下课就三五成群地呆在一起的？”
他的话，成为了我青春期孤僻、行为诡异的启蒙和理论支撑。我的高中同学后来形容我说：“每次看到你，你都塞了个破耳机听个破MP3在破路上走。”
我每天一个人走路，一个人马不停蹄地吃饭，一个人在学校超市采购。后来，就基本上断绝了和同学正常的言语沟通。也许是因为我老是戴着耳机，别人经常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了一大串话我才意识到，拿下耳机十分无知又无良地问：“啊？”于是人们渐渐地就不怎么找我说话了。
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写小纸条，老师只是规定要写上每天的学习任务，但是我一写起来就悲从中来，控制不住自己，中间还插播我编造出来的文学理论、人生哲理、课堂笑话和生活常识，比如“用手轻轻地击打后脑勺可以增进思维”……一张纸正反两面都写不下。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自习或者考试，我在做题的空隙抬头，看到无数埋得低低的头和突出的肩胛骨，总会有一阵莫名的悲愤的眩晕，有时候甚至突然气得两眼泛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只是觉得简直太没天理了。
学校规定晚上11点熄灯，大多数人为了熬夜而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而我没有租房的条件，只能偷偷开着应急灯学习。学到凌晨3点，我经常会拎着应急灯在寝室楼里走来走去，一方面是睡不着，另一方面是想偷窥其他人的勤奋程度。2008年武汉的冬天前所未有地冷，我在寂静的走廊里逛来逛去，冻得瞬间没有知觉，隔了好久才有一阵通体导电一般的刺痛。
凌晨3点钟，很多寝室还透出光来，他们还在学习、学习，学习是不妥协的、严厉的。必须学习，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没有幻想。学习一切，以及它的对立物。文言文宾语从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博斯普鲁斯海峡、苏联解体的表面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历史原因根本原因……
应急灯的照耀下，对面的墙上被投射出一个个巨大的黑的弯曲的侧影。
那一年留给我最大印象就是饿，每时每刻都在觅食。上晚自习的时候，要是听见细微的撕开食品包装袋的声音，全班就会立刻万籁俱寂，所有人伸脖顾盼，看看是谁有了吃食。
我记得那个时候坐在我前面的男生有个保姆，每天傍晚给他送晚饭，有时饭菜不好吃，他只吃两口就晾在桌子上，菜香飘过来，我馋得全身阵阵虚脱。
这种“饿”多半还是心理上的，高三一年每天都处于恐惧忐忑之中，无论吃了多少东西，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在没有任何娱乐可能性的环境中，吃就成了唯一的消遣，考好了就大吃，考不好就狂吃。
所有的压抑和窒息都自己吞咽消化。面对庞大的审核关卡，人没有个人价值，只有整体价值。他的价值混在没有意识的人群之中，只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纯粹分数，取决于他身上增加了多少驯服温顺的成分。
在那一年，唯一动摇了高考绝对权威的事情，就是“512”地震。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不被允许看地震的图片、录像还有新闻，害怕心情受影响。那时，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热点新闻和感人短文作为高考作文素材印发给我们，这长达五六页的材料，几乎就成了我们获知地震新闻的唯一途径。高三的我们仿佛被硕大无朋的箱子关住，只能从砰砰的敲击声大概猜测发生了什么。
同学违背老师的要求，买了很多报道地震的报纸和杂志，上课压在课本底下看，下课传给同学看。仔细看过的同学，总是要恍惚片刻，慢慢才恢复过来，但是却永远无法彻底恢复。那是一种恐怖，你可以暂时忘记它，被解析几何、模考排名、录取咨询吸引过去，但是你总会回到那里，又让这种恐怖和悲悯成为所有思考的中轴线，因为它从未离开过我们，它是良知的经纬线。
2008年，青春的小起伏和国家大喜大悲的波动频率重叠交融，难舍难分。回想这近十年的青春，尽管有几多乏味与苍白，不能像聂鲁达一样说“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但至少有这个难为忘怀的尾巴，让这段“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承平岁月不至于太过相形见绌。
2009年，遭遇了经济危机，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的青春会因此缩一点水，短一点斤两，打一点折扣，在严峻现实逼迫的注视下，青春的不切实际好像有点太过奢侈了。
鲁文达里奥讲过一个寓言，说的是伊甸园里有一株最美丽的玫瑰，有一个魔鬼对她说：“你的确很美，不过……你没有用。你看看为生灵提供食物的大树，玫瑰啊，美丽是不够的……”
于是玫瑰——像夏娃一样受了诱惑——一心想变得有用。她去请求上帝：“您能把我变得有用吗？”
上帝回答道：“——如你所愿，我的孩子。”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第一棵卷心菜。
青春这个大园子，有点美丽，有点诱惑，有点危险，就是没有用。但若是全拔了无用的劳什子，改种饱腹的卷心菜，伊甸园变成菜园子，未免也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