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特四期过山车照片:为什么总是老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漫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漫议

　　在我国，有一个问题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民间，都是一个被不断地提出，不断地引起社会上的广泛讨论，就是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早在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十条方针。“九五”（1996-2000）计划时期，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五”（2001-2005）计划又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规定为五年经济发展的“主线”；“十一五”（2006-2010）规划更是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这一时期的战略重点。问题被不断提出，不断地引发社会上的热议，一方面说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的巨大难度，提了多年了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所谓旧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主要依靠资源和资本的投入而实现的粗放型或者外延型增长的发展方式。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上的主要资源和资本都控制在政府手里，采取行政主导和大量的行政干预的方式发展经济。它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够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但由于是政府主导的，注定了它的效率是十分低下的，并且由于要以大量的资源和资本的投入作为支撑，它必然要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严重破坏等各种弊端。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持续一断时期后必然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持续下去。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旧发展模式的主要弊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主要体现为内外两方面的失衡。所谓内部失衡，主要是指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我国这些年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大大高于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投资率畸高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的比重却在下降，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过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消费品市场销售疲软，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消极后果。所谓外部失衡，主要是指由低附加价值产品出口形成的高额国际贸易顺差和高额国际收支盈余，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由此造成中国对外经济溢利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与国际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加剧。”①正是因为旧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这些诸多严重的弊端，胡锦涛总书记2010年2月3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他一连50次使用“加快”的字眼来强调问题的迫切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的旧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的集约型或者内涵型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以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前提的，政府退出了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经济资源也不再控制在政府手里，而是实现了充分的市场化。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得经济主体既有压力也有动力使经济活动回归到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的方向上来。既然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源在于政府对经济资源的过度控制，在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实现政府放弃对主要经济资源的控制，放弃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规范好自身的职能，做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政府要履行好作为市场主体中立的的裁判者，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的作用，而不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从事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与民争利。然而，要让政府真正做到退出微观经济活动又谈何容易。这其中既有着意识形态的因素，更有着既得利益的因素。

　　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苏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我们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后，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也是很难完全得到消除的。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十分不彻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所以十分不成功，意识形态问题虽然未必是个决定性的因素，但不可否认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君不见改革开放以来，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等各种有关意识形态的激烈争论一直伴随着我们，进入本世纪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又屡屡地引发关于改革方向的激烈争论，从而导致左倾思想的巨大回潮？

　　当然，比起巨大的既得利益来，意识形态问题又显得不是主要的和直接的因素。在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必然会形成极为庞大的同时又错综复杂的既得利益集团。首先是政府本身。政府是滞有自身的利益追求，这历来是一个争议颇大的复杂问题，但目前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也是有自身的利益追求的，甚至把它也称为“经济人”也不为过。既然如此，就必须通过建立实现对权力的有效限制的民主宪政制度和实现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从而在政府与微观经济活动之间建立起一道隔离墙，让政府尽可能地变得中性起来。在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政府控制着各种经济资源，对微观经济活动实行无孔不入的干预的情况下，说我国的政府没有自身的利益追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除了是政府自身标榜以外，恐怕只有那些天真得可以的人才会这么认为了。在目前，我国的政府仍然一方面控制着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另一方面又保持着对许多行业的行政垄断，并对几乎各行各业实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本义是要改革土地、金融等领域的制度，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然而，这些领域的改革总是涉及难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或者到关键的时候又卡壳了。改革的本义是要不断地缩小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权力，实现各个行业的平等准入和自由竞争，然而，我们却出现了政府部门不断地扩大自身权力的倾向，改革经常出现了倒退，层出不穷的行政审批总是去了又来，许多行业名义上放开了，实际上民间资本要想进入却总是显得障碍重重。没有人包括政府自身会去公开否认这些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它们却又总是无法实行，这并非因为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因为利益上的问题，因为会动了政府的奶酪。其次是国有企业。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已经进行多年了，但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不仅是在所谓的战略性领域，就是在普通的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也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国有企业的缺陷人所共知，然而，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它们却可以优先地得到各种资源和市场机会，即使存在着各种弊端，经济效益看十分低下，但这些都没有妨碍它们在政府的保护下过着好日子。屡屡见诸报端的垄断行业央企员工高到天上的工资福利待遇、企业领导让人瞠目结舌的职务消费等等现象，不正说明了这个问题？2011年可谓是垄断央企频频出丑闻的年份，从4月初中石化广东公司曝出“天价酒”事件开始，接连不断的丑闻总是与垄断央企形影不离。中石化云南公司曝出乱发奖金事件，国家电网安徽公司曝出违规配公车及集资建房事件，中移动高管涉嫌违纪正被调查，中海油被曝人均38万元年薪……正因为如此，按理是要国退民进才对，但近年来全国各地却不断地上演着国进民退的“好戏”，2010年甚至好出现了山东一家亏损的国有钢铁企业把一家效益很好的民营钢铁企业给兼并的“经典案例”。谁也不会天真地以为这是市场行为，可这样的咄咄怪事就这么发生了。经济学家陈志武提出要把国资委掌握的国有财产以及国土资源部掌握的土地资源都改成国民权益基金，然后按全国人口分成13亿份，13亿公民每人一份，以这种方式把国有资产分到全民手中，真正兑现全民所有制这样一个理想。也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要把国有资产的一半约15万亿划入社保基金，以充分基金帐户，提高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笔者丝毫不怀疑这么主张的合理性，并且也盼望着这些蓝图能够早日变成现实，但我要提出的是，在现有的这种政治体制和权力格局下，它们靠谱吗？再次是在裙带关系下形成的庞大的官商集团。由于政府手中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和审批权力，就必然容易导致权力寻租现象的大量产生。资本通过与权力相结盟，也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也不希望改革进一步深入下去，从而触及到他们的既得利益，目前这种夹生饭式的改革而产生的胶着状态是他们最乐意见到的。人们曾经认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问题到时候也可以水到渠成地得到解决，然而，现实却与这种愿望开了个巨大的玩笑。说得难听点，指望这些官商集团会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无异于引狼入室罢了。

　　虽然这种旧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各种严重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然而，由于在这种旧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形成了极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却很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他们自动放弃既得利益无异于与虎谋皮，面对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强烈声浪，他们所做的就是抵制，抵制，再抵制。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个道理人们都知道。然而，当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已经由增量改革进入到存量改革，开始触动到到既得利益的时候，改革就越来越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了。只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受到了有效的限制，既得利益集团才有可能放弃既得利益，经济体制改革才有可能进行下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然而，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给它开出的的药方却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没有或者很触及到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所以药方只好开了又开，而问题却总是老问题。

　　①吴敬琏：《做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篇大文章》，《学习月刊》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