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消防中控考试b卷:中南海：阻力与推力——北京城的借调生活随笔之五

中南海：阻力与推力

——北京城的借调生活随笔之五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陈海春

我在上课时告诉学员们，只要是一个稍为正常一点的领导者，都想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都想推动事情的发展，都想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更不要说在中南海里身居高位的领导者。然而，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期，当他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这片营地比我初到时改变了许多，而且是更加美好了。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否则会贻笑天下；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也不能估计过低，否则会一事无成。让我们来看看几个小故事：

——毛主席：“我没有改变世界，我只是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1972年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空旷而宽阔的跑道上，他开始了自己称之为“改变整个世界的一周”的中国之行。不过这个时候，尼克松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可以发展到哪里，因为在日程表上还没有安排与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会见的具体时间，这对一个美国总统的出访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走下飞机舷梯的一刹，那把自己的手主动塞到周恩来总理的手中，以表示对当年杜勒斯国务卿怠慢周总理的歉意。不过，事情的发展比想象中要顺利地多，几个小时之后，尼克松就挨着毛主席坐在了中南海一把宽大舒适的扶手椅上，在这把椅子上，尼克松为中美关系所创下的业绩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尼克松十分赞赏戴高乐的一句名言：“非伟人成不了大业，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立意要成为伟人。”带着满足的心情，基辛格和尼克松都对毛主席说了一些过头话，基辛格提起了他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把毛的著作指定给他的学生们读。毛答道，“我的那些著作没有什么好读的。我在里头写的没有什么教育意义。”而尼克松说毛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他原本希望毛顺着这个思路说下去，而毛则回答到：“我没有改变世界，我只是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的确，尼克松不知道为了让他顺利成行，毛主席遇到了多大的阻力，下了多大的推力。首先，阻力来自于那些对林彪持同情观点的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美帝国主义是头号敌人，他们一直把蒋介石政府还与美国人保持外交关系视为不可调和的障碍。其次，阻力来自于从文革中发迹的“左派”们，他们在政治上的无知和实际操作上的低能，使得毛不会让他们参与此事，就是毛把自己的夫人江青安排陪尼克松夫妇看了一场《红色娘子军》，江青都惹出了麻烦，这个女人恶狠狠地问尼克松夫人，“你们为什么不早来？”再次，中国公众的情绪也不可小视，普通中国人在反美的氛围中生活了二十多年，让美国佬与毛主席握手言和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最后，阻力来自于毛的第三世界的难兄难弟们，那两个拿着我们援助物质的阿尔巴尼亚和北越对尼克松之行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而北朝鲜则干脆宣称美国总统到北京是“一手举着白旗，一手拿着讨饭碗。”正因为如此，首先，在准备期间，毛主席甚至比尼克松还要守口如瓶，他对每一个细节的安排都十分关注。其次，他始终关注海峡对岸的蒋介石的反映，他知道这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他与尼克松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高兴了。”再次，尼克松来后，除了他本人和周总理参与接待，就是让两个“厚重老成”的稳健派参与此事，一个是主管军队工作的叶剑英，一个是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毛主席与尼克松的握手，不仅使得不少中国人从林彪事件的沮丧中重新振奋，也提高了毛主席在世界舞台上的威望。由此可见，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最大的赢家依然是毛主席，而不是尼克松。

——邓小平：“把西藏拿过去，他们没那本事。”

1989年是一个多事之秋。那一年在国内外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有人经受住了考验，有人没有经受住考验；有人因这些事件脱颖而出，有人因这些事件败下阵来。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让我们把目光放在西藏。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西藏发生了由少数分裂分子策动的骚乱，从早期的乱贴标语到后期的聚众游行，从推崇达赖喇嘛到要求西藏独立和赶走共产党。西藏问题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也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的确，西藏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有约占全国八分之一的面积，国境线长达四千公里，它的稳定与否还直接影响相邻的川、青、甘、云四省藏族地区的稳定，这些省区的藏区，面积和人口都比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大一倍左右。这一切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当年毛主席和平解放西藏开始， 到1959年“西藏平叛”和随后的民主改革，再到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从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大闹西藏，到1980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实行了既不同于汉族地区，也有别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休养生息、放开搞活的经济政策，这个地区从来就没有少让中央操心，但总是难以在“强硬”和“怀柔”之间找的平衡点。1989年春天的西藏，人们思想不稳定，认识不一致，行动不统一。原来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对党中央西藏政策的理解不深，有“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的怨言；而藏族干部则正相反，认为中央给的政策还不够，给的钱还太少，给的自主权还不大。此外，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吃白天的饭拉夜（野）屎”，总拿西藏的事情来攻击我们党和国家。

在此几年前，邓小平在会见一位德国政治家时说：“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把西藏拿出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当有人要真这样干时，小平同志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把事情办成。1988年12月18日，胡锦涛被中南海的“顶层设计小组”选中担任第八任西藏党的最高领导人，而3个月后则是考验他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关键时刻，对他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说，他从甘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的经历是他进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跨世纪接班人”行列的序幕，那么在西藏工作的经历才真正是他进入舞台的第一幕，而这一幕最精彩和最出彩恰恰是平定西藏的骚乱，且这出戏的导演恰恰是远在北京中南海里的邓小平。胡锦涛同志进藏不久，就遇到了两个在后来看起来是惊心动魄的两个时刻，一是1989年1月28日，我们党的老朋友，也是唯一能和国外达赖喇嘛抗衡的，西藏两大精神领袖之一的十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突然在后藏日喀则圆寂，享年51岁；二是即将到来的1989年3月10日，是1959年西藏叛乱的三十周年的“纪念日”，种种迹象显示，境内境外有人抓住这个由头再次发难。在西藏事件三十周年倒计时之际，3月5日，终于提前爆发了暴乱。从早上少数人到中午上千人，从大昭寺广场到八角街的四周，从口号标语乱喊到乱石杂物飞溅，从口哨引导到“哈达”指挥，从闯店抢物到沿街焚烧，到了当日下午枪声已骤起，整个拉萨成为一片狼藉。这样的状况持续到3月7日下午，终于晚19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实行戒严的命令》，戒严从3月8日0时起实施。这是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来首次对一个省级首府实施戒严，而且提出：“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当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出现在拉萨市区达孜县拉木乡以西、堆龙德庆县东嘎乡以东地段的各个主要目标和道路要口，当56016部队从贡嘎机场的飞机上和从唐古拉山翻越而下向拉萨集结，很快，事态就平息了下去。而在日后《西藏日报》上刊出了自治区党的一把手头胡锦涛戴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一起出现在拉萨街头的照片，以及回答新华社记者采访，不仅论证国务院戒严令的正确和及时，也重申了中共关于宗教、民族、统战的政策界限时，这位领导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已不容置疑。至于后来给班禅修寝宫，并率党政领导人参加迎请法体仪式，手持藏香走在八抬法轿前面；维修布达拉宫，并亲自参加义务劳动，这更是胡锦涛在西藏的锦上添花之笔。

——朱鎔基：“我用的是‘手工作业的方式’。”

朱鎔基总理是一个敢于按自己的主见推进工作的人，他的信条是“独立思考”。1998年3月19日，他以 “愿意回答大家的任何问题”的开场白回答了记者们的谈话，当回答有人说他是“经济沙皇”时，他这样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还说：“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人民，我相信本届政府将无往而不胜。”当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从这位共和国新任总理口里说出时，记者群中不知是谁带头拍起了巴掌，霎时，掌声如潮水般响彻大厅。”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就是为了“内阁”机构的安排，他历经了千辛万苦。一些香港传媒称，朱鎔基在闯两个“雷区”，一是国企改革的雷区，一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雷区。特别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建国后进行了数十次调整，但始终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圈。他在一次内部报告会上说：“机构非要改，要精简，不能再‘三个和尚没水吃’了，但干部很重要，很宝贵，要让他们各得其所。”

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到国家发展大业，涉及到高层干部切身利益，涉及到人们对新班子决心和能力评估的事情，朱鎔基采取了最原始的操作方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用的是‘手工作业方式’，与部长们一个一个谈，有的要谈三四次，常委讨论，政治局讨论，中央全会上讨论。”其中最艰难的就是与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的谈话，从1997年10月到12月，他与56个部委的负责人就机构改革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随后，到1998年春节之前，他又与96位部长、主任进行了第二轮谈话。朱鎔基是从不迟到的，但是在一次会议上他为自己的迟到而道歉：“昨晚谈话谈得太累了，今天早饭也没有顾上吃。”虽然，朱鎔基给足了这些部长们的面子，但是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制定，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亲自抓方案制定工作，而不是象以往由编制办拿方案，再由各部委提意见，最后编制办上交国务院的方案往往与中央的意图相差甚远。最后，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出台的方案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一是从机构上看，决不允许两个或更多的部门去办同一件事；二是从人员上看，那种三分之一的人干，三分之一的人看，三分之一的人倒干（拆台）的现象得到了改善。改革达到了最初的设想：待岗分流、定向培训、加强重点、优化结构。

从以上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领导者要想办任何一件事都是有阻力的，但办成一件事情却要看对阻力的突破，即推动力的大小。阻力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阻力来自于领导者自身，这既包括领导者对自己意图的不明确性，也包括领导者对自己方案考虑的不周全性，还包括领导者对方案实施后的信心不足。第二，阻力来自于被领导者，这既包括人们对领导者意图的不理解，也包括被领导者对自身利益的捍卫，还包括被领导者实施领导方案能力的不足。第三，阻力来自于共同作用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环境，环境不成熟，再好的愿望也不会有好的结果，这既包括大环境的不成熟，也包括小环境的不成熟。总之，政治活动是一种各方博弈的过程，领导者没有思想和行为的准备是不行的。对领导者而言，对阻力估计不足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对阻力考虑太多是一个愚蠢的悲观主义者，因此，既不要奢求和强求每一个人的追随和支持，也要坚定不移地去推进我们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