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十五天天气预报:[近代风云]红流——红一军团战事（九）

六十五、人为制造历史遗患无穷
　　
　　人们一般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看作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的证据，但三人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不但职权同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不同，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之一。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的就是周恩来。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所以正如有的党史研究者所讲，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这几个月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以后，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出任政委以后。
　　
　　张闻天在１９４３年的《反省笔记》中也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
　　
　　实际上，直到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还是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对一方面军（还有十五军团）的领导。
　　
　　但由于张国焘闹独立，尚未同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红军又失掉联系，所以还远谈不上对全军的领导。
　　
　　事实上是：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西路军的失败，责任主要在中央军委还是张国焘，长期说法不一。
　　
　　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四十年后去世。
　　
　　至于对全党的领导就更谈不上了，遵义会议后长时期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按照毛泽东自己的定义，“为首”就是召集并主持开会议。
　　
　　可是，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并没有召开和主持过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各种大小会议。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
　　
　　说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只是一种抽象说法。如果意思指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举行的，还说得过去，但谈不上领导，因为他既未召开和主持，也未作报告和结论。
　　
　　至于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据统计，前后多达１３７次。
　　
　　毛泽东的性格虽然不愿听命于人，但那时还是遵守纪律的，并无明显僭越之举。他尊重张闻天的总书记（负总责）地位，从不自行召开中央会议，也从不自行代表中央发布政策性指示或谈话，不曾任免中央管辖的干部，对这类问题有意见也只是向张闻天提出。
　　
　　就是到了直罗镇战役后的报捷电报，开头也是：“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报。”
　　
　　毛泽东倒是担任了一段时期前敌总指挥，这更说明并非是领导核心：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林彪等人都担任过，总不能就此推断这两个人也是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吧？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还会去出任前敌总指挥？
　　
　　实际上当时全国的党组织都承认张闻天的为首地位。
　　
　　例如，张国焘在撤掉自己成立的中央后给张浩（林育英）、洛甫等的电报就说，“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
　　
　　任弼时等的电报中也说，“你们提议以洛甫等用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我们认为是最适当的建议。”
　　
　　著名的北平草岚子监狱薄一波等６１人出狱案就是张闻天批的。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央批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还说，“１９３６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反过来看，作为新领导集体的一员，毛泽东当然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他分工主管的军事方面。由于当时实行比较严格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和起草决议也基本限于军事问题（后来又加上统战问题）。
　　
　　而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报告以及决议的起草，都是由负总责的张闻天完成的。
　　
　　有些观点认为：把张闻天推到前台，只是过渡一下，以应付共产国际的指手画脚，这实际上更站不住脚：遵义会议既然敢于把国际派来的顾问和国际批准并一直承认的博古拉下马，为什么对民主选举继任者为毛泽东就这么多顾虑？
　　
　　而且此说至今并无任何足可证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忆录都没提到当时的什么人曾有此顾虑。
　　
　　相反，中央领导人倒是知道：过去共产国际是支持毛泽东而不支持张闻天的。
　　
　　六届五中全会选张闻天为书记之一，共产国际回电就不同意，后经博古去电解释才予批准。而“左”倾中央会前还计划取消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产国际不但不准，还力主把他选为正式委员。
　　
　　对于拿掉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换成张闻天，中共代表团也来信说，“莫斯科很不满意”，还一再通报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极为重视，说“国际已将毛同志作为中共和苏区最主要的人物加以宣传和肯定了”。
　　
　　其实，在这之前对毛泽东的宣传就很多，而无论以前还是以后对张闻天都没有什么宣传。这当然是因为毛泽东由于创建红军和苏区，所以名气很大，与朱德并列，以“朱、毛”著称，国内外以至苏区军民多把他看作红军和共产党的领袖，知道向忠发和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的反倒不多。
　　
　　这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重视毛泽东，使“左”倾中央对他不能为所欲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在党内的地位却一直不高，六届四中全会后还受到“左”倾中央的压制和排挤，五中全会上才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地位仍在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没什么实权。
　　
　　至于说遵义会议推选张闻天并非出于多数人的意愿，“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但是毛泽东说服了大家：“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这种说法大约只会发生在延安整风以后，在遵义会议时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事实上，所有这些，在延安整风中专门清算历史问题时都没有特别涉及，可见是出于一些人事后的认识或某种需要。
　　
　　再说了，说是毛泽东的谦辞就更是强词夺理了，毛泽东是谦虚并能主动让位的人吗？他自己就常说，“我是不让权的”，“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
　　
　　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成为全党全军领袖以后，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谦让就是推卸责任。例如：会后张闻天提议让他出任前敌总指挥（政委），毛泽东就没有推辞。
　　
　　说遵义会议确立的不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而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不仅有悖历史事实，还违背党章规定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形象。
　　
　　因为这等于说：我党是老早就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的，名义上和实际上是两套，会上的选举和做出的决定都是表面文章，内幕则是个人独断或几个人的密谋。
　　
　　也等于说毛泽东一开始就居于党组织之上，不遵守党的纪律和民主制度，甚至在施展权术，而张闻天则甘做“阿斗”，其他领导人也成了一群“驯服工具”。
　　
　　如果说，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当总书记，并不是出于多数人的志愿，而只是出于毛泽东的个人安排，那不就等于说：遵义会议时已经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会议的两大历史性决定：改变领导是在他幕后操纵下实现的，“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改变党军事路线的决议又是根据他的发言起草的，这不是和他文化大革命时的作法一样了吗？
　　
　　由此可见，不实事求是地对待遵义会议及其后的党史，影响极坏，只能加深个人迷信，削弱党内民主，损害党的形象，看似照顾大局，实则遗患无穷。
　　
　　该说说遵义会议的外围环境了，遵义会议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在国军的重兵围困之下，竟能在遵义地区从准备到开会安然十余天，这不能不是个奇迹！
　　
　　这就要有赖彭德怀与林彪两员大将了，虽然这两人有三天时间参加会议并未在前方指挥作战。
　　
　　（请看下篇：六十六、一军团奇袭娄山关）
　六十六、一军团奇袭娄山关
　　
　　红军全军的处境要比在乌江东岸时好多了，这也不仅是由于遵义地区的地形关系。
　　
　　蒋总裁派来的薛岳部中央军，入黔后不追红军，反而先入省城贵阳。这使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有了十多天的休整期，解除了出发后连续行军作战两个多月的疲劳，补充了人员和物资――仅在遵义地区就招募新兵四千多人。
　　
　　再就是是黔军的战力已经实战测试：是个“软柿子”，红军打“双枪兵”不秫头；再其次才是遵义东、南、西三面环水，南部分别被东流北拐的鸭池河、乌江屏障，西面是赤水河，国军可不像绝地求生的红军，面对火力阻击，没有哪支部队会不顾伤亡架设浮桥抢渡。
　　
　　所以，朱德仅命令三军团第四师移至遵义南部的鸭溪口地域，向紫红、息烽、仁怀三方向警戒；五、六两师在老君关、尚稽场沿河警戒；红军强渡过来的乌江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三个渡口，三军团甚至仅留了一个营游击警戒。
　　
　　羊岩河至楠木渡以东，沿羊岩河、乌江之线的警戒，竟然仅由五军团派出了一个侦察连防守。
　　
　　就是这样也绝没问题，国军还就是停步不前，只是在逐渐增加兵力。
　　
　　湘江之战中仅剩了一千多人的九军团位于遵义西南方向的绥阳警戒。
　　
　　唯一能产生威胁的方向在正北方：桐梓地区。
　　
　　桐梓与遵义相隔一道险关：娄山关！不占领娄山关无法攻占桐梓。
　　而桐梓及西北相邻的松坎县为红军北上入川的必经之路，现在不光是为了暂时保卫遵义，为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也要迅速攻占娄山关。
　　
　　此任务交给了一军团二师。
　　
　　娄山关，又名娄关、太平关，位于遵义县北大娄山脉中段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南距遵义约百里，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海拔1440米，古称天险，“北拒巴蜀，南扼黔桂”，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娄山关地形险峻，千峰万仞，重崖叠峰，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川黔公路盘旋而过，是遵义的北大门。
　　
　　于1月6日率先攻占遵义城的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没有在遵义停留，林彪奉军委电令，亲自与政委聂荣臻到遵义城北门四团驻地部署了战斗任务：追歼北窜之黔军侯之担部，攻克娄山关，占领桐梓县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到部队督催此行动的实施。
　　
　　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当即率部队北进。部队抵板桥，消灭黔军一个前哨排。同时对娄山关敌情进行侦察，决定采用一路正面强攻、一路绕关东小道抄袭的战斗攻克娄山关。
　　
　　1月9日，也就是在军委纵队进驻遵义的当天，四团由板桥分道出发。一营长李光顺率一营担任正面主攻，沿公路以梯队形式展开向关口推进。二营为二梯队集结山脚待命。
　　
　　侦察队长潘峰率侦察队和工兵连从关东侧小路向敌人侧后前进，意在截断敌后路，并袭扰桐梓县城。扼守在娄山关上的敌人，是从乌江防线溃退下来的黔军第3旅林秀生部两个团，实在是被红军给打破胆了，红军尚未攻关，即用电话向其军部请求增援，敌军部电话命令守敌“不准后撤一步”，并命其注意警戒关口东边小路，提防红军从侧后袭击桐梓。
　　
　　可惜这个电话被红军通信班搭电线于敌人电话线上，窃听到了，由此知道黔军东侧空虚。耿飚团长即命正面部队暂缓进攻，命令关东侧侦察队、工兵连迅速断敌退路。
　　
　　一会，通信班又窃听到敌人军部命关上守敌撤退的电话，知道守敌要弃关退守桐梓。正面强攻部队即以密集火力，从关南发动总攻，迅猛杀上娄山关。
　　
　　接到了撤退命令的守军也没有立即走人，而是利用有利地形，妄图死守关口，打退红军之后再向北退却――不过已经战意不那么坚决，士气就更不用说了。
　　
　　结果，四团冒着枪林弹雨，只一个冲锋便冲到关上，准备与敌人开始白刃肉博，黔军哪经过这等不讲理的战法？随即向北狼狈溃逃，沿途丢弃无数武器、烟枪和大量军用物资。
　　
　　四团乘胜追击下关，经南溪口、红花园直扑桐梓县城，但用不着了，潘峰率领的侦察队已克桐梓，并且俘敌数百，缴获大量物资。当天，红二师师部便进占桐梓，本来能持险拼一气的娄山关战斗被黔军打成了哄散弃守，红军娄山关战斗大获全胜。
　　
　　1月10日，四团离开桐梓追歼黔军，在新站与黔军侯之玺部两个团激战一整天，并首次与刘湘的川军交火,结果顺利击退川军廖海涛部，11日进占松坎。这时，红一师与第十团亦从遵义赶到，进驻桐梓、新站、松坎、酒店垭与川军对峙，组成了遵义的北面防线。
　　
　　至遵义会议开会时，遵义地区的北部威胁已经基本解除，但是，顺利击退川军的战斗却为以后伏下了绝大隐患：此时的红军把川军等同于黔军，这在不久的战斗中几乎给红军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时遵义会议还没有举行，红军最后的去向还没有确定，但事实上中革军委已经命令红军准备走路了。
　　
　　11日朱德便电令红军各部：各军团应收集一个月的谷子，来源是靠没收；应以没收来的布匹，分发包脚布、打草鞋，每人要准备三双――准备走长路，这时已经没有了经营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川苏区之打算。
　　
　　所以，还是抢渡乌江之前出现的情形：部队实际上走在了决议的前面。要说是党中央的决议是跟着部队走向制定的还差不多。
　　
　　1月13日，林彪率红军第一军团司令部开进遵义，随后便把红军第一军团司令部及部队交给了政治部主任朱瑞、参谋长左权率领北进，桐梓，林彪与聂荣臻便留在了遵义等待开会。
　　
　　遵义会议落幕的次日，林彪与聂荣臻提前一天离开了遵义城，赶往了红第一军团司令部驻地松坎；次日，也就是１９日，中共中央便撤离了遵义县城，红军全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向土城（习水县境）前进了。
　　
　　林彪的第一军团为右路军，由松坎出发，经温水向旺隆、赤水挺进，接到的命令是牵制綦江、合江之川军。
　　
　　这几日，参谋长左权按照军委命令对红一军团的部队进行了缩编，战损极大的一军团十五师建制和番号被撤消，余部被分别编入军团第一师、第二师部队。
　　
　　撤离遵义的次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赤化四川。不过，也留了余地：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
　　
　　注意：这时的军委命令已经意识到就近从川南渡江不易了，但还是采取的试一试的态度，这给一段时期的作战造成了本来可以大大减少的损失，日后林彪写信埋怨毛泽东指挥部队专走“弓背”不走“弓弦”就是基于此点。
　　
　　这个“试一试”付出了绝大的学费！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
　　
　　林彪接到的电令是：侦察通向泸州、纳溪的里程和住户情况，并报告军委。
　　
　　红军撤离后，黔军成功收复遵义！王家烈忙不迭向总裁报功：职部率将士重创赤匪，现已收复失地！
　　
　　没有了退路的红军只能向前了！但此时却组织了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战役：土城战役！
　　
　　这是在落实军委命令中的：“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
　　
　　但这次的决战选择合适吗？套用一句美国将军的话：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请看下篇：六十七、首战川军：土城子战役的序幕战）
六十七、首战川军：土城子战役的序幕战
　　
　　今天的人们大都对“四渡赤水”这个词极为熟悉，这主要是因为据非正史记载，毛泽东曾自称：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有种说法：说是解放初期，刘伯承曾与身边的工作人员闲聊时说过：长征途中的战斗，我最得意的一笔是四渡赤水。
　　
　　谁知事隔不久，却听到毛泽东在另一个场合也说过类似的话，不过，指挥者不是刘伯承，而是毛泽东自己。
　　
　　据说刘伯承听了之后，马上回去把原来听他摆龙门阵的人找来：“上次我说的那些话，不要再提起！”
　　
　　这有点牵强：因为据说毛泽东是于1960年当来访的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才是自己的得意之笔。――这与解放初期的刘帅似乎扯不上干系。
　　
　　实际上，两个人都是在统帅部，一个是统帅周恩来的助手；一个是具体策划各个战役及部队行动的参谋长，说是谁的一笔也都没有关系。
　　
　　但是，假如具体分析“四渡赤水”的过程，就会发现，谁也没有从开始就策划“四渡赤水”之类的军事行动，四渡赤水是被逼出来的，甚至本来可以避免这一番折腾：因为毕竟在四渡赤水的系列战斗及行军中，红军一线部队因体力透支便减员近半！
　　
　　要从渡过赤水河就算一次的话，林彪的红一军团却是多渡了两个往返，也就是说：红一军团曾两次“四渡赤水”。不过，属师级战术行动，于大局无关。
　　
　　但林彪额外的“四渡赤水”其原因与后来的红军全军四渡赤水一个样：都是被逼出来的。
　　
　　直接起因就是近年来才见于书著的红军长征中的败仗之一：土城子战役。
　　
　　一般人们都把青杠坡之战当作土城子战役，其实土城子战役是由一系列战斗组成：黄陂洞战斗、复兴场战斗、箭滩战斗、猿猴场战斗（现称元厚）、七里坎阻击战、旺隆场阻击战、甚至还要加上一个班兵力的白杨坎阻击战，最后才是规模最大的青杠坡之战。
　　
　　简述前面的几个战斗过程：1月20日，林彪接军委电令：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向赤水、习水开进。林彪遂命令红一军团部队经良村、东皇场、土城向赤水城急进。本人则率领司令部进驻石壕（今属重庆）地域待机。
　　
　　22日，红一军团于温水经梨园坝击溃向赤水撤退的黔敌侯子担部之后卫部队，并进驻良村（习水县境）。
　　
　　这是为了打开北上渡江的通道，同日，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联名电令：红四方面军以主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的渡江作战行动。
　　
　　23日，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于梅溪开始阻击尾追而至的川军郭勋祺旅。
　　
　　次日，林彪指挥红一军团一师经东皇殿进至土城、三元场一线，击溃不经打的黔敌刘翰吾旅进占土城镇。
　　
　　25日，林彪指挥一军团第二师在离元厚十四里处搭浮桥渡过赤水河，开始沿左岸向丙滩、风溪口、复兴场挺进，第一师则沿右岸大路向葫市、旺隆场（均为赤水县境）前进。
　　
　　次日，第一师于七里坎的黄陂洞遭遇到由赤水向土城开进的川军章安平旅，结果章旅先红军一步占领了右侧高地，并以高地为支撑点，对红军实施火力封锁，此地处于狭窄的沟谷地带，左侧有碉堡封锁，第一师两面受敌，陷入苦战。
　　
　　谁知雪上加霜：川军大大不同于黔军，开战不久，川军达凤冈旅的一个团即赶来增援，生力军参战之后，一师三团伤亡惨重，连、排两级干部大部牺牲，红军始终冲不出葫芦形的山口，形势十分危急，顽强坚持到傍晚，终于不支撤出战斗，全师退过了赤水河。
　　
　　黄陂洞战斗，川军章平安旅伤亡200余人，红一师伤亡300余人，损失枪械64支。
　　
　　同日，红九军团在箭滩场也受挫于川军。
　　
　　红九军团在由习水向合江前进途中，与由合江相向而来的川军特遣支队徐国瑄部在箭滩场以北不远处一个叫做“仙人脚印”的地方迎头遭遇，双方在河谷中打了一个整天。因从东皇殿而来的川军廖泽旅一部正奔习水而来，红九军团有在狭长河道中腹背受敌的危险，罗炳辉、蔡树藩即令部队边打边退，撤向习水。
　　
　　傍晚时分，中革军委在接到罗炳辉、蔡树藩电告战况后，即令红九军团向红一军团靠拢，接受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九军团即在习水搭设浮桥渡过习水河，由安民、朝阳坝，连夜翻越南门山、二郎坝，经杉树坪、四合、沙坝、金竹，于次日晨赶到葫市，终于与红一师会合。
　　
　　1月26日，红一军团的二师在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的率领下向复兴场开进。可是，没有想到，川军达凤岗旅的2个团已经先于红军占据了复兴场，控制了复兴场周围所有的高地。
　　
　　由于敌情不明，红军没有急于发动进攻。而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当晚亦进至丙滩，在得知红一师在黄陂洞受挫后，即电令陈光、刘亚楼次日“攻取复兴场并迅速向赤水推进”，以迫使黄陂洞之敌回援，减轻红一师的压力。
　　
　　红二师遂于27日清晨，向复兴场发起进攻，拟扫除障碍，兵逼赤水城。
　　
　　林彪这会儿实际上已掌握了赤水附近已有川军两个旅5个团，而且知道徐国瑄支队及廖泽旅一部已奔习水而来的信息。但无论是林彪，还是中革军委，这时还都还维持着进取赤水北渡长江的劲头，对川军刘湘部的战斗力估计严重不足，或许还在想当然地以同样享有“双枪”名头的黔军来比照，所以，当晚24时中革军委给林彪的命令仍是要红一军团主力“会合消灭该敌”，并“乘胜攻城”。
　　
　　哪知刘湘的川军部队也有“双枪兵”不假，却是货真价实的双枪：部分特务营人手长短枪各一支，而且全是自动枪械，远近皆能拼杀，直到吃了大亏后才明白：刘湘的川军其实比老将的嫡系中央军还难打！
　　
　　二师进攻复兴场的战斗也不尽如人意：川军持地利死战不退，据载，二师曾有一名团长欧阳鑫率部分战士冲进了复兴场，但还是被强悍的川军以巷战赶了出来，欧阳鑫也牺牲在巷战之中。
　　
　　红二师被迫撤出战斗，回到猿猴场。
　　
　　现在赤水城还有欧阳鑫烈士墓，不过，查《红一方面军人物志》，红一军团却没有姓欧阳的团级以上红军干部，能被资料证实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治委员赵云龙牺牲于青杠坡战斗。
　　
　　除聂荣臻回忆外，参加旺隆场、复兴场、青杠坡战斗的其他红军指挥员也没有回忆出曾牺牲另外一位的团级以上干部。――别是聂帅记错了名字吧？
　　
　　林彪号称常胜将军，却连续两天战败两场，再加九军团的箭滩场受挫，红军已经三战皆失利！论说这时的红军总部应该清楚了川军战力及战斗意志。
　　
　　但是，也许是战场通讯没那么迅速，27日凌晨3时30分，有着最后决定权的周恩来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由朱德致电各军团：红一军团停止向赤水之敌进攻，军团部及红二师转移至猿猴（元厚）集中。
　　
　　但集中并不是避战川军，而是准备大打了！两小时后的清晨5时30分，又向各部下达命令：红五军团以一个团继续吸引追敌至枫村坝、石羔嘴地带，主力转移至石羔嘴西南之簸箕坝地域隐蔽集结，准备28日晨与红三军团协同，突击追敌左侧翼；红三军团四师进至鼎新坝隐蔽集结，准备迂回敌之左侧背，断敌归路，五师转至新场黑山地域，准备协同红五军团突击敌之右侧背；红一军团以红一师在旺隆至猿猴（今元厚）间迟滞赤水方向之敌，二师主力集结猿猴（今元厚）地域，准备28日参加战斗；红九军团则尽量迟滞习水来敌。
　　
　　红军总政治部也于同时发布政治动员令，号召红军指战员“勇敢向前，取得为创造新苏区的第一大仗的胜利。”
　　
　　可能是林彪、聂荣臻收到电令较晚，27日一大早，陈光、刘亚楼还是按林、聂26日命令开始行动，打了复兴场这场不划算的战斗。
　　
　　不过，红二师虽战败，撤出战场却玩得挺漂亮：陈光、刘亚楼接令撤出战斗，从风溪口渡口再渡赤水河，但却突然一个回马枪杀向追兵，尾追的达凤冈一个团猝不及防，溃散而退。红二师得以于当日顺利撤至丙滩、猿猴地域。
　　
　　同日，红一师也撤至旺隆场并在附近群众中安置了64名伤员，其掩护部队在七里坎一线凭地利阻击章安平旅第3团，重创其一部，以伤亡6人的代价，毙伤俘敌80余人。
　　
　　下午，章平安旅第3团又追至白杨坎，遭红一师后卫一个班的阻击，双方激战两小时，最后进入白刃格斗，这个班的红军士兵宁死不退，最后全部阵亡！
　　
　　以上便是红军发起土城子战役的序幕，大亏三战，小便宜沾了两次，总得说两天来还是大败亏输。
　　
　　但是，红二师的“回马枪”却不能说是小便宜：使二师得以全师当天退到猿猴，成了次日红军青杠坡之战的唯一预备队，此举可能无意中救了红军全军！
　　
　　（请看下篇：六十八、“郭莽娃”与“郭猫儿”）六十八、“郭莽娃”与“郭猫儿”
　　
　　红军总部瞄准的是由黔北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
　　
　　郭勋祺，字翼之，四川双流人氏，1912年，17岁的郭勋祺投入川军，因作战勇敢得到一说不清是褒还是贬的雅号：“郭莽娃”。
　　
　　论说，既然是“莽娃”，用兵就应该是属于“黑旋风”那种类型，但是郭勋祺不同：在官拜刘湘部第四师第七旅少将旅长之后，还得了一个雅号：“郭猫儿”！
　　
　　 “郭猫儿”，意即是狡猾机灵，与“郭莽娃”这么一搭配，便成了智多星吴用与黑旋风莽李逵的结合体，这就可怕了！
　　
　　“郭猫儿”治兵有方，从不准手下吸食鸦片，早年曾与朱德同为川军同僚，与刘伯承、吴玉章等中共元老也非常熟悉，所以也学会了对手下士兵做思想工作这一套，郭勋祺的部队被称川军中的“模范师”。
　　
　　传言：郭勋祺与诸多共党头面人物有旧交，至少属于共党同情分子，据说刘湘选将“追剿”共党，正是看上了这一点——怕付出川军血本。
　　
　　然而，处于历史漩涡中的历史人物是无法自主的，端谁的碗，服谁管，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情也有，但不等于不对“汉”下狠手。
　　
　　郭勋祺同情共党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追随共党，眼下的“追随”却是掂枪挟炮在“追随”共党！“防共入川”与刘湘利害攸关，也与他自己的厚禄高官利害攸关，郭勋祺卖力气也是理所当然。
　　
　　郭勋祺事后也曾言：“我读过《共产党宣言》，学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建国学说，知道共产党也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是激进一点。在我内心上，何尝愿与他们硬拼？但限于各自的环境和特点。……我部为了自己生存，为了所负职责，为了军誉均不能不努力拼搏。”
　　
　　军委纵队到达土城后，可能是通过军委二局截获的川军前敌总指挥潘文华26日电令，再加红一军团报告的敌情，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人肯定已经得悉了川军在赤水、习水、土城地域的部署与兵力，也就觉察到了“北渡长江”计划所受到的严重威胁。
　　
　　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打一仗，消灭紧随之敌，遏制追兵势头以改变态势。
　　
　　按中革军委的想象：以红五军团一部，将追敌诱至枫村坝、石羔嘴一带狭窄地域，以红五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第四师隐蔽突然地向该敌左翼突击，并断敌归路；红三军团五师突击敌之右翼。
　　
　　实际也是这样部属的：是一个“两翼突击”伏击战的部署。
　　
　　虽然当时中央红军上上下下都对川军刘湘部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但如果这个计划顺利实现，打郭勋祺一个措手不及，成建制地歼其一部，遏制其嚣张气焰和尾追势头，应该说是十拿九稳的。
　　
　　但是，仗一打响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一个无法证实的情况：据郭勋祺副官胡秉章回忆，当郭部尾追红军到土城时，胡副官鬼使神差地从路边拾得红军油印的作战命令，命令中详列了诱歼郭部的计划。郭勋祺便紧急追回了已向青杠坡出发的部队，仔细研究红军部署后，派出一支轻装部队，抄枫村坝北面人迹罕至的狮子梁山间小路包抄，其余各部则抢占沿线高地向红军反击。
　　
　　这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情节，但这也是一个令人生疑的情节：中革军委27日凌晨才决定要打这场战斗，5时30分命令才下达各部，正在交替掩护后撤运动中的红五军团如何能在如此仓促的时间里弄出这样一篇“油印”文字？而且竟然还随意乱扔？
　　
　　不过，胡副官的回忆无法证实不假，偏郭勋祺还就是以实际部署替胡副官的回忆做了旁证：郭部在进入枫村坝前方深谷时，将第7团第1营凌谏衔部由左侧卫改作本队之右侧卫，翻越枫村坝至石羔嘴道路北侧人迹罕至的“猫猫岩”，取捷径向土城方向的尖山子高地抄袭，进入谷地道路的部下第8团唐映华团也一路注意抢占高地，谨慎搜索前进。
　　
　　而就在同一天，在郭旅后跟进的潘佐旅主力亦从习水、三元场绕道隆兴场、二郎滩，由东南方向迂回土城。
　　
　　川军是有准备而来！
　　
　　至于如何获知的红军情报就不好断定了。
　　
　　据胡副官回忆：“在图书坝遇有数百名兵力之红军，稍事抵抗即沿黔北大道向土城方向退却。”――这无疑是红军的诱敌部队。
　　
　　1月27日午后14时，红五军团诱敌部队在营棚顶附近突然掉头，向郭旅唐映华团前卫营出击，青杠坡战斗正式打响！
　　
　　郭旅唐团之前卫营正在占领阵地，立足未稳，猝然间被红五军团一番猛打猛冲，顿感不支，阵脚呈动摇状。
　　
　　但随后跟进的郭部第7团团长袁治一边让团主力抢占左翼凤凰嘴一线高地，一边令本团前卫第2营跑步增援唐团，抢占道路北侧的营棚顶高地。
　　
　　关于这个营棚顶高地，后来曾有一个以色列将军伍大卫来到青杠坡故战场，研究青杠坡一战为何失利，这个以色列将军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非常推崇，但对此战表示了不解，“怎么会选择这个地方作战？尤其是把中间关键的这个山头放给敌人？”
　　
　　所谓“关键山头”即营棚顶。
　　
　　照红军总部的估计，桐梓窝、尖山两个高地正好对郭部形成居高临下、南北夹击之势，偏把中间偏后的营棚顶放给了川军。
　　
　　谁料营棚顶竟成了川军反击的阵地，从大路赶来的川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进入到了战场一线。
　　
　　占领营棚顶的袁团第2营开始以机枪和迫击炮向正向唐团前卫营冲击的红五军团部队猛烈射击，唐团阵脚始定。
　　
　　而此时，由道路北侧迂回尖山子之袁团凌谏衔营奇兵突出，一番混战，红五军团诱敌部队与军团主力被截断！就此红五军团部队开始混乱后撤。
　　
　　15时，川军潘佐旅唐明昭团主力翻越寨门垭（亦称“寒棚坳”）口，进至青杠坡地域。川军力量增厚，即刻反守为攻，红五军团顽强阻击，战斗陷入呈胶作状。
　　
　　据好多专家们事后分析：青杠坡失利的最大原因是红军情报失误。最初情报显示，敌人3个团不过六千余人。交手后，才发现对手除郭勋祺的3个团，还有潘佐第四旅的3个团，共计一万多人，另有两个旅在后面跟进。
　　
　　这也许是此战失利的重要因素，但在布置战场时疏漏了重要高地营棚顶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枫村坝的郭勋祺一听前边枪炮声大作，心急如焚，急电刘湘催促各部合击土城。
　　
　　入夜时分，炮声又起，郭勋祺坐卧不宁，遣左右上山观察战况，左右不是托病推诿，就称夜暗难测。郭无可奈何，急令傅楠第９团五更造饭，黎明即前出加入战斗。
　　
　　其实在傍晚18时，潘佐旅张益斋团便由东南方向迂回青杠坡，与原拟于次日与红五军团主力协同“突击敌之左侧背”的红三军团四师在距隆兴场5里的土地坎突然遭遇，双方发生激战。
　　
　　这个情况出乎中革军委的意料。这也就是说，预计的“迂回敌之左侧背并断敌后路的设想已经难以实现。
　　
　　然而，中革军委依然决心“灭此朝食”。
　　
　　当晚20时，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通报白天战况，部署次日战斗：“今日进占枫村坝、青岗坡地域之敌约4团，或有后续4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
　　
　　中革军委依旧令红一师继续箝制赤水、旺隆场之敌，红九军团及红一军团二师为预备队，红二师须于次日进至土城东南的水狮坝待命，而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红五军团及军委干部团，“消灭进占枫村坝、青岗坡之敌”。
　　
　　就此，明知敌情有了变化，还是决定打下去――专家们考证的“敌情判断有误”看来是难以站住脚的，红军此战失利有其人为因素。
　　
　　（请看下篇：六十九、土城子战役的高潮：青杠坡之战）
六十九、土城子战役的高潮：青杠坡之战
　　
　　黎明时分，郭勋祺登上寒棚坳山顶观战指挥，听得右侧猫猫岩方向枪声骤密，这是凌谏衔营正受到红五军团猛烈反击。
　　
　　猫猫岩山势延绵直贯枫村坝，倘被红军夺去，郭勋祺指挥部即有不保之虞。郭勋祺即派手枪营长郭文炯派出1连增援，手枪营装备精良，每连有120支20响快慢机和8支“花机关”，属于地道的“双枪兵”，凌谏衔得此精兵，阵脚遂得稳定。
　　
　　差不多同时，周恩来、毛泽东等也登上土城东北角一座称为“大埂上”的山头上观战指挥。
　　
　　“大梗上”海拔近1000米，是一个光秃秃的山头。可以清楚地通视山脚下土城西南的水狮坝中央红军主力集结地、西侧山脚下的土城镇及渡口，以及东南侧尖山子和马鞍山间一个叫做“漏风垭”的山口，山口东南便是青杠坡一带地形复杂的山岭和谷地。
　　
　　当时刘伯承所率中革军委前指就设在漏风垭，就近指挥红五军团，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指挥所则设在石羔嘴后山半坡上一个叫做“棚子窝”的地方。
　　
　　清晨，彭、杨指挥红五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第四师一部，在红三军团炮兵营山炮和迫击炮火支援下，向郭部唐团、袁团再次发起猛攻，唐团不支后退，波及袁团，团长袁治赤膊提刀督阵，始止住溃兵。
　　
　　郭勋祺见状，相继派出手枪营第2连配属袁团、第3连配属唐团，并令机炮营重机枪连在寒棚坳半山腰架起重机枪，堵住道路，严禁官兵后退。
　　
　　8时左右，川军廖泽旅兰、王两团从东皇殿（今习水）抵达青杠坡，截住了正从郭旅右翼迂回的红军，加入了郭旅袁治团方向战斗；潘旅唐明昭团亦加入郭旅唐映华团方向战斗。
　　
　　此时，红军力战郭、潘、廖3旅7个团，重点打击郭旅唐映华团，多次将其击溃，亦多次与被袁治赤膊提刀驱回之溃兵再战。
　　
　　战至午后时分，因袁团凌谏衔营抢占的尖山子一直未被拿下，红军进展受限，渐呈疲软状。
　　
　　彭德怀按以往经验，估计顶多三四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可是激战了大半天，非但没有扩大战果，川军反因援兵陆续赶到战场，反扑愈烈，一度接近中革军委前指所在地漏风垭。
　　
　　漏风垭距土城镇及渡口不足两公里，川军一旦占去即可由此瞰制中央红军预备队集结地水狮坝，并以迫击炮直接瞄准向“大埂上”中革军委指挥所猛轰——“大埂上”是个光秃秃的山头毫无遮蔽，中央红军无路可退、无险可守！将被迫与敌背水决战。
　　
　　如此这般，局面肯定是不堪设想。
　　
　　而这时正从猿猴向土城水狮坝集结地疾进的红二师尚未到达，形势相当危殆。情急之中，毛泽东急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投入战斗。
　　
　　干部团乃中央红军的“虎豹骑”，成员俱为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干部，除了配备大量冲锋枪――“花机关”外，还人手一柄雪亮的马刀，头上都扣着一顶德式钢盔。
　　
　　干部团第一、第二营上好刺刀，在特科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的迫击炮和重机枪掩护下，一路呐喊向川军发起迅猛反击，几经短兵相接的残酷肉搏，终将敌军逐退。
　　
　　苦战中的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得此鼎力一助，士气大振也趁势发起反冲击，又将双方战线反向递推。地处低洼地带的郭旅唐团阵地再次动摇，郭勋祺派来助阵的手枪营第3连连长王清泉等数名官兵也被红军俘虏。
　　
　　当时正在土城大埂山上观察战局的毛泽东赞誉道：“陈赓！可以当军长！”
　　
　　陈赓干部团的冲锋，缓和了紧张局势，军革前指的朱德、董必武、林伯渠，邓颍超、贺子珍等得以脱离险境。
　　
　　此时冲上前线的，何止是干部团？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都上了战场，尽管对青杠坡一战评价各异，但谁都无法否认这是共产党军史中最能展现领导人英雄气概的一幕——七大元帅（除了二、六军团的贺龙、留守江西的陈毅和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全部投入到这场险象环生的战斗中。
　　
　　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耿飙、张爱萍），包括建国后授衔的150多位将军，全部集中在这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战场中。三任国家主席，以及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和后来党的核心人物邓小平、胡耀邦，都在青杠坡亲历过枪林弹雨。
　　
　　围绕尖子山、营棚顶，双方展开恶战。
　　
　　还是据郭勋祺的副官胡秉章回忆：战至此时，郭勋祺也有不支之感，步枪子弹已经嗖嗖地向寒棚坳山的寨门垭口他的指挥位置飞来，而此刻其预备队傅楠第9团已经逐次增援投入战斗，身边已无多余兵力，只剩下1个警卫连。
　　
　　万般无奈，这位“郭莽娃”也开始萌生退意，开始在日记本上拟就撤退方案：机炮营将所有炮弹放完为止，除固守尖山子、猫猫岩的部队外，所有在谷地中苦战的部队全部后撤至寒棚坳山后，全旅后退至图书坝待援。
　　
　　左右闻知旅长要撤退都很赞成，但也有担心：双方犬牙交错倘滥放炮火可能伤及已方部队，如此军心大乱战线也会动摇，而正面部队撤出后，尖山子、猫猫岩将受到红军全力攻击，猫猫岩不保红军可直插枫村坝截断我后撤之师，局面将不可设想：“红军是远征之师弹药有限，我等只要苦战待援，定能稳操胜券……”
　　
　　郭勋祺很有大将风度，连连点头称是，当下便横下心来，严饬所部“努力战斗，冒死与敌相搏”，无论官长还是士兵，只要后退一步，不问情由一律就地枪决！
　　
　　同时一边电请刘湘潘文华急饬各路川军部队向土城疾进以合围中央红军主力，一边遣人带马队到潘佐旅筹借弹药给养以解燃眉之急。
　　川军战线重新稳定，战局一时又陷入了对红军不利的局面！
　　
　　关键时刻，陈光、刘亚楼率红二师部队赶到了水狮坝，中革军委立即通报前指并电令：我二师准14时加入红五军团方面的突击！军委决心以红二师、红五师、红五军团及军委干部团消灭当面之郭敌并乘胜向东追击，尔后与红四师配合解决潘敌并追敌至东皇殿。
　　
　　14时，中央红军主力发起全线攻击，冲击狂潮一浪高过一浪，设在官坟嘴东侧永安寺的袁团指挥所也被生力军红二师攻占，川军全线动摇，不得不向枫村坝附近收缩，红军阵线完全巩固并继续反击，战至黄昏又相继夺回了几个失守的山头。
　　
　　但是，红二师在通过垭口低洼地界时也情形一时危机万分，部队陷在一个葫芦谷的隘口中，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遭受极大伤亡。
　　
　　28日黄昏，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土城商会召开紧急会议，这时遵义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的那个关键作用就表现出来了：毛泽东力主撤出战斗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西渡赤水河改向叙永、古蔺一带前进，而被党内委托为“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及朱德、陈云、王稼祥、张闻天等当即附议，没有争没有吵，大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全军立即轻装脱离敌人，由土城附近迅速渡过赤水河西进。
　　
　　次日，29日清晨，青杠坡战场枪炮声大作，双方激战时起时伏一直持续到午后，而这时郭部弹药给养均已告罄，向潘旅筹借弹药的马队又迟迟未归，再打已很难支撑。
　　
　　郭勋祺正急得屁股要着火，前边儿却突然传来消息：红军不见了？
　　郭部官长们笑逐颜开彼此庆贺，一齐狂拍战场最高指挥官之马屁：旅长真是洪福齐天！
　　
　　而郭勋祺却并不买账：“毬的个洪福齐天!再打半天，管叫你我饮弹入地。”
　　
　　“土城战役”终于落幕了。――不禁设想：假如红军再坚持一下如何？估计此战会惨胜，但战略上处境将会更加恶化，再多耽搁一天时间，渡过赤水只怕也不会那么容易了。
　　
　　29日晚，林彪奉命指挥红军第一军团、红军第九军团和军委纵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干部团、上干队等部队编成的右纵队，在猿猴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兴文前进――就此开始了四渡赤水艰难的行程。
　　
　　“土城战役”，川军见识了“川军自剿匪以来未有之剧战”，“伤亡官长百余员，士兵约3000名”，但中央红军却未能如愿“北渡长江”，自身伤亡也在2000人上下，这笔人头账对给养补充困难的“朱、毛”红军而言的的确确是太不划算。
　　
　　尤其是：具体伤亡的准确数字一般都是缩水的，这在当时容易理解：士气与影响极为重要，任何人都不会实话实说的。
　　
　　有一个外国人著书说：红军此役伤亡在四千左右，其主要依据是红军自己其后公布的兵员数字：三万余人。――与遵义会议之前相等，那么，在遵义招收的四五千新兵哪里去了？
　　
　　这也有点道理。
　　
　　不管怎么算账吧，中革军委“消灭郭敌潘敌”这个战斗目标的确没有实现，所以说：毛泽东重出前台，以助手登场亮相的第一仗，乃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败仗。
　　
　　所幸，毛泽东是精于“变化计划”的高手，也许这才是毛泽东的最高明之处，“神来之笔”一般都是即兴之作，能根据具体实情及时修正计划才是真正的伟大。
　　
　　（请看下篇：七十、一渡赤水后的两个会议）
七十、一渡赤水后的两个会议
　　
　　郭勋祺之所以竭尽全力与红军血拼是有原因的，郭旅执行的是刘湘的命令：对赤匪实施“拖尾巴”战术，坚决不能让其进入四川境内！
　　
　　与此同时，刘湘以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出动了足足7个旅作为机动兵力，另外还沿长江修筑了大量碉堡、工事。原则就一个：你共产党只要不入川，咱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只要找上门来，咱就豁上一拼两败！
　　
　　其实，刘湘真正怕的倒不是红军，而是蒋委员长的嫡系中央军！
　　
　　假如把红军比作一只猛虎的话，那么，跟在这只老虎后面的却是一群饿狼，对老虎过路还可以避一避，后面的狼群却会就势把川军撕个粉碎，连骨头都不会留下！
　　
　　所以，刘湘在这次红军迫近四川时，忧虑的对潘文华说：“唉……我们同红军固然是水火不相容，但也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蒋介石要消灭的对象。”
　　
　　刘湘沉吟两难：“当然，红军更是主要对象。因此，我们还有运用余地，这是与过去对红四方面军作战不同的特点。我们真是要馨香祷祝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给我们带走，而不要带进四川。
　　
　　“这并不是空想，我们现在的原则是：黔北的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我们就虚与周旋，保存实力，决不与之对抗；如果红军真要深入四川腹地，那也就只有与之硬拼到底了，在同归于尽中去求幸存。目前关键在于黔北红军入川境的深度，特别是渡不渡江，这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分界线。”
　　
　　本来刘湘接到蒋介石的急电，是要他派3个师入黔，阻止由桐梓、遵义向黔西北前进的红军。刘湘仅派出了郭勋祺率2个旅前往逶迤应付，但在得知红军已经过温水向西而来，刘湘紧张了，忙令郭勋祺速向土城前进，于赤水河东岸地区拉住红军，不让其入川。
　　
　　而红军却欲一口吞掉郭、潘二旅，所以才爆发了导致两败俱伤的土城子战役。
　　
　　红军一渡赤水之后，蒋介石判断红军欲北上过江，开始重新调整部署：将追剿军改为第1、第2路军。以何键为第1路军总司令，率主力围剿红二、六军团，另以一部封锁湘、黔边境，防堵中央红军进入湖南。
　　
　　由云南省主席龙云任第2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集结川、滇、黔边地区，围堵追剿中央红军。――这是要把红军往江北刘湘的地盘上赶了！
　　
　　但此时的红军还是应该算作暂时脱离了险境，摆脱了川、黔两军的纠缠，薛岳的中央军此刻正忙于接受“风落枣”贵州，距离红军还隔着乌江、赤水，红军此刻是继续坚持渡江北进，还是就地建立根据地？
　　
　　赤水以西的川、滇边界地区没有经营的价值与条件：此地区人烟稀少，部队一无法筹粮，二无法扩军，且行军也不易。林彪就在渡过赤水河的次日同聂荣臻致电朱德：右纵队自西渡赤水后，部队走小路爬高山绕道太多，沿途群众极少，无粮食补给，只能吃稀粥，且受敌侧击，建议经古蔺向永宁方向前进。
　　
　　朱德次日便回电同意所请。
　　
　　2月1日，林彪指挥红一军团二师进抵三岔河鱼塘坳，击溃当地民团后，直抵永宁县城东郊并开始进攻县城。
　　
　　红一师则于次日开始攻击驻守火烧岩的川军第21军。
　　
　　两个师的红军此刻是红军的精华与绝对主力，还是准备与川军死拼血本？并非如此，林彪的这两只拳头一实一虚，二师攻城乃是虚招，好似要重新劈开北上渡江的去路；一师才是玩得真格的，目的就一点：为全军开路，向西，向西，再向西！
　　
　　永宁县城只不过位于西进要道不远，只要能牵制住当地驻守的川军不出动干扰就可以了，火烧岩的川军却是碍路的石头，非搬开不可！
　　
　　第一师攻击火烧岩上凭借石寨据守的川军没有什么巧招，此寨居于当道，除了以血肉铺路死冲别无它途，所幸此地川军也属仓促应战，再加红军属死地求生，激战一天，川军据守的石寨被强攻破寨，一军团得以顺向黄泥嘴、大坝前进。与其同时，第二师攻击永宁县城战斗仍在不紧不慢的进行中。
　　
　　3日，红军转向叙永西方大坝，试图通过此处北上长江，又被川军拦截。
　　
　　3日到6日，红军接连在叙永、毛坝、大坝、天堂坝从东到西的一线和川军遭遇激战，但都没有取胜。
　　
　　几天的战斗，红军总部已经意识到渡江北进不切实际，与战力强悍的川军拼血本不划算，现在是急于避开川军了，所以电令全军前锋林彪部折兵锋于西南方向，以求在宜宾上游过江，还是想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设想。
　　
　　由此看，此时的中革军委依然把渡江北上作为唯一战略目标，只不过把渡江的位置选定稍偏西了而已。
　　
　　可是这个设想也无法实现，因为它于川军的作战原则迎头相撞：“红军只要不入川或者入川也只是借道，就虚与周旋，保存实力，决不硬拼；如果红军想深入四川建立根据地，则拼死相博，在同归于尽中求生存！”
　　
　　现在见红军反复寻找渡江地点，大有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意图，川军只有硬拼了，刘湘立即加调数十个团把守长江南岸渡口。
　　
　　红军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已经清楚了川军的底牌，面对川军的顽强阻击，不得不另觅出路。
　　
　　2月5日，政治局常委在云南威信境内的花房子召开了遵义会议后的首次会议，史称“鸡鸣三省会议”。――因为此地处于黔、川、滇三省结合部，村子里的公鸡打鸣，三省皆闻，所以当地百姓称呼为“鸡鸣三省”。
　　
　　据几个老帅回议：毛泽东曾说过：“会上，要我取博古而代之，我说让洛甫来。"――此种说法大有疑点：即使真有这种情形，那也无非是张闻天谦让一番，而毛泽东怎么会事后多年这么说给别人呢？
　　
　　周恩来对这点有过三次回忆，1943年12月2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后到云南，中央书记由博古换给洛甫。”(原记录存中央档案馆)。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的讲话中又谈到：“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1972年7月5日，周恩来又说道：“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三次会议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把总负责之位让给张闻天，考虑到周恩来后来回忆时的政治环境，假如真有此事，周恩来会故意想不起来么？这岂不是最大限度隐藏了领袖伟大的人品？
　　
　　而据张闻天自己也曾说过： “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
　　
　　2月6日，朱德命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集中，电报征求各军团指挥员意见：“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立即决心留川、黔边进行战斗和创建新苏区”。 电报还要求一、三军团领导人迅速将意见电告军委。
　　
　　次日，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
　　
　　９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镇西北角的江西庙内的戏楼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扎西会议，
　　
　　是毛泽东提出：接受彭、杨建议，乘敌人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滇西，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黔北进击，扩大会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
　　
　　10日，红军开始扎西整编，全军除林彪的一军团保留师建制外，其余各军团一律取消师建制。其中，一军团编为两个师六个团，三军团编为四个团，五、九军团各三个团。
　　
　　这就是中央红军目前的所有力量：十六个团，战斗部队两万五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是这时才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这次会议才确定了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的位置：总负责。
　　
　　也是在这个会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这点看来，土城子之败与毛泽东也并没有多大责任，就是追究也要追究负军事总责的周恩来。
　　
　　不过，那时的党中央还是比较宽厚的，就是被撤销总负责职务的博古，也被保留常委，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还有一点，一些人们的回忆录曾指责林彪对遵义会议决议内心有看法，回到部队故意不传达，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又因为有病没在部队，致使红一军团广大官兵到了２月１８日之后才了解到了遵义会议的真相：毛主席已经重新领导我们了！
　　
　　且不说毛泽东是几年后才实际领导的，仅就决议通过的时间来看，这纯粹是为了批判林彪才无知栽赃：谁能把还没有通过的决议传达给部队？就是私下漏口风也是公然违背党的纪律呀！
　　
　　实际情况是：２月１８日，毛泽东亲自来到红一军团，召开了排级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做了报告，正式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
　　
　　整编结束，2月1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了《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红军开始走起了回头路，第二次渡过了赤水河。
　　
　　（请看下篇：七十一、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城）
　七十一、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城
　　
　　走回头路最易产生两点：对于敌方，能起到出其不意之功效；对己方就不易解释了，没有愿意来回遛腿的士兵，也不会有赞成把部队体力都消耗在山路上的将军。
　　
　　但现在第一点重于第二点，那就需要做自己人的工作了：２月１６日，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战士书》，详尽的说明了红军目前的处境，“……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根据地。”
　　
　　估计此《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是毛泽东的手笔，因为里面有这样的毛氏文风：“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有利条件求得作战的胜利。”
　　
　　这时的红军第一军团已经在由扎西回师东进的路上了，１２日抵达五仙坝、双河场、分水岭及其西北地区。
　　
　　川军3个旅慌忙由扎西向东追击；黔军一部则从遵义向娄山关、桐梓增援；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开始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双方的焦点一下又集中在了遵义地区。
　　
　　红军二渡赤水时将全军分为三路：其一，彭德怀率第三军团为右纵队，由到太平渡上游的顺江场地段过河，准备取道回龙场、江场直往桐梓。其二，军委纵队及第五、第九军团为中央纵队，由白沙经丫叉、鱼岔到太平渡渡河；其三，由林彪率第一军团为左纵队，由松林经白沙、锅厂坝、镇龙山、石夹口到悦来场、林滩地段渡河，并命令林彪相机占领土城以后，则取道东皇殿、温水、新站迂回往桐梓。
　　
　　三军的目标只有一个：桐梓！
　　
　　2月18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进抵太平渡、沙溪渡口，迅速控制了渡口及船只，并以一个团迅速渡过了赤水河，控制了东岸贵州渡口一侧高地。与此同时，林彪指挥第一师进抵走马坝。
　　
　　也就是在这天，毛泽东赶到了走马坝，召开了一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遵义会议决议精神。
　　
　　红军全军渡过赤水用了三天，21日，全军顺利到了赤水河东岸，这下堵截的川军大喜若狂：终于将赤匪赶回贵州去了！
　　
　　此时的中革军委还是把能否顺利攻克桐梓当作大事对待的，这天傍晚，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各军团，限一、三军团每日行军不少于七十里，四天内必须逼近桐梓，计划二十五日会攻桐梓。
　　
　　2月24日，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司令部如期抵达桐梓境内的栗子坝地域，朱德接到林彪来电后回电并通报各军团：黔敌正分头集结待机，其守桐梓者两旅约四个团！会攻桐梓由林、聂统一指挥。
　　
　　估计该敌情是由军委二局截获的黔军电报，没想到黔军将领在忽悠上级的同时，却把红军也给连带忽悠了！
　　
　　其实，桐梓城内仅有黔军两个连驻防，被林彪指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一个夜袭，黔军第四团蒋德铭部两个连的驻军便一哄而散，奔向了娄山关，24日当晚22时，红军轻易地占领了桐梓县城。
　　
　　本来红军总部摆得阵势很大，出动了几乎所有兵力围向桐梓，却没想全然没有用上，25日，彭德怀与林彪便先后拍来了建议攻打娄山关、夺取遵义的电报。
　　
　　2月25日23时，朱德颁令同意立即攻占娄山关，但对于防守娄山关的敌情却还是判断的离谱：“估计守娄山关、黑神庙的柏（辉章）、杜（肇华）两部可能为黔军第一、第四、第五、第八、十五、十六共六个团或仅一部共三个团，有凭娄山关相机出击阻我南下掩护遵义以待薛敌来援的模样。”――或三或六？这种仗让前线指挥员怎么打？
　　
　　该电明令：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一、三两军团及干部团，当晚，林彪便依彭德怀电令，指挥一军团一师一团迂回至娄山关东侧之石炭关，助攻娄山关。并实际攻占了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
　　
　　彭德怀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记述1935年2月26日红军攻占娄山关的情景：“这是同时间赛跑，三军团比敌人提前占领了陡峭的娄山关仅五分钟……好险啊！”――彭总这里指的是增援的黔军，并非娄山关原来的守军。
　　
　　其实这次攻占娄山关是强攻而下的。
　　
　　是彭雪枫、李干辉率领的红三军团十三团攻占的娄山关。这时黔军的一个团已经占了先机，将公路封死了；娄山关右翼山峰，一律是悬崖绝壁，不可攀登；左侧是娄山关主峰点金山，己有黔军重兵防守，但相对坡度较小，可以攀爬，且攻占之后，可以居高临下，俯瞰控制娄山关。
　　
　　攻占点金山，是夺取娄山关的关键所在。
　　
　　十三团没有等后援部队， “仰攻！抢关！夺占点金山！”团长、政委下达了小部队迂回娄山关侧后，主力仰攻点金山的命令。
　　
　　冲锋号吹响了，山鸣谷应；火力队向山头敌阵猛烈射击，硝烟弥漫；红军士兵呐喊如雷向敌山头扑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越过去；炮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黔军没经过这等势头，留下数百具尸体从山南坡一走了之。
　　
　　王家烈此时正蹲在山后黑神庙中亲临指挥，立即命令杜肇华率第6、第15两团对娄山关、点金山实行反扑。黔军宋华轩、 刘鹤鸣两团长急忙调集人员组织冲锋队、督战团，狂叫着向点金山扑来，急欲夺回制高点。
　　
　　十三团已经得了地利，更是如鱼得水，团长彭雪枫组织了５名特等射手，只一个齐射，便将黔军在后面的督战军官打倒在地。
　　
　　还没有等黔军缓过神来，红军一个反冲锋，敌军如竹竿下的鸭子，哇哇叫着滚下山去。红军乘胜夺占了娄山关！
　　
　　但是，王家烈也明白没有了退路，“双枪兵”似乎也红了眼，连续组织了6次冲锋，虽然每次都被红十三团打了下去，但就在此时，黔军3个团的援军由板桥到了迂回娄山关左侧背，红十三团孤军奋战，形势危机！
　　
　　这时，浓雾中传来了红十二团的喊杀声，援军开到了。
　　
　　由于通讯联络不畅，红十三团攻占点金山、娄山关的消息，彭德怀的军团部于午夜才知道。于是命令红十二团凌晨出发，替换下了经过一天苦战、伤亡巨大的红十三团。――这才是没有亲临战场的彭老总所回忆的“抢先了５分钟”。
　　
　　与此同时，林彪指挥红军第一军团部队由右长岗、大银场出发，攻占石炭关后继向黑神庙东南之娄山关敌人侧后迂回攻击。
　　
　　黔军眼看就要被包饺子，战意顿消，全军开始崩溃！彭德怀趁机指挥部队实施中央突破，冲下娄山关南坡。
　　
　　当晚二十时，朱德致电林、聂、彭德、杨：今二十六日被我击溃的黔军约六个团，估计遵义空虚，薛敌唐、韩两师今日以前不能到遵。我一、三军团仍由彭、杨指挥，应乘溃敌喘息未定跟追直下遵义，并准备打击援遵的薛敌唐、韩两师。
　　
　　林彪、彭德怀在此电中都受到了指责与批评：现三军团一部追击，一部停在四都站，而—军团又徘徊途中，将使敌人整顿抗我，是不对的。刻已令二师今晚回到板桥受命再追。……第三军团全力为第一梯队，应乘破竹势赶快直逼遵义城。如三军团主力末动，应于明二十七日一时起续追。第—军团为第二梯队，一师应于明日一时，二师三时，各由板桥开始续追。要在明日十二时前开始攻击，干脆解决战斗，并准备转击可能援敌。
　　
　　电报是朱德发出的，但作风有点毛泽东的意味，红一、三军团连续两日，占桐梓城，克娄山关，不但没有受到嘉奖，反而受到贻误战机的指责。
　　
　　不过，毛泽东对敌情判断的也有预见性：就在三军团攻占遵义城的同时，国军吴奇伟纵队韩汉英部第59师、唐云山部第93师渡过了乌江！
　　
　　这是老蒋的嫡系，装备及战力是黔军所不能比的，此刻预料红军在战黔军时消耗掉了大部战力，索性不顾后路背水，一万余精锐扑向了遵义城，红军立足未稳，怎能应战强兵？
　　
　　此刻，林彪没有在遵义住脚，率领红军第一军团主力直接进入遵义城东南水师坝及其东北集结。
　　
　　林彪这是要瞄准吴奇伟了！
　　
　　（请看下篇：七十二、把握战机，实施饿狼掏心战术）
　　
七十二、把握战机，实施饿狼掏心战术
　　
　　彭德怀其实一刻也没有耽搁，从拿下娄山关之后便指挥红十一团直奔遵义，遵义新城无城墙，所以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但遵义老城却又内外两层城墙，攻占并不那么容易。
　　
　　所幸黔军没有什么据城死守的战心，在红十一团不顾一切强攻一点的战法突袭之下，还是被破城，但是亲临前线指挥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却阵亡于遵义城下。
　　
　　邓萍彭德怀平江起义的八大助手之一，年仅27岁，指挥作战时站位稍靠前，竟然被一发流弹射中头部，当场倒在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右臂上！这是红军长征中牺牲军衔最高的将领。
　　
　　红军攻进城后张爱萍沉痛挥笔书写挽诗一首：
　　
　　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求经典。
　　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助烽焰。
　　围剿粉碎苦运筹，长征转战肩重担。
　　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器奇男。
　　
　　此诗从文采与格律上不值一提，但却清楚地表达了张爱萍当时的痛心惋惜！
　　
　　王家烈驻守遵义地区的５个团，此时3个被击溃逃散，王家烈只得带领剩下2个被重创的团狼狈逃出遵义，终于和渡过乌江的中央军汇合了。
　　
　　实际上，黔军在红军还没有渡过赤水河时就紧急向薛岳求援过，薛岳在2月18日，也正儿八经的命令吴奇伟从贵阳出发增援遵义的王家烈，可惜直到２月２６日才算慢腾腾的渡过了乌江。
　　
　　这是薛岳在执行委员长的借刀杀人之计，借红军之刀宰地方势力，让红军来替国民政府来打扫卫生。应该说，委员长此计甚妙，具体执行的也相当出色。
　　
　　但是，委员长绝没有想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现象发生，自己的嫡系部队会因此遭到大祸临头！
　　
　　渡过乌江的是由吴奇伟指挥的国军第1纵队第59师与第93师，所部1万多人，按常规吴奇伟应该暂时固守，等待薛岳的8万国军到了以后再发动反攻。
　　
　　但是吴奇伟认为红军攻打遵义肯定消耗巨大，正好可以来捡现成的便宜。
　　
　　于是便指挥部队进至遵义南部的忠庆铺地区，９３师一部甚至前出至遵义城南五里之枫落桥。
　　
　　28日上午，吴奇伟以第59师主力及第93师的1个团为左路，经桃溪寺向红花岗、老鸦山进攻，黔敌两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第93师主力和第59师1个团控制于忠庄铺为预备队。
　　
　　11时许，第59师攻击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攻老鸦山并占领了制高点；但右路黔军已经被红军吓破了胆，一直观望不前。
　　
　　此时的林彪却正潜伏于水师坝地区，一直在等待着出击的战机。
　　
　　笔者幼时曾读过一篇描写此战林彪直接在前沿指挥的回忆录，记得是载于老版的《红旗飘飘》中，是一个师级指挥员根据战场实况回忆撰写的，战况描写绘声绘色，可惜现在已经不容易找到了。
　　
　　59师攻占红三军团核心阵地老鸦山之战况，对红军大为不利！老鸦山制高点是遵义红军阵地防御体系的核心，按一般常理推断，核心阵地失守，就意味着整个防线被突破，战线就会崩溃，遵义可以轻易收复，吴其伟此招并无不妥，也是相当毒辣的。
　　
　　为了一举突破红军的防守，吴奇伟豁上由自己中央军主攻了，黔军残部两个团负责对遵义方向的警戒和阻援。
　　
　　防守老鸦山的是红十团，虽占地利，但一个团对一个师，火力又与对手差距太大，全团在战斗中伤亡殆尽。团长张宗逊负伤，团参谋长钟伟剑阵亡！ 59师以火力上的优势，攻占了老鸦山核心阵地。
　　
　　此时三军团另外几个团，由于持续作战，已经失去进攻的能力，实在没有反击夺回阵地的能力，遵义危急！
　　
　　彭德怀急电林彪，让林彪的一军团立即发动反攻！
　　
　　此时的林彪还在等待，在等待吴其伟孤注一掷不顾后方时！
　　
　　偏吴其伟立功心切，看到前方战事进展缓慢，索性把主力全部派了出去，指挥部附近留了只有一个团，外围安全交给了黔军――这简直是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
　　
　　到时候了！林彪决定擒贼先擒王，立即实施“饿狼掏心”战术，对吴其伟的指挥部所在地忠庄铺突袭！命令主力部队隐蔽行军，穿越黔军的防区，直接攻击吴奇伟的司令部。
　　
　　此时王家烈的黔军又是超常发挥了，发挥的是善于溜号的能力！两个团的阵地竟然没有外围警戒，在发现林彪一军团突然出现之后，竟然连通知中央军都没来得及，而是自顾自后撤逃走了。――这也算是对老蒋的借刀杀人的有效报复吧！
　　
　　结果，林彪火速率部通过黔军让出的防区，吴奇伟如同做梦般突然看到了逼近的红军！自己都险些中弹，仓促间，只得扔下主攻部队率部后撤。
　　
　　林彪随后追击，吴奇伟不顾一切逃过了乌江，随后炸毁了江面的浮桥！――可是此时还有1800多人的后卫部队没有渡过乌江啊！部下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集体大怒官长无情，放下枪做了林彪的俘虏。
　　
　　已经占领老鸦山的国军见指挥官突然不见，慌乱之下停止进攻，纷纷后撤。红三军团趁势反击，59师狼狈向南逃走，逃走途中，不免遭受一定的战斗伤亡。
　　
　　遵义战斗结束，国军阵亡2400多人，被俘3000人左右。
　　
　　要说蒋总裁也是成功的：其中伤亡主要还是王家烈黔军的8个团！自己的嫡系虽然也损失了1000余人，被俘1000余人，但是成功消耗掉了王家烈的主力，蒋介石得以把光杆司令的王家烈从贵州赶了出去。
　　２000多国军士兵，对于兵力雄厚的中央军实在算不了什么，扎扎实实的换来一个贵州省！你说是赔了还是赚了？
　　
　　但是，遵义会战大胜，又给中革军委灌了碗迷魂汤！
　　
　　毛泽东终于一扫土城子之败的霉气，信心倍百溢于言表，挥笔泼墨感叹娄山关大捷，填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最能体现其文采的一曲！仅凭此一曲，毛泽东就不愧大手笔之词人！
　　
　　但是，红军的最高决策班子都没有意识到：吴奇伟的部队并非没有战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指挥部受到林彪出其不意的打击，才使得整个部队溃散，两个师大部分是被一军团给追垮的。
　　
　　所以，中革军委迅速制定了寻歼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作战计划。
　　
　　还是老子那句格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请看下篇：七十三、中央新决定：赤化贵州）
　七十三、中央新决定：赤化贵州
　　
　　由于红军是在土城新败之后很快迎战黔军及中央军，长途奔袭，外加一连串的攻坚，自身损失也不少。
　　
　　当时负责主攻娄山关红三军团损失更大，彭德怀在打下遵义以后向中央的报告中写到：现在红三军团四个团中，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但就是这个团，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四个团的编制。此战两位团长负伤，六位营长伤亡，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够即刻派一位军团参谋长和其他指挥人员，以便继续战斗。
　　
　　可以说，二战遵义，红军虽然大胜，但仍没有进入运动战的模式，还是免不掉打攻坚战和消耗战的嫌疑。
　　
　　此战不过依赖林彪的临机战场反应才得以获胜：林彪认为此时中央军已经占领高地，威逼遵义。如果用一般的战术，是很难夺回阵地的。就算夺回了，在中央军火力和地形优势的情况下，红一军团必遭严重打击。
　　
　　3月2日，林彪奉命率红一军团在遵义等地驻扎休整。此时，蒋介石紧急飞抵重庆，开始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剿，二战遵义提醒了蒋总裁：红军并非强弓之末，战力还在！
　　
　　总裁严令：国军周浑元纵队进到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进攻；川军郭勋祺部由松坎和桐梓向遵义方向进攻，其一部从叙永、古蔺方向进攻；黔军一部在赤水、土城一线待机；滇军孙渡部进到大定、黔西地区阻堵；吴奇伟纵队和部分黔军在乌江以南息烽地区配合行动。
　　
　　这是要将红军一举围困聚歼在遵义地区了！
　　
　　3月4日，毛泽东亲临遵义老城杨柳街总政治部驻地天主堂，为红一军团连以上干部作报告。注意：这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才致电各军团：“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任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任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特设前敌司令部是为了一个特定战役设置的，也就是说，就公开场合，毛泽东是在这天才得以合法的参与部队指挥的，给个军团的电令上开始出现毛泽东在朱德之后的副署名字。
　　
　　前敌司令部作战意图如下：以九军团在桐、遵间地域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红军主力则西进突击中央军周浑元部！
　　
　　说明一下：此时的各军团虽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中革军委还是明令：第一、三军团后方部则受野战军司令部指挥。――这时是两个司令部并存，前敌司令部上面还有个野战军司令部，在那里，毛泽东依然是周恩来助手的身份。
　　
　　３月５日，朱德、毛泽东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联名发报，下达《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萧谢两师的部署》，指示各军团：一、判断周纵队肖谢两师共七个团明六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万师六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模样。黔敌何知重部三个团将由石坑坳口向大黑水前进。
　　
　　前敌司令部准备首先消灭肖谢两师，对6日各军团的行动进行细致部署：林彪的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纵队，于拂晓取道花苗田向长干山、枫香坝之间攻击，其第一师应绕至倒流水、李村地域突击敌后尾，以第二师向青坑地域之敌侧击，干部团随第二师前进，统一受林、聂指挥。前敌司令部随一军团司令部前进到白腊坎。
　　
　　三军团为左纵队，以主力三个团经温水沟绕过温水大山西端向倒流水、青坑、养马水，由南向北攻击，以一个团扼守九龙山、白腊坎，正面吸引敌人东进。还明确指示三军团派出小部至太平场以南迷惑并钳制何敌。
　　
　　五军团为总预备队，进至白腊坎附近待命。
　　
　　为了隐蔽作战意图，红军在遵义第三中学召开祝捷大会，看来是要表现给国军看。
　　
　　前敌司令部还严令各军团：通讯联络除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战斗结束，用烧烟火的办法通知前敌司令部：大胜烧三堆火，小胜烧两堆火，相持或不利烧一堆火。
　　
　　结果？一堆也没烧成！
　　
　　林彪及前敌司令部率领红一军团部队经马坎、八里水向鸭溪前进，顺利进驻乐门城。3月6日，红军一军团与三军团、五军团向长干山、白腊坎开进，结果竟然没有找到周浑元部的影子！
　　
　　3月4日和6日，红军两次诱引鲁班场的周浑元部出击，试图将其引出工事后伏击歼灭。但是老道的周浑元看出了危险，不但按兵不动，还命令3个师立即靠拢并且开始在鲁班场抢筑工事。
　　
　　全军转向，向西安寨、泮水方向寻歼王家烈残部，王家烈何人？乃是一惊枪了的兔子，腿脚比红军还快！结果也是求战未果。
　　
　　3月8日，中央政治局发表《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贵州告同志们书》：打大胜仗，赤化全贵州，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
　　
　　但是，红军中有些人的观点和毛泽东不同，他们就是前线的将领林彪和醒悟过来的彭德怀。
　　
　　这主要是由于贵州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现在红军控制的地盘，是贫困的贵州最穷的地方！有很多人家连裤子都只有一条，老百姓大都自称“干人”（要饭的），一年所能得到的粮食，还不够自己吃八个月的，只能用野菜树皮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替代。
　　
　　对大多家庭来说，生下的女孩因为将来不是壮劳力，往往当场就被溺死。很多男孩生出来也被卖给人贩子，因为家里养不活。由于贫穷是普遍现象，很多小地主和贫农从外貌上看起来都差不多。
　　
　　红军的后勤补给，本来就是每到一地就通过打土豪获取，但是在在这种鬼地方，很多村子甚至小镇也找不到一个有点钱的土豪，打谁去？
　　
　　不光没有军事补给的来源，关键是红军在这里也无法获得兵源补给：黔北地区面积虽然不小，但是由于地形等特点，人口并不多，更要命的是此地18岁以上的成年男人几乎人人抽大烟。
　　
　　红军没法使用抽大烟的士兵，士兵中也没有人抽大烟。上次红军在贵州遵义一带勉强招募了4000人的新兵，其中大多是有烟瘾的。――因为此地实在找不到没有烟瘾的年轻人，红军只得被迫给这些新兵一些抽鸦片，让他们在军医的帮助下，逐步将烟瘾戒掉。
　　
　　这种情况下，红军没法招募到更多的新兵，也就没法扩大自己的规模，还怎样发展？
　　
　　不光这些，从战略上来说，遵义地区北有长江，南边和东边又有乌江，西边则是数道横断山脉，防守虽得地利，但也很容易被敌封锁切断。
　　
　　所以，林彪及彭德怀便提出了异议，虽然经营川、赣、滇边区是彭德怀提出的。
　　
　　（请看下篇：七十四、如同戏剧般的降职与升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