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资格认定一般多久: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

　　60次、50次、30次……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心跳逐渐停歇。最终，这位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

　　4月初，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发生了冲突。晚上，一些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

　　这年7月6日，朱德逝世。同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9月9日，改变了中国、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拍照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联，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篡党夺权的信号。

　　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

　　"四人帮"的覆灭，宣告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死亡，也宣告了在中国肆虐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使饱尝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之光。

　　这时的邓小平虽被保留党籍，但已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0月10日，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来，致信中共中央以表达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中洋溢着他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

　　当时，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邓小平的处境都极为关注，多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对于叶剑英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是坚决支持的。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因为华国锋没有积极的反映，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命运在打倒"四人帮"后一时还无转机。尽管"文化大革命"这场在中国的浩劫已经结束，但是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2月7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尽管301医院派医生到邓小平住地进行诊视，并做了一些导尿处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12月10日晚，邓小平在家人的要求下被送进301医院住院治疗。

　　邓小平的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补充了一些症状及以往病史。之后，李炎唐摸了摸他的腹部，并敲了敲已鼓起来的下腹，浊音上界已到肚脐下，感到情况不太好，提出了初步的诊断意见。经请示，开始再次摸、查、问，确定初步的治疗方案。李炎唐让护士做好导尿准备后对邓小平说：“先给你插根导尿管放尿，有点疼。”邓小平很干脆地说：“没事的！”

　　排除积尿后，邓小平那紧缩的眉间渐渐放松。一直守候在病房的李炎唐，悬着的心也开始放置下来。为了减轻邓小平的痛苦，李炎唐于第二天请来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一起检查。经会诊，确诊病因为前列腺肥大、造成尿潴留。为此，邓小平主动提出“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麻烦”。

　　于是，医院在进行手术方案准备的同时，向中央报告情况以请求批准。12月16日，华国锋和汪东兴关于动手术的批示下达。为了保证手术万无一失，医院按常规做抗菌素、麻醉药过敏试验，当时氨基类的药物是最好的抗菌素，打了两天。手术前，卓琳不放心地问主刀的李炎唐：“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邓小平接过话来说：“你不懂，不要问。要相信医院，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接着，李炎唐向邓小平交待这一段时间不能抽烟，邓小平果断表态：“行！没问题。”

　　手术进行一个多小时，出血很少，没有输血。整个过程中，吴阶平一直在旁边督阵。邓小平一直是那么沉稳、镇定，没有吭一声……

　　手术后的第三天，邓小平的身上出现红疹子，而且越来越多。于是，医院请来内科权威张孝骞老教授来确诊。张孝骞曾被人利用，在1975年底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所以，一到邓小平身边查体，他感到特别惭愧，红着脸、低着头。但没等他开口，邓小平就说：“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知道你是不会干那种事的，一定是别人干的，我非常相信你。”老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

　　最后确诊为药物过敏，于是医院决定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以引起过敏的药物。情况很快出现好转，炎症消失，不久邓小平的身体得已康复。

　　尽管医院做了不少保密工作，但自手术报告打上去后，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很快就知道邓小平在301医院就诊。不多久，独臂将军余秋里来了，一进门就嚷：“谁说不让看，我就是来看的！”在病房里，两位老人叙旧话新，并大讲抓“四人帮”那令人兴奋的事情。临走时，余秋里说：“小平同志，我们都盼着你出来啊！”几天以后，徐向前和聂荣臻到医院看望了他们的老战友邓小平，表达了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1周年的日子到了。由于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四人帮"蓄意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清明节后又制造了天安门事件，使干部、群众心中都憋了一口气。此时，“四害”已经被铲除，人民群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悼念人民的好总理了。于是，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出现了自发的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北京干部群众拥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要求讨回是非公正。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在悼念中，人们不仅向周恩来总理的英灵报告“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喜讯，而且也表达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这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1975年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两个案不能翻。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公开发表后，立即受到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强烈要求让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李先念在年初的一个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确实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名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在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挠让邓小平复出的人进行了抨击，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相继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华国锋在讲话中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那篇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不久，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毛泽东）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的重大胜利。

　　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73岁了，想再活20年到30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在这次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对7月30日晚邓小平在公众场合的公开露面，外国通讯社迅速作了报道。最快的是法国的法新社，当晚，就作了如下简要报道：

　　中国新复职的副总理今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露面，观看中国青年队对香港队的一场足球赛时，引起这里球迷们的轰动和欢迎。邓先生在主席台就座时，8万群众热烈鼓掌。自从他在本月早些时候复职以来，这是外国人在公众场合第一次看到他。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损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在观看过程中，他不断同坐在他的右边的李先念副总理交谈。

　　日本的共同社在第二天以《邓先生观看国际足球赛》为题报道，夹叙夹议，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全文如下：

　　邓小平副主席30日晚上观看了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并出席了闭幕式，受到了观众的鼓掌欢迎。邓副主席出席了三中全会，发表了讲话，但在群众面前露面则是自去年一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的第一次。

　　邓先生坐在工人体育场正面的贵宾席上，在其右侧就座的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左侧坐着李先念和陈永贵两位副总理。以不断吸烟闻名的邓先生一就座便点烟，同吴德谈笑。当香港队在前半场30分左右先得1分的时候，他热情鼓掌，从容自若。其后，中国青年队为扳回失利而又射门得分时，他赶紧将香烟放在烟灰缸里，起身鼓掌，露出明快的表情与吴德交谈。

　　比赛中间休息10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再次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八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关注到了相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前露面的邓先生的一举一动。

　　新华通讯社同时播发了题为《友好邀请赛闭幕》的电讯（摘录）——

　　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7月30日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闭幕。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李先念、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李井泉、阿沛·阿旺晋美、胡厥文、王震出席了闭幕式，并观看了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

　　当邓小平副主席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八万观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在晚上的比赛中，中国青年队以二比一胜香港队，获得这次邀请赛的第一名，香港队获得第二名。

　　比赛开始前，邓小平副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会见了参加邀请赛的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和领队，以及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

　　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政治漩涡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神奇地站立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高，一次比一次耀眼辉煌。

　　这次复出后，邓小平站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指挥着中国这艘巨轮，沿着他设计的航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驶向小康、富裕的目标。如果说1975年的整顿是对改革道路的探索，而此后的20年，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密不可分。在叶剑英元帅80寿宴上，叶帅称邓小平"是我们老帅的领班"。何止是老帅们的领班，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人民选择了邓小平。

　　□一位普通教师的手，首先牵动历史的帷幕；"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打响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枪。"凡是派"震怒发难，大讨论险象环生,危难之时邓小平拍案而起

　　胡福明苦苦思索着：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进医院。他白天在大学的讲台上讲课，晚上到医院的病床边陪伴妻子。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每当夜阑人静时，燥热的气流、病人的呻吟，使他难以入睡。于是，他搬来椅子，摇着蒲扇，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真理标准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做摘录，一边进行认真研究。当妻子出院时，他写出了文章的提纲。

　　这年9月，胡福明那篇躁动于腹中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问世了，文章从哲学理论上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指示。在当时这实在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举动。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王强华。原来在这年5月，江苏省委党校召开过一个理论讨论会，在这次理论讨论会上，胡福明作了个发言《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当时有一位同志站起来，说胡福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观点。于是胡福明再一次走上讲台发言，坚持自己的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谁要反对唯生产力论，谁就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两种观点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同志把胡福明介绍给《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王强华说：“在北京，一些理论家也赞成这个观点，跟你是相同的。希望你帮我们写稿。”

　　于是，胡福明将稿件投给了光明日报社的王强华，然而文章寄出去4个月都没有回信，胡福明只能静静地等待。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这篇文章将会在中国社会引发一场怎样的地震。

　　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起源于一个平凡的开端。就在胡福明焦急地等待《光明日报》回信的这段时间里，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而当时直接领导这一斗争的正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

　　11月，中央党校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中央主要领导人前来参加。当时，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要认真研究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当时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总结“文化大革命”。12月2日，中央党校校委会开会讨论党史党建研究室提出来的"总结"方案。会上，胡耀邦明确提出实践标准。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 在如何对待"三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胡耀邦提出了两条原则和标准，第一条是实践标准；第二条则是毛泽东思想。在当时之所以这样提，或许是出于策略考虑，但这种提法在党校学员中又造成了新的混乱。当时“两个凡是”所坚持和维护的实际上是被神话了的毛泽东个人，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并没有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是一个没有人敢于触及的禁区。于是，胡耀邦要求重新研究路线斗争，并讲：“检验路线斗争的标准，一个是要看实践，以实践作为标准；一个是要看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胡福明当然不知道，此时《光明日报》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时杨西光已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重要岗位。1978年的4月间，胡福明得到一个机会去北京参加一次全国哲学讨论会，他又一次见到了王强华，也见到了当时正在着手写同一论题文章的孙长江。饶有趣味的是，孙长江还是胡福明50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研究班时的老师。

　　后来，江苏省委原常委、著名学者胡福明回忆说："我到北京开会当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了《光明日报》，接到了杨西光同志的办公室。杨西光同志是《光明日报》当时的总编辑，是胡耀邦同志把他调过去的。在他办公室里碰到了马沛文、王强华还有孙长江；孙长江是原来人民大学讲哲学史的老师，一看见嘛，很高兴，多年不见老师，同是经过了'文革’的劫难，也更亲切一些，于是大家都坐下来。杨西光同志手里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对大家说，各位同志都拿到这份清样了，福明同志这个稿子，今天正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修改。他说， 4月2日哲学版就要发表了，我看了以后，我认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版里发表太可惜了，应该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去发表。当然，还要修改，文章还要提高质量。”

　　据《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讲："是胡耀邦亲自点将把杨西光调到《光明日报》的，是胡耀邦决定把他调来的，因为胡耀邦当时不仅是党校副校长，还是中组部的部长，他当然有这个责任调配干部。调配干部的目的，就是要把北京的四大报刊从二比二变成三比一，什么叫二比二变成三比一呢？就是胡耀邦认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批判'两个凡是’的，反对'两个凡是’的；但是《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是宣传'两个凡是’的。因为当时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常重大，杨西光就是要这篇文章产生比较大的反响，要发生轰动性的效应。他就把这个文章送到党校，为什么送给党校呢？说来也是巧合，因为杨西光来《光明日报》之前就是党校高级班的学员，当时就参加了跟实践（标准）有关的讨论，因此他认识了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吴江、理论研究室的干部孙长江。”

　　据马沛文回忆，当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也正在写同一论题的文章时，决定将胡福明的那篇文章的校样稿交给中央党校，由他们去修改完善，然后再定夺发表。原中共中央党校教员孙长江在接受湖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差不多写完了的时候，杨西光就派王强华把胡福明这篇文章的校样送来了，拿给我看，送给吴江，吴江又给我。吴江看完了说，这篇文章思想跟我们的差不多一样，你把这两篇文章捏在一块，把我的跟他的捏在一块，文章里有用的就拿过来，把它写成一篇。”

　　当时，一南一北几乎同时酝酿出实践标准这一重大论题，而胡福明、孙长江两位主笔居然又有着师生之缘，这恐怕并不仅仅是命运的巧合。中共中央党校原教员沈宝祥接受采访时讲：“当时同一个时期有3个地方写出同一主题的文章，一个是《人民日报》，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呢，就请哲学家邢贲思写一篇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一个呢，中央党校在学员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基础上，觉得是非标准问题需要进一步写文章，所以吴江跟孙长江两个研究决定要写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三个地方是南京的胡福明，那是他独立的思考，写成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文章。3个地方写出同一主题的文章，英雄所见略同，这反映了客观需要，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这个问题是共同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但是这种巧合背后有着必然性。”

　　然而，文章的发表很快就遭到了严厉批评和斥责，一时间斗争的硝烟四处弥漫。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线问题、旗帜问题上来。

　　13日，《红旗》杂志负责人质问新华社社长曾涛：“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国务院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胡绩伟遂电话转告杨西光，杨西光坚定地说：“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错！”

　　这一天，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对胡耀邦说："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不利于党内的团结。”后来，还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说理论问题要慎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遭到最高领导和宣传部门领导的责难，而此时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也承受到巨大的压力。当孙长江的妻子一听文章是“砍旗”，压力很大。胡福明的一位朋友对他说：“老胡，你已经转进了中央高层内部的斗争了，风险很大，你知道吗？这可是已经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了，要有思想准备。”胡福明表示：“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并半开玩笑地说：“你呢，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要给我去送饭。”

　　那些日子里，杨西光整天眉头紧锁，神色严肃。王强华的心里也是沉甸甸的。一天下午下班后，王强华到杨西光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只见杨西光独自坐在办公桌前，只是喃喃自语：“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把'乌纱帽’给摘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看。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即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于是，在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夭折的困境这一关键时刻，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发出了坚毅的声音。5月30日，他在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掷地有声的讲话，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力的支持。

　　军队率先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筹备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步也前进不了。”

　　这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要求部队干部要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的"到处点火"，对于争取各省市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样，从最早响应的甘肃，到最晚的湖南--除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各地部队首长们也对此表态，都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拥护。

　　然而，斗争依然是艰巨的。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连续报道各地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论述时，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沉默还是被谭震林打破，使他们陷入无比尴尬之中……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约请谭震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谭震林的文章大部分是支持实践标准的，《红旗》奉行的不卷入原则对此事很为难，尚未决定，谭震林送来了修改稿，并附言说明：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不透彻，现再作加强。

　　《红旗》只得告知中央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谭震林坚决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人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这可击中了《红旗》杂志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且稿子是应约而写的；用吧，又违反了杂志的"方针"。这个难题使《红旗》杂志总编辑万分为难。

　　在派人直接跟随谭震林挑明态度得到"不客气"的回答后，他只得走"下策"，即把文章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于是，那位总编辑把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发表在《红旗》杂志当年的最后一期上。为此，"三比一"的阵势打破了。

　　这样，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就意味着，党的中央主导权开始转向了邓小平这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陈云的率先“一炮”，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思想与会议进程，闭幕式后会议仍在进行，使新时期“遵义会议”的“主题报告”提前宣读

　　1978年12月18日，京西宾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中国命运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大会隆重举行。

　　全会虽然开了仅仅五天，但其意义在三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评述："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20年后，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了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这次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自己这样说过：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有个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之前都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作为预备会。全会的议题和议案都须经工作会议充分酝酿，取得共识。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不说到在全会前于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言："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比较大，聚集了党、政、军的200多位领导人。走进会议大厅的人们神情庄重，他们大多是饱经沧桑、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当然，在“四人帮”在位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有，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人也有，但他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虽然这时北京已进入寒气袭人的晚秋，但会议大厅却呈现出融融暖意。人们从交谈中隐约感觉到，这次会议似乎预示着一个重要时刻就要到来。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开幕式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6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11月12日，刚刚开始分组讨论，在中国政坛沉默已久的陈云在东北组作出了第一次发言，便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

　　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道，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我完全同意中央这一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够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

　　陈云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翻过来，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认定"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接着，陈云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意见："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同时，陈云为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随后，他又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这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最后，陈云还提出“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原因是，康生在三年前病死时，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给他戴了三顶荣耀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1977年3月，陈云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一次书面发言，但是他的发言被打入"冷宫"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因为，这次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使得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很快地知道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爆炸性发言"，话虽不多，却扔出了5颗重磅炸弹，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他的发言，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意识到，必须解决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锢。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才能讨论其他具体的工作问题。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华国锋极想尽早让大会按照他的3项议题的轨道"运行"，所以在陈云发言后的翌日--11月13日，华国锋要求会议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在大会上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说明。可是，会议并没有被华国锋“纳入”轨道，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做出强烈反响，打乱了华国锋的部署。

　　东北组对陈云的讲话普遍支持，这是因为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是冲在最前面的省份之一，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

　　陈云再次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势。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示接受党内压倒多数的意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会议进行到11月下旬，华国锋建议，从27日起会议转入对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的讨论。但是，尽管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如何保证经济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会同志还是耿耿于怀的。

　　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真正让大家畅所欲言。会议对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真理标准讨论再掀高潮。大家一致认为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并对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初步酝酿。本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没有人事问题一项，但在会议进行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与会者的建议，讨论了人事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如此热烈，如此民主，如此富有建设性，是大多数与会者不曾料想到的。这次会议是党内高层一次久违了的真正的民主会议，会议突破了原来的议题，开成了一个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本来闭幕式一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也应该结束。但与会者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邓小平的讲话。于是，随后的两天，会议分组进行了讨论。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落下帷幕。

　　19年后，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高度评价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今天，我们翻开《邓小平文选》，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邓小平讲话的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有一段具有特别意义的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郑重地作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种罕见的情况是有特殊原因和特别意义的。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对中国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于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召开。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三中全会会期虽短，但是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和墨守成规向改革开放的转变。全会发起了推动中国社会加速发展的“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的历史出现了大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保证这一决策得以顺利实施，中共高层领导核心做了一系列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么，出席会议的应是中共中央委员或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然而，有好几位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却坐到了委员席上。他们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共9位。

　　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因为中共"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召开的，有许多干部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还来不及拂去，还没有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然而，如果要等到中共“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把黄克诚等9位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其实，这9位都曾是中共中央委员，都担任过重要职务。

　　大会一致同意，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正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正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两代领导集体核心的："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拨乱是为了反正，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面对世界著名记者咄咄逼人的提问，既反右又反“左”的邓小平声称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1977年2月，天还很冷，在北京西山25号，邓小平夫妇热情地接待了陶铸的遗孀曾志和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她们母女是来向邓小平递交陶铸冤案的申诉材料的。虽然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但她们相信，凭着邓小平对陶铸的了解，只要他出来工作，就一定会过问陶铸的平反问题的。

　　曾志递上申诉材料时，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轻声地说了句："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就把材料放下了。

　　1977年12月10日，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竭力举荐下，中共中央任命为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15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前院的鞭炮声中走马上任了。鞭炮声既是欢迎，更是期望，胡耀邦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沉甸甸。

　　胡耀邦觉得，既然有远见的老同志极力将自己推到中组部长这个重要的岗位，他就应当不顾风险，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实施大家希望的主张，让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民意和党心。他决定首先抓组织路线方面最敏感、最迫切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为冲破“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在就任的当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全体干部会上，将中组部当时面临的形势概括为："积案如山，步履艰难。"他对中组部同志郑重提出3条要求：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扫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恶习，将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任何人不得阻拦找我的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任何人不得扣压或擅自代行处理寄给胡耀邦的信件；成立老干部接待组，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堆积如山的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这是当时摆在中组部面前的最为迫切的任务。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不出曾志所料，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的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不久，邓小平又对陶铸的平反问题专门作了批示：“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以平反。”不久，陶铸10年冤案终于昭雪。从此，站在时代潮头的历史巨人邓小平，以他的睿智与魄力，开启了共和国拨乱反正之先河。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平反后，从1979年起，中共中央开始大张旗鼓地为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子恢、习仲勋、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平反并恢复了名誉；强戴给中宣部“阎王殿”、文化部“帝王将相部”、体委“独立王国”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枷锁被撤掉；“三家村反党集团”、“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上海地下党案件”等地方性大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拨云见青天，万民获新生，含冤而死者若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会无限欣慰。

　　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顶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溘然长逝。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对刘少奇做出不公正的判定和不正常的处理，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为刘少奇平反，是党的历史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不要公开为刘少奇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容易。刘少奇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关系到党和国家历史的真相。

　　日后，王光美回忆此时的心情时说："整个追悼会我强忍着没有掉泪，但当我听到邓小平的这两句话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为少奇庆幸，他结识了小平这样一位知音。有小平掌舵，少奇毕生所追求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大有希望。”

　　刘少奇冤案的彻底平反，使直接受到"共和国第一冤案"牵连、遭到迫害甚至判刑的2.8万人都获得了新生；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行。据统计，从1978年底到1980年，邓小平先后参加了13次追悼会，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并多次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历史的悲剧结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此沿着正确的轨道轻装前进。

　　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逐步恢复和国家立法与司法工作的不断加强，如何尽快满足全国人民要求惩处林彪、"四人帮"集团主犯的愿望，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践踏国家法律的林彪、“四人帮”集团，诉诸法律、依法进行处理的问题，就逐步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对林彪、"四人帮"集团两案审理的座谈会，初步讨论了对"两案"审理将会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这表明，对两案审理的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展开。但是，究竟审哪几个人？审什么？怎么审？在党内高层认识不完全一致，尚未作最后的决断。

　　为了解决思想上的障碍，这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听取胡耀邦代表中央"两案"审理小组的汇报。邓小平发表了关键性的意见，明确表示：“至于应该判刑的人，判刑轻重要按照罪行。有些人罪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也作为一案。把他们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一个地去判，按集团把起诉书写出来。审判的时候注意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即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不在于列多少条的罪行，关键在于他们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的性质。”

　　邓小平这番关于"两案"审理的基本原则的讲话，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赞同。这就为下一步的"两案"审理工作创造了条件，也使审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两案"审理小组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起诉书中列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4大罪状、48条罪行。中央决定成立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审判。经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有16人，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6人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复出后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对"文革"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面上来，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1952年，我国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生，建立起了新中国高考制度。从1952年一直到"文革"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由于"文革”的爆发，高考制度被迫中断。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十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

　　面对教育界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邓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早在他尚未复出之时，就在一直关注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并已经在脑子里开始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的方案。

　　1977年7月下旬，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对科学与教育工作的意见。中科院由方毅选定出席人员的名单，并事先在中科院范围内召开了一周的座谈会，每天都把座谈会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33位老中青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还有教育部、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同志。方毅、胡乔木、李昌、武衡等也参加了。邓小平身着白衬衣,绿军裤,黑布鞋来到会场。开会第一天，开了一个带有预备性质的会。邓小平采取同科学家们自由交谈的方式讲了一篇话。邓小平对那天参加会议的人说：“到会的科学家中，只有少数人认识，说过话的一个也没有。看来多数在四五十岁，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我看有希望。”然后交代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他讲自己有一个想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从科学教育入手，所以中央、国务院讨论分工时，我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中央也同意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就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我这次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 他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畅所欲言，有什么好的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把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8月4日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会议的目的作了说明。在尝够“闹而优则仕”的折腾后，在座的科技工作者听到邓小平把科教放在先行的地位，都为之感动、激动。他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外行管你们这些内行”，这个工作“方毅与我一起抓”，“说他帮我或者我撑他的腰都可以。我说些空话，放点空炮，助点威风”。他宣布座谈会由方毅主持，他有时间就到，没有时间就到不了，不可能都到，但是座谈纪要是肯定要看的。可是5天的会议他一天都不缺地全到了。

　　会议的会场座位是排成环形的。每日的上下午讨论，邓小平自始至终双向交流参加，平等地与大家讨论，不时地插话。从他一开始讲了话以后，大家就踊跃发言，七嘴八舌，争着要把心里话向他讲出来。当时经过“文革”十年的破坏之后，百废待兴，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在邓小平的引导之下，讨论很快就集中到主要问题上来了。

　　座谈会上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是高校招生问题。在讨论“两个估计”时，8月6日下午的会议大家自发地转移到了这个热点问题上。当时，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时的招生办法，及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办法，而且，教育部已经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制定好上报中央了。会上，大家纷纷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凭老茧上大学”，“交白卷上大学”的大学招生办法是胡闹，根本就不利于“四化”建设的人才需要。为了早出人才，再也不能搞这种荒唐办法的大学招生了。大家建议立即恢复“文革”前的做法，并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以推迟当年的招生时间，推到冬季招生。邓小平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态度明朗，表示支持大家的这一想法，当即要求教育部的同志马上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烦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积压”了10多年的几千万中学生，特别是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遇，一个能使人激动、幸福而又焦急得落泪的历史机遇。这一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十一年之久的考场。当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27.8万人。半年后，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试卷，一时间洛阳纸贵。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级的急需考卷用纸，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

　　历史的“轮回”终于带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转折。科学的春天也终于来临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左"的错误逐步被纠正，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深入，个人迷信的禁锢被打破了，人们开始不再怀疑毛泽东也是人，也会犯错误这样一个普通而浅显的道理了。但是，对于毛泽东到底犯了哪些错误，犯了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错误，人们一时间还很难取得一致。有的人仍未摆脱个人崇拜的影响，不愿接受毛泽东犯有错误这样的事实；有的人则出于对“左”倾错误所造成后果的愤恨，存在偏激心理，把一切错误都归罪于毛泽东个人。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忽听人群中有人大声喊："毛主席像不能摘！"然而，更多的则是以严肃的表情默默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当大吊车用钢绳拔下大会堂前两块巨幅标语的一瞬间，则引来了一片斥责声。

　　同样的行为在全国相继展开。毛泽东的画像从会议室摘下，从教室摘下，从走廊上摘下。楼墙上及砖墙上的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或被覆盖或被清洗。据当时报道，有些塑像因太大太坚固，不得不使用了炸药。

　　人们总是认为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政治的神经末梢，是最为敏感之处。这一由天安门广场率先的行为立即引起了国人及世界舆论的关注，种种公开的和私下的评论开始了。西方有的报刊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报刊则预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国内的老百姓也越发关注中央的态度。

　　针对全世界的关注，中共中央在这年8月11日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少宣传个人"。这个文件中明确指出，毛主席的画像、语录和诗词，过去在公开场所挂得太多，这样做很不庄重，也有损于毛泽东同志的形象，今后要减少到必要程度。

　　10天过后，也就是8月21日，世界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来到中国并采访邓小平。法拉奇以采访首脑人物著称，以报道世界风云闻名于世。法拉奇以提问尖锐而令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敬而远之，外交场上的“猎鹰”基辛格就曾被法拉奇的提问弄得下不来台，他说过：“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中国的政治宣传有一个显著特点，许多新的立场、观点，往往是通过会见记者，通过记者的笔向世人公告，而不同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电视讲话等方式。当年毛泽东和斯诺是这样，如今邓小平也是这样。当邓小平知道法拉奇来访时，他想了一下，果断地说：“见！让我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同时，他也深知，他将要说出的每一句话的分量。

　　法拉奇走进邓小平的办公室，问候之后，邓小平伸出右手作了请坐手势，法拉奇没有一句客套的开场白，她单刀直入，一开口就提出一个火辣辣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近年来，披露开国大典盛事内幕的文章在报刊上比比皆是，可天安门毛泽东画像后面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同志介绍了当年的详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主任的开国典礼筹委会。大典筹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血肉铺就了新中国诞生的道路，胜利来之不易。这是可喜可贺、普天同庆的盛事。举行盛大的庆典，要庄严、隆重、热烈、喜庆，大典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主题。人民的心中有一杆秤，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悬挂毛主席像正是人们的愿望。

　　装修天安门的工作交给了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真正落实工作的是宣传部所属的文工团舞美队，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天安门两侧红墙上，要写上两幅巨大的庄重醒目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是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的。又经胡乔木建议，将东侧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更换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对此，胡乔木曾这样解释道：天安门上的两条标语，一条写“中国”，一条写“世界”，既有民族意义，又表达了国际主义精神，无论何时都是适用的。

　　紧接着，法拉奇更尖锐地说：“对于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5个手指。”

　　邓小平很清楚“5个手指”的所指，但他并不回避，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抽出一根烟，点着，继续说道："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法拉奇又两次提到天安门广场，一次是关于毛主席纪念堂，一次是天安门前的马、恩、列、斯像。看来，法拉奇始终注视着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邓小平谈到：“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说到这儿，法拉奇又敏锐地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邓小平打着手势作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又谈了一会儿，法拉奇提到天安门广场上的画像，她说：“在天安门我看到了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要保留？”法拉奇的提问确实与众不同，往往含而不露，却又一环紧扣一环。如果说问及天安门毛主席像是关系着对毛泽东如何评价的问题，那么问及马、恩、列、斯像，就如同问中国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避重就轻，言简意赅，他说：“要保留。'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在重要节日，才挂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改变了做法，经常挂起。现在我们恢复过去的做法。”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分多次进行，用了4个小时。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客观、冷静以及坚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事后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不难看出，这次采访，透过天安门毛主席像、毛主席纪念堂等问题，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如何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大问题。

　　早在几个月前，邓小平就已看出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他曾对中央负责同志说：“一切都很清楚，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

　　1980年3月，起草小组经过材料准备、酝酿讨论，提出了一个几千字的提纲。龚育之这样回忆：“这个提纲送给乔木同志，送给小平和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3月15日，乔木同志有一次谈话，谈到《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现在说'文化大革命'错了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乔木同志初步地思考了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3月19日，邓小平第1次同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了关于决议起草的3条指导方针。第一条，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条，是要对解放以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就是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4月1日，邓小平又一次对决议起草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提出了决议的整体框架：先有个前言，然后建国后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束语。

　　1980年6月起草出了初稿，送中央书记处讨论。龚育之感叹："说是初稿，其实包括多少遍修改，多少次稿子。为简单计，算成第一次稿，初稿。"

　　6月27日，邓小平谈了对初稿的意见，认为稿子没有很好地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要求，要进行比较大的修改--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起草小组又重新起草，反复改写。龚育之回忆说："乔木同志更多地参与到起草过程中来，拿出去讨论的稿子他都要认真修改，不少段落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重新写过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部分。"10月，完成第二次讨论稿，即提交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的稿子。讨论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头组织讨论。作为起草小组的成员，龚育之也与其他同志一样还分头到各地方去听取修改意见。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认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并对建国以后各段历史做出了概括性的评价。胡耀邦主张决议稿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的意见，邓小平表示赞成。龚育之补充说："不多久，小平同志又转告了陈云同志的两条意见。一条是加一段话，讲解放以前党的历史，60年历史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就概括得更全面了。再一条是提倡学哲学，学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3月31日发出了第三次提供讨论的稿子，发给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一些在党内工作时间很长、威望很高的老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

　　根据这些意见，起草小组继续修改，拿出了第四次供讨论的稿子。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70多人参加，讨论了10天。龚育之透露：“曾经决定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来概括毛泽东后来的错误思想。讨论中很多人不大赞成，认为说不清楚，不如就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概括，这样才能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后来在历史决议中就没有再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提法。”

　　5月19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把各种好的意见吸收进去，又作了很多的修改，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这是第5次提供讨论的稿子。最初交给4000人讨论的稿子是50000字，后来重写过的稿子压缩到28000字。经过吸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这次稿子是32000字，增加了4000字。龚育之说，从意见的条数讲，恐怕吸收了好几十条。

　　6月15日至25日，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进一步讨论决议修改稿。6月22日，邓小平在预备会上又作了重要讲话。在讨论中，中央委员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龚育之回忆，根据这些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吸收的实质性意见将近百条，篇幅也增加到35000多字。

　　6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还召开在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共130多人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

　　“经过长达1年多（3个年头）的起草过程，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走群众路线的讨论过程，吸收了各种好的意见，拒绝了各种不合适的意见，所谓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前一个'众’是大众，后一个'众'是小众），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历史决议。”接受专访时，龚育之说到这里时语气不免有些高昂。

　　全会也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早在1980年8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就辞去了国务院总理职务；这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华国锋的职务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做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前--1980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对此，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有具体的论述，同时也肯定了华国锋的功绩：“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众望所归，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全会一致要求推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邓小平谢绝了，提名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来，他是这么谈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邓小平认为，在60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中央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邓小平虽然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排名也不靠前，但他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受到了全党的公认、拥护和爱戴。当时已担任党的主席的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说：“……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候他们还用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不管哪个词，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全会也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早在1980年8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就辞去了国务院总理职务；这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华国锋的职务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做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前--1980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对此，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有具体的论述，同时也肯定了华国锋的功绩：“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众望所归，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全会一致要求推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邓小平谢绝了，提名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来，他是这么谈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邓小平认为，在60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中央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邓小平虽然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排名也不靠前，但他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受到了全党的公认、拥护和爱戴。当时已担任党的主席的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说：“……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候他们还用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不管哪个词，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国家博物馆中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常常驻足在一个编号为GB54563的陈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于1978年11月24日所立下的惊天动地的保证书。所签名的18个名字上，都按有鲜红的指印。这份已成为历史文物的保证书，承载着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风云变幻。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确，如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解放了几亿人口，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话，那么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的是中国的生产力，正在建立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中国。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几乎与此同时，安徽凤阳小岗的农民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个寒冷的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立华家那低矮的草房里，18个社员聚在一起，神情隐秘而带悲壮，签订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成，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村里的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分田到户大包干，坐牢杀头也心甘！为何此事让这些朴实的农民如此惶恐地下决心，以致托付了抚养孩子的后事？

　　历史并不遥远，人们记忆犹新。1955年，农村合作化一哄而上。1958年不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过早建立。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痛斥。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严重饥荒。安徽宿县一位70高龄的老人为了照顾生病的儿子，无法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也就得不到那赖以维生的口粮。不想眼睁睁地饿死的老农，于是请求公社干部允许带着儿子上山养病并开荒自救。一个老一个病两人上了荒山，老人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出了16亩荒地，不仅收到了口粮，还向公社交了1800斤粮食和养鸡得到的60元钱。老人个体劳动创造的丰收奇迹与当时集体劳作下的歉收、饥荒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民在惊羡之余认识到：把田分给各户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摆脱饥荒。于是，全省各地纷纷要求包干。1961年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述民情和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批示试行。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非常赞成。

　　邓小平于是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但是毛泽东仅容忍包产单干试行了一年。1962年8的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说："一搞包产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包干到户是个方向问题。”后来，刘少奇与邓小平先后因此作为“罪名”之一罗织，在“文革”中被打倒。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小岗农民憋足了多年的劲头，拼命地干。俗语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其他村队的亲友外人，一看小岗人的劳动阵势，就明白是分田到户了，消息很快传开。公社领导立即把几个队干部找去质问：你们小岗是不是在搞单干？你们当干部的要注意，这样搞是要犯国法的。如果是单干，赶快并起来，否则就要把你们小岗的情况上报县委处理。严宏昌等人一口咬定是分组作业，不是分田到户。

　　所幸的是，小岗人的行动得到了省委和县委的支持。其实，早在1977年11月，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全省工作会议上即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搞责任制。这就是著名的“安徽六条”。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万里曾就肥西县借地种麦及包产到户问题请示过陈云，问怎么办。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后来，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有了陈云、邓小平的支持，万里心中有了底。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找到严宏昌，叫他不要害怕，不要有思想顾虑："只要你们能搞到好吃的，我们也不要你们粮食，只要不再靠国家就好了。好好干，就做一个试点。”这下子，小岗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979年10月，秋高气爽。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算盘珠被人们拨得"噼噼啪啪"作响。检验小岗包干到户成果的时候到了。数字出来了，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村，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

　　实践给小岗村的包干做出了响亮的回答。1980年1月，万里到小岗视察，挨家挨户逐个查清，对小岗的创举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包干到户是“马克思主义”：“今后，哪个再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这场官司交给我，我替你们打。”

　　万里首先在安徽支持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不胫而走。几乎是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大力支持责任制，制定了“四川十二条”，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四川的农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份，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当时，中央机关大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给悄悄点燃的星星之火似乎泼了一盆冷水。从此，风云四起，议论纷纷。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领导人中，支持包干到户的屈指可数。江苏的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并赫然醒目地刷出一幅幅类似“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的大标语。这大概是害怕“近墨者黑”吧。

　　大寨是毛泽东在农业战线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大寨的那些做法在当时被宣传为最具社会主义特征的，在那个年代，谁要说不学大寨，弄不好就会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渐渐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真正得以正名，是在1982年。这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底，80%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1983年则上升到总数的93%，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步步将农村改革推向全国，引向深入，最终确立了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也推动了城市改革，在我国很快又形成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之势。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多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这般评价农村改革中涌现的乡镇企业。

　　江南春来早。1983年春节前夕的古城苏州，已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2月6日，邓小平莅临苏州，考察苏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决策全局提供经验和依据。在我国遭受3年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邓小平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曾到苏州进行视察。那是一个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商品匮乏、困难重重，人们都在勒紧腰带渡过难关的年月。他是为扭转国民经济暂时困难而来苏州考察的。而今，他顿觉苏州的变化真大。从人们红润的脸色、欢快的神情、多彩的服饰，从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菜场上应有尽有的副食，从新春佳节前夕，整个城市欢乐祥和的氛围，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变化是昔日无法比拟的。

　　4个多月前的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庄严通过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在新时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党中央依据客观实际，审时度势，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就全国而言，到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呢？按照通常的说法，似乎基数越高，翻番越难。江苏是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苏州又是江苏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干部群众对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有什么想法？经济发达地区究竟有没有可能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这是邓小平极为关心的问题。

　　2月7日下午，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如约来到南园宾馆新平房的会客室。邓小平听汇报时，说话不多，但言简意赅。

　　"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邓小平问。苏州，工农业生产的基数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列，在国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具有代表性。解剖了这一只麻雀，有利于党中央把握全局，决策全局。“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5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江苏的领导同志告诉邓小平。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仅能够，而且可以提前实现翻两番！邓小平听得十分仔细，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和赞许。听了汇报，他的心里踏实了。他已经从苏州农村的发展看到了祖国广大农村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

　　"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邓小平抓住主题，继续发问。江苏的领导同志思考了一阵，回答说：江苏，特别是苏州，历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农村经济之所以出现新的飞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苏州农村劳动力原本文化素质较高，为了发展生产，各地还吸收了不少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的作用。有些老工人很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往往是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个工厂。另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社、队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它的生产和经营机制显然引起了邓小平浓厚的兴趣。他神情专注，听得特别仔细。确实，社、队工业的崛起，对苏州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江苏的领导同志汇报说，祖祖辈辈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开辟出了一个新天地。千百年来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已经结束，“农民兄弟”跨进了“工人老大哥”的行列。他们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实行亦工亦农的制度。1982年，常熟、沙洲等6县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28.1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0．35％，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社队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农、副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装备等物质条件，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

　　"苏州社、队工业的成长和发展，"江苏的领导同志归纳说："归根结蒂，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深邃的目光显得格外明亮。市场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此时，他又听到了一番关于市场经济的议论。而且，苏州的实践已经证明，依靠市场，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生产得到了发展。

　　"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不容置疑地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精辟的结论。一个孕育已久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越来越明晰。

　　苏州农村发展社、队工业的一套办法及其取得的成绩，是邓小平此行获得的一个重要信息，也得到了他的首肯。其直接结果是，第二年，中共中央专门为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下发了正式文件，为这一新生事物正了名，撑了腰，为全国范围社队工业（后称乡镇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如果说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那么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是转移到城市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全方位纵深发展，真正触动了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的主体部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谁也没有料到，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前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发生的一段插曲，奏响了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这天上午会谈开始，在问题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大平正芳突然发问："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于大平提出的这个问题，邓小平没有马上回答，他陷入了沉思。一时会谈戛然而止，没有人说话，只有时钟在不停地摆动，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邓小平的身上。

　　整整一分钟过去了。仅仅经过一分钟的思考，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金，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邓小平的解释使大平正芳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满脸堆笑，连连点头：我明白了。他知道，向中国投资，可靠。

　　把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改为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小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小康”目标一经提出，立刻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将这个目标具体分解为两步：即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基本达到“小康”标准，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就是"翻两番"。很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就为全党所接受，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小康目标完全可能达到，农村的改革3年见成效，6年基本成功，解决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小康的第一步接近实现。实践促使邓小平思考更长远的发展规划。他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力主杀开一条血路为打开国门"练兵"。5年后，特区最尊贵的客人发现这里开始创造的是一个新的奇迹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打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惯例，先后访问了8个国家。一度与世隔绝的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触，中国人也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逐渐了解世界。

　　出访新加坡时，邓小平了解到，这个面积只有587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30万，规模仅相当于上海1/10的国家，每年能吸引200多万外国游客，一年仅旅游收入就高达10亿美元。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十分注重加强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邓小平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他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邓小平决心把新加坡的这个“经”取走。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有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1972年，中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年外贸部的一篇文章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邓小平深深地感到：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中国的国门必须打开，不然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回国后，邓小平多次提出利用外资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抓。1978年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这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8字方针。在会议期间，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一个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

　　会议期间，邓小平静心听取了汇报。在他脑海里早就思考着一个问题：改革需要一个突破口，一块试验场，在这里放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广东省委的汇报把他的思绪拉到了与香港隔江相望的深圳等地。散会以后，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这么大的一块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谈话者不禁感慨万分。邓小平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

　　5月11日至6月5日，谷牧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经过深入调查，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广东、福建两省起草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性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委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

　　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它原是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落后的边陲小镇，点一支香烟不等燃尽便可以兜遍全镇。它怀抱珠江口，但始终只是窥探着香港的繁荣，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它是偷渡香港的必经之地。当办特区的大政方针一定，一场“杀出血路”的战斗迅速在深圳打响。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一列列满载士兵的列车风驰电掣般驶向深圳。从辽宁鞍山、陕西汉中抽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两个师的官兵，加入深圳拓荒者的队伍中。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工程师身背行装，来到深圳。百万人的劳务大军犹如狂涛巨浪，涌入深圳。这里，到处响着推土机、挖掘机、起重机的隆隆声，到处可见步履匆匆的行人，市长和打工仔一同住进低矮、潮热的工棚，一同起早贪黑在工地上，一同出大力、流大汗。国营、集体、个体、合资、独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创业是艰辛的。没有资金，深圳人首先斗胆想到向外商搞土地有偿使用。土地对中国人来说太敏感了，100多年的屈辱史常伴着割地求和，现在要把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出让给资本家，说不定会背上“卖国”的罪名。特区的建设又是刻不容缓，这些深圳的开拓者们只得到马列著作中去找出一点根据：“到宝书中去找答案。我们只希望祖师爷对租地有论述，只要他们说了可以干，我们就不怕。”马克思主义是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深圳特区同样需要它来保驾护航。查来查去，终于查出了“可以出租土地”。

　　深圳出租土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香港。土地对于香港人来说，比黄金还金贵多少。一河之隔的深圳，以低得多的租价，还加上简化一切手续，一年免税，三年免关税，免税进口必需的生产资料等优惠政策，能不吸引香港人投资的目光？

　　"这个特区是邓小平试验用的，将来地皮肯定看涨。不买，可惜机会了。"香港人纷纷过河来，签订租地、办工厂、开商厦的合同。有了资金，水、电、路都可以通了，山可以移，洼可以平了。这就是被深圳外贸办称为“金钱”逼出的“土地出租”的第一轮冲击波。终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深圳人闯出了一条特区建设的路子。其发展速度可称为腾飞，其腾飞之快，被美国舆论称之为“一夜崛起一座城”。

　　继深圳经济特区动工建设后，1980年10月，设在滨海渔村的珠海经济特区正式开始动工兴建；1981年10月、11月，设在山坡或荒滩的厦门、汕头经济特区也分别动工兴建。至此，4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全面展开。

　　对深圳特区几年来的发展，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特区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对了还是错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在这关系深圳特区能否继续前进和全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关键时刻，深圳的“拓荒牛”们无不翘首以望--有一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能亲自来看一看深圳的发展，听一听这里建设者们的声音，为每一个关心深圳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人排忧解难、指点迷津。

　　邓小平自深圳特区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关注着深圳这棵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和发展。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领导人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一晃几年过去，深圳特区究竟是什么样子？成功不成功？对特区的种种指责、怀疑对不对？邓小平亲自考察来了。

　　1月24日中午12时30分，邓小平一行的专列从广州开到了深圳火车站。邓小平身穿涤卡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红光满面，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和迎候在车站月台上的深圳市领导人一一握手。慈祥的笑脸，感人，亲切。

　　下午3时30分，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桂园稍事休息后，便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工作汇报。梁湘谈到，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这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了？梁湘说，是翻了一番，比建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40分钟的汇报，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插话询问。汇报结束时，梁湘说，请小平同志给我们作指示。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完，邓小平望望大家，手一挥道：“到外面看看去。”

　　下午4时40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当时楼层最高的国商大厦，登上20层的大厦天台，居高临下，俯瞰市容。邓小平沿着天台四围缓缓地走了一圈，环视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大部分正在建设之中，四周工地上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巨臂，运输建筑材料的载重汽车穿梭其间，升降机在脚手架间不停地上上下下，一片繁忙景象。

　　当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气温只有11摄氏度，80高龄的邓小平却毫不在意。随行人员曾两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谢绝了。邓小平站在天台上，仔细地听取和询问罗湖新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等情况。梁湘告诉他，罗湖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梁湘指着对面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筑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那里的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听到这些，邓小平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参观完吴柏森的家庭设施后，邓小平问吴柏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吴柏森回答说："都有了，我们渔民村有今天，全靠邓伯伯，我们十分感谢邓伯伯。”邓小平立即接上去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应该感谢党中央。”

　　吴柏森还汇报说："去年全村纯收入达47万元，人均年收入5970元，平均每月439元。"这时有位陪同人员对邓小平说："比您的工资还高呢！”邓小平深情地说，要全国都达到这样水平，要100年。梁湘说，不要那么长时间吧？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纪末，再加50年，因为我国人口多。

　　走出渔民村，已经时近中午，阳光特别温和、暖人和亲切。在村口告别时，吴柏森又一次紧握着邓小平的手，再三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深圳人准备了一卷上好的宣纸，就放在邓小平所住的桂园别墅的办公台上，希望他老人家能写下点什么。可是，直到邓小平离开，这张纸上仍是一片空白。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

　　1月26日上午，在梁湘的陪同下，邓小平参观了蛇口工业区，在7楼会议室，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向邓小平汇报了蛇口的住房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邓小平听后很高兴，说了一个字：“好！”应袁庚的请求，邓小平为蛇口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4个字。

　　26日下午2时45分，邓小平结束深圳的视察，一行人分乘海军的679号和674号舰，由蛇口开往珠海唐家湾军港，再转乘车往中山温泉。梁湘等人在码头上不断挥手送行。邓小平满意地离开了深圳。这“满意”是人们从他的笑脸上感觉到的。

　　此后3天，邓小平每天上午散步，下午休息。此时，他心中是怎样掂量特区"杀出血路"的呢？27日，邓小平登上中山温泉后面的猴山，说什么也不肯从原路下山，硬是选了另一条陡峭的路返回，他说："我不走回头路。"一语双关！人们似乎从这句话中品出了一些味道。

　　1月29日上午9时，邓小平从中山返回珠海，经过前山，驱车直到拱北口岸，就在车子与海关平行时，车子停了下来，邓小平透过车窗，向澳门望了望。在参观了珠海市容和狮山毛纺厂、电子厂后，在珠海宾馆国际会议中心，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代市长梁广大向邓小平汇报了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

　　午饭前，邓小平与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及珠海的领导坐在珠海宾馆翠城餐厅休息。珠海宾馆总经理张倩玲想在餐厅中间摆张桌子，请邓小平题词。广东省委接待处接待科副科长李天增(现为珠海市委副秘书长)对她说，小平同志在深圳没有题，现在也不一定会题，还是把桌子摆边上一点。说完李天增便忙着排座位，回头一看，邓小平已主动走过去，伏案挥毫，不假思索地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

　　邓小平为珠海特区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深圳领导人心理上有着沉重的压力：深圳作为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头号特区，特区的许多大胆措施是由深圳开始的。当时，社会及国际舆论对特区的评价尚未形成共识，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而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深圳。尽管在邓小平考察深圳期间表现出极度满意的神情，但毕竟没有语言或文字上的评论。

　　张荣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邓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

　　2月1日，是大年三十，羊城的太阳分外明媚。花城的"花市"已经开了几天了，到处花气袭人。早饭后，邓小平照例在珠岛宾馆内小花园散步。但是，他好像在思索、琢磨着什么……

　　这天上午，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告诉李天增："你别出去了，在家准备，散步回来就写。"

　　李天增乐颠颠弄了张6尺宣纸，一开四，又细心地用熨斗将宣纸上的折痕熨平。然后，平铺在1号楼的办公台上。拧开落地灯，研好墨。不过，他又多此一举地将毛笔蘸上了墨。

　　邓小平散步回来，一进1号楼，就坐在门左边的沙发上休息，喝了口茶，问在场的张荣：“题什么？”此刻，张荣非常激动，急忙从公文包内取出几张草拟好的题词稿递给邓小平。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 张荣和李天增异口同声地说：“随首长吧，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首长题什么，我们都一样高兴。”

　　邓小平随手推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台，拿起了笔，才写了几个字，黏住了。李天增暗骂自己笨，房间里有暖气，蘸在毛笔上的墨粘结了。他赶紧添水研墨后，换张纸，邓小平重新提起了笔，在砚台上蘸了蘸，目光在纸上谋划了一下书写的布局，又将毛笔沉浸在墨池内，饱蘸浓墨，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1984年1月26日。"

　　一气呵成，让人感觉字字铿锵作响，振聋发聩，苍劲有力，浑然一体。 题词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张荣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赶忙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楼。他竟然忘记了和邓小平及其家人道别。张荣将题词先送给广东省领导。省领导反复看了几遍，一个个笑逐颜开。后来，当深圳市领导读完邓小平的题词，无不高兴得热泪盈眶，纷纷举杯庆贺。

　　“可惜，小平同志题词时，我拍的照片没一张好的，但那也是难得的历史记录，所以我全保留着。”李天增至今遗憾。还好的是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也拍了一张，那就是人们通常在报刊上所见到的。只可惜当时没有专业摄影记者，只有他们拍的这些照片，也就颇为珍贵。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呢？他到达深圳那天就曾说过"我暂不发表意见"。显然，题词的内容是他老人家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而深入地调研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下这个结论，是邓小平几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无比的礼物，深圳人过得何等快乐，何等踏实，何等充满胜利的喜悦啊！

　　深圳人的汗水没有白流。深圳人的路没有白闯。深圳人的风险没有白冒。我们的总设计师最理解深圳的"拓荒牛"。

　　2月7日，邓小平由广东乘火车来到厦门。2月8日这天，海阔天高，风平浪静。邓小平和王震在省、市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乘坐"鹭江"号游艇一边听取省、市领导汇报工作，一边游览厦门鹭江两岸的海上风光。王震特意安排省委书记项南坐在邓小平身边。项南汇报说，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太束缚手脚了，最好能把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

　　游艇环岛一周后，邓小平登上了海上花园鼓浪屿，漫步在街道上。鼓浪屿的居民和游客带着惊喜的目光，自觉地站到街道两旁向邓小平一行鼓掌欢迎。邓小平经过一群小朋友身旁时，一个个稚嫩的声音向他传来问候：“邓爷爷好！”他慈蔼地摸摸孩子们的头，拉拉孩子们的小手，拍拍孩子们圆润的小脸蛋，心情愉快地继续往前走。已经80高龄的邓小平缓步攀登日光岩，在半山腰停住了脚步。他眺望着海对面厦门岛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鹭江边停靠的一艘艘货轮，眺望着水天一色的海空，陷入了沉思，久久没有说话。

　　在由日光岩步行回游艇的林荫路上，邓小平问项南，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项南回答说："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邓小平对项南的考虑表示赞同，他挥挥手臂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这一天，他还视察了建设中的东渡港，到海军码头看望了厦门水警区的同志，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第二天，当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邓小平题词留念时，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一样，都是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殷切的期待、热情的鼓励和鞭策。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意识到了它的分量。题词在报纸上刊登后，在特区的建设者们的心中引发了一种坚决办好厦门特区，追赶和超越深圳、珠海的强烈激情。

　　24日，邓小平回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专程到厦门传达了这一讲话。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会议还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2月，中央又正式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是继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决策。它把城市与广大农业区作为一个整体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片，从南到北形成一个开放前沿地带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4年邓小平的特区之行，给海南的开放带来了希望。当总设计师登上厦门鼓浪屿眺望一水之隔的台湾岛时，他的思绪飞出了很远很远。作为我国的第一大岛，台湾在6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作为我国的第二大岛海南与台湾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其发展相去甚远。追根溯源，关键是采用怎样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特区的变化就证明这一点。

　　在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后，邓小平把开放的焦点对准了海南岛。开发海南岛，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成为他反复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3年后，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设立海南的决定，同时正式确立在海南省办经济特区。于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1987年6月12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典雅的吊灯泻下柔和的光，摄影灯频频闪烁的光，充盈着会见厅。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双方都为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两国的建设经验感到高兴。

　　邓小平向客人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谈到开放政策时，他说："我们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了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邓小平打了个手势，提高了声音："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如隆隆的雷声滚过神州大地，传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