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2017保障性租赁房:中国资本全球化之困

    中国资本走出去是为了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谋求更高的资本回报率，促进国内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熟悉国际市场规则。但是，近年来中国资本输出却频频受挫，遭遇了许多重大的“滑铁卢”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和反思。

    “走出去”的金融困境

　　文/巴晴

　　由于内地金融机构只局限于传统的对冲工具等并购支付手段，难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在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外币特别是美元贬值的趋势下，海外资产、投资回报变相缩水，从而承受了因汇率剧烈波动而带来的巨大损失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其政策基本含义在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出口导向带动就业以及经济发展。经过30余年的实施，这项基本国策为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石，也为中国金融格局带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中国发展成为拥有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全球第二大对外债权大国，中国从需要吸收外资的资本缺乏国家转变为世界上重要的资本输出国。面对多年累积的巨额资本财富，如何提升中国世界资本大国地位，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不确定，并妥善利用国家财富基金，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发展？正确的路径选择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做大做强，进军世界市场，也是巩固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维护财富收益的重要保障。

　　激增外储外贬内胀

　　国家资产长期失衡风险爆发

　　从目前的世界金融总体格局来看，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这决定了世界财富的分配权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近年来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拥有的外汇储备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特别是中国，拥有全球近三成的外汇储备。然而新兴经济体却不具备货币定价权。美元政策以及美国财政政策对新兴经济体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在人民币汇率定价权问题上也不例外。虽然人民币采取了相对弹性的汇率政策，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采取钉住美元汇率的做法。相对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对均衡汇率存在一定偏差，因此在国内外产品、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人民币资产和美元资产之间的资源配置上，长期存在一定的扭曲。贸易价格不能真实反应人民币的内在价值，是持续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急剧上升的重要原因。

　　外汇储备的增加，虽然增强了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但却从另一个方面限制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实际作用，限制了中国货币政策自主权。外汇多了，经兑换后货币供应就会被动增加，尽管央行可以采取对冲操作，收回多余货币，但在一定条件下，如果对冲量不足，就会造成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量骤增。特别是2006年之后，人民币持续预期升值，全球美元资金的大量涌入引发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2009年之后至今的两年间，在央行投放市场的新增货币供应量中，因外汇储备增加而投放的货币量占到75%以上的权重。这也是造成2004年之后内地金融市场过多的货币流动性的重要原因。过多的流动性稀释了货币实际购买力，也导致通胀压力不断上升。而央行不断动用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工具进行对冲回收人民币，不仅增加了对冲成本，也造成了国内货币供应结构性不平衡，抑制了企业发展正常所需的资金来源。

　　与此同时，外部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加大了储备资产的侵蚀风险。金融危机之后，美债、欧债风险不断，零利率美元政策的推行给全球金融市场造成深远影响。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财政负担不断上升，社会福利费用大幅增加，导致美国国债等级调低。由于美国债务风险长期化，世界资本市场将会失去风险评估基准，整个资产定价体系都需要重新调整，中国可能要面临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冲击。美国赤字大量增加，债务增长失去控制，作为全球货币锚的美元超发直接导致外储资产大幅缩水，使中国债权人权益被严重“稀释”而陷入资产缩水的风险之中。

　　因此，中国一方面用贸易盈余转换成的官方外汇储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支持美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承受美元贬值、通货膨胀带来的内部经济困局。如何扭转这种失衡，转变中国国家资产结构，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之一。

　　比较优势面临升级考验

　　走出去成后工业化时期必然选择

　　经过30年的经济积累，国家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和总量上有了飞速变化，也对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渐进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始终不停地改变着中国的发展脉络和轨迹。随着中国经济基础的累积，要素价格体系的重估，以往“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面临深刻的变革。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工业化阶段，需要中国在全球化产业分工中上升到新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达经济体面临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的经济转型，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制造业的生产环节、低端行业大规模向外转移，转移到有资源、土地、人工成本低廉的新兴市场，中国也因为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成为了全球生产基地。中国依靠投资、劳动力投入和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偏重技术和生产率的投入，因此中国制造业总是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这也是中国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瓶颈，原有的经济生产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不得不通过增加技术和管理的投入，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链高端转移，通过技术含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中国企业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

　　通过“走出去”的海外并购，积极开拓重点领域的海外市场加大技术升级、资源能源收购、知识产权等项目的重点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衡将逐渐得到改善，贸易失衡也将逐渐得到纠正。

　　直接投资有利货币输出

　　人民币国际化创造重要契机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是巩固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实现经济强国目标的必要途径。经过3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逐步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赢得话语权。而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中国开始思考如何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能够长期保持币值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而努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加快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2009年7月中国正式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与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这两项政策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迈开了实质性步伐。

　　当然，货币的输出主要是通过贸易逆差和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由于出口还将是中国经济的主导模式，国际收支顺差还将是常态，因此贸易项下输出人民币并不是直接有效的渠道和方式。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人民币从贸易结算工具向投资、储备工具转变，中国政府开始允许通过资本项目（对外直接投资）输出人民币。2010年10月，新疆率先开展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2011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新年1号文件《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凡获准开展境外直接投资的境内企业均可以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这意味着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取得了重要进展。

　　迄今为止，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在跨境贸易结算、离岸债券市场融资、离岸资金回流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香港离岸市场规模已经初显，主要流出、流入渠道正在发挥效用。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增速令人瞩目，2010年达5063亿元，今年上半年则增长到9575.7亿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7％。香港银行的人民币存款规模已经攀升至5100亿，占香港外币存款的17％，非美元外币存款的44％，成为了香港货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经有超过70笔人民币债券在港发行，发行量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回流机制也基本成熟，包括了在岸银行间债券市场、RQFII、人民币FDI等多种方式，对人民币成为资本投资工具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目前离岸市场已经发展出了与对外投资相关的融资、清算、财富管理等一系列相关产品业务，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不断丰富完善，从根本上促进香港形成一个自我循环、不依托母国市场的离岸市场，为国际资本接受人民币搭建了平台，从而为以人民币为投资载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重要保障。

　　金融服务缺位落后

　　中国企业走出去任重道远

　　自2000年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第十一个年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52%。“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增长35%，增速是“十五”时期的4倍。据预计，中国在未来几年将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

　　然而，随着海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资产份额的快速提升，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风险也在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排名， 2003-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指数(OND)为1.139，全球排名第67位，总体绩效排名居后。

　　缺乏合适的企业合并模式和国际收购经验是主要症结所在。从国际经验来看，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通常在30%－40％，通常是在发达经济体之间进行。中国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海外并购力量，内地企业还缺乏应对大规模和非常紧凑的收购操作的经验，不仅是人力资源、机制，内部审查和内控体系都存在较大缺陷。因此，从企业内部角度来说，建立一支懂专业、熟悉海外人文环境并能与海外企业沟通的国际化人才队伍，是企业海外并购的重要保证。

　　另一方面，与“走出去”战略相配套的资本运作和金融机构相对缺位，也是阻碍“走出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美元近年不断贬值，大大增加了中国海外投资的金融风险。传统上中国投资海外企业，从国家政策银行取得人民币贷款，购买国外资产，获得美元受益。由于内地金融机构只局限于传统的对冲工具等并购支付手段，难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在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外币特别是美元贬值的趋势下，海外资产、投资回报变相缩水，从而承受了因汇率剧烈波动而带来的巨大损失。

　　近年来，中资金融机构意识到“走出去”带来的巨大商机，纷纷试水，为下一步企业“走出去”做好先期的金融支持。由于到海外设立分行的模式麻烦、费用高而影响不大，因此内地金融企业的海外并购主要采用在海外资本市场收购透明度较强的上市公司和当地金融市场，作为进军海外的跳板。比较著名的案例是招商银行(600036,股吧)收购香港永隆银行。虽然大多数分析师从整体上肯定招行收购永隆的正面意义，认为招行可借收购完善其在香港的银行网络，但也几乎一致认为最终收购价格偏高，招行的收购价是永隆账面价值的3.1倍，远高于2006年建行收购美国银行在港业务1.32倍的市净率，这样的交易价格几乎是香港银行收购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虽然招行根据尽职调查的原则，使用股息折算法、可比交易先例分析法和控股权溢价法等多种方法进行估值，并考虑了历史股价表现、潜在的协同效应等诸多相关因素，进行估价，但国内金融机构对海外金融业的很多业务和流程还是一知半解，即使雇用了海外最好的金融顾问，帮助其进行尽职调查，依然难以发现漏洞。因此缺乏并购经验，过高估计收购企业估值，造成了预期利润率的降低。因此，中国海外投资不仅仅要考虑规模和速度，还要综合考虑对外投资战略以及配套行业发展，并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投资环境、产业发展加强风险评估。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水到渠成、果熟蒂落的过程，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去培养人才，积累经验，去了解、熟悉、懂得和对接国际的市场经济的规则，然后才能一步一步地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真正承担责任、体现实力和发挥作用。

　　（作者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博士）

　　境外国资风控：政府须更有作为

　　文/文宗瑜

　　境外投资风险的多类别、更大更复杂及可控性差，决定了有效防控投资风险不能由单个企业或单个行政部门来完成。建立国内国外及多主体协调联动的风险防控机制，在投资前进行风险评价，在投资过程中进行风险全程监控，并在风险发生时及时应对，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及控制境外投资风险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驱动，而国有企业的巨大投资规模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国企尤其央企在保持国内投资高增长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大境外投资的力度及规模。部分国企尤其央企成为跨国公司，中国境外投资规模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已经成为趋势。与国内投资依赖政府支持及自身垄断支撑相比，国企尤其央企在境外投资虽然实现了比较快的增长，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这些风险有的正在爆发，有的仍在继续积聚。如何防范及控制风险，已成为国企境外投资及境外国资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作为境外投资主体的国有企业，还是作为境外投资行政管理的各政府职能部门，都要高度重视并强化境外投资与境外国资管理的风险评价，建立国内国外及多主体协调联动的风险防控机制。

　　货币汹涌：境外投资冲动难遏

　　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同步推进，尤其是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过大形成的对内贬值幅度大于对外升值，不仅刺激了中国人境外购物的欲望，也刺激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冲动。

　　中国已成全球M2（广义货币供应量）连续多年增长最快且目前最大的国家。到2010年底，中国5.88万亿美元GDP对应了72.58万亿人民币M2，而美国14.51万亿美元GDP对应的M2相当于55.46万亿人民币。如此汹涌的货币供应量降低了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和国内的投资回报率，境内资本已然过剩。例如农业方面，天然过低的投资回报率使得资本不愿意涉足其中；工业方面，产能过剩的现实使得资本不能继续进行超负荷的投入；服务业方面，过低的财务水平及质量使得投资回报无法得到有力保障。这迫使资本不得不向境外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刺激并放大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冲动。

　　与民营企业境外投资追求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相比，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更看重规模扩张。过去的5－10年，国有企业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逐年增长，投资规模越来越大。由于国资管理部门对企业的考核名义上强调“大而强”，实际上更注重“高增长”，因此在多种因素的助推下，国有企业尤其央企正在全力并全面推进境外投资。据国资委统计，截至2010年底，央企境外资产总额超过了4万亿美元，投资项目主要涉及能源资源、工程建设，分布地区也从最初少数国家扩大到了全球大多数国家。随着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数量的增多及投资规模的增大，企业境外投资风险也在不断放大并时常爆发，这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重重危机步步紧逼

　　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基于规模扩张冲动而驱使的境外投资，使各种投资一开始就种下了风险的基因。由于缺乏风险意识及境外投资前的风险评价程序，使国企尤其央企境外投资面临着多种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投资东道国的政局动荡与社会动荡风险、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国有企业市场化竞争能力不强而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运营风险及国有企业之间相互打压及融资渠道单一而加剧的财务风险等。这些风险的积聚及爆发不仅导致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巨大亏损，而且也使得境外国有资产管理陷入困境。

　　国企境外投资集中于亚非等某些国家或地区所承受的政治社会动荡风险。国有企业尤其央企不断增长的境外投资正使其扮演着跨国公司的角色。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从事境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尤其央企，跨国投资起步晚且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较弱，从而决定了其进入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难度很大。因此，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经常选择与中国地缘较近且外交关系较好的地区，投资主要集中在亚非等地区尤其是中东、西亚、非洲等地区。然而，这些地区相比于北美、欧洲等地区，大多国家存在国内经济发展落后、政府官员贪腐严重、国内居民收入悬殊、难民数量较大等问题，从而使其潜伏着政治社会动荡的风险。国有企业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集中在这些国家，一旦投资所在国家发生政治社会动荡，往往会导致国企境外投资损失巨大。2011年上半年利比亚的国内动荡，不仅导致中国政府要动用巨大财力物力并支付巨额成本进行撤侨，而且导致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损失惨重。

　　国企境外投资的境外企业管理不适而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长期依赖行政力量及适应国内环境的国有企业，已经形成了既定的管理思维及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思维及管理模式在国企境外投资的东道国，往往面临一个“不适应”与一个“跟不上”。一个“不适应”是指不适应东道国雇员不断要求加薪及改善待遇的要求，从而导致与工会的冲突，使国企境外投资不断遭受雇员罢工而带来的损失；一个“跟不上”是指对东道国宗教习俗了解及尊重的跟不上，从而导致与境外投资所在地的居民形成冲突，使国企境外投资要额外支付巨大成本。在国企境外投资没有学会“管理国际化”及因地而异的“管理本土化”之前，因管理不适而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就不会化解。

　　国企境外投资过度依赖行政力量而面临的市场风险。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属于跨国竞争，更强调企业自主参与国际竞争。但是，在国内习惯了政府支持的国企，在境外投资上往往也搭政府“便车”。从国家商务部统计结果来看，国有企业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项目除政府牵线搭桥以外，就是中国政府在非洲等地出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进行的经济援助，完全由国有企业自主寻找及选择的投资项目很少。国有企业尤其央企依赖行政力量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容易通过审批且前期投入较少，但加大了投资风险。这种国企境外投资的模式，反映的是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风险意识弱的现状。当然，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在境外投资上搭政府“便车”，往往是为了把风险转嫁给政府或让政府承担风险。

　　国企境外投资集中于某些领域及种类单一所潜伏的运营风险。相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过快增长，可供国有企业选择的境外投资项目相对较少。在某种意义上，投资领域或项目的单一往往会导致投资风险级次的递增。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考虑这种风险。一些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往往将巨额资金投入单个项目中如资源类项目、工程类项目和劳务输出类项目，从而使运营风险更加集中。此外，在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的前期调研过少，许多企业过度依赖对国内市场的判断和以往国内投资经验进行境外投资，从而无法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国有企业这种孤注一掷的境外投资行为，加上没有充分准备的投资决策，决定了其境外投资项目一旦出现风险，往往损失严重。

　　国企境外投资相互压价及融资渠道单一而加剧的财务风险。国企境外投资往往还不习惯中国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支持，仍沿袭国内国企之间恶性竞争的做法。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相互压价，不但会影响交易标的的价格，加大投资成本，还会增加国企境外兼并收购的难度，从而加剧企业的财务风险。此外，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都与政府密不可分，向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是境外投资最常见也是最便利的融资方式。但是，单一的融资渠道加剧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对国有银行的依赖性，使得国有企业缺乏拓宽融资渠道的动力，在国家政策进行调整或是国有银行本身出现问题而无法进一步贷款时，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就可能面临资金匮乏而导致的资金链断裂风险。

　　风险评价：急需补上的一课

　　境外投资与境内投资的最大区别，就是风险更大，一旦发生风险往往损失惨重。因此，应强化境外投资的风险意识，完善风险评价的程序及机制。就风险评价而言，应从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同步推进。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门除了督促国企完善风险评价程序及机制外，还应尽快建立宏观层面的风险评价制度。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国资管理部门应考虑如何实现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评价与绩效评价的对接。

　　国企应在充分分析与判断风险的前提下选择境外投资项目。投资项目是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的载体。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防范及控制应从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价开始。为了降低项目投资风险，项目负责方应对项目本身进行全面系统的调研与分析，包括对投资地政治、经济、自然等环境进行调查，对投资周期进行预测，对投资周期内各种不确定性的概率进行估计，以此判断投资项目的风险大小。投资项目的好坏，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风险是否可控。从事境外投资的国企，应承担起投资项目风险判断主体的职责，即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国企自身应通过多种方式对投资项目的风险作充分的分析和判断，做到心中有数。具体途径既可以由企业成立专门的项目风险调研组进行调研，也可以聘请大型国际投资咨询公司为其提供专业支持。

　　国企应不断强化境外投资的风险管控机制并责任到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中，投资风险都是可控的，从国内外众多风险控制成功经验来看，只要加强管理，就能将风险降低到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而减少或消除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投资损失。因此，国企要想实现境外投资损失最小化，就必须建立起风险管控机制以有效降低风险。在风险管控机制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国企作为项目风险评价的微观主体，首先应完善境外投资风险管控制度，这既包括风险管控部门及人员的设置，也包括反映安全性、盈利性等指标体系的构建；其次应强化境外投资风险管控流程，这包括投资调研数据的收集、分析及判断，投资执行过程中的信息反馈，投资风险的预警，投资活动的评价等。此外，风险管控机制要想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实行投资负责人问责制。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国企细化境外投资的各个环节，将各个环节的权责落实到个人，出现问题时由个人承担责任，从而促使投资的各个负责人各司其职、恪尽职守。除此以外，还要落实国企经营班子层面的境外投资风险责任机制及责任人。

　　各行政主管部门应把风险评价作为境外投资与境外国资管理的重点。政府层面尤其中央政府层面的各行政主管部门，不仅是国企境外投资的推动者，还是国企境外投资的审批者，但各行政主管部门并没有将风险评价作为境外投资与境外国资管理的工作重点。这种政府层面风险评价的缺位，使得国企无法从其投资审批部门那里得到相关的风险估测及风险评价要求，加之国企自身风险评价能力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国企境外投资的风险意识。因此，为有效控制并降低国企境外投资风险，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国企申报境外投资项目时严格把关，在项目审批过程中，逐步建立并完善风险评价，从而为降低风险及减少投资损失奠定基础。具体来说，可由各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主管业务司局按照项目审批环节，对投资风险逐次评价，甚者可以设置专门的司局并配备专业人员进行评价。

　　国资管理部门应实行国企境外投资风险评价与绩效评价的对接。与境内投资考评一样，国资管理部门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考评主要是从绩效方面进行考评，比如，国资委对央企的考评主要是从资产收益率、经济增加值等经济效益进行考核。然而绩效评价更多体现为事后的评论，是在项目结束或告一段落的情况下给予的评价，这与以事前估计为内容的风险评价相比，在时效性方面具有较明显的滞后性，从而不利于企业控制风险。从国资管理的现实情况看，无论是国企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内在动力，还是激烈国际竞争所产生的外在压力，都要求国资管理部门对国企境外投资实行风险管理与绩效管理相对接，不仅要做好境外投资的绩效评价，总结境外投资的经验及教训，更要做好境外投资的风险评价，引导国企重视境外投资的风险防范及控制，以减少国企境外投资损失。

　　群防联动：政府部门须更有作为

　　境外投资风险的多类别、更大更复杂及可控性差，决定了有效防控投资风险不能由单个企业或单个行政部门来完成。无论是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的国资管理部门，还是行使境外投资相关审批权的各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是负责国家形象维护及国家安全的外交安全部门，其加强风险防控的方式及力度都直接影响到了风险防控效果。因此，建立国内国外及多主体协调联动的风险防控机制，在投资前进行风险评价，在投资过程中进行风险全程监控，并在风险发生时及时应对，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及控制境外投资风险。

　　以国资管理部门为主体建立国内国外联动的风险防范控制机制。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建立应由国资管理部门、国内投资母体、境外投资企业三者共同完成，其中，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的国资管理部门，应在风险防控机制的建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国内，应该淡化所有制界限，建立以国资管理部门为核心，国企民企等投资母体共同参与的风险防范控制体系，使企业对投资风险的评价及时汇总至国资管理部门，再由国资管理部门将风险评价信息传递至各投资母体，从而实现信息充分共享、风险共同防范。在国外，更应打破所有制界限，由国资管理部门牵头，在境外投资所在地的所有中国企业之间都建立起国内外联动的风险防范控制机制，相互依存、互通有无，从而有效降低投资风险。

　　涉及国企境外投资的多个行政部门应建立定期沟通及会商机制。就境外投资的审批及管理而言，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由于工作性质或内容的差别而负责不同的审批环节或重点。对同一个境外投资项目，各个部门给出的风险诊断也不尽相同，而单方面的风险判断无法对整个投资项目给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结论或评价。因此，除国资管理部门外，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等其他涉及境外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建立起定期沟通及会商的机制。各部门要从自身业务出发，定期对某些境外投资项目或一个时间段的所有境外投资活动进行风险评价，具体来说，可以一个月或一个季度为期限，定期进行交流、沟通及探讨，对风险给予较全面的评价，并对境外投资的投资区域、投资形式和投资方式等提供全面科学的政策性指导。

　　外交与安全部门应搜集并反馈国企境外投资较多的东道国相关信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外交能力在不断提升，国家外交部门对研究分析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门在搜集分析各国金融、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国家外交与国家安全部门在国企境外投资的风险防控方面的作用还没充分发挥。无论是境外投资企业还是国资管理部门，都无法在最短时间内从外交安全部门那里获得投资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政局变化信息；对投资东道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政局变化信息获知的滞后，往往会导致错失境外投资风险应对处置的最佳时机。因此，外交与安全部门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要尽力及时获取投资东道国的相关信息，对该国的政局变化及社会是否稳定等情况给予定期评价，并向境外投资的各行政主管部门及国资管理部门定期传递信息、提出导向性建议，以保证境外投资政策及时调整及风险应对措施的及时采取，从而最大限度降低境外投资风险。

　　（作者系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供职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从“被国际化”到主动国际化

　　“走出去”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以至于身在其间的中国企业有时候来不及细想，就被匆匆国际化了。经历了太多砥砺、付出了太多学费的中国优秀企业已逐渐明白，应该怎样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中国的制造业如何详虑力行谋定而动，多途径、多策略地将工序和环节延伸扩展到境外，促进中高端服务代工配套、自主发展能力均衡发展，形成跨境经营的综合竞争实力？中国的金融业如何有效、稳妥地实现资本输出，为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工商银行(601398,股吧)、红豆股份(600400,股吧)等企业提供了殊途同归的经典案例。

　　周海江：给海外投资系上“保险带”

　　文/本刊记者 严学锋

　　作为年营收281亿元的民企，红豆集团涉足服装、橡胶轮胎、生物制药、地产四大领域。2008年，红豆集团开始“走出去”，作为控股股东联手柬埔寨公司打造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红豆在国际化中如何管控风险、赢得主动？2011年9月，本刊记者对话了红豆集团总裁、西港经济特区董事长周海江。

　　《董事会》：红豆集团作为大型民企“走出去”的基本战略思路是什么？

　　周海江：我们为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响应国家“走出去”发展战略，联合柬埔寨国际投资开发集团共同打造西港特区，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内有意“走出去”的企业搭建投资平台，集聚发展优势。西港特区总体规划面积11.13平方公里，首期开发面积5.28平方公里，投资3.2亿美元，以纺织服装、五金机械、轻工家电等为主要发展产业，同时集出口加工区、商贸区、生活区于一体。计划用十年时间，把西港特区建设成为一个投资环境优越的样板园区，一个充满活力的上市公司，一个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化工业新城镇，入驻企业达300家，解决就业人数达8万－10万人。

　　《董事会》：面对外部环境的动荡和竞争的加剧，公司是如何在战略上提高权变的能力，施行真正的战略创新的？

　　周海江：近年来，国内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受到了国际、国内环境的双重压力。国际上，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日趋强烈，中国企业受到了来自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的压制；而国内，则受环境容量、资源限制、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企业面临严峻考验。由商务部指导国内企业创办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良好平台。我们深刻认识到“走出去”对企业的重要性，调整战略思想，毅然参加商务部首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招标，投资开发建设西港特区，为中国企业搭建了投资东盟、辐射世界的投资贸易平台，同时，带动国内产业的有序转移。

　　战略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没有战略的企业，犹如无帆之船，无法乘风破浪。“走出去”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国家的一项创新举措，对我们开发主体来说，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只能不断摸索，不断前进。而开展战略学习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要达成的目标、完成的进度以及各种偏差，并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调整战略思想。

　　《董事会》：对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来说，对外投资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可以将涉及产品的诸多工序和环节延伸扩展到目标市场区。面对这样一个巨额投资体量和宏大目标，西港特区公司如何发挥民营企业的体制机制优势，如何克服人才短板？

　　周海江：西港特区公司由4家无锡企业联合1家柬埔寨企业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共同组建。为提高经营决策效率，西港特区公司由中方绝对控股股东——红豆集团全权负责组建经营管理班子、拟定特区开发建设计划和招商方案及园区日常经营管理。班子人员由我们从下面的各个公司抽调及向社会招聘，由国内公司统一管理。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由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遇重大问题提交董事会，由董事会商量决定。

　　在培养人才方面，针对国内柬语稀缺现状，我们从2007年开始就专门委托红豆学院开办柬语大专班，培养具备柬语特长、具有国际经贸知识和相应工作能力、综合素质较高的专业人才。学成后，输送到西港特区服务。同时，公司也注重西港特区本土化人才的培养与建设。一方面，西港特区为满足属地乡政府“为当地在校学生教学汉语”的要求，安排职工每天晚上义务教当地学生学习中文,传播中国文化，这一举措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另一方面，捐助西港市政府选送的柬籍优秀青年赴红豆学院进行商务华语研修。

　　《董事会》：防控重大风险、对境外资产施行有效管理，对企业“走出去”意义重大。公司为此采取了哪些举措？

　　周海江：对于境外资产管理，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制定资产分类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机制，定期开展资产清查，组织人员对各类固定资产、材料、低值易耗品进行清盘。二是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执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年度预算方案，加强成本费用管理，严格控制预算外支出。三是建立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严格执行重大决策、合同的审核与管理程序。四是明确资金使用管理权限，严格执行总经理与财务负责人联签制度。

　　就内部的财务管理来说，我们建立了授权批准制度。明确被授权人的资（现）金审批范围、权限、程序和责任等内容。对大额的现金支付或资金运作，实行集体决策和审批，控制风险的发生。设置专职内部审计人员，由各股东单位各派一名审计人员组成审计小组。每年年末终了后90天内审计一次。强化预算管理，编制月度年度预算报告。对采购物资金额超过10万的采取招标制。结合两国的差异，制定会计规范；在财务人员的配备上，由国内派出一些熟悉当地税务、审计、银行、法律等方面规定，并且业务精通、沟通良好的财务人员，在当地主持财务控制管理。

　　为规避政治风险，我们还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了“海外投资险”，为中方权益系上了“保险带”，成为江苏首家投保“海外投资险”的企业。

　　《董事会》：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您认为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民企该如何在“走出去”中赢得主动？

　　周海江：结合我们创建西港特区的实际情况，要在走出去中赢得主动，首先要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及优势资源，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国家。其次，遵从东道国法律规章，规范操作，这样才能安全运营并得到有力保护。西港特区投资柬埔寨也是聘请了当地有名的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常年提供法律支持。此外，要积极争取中国及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尤其是驻外大使馆的帮助。

　　境外利润翻番：工商银行的五年之约

　　文/本刊记者 郭洪业 谷学禹

　　2011年8月5日，中国工商银行宣布，已就阿根廷标准银行及其两家关联公司80%股权买卖交易与南非标准银行集团有限公司等达成协议，并于2011年8月4日（阿根廷时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了交易协议备忘录。双方将随后履行监管报批手续。交易完成后，工商银行将负责阿根廷标准银行及其关联公司的营运和管理。该项出资6亿美元的交易，成为工商银行布局南美洲的最新战略举措，此次收购获得了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的明确支持，这只是工行宏大愿景中刚刚发生的一个并不起眼的最新进展。

　　五年之约的关键之年

　　早在2009年12月，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做出了“未来五年，境外利润的占比要达到10%”的预期。为达成此目标，截至2011年6月末，工行境外经营网络延伸到2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分支机构总数达到220家。加上遍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家代理行，工商银行已经初步形成跨越亚、非、欧、美、澳五大洲的全球经营网络。

　　尽管如此，今日的工商银行无论就营业收入来源还是盈利结构来看，境外贡献率都不足5%，甚至由于国内业务发展过于迅猛而导致境外收入与利润占比相对比例下降，这显然与2010年中国工商银行以利润总量250.69亿美元雄踞全球最赚钱银行的位置极不匹配，也让做出五年之约的工商银行备感紧迫。

　　已具雏形的国际化战略

　　对于工行的国际化前景，姜建清认为，其机遇主要来自新业务增长、国际市场空间、分散风险和战略转型等。早在2007年，工商银行对国际化成败的要素界定为如下六个方面：“清晰的国际化战略”；合理的国际化组织管理架构；完善的国际化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跨国并购后的有效整合；有效的国际化人才队伍和企业文化；先进的信息技术支持。

　　工商银行正是循此路线，实施国际化战略。“顺应国家战略、追随客户需求、全球获取收益、合理分散风险、应对同业竞争是工商银行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主要动因。”工商银行董秘胡浩介绍，在国际化银行建设中，工商银行按照国家总体对外战略，统筹考虑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业务的商业可持续性以及目标市场条件，努力构建适应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全球化需要的国际化格局。在目标市场选择上，率先进入那些与中国经贸和投资存量大或增长潜力大，政治稳定，经济金融体系健康，盈利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重点拓展亚太高成长性市场，持续强化在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实力，积极关注欧美等成熟市场的拓展机遇。在发展模式上，坚持速度、规模、质量、效益统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把对境外机构的管理和指导细化到每家机构的具体业务方向、定位和风险控制工作，“一行一策”支持境外机构背靠母行、立足当地，逐步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主流银行，或在当地一些主要业务中取得主流或重要地位。

　　清晰的国际化战略已经初见成效，截至2011年6月末，工商银行境外机构（含境外分行、子公司及对南标投资）总资产达到1038.69亿美元，较年初增长37.16%；实现税前利润7.35亿美元，同比增长42.8%，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包括各新设机构在内的境外机构全部盈利。这为工行顺利实现国际化的五年之约奠定了良好的路径基础。

　　看得见的风险管控

　　在胡浩看来，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金融市场震荡加剧，金融体系脆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社会冲突和恐怖袭击逐步成为更加突出的风险因素。各种风险之间相关性的增强也使系统性风险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战略区域，新兴经济体虽然发展迅速、潜力较大，但政局不稳、法律不健全、社会治安不佳等风险隐患也很明显。这些都给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和跨境风险防控带来了更大挑战。如何通过系统的分析和科学的流程来监测、预见和规避海外经营风险，是中资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工行的风险管控一直处于提高与探索的路上，2006年10月股改上市以后，工行即提出建设全球最盈利、最优秀、最受尊重的国际一流现代金融企业的发展愿景，打造一流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确保全行安全、稳健、高效发展成为重要的发展目标。借鉴国际先进做法，结合工行经营管理实际，启动了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架构下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经过几年努力，一个符合国家金融监管要求、适应工行经营管理实际、融合国际先进经验、具有工行特色的‘行为有规、授权有度、监测有窗、检查有力、控制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已基本建成。”胡浩说。

　　内部控制是一个永恒的课题，风险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将是一个长期性、持续性的工作。工行的内控没有止步于既有，而是随着业务的全球扩张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进一步完善集团化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当前，工行全面推动经营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推进国际化、综合化发展的步伐。建立适应国际化发展的风险管理与控制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升风险控制决策层次，加强集团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能力，加快构建全球统一的全面风险管理平台，进一步形成覆盖全机构、全业务，包含表外业务风险、代客理财业务风险和国别风险在内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二是继续加快推进风险量化工具开发及应用。继续完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计量方法，力争尽快通过银监会的评估和审批，成为国内首批认定的“新资本协议达标银行”。进一步完善资本管理制度，充分利用内部评级结果，改进资本管理计量方法，加强经济资本限额管理，探索多维度的经济资本配置方式，更加充分地发挥经济资本对风险总量的控制和经营发展的导向作用，保持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

　　三是进一步深化各项业务的流程和系统，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同时提高内控效率。进一步深化管理体制、运营机制、业务流程、服务方式、渠道整合、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从控制成本和控制效率的角度对全行各项业务线的流程、系统进行整合、优化和升级，在保证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基础上提高内部控制效率，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四是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新技术和新方法，全面提升内部控制监督检查效能。进一步调整部门职能，完善监督模型，逐步建立运营风险监控的新模式。

　　文化整合与整合文化

　　一个成熟的企业系统不仅应有完善的组织结构，而且应有较为深厚的组织文化。无论是并购境外金融机构还是自建分支机构，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和组织整合问题，文化整合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决定久居闺中的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国际化成败的重要因素。“中国的企业文化更多地强调论资排辈和个人关系，责任和义务显得相对次要，这一点与西方社会重视个人义务、展示个人价值与能力的文化有所不同。” 胡浩认为。

　　工商银行的做法是，把符合东道国法律、尊重东道国文化、促进东道国繁荣作为全球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前提，按照集团化、同一化、市场化、人本化的原则，从战略、制度、产品、服务、品牌、员工、企业形象等文化载体入手，使境外机构的管理层和员工自觉履行使命，坚定遵行愿景，有效践行价值观，实现了集团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有机融合，有效增强全球雇员队伍的凝聚力，提高当地市场和客户对ICBC的认同度。

　　首先，在全球企业文化建设中充分尊重区域文化和民族习惯，以多种形式增进不同肤色、不同族裔、不同文化员工的和谐共处。积极开展文化建设活动,用真情打动外籍员工的心，增强他们对工行文化的认同，也相应换来了他们的尊重和支持。

　　其次，在全球企业文化建设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外方员工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沟通、做事，有效营造了共识、凝聚了人心。

　　此外，在境外并购中，工商银行既主动吸收被收购企业及当地文化的先进成分，又快速导入母行经营理念、管理模式、科技平台和产品业务体系，使并购对象的管理、盈利水平及市场影响力在短期内大幅提升，赢得了外籍员工对母行企业文化和管理能力的认同。

　　在工商银行的国际化探索中，我们看到了一条与众多冲动型国企国际化迥然不同的道路与模式，做足功课、稳扎稳打、追求实效、和谐共赢，显示出一个国际一流大行应有的谨慎与风范。我们有理由相信，工商银行的五年之约，会比期待的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