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物消防员证:中南海：正常与反常——北京城借调生活随笔之四

中南海：正常与反常

——北京城借调生活随笔之四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陈海春

    中南海是我们国家“顶层设计”最重要的场所，当今中国演绎出大大小小的事件大多来源于此。能够到中南海里走一走是我儿时的梦想之一，没想到在北京借调的时候实现了这个梦想。那是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前期，作为会议筹备人员我有幸到里面参与了会议文件的修改和校对工作。当我们在“海里”（这里的人都这样称呼）机关食堂吃完饭，沿湖边散步时，虽然每隔一段都有解放军战士在站岗，而且远方从大楼里出来走到小汽车旁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在电视上才能看见的公众人物，但陪同我们散步的中办的同志让我们把这看成是正常之事，没必要大惊小怪的。的确，外人认为不得了的事情，圈子里的人往往认为是正常的事情。无独有偶，前两周，我在给我校国际教育学院赴新加坡留学的中学校长们上完课后，在下楼时，我问一位校长，现在的学生调皮倒蛋是不是不好管理。这位校长说，我认为学生处在青少年时期，调皮倒蛋是正常的，不调皮倒蛋才是不正常的。

   的确，作为领导者来说，什么东西在他眼里是正常现象，什么东西在他眼里是反常现象，这不仅影响到领导者本人的决策，也影响到受其决策的作用对象。无疑，这是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研究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领域之一。首先不同的人由于其判别事物的标准不同，所以其对事物评价结论也不尽相同，在这个人眼里正常的事情，在那个人眼里就未必正常；其次，对某件事情判别的结论，在没公布之前，往往是领导者最秘不宣人的东西，在公布之后，往往也是领导者最不愿谈及的问题；最后，领导者的分析性思维和直觉性思维往往是动态平衡的过程，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同一事物的判断。另外，我们研究这个话题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信息量的问题，二是关于结论的可接受性问题。其一，作为基层的研究者，我们离核心决策圈的距离太远，不仅信息量不够大，且许多信息仅限于二手信息；其二，前者虽然是个问题但还不大，后者要大一些，这和我们国家政治文明的进程联系在一起。不过我认为，作为学者，只要我坚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原则；作为一个现职干部，只要我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原则，问题就不大。基于此，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调子：讲早些年的故事，讲官方认可的故事，讲经典的故事。

    经典故事之一：“高饶事件”。“高饶事件”是邓小平同志在文革后，在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建国以来党内发生的若干历史问题中两个没有完全改变结论的问题之一，另一个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高岗、饶漱石两人，思想作风、个人品质都是很恶劣的，高岗私生活的腐化，更是令人不齿，但这不是问题的要害。高饶问题的要害，是他们有严重的个人野心，私欲恶性膨胀，妄图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了起草好《决议》，小平同志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不仅说：“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还详细回忆了当年高岗与他和陈云串联试图搞掉刘少奇，以及他和陈云如何警觉并提醒毛主席注意的往事。1954年，新的宪法颁布后，党对国家的控制加强了，建过初期一度权力很大的六大行政区也取消了。在这六个“独立王国”中最让毛主席不安的是“东北王”——高岗。高岗这个人好面子，讲虚荣，爱排场。这些在毛主席眼里都属正常之事，因为，毛曾对党内的同事们说：“只有高岗同志不犯错误。”对此，高岗还得意洋洋，常引这段话话作为自己一贯正确的证据。他还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就象破衣烂衫的乞丐。”甚至自吹，“如果我当时不接受毛，他哪里会有今天。”但是后来，高岗的两件事情让主席感到他不正常。第一，高岗与苏联人的关系，让毛感到受到了威胁，只是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斯大林还没死，暂时不好动他而已。第二，高岗调到北京之后，开始与军队的高官进行不该有的“接触”，并且希望当总理，且联手试图搞掉刘少奇，尽管他并不谋求取代毛做党的主席。至于“华东王”饶漱石也是因为搞地下串联活动而牵扯进去的。后来，毛回忆到：“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形势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签订，东北的战略地位下降了；随着斯大林的去世，高的外国后台消失了，其实出卖高岗的人中恰恰有斯大林，他让人把高与苏联驻北京大使关于中国内幕的谈话记录转交给了毛。“天晓得斯大林怎样想到会这样做”，这是赫鲁晓夫的恰当评价。最后的摊牌是在1953年年底到1954年初，毛向高、饶发起了攻击，并撤了他们的职。高岗在被审查的期间吃安眠药自杀，结束了自己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1955年春天，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宣布包括高岗在内的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反对党的最高领导，但高岗“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来表示他对党的最后的背叛。”而在毛的开幕式讲话中，他谈到高饶问题：“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正常与反常”，第一，与外国人的交往是可以的，但借外国人来压自己人是不可以的，前者叫“友好交往”，后者叫“里通外国”。第二，对自己的功劳、苦劳、疲劳与自己的地位不符，找个领导者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搞地下串联，拉一派打一派是不可以的，前者叫“反映情况”，后者叫“结党营私”。

    经典故事之二：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巡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他一路上就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发表了讲话，讲话被整理成文，也就是著名的小平南巡讲话，现在官方称南方谈话。讲话要点分为六个部分：第一，政策不能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第二，改革开放要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发展是硬道理，要加速、高速的发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第四，坚持两手抓。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第五，关键在人。中国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第六，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凡政治领袖的重大之举，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用我们党元老级人物之一的薄一波话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是一次“关键的时刻的关键谈话”。1989年11月9日，这是小平同志正式退休的日子。4天以后，他会见日本经济访华团的时候，宣布他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这里所谓“百分之百”，按照邓本人的说法，乃是“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所以，《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个消息的时候说：“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一个已经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不得已，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然而，政治就是那些例外之事，1989年6月之后到1992年2月之前，全世界象发生了“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一系列看似与中国无关，但却关联极大的事件接踵而至。从国际上看，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了低谷；从国内上看，一部分人处于好心和不知何心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大加鞭笞，“左”的思潮甚嚣尘上，许多人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处于沉闷、彷徨、疑虑和无所适从。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大问题。作为一个还有思想、还有责任感的老共产党员必须站出来，为他制定的路线做最后一搏，时年88岁的小平同志再一次成功了。就如上一次他东山再起时那样，他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正常与反常”。第一，人们对我们的事业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意见是正常的，这对我们改进工作是有好处的；但是某些人借此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我们的事业就不正常了。第二，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总是有些人“左”的色彩要浓一些，有些人“右”的色彩要浓一些，有些人“中间”的色彩要浓一些，这是正常的。但是作为领导者没有一个鲜明的倾向性，甚至随风倒就不正常了。所以小平同志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还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

   经典故事之三：“三讲活动”。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12月5日，中共中央部署1998年、1999年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为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由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撰写，在大陆公开发行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在第57节中这样描述了这个问题：“江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党的肌体中的这些最坏的部分，他要彻底改变这一切。这是个富有意义的目标，却又是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江的武器之一就是在党内发起再教育和整改运动，称为“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的目的是要提高党的效能，增强党员素质。‘党建’——江以此来指称加强党的建设——是他一贯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实践进程，江总是投入满腔的热情。”

   “三讲”活动是在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在党内开展的最大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做法，不仅对当时整顿党内的某些风气有好处，也为后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如讲学习是讲政治、讲正气的前提和基础，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学习；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讲政治就要做到立场坚定，头脑清醒，旗帜鲜明；要在党内真正造成一种浩然正气，要亲贤臣、远小人，要重本色、保气节；要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要敢于和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有针对性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此等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正常与反常”。第一，一个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对某些事情不感兴趣是正常的，改革开放这些年，你要让公众对与他们自身关系不大的事情产生并保持兴趣是困难的；但是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没有对那些比自己身家性命更大的事情感兴趣就不正常了。第二，作为有近7000万党员的执政党，在一个大国长期执政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形成一种习惯，成为一股风气，而党的领导人还熟视无睹，习以为常那就不正常了。要不然江泽民就不会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而胡锦涛也不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写下这样的话：“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从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对“正常与反常”政治格局和政治事件的判断，反映了他们良好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体现了他们作为政治家的素质，也给了人们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