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a通过率如何计算:“反毛瘾君子”在亢奋状态下的“特色表演”

谈谈“反毛瘾君子”在精神亢奋状态下所进行的“特色表演”

——我对杨奎松最近“发现” 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内情”的评说

杨奎松近日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自称对“1949年中共建国前后”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发现了：“在国民政府时期，1946年颁布的公务员工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只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相比之下，“ 1955年8月，中共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级别的工资加上津贴每月达到649.6元，而最低工资每月只有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31.11倍之多。” 杨奎松说，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很快就废止了供给制改行工资制，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极为细致复杂的官本位体制，全面强化了本应极力去削弱的官僚体制。

　　 杨奎松说：许多人怀念毛时代，认为那个时候大家虽然穷，但吃穿不愁，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包，从小学到大学都不用交学费，也不用担心失业问题，因为干与不干一个样，都有铁饭碗。就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事实。但是有些人相信，毛时代人人平等，真正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存在贫富差距较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就不尽符合事实了。据２００５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９．１８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２７倍。拿这两个数字来比较前面我所举的毛时代光是党政干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的不准确了。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时代近亿城市居民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５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

　　 杨奎松还说：据２００６年相关统计数字，２０％的低收入阶层只占到总收入或消费额的４．６６％，还不到１／２０；２０％较高收入阶层则占到了４９．９９％，几乎达到了１／２。严格说来，目前党政公务人员的收入差距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了（最新的工资改革之后，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加起来，最低一级办事员与最高一级国家主席相差不过１２．４倍，已在合理的范围内）。　　从杨奎松的以上“言论”中，我们不仅要问：现在的“北大教授”究竟要把中国老百姓近些年来越来越关注的当今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推向何处？

　　 ——在今日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不仅是今日中国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中国政府已经一再强调要在当前和今后将着力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然要考虑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需要，必然要大力解决今日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必然要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在这种历史需要面前，杨奎松竟然按捺不住自己需要大力维护“中国富人”权益的急迫情感，不顾历史与事实地冲向媒体大发缪论，竭力把今日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社会现象与严重问题，曲解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废止了供给制、改行工资制，建立了一套全面拉大官民距离的“极为细致复杂”的官本位体制，把各种职位行政化，通过把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的途径，“全面强化官僚体制”的结果。

　　 一个自以为是的“历史教授”，竟然神经错乱到如此这般程度，竟然胡说“在国民政府时期”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只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甚至无视蒋介石迅速跃居旧中国“四大家族”之首的历史事实……

　　 新中国从来以后，毛泽东同意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工资制的考虑与态度，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的实行“工资制”的几次讲话，都说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共产党的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不可能不考虑那时的“统一战线”的政治需要，不可能不考虑那时侯社会主义苏联“实行工资制”对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们的影响！——杨奎松既然是“学历史”的“教授”而无视毛泽东在那时侯所处历史条件与政治环境，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于实行有差别的“等级工资制”，曾经明确地强调：新中国允许人与人之间存在合理的差别，但也要合理地缩小并限制差别！毛泽东历来主张：“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在确定新中国的干部实行有“差别” 的24级工资制时，最先考虑的仍然是减少“等级”和缩小“级差”，既允许存在一定的“差别”， 又主张对“差别”予以合理的限制。既考虑当时存在的传统观念和“统一战线”的政治需要，又主张用一定的“限制”来展示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中国国民党，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

　　 于是中国的24级干部工资又与中国军队干部的工资“融合”成如下“基本数字”：

　　 相应薪金标准分别为：

元帅级(1-3级)：500元以上；
　　 大军区级(4级)：450元；
　　 正兵团级(5级)：400元；
　　 副兵团级(6级)：370元；
　　 准兵团级(7级)：350元；
　　 正军级 (8级)：330元；
　　 副军级 (9级)：310元；

准军级 (10级)：290元；

正师级 (11级)：270元；

副师级 (12级)：250元；

准师级 (13级)：230元；

正团级 (14级)：210元；

副团级 (15级)：190元；

准团级 (16级)：170元；

正营级 (17级)：150元；

副营级 (18级)：130元；

正连级 (19级)：110元；

副连级 (20级)： 90元；

正排级 (21级)： 75元；

副排级 (22级)： 60元；

正班级 (23级)： 46元；

副班级 (24级)： 40元。

　　 在中国实行24级干部工资制以后，毛泽东不久便提出把自己的工资从“1级”降为“3级”，导致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都“要求”把自己的工资降为“3级”；据说，除了宋庆玲要求降工资未获得中央同意外，共产党的干部从此不再有“1级”和“2级”工资，事实上也就把“24级工资”变成了“22级工资制”。后来，毛泽东又提出“降薪”的建议，致使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于是，一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都降了薪，用来支援国家和人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也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从65年'减薪定级'后至文革结束，干部行政级别未作大的调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作为共产党和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每月人民币404，8元，一直是新中国工人最高级别的“月工资人民币108元”的“将近4倍”。——这样的“降级”与“降薪”，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又限制了新中国的个人工资收入的差距过大。

　　 ——杨奎松既然是“学历史”的“教授”，为什么会对这样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

相反，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的所谓“精英”们就竭力鼓吹“金钱挂帅”和“物质刺激”，就一直在鼓动与推动中国的党政部门和党政干部“向钱看”，用“为人民币服务”来取代“为人民服务”；……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个人收入差别”的不断扩大，难道不正是杨奎松一伙“专家”与“学者”苦心运作的“成果”？

　 对于中国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的现象与恶果，越来越被现在的中国人深恶痛绝；在现实生活中，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进行强烈谴责的中国人，不仅越来越多，积极要求党政领导和党政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来抑制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呼声与言行，更是难于压抑，于是，杨奎松们便迫不急带地想把已经逝世31年的毛泽东说唱成今日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祸首”，把近年来不断增大的“贫富悬殊”归罪于新中国从来后实行的“工资制”和社会主义体制，其用心何其毒也！

　　 在今日中国，杨奎松还别有用心地说：国民政府时期，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只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杨奎松还说：“据２００６年相关统计数字，２０％的低收入阶层只占到总收入或消费额的４．６６％，还不到１／２０；２０％较高收入阶层则占到了４９．９９％，几乎达到了１／２。严格说来，目前党政公务人员的收入差距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了（最新的工资改革之后，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加起来，最低一级办事员与最高一级国家主席相差不过１２．４倍，已在合理的范围内）。”——按照杨奎松的这样的“说法”，似乎都对比毛泽东逝世以前的中国“个人收入”“最高一级”与“最低一级” 的“差距”要小得多，因为他杨奎松已经对“1949年中共建国前后”进行了“详细考察”，因为杨奎松已经“发现”中国干部在毛泽东逝世以前的“最高一级”是“最低一级”的“31.11倍”！

　　 ——其实，即使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作为共产党和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每月人民币404，8元，同杨奎松所说的“最低工资每月只有20.88元”相比，也只有19.38倍；要是同那时中国干部的“最低一级”（24级每月40元）相比，事实上也只有10.12倍！
　　

问题是这位杨奎松“教授”好象既不懂“历史”，又不懂“算术”，甚至不懂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在杨奎松讲完“据２００６年相关统计数字，２０％的低收入阶层只占到总收入或消费额的４．６６％，还不到１／２０；２０％较高收入阶层则占到了４９．９９％，几乎达到了１／２。严格说来，目前党政公务人员的收入差距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了（最新的工资改革之后，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加起来，最低一级办事员与最高一级国家主席相差不过１２．４倍，已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句话之后，他马上又这样说：“但像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等部门官员的收入，则普遍高于其他部门公务人员收入的两到三倍。其监管的对象，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电力公司等，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又比这些监管部门的同级人员高出３－１０倍，年收入均达数十万元。另外像那些国家垄断企业，如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职工收入都非常高。仅中国移动，２００４年１１．２万员工就花掉了１３６．７亿元的人工成本，人均１２．３６万元。国网公司处级干部年薪３０万－４０万元，司局级５０万－６０万元。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些部门的官员，除了工资津贴的收入外，还享受着各种额外的补助，如奖金、房贴以及巨额保险等等。在这些部门中收入分配是严格按照等级发放的，比如２００６年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个人年薪达到３４．４９万元，据报载，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年薪１３０万，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年薪５６１．８８万，一般电力公司老总年薪均在百万以上，他们还照样享受公车等各项按级别提供的服务和补贴。相比较而言，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仅２．１万元，电力部门下辖的农村水力电工年薪仅６０００元且没有养老保险，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扩大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垄断部门及垄断企业的官员们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了多少社会财富！影响所及，凡有权力者家人亲友如何能不搞“近水楼台”，大捞其好处，贪腐问题怎么会不愈演愈烈？”——杨奎松的这段话又说明什么呢？如果用他所说的“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年薪５６１．８８万”元人民币，同他所说的“电力部门下辖的农村水力电工年薪仅６０００元且没有养老保险”相比较，相差竟然达到936.467倍！这难道也要“怪罪”于已经逝世31年的毛泽东？

由此可见，杨奎松最近在“媒体”上的“揭谜”，事实上不过是又一个“反毛瘾君子”在精神亢奋状态下所进行的按耐不住的“特色表演”！ （200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