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二手房网:广东鹤山“大天二”何柏的一生

何柏，字鹤群，浑名何老二，鹤山县楼冲何姓村人，1892年生。他是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西江中游无人不知的“大天二”。绿林出身，又曾两次充当鹤山县自卫总队长，省府参议，亦匪亦兵，亦官亦商，是那个时代复杂社会里产生的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何柏一生介入鹤山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三次，其生平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二十年代，何柏是一名横行乡曲的著匪。

相传何柏十七岁起入股为匪，与顺德“大天二”吴三镜勾结，啸聚党徒，打家劫舍，掳人勒赎，截劫行旅，勒收行水，成为横行勒流、甘竹、九江、沙坪一带的坐地分赃的大贼。他性格强悍，练就一手好枪法。说起何柏，无人不怕。小儿夜啼，做母亲的只要吓唬一声“何老二来了”，小儿就马上止哭。何柏和他的党徒干尽坏事，令鹤山社会治安状况恶劣，商旅裹足，人民群众不能安居。

1922─1924年，鹤山人李一谔任鹤山县长，慨然以整顿地方治安为己任，亲率县兵搜剿何柏，取得一些胜利。李一谔曾担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军政府第一任航空处长，熟悉军事，枪法非常准确。据说有一次他率队搜剿何柏至龙口墟，何柏远遁。李一谔就在龙腾桥上表演枪法：只见他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抛起一个桔子，随即举枪把桔子打碎，边抛边打边说：“有你何老二，无我李一谔；有我李一谔，无你何老二！”大有势不两立之势。当时许多百姓围观，都佩服李县长枪法不在何柏之下。何柏的活动也稍事收敛。李一谔为了抓到何柏，曾把何柏的母亲扣押起来。何柏闻讯大怒，纠集百多喽罗，扬言要血洗沙坪，撞个鱼死网破，也要夺回老母。李一谔考虑到沙坪居民的安全，只好释放了何母。何柏因此事而对李一谔衔恨多年。李一谔始终没能制服何柏。他去职后，何柏又肆无忌惮，卷土重来。

1926年10月10日，何柏纠合歪嘴裕、马骝王等匪帮劫掠沙坪。他们原定目标是抢劫永安路一带的银铺，不料银铺有铁闸和卫兵把守，攻不进去，便转为掳人勒赎，掳去县农民协会委员杨亮一及县立中学师生48人。何柏掳人，属绑票性质，本无政治目的。但杨亮一因为领导农民反对县政府增收烟叶附加税而遭到反动势力的忌恨，他们以重金收买何柏，把杨亮一押到前江基围枪杀。这是何柏与土豪劣绅勾结镇压农民运动所犯下的一桩罪恶。县中师生48人（学生43人，教师1人，职员1人，校役3人）被押到新会积谷边（现称五洞）一家祠堂里，何柏对着被掳的师生大声叱喝道：“丢那妈，你班契弟！如果把李一谔和李君莳（古劳都团防局长）交出来，就放你们回去，否则就用钱来赎人……常言道‘罪不及妻孥’，我一人犯法一人当，有本事就来捉我，为何要捉我老母去坐监……”三个匪首将人质分赃，按各人家境贫富程度定出不同的赎金标准，要他们的亲属缴款赎人。其中部分人质被船运到顺德境内一间祠堂里关押了一个多月，因为怕官军来“踢窦”，又转移到西樵官山墟附近的桑田壕沟里。壕沟上面用木板蓑衣覆盖，再铺上泥土，插上桑枝伪装。人质囚在沟里，铁链锁脚，四个人一串，不能走动，大小便只能以一个便桶轮着用，个个被折磨得半死不活。县中职员宋躬约和学生宋寄萍父子俩，是由其亲属用银洋2000多元赎回来的。有两人因为家中筹不到足够的钱，被关押长达三个月，折磨致死，一人在被赎出的第二天就病亡了。何柏这一行为，对刚刚创办一年的县中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许多家长都不敢让子弟回校，令县中教学一度陷于停顿。

1926年，鹤山农民运动掀起高潮，多数乡村都建立起农民自卫队，何柏再不能为所欲为，乃于1927年溜到澳门，混迹于赌博行业，至抗战爆发，澳门经济不景，才又返回鹤山重操旧业。

（二）1941─1945年，何柏出任鹤山县自卫总队长，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并参与抗日。

1938年10月后，日军占领华南，鹤山三面被敌包围。1939年3月28日，日军侵入沙坪，占领七天六夜，把沙坪焚成一片废墟。战后，难民遍野，盗匪蜂起，治安状况恶劣。地方绅士李廷汉、吕少若等向县长谢鹤年献“以贼治贼”之计，招安何柏，保举他出任谍查队长，为何柏打开从绿林走向官场之门。

1941年春，汤灿华任鹤山县长，亲往大雁山会见何柏，委任他为鹤山县国民兵团第一大队长，负责维持地方社会治安。据说，何柏为匪二十多年，已经厌倦匪徒的躲躲藏藏的生活，想跟正常人一样过日子。所以，他对政府的招安，非常感激，认为是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何况还有一官半职呢？他高高兴兴的下山，摇身一变，成了堂堂正正的军官。不久，又升任自卫总队长，下辖14个大队（有些大队分驻区乡），号令着五、六百号人马。

在此期间，何柏曾与日军打过几次小仗：1941年春，小股日军企图进犯沙坪，何柏部在凼仔阻击敌军。1943年8月28日，日军自杜阮向平岭进犯，自卫大队配合159师阻击敌人。虽然不算什么大仗，却给何柏换来“抗日英雄”的光环。

何柏在抗战时期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社会治安。

1940年7月，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封锁了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跟外界的物资运输线，香港、澳门、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商贸主要通过走私活动进行。沙坪因为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被称为“阴阳界”：以一道西江为界，江这边的沙坪是“三不管”的国统区，江那边的河清、九江是日军占领的沦陷区，沙坪成为了港澳与沦陷区通往内地西南各省的唯一孔道，进出口贸易中心。何柏治理下的沙坪，盗匪敛迹，商旅安全有保障，引得云、桂、川、黔的商人都来这里贩运货物，使沙坪出现畸形繁荣，有“不识沙坪不是商”说法。当时，沙坪商铺林立，服务行业发展，就业机会增多，使得当地人和外来的逃难人口有了较多谋生的机会。《鹤山县志》（民国版）明确记载：“1941年9月沙坪商业开始繁荣”，被炸毁焚毁的店铺大量修复，四方客商云集。时人都把战时沙坪的经济繁荣归功于治安良好，而治安良好又归功于何柏。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鹤山士绅在靠近何柏家乡的雁池桥附近公路旁建造了一座“鹤群亭”来表彰他的功劳，同时还计划建造一间“鹤群图书馆”。可以说，何柏作为专职治理沙坪治安的自卫总队长，他是取得成功的。

何柏治理沙坪的成功之道有几点值得一说。

转换角色：“做官就得有官样”。他曾经对他的下属说，做官与做大贼完全不同，贼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官却受法令约束，既然做了官就应该尊重自己是个官，应该奉公守法。他约束自己的部下不要象当土匪时那样无法无天，否则就是“不给我何柏面子”。他有一位堂侄，也是以前的“马仔”，劣性不改，竟敢在沙坪抢劫，这简直是“剃何老二的眼眉”！何柏毫不留情地把他抓来枪毙了。杀一儆百，令群盗胆寒。他镇压那些小贼是非常严厉的，即使仅偷了一点番薯蔬菜，给他的爪牙抓到了也就地枪决，轻罪重惩，只讲暴力不讲法律。不过，混迹官场之后，何柏也逐渐改变原来凶悍的性格，待人接物学点礼貌，举止也变得文明一些了。那时有很多私娼流入沙坪，其中也有战前的交际花、电影明星被生活所迫而倚门卖笑，算是高档一些的。有人跟何柏说笑，建议他不妨随喜随喜。他却正色道：“我在沙坪握军政大权，如果我跟她们中任何一人勾搭上，她就会恃着有我这样的老契而到处宣扬，甚至胡作妄为，那就大大不妥了。不正己又怎能正人？”

笼络地方士绅，尊重“鹤山四皓”。何柏知道要安定地方秩序光靠几杆枪不行，还得借重地方上有声望的士绅。当年在鹤山有正绅之称的主要有四人：宋森（木林）、易子庄（廷彦）、冯守平、文壮（铁琴）。易子庄从清末至民国当过几任县长，冯守平当过广东省造币厂厂长，文壮曾任两广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宋森曾任县教育局长、县中校长，他们的门生故吏满天下。这四人当时都在家乡，年高德劭，须发皆白，乡人尊为“鹤山四皓”。何柏对他们礼敬有加，遇有大事都向他们请教，从而取得他们的支持。有一个细节颇有意思：一天，何柏到龙腾书院去拜访邑侨赈济兵灾难民会主任宋森，适值宋森外出，何柏便躺在床上抽鸦片。还未过足瘾，人报木公回来了，他就迅速起身，吩咐从人赶快把烟具收藏好，别让木公看见，因为宋森是反对抽鸦片的。这事说明何柏真的是把宋森当作长辈来对待的。侨赈会到郁南组织米源，船运回沙坪平价出售，何柏疏通沿途的军警和大天二们不要为难这些运米船，结果61批平价米都安全运到，从没遇劫。这是何柏对赈济工作的支持。

延揽人才，起用原广州报人陈铁儿处理公务。陈铁儿是顺德人，原在广州《越华报》当记者，当日军进犯华南时，也曾宣传各地群众起来抗日。后来协助顺德县长高鼎荣办县报。顺德沦陷，县政府迁到鹤山玉桥乡易家祠。何柏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和陈铁儿见面交谈，觉得这个人见多识广，办事机敏，留下深刻印象。不久，高鼎荣往肇庆公干，中途溺毙。何柏就要求陈铁儿离开顺德县府来帮他做事，他说：我是个老粗，没文化，凡公文来往及对外交往的事请你替我办理。陈铁儿推辞说：鹤山人才很多，为什么不用本地人而用外地人呢？何柏却说：现在是处变而不是处常，处常时用本县人当然好，现在时局不定，万一沙坪也沦陷了，我们是要到各地打游击来继续抗战的，那时象你这样熟悉各地情况的人就特别需要了。陈铁儿答应了，从此当了何柏的幕僚长，后来又担任了地位很重要的沙坪物资交流站的站长。除了重大的事情他们一起去请教“鹤山四皓”外，日常公务都由陈铁儿代拆代行。何柏还叫唯一的儿子认陈铁儿为“谊父”，托付给他进行教育。

有了陈铁儿的相助，何柏便不用上衙门办公。他每天中午必定同陈铁儿到茗园茶寮饮茶，接见三山五岳的朋友，他的下属都在这个时候来请示汇报。何柏又是个戏迷，陈铁儿对粤剧也很内行，两人每晚都到戏院看戏，有公事也就当场处理。所以，当时人说何柏是“饮茶睇戏治沙坪”。那时日军占领着九江、河清，多次骚扰鹤山，人们都随时提防着，但是只要看见何柏照常饮茶睇戏，便放心从事日常工作。

那么，何柏是靠什么力量来维持住沙坪的治安呢？他的部队装备并不精良，陈铁儿建议他“以义服人”。这个“义”字说来很复杂。一方面，他充分信用昔日的“沙煲兄弟”，把他们安插在各个部门，特别是纵容他们包烟包赌，包收行水（在水陆交通要道设卡收费），大捞“偏门”，以此来换得他们对自己的效忠。据说那时跟何柏出来“捞世界”的，光是楼冲一村就有一百二十多人，占全村男人的98％。这些人捞得盘满钵满之后，不忘何柏的恩赐，私下送些金银财物报答他，却遭到何柏的拒绝和训斥，说这样做就陷他于“收规”（收保护费）的不义之地了。这些人自然感激得很，主动地帮助维持社会治安。如果有谁扰乱，就说他不给“二叔”面子。跟“二叔”作对！谁有斗胆呀？所以，出了一些麻烦事，他的手足往往自觉帮他“搞掂”，无需何柏吩咐。同时，何柏也尽力结交上层政要和地方驻军，换取他们的支持。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他们也需要取得何柏的支持来捞取一些经济实惠。于是，上上下下形成一个网络，让何柏成为坐镇网心的大蜘蛛。只要哪一方有动静，他都能指挥控制自如。当时沙坪布满军警宪特，为了使军风纪有人维持，便联合组成一个“沙坪军警督察处”，推举何柏任正处长，副处长则由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司令和鹤山县长两人兼任。从这一点，也可以见出何柏的特殊地位了。

另方面，何柏也确实帮助过许多在战乱年头处于困境的人士，特别是帮助过一些有名的粤剧艺人。关德兴（新靓就）、陆小仙（小瑶仙）、任剑辉、梁醒波、袁是我等在香港沦陷后，辗转到内地，连川资运费都缺乏，何柏给他们垫支费用，先后到沙坪及内地演出，还延医给陆小仙治好了贫血病。所以，江湖朋友都夸何柏够义气。何柏这类绿林好汉一般都讲江湖义气，但是何柏的仗义疏财竟然给他带来大大的财运，则是完全出乎他本人意料的。

出身红船的伍冉明（癫仔明），是小有名气的武术教头，又当过空军上尉，香港沦陷后曾帮助过不少人逃回内地。他从澳门进入内地经过沙坪时，由于陈铁儿的引荐认识何柏，何柏见他英雄落难，便赠给他一万元程仪，原没指望他回报的。伍冉明去到广东临时省会曲江，见到他的堂兄、广东绥靖公署军务处长伍蕃和广州市公安局侦缉队长陈植云，说起沙坪转口贸易的活跃和何柏如何神通广大，陈植云马上提出要跟何柏做一桩大生意。原来各省历年缴获了不少鸦片烟土解送到内政部，依法都应该销毁的。内政部认为烧掉了可惜，不如招商分批投承，可赚一大笔钱，限定投得了这批烟土只能运销沦陷区，不能在国统区买卖。陈植云投得八十多箱，却苦无销路。这回听说沙坪地区的微妙关系，便要伍冉明联系何柏帮他脱手。这事一说即合，于是把八十箱烟土贴上内政部的封条，派宪兵护送，一路通行无阻地运到沙坪。何柏跟沦陷区的大天二们通个消息，马上有许多人前来斟盘，很快就全部卖了出去，得到一笔巨款。他把货款派人押送到曲江，交割清楚。原以为不过是给官府办事，不料事成之后买卖各方根据江湖惯例，纷纷给何柏赠送“回佣”，加起来足足有350万元，何柏意外发了一笔大财。他从其中拿出几十万元在老家楼冲建了一座大厦，奉母安居。

何柏平日的花销很大，光靠他个人的薪饷收入是绝对不敷支出的。他肯定要设法敛财。那时的沙坪，商旅如云，走私猖獗，有势力有门路的人都大发“国难财”。何柏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大捞了一把。1941年以后，沙坪出现茶楼饭馆多、旅店客栈多、“九八行”多的现象。所谓“九八行”，是代客买卖的商行或货栈，经营范围无所不包。外地客商将成批的货物交给行主，商定价格后，行主以九八折付款给货主，以后销售赢利全归行主所得，故得名“九八行”。开办者多是有权有势的豪绅或拥有武装的大天二。他们违法经营，走私漏税，无人敢管。当时转口贸易的一般情况是：进口洋纱、布匹、洋杂（日用百货）、西药、煤油、食盐、海味等，出口粮食、油料、药材、烟土等，甚至连钨砂、硫磺、桐油等军需物资，也公然走私资敌。其中有勒流的大天二大金钟开设的大昌行，中山的大天二刘十二开设的嘉南行，何柏开设的联昌行。商行的门面堆放着洋纱、布匹、花生、豆类等货物，楼上则是武器、西药、鸦片的交易场所，赚到多少，无人知道。何柏的一个亲信刘炳，每日跟随左右供使唤的，也在他的资助下投资茶楼酒馆，赚了一把，当上茶楼行业公会主席，后来还当选为县参议员。

何柏兼任沙坪军警督察处处长，经常要调解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他都能够应付自如。有一次，有一批“游击商”（为国民党地方部队筹饷而进行营运的人，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从省港办了一船货物运来沙坪，在海口和稽征处发生冲突，双方进行枪战。稽征处的人马，大多数属于军统局的。这可是一件大事。县政府派员排解无效，只好来请何柏出面。何柏派刘炳前去，高喊“二叔叫你地咪打！有事慢慢商量。”喊了几声，双方就停了火。然后，何柏亲自调解，他要游击商象征性纳一点税，给稽征处一点面子，放货船进入沙坪卸货，风波就此平息。那时的沙坪，流莺遍地。督察处一晚之间曾抓到百多人关了起来，请示何柏如何处置。何柏却说这些女子堕落风尘，实为生活所迫，可从轻发落，每人罚款一毫五仙释放。此举曾经受到一些人的称赞。其实，对于卖淫现象，何柏既不可能、也不愿意把它禁绝，因为它可以满足许多外来官兵商贾和本地“捞家”寻欢作乐的需要。战时的沙坪，黄赌毒盛行，一片乌烟瘴气。上级政府虽有明令禁止，但是徒具空文，谁也不认真执行。有时上峰指令要查封烟馆赌档，何柏不得不装模作样应付一下，带队去“冚档”。出发之前，私下通知那些开档的弟兄把值钱的物品转移，来不及通水的被没收了财物也无怨言，因为何柏平时就没有向他们索要“规费”。

总的来说，何柏的主要功绩是镇住了那些“毛贼”，使得宵小敛迹，商旅平安而已，说好听一点叫保境安民。曾经有人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形容当时的社会秩序，那当然是溢美之词，绝不要误认为沙坪真是人间天堂。战时沙坪的畸形繁荣，是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造成的，并不是何柏一人的功劳。那时的沙坪以至整个鹤山，政治、军事情况非常复杂。境内驻扎有国民党的159师、挺三纵队，有南海、顺德、中山、新会四县流亡政府，在“阴阳界”两边出没的汉奸、特务和大天二、官商、走私集团，都麇集到沙坪这个地头来发国难财或进行政治、军事、情报活动。兵贼不分，国伪难辨，龙蛇混杂。他们之间有重重矛盾。鹤山县政府无力应付，只好利用何柏以“黑道”的身份和手段来摆平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维持上述人等所需要的社会秩序。时人把这种怪现象称为“大天二政治”。沙坪在1939年遭日军烧杀后人口曾降至2400人，1941年骤增至20000人。除了前面说过的“三多”之外，还有大天二多、烟馆赌馆多、故衣摊档多、熟食摊档多、挑夫轿夫多、娼妓多、乞丐多等，一共“十多”。那些官僚政要、富商巨贾、大天二们过着奢侈豪华、纸醉金迷的生活，小商小贩只博得蝇头微利聊以度日。下层的挑夫用两脚双肩当本钱，从棠下挑运货物到杨梅白土，来回一天只有一升米的报酬。“有力做到无力，无力做到乞食，乞食乞到到死直”，正是当时劳动人民命运的写照。中山路的“猪仔行”是乞丐和难民栖息处，被人称作“升仙台”，因为每天都有人饿死冻死或病死在里头。同善堂雇人去收尸掩埋，有时一日收尸一二十具，令人惨不忍睹。

抗战期间，何柏部也不断与共产党闹“磨擦”：1945年1月广东抗日人民解放军在宅梧成立，其独立营在鹤山、新会一带活动。鹤卫总队与挺三纵队先后多次进犯我抗日根据地白水带、南洞、云乡、宅梧，双方发生战斗。

抗战胜利后，何柏辞职，自卫队的武器也上缴了。他决意改行经商，不当兵也不做贼了。1946年，何柏在广州西关买了一间大屋住下，经营渡船运输生意。他投资经营的有广州鹤山线的启记渡，江门梧州线的利亨渡，江门广州线的利兴渡。另外，还在江门开设了一间贸易行──利南行。他想远离刀兵，转换生活的方式，凭借抗战时期捞到的政治资本和江湖上的旧关系，发起财主梦来了！1946年7月，何柏到香港活动，受到旅港鹤山同乡会和李一谔的欢迎。李一谔已弃政从商多年，在香港创办乐古印务公司，被选为旅港鹤山同乡会主席，在海内外的鹤山人中拥有很高威望。由于何柏在抗战期间的表现，令李一谔和同乡会完全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他们给予何柏英雄式的欢迎，在新纪元酒家设宴，请何柏报告历年抗战的经过，出席作陪者有八十多人，并且合照留念。照片中的何柏，中等身材，形容清瘦，西装革履，俨然一付绅士派头。据说，何柏跟昔日的对头李一谔握手言欢时连声说：“往事不计！往事不计！”李一谔说：“过去的事我都忘记了！”同乡会接纳何柏为会员。

1947年12月，广东省政府以何柏为“地方硕望”，“今后地方治安多所仰赖”而聘为省府参议。他真的是名利双收了！

三、1948─1949年，何柏再次出任自卫总队长，反共半年，知难而退。

抗战胜利后，沙坪顿失昔日特殊地位，由于交通恢复正常，商旅他往，市场萧条，失业严重，盗匪多如牛毛。盗匪入屋抢劫，盗卖耕牛，绑架归侨或侨眷，爆窃粮仓，无所不为，几乎天天都有匪警。鹤山绅耆、旅港鹤山同乡会都为社会治安的恶劣而焦虑。他们讨论再三，认为只有敦请何柏再次出山，才能维持桑梓治安，大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慨。何柏的政治智商，远不足于正确判断1948年下半年后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走向，搞不清“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在众人的怂恿吹捧之下，也以为还可以重现昔日的辉煌，产生“重整山河,舍我其谁”的错觉，于是答应重出江湖，第二次出任鹤山县自卫总队长。可是，这个自卫总队，不列入国民党政府或军队的编制，不配给军械粮饷，一切要地方自筹。经过各方协商，决定由旅港鹤山同乡会筹款购置枪械，鹤山各乡镇筹粮供应军饷。

有人认为，同乡会支持何柏出山，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原来，以同乡会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以国民党鹤山县书记长麦毓林、秘书易植槐、参议会议长任英为代表的当权派之间一向矛盾重重。在县参议会中，两派议员经常为一些具体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同乡会在香港办的《鹤侨报》经常发表消息和文章揭露、抨击当权派贪污腐化行为。当权派老羞成怒，于1948年5月10日指使枪手在沙坪暗杀了《鹤侨报》驻乡记者区海天，使两方矛盾尖锐化。同乡会感到己方在县内没有掌握实权，便出钱购买枪械弹药支持何柏建立一支地方武装来同当权派抗衡。

1948年10月7日，沙坪南山举行欢迎何柏就职大会，社会知名人士叶守誉、宋森、刘步墀发表讲话，希望何柏象抗日时期一样，尽力维持地方治安。何柏发表《敬告邑人书》。《鹤侨报》发表《期望邑人和自卫队负起相互责任》，支持何柏出山。仔细研究上述讲话和文章，我们发现，他们只是强调维护地方秩序，只字未提“剿共”，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就跟国民党当权派强调“剿匪”（即剿共）的政治方针有距离。所以，麦毓林、易植槐、任英都借故不出席这次欢迎会。

但是，当年国民党正在疯狂地进行反共内战，为挽救行将覆亡的命运而拼死一搏，“勘乱救国”压倒一切，所有的武装力量都用来“剿共”。何柏上任之后就身不由己，不能不以“剿共”为务。1948年初，中共扩大鹤山的武装斗争，成立新高鹤人民解放军。1948年11月，县长朱集禧率鹤卫总队及保警数百人，在“进剿”南洞游击区扑空后，纵兵洗劫南洞墟，受到全县人民的愤怒谴责，不得不下台。1949年2月，县长黄汉山率鹤卫总队及县警数百人“进剿”三区，洗劫樟坑尾、三堡、月山下，杀人掳掠；又进犯宅梧革命根据地，杀害我干部战士。何柏率部参加了这两次行动，对以上罪行不能辞其咎。他助纣为虐，欠下人民一笔血债。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何柏只是地方实力派，还不是死硬的反共分子，是可以教育、争取和分化的。1949年，何柏派人到香港购买军械，适遇鹤山籍的中共干部李鹤超，李警告他们说：何柏过去欠下人民的债已经够多了，你告诉他要马上停止反共，改恶从善，既往不咎。最好的出路是起义，如果一时起义不了，也应停止与我军对抗。两军狭路相逢，朝天放枪。中共新鹤县工委书记关立也托爱国民主人士宋森、胡精民带信给何柏，劝说他认清形势，改邪归正。这两件事，都触动他的思想。这时，解放大军已经胜利结束三大战役，兵临长江，国民党大势已去。何柏迫于形势，乃于1949年4月2日，在沙坪群乐茶楼设宴，以“年老多病”为由，宣布辞职，其实那时他才58岁。他第二次出任自卫总队长时间不过半年，追随国民党反共只落得一个骂名，治理地方治安也不见多大成效。他干不下去了，只好黯然引退。如果当年他决意经商，不再卷入政治旋涡，那么他的结局也许是另一个样子。何柏下台不久，鹤山自卫总队也改编为保安营，由李礼坤任营长。1949年10月，鹤山县长黄汉山率残部狼狈撤退，何柏没有跟他们走，留居乡下。10月20日，鹤山全境解放，新成立的鹤山县军管会也还没有对何柏作出什么处理。

1950年2月，春节前，何柏因为他的“马仔”被民兵缴了枪，恐慌起来，偷偷出走香港。到港后与友人合伙在干诺道开办四友公司。因合伙人贩毒，何柏被拘讯一天，觉得地头不利，遂离港转赴澳门，走上了凄凉的末路。

何柏在澳门住下不久就肺病复发（咳血），医治无效，在1950年农历十一月初一病死于澳门镜湖医院。为了治病弄得家空物净，眼看无钱殡敛。这时，只有刘炳跟随在侧。刘炳提议向李一谔请求资助，何柏不许。他说：“用张草席卷了丢下大海就算了”。后来，刘炳还是到香港找到李一谔。李一谔听了何柏死不求人的遗后说：“我和他毕竟是同乡，同乡死了，我应该致赙，我送给他200元赙仪。另外，他是同乡会会员，会员身亡，照例有900元帛金。我是同乡会主席，先把这笔钱垫付出来。”刘炳拿到1100元，为何柏了结了后事。从此，何柏就在鹤山人的视线中永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