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雄县教育局:梁启超新民学说与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

2011年03月14日 03:50
来源：船山学刊 作者：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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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船山学刊》2001年第1期  作者：米华 原题为：梁启超新民学说与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依次经历了器物，制度，人的现代化的艰辛探索。而梁启超正是这种人的现代化探索的始作俑者，他的新民思想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致力振救国家危亡的青年。有人甚至说：“过去半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川早年毛泽东也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就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同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关系作些粗浅的说明和探讨。

中华民族在经历鸦片战争惨败的巨大疼痛之后，开始逐步结束自我陶醉的盲目状态，开始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落后和黑暗面。而认真地反省并形成认识自己的自觉历史运动。这种历史运动，最先从最能被感官所感知的器物开始，然后深人到制度层面，最后进人更深层次的自我反省—文化层面的反省，自觉认识到国民素质的低下，于是便有了人的现代化运动，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由来，在这一思潮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梁启超。梁启超的新民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部论著里，即1901年夏间问世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和从1902年开始连载于《新民丛报》的《新民说》。

顾名思义，《中国积弱溯源论》是为了探索中国积弱的病源。梁氏认为，要想拯救，改造中国必先对中国的病源有正确的认识。“不审夫所以致弱之原因，则不得其所以救亡之道。”'幻正确诊断中国的病因，乃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这篇长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致弱之源。他的总结性结论是：中国“所以积弱之故，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而其最近因在那拉柄政三十年间”(3)。

这就表明，梁氏已认识到中国积弱“总因之重大者”在于全体国民的弱点，劣点，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性。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正是从这里开始，对中国人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彻底批判。他痛斥中国以束身寡过主义为德育的中心，不讲公德，只顾一身一家的荣华富贵，不顾国家的兴亡盛衰；只知道有天下，不知道有国家，只知忠于君，不知忠于国，甘为一姓之家奴走狗；主柔好静，不尚竞争；依赖成性，缺乏毅力；自暴自弃，自贬自损，搪塞责任，缺乏独立人格，等等。在这部论著中，他还借鉴西方思想，系统地向人们灌输一套新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如权力义务思想，国家思想，生利思想，合群思想，尚武精神，进取冒险精神，以及自尊自重，自治自立，平等自由观念等等。力图造就与封建朝廷的臣民完全不同的一代新国民。

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实质是为了实现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进行的人的现代化的探索，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其影响和意义超越任何党派的界限，而且还超越了时空，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道德，新观念，新理想，不但被当时政治立场对立的革命派所接受，而且在五四时期，又借着新文化运动者的嘴和笔再次被提出来，而成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到了当代，塑造新国民，改造国民性仍是未完待续的话题。由此可见，其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青年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毛泽东也正是从国民性改造人手，继续探索中华民族人的现代化道路的。

本文粗略地把梁启超新民学说对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影响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10年到1915年底为第一阶段，毛泽东对梁启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认同。1910年秋，毛泽东终于说服父亲，走出乡关，进人湘乡东山小学堂。这时的毛泽东，除了读过《盛世危言》及《烈强瓜分之危险》两本小册子外，几乎没有接触过其它近代政治思想方面的论著，在此之前他所接触的大多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典籍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通俗小说，其灵魂深处仍受着传统国民性的支配，他临行前的赠父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一方面体现了少年毛泽东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当时想功成名就，荣归故里，光宗耀祖的传统心态。

进人东山小学堂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10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表哥文泳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前几年的《新民丛报》合订本，他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的思想，尤其是梁氏的新民学说。毛泽东首先接受了梁启超对君主专制政体批判的思想。他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s)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应建成君主立宪制国家。在否定了封建专制，解决国家政体问题以后，这时的毛泽东，无选择地接受了梁启超“国弱与民愚”关系的思想，即认为中国所以衰败是因为有最“散弱之国民”，以及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大肆鞭答。毛泽东对在《商教徙木立信论》中说：“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6)他在对普通民众的“黑暗民智”进行揭露以后，又于1913年在((讲堂录》里增加对中国士人阶层的抨击：“吾国士人既甚弱矣，则兵出于招募，而无赖鲜识之徒充其选，驱之临战，不待交而先溃，历年国受巨创者以此。”{7，民愚而导致国弱。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尽管他接受了梁启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但没有采用梁启超中外国民性对应比较的批判方法。这种对应比较是以褒扬西方国民性和批判中国国民性为特征的，从而反衬出中国国民性的不足。诸如他贬损中国人无公德，就大力称赞欧美诸国有公德，有严刑峻法；批驳中国人的奴性，就歌颂西方既不奴役别人，也不被别人奴役；说中国人无冒险进取精神，就说西方人如何好进取，好冒险等等。而早年毛泽东只批判中国国民之愚弱，而不刻意地去褒西贬中，因为这种贬损只能导致民族精神的虚无。

从1916年至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为第二阶段，毛泽东逐步探化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毛泽东是极富思考，善于思考的人，正如他自己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弟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加之辛亥革命失败和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大环境，使得毛泽东顺着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思路独步前行。

首先，深究国民愚弱之根源。梁启超对国民性批判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民愚“而造成”国弱“至于民为什么会”愚“ 无论在《中国积弱溯源论》，《新民说》还是其它相关论著中，都没有系统地回答，零星的阐述只散于这一时期论著中。如《中国积弱溯源论》第三节提到专制政体造成民愚，《新民说 第十八节 论私德》提到专制制度和经济落后造成国民愚弱等等。

毛泽东沿着梁启超的思想轨迹，把思维的触角伸向国人灵魂深处，他认为造成国民愚弱的根源是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因为“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而思想和道德又无处不在地影响着国人的言行，因梁启超新民学说与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此“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可我们的思想与道德，由“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可谓“伪而不真，虚而不实”(lo)。加之中国地域辽阔，“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使得那种伪而不真，虚而不实的思想与道德逐渐沉积为传统，最终使我们的国民“民智污塞，开通为难”《“)，导致国家衰亡。其次，通过改造哲学，伦理学来改造国民性。既然造成国民愚弱的根源是旧思想和坏道德，那么，改造国民性只能是转换国人的思想和道德。基于这种分析，早年毛泽东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lz)“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之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使国民变换全国之思想。”(l3，先通过普及哲学，使国民“人人有哲学见解”，“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再通过改造后的伦理学，使原来“为强有力者所利用”，“全失却其主观性灵”的国人，“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14，从而实现国人思想道德的彻底改造，使民质得以变化，国民性得到改造。这种标本兼治的国民性改造方案是对梁启超治标不治本的国民性改造方案的深化。

再次，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已确立自己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理论支点。既然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才能实现国民性的改造，欲达此目的，必须得把握世界的“本原”，即“宇宙之真理”。毛泽东把“本原”落实到国民性改造上，就是确立精神利己主义的新道德观。首先他是主张利己主义的，他认为国人“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多是也”，不如存行利己主义之“真”，而去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之“伪”。并“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5》但他主张的利己主义不是物欲横流的利己主义，而是精神利己主义。他说：“自利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如看到自己所爱的人有难，关键的时候，“宁可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侠，吾意始畅”。否则，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满。依此类推，“古今之孝子列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11 (l6)这种精神利己主义已超出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原则，成为一种新的道德观，并大力提倡国人应具备其这种新道德观，以实现人的思想和道德的彻底改造。只有用这种道德观来改造国民性，才能克服国人的”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劣根性。于是，精神利己主义，成为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理论支点，即使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精神利己主义在他国民性改造思想中的影响仍依稀可见。这也是对梁启超新民德的理论基础—合理利己主义的深化。

从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到1920年底为第三阶段，毛泽东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实践，实现了对梁启超的超越。梁启超以近代学人少有的敏锐，洞悉了国耻与国民性的关系，在20世纪最初几年就超前地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全新命题，这是中国近代思想上的重要里程碑，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他所提出的权利，义务，责任，自由，平等，独立，自尊，自信，自治，尚武，冒险，进取，合群，公德等新民目标，至今仍具追求价值。然而，梁氏在如何新民的思路和方法上，却过于偏颇。他的思路是：英雄史观式的“自高而低”的改造。即通过先觉者也就是梁氏本人，阐明新民的必要性及目标，传播至知识阶层，再由知识分子散播于民众，民众顺召自觉改造成理想国民。采用的方法则是通过他自己广泛而普遍的社会影响和颇为自负的舆论力量，创办报刊，鼓吹新民主张；再通过创办新式学校，向青年一代灌输新民思想，然后使这批觉醒的知识分子以民众喜闻乐见的诸如音乐，戏剧，美术，小说等最感人，最容易让人接受，让人喜爱的文艺形式来实现国民性的改造。这种温吞水式改造国民性的思路与方法，在国难当头的当时，是不合时宜，难以实现救亡图存的，所以应通过救亡图存的政治革命来实现国民性的改造。因为国民性改造与政治革命应当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相反，如果处于和平年代，这种方式不防为一种好的尝试。

1918年前后的中国和湖南，都处于急剧动荡中，环境迫使毛泽东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并在社会实践中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首先，在改造国民性上毛泽东主张从自己做起。在毛泽东看来，要想使国人都做新民，自己必须首先做新民。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愿望和责任感驱使毛泽东等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建立了新民学会，从而将改良人心的主张付诸行动，身体力行地做新民。由毛泽东起草的会章规定：“革新学术，砒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是该会的宗旨。会章要求会员：“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押妓”。从新民学会的宗旨和会章不难看出毛泽东等做新民的决心。在此后的岁月里，毛泽东也确实一丝不苟地履行会章，以求改造自身的劣点。此外，对于体质的增强毛泽东也是十分重视和不遗余力的。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不是别的政论文章而是刊载于《新青年》第3卷第2号的《体育之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魂”。

他本人也是这一主张的积极实践者，游泳，爬山，冷水浴，远足等都是他经常锻炼的项目。其次，毛泽东主张在革命实践中以民众的大联合的方式实现国民性的改造。1919年开始的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使毛泽东认识到：觉醒了的民众自然成为左右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一个人乃至新民学会会员做新民对于国民性改造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国人都做新民，中国才有希望。鉴于此，1919年7-8月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一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标志着他完全舍弃了原有的英雄史观，开始把解决中国出路寄希望于人民群众。他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就在于只是少数留学生，会党和武人所为，与民众毫无关系，而法兰西革命，俄国革命的成功正是民众大联合战胜强权的结果。因此，中国社会改造有赖于民众力量的凝聚，从各行各业的“小联合”发展为全国几十万民众的“大联合”。这是“教育，兴业，猛进，破坏，建设”(18)诸种方法中最为有效的方法。

然后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去掉国人脑子中的错误观念和错误思想。因此，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改造国民性是毛泽东国民性改造的总体思路。这种思路与梁启超的“自高而低”的只关注个体观念觉醒的启蒙思路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从深层看，却是毛泽东对梁启超的超越而非简单的否定。因为毛泽东强调的民众的联合也是以民众觉醒为前提，没有民众的觉醒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众的联合。所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既肯定民众有觉醒的一面但又尚未完全觉醒，于是倡导社会各劳动阶级(包括农民，工人，学生，警察，车夫等)深思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状况，扣心自问“以求得一个章明较著的回答”以便形成有内在凝聚力的联合。再次，在国民性的改造方法上，毛泽东实现了由梁启超方法的单一性向全方位的拓展。他同梁启超一样注重舆论宣传的力量，创办了《湘江评论》。除此之外还于1920年创办了文化书社，宣传新思想，当然，他这时所提倡的新思想已不是别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了。更为可贵的是，1917年10月，毛泽东在任湖南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以后，筹办夜学，招收不识字的工人和农民，以开启智，唤醒民众，这种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的方法，也是梁启超无法做到的。

1920年以后，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最卓越的领导人，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早年所确立的国民性改造理想，并成为终身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