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员基础理论知识:中南海：技术与行政——北京城的借调生活随笔之一

中南海：技术与行政

——北京城的借调生活随笔之一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教授

陈海春

引子：1999年春，我被学校借调到教育部工作，后来又陆陆续续去过若干次，大致在4、5个司局工作过。在北京城借调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我在北京城是一个生活匮乏但思想富足的人。那是一个在基层闻所未闻之地，见所未见之地，思所未思之地。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低姿态、勤工作、观大事”：低姿态就是要学会装孙子，这里的大爷特别多，轮不上我们做大爷；勤工作就是努力把领导交办的工作做好，既不失职，也不越权，而我们这些人原本就没有权；观大事就是将对学校发展有关的大事记住，在为部里工作之余为派送我来此工作的校领导服务，因为，原单位的领导才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们这些在北京所谓“借调”一族的同志们大多如此，不过我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在工作之余思考和撰写了一些东西。这几天，刚好我把学校“两代会”的主文件做好，有些空闲的时间，就把原来写过的东西稍作修改，再写一些新的东西，组成一个“北京城借调生活随笔”系列。

从教育部往东不到二公里，穿过灵境胡同，就到了府右街，府右街旁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南海。中南海指北京故宫西侧的两个连通的湖——中海、南海，以及附属建筑群的总称，也称西苑，1949年后，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驻地和部分国家领导人居住地，因此，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的代称，有如美国政府之白宫，英国政府之唐宁街10号。中南海现在的主人是我们新的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是政治局常委们和中央书记处同志们办公的地方。按照党章的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历史经验表明，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和发展，必须有正确理论和路线的指引，必须有坚强的领导集体。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在2002年11月15日产生的。十六大闭幕后的第二天，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其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如下同志组成，他们是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这样一批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干部进入中央领导机构，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兴旺发达，前程远大。一个时代的领导集体有着一个时代的特点。从这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整体情况看，有如下特点：

——本届领导层最年长的是罗干，生于1935年；最年轻的是李长春，生于1944年。用锦涛同志在介绍常委时的话说“这是我们班子里最年青的同志”“这是我们班子中的老大哥”。可见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建国之前出生，不少人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对旧中国的苦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对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有着直接的感受。

——他们的学业，特别是大学学业是在建国后，“文革”前渡过的，他们是新中国 “教育十七年”的产品。因此，第一，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当时的“毛入学率”——同龄人口上大学的比例，就是百分之一左右。因此，他们比同龄人学识和修养要好得多，人们注意到：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无论是即席演讲，还是发表重要讲话，常常引经据典，表达政治理念，其文化底蕴和学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第二，他们得到了新中国最好大学教育，那个时期的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很明确，就是培养“国家干部”，国家给予这批人生活和学业的资助是其他时期的大学教育不可能办到的，因此，他们对党和国家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和亲和力。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大多数是搞技术的，而且大多数时间在基层渡过，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比较“边缘化”的。因此，第一，从政并非是许多人的初衷，而早期的技术背景，给了他们早期的生存空间和实践场所。第二，在基层的多年生活，使得他们对中国的国情非常熟悉，即便他们有些人后来 “留学”过，但是与现在对中国国情知之甚少，又喜欢妄评天下的某些“海龟派”是不同。第三，“文革”中的边缘化状态，使得他们躲过人生的一劫，如果他们当时是“中心化”的人物，就不可能在“文革”后进入小平同志的“人事名单”，“文革”期间的“三种人”是小平用人的底线和禁区，这叫“路线出感情”；这也告诉我们，从政有个有趣的法则：你刻意做的事情对你未必是好事，而你不经意做的事情对你一生影响却很大。不过，“文革”十年对他们最大的教益是：宏观决策失误对国家和个人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对此决策者是要承担责任的。

——他们个人的发展得益于某些“机遇”。从干部晋升的角度看，所谓“机遇”一是指具体的人——“贵人”，二是指由导致自己发展的时代。没有某些具体提携者的赏识和重用，谁都不会自己用双脚走到特定的岗位，而没有某些特定的历史机遇，在有本事的人也只能是望天兴叹。第一，这批中央领导同志从政之路最初就是得益于邓小平同志干部的“四化方针”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因此，对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十分感恩的。第二，他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迅速成长和成熟起来，有些人本身就是这个集体的一员，因此，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是十分感恩的。第三，他们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通过二十多年的磨炼，他们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阅历，在观念、心态和能力上与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有着高度的同步性，作为新的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有能力驾驭全局的，是中国共产党当然的历史继承人。

——在他们走上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岗位时，他们是年富力强的，其中“四大正职”的出生年龄是：胡锦涛（1942年）吴邦国（1941年）温家宝（1942年）贾庆林（1940年）。中共领导人除毛主席外，邓小平1978年主政时年74岁；江泽民1989年主政时年63岁；与同时期的大国领袖相比年龄差距也不大：美国的布什总统（1946年），法国的希拉克总统（1932年）， 英国的布莱尔首相（1953年），俄罗斯的普金总统（1952年）。

不过，从领导学的角度，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们的发展背景、发展路径和发展特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他们早年的理工科教育背景、刚走向社会后的技术工作的经历，以及后来从事行政工作所反映出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走了一条早期技术后来行政之路。

按照我国学科分类标准，除军事学科外，有十一大门类，包括文、史、哲、教、经、法、理、工、农、医、管，一般来说，前6个称为人文社科类，后4个称为理工类，管理则横跨两大类。学习理工科的人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科学思维、科学实验、科学研究。学理工科的人往往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非常重视可操作性，光吹牛是不行的，要把东西做出来；二是非常重视工艺水平，只把东西做出来还不行，还要把东西做漂亮，才能得到同行的认可。因此，理工科好学难混，数理逻辑是最严谨的，只要一步一个脚印跟着走，就可以走出来，但稀里糊涂混是混不出来的。这种严谨、求实、精细、踏实的作风和习惯，从校园带到社会，学术修养就变成职业素养。素养，指一个人在平时的锻炼和教养，是一个人的内在素质和公众形象的综合体现；而职业素养，是指一个人在从业过程中稳定的表现。技术，包括工程，都是要真刀真枪干的，因此，它对人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是严格的，同时，对人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从书本知识到实际成果，给人带来了经验，带来了满足，带来了信心，也带来了认可。因此，早期的理工科学业背景和技术工作背景，往往是人后期发展的基础，甚至是发展的动力，这是被公认的事实。

行政工作是一个与技术工作完全不同的行当。所谓“行政工作”，狭义的讲，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工作权力，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组织活动；而广义的讲，就是指对公务或政务的推行和管理，人们一般指“行政工作”是后者。

许多人恰恰是因为技术工作做的好而得到了组织的认可、识别和选拔，让其转行做行政工作的。但不是什么人都适合的，有如当年的孙悟空从花果山的“美猴王”到天宫的“弼马温”是何等的难受；不是什么人都愿意干的，有如当年人们要爱因斯坦竞选美国总统，他却知难而退；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沿着新道路走到底的，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配合国家的“四化”大业：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小平同志起用了一批“四化”人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来替代“扛过枪、渡过江”的老同志，人们俗称“350工程”，即30年代左右出生，50年代左右的正规大学毕业生，可不少人几年后就出局了。

真正从技术岗位转到行政岗位，又能够走到较高位置的人才是高手。没有技术身份的优势，他们不可能遇到同龄人遇不到的机遇，从政从来就是可遇不可求之事；没有行政能力的优势，他们也不可能在同样有从政机遇的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走到最后。那么，在行政岗位上生存和发展，究竟有什么诀窍呢，那就是“规范”与“创造”。没有规范性，行政工作人员很难在组织内立足和发展，几乎所有的行政领导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无论你多么有才气和傲气，在这里，你得按照规范性来，否则，要么你走人，要么我走人。没有创造性，从业人员很难得到领导者的赏识和重用，几乎所有的行政领导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在这里，你得按照创造性来，否则，要么你走人，要么我走人。这是因为，每一个下属的规范性和创造性是组织规范力和创造力的基础，而组织规范力和创造力恰恰是领导者由下往上发展的基础，是他们的政绩所在。

领导不发展，你又谈何发展。由此可见，规范性和创造性，是行政工作人员毕生难以把握又值得追求的工作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