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机场阜阳大巴电话:警惕中国得了临时工综合症

临时工综合症，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许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也有的人，虽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却还没有足够的引起警惕，仅仅只把它看成是一个很普通的个别现象。在此，我不能不遗憾的指出，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重视，那么也许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临时工综合症就会在中国全面并发。

可以说，临时工综合症，是鸦片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我没有在危言耸听，所以闻此言者也请不要不以为然。

什么叫临时工综合症呢？

笔者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日本生活，免不了要打工，也就是出去做临时工。记得我曾经在一家日本的料理店里打工。有一天，店长对我说：“胡桑，我们今天有空，把店里的各个角落彻底清扫一遍吧？”而我却想：“我下个月就要离开这家店了，我辛辛苦苦把这里打扫干净，对我来说，有何必要呢？”于是我就说了，“今天看上去也许等一回儿会比较忙的吧，不如我们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可是，以后还有机会吗？基本上是不会有了，以后打扫，只是我不愿意打扫的借口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临时工啊。

做过临时工的人都知道，临时工最大的好处是不用承担责任，最大的缺点基本上是没有权利。比如我在日本做临时工助学，打工的地方，会社基本上也不给我们什么福利待遇，只给一个基本“时给”——说穿了，就是一个钟点工。一个钟点工，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只要把表面上的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了。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国，现在到处是这样的不负责任的临时工了。说到临时工，有人以为就是指那些在建筑工地或者地铁工地上忙碌的农民工——不错，他们是临时工，但他们不是唯一的临时工。而且，这样的临时工对中国，只有贡献而没有危害。但除了他们之外，中国还有着另外一种的临时工，那些隐性的临时工，才是未来中国的最大祸害。

这种隐性的临时工，大都手握实权，人称官员。他们最醒目的标志之一，就是裸官。裸官只是最典型的突出了临时工性质的官员而已。官场制度的临时工化，才是未来中国的根本性弊端。裸官为什么会成为裸官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工时代的普遍特征，就是爷卖孙田心不痛，现钞为王。

通常的情况下，临时工缺少责任感，源于他们得不到相应的福利和待遇。临时工手上也没有权力，因此基本上是属于被差迁的地位。然而，中国的官场临时工化了之后，偏偏就是这些临时工性质的官员，手上握有了国民的生杀大权，以及地方的开发大权。这正是一个滑稽的制度。临时工手握大权，能不折腾吗？

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些被公示的那些官员的简历，就可以发现，这类官员今年在A地做个一年半载的官，前年是在B地上做过几个月的官，更前年，也不过就在C地方上做过三五年的官而已。而且越是越往上窜得快的官员，其临时工化的倾向就越明显。那些在某一个地方上做了五年十年的官，相反，都是难以升迁的人了，所以手上也就缺少一点实权。

由于中国不实行民主选举，为了避免行政长官做大做强搞独裁，于是让行政长官频繁地流动，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独霸一方的可能性，缺点是权力的临时工化和非专业化。

最近有几个年轻的地方官，因升迁太快而引起了广泛的注目。比如二十九岁的县长、三十来岁的市长，二十五岁的镇长之类的，其升迁路上，基本上是临时工化的足迹。根据他们的临时工足迹来推测，显然他们将来的目的地，是中国政局的最高位子。当然，问题也不仅仅是他们这些临时工官员，而是整个官场的临时工一体化。比如某官员，先在西北某地做了几年党务官，忽然跑到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做起了政府一把手，一个经济外行搞起了经济工作，已经够幽默了，偏偏他去的地方，还是经济发达地区。此人做个二、三年的市长，又突然变成了市委书记，搞组织人事了，然后去了某部委，搞电子工业或者水利农业了，足迹越复杂，官位越多变，似乎越是其有出息的证明。但偏偏就是这样的官员，完全就是一个三脚猫的半吊子临时工而已。可怕的是，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这样的权力临时工的手里。

在职场搞过人事的朋友都清楚，在本行业滚打摸爬得越久的员工，这样的人才越是对本公司有利。但中国的官场，却正好相反，所谓的领导，大都是在些对本职位和本行业基本陌生的蜻蜓点水似的临时工。所以做决策习惯拍脑袋，做报告喜欢唱高调。

临时工官员为了出业绩，往往不顾实际，一味强调GDP数据，到了铁道部就搞高铁，到了地方就搞拆迁，到了管人事搞组织的部门，就唱高调以及弄张文凭。总之，他们只要眼睛看得见的所谓“成绩”，而不顾老百姓甚至其部下实际困难。因为，决定他们升迁的硬通货，就是业绩和数据。当然了，更重要的是，是他们背后的靠山有多硬。

因为大家都是临时工，所以就需要不停地唱高调。因为大家都是临时工，所以就特别讲究文凭。所以这种官员手上基本都握有博士或者硕士的学位。博士不在做学问而在做官，博士不会写博士论文，这就是官场临时工时代的中国特色。因为，对于官场临时工来说，没有文凭就无以区别每个人的长短。如果是长工的话，可以靠工作能力来区分，可以靠十年八年之后的成就来判断。但这种针对长工的区分方法有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费时费力，而没有时间，正是临时工们的普遍症结。

临时工化的中国权力社会，忙着挖地、开矿、拆迁，出数据，没有人对中国的环境保护负责，也无法负责，因为其在A地了做了一年的甲局局长，二年乙局党委书记，又到了B地做了二、三年的市长，然后到了C地成了市委书记，该如何负责呢？

没有人对中国的未来负责，就是临时工综合症的问题所在。每当出现一起事故，大家知道，最后的出来领罪的，必定是某个临时工。只不过，此临时工不是那临时工，做决策的应该负责任的那些临时工，和被顶缸的那个干活临时工，乃是不同层次的临时工。唯一说对的一点，就是，大家的确都是临时工。最有权力的领导临时工，把责任推给了最底层的干活临时工。于是底层的临时工受到了处分，而那个手握实权的上层临时工，则升到了更高层次的临时工位子上，继续做他的临时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