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勤工程学院招老师吗:[近代风云]红流——红一军团战事（十一）

八十一、飞夺泸定桥的传说
　　
　　安顺场、泸定桥本身就有一个惨痛的传奇：公元1863年的5月14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4万之众，经米粮坝(云南巧家渡)入川，沿会理、德昌到达“紫打地”(藏族语，意为适合种蔬菜的地方，即“安顺场”)。
　　
　　时十四王妃生子，石达开的太平军放假三日庆贺；而就在这命运攸关、生死定夺的三日间，四川总督骆秉章调兵遣将，完成拦截合围；加之上游暴雨河水陡涨，大渡河瞬间成天堑屏障！
　　
　　军情急，险象生，太平军匆忙组织木船、竹筏强行登渡，遭以逸待劳的清军重炮轰击，数千将士无一生还。
　　
　　慌乱中，石达开欲强攻过松林河北上夺取泸定桥，岂知松林河上的索桥早已被松林土司拦腰斩断。
　　
　　左冲右突，唯一南向的山路通道又被邛部土司用巨石、木材堵死；情急之下太平军怒斩彝族向导200人祭旗，更加剧了种族仇恨。
　　
　　此后，石达开率太平军披发衔刀作最后一搏，均遭清军炮火蹂躏，人、筏俱焚，血流成河。
　　
　　此时，太平军若瓮中之鳖，“战守俱穷，进退失据，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疾流行，死亡枕藉”。
　　
　　万般无奈之下，石达开仰天长啸，试图“舍命以全三军”，殊料受骗中计。最后妻儿7人投河自尽，余部将士惨遭杀戮，一代枭雄被凌迟分尸三千六百刀！4万将士全军覆没！
　　
　　时隔72年，同样的时节、路线，同样的境遇重围，却因彼此的属性、方针、策略、利益目标的大相径庭而产生天壤之别的迥异效果！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最具有传奇色彩！战事进展也颇令人生疑，诸多的回忆录也不无矛盾，甚至还有根本没有过泸定桥战斗的说法！
　　
　　将飞夺泸定桥传奇化的是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采访毛泽东以后，斯诺写了这样一段话：“在泸定桥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红军），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人们的回忆录也据此定调，大多当事人甚至断言这座103米长的铁索桥桥板已经全部被拆除，红军是一边攀援铁索一边用冲锋枪猛烈射击，后面的部队跟着铺木板冲过泸定桥的。
　　
　　而质疑此战的人叫张戎，他的依据是“研究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后发现，“飞夺泸定桥”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24军第4旅38团李全山团，并不驻扎在泸定城。驻守泸定的是川军步二旅旅部，在红军到来前也被派到五十公里外的康定。
　　
　　“当时的报纸以及国民党军之间无数通讯，都没有讲泸定桥打了仗。
　　
　　还有人引用美国史丹福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材料，说是1982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与邓小平曾会面谈话：
　　
　　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说，他去了泸定桥，这是个特殊的发生过重要的历史性战斗的地方，红军是在非常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过桥的。如果过不了桥，他们将被消灭。是英勇高超的战斗力使得他们过了桥。
　　
　　邓小平露出微笑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此事真伪无须分辨，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是邓小平题定的碑名，聂荣臻撰写的碑文。
　　
　　邓小平怎么会对美国人说没有打过仗呢？
　　
　　但是，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诸多的回忆录把此战给神话了，致使战事细节存疑：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写信发起长征征文活动，许多人积极响应，写下了亲身经历。论说亲历者记述的征战过程是最具权威性的，是真实准确和不容置疑的。
　　
　　但令人遗憾，结果并非如此。根据情理推断，大家还都是小说化了这场战斗。
　　
　　红四团党总支书记罗华生在《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的经过》的征文中写道:敌人“把桥上的木板都收掉了，只剩下铁索链”……二十二个英雄是“沿铁索链冲锋的”。
　　
　　红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在《飞夺泸定桥》征文中写道：“桥板被敌人抽了，只剩得几根光铁索”，勇士们“冒着浓密的弹雨，一手扶着铁栏，踏着铁索，冲锋过去。”
　　
　　红十一团政治委员张爱萍在征文写道：红四团“到达时，守桥敌人已将铁索上的木板抽走，仅剩下几根铁索了。”
　　
　　后来，亲自指挥此战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忆长征》一书中也写道：“敌人已经把桥板全部抽掉，只剩下寒光闪闪的十三根铁链子了”，勇士们“如飞箭离弦，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杆，踏着摇晃的索链，向敌人冲去。”――这“飞箭离弦”的形容词更有点小说味道了。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记述：“在红军到达前，敌人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13根铁链横在大渡河上”，勇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登着悬空的铁锁链，向对岸冲去。”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夺占泸定桥》的条目称：突击队员“攀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
　　
　　《飞夺泸定桥》电影中，红军战士一手拉着铁链，一手还打冲锋枪还击的画面也深深留在我们的心里。
　　
　　但事实是否就会因为人们多遍重复就会成立呢？
　　
　　其实根本不用分析，红军都是傻瓜？能铺上桥板边射击边前进，非要去玩杂技表演？一只手打枪且不论是否成立，怎么能同时前进？人不是祖先猴子，两个后肢还能抓住铁索前进？
　　
　　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中朱德的回忆和《聂荣臻回忆录》载：当时的川军拆了部分桥板，并未拆去全部桥板。拆去了多长呢？泸定桥全长103多米，在没有紧张军情的情况下，谁愿意拆毁这个泸定城东西唯一通道？
　　
　　红军进军之迅捷出乎一切人的预料，守军接到电令时红军已经即将到达西岸桥头，到达后机枪一架就不可能再拆了，实际拆毁的是傍西岸的约20米左右（五、六丈）。
　　
　　铁索桥，只要有数人行走，即晃动得很厉害。因此，突击队员们要用手拉住铁链，以免晃倒还说得过去。
　　
　　再说，红军到达的西岸没多少民居，要铺设一百多米长的桥面，没地方去摘那么多不够宽的门板――泸定桥宽3米，13根铁链固定在两岸桥台落井里，9根作底链，4根分两侧作扶手。――谁家的大门三米长？
　　
　　据亲自到过泸定桥战后现场的聂荣臻回忆：突击队“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这就合理了。
　　
　　不会存在突击队员攀着铁索，在前攀爬，铺桥板在后的情况；是先铺桥板，随后跟进，火力掩护也不会需要桥面上的突击队员的，一共才百米距离，岸边的机枪就会搞定。
　　
　　（请看下篇：八十二、飞夺泸定桥说法种种）
　　八十二、飞夺泸定桥说法种种
　　
　　至于泸定桥“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究竟有多强？有无守军？
　　守军肯定有：泸定桥始建于清康熙44年，建成于45年（1706年）。从那时起就没中断过当地民团驻守。
　　
　　不过，是守卫桥的安全，不是阻挡红军。
　　
　　据当地老人回忆：驻泸定城的川军是地方保安团，跟民团差不多，没有什么战斗力，武器弹药也差。
　　
　　据朱德、聂荣臻回忆、另据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与刘文辉川军作战的回忆录，川军几乎没有机枪，没有大炮，没有冲锋枪等自动武器。――当地保安团就更不会有这些先进装备了。
　　
　　从开始快速铺桥板，到扑向对岸桥头，整个过程也就七、八分钟的时间。红军有密集的火力掩护，保安团没能打上几发子弹，只好纵火；突击队冒着烟火，冲过去将其击溃。
　　
　　北京日报曾刊登《红军是怎样强渡大渡河的》一文，里面说：“黄昏前，河东我军赶到了泸定桥。这时，红四团……向东桥头发起攻击”，东岸我军“很快将火扑灭，守桥敌人有的仓皇逃跑，有的被我军消灭”。
　　
　　可见，在突击队冲过铁索桥时，是有红军部队在对岸策应，但《聂荣臻回忆录》记述：“我和伯承同志带着三团从大渡河东岸赶到泸定城时，已是后半夜二时半了。”
　　
　　《罗瑞卿传》记载：右纵队(东岸)“于29日深夜进入泸定城，此时左纵队(指红四团)飞夺泸定桥刚过了7小时。”
　　
　　夺桥战斗是19时结束的，算起来，罗大将与聂帅的说法不谋而合，这是东岸先头部队到达泸定桥的准确时间。
　　
　　那么，是谁在对岸同时打响了呢？
　　
　　一位名叫吴清昌的老红军的说法能解开这个谜团。
　　
　　吴清昌是当年当年红四团七连战士，年仅18岁，按照这位当事人的回忆：第一拨攻进泸定城的，并非是从桥上过去的二连突击队，而是在泸定桥下游2公里左右渡河过去的四团七连，溯河而上击溃泸定守敌的也是红四团七连的六十多名战士，其中就包括吴清昌。
　　
　　“至今我仍然为七连的战友们感到骄傲，虽然我们并没有二连那么有名。”吴清昌说。
　　
　　5月28日，蒋介石已经得知红军在安顺场突破大渡河之后，派重兵围堵，形势急转直下，林彪紧急电令红四团：夺桥日期提前一天，务必在5月29日攻入泸定城。而在接到电令的时候，红四团距离泸定还有240华里路程。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一天一夜要赶完240华里山路？这几乎根本不可能做到！何况这个时候红四团刚经过鏖战，全团的人都非常疲惫，加上山道又窄又滑，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怎么才能完成林彪按中央军委严令交待给的任务？
　　
　　“不完成就是死路一条！”吴清昌回忆起当初的情景，至今仍有点后怕，毕竟他那年只有18岁。不过在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的鼓舞下，全团的士气开始高涨起来：“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要桥不要命！”
　　
　　全团人马朝泸定桥方向全速前进，很快天就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如注的大雨浇灭了火把，……所有人都是空着肚子在急行军。实在太饿了，就抓一把生米送进口里，实在太渴了，就捧把雨水喝一口。
　　
　　吴清昌说，途中有人体力不支倒下去了，有人实在赶不动了还拄着拐杖往前走，但却没有一个人叫一声累。5月29日凌晨，红四团顺利抵达泸定。
　　
　　“那个时候我看了看部队，其实也就到了三分之一，大部分人都因体力不支掉队了。”吴清昌说，“不过对付这里的白狗子，这么多人足够了。”
　　
　　达到泸定后，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考虑，稍微布置了一下后，夺城的战斗马上打响了。――吴清昌这样回忆。
　　
　　但据当时林彪拍给军委的电报记载，争夺泸定桥的战斗是下午１７时打响的，这么一整天的时间，难道四团就是在准备几十块门板吗？大概也需要恢复必要的体力，但是，吴清昌这样说：“当时团里把人分成三拨，一拨负责夺桥，一拨负责掩护，另一拨也就是我们七连，负责从下游偷渡过河，再和夺桥部队配合夹击守城敌人。”
　　
　　吴清昌回忆说：“说是一个连，但经过湘江战役的大减员之后，人数已经比原来少了将近一半，加上一部分人在那240华里的行军过程中掉队，人就更加少了，当时全连总共也就六十多个人。
　　
　　当时渡河地点选择在泸定桥下游2公里处，因为在这里大渡河拐了个弯，划船过去不容易被发现。而所谓的船，其实就是现扎的两只木排。于是，在湍急的河水中，吴清昌和他的六十多位战友们一起，撑着“好像被水一冲就会散”的两只木排，往对岸划去。
　　
　　“由于敌人没想到我们会从这个地方撑木排过去，所以对岸一个守兵也没有。”吴清昌说，渡河过程很顺利，没有一个同志牺牲，六十多位七连的勇士们就按时到达了对岸。
　　
　　过河之后，经过简单的调整，大家就开始沿着大渡河往上游走，在接近泸定城约250米的地方，他们被守军发现了。“有个敌人喊了一声，接着许许多多的子弹就飞过来了。”吴清昌说，他和他的战友们只有端着枪往前冲，“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怕的，但怕也没用，不往前走就没办法。”
　　
　　就这样，敌人的火力渐渐弱了下去，而吴清昌他们也离泸定城越来越近了。就在他们将要攻进去的时候，突然敌人的子弹又密集了起来，好几个猝不及防的战士们中弹牺牲了，其中包括吴清昌同班的两位战友，“眼睁睁就看着他们倒下了，却没有时间去看。哭？那时连哭的时间都没有。”吴清昌回忆起这一段，至今仍是感慨万千。
　　
　　而就在这一刻，吴清昌本人也受伤了，“突然手指一热，低头一看，左手食指第一节已经飞掉了。”卫生员冲上来为他简单包扎后，吴清昌和战友们一起冲入了泸定城，敌人终于开始崩溃了。
　　
　　“我们朝着桥头方向进攻，敌人稍微抵抗了一会儿，很快就退走了，这时候，那边的大部队也冲过来了。”吴清昌说，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一个手指永远没了。
　　
　　（请看下篇：八十三、释疑红军飞夺泸定桥）
八十三、释疑红军飞夺泸定桥
　　
　　老红军吴清昌的回忆至今没有其它旁证，但是，只要有一点军事常识的指挥员，就应该会想到这个明攻铁索桥，暗渡大渡河的招数。
　　
　　泸定的当地保安团也好，正规军３８团也罢。却不一定能想到这点，因为，当时自己这岸边的红一师也已经离泸定不远了，守备部队注意力被两方面吸引，吴清昌的“偷渡”的说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这样，对岸出现红军也就合乎情理了。
　　
　　关键一点：此凶险万分的夺泸定桥战斗，红军仅牺牲1人，伤2人（攻城里其他地方伤亡不在此计）。红军不是铜头铁臂，守军也不是盲人聋子，就是一杆单发步枪射击，对岸过人也难，乱枪岂能尽往天空打？
　　
　　看来这里面还有奥妙！
　　
　　泸定桥并不是渡过大渡河的唯一通道：由此沿大渡河西岸再北上，从丹巴县铁索桥，也可过河，大半年后，红四方面军，就是从丹巴过河西进甘孜的，假如中央红军也北行过丹巴，泸定的川军就会被抄了后路，守卫泸定的川军是当地人，不会想不到这一点。
　　
　　关键还有一点：东岸的红军已经不远，四团就是不迅速过桥，泸定守军也不会安全了，泸定桥天险已经不在！
　　
　　川军也明白自己不是红军正规军团的对手，还会死守在这里吗？
　　时隔七十年，当地还有健在的老人，据有记者访问记录：
　　
　　“第二天参观完泸定桥后，我们在一家餐馆吃午饭。其间，一位老者从我身边经过进里屋去了，看起来年龄很大，但精神矍铄。我问老板那是什么人，老板说是他的父亲，九十多岁了。我想老人家一定亲眼见过红军飞夺泸定桥。
　　
　　“老大爷进屋不到一分钟又出来了，我赶快问：‘大爷，您看见过红军飞夺泸定桥没有？’。他边走边扭过头来对着我大声嚷道：‘没得意思的（没意义），没得意思的！’。
　　
　　“我以为他没听清我问的啥，等他坐在屋檐下喝茶时，我们挨着他坐下来，又问：‘大爷，请您讲一下当年红军是怎样飞夺泸定桥的，行吗？’大爷非常生气地说：‘打哪个嘛（打谁嘛）！人都跑光了，打哪个嘛！’。
　　
　　“说完就气乎乎地喝他的茶，也不理我们。我一下没回过神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我试探着问：‘大爷，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桥板撬掉没有？’
　　
　　“这时大爷才回答说：‘桥板是撬了的。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泸定已是一座空城。老百姓听说共匪要来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跑了。国民党的军队落在红军一百多公里之外。当时守泸定桥的是一个民团。民团是守桥的，而不是对付红军的。康熙年间修好泸定桥后就一直有民团守桥，因为泸定是通往西藏的要道。红军的先头部队来到桥对面时，民团向桥对面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就跑了。红军没有还枪，他们跑了一天一夜，倒在河滩上就睡着了。等到大部队来了后，把老乡的门板取了两个换搭着过桥，然后用城里的门板把桥铺满。红军是排着队过的桥，队伍过完后就放火把桥头堡烧了，说是为了阻挡国军的追击。红军另一支队伍从安顺场过河后，沿公路向泸定城来了，先派来了一个探子，然后来了两个探子，后来又来了三个探子，最后大队伍就来了’。
　　
　　“讲完后，大爷用质问的口吻说：‘好久（哪里）打过仗嘛？’”
　　
　　此事更加存疑：一个当地百姓，当时对红军又畏惧恐慌，怎么会如同亲临战场般知道夺桥实况？怎么会了解“民团向桥对面胡乱放了一阵枪就跑了”？而且竟还能知道对岸红军的军情，连睡觉都如同亲眼见过，有这个可能吗？
　　
　　可以断定：这位老人也是间接听说的，普通百姓哪里能分得清保安团与正规川军？再说，刘文辉的川军与保安团从装备上也差不了多少。不过，就是有正规川军也不会是一个整团，而且肯定毫无战心。
　　
　　据我军正史记载：十六时，第二师第四团第二连连长廖大珠率二十二名勇士开始夺桥（这样看，应该是２３人才对），击溃川军二十四军四旅三十八团，占领东岸。俘敌一百余人，我军突击队伤亡三人。
　　
　　林彪在当晚２１时曾致电朱德，刘伯承、聂荣臻、董振堂、李卓然：“我四团于今晨六时赶到泸定桥附近，于十七时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去，余另告。”
　　
　　并且，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成功从泸定桥上冲过后，林彪按照军委之命下令：奖给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每人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也有书载：6月2日，红军全军渡过大渡河后，中革军委在泸定桥头召开的庆功大会，王稼祥主持会议，周恩来为红四团颁发了写有“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的锦旗，还为22名勇士和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发了奖。奖品有写着“中革军委奖”的列宁服，还有钢笔、日记本、搪瓷碗和筷子。
　　
　　――这点不会是真的，因为据当时电报显示，奖品是林彪根据军委命令亲手颁发的，并且就是在飞夺泸定桥之后的当天，而５月３０日周恩来与王稼祥等人才来到泸定桥，这时，整个红四团已经开赴泸定、天全、荥经三县交界，海拔二千八百多米的二郎山了。
　　
　　不管怎样，红军统帅怎么可能会睁眼说谎，欺骗刚刚经历过泸定桥战斗的士兵？如此，哪里还会有什么军心士气？
　　
　　但也可以看出：２２名突击队员亡一伤亡二，战斗肯定有，但绝不会激烈，这从伤亡人数就可以得到铁证――甚至，是否刘文辉与红军有默契，双方表演给蒋介石看得？要么为什么不一个集群手榴弹塞在固定13根铁链的桥台落井里？简单的一拉弦，就能断绝红军的一切希望！
　　
　　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刘文辉后来断然起义，本人被中央政府委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来竟然被调到北京，任林业部部长实职。
　　
　　无证据的事情，就不好多猜测了。
　　
　　综合看来：泸定桥的确是“飞夺”的，这有赖于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部一日夜强行军２４０里的“飞行”奇迹！
　　
　　飞夺泸定桥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这直接宣告了蒋委员长声称“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破产，红军也没有用全军北上过丹巴县铁索桥。
　　
　　林彪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这一系列的战术动作实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大渡河两岸的部队就是林彪所部红一、二师，作为军团主帅，应该起得是决定性的作用！更不用说，左路二师及五军团就是由林彪亲自率领的。何况，5月29日那天，林彪还亲自召开紧急会议，做战前动员，指示夺桥部队，务必成功。
　　
　　聂荣臻的回忆录中所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 ――是符合实际的。
　　
　　但回忆录让主要指挥员林彪休息闲置，却有些不大公道。
　　
　　实际上，回避历史真实也是一种篡改历史，兴许危害更大！最起码比刻意篡改的手法要高明许多，因为更容易使人相信。
　　
　　（请看下篇：八十四、虚实变幻渡天河）
　　
　八十四、虚实变幻渡天河
　　
　　5月30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抵达泸定桥。
　　
　　而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则由聂荣臻陪同，于凌晨时先回走到了桥上，刘伯承看着桥下的激流，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万千：“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
　　
　　现在，来到铁索桥的领袖们也是同样的感慨万千：朱德在长征回忆中题词“万里长江犹忆泸关险”；毛泽东则在他那首著名的《七律.长征》诗中留句：“大渡桥横铁索寒。”
　　
　　同日，林彪的一军团司令部也进驻泸定城。
　　
　　眼下红军的处境好过多了，尾追的劲敌中央军被甩在了大渡河西岸，对于红军刚过来的泸定桥，红军可不是刘文辉的川军，不会这么容易让国军“飞夺”的。
　　
　　林彪接到中革军委以朱德名义发出的明令：刘伯承回总部；聂荣臻回一军团司令部；红一师归建；五军团依旧由林彪、聂荣臻指挥；从五军团抽一个连监护铁索桥。
　　
　　其实，这种地形，一个步兵班守住也绝没有问题，一只老鼠也不会窜过一百多米的窄桥。
　　
　　现在的红军面对的主要对手就是刘文辉，经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两战，红军已经一扫战会理失利、战西昌未下的霉气，林彪奉命挥师北进，直逼240里外的天全河。
　　
　　路经化林坪，林彪指挥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击退川军第４旅（旅长袁镛之），占领化林坪，此战俘虏川军约六百余。
　　
　　这是1935年五月的最后一天，有一点需要说明：“长征”这个词就是这月首次见于文字的，在这之前的提法叫“突围，只说“要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到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遵义会议后，陈云在传达会议精神的提纲中，也曾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西征”。
　　
　　就是这个月，林彪部占领占领冕宁县城后，红军以朱德总司令名义签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的几句话中，才出现了：“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
　　
　　自从这个布告出现“万里长征”一词后，红军的来往电文中才开始相继出现“万余里长征”、“一万八千里长征”、“两万里长征”、“两万五千里长征”等词句。
　　
　　开始说川军布防的天全河防线：泸定桥至天全河245里，中间隔着一座险要的大山，这座山后来因为一首歌而大大有了名气：“二呀么二郎山呀，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那个被它挡。……”。
　　
　　这就不用多介绍二郎山的高与险了，大家只要注意这首段歌词的最后一句就行了：康藏交通被它挡那个被它挡。
　　
　　交通要道上的拦路虎！川军还在此驻有重兵，还是林彪部二师四团作为先锋团打了头阵，经过一天激战，夺取了位于泸定、天全、荥经三县交界处二郎山上的飞越关。
　　
　　从此之后的行程，林彪所率的一军团便一直是中央红军的前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全军劈出一道血火之路！
　　
　　但是，红军到底准备落脚何处？大致方向有了：川西北，去汇合第四方面军，共同经营川陕边界根据地。
　　
　　但具体地域实际上是没有目标的，哪里是适应红军发展的地方?这时实际上没有人知道，大家只知道一点：蒋委员长不会容忍共产党在中国境内的任何地方安逸做大！
　　
　　有一处地方大概能稍好些，那就是背靠苏联，进可以扩大地域，退可以依赖强援，苏联，是国民政府惹不起的庞然大物，只要打通了通往苏联远东的道路，红军的生存就算是没有问题了。
　　
　　蒋介石也会忌惮苏联的，无法对心中深恨的红军下死手。
　　
　　但现在北去意图已经为蒋介石洞察，蒋介石怎么会容忍红军残部顺利北去？
　　
　　不管如何，道路要靠打出来！
　　
　　前面，是川军杨森的３个旅，与清溪刘文辉的第５旅和第４旅余部及刘湘的一个混成旅，沿雅州、芦山、天全组成了一道天全河防线。
　　
　　天全河与大渡河有些类似，河上也是清一色的铁索桥，这铁索桥红军刚过来一座，前面又遇上三座！
　　
　　林彪接军委电令：一军团必须夺取伏龙桥、罗羊坝及始阳的三个铁索桥！并必须消灭该处守兵！
　　
　　其实，现在的军委纵队也是一座“大轿子”，一、三、五军团前后护拥，从巧家渡过金沙江的九军团与军委纵队干部团左右扶持，一起向北晃悠。
　　
　　不过，现在的新“三人团”与长征初始的老“三人团”不同，并不是让诸军保护着前进，而是左右两边疑兵频出，为前面的林彪分敌势、壮兵威，这就大大减轻了前卫部队的负担。
　　
　　6月3日，林彪指挥红一军团一部经天全的陈家坝、大生溪、柳家沟到达始阳地区。另一部从天全与荥经交界的青山垭，经思京进抵天全河南岸的沙坝村，开始与川军杨杰生旅隔河对射了。
　　
　　铁索桥不是都那么容易“飞夺”的，这点林彪极为明白，没有部队在对岸配合，攻占的机率几乎为零！
　　
　　林彪率领一军团主力到达了刘家沟、李家沟，派出部队前往高桥、三角庄寻找渡船和架设浮桥，还是准备先把部队渡过去一部再说。
　　
　　防守天全河的川军被迷惑住了，全神贯注铁索桥，不防林彪已经通过船渡与浮桥渡过了军团主力，6月6日，红一军团一师如同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了天全城郊，川军杨森部突然遭到了攻击！与此同时，红二师一个团在花滩、竹子坝之线向川军佯攻，掩护二师第五团前进。
　　
　　这时，红军的总体态势却呈危境：全军主力被天全河一分为二，后面已经远远跟上来了中央军；前面的川军也开始逐渐增强抵抗阻渡，而林彪的一军团其战力已经大打折扣，所谓两个师其实已经历经恶战减员近半，面对以逸待劳并且持城沿河固守的川军，欲战却是力不从心！
　　
　　6月7日，中革军委意识到了处境不妙，由朱德电告全军：“……一军团今七日在始阳上游进行强渡，得手即依昨二时电令执行，不得手应加紧在始阳上下游的佯动，以抑留夏、王两敌，而便我三、九军团在天全上游配合行动，以挽目前危局。（各军团）至少每三小时须与我们通报一次，以便决定军委行动。”
　　
　　林彪只能拼上了！6月8日，指挥一军团一师一团不顾疲惫与伤亡对芦山县城实施了强攻，终于攻占芦山县城，开始了与芦山河以东之王泽浚旅的隔河对峙。
　　
　　川军刘文辉、杨森所部被吸引，遂放弃天全河防线，逐渐把兵力集中在了雅州，以支援芦山前线，红军全军得以渡过了天全河，危局得到了缓解，至此，红军总算突破了国军的芦山、宝兴防线。
　　
　　杨森开始采取守势，目的已经由阻截红军北进变成了退保雅州；而此时，林彪却仅派出了一个团的兵力向雅州出动，这在战术上沦为了兵家大忌之态势：双方“顶牛”了！
　　
　　（请看下篇：八十五、一军团率先翻越夹金山）
　　八十五、一军团率先翻越夹金山
　　
　　强攻对方刻意固守的城池，对于强势方来说，算不得什么，但对于弱势一方来说就大大不同了，这是正中对手下怀！
　　
　　林彪从不干这种傻事，派出的部队乃是表演给川军杨森看的，真实目的就一个：北进懋功，控制小金川地域。
　　
　　此时的中革军委也是唯有一个目的，尽快与四方面军汇合，而懋功，与小金川地域，是进军川西北四方面军活动区域的要道，或者称跳板也无不可，距天全约三百里，能否尽快占领这一地区，关乎中央红军的战略目标是否能够实现。
　　
　　鉴于一军团目前的战力，中革军委把彭德怀部三军团配置给了林彪、聂荣臻指挥，并且以九军团替换下了林彪派为佯攻的一个团，现在红军把所有主力都集中在了前锋，意图明显，那就是杀出一条通往懋功的血路！
　　
　　军委紧急电令：“九军团应即由天全开向飞仙关，接替一军团一个团向飞仙关、雅州佯动的任务，并且警戒雅州之敌；一军团之一团即由林、聂规定其归还主力路线。三军团为北进第二梯队，归林、聂指挥。”
　　
　　6月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发布《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指示》，指出：“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取邛徕山脉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之目的。
　　
　　“现敌杨森取守势，薛岳、邓锡侯到达需时。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懋功南至天全约三百里，东至灌县六百五十里，东北至理番五百五十里，西北到崇化、绥靖约三百里。
　　
　　“一、三两军团统归林、聂指挥，经宝兴向懋功前进，军委纵队率五军团继进；九军团为右翼支队，经芦山东北迂回大邑、懋功之间，然后到达懋功。因洋油缺乏（无法发电），无线电指挥有中断之虞，届时各军团首长除随时用徒步与军委联络外，应本此战略意图机断专行，完成总的任务，并将此任务传达到每一中下级首长。
　　
　　“我军基本任务，是用—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但在遇特殊情况使我们暂时无法直达岷江上游时，则以大、小金川流域为临时立足之地，争取在以后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
　　
　　“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指出其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此时，政治工作须特别努力。”
　　
　　林彪率部疾奔懋功之时，川军却没有发觉红军的真实意图，而是由雅州紧急出动四个营增援与林彪部对峙的王泽浚旅。
　　
　　中革军委得此确信，遂严令林彪：陈光率二师主力带电台迅速取道宝兴，限十一日赶到和攻占懋功，并查报沿途道路、粮食情形。
　　
　　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的懋功已经到了红军手中，只不过不是由中央红军，而是由四方面军先头团占领懋功县城的。
　　
　　但双方的先头部队电讯不通，一切都是靠判断，就连前来接应的四方面军也是如此，所幸两军的主帅都是一个目标，所以才出现了北南两方同时向懋功出动的现象，就像有一个总司令部在统一调度指挥一般。
　　
　　6月9日，林彪受命指挥红一军团与三军团之后，接到的第一个电报指令竟然是：天全至懋功约四百二十里，――仅一天，便增加了１２０里，由此看，红军总部当时连这一地区的准确地图也没有。
　　
　　这４２０里几乎没有人烟，并且，到了懋功之后，红军全军还要赶往理番（今理县），这中间又是５４０里，千里之遥，部队吃什么？
　　
　　这时的中革军委什么也顾不得了，只得笼统下令：各部必须补足７天粮食，加以途中添补，期于到懋功时能余粮四天。
　　
　　由于距离增加了１２０里，给林彪的二师攻占懋功的限令也只得延后，但只推延了一天！还是要求１２日必须占领懋功。
　　
　　林彪紧急率领军团直属队、一师主力和第六团，由芦山出发，向宝兴开进，同时发电给陈光、刘亚楼：“军委限二师十二号占领懋功……须于十二日或十三日赶到懋功。”――这里林彪竟然自行做主给部下宽限了一天时间，占领也改成了赶到！
　　
　　看来林彪知道，三天时间赶４２０里是不切实际的，更别说还要严令部队出发前筹足七天粮食，就是动手抢老百姓的，也需要时间啊！再说，红军不会抢劫百姓的，最多只能打土豪罢了。
　　
　　还有一个关键处：红军过了宝兴之后，还要征服一个从未见识过的东西：大雪山――－夹金山！
　　
　　6月11日，林彪率领一军团直属队、红一师强行军赶到了宝兴县城以北地，此时的红四团已经前出到了大跷碛，五团、六团也同时随四团跟进，就要翻越夹金山了！
　　
　　眼看红军就要从掌心溜走，蒋委员长着实急了眼，干脆于１１日由南京国民政府下达了“敦睦友邦令”：公开声明将严惩一切反日的言论、行动和反日的团体。
　　
　　看来委员长是不顾脸皮也要全力对付红军了！
　　
　　实情就是这样，没几天，蒋委员长便发表了《劝告川、康、陕、甘、宁、青诸省民众协剿赤匪书》。
　　
　　此时的中共，消息蔽塞，当然不能还嘴相骂，不过，用不了多少天了。蒋介石其实是给自己脸上在抹黑，看来没有掂量：全国的人民，是狠红军多些？还是更恨侵占了自己国土的日本人？
　　
　　此时的中革军委，包括毛泽东在内，关注的都是前方：懋功。
　　还是在前线的林彪判断的准确：６月１３日１２时，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成功翻越了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团长王祖营）第三营在懋功县达维胜利会师！
　　
　　但其后林彪翻越夹金山就不那么容易了！据载：6月14日，林彪在率领红一军团大部翻越夹金山时，在山上晕倒几次，后来还是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返回到山下。
　　
　　就因为这点，一师一团作为先遣团却留在了后边，陪同林彪在夹金山下住了一天，终于第二天才算过了大雪山，到达了懋功境内的达维镇。
　　
　　１６日，林彪率红一军团直属队进驻懋功县城，第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集体出动夹道欢迎。
　　
　　6月17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人也翻越了夹金山。至此，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的第一阶段。
　　
　　可是，此时的红一方面军全军仅剩两万余人，其中战斗部队一万稍多，已经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但不管怎么说，与千思万想的红四方面军总算是成功会师了，此刻的四方面军，拥有八万人枪，装备精良，军容整洁，与穷困潦倒的一方面军相比，简直如同财主接待叫花子！
　　
　　6月25日，林彪率领红一军团进驻两河口（四川小金县境），这时，他的第二师六团已经翻越了又一个大雪山――梦笔山，并且击溃了当地藏兵的阻击，同时占领卓克基。
　　
　　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人，却在毕恭毕敬的等待着一个人：张国焘。
　　
　　阔佬张国焘不是专为迎接中央的到来，是为了出席在两河口召开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
　　
　　（请看下篇：八十六、张国焘有资格称老大）
八十六、张国焘有资格称老大
　　
　　谈张国焘，尤其是详谈张国焘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那不是一本二三十万字书能够容纳的，但与张国焘打交道，又是长征中的红军及党中央的大事，省略掉不可能，只能尽量简略介绍来龙去脉。
　　
　　先介绍张国焘其人：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0年10月，参加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张国焘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
　　
　　张国焘在中共中央资格之老不逊于当时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建党后他差不多一直是中共核心领导成员，（三大曾因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落选过中央执行委员，而那次就像是毛泽东顶替的他，被选进入中央分管组织工作。）早年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是中共首脑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在资历方面连毛泽东也无法与他一比。
　　
　　两人虽同为一大代表，但张国焘早在中共一、二大就是中央委员，毛泽东三大才第一次进入中央。
　　
　　至于先后任中央书记、总负责的博古、洛甫等人，更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才挤身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后进。张国焘本来就未必怎么看得起身为留俄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洛甫、博古等人，毛泽东显然也不怎么在他眼中。
　　
　　周恩来和朱德在国共合作时期都和张国焘共事过，是老交情。毛泽东和张国焘虽同为一大代表，但一个是意气风发的北大学生领袖，一个是不脱乡土气的湖南师范生。一个搞工运，一个搞农运。这两人大抵看对方都未必顺眼。
　　
　　1928年，张国焘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1931年初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作为中央代表去了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在鄂豫皖主持“肃反”更为利害，几乎将不听话的红军将领一扫而空！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创建了川陕根据地，由当时的一万多残部，两年多拼打出了八万多精兵，在与川军二刘的周旋中几乎没有败绩！张国焘得以就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张国焘放弃了川陕根据地，率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进兵到江油北川一带，来策应、迎接中央红军， 红军两大主力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得以会师，应该说是张国焘起了很大作用。
　　
　　但两军会师之后，不光张国焘，人们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在红四方面军一般将士脑海里，原来对中央的信仰是如同天神一般，两军会合前，张国焘的副手陈昌浩就曾宣传：要和“三十万中央红军”会师。
　　
　　待到中央率领一方面军来到，四方面军将士看到是破破烂烂不成样子的万把人马，与原来想象中的中央红军形象大大不同，一时议论纷纷。
　　
　　距离产生美！这会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好坏参半的事儿。
　　
　　那时的中央，如同至高无上的神灵，本应该神威莫测，只可远观不可近赏亵玩。
　　
　　临时中央还在上海时，派几个人单身前往各个苏区，就能不受一点阻碍的掌握苏区领导权，搬到了苏区，却渐渐生出了诸多麻烦，毛泽东得以出头，也是与中央贴近的缘故，设想：假如博古等人在另外的苏区电令这边如何如何，遵义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使毛泽东向核心迈进的会议，能举行吗？
　　
　　首先是形象导致中央的领导威信急速下降，接着就是：恰不明世事的博古、凯丰等人没有觉察到这点，见面就发了一堆议论批评四方面军，说四方面军中还有土匪军阀主义残余，不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等等，这无疑也引起了四方面军将土的反感。
　　
　　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博古的有趣叙述，因为无关政治、军事大局，张国焘没有必要硬生生编造这如同喜剧般的情节，应该可信——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博古首先向张国焘斗争：张国焘有一次在和他个别交谈时，提起一些党内老同志，仍按传统的风格称呼他们的表字，如润之兄，玉阶兄等。满口同志、同志的博古听得刺耳，于是抛开正题，质问张国焘：“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
　　
　　博古接着指责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气，不够布尔什维克云云。
　　
　　张国焘一时为之愕然，哭笑不得之余，不得不向他解释一番。博古那里听得进去，进而指责红四方面军将士间没有建立起同志间的亲切友爱关系，表明仍然有军阀观念残余。
　　
　　可见这位博古同志确实是很“布尔什维克的”，只是中共领导权落在这样少不更事、不通世故的青年书生手里，又怎会不祸事？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首先的分歧是进军方向问题，中央主张北上到陕甘宁一带，万一在宁夏还不能立足，还可以撤退到外蒙古，在那里接受苏援，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张国焘则提出了红军就地建立根据地，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的“川甘康计划”。
　　
　　张国焘认为，红军可先执行“川甘康计划”，万一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红军再行北进。或者西进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一带，以新疆为后方。
　　
　　其实，双方在军事路线上的分歧在会师之前就通过电报已经明白了，这算不得什么，最起码现在双方的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只是实现目的的方法不同而已。
　　
　　（请看下篇：八十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八十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北上南下之争并不是多大的战略性分岐，当时的中央和张国焘的目标都是要保存有生力量，至于一个主张跑到新疆，一个主张跑到内蒙并不是本质的区别。
　　
　　张国焘看来也不是绝对的反对北上，那意思是在四川就地发展一下，实在不行再退到川藏交界的西康地区，再不行就退到青海、新疆。四方面军许多将领显然也持相同的看法。
　　
　　军事行动当然应当根据形势、敌情的变化作出相应的改变，北上的计划也不是中央一开始就明确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撤出后，一路上都在寻找落脚点，打下遵义后还曾计划在贵州当地建立根椐地。从战术上来看，当时确实存在着南下的时机。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也说：南下在战术上“不无可取”。
　　
　　关键是政治方面的：据张国焘自己回忆，早在率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入川之初，他就曾提出了一个“入川纲领”，号召成立一个“四川全省人民政府”，其中没有只字提到苏维埃三个字。但因为受到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对，这个纲领最终半途而废。
　　
　　当时的中共中央来电严令在川北马上成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来电还声言：如不从命，将考虑免去他的中央分局书记的职务。
　　
　　当时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军的重要干部都不愿与中央有争执，张国焘经过痛苦考虑，不得不放弃了“入川纲领”，重回苏维埃路线。
　　
　　现在的张国焘不同了，自持本壮，在军事、政治路线上双管齐下：后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政治局会议上，中央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张国焘提出：检讨政治路线的错误！
　　
　　但其主张在会上反映冷淡，无人附议，实际上是否决了张国焘的批评。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仍然面临国民党军的重重压迫，急需在军事上找到出路，这时候检讨政治路线实在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除了张国焘外，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不认为有必要对政治路线进行检讨。
　　
　　当时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人是政治局委员，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是随一方面军长征过来的，张国焘就此把自己放在了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对立面。
　　
　　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会议后不久就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列宁论联邦》的文章，批评“西北联邦政府”的口号违反了苏维埃路线，无异于否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但博古、凯丰等人大概无意中立了一功：批评“西北联邦政府”的口号违反了苏维埃路线，把分歧更加深入的诱导向了政治方面！
　　
　　而张国焘却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政治路线，也就等于是欲清算博古、、周恩来、洛甫等人，用来质疑遵义会议的合法性，这等于把所有人都树成了敌人。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对博古等人的政治路线提出任何质疑，而是把矛头指向军事路线，随着最高军事长官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原“三人团”（除周恩来）被打倒，政治上把博古拉下了马，但还是换上了同样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洛甫。
　　
　　在当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由共产国际委派的中共领导核心，而张国焘对待他们的态度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以轻蔑的口吻称之为“米夫党徒”。
　　
　　所谓“米夫党徒”：因为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原来在党内毫无资历，六届四中全会前连中央委员都还不是，也没有多少工作经验。但他们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米夫（也是斯大林的代表）的强力支持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全面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
　　
　　但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非同小可！中共所有的党员是视之为上级领导的，下级服从上级，是党的组织原则，谁敢拿共产国际的命令不当回事？
　　
　　王明于一九三一年中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继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博古，年方二十四岁。这样毫无资历、阅历的毛头小伙子出掌中央领导权，还不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一句话？不然那里能够服众。
　　
　　临时中央迁到赣闽苏区后，博古等人架空了一手创立赣闽苏区的毛泽东，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并对他展开批判。以毛泽东之不服人的个人性格，强横的工作作风，也无力与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对抗，只有灰溜溜的靠边站。
　　
　　当然，那时毛泽东之所以能被顺利排挤出军政核心，也与当时在党内、军内有影响力的周恩来、朱德等人没有坚决支持他不无关系。
　　
　　一段时期，就连极为厌恶“米夫党徒”的张国焘也不得不屈尊利用他们，也只能与之合作，就是在他有绝对权利的鄂豫皖苏区，不也是推行大力推行了王明路线吗？张国焘到了鄂豫皖苏区后，对原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人曾中生、许继盛等人进行了残酷的党内斗争。为他打头炮的就是“米夫党徒”之一的沈泽民。
　　
　　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绝对权威其实就起家于“米夫党徒”的党内斗争，党内斗争！是树立领导威信的不二法门。
　　
　　会师后的张国焘还是轻视了背后有着共产国际背景的“米夫党徒”的厉害，现在洋秀才们暂时委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征期间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一旦恢复联系，张国焘将十分被动，最后的事实发展也将证明这一点。
　　
　　（请看下篇：八十八、政治斗争强于枪杆子）
八十八、政治斗争强于枪杆子
　　
　　张国焘在经营四方面军方面是成功的，而且不仅于军事方面，从组织上也基本上来了个大换血！
　　
　　一个事实是：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军级干部相当年轻，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六岁，其中最年轻的军政委员陈海松，只有二十一岁！
　　
　　而且绝大多数是由下级军官甚至士兵逐级提拨上来的。除了总指挥徐向前是黄埔生外，大多数人没念过军校。
　　
　　这和一方面军的情形大不相同，一方面军中最精锐的一、三军团，其领导人林彪、聂荣臻、杨尚昆、肖劲光等人，不是黄埔出身就是留苏喝过洋墨水的。即令是彭德怀，也是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的毕业生。
　　
　　而红四方面军中原来一些老资格的军事领导人，如曾中生、许继慎、邝继勋等人，已被张国焘先后给“党内斗争”掉了。这一批年轻的将领，可以说都是张国焘一手提拨上来的。
　　
　　一方面军的将领参加革命早，党性强，最起码在当时是服从组织原则而不是盲目服从于某个人；而张国焘当时在四方面军中已形成对他一定程度的个人祟拜。
　　
　　博古等人批评四方面军中存在着的军阀主义，也不是无的放矢的。
　　
　　手握这么一帮强悍的八万“私家兵”，张国焘有点登基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是凭资历还是凭实力，张国焘都是居于绝对强势，假如甘居弱者少数，那才是不合理呢。
　　
　　可惜，张国焘却一时还没有察觉他的真正对手是谁，张国焘的目标是张闻天，还没有意识到张闻天背后的毛泽东，毛泽东比起张国焘来，不管是党内斗争的艺术性，军事指挥的灵活性，着眼战略的大局性，团结政敌的容纳性，都与张国焘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选手。
　　
　　等到张国焘我行我素擅自南下之后，才发觉了这点，那时已经一切都迟了，张国焘大概那时才明白：“二十八个半”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个毛泽东难缠。
　　
　　表面上看，四方面军由于连打胜仗，短期内歼灭了川军十二个整团，士气正旺，让一方面军的官兵们甚为眼馋；会师后，一方面军的供给也基本上依赖于四方面军，这大概给张国焘增添了不少人气指数。
　　
　　但就目前能搜集到的资料分析，对两军的高级将领的笼络方面，无疑毛泽东是成功者，以中央的名义谈话，名正言顺。从后来四方面军几个主要将领的态度看，如总指挥徐向前、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甚至包括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一段时期都是中央的支持者。
　　
　　尤其明显的是李先念，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时，三十军作为四方面军的先遣队首先迎接中央，李先念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触的机会自然也较多。从李先念在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便担任了不少重要的职务这一事实来看，他那段时间和毛泽东等人应该相处得不错。
　　
　　张国焘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徐向前后来回忆：陈昌浩约见当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以及政委聂荣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支持张国焘。谈了一会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回去了，荣臻同志留下来再谈一下。”
　　
　　徐向前认为：这表示陈昌浩已做通了林彪的工作。――这种几十年后的猜测无法证实，作为林彪倒霉之后的个人回忆，徐帅如此推测也不足为奇。
　　
　　张国焘当时是否反对党中央？这点是没有疑问的，倒不是说仅仅根据他后来干脆另行自立一个党中央，张国焘“抗上”是有历史的，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斗争张国焘的会议上所指出的“小组织的老祖宗”也没有多么冤枉他。
　　
　　张国焘一向有反中央的倾向，在“三大”上反对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就是头一次（其实毛泽东与张国焘一样，也是投了反对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张国焘因为不满翟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曾经和陈独秀商议另组一个“工农党”，独立于共产国际。
　　
　　这事后来因为张国焘受共产国际邀请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有了当面向共产国际陈述意见的机会而作罢。要不然张国焘怕是早就和陈独秀一样，被开除党籍了。
　　
　　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段日子里，中央是不敢轻易指责这点的，并且态度谦恭，基本上是，除了军政大要，其它唯张主席说话是从――不过，在关键问题上，毛泽东还是寸步不让。
　　
　　当张国焘通过陈昌浩等四方面军将领提出要官时，张闻天曾想把总书记让出来，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而是把周恩来的“总政委”这个最高军事长官的头衔抛给了张国焘。――即使你不是总政委，现在百分之八十的军队也听你的（四方面军），何必不给？
　　
　　但总书记的头衔坚决不让！
　　
　　在与张国焘明争暗斗的策略上：两人都是“王明”路线的受害者外加反对派，但毛泽东在与张国焘的争论中一口咬定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苏区的丢失只是军事路线出了问题。
　　
　　如此说自然是策略上的考虑：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虽然并不肯定中央政治路线绝对正确，但也认为政治路线的问题不妨留待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解决军事上的问题。或许他们也认为张国焘在这时候提出对中央政治路线的批评，有借检讨政治路线之机改组中央领导层的意图。
　　
　　张国焘觉得自已在政治局内是少数，势单力薄，于是提议选拔新干部参加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同时还提出召开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党内意志。这些提议都为毛泽东断然拒绝。
　　
　　该让步的地方毛泽东毫不吝啬：6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后来又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给予了张国焘指挥红军全军的权力，张国焘一时得意了，任总政委后马上命令四方面军每个军各抽调一个团给了一方面军各军团。
　　
　　此举，既补充了一方面军的兵力，也让两军得以增加了解，采取了这种种措施后，两军官兵间的紧张情绪开始缓和下来。
　　
　　但是，主帅的关系并没有缓和多少，沙窝会议中关于政治路线的争论并没有得到解决，张国焘虽然执行了北上的决定，心里却不无芥蒂，两军的隔阂一时也难以皆尽消除，种种原因结合起来，后来终于促使一、四方面军在草地中分道扬镳。
　　
　　也就是在红军会师又分兵之时，林彪在军内的地位首次越过彭德怀，资历远超林彪的彭德怀成了林彪的副手。
　　
　　6月28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军全军：左路军由十三至十六个团组成，以林彪为司令员、彭德怀为副司令员，聂云〔荣〕臻为政治委员，杨尚昆为副政委。经卓克基、壤口(或大藏寺)、噶曲河、色既坝，向两河口前进。
　　
　　从中革军委的这次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央红军两大主力还是有高下的，林彪的一军团这时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请看下篇：八十九、北进！为生存而战）
八十九、北进！为生存而战
　　
　　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也是逐渐形成的.
　　
　　实际上，据记载，双方初见时张国焘与毛泽东还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两人一个致欢迎词，一个致答谢词，会场也气氛热烈，四方面军高呼欢迎党中央，一方面军高呼欢迎张主席。
　　
　　就是之后在喇嘛庙里举行的欢迎酒宴上，大家也是随意闲聊说笑，不免信口胡吹：周恩来趁酒兴说中央红军现有三万多人；张国焘则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部队。
　　
　　对于这点，一个叫索尔兹伯里的美国记者曾撰文评价：“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
　　
　　其实大家都有意回避之前在来往电报中对军事路线的不同意见。
　　
　　回避是暂时的，第二天，也就是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６日上午，就在举行酒宴的这座喇嘛寺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 “两河口会议”召开了，开始统一目前军事路线上的分歧。
　　
　　当时唱主角的是张闻天与周恩来，张闻天作为党的总负责，自然义不容辞的主持会议，而阐述军事方略无疑是有军事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至于毛泽东？当然是尽他一个政治局常委的本分，随后发言表态就是了。
　　
　　据确凿记载，双方此时并没有发生多大争议，张国焘也就是提出了前文说过的几点设想，还是作为三点设想中的一点提出来的；而毛泽东当时的发言几乎如同开玩笑：
　　
　　“为什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他耀武扬威地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地跑到宁夏去，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什么办法？我们有的同志不肯老老实实地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
　　
　　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这是毛泽东用自己的风格来解释周恩来的军事建议：关于战略方向问题，向南、向东和向西都不利，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
　　
　　毛泽东对红军为什么要选择北进作了阐述。他首先说共产国际曾经有电报指示，要求红军靠近外蒙古地区。　　
　　
　　对于毛泽东发言开始便搬出了“尚方宝剑”――毛泽东首先说共产国际曾经有电报指示，要求红军靠近外蒙古地区。――张国焘有些反感，提出质疑：“共产国际什么时候有这个指示？”
　　
　　这点没有什么问题，总负责张闻天当场作证：“大约在１０个月之前，中央红军还没有离开瑞金的时候。电报说，中国红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靠近外蒙古。”
　　
　　张国焘就此无话。可见共产国际在当时的权威！
　　
　　会议也就此取得了北进的一致意见，红军的十万大军要北进陕甘了。
　　
　　说明一下：此时的任何人都不知道陕甘宁边区有一块红色根据地，刘志丹在那里折腾出一片天地的消息还没有传到一、四方面军耳中，大家都是凭着感觉决定进军方向的，而且目的也未必就是扎根陕甘宁，而是说明了的：背靠外蒙古，弄些飞机大炮再打回来！
　　
　　但是，前面道路还有一只拦路虎：松潘！那里驻守着正宗嫡系国军胡宗南部。
　　
　　打不下松潘，红军去不了陕甘，也回不了四川，此时后路已经被切断，杨森的川军也翻越了夹金山，已经逼近懋功。
　　
　　其实现在的红军回头反咬一口也未尝不可，十万大军对付尾追的川军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风险，但是，无法回头，倒不仅是暂时南下打川军与战略目标背道而驰，而是红军眼下还有一个比川军、胡宗南的中央军更大的敌人：粮食！
　　
　　川西北地区的自然地貌十分复杂，松、理、茂地区的岷山、邛崃山、大雪山高耸入云，原始森林密布，河谷水深流急，山高路险，部队行进十分艰难。由于地处海拔３５００～４０００米的高寒地区，人烟稀少，粮食作物只有大麦和青稞，产量很低。
　　
　　这个荒凉地区现在一下来了十万红军，到哪里去找寻足够的粮食和给养？十万大军，现在集结于贫庾到极点的川北，再耗时日，不用哪个来进剿，饥饿就会让红军全军溃散或被饿毙！
　　
　　所以，红军别无它途，只能下决心打下松潘，从胡宗南的肋下杀出一条血路！
　　
　　所以，中革军委才狠下心，迅速拟订了《松潘战役计划》，兵分三路，三军分路并进，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夺取川西北军事重镇松潘，控制通向甘南的道路。
　　
　　林彪现在是由一方面军十六个团的左路军统帅，但在向松潘进军的途中指挥不灵了：遇到的最大敌人除了粮食困扰，还有生疏的番兵――也就是由藏族喇嘛们组成的僧兵。
　　
　　这里从公元７世纪的唐朝就居住着一些土著藏民，他们的祖先吐蕃人从青藏高原迁徙到这里，为了争夺成都平原的财富与唐朝军队进行多次交锋。唐朝宰相李德裕修筑的姜维城遗址，至今还雄踞在茂汶境内的半山腰上。
　　
　　民国以来，四川军阀对川西藏民横征暴敛，滥施淫威，激起了藏民对汉人的仇恨心理。封闭和愚昧使土司和活佛成为贫苦藏民至高无上的主宰，其社会还处在奴隶制时代。
　　
　　红军突然来到这里，打破了山间的沉寂，但给藏民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恐惧――此时绝对唱不出“金珠妈咪呀孤独”之类的颂歌。
　　
　　蒋委员长对红军的动向也早有觉察：６月９日，蒋介石在成都召见流亡的昌都诺那活佛，封他为“西康宣慰使”。此举被当地记者讥为“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
　　
　　而诺那本人却感激不尽，愿效犬马之劳：６月２２日，诺那发表《告康藏民众文》，告诉藏民：共产党“杀人放火，劫掠奸淫，对于一切宗教，无不毁灭净尽”。
　　
　　诺那活佛要藏族僧众“俱宜一心一德，以与残匪作殊死战，无论如何，不令越康境一步”。
　　
　　活佛说话了，那些信奉喇嘛教的藏族民众，还能不万众一心与汉兵赤匪死拼？
　　
　　而红军却没见识过喇嘛兵与藏族的革命群众，还是原来的打算是：打土豪！分田地！取得藏族民众的拥护。
　　
　　然后筹粮筹款肯定会没问题了吧？
　　
　　然而，现实的一切却令红军战士迷惑不解：所到之处藏民都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没跑的则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
　　
　　这使红军以往的政策办法全部失灵！但是，粮食必须筹集，这是关系到每个红军士兵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红军高层没有意识到这些，总政治部６月２５日在两河口发布《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政策界限还是很严格的：“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的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收集粮食。……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的同意不应强迫购买。……”
　　
　　七天过后，总政治部便发现原订的政策行不通了，藏民不但全部逃跑，而且坚壁清野。如果还按老政策办，红军很快就会绝粮，乃至全军饿死。
　　
　　紧急修改政策！７月３日，总政治部下达严厉训令：“目前我们正处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战斗关头，为着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克服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粮食困难，……各部队政治部必须发动连队用一切办法，如没收、搜山、收买等收集粮食。”
　　
　　就此，红军有组织的抢粮开始了！在这片广阔而荒凉的土地上，这是一场为生存而战的斗争！一切民族政策、军民关系都要为此让路。
　　
　　（请看下篇：九十、面临生存时的民族政策与军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