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到芜湖:中国每年28.7万人死于自杀 四成因为经济困难(续1)

人们为什么要自杀？

自杀是疾病，还是冲动？

自杀可以预防吗？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没有人来回答这些问题。由于文化及其他原因，研究自杀在中国曾经是一个禁区。直到1994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才意味着正式放开对这一科研领域的研究。

从科学研究到临床干预，又经过了8年。2002年12月3日，我国首个经政府批准成立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同时开通了中国第一条自杀干预热线，它意味着中国正式以科学的态度开始对自杀行为进行干预。从那时后，全国陆续成立了十几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采用热线、网络、门诊等方式，实施心理危机救助，更大范围和层次地进行自杀干预。

但中国式自杀干预，似乎从开始起就是在禁忌和无知中，艰难前行。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说，每年9月10日“国际预防自杀日”就像他们的春节，只有这一天，宣传自杀干预才显得光明正大；而上海的精神科医生单怀海，从2003年起就一直在努力，试图通过人大提案成立上海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在北京，某大学教授徐坤自发创办了老年人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可一条自杀干预热线却因为各种原因，最后变身老年征婚热线。还有陈思，南京长江大桥上的生命守望者，他救助自杀者的行为价值，至今一再被人质疑……

我们对中国自杀干预的调查就从他们开始。

北京，回龙观的榜样力量

回龙观医院是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这类医院一般都建在城市的边缘处，回龙观医院也不例外，位于京郊五环以外。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地位。在中国，回龙观医院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赫赫有名。中国做自杀干预的人，没有不知道回龙观医院的。“回龙观”几乎成为了自杀干预行业的标准。有的人试图靠近它，有的人则想挑战它。

费立鹏，一个干预中国自杀的外国人

加拿大精神病学专家费立鹏是这个标准的建立者。

1985年，费立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湖南医科大学，这是他22年中国生活的开始。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学医学院学习时，费立鹏确定自己今后一定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领域工作。199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世界银行支持下，建立起DSP系统（全国疾病系统监测网）。这是一个覆盖1000万人口的网络，以它提供的公共卫生数据来推论全国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当时，费立鹏正任职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他借助DSP平台，将临床精神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结合起来，做“中国自杀的危险因素”的研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功焕说，“这种结合，使中国对自杀的研究有了科学的方法。”

研究从填补空白开始——根据卫生部的死因登记系统和疾病监测点的死因登记系统的资料，对全国的自杀率和自杀特征进行分析，开展自杀死亡的心理解剖研究；连续收集了全国30家综合医院1万余例急诊自杀未遂病人的回顾性资料，以及3000余例急诊自杀未遂病人的前瞻性资料；在中国北部四个地区开展公众对自杀态度的研究；对数百名正常人、数十名自杀未遂者、医生、地方干部开展了各种专题小组讨论和个体深入访谈……

“自杀，一个就太多了！”

最后，所有的调查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也就是费立鹏反复强调的那个结论——“自杀的预防是一个涉及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２００２年，在费立鹏的主持下，回龙观医院终于获准成立了“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本来它的名字应该叫自杀研究与干预中心，但未能通过。

与中心同时出现在大众面前的，还有一条免费热线：8008101117。它是中国第一条免费自杀干预热线，也是迄今为止同类热线中最专业的。该热线有20个专职接线员，经过六个月培训后上岗。12条免费热线热得发烫，接线员能回答的来电大约只有12%，88%的求助者根本打不进去。最可怕的是，本来已经很拥挤的热线，还常常受到无聊者的骚扰。这成为费立鹏的一个大烦恼：他担心有自杀念头的人会因为占线而失去了被挽救生命的机会。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还定期成立开展“自杀者家属心理互助活动”，让自杀者的家属通过互相接触和了解，在心理治疗师的指导下相互交流和帮助，共同走出抑郁和悲伤，防止他们成为下一个自杀者。

自中心成立起，他们就设置了三个目标：促进“危机精神病学”学科的形成，为预防和应对自杀与其它类型心理危机，发展一个基于社区的服务网络，提供和培训相关专业人员；促进建立一个关于自杀和其它心理危机的非政府机构；促进“中国国家预防自杀计划”。只有实现这三个目标，“在未来8年内，将中国的自杀率降低20%，每年挽救5至6万人的生命，预防40万人自杀未遂”才有可能成为事实。费立鹏说：“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我们要起步了，不应该再等待了！”他提出“自杀，一个就太多了！” 、“预防自杀人人有责”等口号，并带领的团队努力实现着。

几年时间过去了，他们的目标实现得怎样？我试图寻找答案，但多次与龙观医院宣传部接触，他们都表示，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没有那么多精力来配合媒体。

南京，“做秀时代”的自杀干预

作为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很忙。一遇到跟自杀有关的报道时，电视、电台、报纸都喜欢找他，“因为现在搞临床心理学的人太少了”。张纯格外抢手还有另外的原因，和精神科医生相比，从文艺理论研究转行心理学研究的他说话通俗易懂，还很煽情，“更适合媒体和大众的口味。”

有一次，某电视台给张纯打来电话，说有人想自杀，他们要去做节目，邀请张纯担任心理专家进行干预。但当时张纯正忙着，没时间去。于是电视台决定去给想自杀的人做思想工作，请他晚几天再自杀。“没想到，那人也居然同意了！”张纯讲得哈哈大笑。他认为，媒体带坏了风气，连自杀这样的黑色事件都能有办法做秀。而他自己，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张纯的角色意识很强，从事自杀干预工作，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让他体会到自己存在的重大价值，“我总感觉有人在等我，我对他们有责任。”

以前，有一个人等过张纯，那人是张纯社科院工作时的同事。他给张纯打电话，希望两人能见面聊聊。那天电闪雷鸣，张纯不想出门，说有事明天再讲。第二天，他听到了同事的死讯。张纯非常后悔，他无意中失去了拉同事最后一把的机会。这件事成为张纯介入自杀干预的直接动机。此外，还有一个间接动机：张纯曾经历过一个场面非常惨烈的自杀——自杀者直接用雷管贴在后脑勺上引爆。张纯自己也曾自杀过，由于连续两次高考失败而跳河自杀，可因河水太浅而失败，此后张纯便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还考上了大学。所有这些都促使张纯投身自杀干预，“有些自杀实际上是境遇性的，遇到事情走不出那个圈子，一旦走出，天地宽得很，每天都是新的太阳。”

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帮助更多的人解决问题。

社工模式：

“自杀干预范围必须扩大，不仅仅只对求助者一个人负责，还需要介入求助者的家庭，同时动用社会力量来改善社会环境……”

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正式注册时间是2004年11月28日。此前，张纯办了一个中华心理教育网。由于自杀是心理危机的一种极端表达形式，所以网站偶尔也会以志愿者服务队的形式，在南京从事自杀干预工作。2004年，因为南京出了好几起学生自杀事件，团市委受市政府的委托牵头来抓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团市委没有专业人才，也没有钱，就想借助我们的力量。”张纯一口答应下来，拿了团市委一个批文，在中华心理教育网办公室挤出空间，挂牌成立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同时还搞了一个中华自杀救援网。

谁知道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一被公布，就不再仅仅是南京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救援电话了，它成了南京市，乃至江苏省的自杀救援电话，甚至全国各地都有人打电话求助。“一不留神，我们成了自杀救援者，而不是心理工作者。”开始自杀救援，张纯的团队完全是仓促上阵，他们急需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储备。

最初能够找到的资料都是医学模式的，主要来自回龙观医院，它是国内研究自杀干预的领军机构。张纯从资料上得到的认识是，自杀是种病，要从病的角度干预，“可后来做着发现不对，有些人没病，但兴趣就指向自杀。”张纯又怀疑是心理原因导致一些人行为出现偏差，于是试图从临床心理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可还是不行。“有个女人被救下来，我们做了简单的疏导后，她暂时打消自杀的念头，派出所请家人把她接回去了。结果三天后，她在同一个地方又跳下去了。一调查才发现，她是家庭暴力。”

几次类似的干预失败后，张纯意识到单纯从医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去进行干预，并不能完全解决自杀的问题。一个人想死，除了自身的心理环境出现变化以后，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可能也是原因。 “如果把这个生命的标本放回他原来的环境中去，同样压力和困惑依然存在的话，还是不能避免下一次自杀行为的发生。”

现在，张纯把他们使用的方法称为“社工模式”。该模式认为一个人自杀行为的发生与环境有关，包括内心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因此自杀干预范围必须扩大，不仅仅只对求助者一个人负责，还需要介入求助者的家庭，同时动用社会力量来改善社会环境，这样自杀救援的手段更多，面更广，而且解决问题的方案更多。

社工模式的成功与失败：

运用社工模式，张纯的团队有数次成功干预的案例。

去年马鞍山一学生跳楼自杀，张纯主动希望介入，对自杀者同班同学进行干预。“因为自杀具有‘传染性’，像华南农业大学，一个月之内有3个人从同一个地方跳楼。”最后，有关部门同意他们给学生做40分钟心理支持。“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下午，全体同学嚎啕大哭，其中一个和死者关系最不好的同学哭得最厉害，因为他认为同学的死和自己有关，如果我们不做团体咨询，他可能会永远地自责，永远地痛苦。”

不过，失败的案例也不少。今年春天，一个27岁的白血病患者撞墙自杀。“他5岁就得了白血病，当时他生的愿望非常强烈，社会对他的支持也很好。”小伙子被救下后24小时后，张纯和电视台的人同去进行干预。“他房间里全是足球明星的照片，充满了阳光和力量。他躺在床上，我拉着他的手，想跟他讲几句话。他说，你什么都别说，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我已经考虑了22年，没有人比我更有感触，我现在累了，需要休息。”小伙子不愿意和张纯说话，只对爸爸说，想理个发，还请爸爸顺便把桌子收拾一下。“当听到他叫父亲把电脑拿下来时，我就意识到，可能在48小时之内，他还会有自杀行为。要知道，电脑一直是他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张纯心里很着急，他只能警告这位父亲注意防范，并明确指出了危险源：窗户。“他的床靠着窗子，当时正是春天，万物复苏，而唯有他的心在冬天。这会刺激他，同时给他强烈的心理暗示：阳光就在外面，跳下去能融入到阳光之中。当时我劝他父亲给换个房间，父亲很自信说不会了，他24小时跟着。结果，当天晚上，他对爸爸说想小便，父亲去厕所拿用具时，他跳下去了。不过，对外宣布的是自然死亡。”

这件事让张纯很虚弱，“眼睁睁地看到生命的花就要凋零，可我却无能为力。当一个人生与死已经放得下的时候，作为我们来讲，手段太少。我们只能被动地预防。”

他还深深地自责，“当时是跟电视台一起去的，他们坚持要送鲜花，其实对一个有强烈死亡意念的人，绝不能送鲜花，鲜花让人感觉生命短暂。可人家为了镜头好看，要送，我没有坚决反对……” 这是媒体无知的错误。

由于社工模式的需要，张纯经常和媒体合作。他清楚借助媒体的力量，在某种情况下对自杀干预很有帮助。“但有时候也身不由己，它是一柄双刃剑。”

法律困境：

“我们的工作和119救人救火是一样性质，为什么我们就得不到法律支持呢？”

张纯其实很清楚，不管采用哪种干预模式，立法才是最重要的支持。“没有法律做基础，政府连财政预算都没办法给你做，更别说如何来保障自杀干预行为的正当与合法性，以及实施手段。”“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自杀救援法》，没有《心理危机干预条例》，心理学工作者去从事自杀救援，谁赋予你权利呢？”张纯一直很疑惑：“我们的工作和119救人救火是一样性质，为什么我们就得不到法律支持呢？”

一天深夜，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接到一个来自江西南昌的电话：“两个人因为父母不同意他们恋爱，决定跳楼殉情。断断续续4个小时的通话，我们这边工作人员非常焦虑，给那边110、119、120打电话，还给当地的精神病院打，可没有任何人支持。当地110问我们具体情况，我们又答不上，他们认为是骚扰电话。我说一般人不会来骚扰，他说110都有人敢骚扰，何况你那电话呢。”对方不接警，张纯很郁闷，“我们确实也不符合人家报案的条件，如果我们自己有装备，有GPS定位系统，知道电话从哪里打来的，不就好了吗。”最后，电话断了，没有人知道那对男女的结果。

大约四天以后，热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问我们是谁，问我们是不是认识谁……”打电话的人就是殉情女孩的父亲。他拨打了从女儿手机上拨出的最后一个电话号码，想知道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如果有个联动机制的话，他们就能得救了。”张纯痛心地说。

张纯有些不服气，他觉得不公平。按照国务院规定，如果一次性死亡3个人，在几个小时必报国务院，属重大灾情。国务院有副总理24小时值班的，处理危机，如果群体自杀，政府会紧张。可为什么个体自杀，每天死一个，就没有人去管呢？“医院里连确诊为晚期癌症，已经没治了的的病人，都没有谁放弃治疗，为什么自杀救援工作者就没有这个权利呢？”

在很多国家都有《自杀救援法》，对于自杀未遂者，24小时以后必须强制接受16小时的心理辅导。“到时社工就会来找你，所有费用由政府买单。”但张纯他们现在不但没有这个权利，而且还心虚。“我们这段时间跟媒介联合起来做干预，经常看到有人从立交桥、高楼往下跳，说实话，每次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非常害怕，如果把人救下来，那是你谈判专家的职能；如果失败了，家属可能会来找你的麻烦。到时我有法律来为我的行为做支撑吗？”

在张纯看来，从理论上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为自杀救援立法的条件，“一个是中国自杀人数的庞大，另一个是政府正在提倡和谐社会，还有一个是社会发展水平也到了这一地步。恩格尔系数在40%左右徘徊，人们对心理健康的诉求已经充分地张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促进立法，顺乎天，应乎人，一定赢得民意。”

面临难题：“经济上枯竭，心理上枯竭，还有知识上枯竭。”

因为缺乏依据，不好做财政预算，到目前为止，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没有获得政府一分钱的投入。其主管单位团市委每年只有10万元的经费，自顾不暇，中心的自杀干预费用由中华心理教育网来支持。近三年的时间做下来，张纯深刻领会到了自杀干预这个职业很艰难，“经济上枯竭，心理上枯竭，还有知识上枯竭。”

但他还是充满了热情，因为他相信，在生与死的时刻，有人需要他的帮助。张纯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南京地区做生命态度调查。去年他们的调查数据是，南京地区有46﹒36%的人曾有过“活着不如死了好”的念头，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人萌生过自杀意念。

人出现自杀念头后，通常会用各种方式向家人、朋友透露，如问“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想我”一类的话，对“死还是不死”进行评估。这个评估结束后，下一个评估又来了——用什么办法死好呢？女孩子一般会吃药、割腕，因为那样死得有尊严，尤其是因情感问题而导致的自杀。每个人都会寻找一些自杀方法，自己进行评估。尤其是一些白领，甚至会看哲学书，把生与死升华到哲学层面。因为死亡对每个人都是很恐惧的事，从哲学层面去探讨，能够给人心理上一个强大的支撑。虽然经过充分的评估，但是临死以前，很多人还是不能确定，毕竟死亡是没有经验可以总结的。所以在最后5分钟，他会极度地焦虑，想打电话找个高人给他指点迷津，这个高人就是自杀干预人员。人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后，才会自杀。整个过程，有的人可能在自己心中酝酿了几十年。”

如果以上整个过程分析是正确的，那自杀干预人员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去年，南京自杀干预中心显示一级警戒的警钟敲了176下，它意味着每隔两天有一个人到达自杀的最后阶段。但张纯不能确定那176个人是否最终放弃了自杀，因为热线最大的作用是干扰，“我能够给他解决的是暂时不死，救他一时。要救他一世，必须改变他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内心环境。这需要全社会的力量。”

令人惋惜的是，全社会对张纯最感兴趣的只有每年9月10日“国际预防自杀日”。那是张纯最风光的一天，“全世界的人民都爱我，全部媒体都来逛一遍，同样的话要讲好几遍，非常得意。可过了就没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