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市图书馆怎么样: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二） | It Talks--上海魏武挥的博客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二） （作者注：本文与其说是在讨论《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这本书，不如说是在讨论《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这本书。）
本书的第二篇论文《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其实写作的时间更早一些：1978年（第一篇论文则完成于1985年）。不过，在我看来，这篇论文是镶嵌理论的极好注解：研究镶嵌的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问题是关于集体行为的：一类努力集中在新规范与新信仰如何在旧的解体或一片混沌中产生。Granovetter给出的一个重要变量是：门槛。他对于门槛的定义如下：
一个人会看到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才会采取相同决定；这一点是此人净效益超过净成本的门槛。
这个解释表明，Granovetter再一次站到了中庸的立场上：从总体结果去推论个人习性，或者假设个人行为最终为集体规范所影响指导，都被他所抛弃。一方面，他承认社会对人的影响（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一方面，他也强调个体的因素（看到，这两个字代表着某种主观）。
相较於上一篇论文而言，这篇文章的数学色彩更浓一些。我花了不少时间一字一句地去啃。我并不想在这里把这篇论文的主旨意思再介绍一遍。在看这本书的同时，我又在阅读另外一本书：《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呵呵，这本书就容易读多了）。在我假定该书作者孙燕君写的都是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我倒是从门槛理论的角度，对阿里巴巴的成功有着更新的认识。
Granovetter对门槛的一个通俗解释是这样的：
一个人加入暴动的门槛被定义为“在我加入之前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一个极端分子的门槛会很低：他认为参加暴动的利得会很高，而被逮捕的成本则很低。有些人会“极端”到门槛是0%。—- 就是那些没人参加暴动也会主动引发暴动的人。他们是煽风点火者。保守者的门槛则很高 —- 他们会认为参加暴动的利得会不高甚至为负值，而被逮捕的成本则很高，因为他们是“可敬的公民”而非“恶名昭彰的群众鼓惑家”。门槛高达80%或90%者比比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死也不会参加暴动的人，而给他们定的门槛为100%。
我们现在把“暴动”两个字给替换成“参加阿里巴巴的伟大事业”，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小推论。
团队的重要性
当然，所有人都知道一个人没法打天下，而是需要一群人去打天下。但更多的人是站在一个人做不了所有事情的立场上的。周知的是，马云有所谓“创业十八将”，不离不弃，至今没有替换过。
本质上讲，公司和宗教组织并没有太多的分别。公司所强调的某种价值观（或者某类价值观）和宗教也没什么分别。马云所谓的《独孤九剑》与其说是价值观，不如说是类似于摩西十诫的教义。而马云本人，当然就是大主教了。
然而，一个大主教是不够的，关键是有一帮虔诚的信众能誓死相从。这群信众的重要意义在于，当更多的新人加入时，他们会发现“在我加入之前有很高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了”。而这些新人加入后成为更多的后来者的“更高百分比的人加入”的例证。
阿里巴巴曾经碰到过巨大的危机，在《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书中的解释是，扩张太快，脑子发热，导致成本太高，于是入不敷出，加上遭遇互联网寒冬，不得已阿里巴巴开始大裁员。
但我的另外一种解读是，新人加入的速度太快，导致教义还没有被完全普及开时，教众不够，在这个运动中，很多人没有那种“在我加入之前有很高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了”的感觉（我指的加入是对企业教义的信仰）。而大裁员之后，十八将就成了一种足够的“门槛”，马云后来的所谓“整风运动”也得以顺利展开。
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寒冬是马云应该庆幸的事。如果不是那次被迫的大裁员，马云当年即使赚了一些钱，他的团队，也迟早会分崩离析。
不过，这里还是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马云有十八将，而李云、张云没有呢？
裂变的重要性
与《乌合之众》、《狂热分子》所不同的是，Granovetter是相当谨慎小心的。他同时注意到“在我加入之前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了”对于“我加入”并不永远是正相关的关系。比如说，有些人既不愿意去空无一人的饭店吃饭，也不愿意去太过拥挤的餐厅。
适时的裂变，是组织扩张业务的一种需要，同时也是保持一种教义继续强化的需要。有些本来虔诚的信众会因为发现组织人太多而心生怨念反而离开。
不过，裂变也有很大的危险性，那就是虔诚信众本来是多数，在裂变后的新团队里，反而变少数了。阿里巴巴是这样解决的：
1、新团队使用虔诚信众作为leader，而不是从外面招聘业务高手；
2、新团队的扩张也不是突然之间膨胀的，而是一步一步变大。这一点，阿里巴巴始终做得很好，它对价值观的重视高于对业绩的重视。
3、新团队成员先接受洗脑，而不是立刻投入到战斗中。在洗脑的过程中，让个体产生强大的集体压力：呀，那么多人信这个。
4、拒不接受价值观改造的，无论业绩多优秀，立刻出局。用这个来保障信众的多数。
空间的重要性
很多经济学研究会忽略空间对集体的经济行为的影响，但Granovetter并不这样认为。他用韩国村妇采用避孕药计划作为例子，来论证空间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在《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一书中，作者也提到了阿里巴巴的一段历史：空间被割裂。
在阿里巴巴第一次融资后，搬入华星。马云认为需要租用整层，而他的跟随者则认为半层就够了。结果，随着阿里巴巴的扩张，果然半层就不够了。阿里巴巴最后用四层的空间来解决更多的新人的加入问题。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特别是在那个时点，马云并没有认识到普及教义的重要性。空间被隔断后，导致教义的普及变得困难：在某些地方，不信教的人是多数，并呈“螺旋式”的增长。
在阿里巴巴度过了危机，走上大规模赢利道路之后，也会碰到空间问题，那就是外地市场的开拓。阿里巴巴的办法是：空降，而不是有些企业认为的“追随人才”。
所谓的空降，就是派遣虔诚者去那里做leader，而不是在当地雇佣什么人做leader。阿里巴巴内部的业务主管被派来派去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而这些深受洗脑的信众们，也毫无怨言。这就是教义的力量。
在我看来，Granovetter是认同个体对于他/她是否加入集体行为是有影响的，因为每个个体的“门槛”不一样。有些人会自动加入，有些人则需要观望后加入。不过，前提还是：人是理性地趋利的。但同样，Granovetter也认同集体的压力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表现是个体所需要的“门槛”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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