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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昨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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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告诉未来-我看中国经济
2010-4-3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很多人几乎不用思考就可以列出一大堆问题：“唯GDP的问题”、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部需求和投资、内需不振、收入分配不公平、通货膨胀压力、房地产过热……。但对于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都各执一词，众说纷纭。我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工作的关系，突然想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下梳理，看看这些问题之间是否存在着逻辑关系或者一定的规律。因为既然这一大堆问题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那么从逻辑上讲，这些问题应当是相互联系的。假如确实存在逻辑关系，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能够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因此，我写这个贴子的目的就是：
1．试图寻找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背后的内存联系和逻辑。
2．试图寻找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
本人不是什么学者，更不是什么“砖家”，因此并无打算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用孔夫子的话说，解决这样的问题应当是“肉食者谋之”，我这样的“屁民”，当然不会不自量力。
其次，我写这个贴子将按照以下思路进行：
1．既然这些问题都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我就从经济增长过程中用一个普通人的思维逻辑去寻找问题背后的关系。
2．对于任何一个问题，我都将努力用数据说话。没有数据的观点，顶多是哗众取宠，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我的数据将大多数来自于国家部委局和正式媒体，除非有些数据超出了普通人的思维逻辑，比如，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对于出处，我尽可能地注明。也许有人会说官方数据不可信，但我没有更好的资料来源。
3．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所谓纵向比较，就是不同年代之间的比较；所谓横向比较就是拿我们的数据和其他国家比较。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我不想也无法象写论文那样去写这个贴子，因为我不想象我大学里学的经济学教材那样把一个活生生的大美女做成马王堆女尸木乃伊。由于本人不是经济学专家，才疏学浅，还请各位在我的分析过程中多多指教，并提前表示感谢。
我的文章打算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中国GDP奇迹的路线图
2．滞胀的阴影
3．日本经济给我们的启示
4．“屁民”们的对策
1.是什么造就了中国GDP的高增长的奇迹？
大家都知道，企业要管理的内部对象包括三个方面：人、财、物。在我看来其实这三个因素可以合并为两个因素，人和财。因为“物”也是财嘛。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个“财”又发展为两种：一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一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财”。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就是技术，既包括研发技术也包括管理技术。假如你是一个老板，你的公司看不见摸不着的“财”比较多，那你这个公司肯定不一般。就算不是微软、IBM起码也是华为这样的。就算你是个房地产开发商或者生产家电的，如果你不在无形的东西上下功夫你肯定成为不了万科或者海尔。因此，今天企业管理的对象可以归纳三类：人、财、技术。同样，一个国家发展经济要考虑的也不外乎这三个方面。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就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还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都是基于这三个方面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鉴于本文并非学术论文，因此在此对经济理论不作赘述。下面我们尝试着从这三个要素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始于1991年，因此我着重对1991年之后的情况进行分析。
1.1. 劳动力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人定胜天。中国别的不敢说，三条腿的王八没见过，但两条腿的人那是多了去了。由于文化的原因，在中国做事首先要考虑的是人的因素，我相信各界人士无论是商界还是政界对此都没有异议。因此，我首先可以不用通过脑袋就肯定地说，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奇迹首先是人的因素，用术语表达就是：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其实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下面所做的只是用数字来证明一下。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1年到2000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3.98‰。到了200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5‰，这主要归功于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自1991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之前两年的GDP平均增速为4%）。从劳动力的供应来看，1960年到1970年出生的人口共计1.3亿，这部分人口到1991年的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构成劳动力的主力军。1970年到1980年出生的人口为1.57亿人，1980年到1990年期间出生的人口为1.56亿。在这三个十年可以说人口平稳增长。
据人口学家统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形成了之后3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维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从上图可以看出，1990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净增人口开始双双下降。1990年之后到2009年末这19年才共计出生人口1.91亿，与之前的几个10年相比下降超过50%。1990年出生的人口今年刚满20岁，刚刚步入新增劳动力的供应阶段。也就是说，单纯从劳动力供应来看，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新增劳动力供应将逐年下降。
另外自2003年起，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中国开始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年青人的养老负担开始凸现。而恰恰在2004年，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甚至当时有媒体称“民工荒席卷中国”。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民工荒”时，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但不久之后，长三角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而且从那一年开始，“民工荒”成为中国岁末年初的常规热点。“民工荒”出现的时间点和劳动力供应的下降以及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在时间点上保持了一致，这已经无法用巧合来解释了。
对于劳动力为GDP增长做出的贡献的具体比率，我们没有必要去测算。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90年代净增人口的急剧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或者已经消失，劳动力对于GDP的贡献率今后将会不断下降，而且其下降的速度有可能会超过我们的想象。
不仅如此，到本世纪中叶，大概到2045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30%。从2005年的11%到30%，中国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而许多国家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因此，“未富先老”也将成为中国未来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因此，今后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人口众多，但恐怕不能再说“劳动力众多”了。

1.2. 资本
众所周知，资本的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下表则给了我们更为直观的数字：1991年来，中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21%，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3.3%，货币供应量（M2）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6%。后两者的平均增长速度都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倍多。需要指出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三者的增长都基本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但在2009年，货币供应量和投资的增长呈现出完全正相关，而两者和GDP的增长则呈现出非相关甚至是负相关。
我们再来看中国1997年到2007年GDP的构成情况。
从下面的图可以看出，这10年间中国名义GDP的构成当中，资本投入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所占比例越来越低。
不仅如此，中国的投资在1991年以来不仅保持了高达23.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并且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从2001年的大约34%提高到2008年58%，并且在2009年达到了惊人的67%。


1.3.技术进步
从逻辑上讲，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世界的技术水平差距相当大，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国外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引进，对经济增长肯定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否则邓小平他老人家就不会搞改革开放了，更不会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快速接近，这一要素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小。毕竟如果说中国能够领导世界的技术进步恐怕没有人相信。我只能用找到的一些数据来简单说明一下，毕竟量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有难度的。
2008年12月，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表示，在过去的15到20年中，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可以提高6%以上。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一般为3%至4%，发展中国家则是1%至2%。“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随后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全球第一，达9.5%；印度紧随其后，为6.9%，欧盟是4.1%，而美国在该年度劳动生产率仅仅增长1.4%。
无论是樊纲所谓的6%，还是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的9.5%，这一速度都远低于中国过去19年来的GDP发展速度。而技术进步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如前所述仅仅是3%。
至此，我对经济发展要素进行一下总结。在上述三要素当中，劳动力的投入是无法通过人为的技术手段去改变，只能顺其自然地加以利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只有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要素当中唯一可以通过人为方式来改变经济增长速度和模式的手段。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过去“人口红利期”产生的劳动力为中国GDP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一贡献是上帝赐给中国的礼物。我们可以肯定的，今后上帝不会再赐给我们这样的礼物。中国的体制和文化也使得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今天神州大地千疮百孔的自然环境和令人叹息的资源危机就是例证。并且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积累，技术进步本身对于经济的边际贡献一定是在不断递减，也就是说，除非发生类似于工业革命的事件，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将越来越难。唯有投资，才是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人为的GDP增长手段。在过去二十年中，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GDP年平均增长速度的2.3倍就是最好的证明。
再来看国际上的情况。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展报告》，2000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低收入国家消费率为80％，中等收入国家为74％，高收入国家为79％。
那么，既然中国的投资率如此之高，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在投资呢？
2.是谁在投资中国？
在我刚开始思考本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没有什么新意，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不同于证券投资，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主体只能有两个：一是企业，二是政府。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外国资金，毕竟引进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当我找到相关的数据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外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在1996年的最高点也只有11.8%，之后竟然逐年下降到2007年的3.4%！这远远低于在我的直觉印象中应当占有的份额。下图是我找到的近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源构成。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主要资金来源仍然是国内的资金。那么，谁是投资主体呢？下图是我找到的2000年-2007年国有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尽管其比重自2000年以来呈逐年下降趋势，但2004年最低时也占到35.5%。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有资本所占的比例始终超过一半。
自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政府宣布4万亿投资计划以来，相信国有资本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会在2009年开始的几年内大幅提高。下图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投资，尤其是政府和国有及控股企业主导的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这里我产生了一个疑惑，就是我们当初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但从投资的构成来看，1996年之前，外资的比重确实是在逐年上升，但1996年之后，外资的比重却逐年下降。1996年的最高点也不过11.8%，2007年这一比重下降到3.4%。这可不可以说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没有实现？
在此期间，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展报告》，199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已从24％降至2002年的19．9％，此期间世界平均消费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同时世界平均储蓄率总体上同样在走低，2000年为22．8％，2001、2002年分别降为21．7％和20．4％。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00年都呈现出增长趋势，并且这种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见下图）。
从逻辑上来讲，在货币总量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储蓄率的增长会导致投资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但在过去的19年中，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除了个别的几年与GDP的增长同步之外，绝大部分年度其速度都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这使其平均增长速度达到GDP平均增长速度的2.3倍。这种“反常”现象从逻辑上只能用两个原因来解释：一是居民银行存款份额始终在下降，二是政府和企业通过发行大量钞票或举债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在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3.是谁的钱存在银行？
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多年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2005年的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09年7月由工商银行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全球消费、储蓄及金融安全》上表示，中国2008年的储蓄率已经上升到51.3%，是全球之最。这样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居民应当是比较有钱，否则不会导致储蓄率如此之高。但如前所述，既然我们推断居民储蓄应该是在下降，似乎和高储蓄率之间是一个矛盾。那么我们只有通过分析储蓄的结构来看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
经过努力我找到了相关的数据，这是周小川行长2009年“全球智库峰会”上提供的。下图是1992年到2007年储蓄构成统计数据。储蓄在任何国家无非分作三类：企业、政府和居民。我们从下图看到的是企业储蓄率从1992年的11.3%增长到2007年的22.9%，增长幅度为203%；政府储蓄率从1992年的4.4%增长到2007年的8.1%，增长幅度为184%；而居民储蓄率则从1992年的20.3%下降到2007年的20%，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如果拿老百姓的储蓄率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储蓄率并不高，而且长期以来也比较稳定。答案出来了：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并不是老百姓把钱存在了银行，而是企业和政府变得越来越有钱！而中国的老百姓的银行存款相对变得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居然和老百姓没有一毛的关系！？
因此我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为高增长的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现在又出来新的问题：既然老百姓的银行存款比例越来越少，是不是老百姓把钱都花了呢？

作者：橙色丁丁　回复日期：2010-04-05　09:41:49
楼主犯了逻辑错误了。
技术进步对中国的贡献，实际上，确乎会有边际递减效应。但要一直到中国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当的时候，这个效应才会变得明显。
但我想问一句，你觉得今天中国的技术达到和西方差不多的水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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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不会在技术水平差不多的时候会有递减作用，而是在先进国家的技术无法通过经济手段继续引进的时候就会递减。
楼上的那位叫沿口的兄弟，你的观点我认同，我打算在第二部分分析一下。谢谢。
4.中国的老百姓花钱了吗？
我们再来看老百姓的消费情况。早在2006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就表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
2008年居民消费率则进一步下降到36.8%，2009年则为37.3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投资率的逐年提升（见下图）。看来老百姓并没有花钱，这说明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确实是用到固定资产投资上面。
从消费率的整体表现上看，我们的老百姓并没有学会花钱。我们再来看消费的构成。下图是我找到的中国消费构成比例。
从建国至今，政府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由建国初期的17%上升到现在的27%，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由建国初期的83%下降到现在的73%。也就是说，在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政府消费所占的比例在逐年提升。
这样看来，不仅总消费额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不敢花钱了！
我们再来看国际比较。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实在太低，这至少是不符合经验性的规律。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从经验来看是无法持续的。下图是2002年和2007年主要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比较。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2009年12月2日表示，与投资和出口增速相比，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相对较慢，在GDP中的比重较低。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为了便于比较我列举了比较多的亚洲国家的数据，因为亚洲国家的文化和习俗相对比较接近。上述亚洲国家中新加坡的消费率也比较低，但也超过40%。新加坡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决定了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际贸易及其相关产业，因此其消费率虽然也较低但有其合理性。那么，中国的老百姓们为什么不花钱？




橙色丁丁　回复日期：2010-04-05　09:49:15
我把你的分析方法，稍微修改一下，你看我说的可有道理？
首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存在着巨量的隐性失业，即占人口总数近八成的农民，实际上是就业不足的。其次，在就业部门内部，由于技术不如人家，中国的人均全员劳动生产率只有西方的几十分之一（当年老邓考察日本，人家说日本工厂人均年生产94辆汽车，比中国的一汽高93辆，具体数字或不精准，但大致意思如此）。
所以中国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两个成分，一是把实际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拉到就业部门内。二是把就业部门内的人均全员劳动生产率拉升，逐步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差距，大概是在十左右吧
现在看来，中国的第一步做个差不多了，第二步，还差的远，未来可挖的潜力，也大抵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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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道理，按计划是在我的第二部分提及。
5.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不花钱？
上一部分我发现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把钱用于消费，我这一部分就分析一下老百姓不花钱的原因。我先列举一下可能的原因：第一，没有钱或者没有足够的钱。第二，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导致产生不安全感从而不敢花钱。第三，该买的东西都买了，没有必要再花钱。用列举法应该找不到第四个原因了。
然后我们对上述三个原因逐一进行分析和论证，看看上述原因是否正确。
首先可以排除第三个原因，因为只有有钱人才会出现第三种情况，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应当都属于“二八法则”中的“八”，否则我写这篇文章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我在这一部分只对前两个原因进行分析。
其实上面第三部分分析中国储蓄构成的时候，顺理成章还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和企业那么多的银行存款哪里来的，但这个问题暂且一放，我是小民一个，先从老百姓的情况着手分析。
5.1.老百姓有钱吗
央行官方网站上的《金融机构本外币收支信贷收支表》显示，2009年末“储蓄存款”也就是居民储蓄合计26.08万亿元，全国人口以13亿计，人均存款20062元。
下图是2009年末银行金融机构储蓄余额构成比例。居民储蓄只占总额的44%。
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
也就是说，中国国民目前人均现金财产状况是：银行存款2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1万7，农民5153元。尽管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为第109位，算是中游水平，但这些钱能够干什么呢？生一场大病？一个孩子上了大学？不吃不喝攒几十年钱买套房子？
下图是中国和“亚非拉”兄弟们关于储蓄率的比较，从图上看尽管中国的储蓄率表面上非常高。但是，如果从老百姓的储蓄率20%来衡量的话，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并不比亚非拉兄弟们更多。也就是说，即使是和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兄弟姐妹们相比，至少在银行存款方面看，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比他们更有钱。
我又找到了农村和城市收入比率和消费率的关系，见下图。这个图更为形象，在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的同时，农村相对于城市的收入比率也在同步下降。二者几乎完全成正比。如前所述，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主要来自于农村的劳动力为GDP作出的贡献达到了70%。但劳动力的所得与其贡献根本不成正比。不仅如此，农村相对于城市的收入比例还在不断下降，这才是中国的老百姓不敢花钱的根本原因。
当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在媒体上看到“民工”这个字眼的时候，我曾经一度迷惑：“民工”到底属于农民阶级，还是工人阶级？我们伟大的党，是不是也是“民工”阶级的先锋队？今天我早已不再迷惑，唯愿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民工”能够早日成为“公民”。



5.2.老百姓敢花钱吗？
我们前面关于老百姓不花钱原因的第二个判断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从而不敢花钱。所谓对未来的担忧，就是对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担忧，用俗话说，就是“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八个字。释迦牟尼有一天晚饭后到城外散步，步出城门时突然悟出“生老病死”这人生四大悲剧其实是人根本无法避免的。既然无法避免那就不如不去寻求破解之道（比如提炼长生不老药什么的），而致力于寻求和提升有限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由此释迦牟尼成为佛教开教之领袖。但宗教是负责精神教化之功能，政府则应负责物质之保障。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吃饭问题，就是“食”的问题。到了今天，“衣食行”这三个问题基本上得到妥善解决，但是另外五个问题虽然不能说没有得到妥善地解决，但要说解决得很不成功估计不会有人反对，起码民众的非议越来越多。“生”和“病”是医疗体系的问题；“老”是养老体系的问题；“死”我不知道该列到什么范畴，鉴于殡仪馆火葬场都是民政管理的，列为社会保障问题吧；“住”这个问题在中国这些年争议最大，很多人因此成为富翁，无数人因此成为“奴隶”或者“蜗牛”。“住”在上述八个问题当中最为特殊，难以武断地对其做分类定性，对这个问题我第二部分会分析。对于这五个问题我不必举太多的实例，相信大家都有深刻的切身体会。我只想说“死”这个问题说一下亲身经历。岁末年初的时候我连续去了两次所在城市的火葬场，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在吊唁亲友的同时我吃惊地发现一个骨灰盒居然需要数千闷？！这还不包括其他费用。在中国，一个人“死的成本”居然如此之高？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中国，老百姓的“生老病死住”五大需求都不靠谱。不仅如此，除了这八大需求外，现代社会还有教育需求。尽管中国几年前总算真正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九年制”的前后两头，即幼儿园和大学教育却开始变本加厉。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自有体会。
也就是说，在六大基本需要都不靠谱的情况下，老百姓怎么可能敢花钱？当然有很多的学者“砖家”可能对我上面的话不以为然，但我仍然想通过数字来说话。
印度作为“金砖四国”中和中国最为接近的国家，和中国的情况最具备可比性。印度2008年人均GDP1024美元，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3266.8美元，是印度的三倍以上。即使中国统计体系存在缺陷，但比印度人富得多的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反观印度，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富差距悬殊，但社会保障体制却相对完善。不仅所有国民都享有免费医疗，65岁以上、生活贫困的老人，每月还可从政府领到一定数量的老年人津贴和免费的粮食。教育方面，印度公立高校一直实行低收费政策，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这也难怪印度人比中国人敢花钱了。（资料来源：2009年12月8日，证券时报，《中国居民消费率为何不及印度》）结果就是：印度2008年的居民消费率是54.7%，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高出近20个百分点。
再来看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巴西虽然是拥有1.8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并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义务8年教育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权利，差别只是农村医疗和教育条件不如城市。农民进城后则享有与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农民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公民权利和待遇是宪法规定的。根据巴西1988年颁布的宪法，医疗和教育是所有巴西人的权利和国家的责任，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和社会经济状况如何，每一个巴西公民都有权在政府各级医疗机构享受免费治疗，在公立教育机构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这部宪法还规定将农村人口纳入全国社会保障体系。其结果是：1985年到2003年间，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四国的平均消费率分别在70％-80％之间，虽有一定波动，但始终稳定在高于70％的水平。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大约要低20个百分点。（资料来源：《世界各国消费率演变的趋势、比较及启示》，王子先，《求是》2006年第4期）
事实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消费占比是美国的二分之一，欧洲和日本的三分之二，并且低于除沙特阿拉伯以外的所有国家，而沙特是因为石油出口占了其经济总量的很大一部分。（《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9月3日，柯志雄。）
综上所述，中国的老百姓既没有钱，也不敢花钱。可是毕竟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那么，老百姓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此帖不错，版主跟的也紧，可惜不管广告，却把咱前边的回帖被删了……
第一部分的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的确是经济发展的三要素，不过貌似lz忘了一项很重要的部分：卖祖产。
拿开公司举例，要有雇员，资金，以及专业技术才能赚钱。这3点可以归纳到正常的运营收入环节，就好比一个地主，雇长工种地，投入资金搞水利、良种培育等都是正常经营行为，而产量的增加就促使了最终利润的增加。利润再投资又促使了整体经济的良性再循环，这也是改革前的基本模式，低负债（甚至无负债）高积累，期待最终化蛹成蝶的一天。
不过增加收入的方式并不就这一种，而卖祖产却是风险最小，最容易短期见效的办法。土地财政的实质其实就是把作为生产资料一部分的固定资产直接折现，变成gdp以及经手人的政绩。回到地主的故事，假如原来辛苦种田每年收入1万，卖1%田地能拿2万，谁去种田？离祖产卖光还有100年呢。更何况多出来的钱还可以拿出去放贷……
6.谁“劫持”了我们的财富
如前所述，中国老百姓不花钱的根本原因是老百姓既没有钱，也不敢花钱。那么，老百姓的钱哪里去了？
对于GDP这个概念，大家再熟悉不过。中国的GDP是采用生产法核算的，简单一点讲就是把每个行业的总产出价值减去投入后的余额加总到一起。但这种方式如果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跟我们的收入没有直接的关系。但GDP还有另外一种算法，就是收入法，计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之和等于GDP。
通俗一点说，从收入角度看，GDP就是一个国家每年所产生的收入之和，如果把这个收入做一下分类，可以分为三类：老百姓的工资薪金奖金等现金形式的收入、企业的现金利润和政府的税收收入。如果老百姓的钱越来越少，只能说明企业和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因为蛋糕就这么大，给你切少了，必然就给其他人切得多了。政府的任务不仅仅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如何合理地分配财富甚至比创造财富更为重要。
6.1.蛋糕是如何被分割的－论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所谓切蛋糕的过程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我们且通过数据来看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下图是1979年至今的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关系。
这个图表告诉我们，从1992年至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这18年的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8.75%，同期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0.27%，前者是后者的1.83倍。
我从上面的数字中还发现了三个关键的时间点或者分水岭：
1．1993年
1993年之前，财政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但从1993年开始，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陡然加速，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从1993年开始发生这样的变化。这和1993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关系吗？
2.　1995年
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变化来看，可以以1995年作为分水岭：之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快速下降，从1979年的28.39%下降到1995年10.67%的最低点；但从1996年开始，这一比重开始不断地快速提升，近年来稳定在20%左右。这一变化，应当和1994的财税体制改革有直接关系。如果说1994年之前的改革主题是“放权让利”，那么，1994年的这次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收权”，把原来中央政府放出去的权利收回。也正是从1995年开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快速回升。
3.　1998年
1998年之间，财政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表现出近乎完全的正相关性。但从1998年开始，财政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的相关性明显下降，财政收入的增速明显要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就在1998年发生了让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的亚洲金融危机，“臭名昭著”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带领一批对冲基金将整个亚洲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腰缠十万贯，骑鹤回纽约了。当时的中央政府和今天一样，大兴土木修建“铁公基”（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从而平安度过金融危机，也使得政府的财权进一步加强。原来历史居然会重演！
下面的两个图可能更为直观一些。
我觉得上面这个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增长速度上是在同一个水平上，但从1996年开始，前者的增长速度开始远远超过后两者的增长速度。而且越靠近今天，这种背离越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1999年-2006年中国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增长对比图。
我觉得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这个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增长速度上是在同一个水平上，但从1996年开始，前者的增长速度开始远远超过后两者的增长速度。而且越靠近今天，这种背离越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1999年-2006年中国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增长对比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盈余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也就是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员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我没有找到或者说找到全国的整体数据看起来十分困难，但我找到了广东省统计局的一些数据。作为中国的头号经济大省和典型的用工需求大省，广东省的数据可能更能够说明问题。2000年，广东省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45.5%，到2005年仅为39.5%。2007年虽然控制住了下滑的趋势，但广东省统计部门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当年股市和楼市的繁荣造成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剧增，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间的水平。从国际比较看，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一般介于50%到58%之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2004年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7.3%、51.2%、55.7%，亚洲的日本为51.4%，比我国2007年39.7%的水平高10～17个百分点。而这些国家的企业营业盈余介于20%～25%之间，比我国31.3%的水平低6～11个百分点。（资料来源：全国总工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刚刚公布了多份政策调研报告，分别是《“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扩大消费的三个主要着力点》等，宏观经济研究部余斌、金三林等多位学者参与其中。
该报告系统梳理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突出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该报告援引数据称，2007年，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问题是劳动者报酬的内部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不断加剧。据上市公司年报分析，208家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2006年的6.72倍扩大到2008年的17.95倍。2008年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业职工实际收入是其他行业的10倍。
金三林研究员则直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尤其是2003年以后，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出现较快下降，而营业盈余比重有较快上升，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集中。而这和国外情况恰恰相反。
2010年3月11日《工人日报》一篇名为《劳动收入增幅跑输GDP令人担忧》的报道中提到了这样的事情：全国政协委员、全总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滨生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尼加拉瓜的一位工会领导人询问李滨生，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李滨生想了想，选了当时标准最高的深圳为例，告诉对方是90美元。本以为这个数字已经不低了，可对方一听就乐了：“也是90美元，和我们国家一样。”
原来切蛋糕时政府和企业切的蛋糕份额越来越大，老百姓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少！不仅如此，就在老百姓所分得的蛋糕不断缩水的同时，这块蛋糕中老百姓最终所能够分到的蛋糕也在不断减少！也难怪储蓄中企业和政府的比例越来越高。
联想到2007年新《劳动法》出台的时候，居然遭到那么多的人反对，其中还包括我以前甚为心仪的郎咸平教授。呜呼，长太息以掩泪涕……
6.2.“劫富济贫”－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是初次分配的重要调节手段。在蛋糕切割比例不尽人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进行调节。而二次调节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财政公共服务支出和税收。通俗一点讲，就是要劫富济贫，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化。
首先来看中国的财政支出。下图是新华社发的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结构图。
图中所显示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三项支出合计占总支出的比重为14.2%。而人口不足800万的香港，2008至2009财政年度预算中，教育、社保分别占特区政府开支的23.8%和17.6%。上面提到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多份政策调研报告指出：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260美元左右，然而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来抵付，从而挤压了其他消费增长”。究其原因，研究员余斌分析称，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无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又不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体系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钱也不敢花。
我们再看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的国际比较。中国2008年是7.5，发达国家德国是55.5，加拿大是45.6，美国是30.2，在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上升，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下降。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从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农村消费支出比重由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
全国总工会目前的有关数据显示，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参加养老、医疗保险的不足20%和31%，许多劳务派遣工的社保缴费基数低于工资水平，甚至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这次“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公务员的退休金居然是企业职工的三倍，并建议取消退休金的“双轨制”。一个政府，不仅不打算通过二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反而去制造社会不公。对此，我无话可说。
再看税收，我们国家目前对二次分配起作用的税种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其课税目的就是为了“杀富”。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目前只有2000元。这个起征点还是2008年3月1起实施的，至今不过两年多。2000元的起征点是高是低，我相信普通民众不会有争议。但当我们发现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我国第四大税种的时候，估计不会有人再相信它本来的作用是抑制收入差距。
西方国家普遍征收的财产税，我国从来没有实施，现在也没有看到实施的计划。也就是说调节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税收工具，几乎就没有发挥过作用。
无论如何，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达到危险水平。据世界银行相关研究报告，中国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为0.28，2000年达到0.458。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所进行的城镇居民财产调查，2003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51，远超过国际警戒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12月发布《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可能已经达到0.45，不同群体之间发展差距过大，该报告提出一揽子的政策建议，建议缩小存在于中国不同收入阶层、不同性别、城市和农村以及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发展差距，建议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等。
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政府的实际财政支出结构来看，财政支出作为最重要的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手段，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换句话说，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实际需求。
如前所述，既然企业和政府“劫持”了原来属于老百姓的财富，并且没有把这部分财富返还给老百姓，我想知道他们把钱花到哪里了，怎么花的。


7.政府的钱花到哪里去了
7.1.政府的钱怎么花的
首先仍然请大家看数据先。下图是我找到的1982年到2004年的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
从这个统计表我得出三个结论：
1．公共财政逐渐成为“养人”财政，因为行政管理费比重从1982年的6.87%上升到2005年的26.49%，从当初年度最小的开支项目一跃成为最大的开支项目。并且只有行政管理费这一个项目有预算外开支。更为重要的是，行政管理费预算外开支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预算内开支的增长速度。
2．从花钱的角度看，尽管经济建设费用开支到了2006年是第二大开支项目，但显然政府并没有认真执行邓爷爷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示，因为经济建设费的比重只有在他1992年“南巡讲话”后增长了三年，之后就一直在下降，到了2005年居然下降到了23.78%。而与此同时行政管理费用开支大幅上升，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根本对他老人家就是“阳奉阴违”，对此我表示谨慎的震惊和愤怒！
3．2007年财政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用和经济建设费用合计占比为50.28%，就是说我们的财政主要功能就是“养人”和搞建设。
另外我还从上表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行政管理费用大幅上升是从1993年开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在1993年出现这样的变化。前面我们已经发现在1993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开始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难道财政收入的增长就是为了用于行政开支？
为避免我上述结论下得过于草率，我找到一些国家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比例。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通过比较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行政费用不应该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大开支项目。
我又找到了IMF2007年关于世界一些国家的中央财政开支结构的数据，请看下图。
我还查找了中央学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美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服务程度比较》并从里面摘录内容如下：
周天勇在文中指出：加上统计的预算外资金的支出后，2003年国家财政中最大的支出项目是行政公务费用（不包括公安和武装警察费用），高达27%。其次是经济建设费用21.7%，而用于社保、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比例全部加起来只占16.6%，我们的财政实际是一个养人和搞建设的财政。
通过比较我又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的主要作用应当是通过财政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那么，既然我们的政府没有把钱主要用于提供公共产品，而将这部分钱挪作它用，就势必会造成公共产品的短缺。
让我们再从数字回到现实。以我老家为例。我老家是内地的农村，N年以前一直民风淳朴。但近几年社会治安情况严重恶化，不仅出现“飞车党”，而且一旦谁家里没有人住的时候就会遭到小偷的清洗。不仅如此，这两年更时常出现杀人后取走人体器官的事件。我不知道这和目前公共产品的短缺是否有关。放眼近年的国内，从“苏丹红”到“三聚腈胺”，从“躲猫猫”到“做梦死”，从“黑砖窑”到“问题疫苗”……这说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到了何等短缺的地步。“地下110”的出现，就是社会公共产品短缺在经济学上最好的解释。
我这些年看了不少历史书，我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除了开始阶段，公共产品的严重短缺居然是社会的常态。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所谓“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来说吧。《水浒传》中梁中书要派杨志护送生辰纲，杨志却告诉领导说他去不得，原因是路上强盗贼寇太多，结果只能是白白送死。据有些人考证后称GDP占当时全球总量50%以上的大宋朝，政府所能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居然短缺到连地方官府都不敢往中央运送财物的地步！难怪当时祝家庄、扈家庄的农民都不得不自己组织武装来保护自己的生产果实。但即便如此，这两个村庄仍然被比他们武装力量强大太多的梁山暴力集团所消灭。当我们手执宋词低吟浅唱自我陶醉的时候，可曾想到过有一句四字评价是为大宋王朝量身定做：积贫积弱。
因此，我可以有些武断地说，正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公共产品的长期短缺，造就了中国国民畸形的暴力崇拜审美观，否则，我们何以解释以崇尚战争和暴力为主题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居然能够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的文学扛鼎作品？在三国时期大大小小的暴力集团争夺权力的游戏当中，我们哪里能够看到对被“数字化”的普通生命的尊重？被美化为“农民起义”的宋江集团中，除了阮氏兄弟，哪里还能够找出一个农民？他们所谓的“替天行道”，除了“杀富”，我们哪里看到了“济贫”？
我再也不愿看到历史的重演和轮回，再也不愿看到千万青年前赴后继地去“诚意正心修齐治平”，再也不愿听到电视里有人在唱什么“向天再借五百年”……日月昭昭，此心可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因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政府所提供的有限的公共产品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写到此处，我心潮起伏难抑，点上一支烟，往窗外望去。只见夜色朦胧，灯火稀疏。楼下的音乐角，依然有人在抚琴低唱，静夜听来，甚是凄清。
7.2.政府的钱够花吗
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全球的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当这个计划刚一出台的时候，我不禁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政府每年都会发行国债，也就是说政府每年的钱本来不够花。那么，这么大的投资钱从哪里来呢？我找到了下面的数据。
2010年两会期间，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受到广泛关注。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3月3日的报道，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已达7.1万亿。以地方政府负债中85%来源于银行信贷来粗略计算，当前地方政府负债余额已超8.3万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债务占2009年GDP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24.7%。
关于中央财政的负债情况我目前没有查到2009年年末的准确国债余额，但2008年末国债余额为5.33万亿，2009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为62708.35亿元。以2009年的数字加上地方政府负债余额8.3亿元，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达到14.5万亿元。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外债余额为3867.7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63亿。这样各级政府债务总计占2009年GDP总额的比重达到51%。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为6.85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负债率达到250%。
目前，国际上评价一国财政赤字风险有两个指标：赤字率（赤字占ＧＤＰ比重）不超过３％，负债率（国债余额占ＧＤＰ比重）不超过６０％。
从这两个指标来看，用温总理的话说，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总体上也是安全的。
但是，问题出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是向银行借来的：
1．政府从银行融资往往是用土地转让收入甚至是财政收入作为未来还本付息的保证，这将使得地方政府未来可支配财政收入减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产品及准公共产品的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缺乏资金保障。香港中国银行的报告保守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过6万亿元，这样每年还款额将达5千2百亿元以上，相当于去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6%。如果其中一半还不出钱来，银行业一年盈利将减少4成4，不良贷款率将增加7%。若央行为因应通膨而升息，对地方政府债务更是雪上加霜。 在西部的一些地区，由于当地财政收入来源较少，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面临“破产危机”。2008年9月美国阿拉巴马州杰佛逊县政府的破产事件不知未来会不会在中国上演。
2．由于债务压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对土地转让收入依赖性越来越强，从而导致地价和房价高居不下，使地方政府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推手”。
3．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往往是和市场规律背道而驰的，因此银行提供的借款也多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无法履行正常的风险评估程序，因此银行业担负了巨大的未来呆坏账风险。
4．地方政府向银行举债实际上等于变相地投放货币，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
近日湖北省曝出12万亿元的天量投资计划，我大概看了一下湖北省的经济数据。12万亿的总投资规模，相当于2009年湖北省GDP总量的10倍，相当于湖北省年财政收入的147倍！根据湖北省的规划，仅在2012年前开工的项目就有1.3万个，约需资金6万亿元。地方政府财政只能拿出4300亿元。以如此财力做出这样气吞山河的伟大决定，果然是“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为有公仆多壮志，敢叫荆楚换新天”……
8.企业的钱花到哪里了
其实我这个标题并不是特别合适，因为企业的钱当然会用于投资而不会用于慈善。但为了和前面的题目相对应，我觉得还是采用这个题目。我在本部分的主要目的想搞清楚企业投资之后所形成的产能如何来消化，因为中国的消费率始终在下降。
8.1.谁来消化投资形成的产能
下图是中国的消费率、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净出口率（出口减去进口除以GDP总额）曲线。
从上面的图表我发现以下问题：
1．从建国到1961年和80年代后期这两段时间，每一轮投资高峰之后都伴随着净出口率的上升。也就是说，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基本上都是通过出口来消化的。1962年到8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因此不具备分析意义。
2．每次高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都伴随着最终消费率的下降。
上图的数据只到1996年，下图是我找到的1998年到2007年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对比。净出口的增长仍然紧跟投资率的增长。而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仍然伴随着消费率的下降。并且在1998到2001年间，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同时下降。
净出口率的增长之所以在时间上落后于投资率的增长，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从建设到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问题在于投资－出口的扩大循环会造成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要知道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额/GDP）达到了前无古人的70%，出口依存度（出口额/GDP）达到了40%。如果外部需求下降，就会形成产能过剩。



8.2.中国是否面临产能过剩危机
如果你在google搜索“产能过剩”四个字，你会得到352万条结果，这样的结果你不必经过大脑就知道中国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危机。
工信部2010年3月18日发布了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春季报告，报告称，中国工业经济呈现出回升向好的运行态势，但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六大困难，多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辛国斌表示，目前原材料、船舶、纺织工业的产能过剩尤为突出。
银监会随后在3月23日表示，将禁止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煤炭、化工等六大产能过剩行业的央企今后入股商业银行。
我们来看看这些具体的行业：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电石、焦炭、甲醇、船舶、纺织、建材、化工、汽车灯具、液晶面板等等。
据报道，当前我国主要产业产能利用率只达到60%到70%，正常情况应该在80%左右。我国电石产能利用率只有68%；焦炭产能闲置近亿吨；甲醇产能闲置过半。据行业协会统计，在建的电石、焦炭和甲醇产能还有约700万吨、3000万吨和860万吨。此外，部分无机盐、无机碱、化肥、农药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
《经济参考报》今年1月12日声称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理由是市场经济下的投资主体很多，必然会造成投资过度。我觉得这样的记者根本就是没有做过企业的弱智。假如市场上的投资主体都是市场化的投资主体的话，有哪个老板愿意将资金投到一个过剩的行业？说得再通俗一点，如果你是老板，在投资决策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市场前景和规模？市场经济下一定会存在轻度的产能过剩，但一定不会存在具备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过剩。因此，“产能过剩”只能是非市场经济的常态。
8.3.投资冲动为什么无法抑制
继续用数据说话，看图。
这张图其中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数据我找得相当的辛苦。因为这个数据统计局的没有直接数据，新华社倒有数据，但我根据统计局的绝对值数据计算出来的相对值和新华社的数据又对不上。最后在一个公司网站上找到一张02年以前的数据表，然后后面几年的数据是我自己根据统计局的绝对值计算出来的。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数据我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正确。
这个图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投资率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和净出口率的增长四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投资冲动之所以无法抑制，首先的原因就是企业和政府手里的钱太多了。
第二个原因我想就是第2部分“谁在投资中国”里所说的，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是由政府和国有及控股的企业来主导的，其投资行为很难受到市场规则的约束。
我还根据统计局的数据绘制出一张固定资产投资用途构成的图表，因为我发现在过去这个构成中有一项“其他费用”变化十分明显。这个“其他费用”在固定资产形成过程中所占的比例从1981年的4.9%，逐年上升到2007年的16.2%。我不知道这个其他费用包括哪些内容，如果有搞基建的朋友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不知道它和投资冲动有没有关系。

9.小结
至此，GDP在生产方面和收入方面都走完了一个循环，所以我可以对上述分析进行一下总结了。我首先根据上述分析所总结出来的经济运行特点划分如下时段，并结合儿时的记忆同时进行感性总结：
1．1978-1993
这一时段的经济运行的特点是：GDP、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基本保持同步变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连续下降，除了投资率，消费率、储蓄率和财政支出结构与国际相比基本上没有异常差异。但考虑到当时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初期和计划体制的因素，投资率偏高也算正常。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率也比较高。货币供应量在这一时段的末期增长很快。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
这段时间，我的家乡基本上风调雨顺，尤其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实行的那几年。家里分了头牛，为饲养她我课外时间的工作量严重增加。小麦的亩产量最高超过500公斤，导致每年收割期间我累个半死。尽管期间经历过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我老爸的存折上的余额一直在快速增加。1991年前后乡亲们开始大规模地盖新房。但这一时期的后几年粮食作物收益锐减，乡亲们开始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这段时间民风依旧淳朴，但后期造假现象猖獗，有个地方的乡亲们就是造假农药捞到第一桶金。但后期出现的不好变化就是：村里的保健站没有了，保健站的“赤脚医生”成了个体诊所，看病要花钱了；农田水利设施和树林开始遭到破坏；原来公社的三所初中剩下了一个，学生辍学现象严重。对我个人来讲，我至今最美好的回忆都在这个阶段，十分怀念儿时的绿树蓝天。
2．1994-2000
这一时段的经济运行特点是：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和货币供应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都两倍于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逐年上升，储蓄率高于投资率，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有所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低于GDP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货，外贸依存度与前一个时段相比有所提高。本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并且表现出非相关性。行政开支费用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快速增长。
这段时间，我所在的地区不再象上一时段那样风调雨顺。粮食作物比例下降严重，经济作物开始占统治地位。摩托车代替了单车，娶媳妇的代价明显提高。农田水利设施和树林遭到严重破坏。民风开始变得不那么淳朴，但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我的同龄人和更小一点的小青年几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了。由于我这段时间离开家乡上学和工作，因此其他的就了解不那么深入了。但有一个不好变化就是这个时段乡里的医院基本上成了摆设，大家有较大的病都直接去了县医院，再严重的就去外地。对我个人而言，大学里学无所成，抠女两次未果；工作后又感觉收入严重跟不上物价。因此本阶段挫折感十分明显，至今我最丑陋的回忆都在这个阶段。
3．2001-2009
这一时段的经济运行特点是：固定资产投资先是快速平稳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继续不断提高。储蓄率的增长快于投资率的增长，消费率持续快速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仍然高于GDP的增长幅度。财政支出结构与国际相比其中国特色更加明显。本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外贸依存度大幅提高到2007年的70%。
这段时间，由于我家乡在当地属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因此这些年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农民变得比较富裕，除了基础设施外在物质生活上和城市水平快速接近。但不好的变化是：我们村连幼稚园都没有了，孩子们需要到外村去上幼稚园，并且相近的村庄将小学开始合并；乡亲们变得不再淳朴，一切利字为先并且一个个怨气冲天；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贫富差距开始变得明显。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村村通公路之后由于没有过人维护，现在的路已经烂掉了。对于我个人而言，记忆已经无所谓美好或者丑陋，只是开始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由此，我给出中国的GDP增长路线图如下：
1．首先，政府改变了切蛋糕的比例，导致企业和政府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多，而老百姓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少。
2．企业和政府手里有了钱之后，就大举投资固定资产，随后形成的产能，则主要通过进出口来消化。这造就了中国长期以来的高储蓄率（企业和政府的钱存在银行）、高投资率（企业和政府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和高外贸依存度（投资形成的产能主要通过进出口来消化）。但财政支出结构发生明显改变。
3．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隐性失业人群参与到这一过程当中，并且人口红利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参与到国际化进程中使得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孟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制方法的改变当然会直接导致菜肴味道的改变。现在这道菜，在味道上面临三个主要问题：
1．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危险，老年化社会已经来临，但社会保障体系远远没有达到健全的地步。这个增长循环过程的基础将不复存在。
2．随着技术积累的不断提高，中国的技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或者说可以通过分工和交换所能够引进的技术越来越有限。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边际贡献开始递减。
3．蛋糕切割方法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解决不力导致贫富不均现象日趋严重，公共产品短缺程度可能超出想像，有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4．投资冲动造成货币供应量超出实际需要，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
至此，我的第一部分分析完毕。明天将开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日本经济带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向大家表示歉意。因为按照当初的计划我本来是打算第三部分才写日本经济带给我们的启示的。但当我分析中国经济前景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数据需要经过和日本经济数据的对比才能说明问题，而且我对中国经济前景分析的逻辑必须基于我自己对日本经济的逻辑判断。因此我思前想后还是将这一部分提到了前面。
前面我提到，比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企业制定战略时，一定要通过和行业标杆企业的对比来寻找从一般到优秀、从优秀到卓越的规律，然后再和自身的情况进行对照寻求解决之道。还是那句老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既然我们是国家，其他国家也是国家；我们是市场经济或者说我们正在向市场经济努力迈进，其他国家也是市场经济。这样就具备了比较的基础和前提。无论我们大家对这种比较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判断，毕竟世界在发展，历史的车轮也在滚滚向前，“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比较的意义所在。
作为一个企业，成功可能会有偶然因素，任正非就说过华为进入电信领域是因为“无知”。但一个企业的失败一定会出于必然。因此有时候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可能更有价值。这是选取比较参照物的基本逻辑方法所在。
我之所以选取日本作为参照对象来比较，还基于以下原因：
1．日本和中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在地缘上又十分接近。
2．日本人口1.27亿，国土面积37.8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是中国的1/25，人口是中国的1/10弱。资源匮乏，耕地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1.1%。和中国相比，在人口密度和资源占有方面和中国有神似之处。因为在中国有一种“主流”的说法是中国人多地少。
3．日本从战后到80年代，在经济上“大干快上”30年，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从78年改革开放至今在经济上也同样“大干快上”30年，一举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进出口都对两个国家的经济的增长做出巨大的贡献。
4．自1985年日本与“西方列强”签下“广场协议”之后，经济开始盛极而衰，至今未能恢复元气。
5．1990年前后，日本的不动产和股市泡沫达到顶峰时，以不动产价格计，10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日本人当时在美国大举买房置地，风头一时无两。而现在有人测算，同样以不动产价格计，10个北京也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计算过程如下）。即使这个测算过程有误，10个北京加10个上海买下美国应当绰绰有余。
附：北京房价和美国房价计算
北京平均房价： 15000/M2
平均每个房子： 120M2
北京房子数目： 4百万
人民币美元汇率： 6.8
北京房市总价值： 　　　　　15000X120X4/6.8=$1.1Trillion
美国平均房价： $169，000 (data for Q12009, from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
美国房子数目： 67百万 （300M population, 67% house ownership, 3 persons per household)
美国房市总价值： $169000X70=$11.3Trillion
1.论“打架”之后的状态
关于日本经济的分析多如牛毛，尤其是对其泡沫的分析，从我大学时期我就看过很多。但说实话，我都看不懂。因此我仍然按照普通人的逻辑去寻找答案，也许这个过程会贻笑大方。
在开始对日本经济分析时，我很想知道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在经济上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也是为了使我的分析更加严谨。我先从一个普通人的思维角度来推断一下。
首先，仗都是在别的国家的领土上打的，除了被美军扔了两颗炸弹给轰了一下之外战火基本上都是远离本土的。但是打仗目的肯定不单纯，虽然不会象《投名状》里的那些人振臂高呼“抢钱、抢粮、抢女人”的目的那样直接和明确，但发战争财是免不了的。何况小日本根本没有给其他国家一分钱的赔偿。
其次，假如我跟情敌或者其他什么人打了一架（普希金这样的不算，我不带决斗的），假如我赢了，多少也得付出代价，只存在流血多少的问题。其次我得带对手去医院或者得给对手医药费。如果我再带上冷兵器的话估计我会被警察叔叔关起来。如果我输了换了对方也是一样。而且我从这种打斗中恢复到正常状态就算不需要休整身体起码也要休整心态。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和别人第一次打架时正好赶上老爸回家探亲，看到我风尘仆仆地回家之后，不问缘由一巴掌呼得我差点把心脏给吐出来。此事当时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阴影，致使我此后一直以一个“乖乖猫”的形象出现。以至于多年以后，在我无法抑制青春期荷尔蒙的迸发再次和别人打架之后，不得不事后很长时间都在努力地想把自己发抖的手稳定下来。因此我认为战争终归是一种反人类的非正常形态，一个经济体一旦置于战争状态下其资本配置一定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从而也导致效率的变化。而从战争状态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也一定会付出成本的。何况日本还挨了两颗原子弹，起码会死掉很多人。
我查找的资料基本上验证了我上述的推断。看来最朴素的东西也是最颠扑不破的东西。我查找的资料如下。
193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DP)只有66.6亿美元（精确值），低于当年中国的GDP136亿美元(估计值)；然而日本1944年GDP高达175亿美元，在7年战争期间实现了和平时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的经济增长。战后日本精确统计了其本土的经济损失，损失的每一座工厂、每一栋民房，甚至每一幅字画都做了精确统计，结果是日本“一般国富”损失额达25.4%。 战后的日本工业基础和1937年相比大约高出一倍。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DP)也从中国的一半，赶上、甚至略微超过了中国。（资料来源：《羊城晚报》，2006年8月30日，日本：战时掠夺造就经济奇迹）
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12.8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23.8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11.4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38.1%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资料来源：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刘轩著《朝鲜战争对日本的影响》，《历史学习》 杂志1999第10期）
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在战争中也遭到重创，经济上的混乱状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该年由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主持编写的日本第一部《 经济白皮书》承认“政府、企业、家庭皆有亏损”。二战中，日本国民财富的45％以上毁于战火，40％的城市建筑成为瓦砾，失业和半失业人数达到1300万，失掉家园和流离失所者达3000万。以战前1935年日本工矿业生产水平的100％计算，1946年下降到28％，工业设备90％被闲置，生产资料的生产仅为10％，消费资料的生产为30％，农产品1945年仅及1937年的一半左右。这是关于日本面临的经济困境的写照。
也就是说，查找到资料说法有矛盾的地方，无法去追究真实准确的情况。但事实上刨根问底也没有很大意义，就是说我们只要知道日本当时既发了财，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危”和“机”并存即可。或者说我们知道日本当时并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足够了。
2.大干快上二十年
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和日本在战后到70年代的增长更为相似，并且日本在1973年时的人均GDP为2964美元，和中国2009年人均GDP3000美元十分接近。因此我将以该阶段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首先我们来看日本不同时期的消费投资比例。
从上图可以看出，日本从战后到1973年是经济高速增长时间，因为这20年日本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在此期间，投资率也是日本最高的阶段，平均为33.48%；消费率为65.94%。1974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其经济增长趋于缓和，在此期间投资率下降到30.89%，消费率略有增长，达到67.78%。1991年开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GDP增长率急剧下降到1.46%，投资率下降到28.75%。
从整个期间来看，投资率下降了14.13%，消费率增长了5.58%。如果从这个比较来看，日本经济的衰退显然和投资率的下降有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最高，平均为25%。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日本的投资率在1990年之前一直是比较高的。
再看一下投资率增长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见下图。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流动站，陈洪波，《投资率变动规律对我国的启示》
从经济增长和投资率的关系来看，日本经济的增长和投资的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我得出结论，日本经济在经济起飞阶段的高投资率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而日本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消费率的变动只有3.68个百分点，从这个数字来看，消费的下降与日本经济的增长没有明显的关系，因为日本的消费率几乎可以说是长期稳定。
我们再来看外贸。有一个指标是来形容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叫做外贸依存度，就是用当年的进出口额除以GDP的总额所得出来的值。从上图可以看出，日本在1973年以前其外贸依存度一直在20%上下波动，只是在70年到73年之间出现一个大幅的提升，但是一直到2006年也从来没有超过30%。但在1985年日元开始升值之后其外贸依存度急剧下降，直到1994年才开始逐步回升。
图：中国和日本外贸依存度的变动过程
从外贸依存度来看我得不出有价值的结论，看来外贸依存度过高也没有什么不妥。看来只有从净出口上入手了。
根据上面三个时期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我计算出三个时期的净出口率，就是用出口减去进口后的数字除以GDP总额分别是：0.58、1.33和1.63。考虑到贴子里面的很多同学不是学经济学专业的，我在此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家会说投资、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所谓GDP，从生产的角度来看，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所生产出来的所有新增产品。并且这个交易还必须能够被准确计量和统计，比如东莞的有些产业尽管非常有竞争力但仍然没有计入GDP。那么这个用于产品只可能有三个去处：一被买走用于投资了，比如水泥被买走盖楼；二是被老百姓消费了，比如衣服和食品等消费品；三就是卖给外国人。库存产品看成是企业的投资，就是企业自己买的，左手倒右手。所以投资、消费、出口额减去进口额三者加起来就等于GDP。知道其中任何两者的比重就可以计算出“第三者”了。
尽管净出口占GDP的比重非常小，但日本在此期间净出口率的比重提升速度可一点都不慢，第二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的2.29倍。我觉得这个需要进一步分析一下。根据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的资料，1978－2005年间，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净出口率分别为－2．7％、1．6％、0．4％和－1．7％；发展中国家中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净出口率分别为0．6％、－2％、2．7％和－6．7％。看来日本的净出口率在当时的世界上属于比较高的。因此我可以得出结论：日本的出口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对日本增长特点小结如下：
1．日本主要通过高投资和出口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2．鉴于日本在33.48%的投资率下就取得了年平均9%的增长速度，说明日本的投资效率很高，至少比中国高很多（中国1978年到2006年期间的平均投资率为39.4%）。
3．鉴于日本在外贸依存度比中国低很多的情况下取得了9%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说明日本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比我们高太多了。或者说技术进步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我们高很多。联想到日本对于教育的重视，这一点不言自明。



3.泡泡是怎样吹起来的－论要不要赚外国人的钱
上面谈到日本的净出口率在当时很高，我想就此继续分析下去。因为我认为净出口是个非常关键的数据。首先我谈一下我对净出口额的理解。所谓净出口额，就是用出口减去进口，说白了就是赚了外国人多少钱。一个国家这个钱越多，就意味着国内的商品卖到国外的越多，也就意味着国内的商品相对减少了；同时也意味着手里的钞票大大地增加了。那么一方面商品少了，另一方面钱多了，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呢？要知道净出口占GDP的比重虽然小，但那可全是花花绿绿的钞票。并且这一大堆钞票，也可以理解为是在经济体之外循环的，等于我们凭空多出一笔钱在市场上消费，而且国内市场用于消费的商品减少了。就算你是以加工贸易为主，也是钱多了，但商品没有增加。因此其对经济的影响非同小可。
要印证这个判断需要我查找日本当时的货币数据和CPI数据（通货膨胀指数）。继续上图。
我找到一张几个国家的M2占GDP比重的图。这里我再解释一下M2，这个指标是国际通行的货币供应量的指标，就是用现金＋活期储蓄＋定期存款＋外汇存款，这些钱随时可以用来投资和消费。大家只要知道它是货币供应量的指标就行。这个指标除以GDP后的值，就是衡量货币供应量水平的指标。从上面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个指标在1970年的时候只有29.4%，但到了1978年就达到了81.3%，8年增长了2.77倍；而我前面计算出来的净出口率的增长是2.29倍，二者基本上同步。这一增长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这一指标到了1992年更达到了105.3%。上面我们注意到印尼的净出口率也很高，不知印尼的暴乱是否与此引起的经济问题有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大家看看美国的这一指标，数十年如一日，难怪人家长期以来一直是头号经济大国，想不佩服人家都难。
再看下图，日本在7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指数十分地惊人，尽管有石油危机的影响，但钱太多了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我记不清哪一位大牌经济学专家就说过：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就是钱太多了（这几年记忆力严重下降，要放十年前绝对过目不忘）。
资料来源：通联期货
同时，在上一节第二张图中我还发现在1974年之前投资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度明显要高于以后的时期。同时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投资率提高到30%，日本这一时期的投资率也就是平均水平，但经济增长速度却下降到了4.2%。这说明从1974年开始，日本的投资的效率降低了，或者说投资回报降低了。投资回报降低是否会导致投资的下降呢？从下图看，随着投资效率的降低，投资的热情确实在1973年前后开始逐步减退。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流动站，陈洪波，《投资率变动规律对我国的启示》
那么，一边是钱越来越多，一边是国内商品在减少，还有一边是投资实业的热情下降，更要命的是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85年日元升值。但资本终究是要寻找出路的，在实业投资机会减少回报下降的情况下，不动产和证券当然会成为资本的冲击对象。这样想不出现泡沫都难，日元升值无非是给了这个泡泡致命的一针。除非政府采取措施把钱收走。
由此我得出结论：老外的钱可以赚，但不能赚太多。



4.该出手时不出手
我始终认为，管理好经济说白了就是管理好钱。因为我觉得经济的本质就是资源的配置，而货币的出现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最好也是最直接的手段。在我看来，管理好经济需要做好两个方面：一是分钱，就是前面所说的切蛋糕；二是让钱按照适合的速度流动。一个政府，一方面把分钱的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让钱按照适当的速度流动，流动快了就拿走一部分，流动慢了就放出来一部分。那么我们且看日本政府当时是如何做的。
1971年年底在美国举行了西方10国财长会谈，美国财长要求日元升值25%。迫于压力日本不得不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至308日元，升值幅度为16.88%。但请注意我前面发的图，日本从1972年到1974年由于通货膨胀导致GDP增长明显下降，但是同期的投资和进出口额都在大幅增长。原因是当时日本针对经济增长下降采取了刺激内需政策：1972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发表了著名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提出到1985年期间保持年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要在全国建设众多的25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对国土进行全方位的大规模开发。在“列岛改造热”的氛围下，股市和地价飞涨。日经平均股指从1970年12月的平均1987点猛升至1973年1月的5256点，短短25个月上升2.65倍；1971年～1975年的5年间地价上涨1.93倍。
随后，政府紧急叫停改造计划，并连续四次加息和提高央行的准备金率，控制了银行贷款的增长。然后投资率和进出口额在1974年开始双双下降。但从1976年开始随着投资率和GDP的增长，进出口从1978年开始又开始迅速回到前几年的高点，并一直持续到1984年。
由于措施得当，通货膨胀迅速得到抑制。加上对于日元升值的担忧，央行从80年代初就开始连续降息，并且在日元升值后继续降息，直到1989年泡沫破灭前夜。同时政府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等到一系列措施，放松了金融管制尤其是债券市场的管制。在放松管制之前，由于进入门槛很高，只有两家公司可以在国内债券市场发行可转债；这一数字在 1983年增加至25家，到1987年更是跃升至175家。
另外，1985年发行了二战以来的首个无抵押普通债券。同年国内成立了三家评级机构，他们的评级行动支持了无抵押债券的发行。因此，公司债券一级市场大幅扩张。公司债券的平均年发行量从1975-1980年的2万亿日元翻了两倍到1985年的6万亿日元，并在1989年创下了至今仍未打破的 19.6万亿日元的最高记录。地狱之门早已打开。
由此我又得出结论，日本政府该出手从流通中拿回一部分钱的时候没有出手，或者说出了一半，又缩回去了。
我找到了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审议委员田谷祯三先生2007年3月14日在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和深圳市外事办公室主办、综合开发研究院承办的“中日经济热点问题演讲会”上专题演讲的整理稿。他认为的日本泡沫崩溃的路线图是这样的：巨额贸易顺差带来升值压力-升值-经济不景气-降息+金融管制放松-企业大举融资-土地、股市泡沫-“砰”。
哇，这位专家路线图的起点居然和我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我飘飘然了。但等我把这个路线图仔细看完，我，汗ing……
5.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汇率
在对日本经济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钱对另一个国家的钱在几年内能够升值三倍？假如之前的汇率是合理的，那么升值相当于价格管制，而价格管制下一定会出现“黑市”。但是“黑市”并没有出现，那么，日元升值之前的价值一定是被低估了。
我们来看一下日元升值的过程。首先日本在战后一直实行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到了1971年，由于美国放弃了盯住黄金的货币定价体系，并籍此压迫“七国集团”的其他六个小兄弟对美元升值，然后日元就升值了16.88%，由原来的1:350升值到1:308，并允许其上下浮动2.25%。但这次升值挟裹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威力，居然对日本经济并未造成很大的影响，其经济景气在1972年1－3月期间达到谷底后很快开始回升。1972年日本出口的增长率仍保持在19％的水平，贸易顺差达到51亿美元。日本在此期间吸取了石油危机的教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开发新能源，企业开展瘦身运动，终于克服了石油危机，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新高潮。据原兴业银行的调查，在1973年以后的10年中，日本实际GNP增长47%，而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只增长了17%，单位GNP的石油消耗量下降了一半。也就是说，日本通过技术进步的手段抵消了这次升值所带来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1985年之后的升值影响不能再次通过技术进步来消除呢？我觉得在逻辑上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已经和美国十分接近甚至于超越了。既然如此，那这个汇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是违背了市场规律的。当然，如果日本不是由于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那么大的话，可能这个过程会推迟一些。
假如日本从1971年就开始逐步升值；假如日本开始采用加息等手段把市场的钱拿回来一些……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日本这个小弟终于惹怒了“山姆大叔”，“多米诺骨牌”自此倒塌，经济局面每况愈下，一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拾。
由此，我又得出结论：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
我还得出个结论：如果你是小弟，不可以赚老大的钱。即使赚了老大的钱，也不能上老大的地盘上又买房子又置地。否则老大一生气，后果很严重。
通过对日本经济发展历程的分析，我小结如下：
1．技术进步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个技术进步一定是由日本的教育投入来奠定基础。
2．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十分明显，但这个过程到达一定阶段后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将越来越小。
3．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过于依赖进出口，尤其是出口不能超过进口太多。
（第二部分完）
6.日本P民们六七十年代的幸福生活
我前面分析了日本经济增长的基本环节，但我很想知道日本的P民们在他们的经济奇迹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根据我在第一节的数据，日本在1952年到2000年的近半个世纪中，其消费率始终在60%以上。48年的变动只有3.68%。因此我们首先得知日本的P民比较能花钱。虽然不象米国人民那样“败家”，但至少不寒酸抠门。
其次，我查找了日本在60年代的储蓄率，我发现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的储蓄率一直稳步上升，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在1960年，储蓄率为17.4%，1965年为18.5%，1970年为20.3%。由此我们得知：第一，日本的P民们的存款在60年代中一直在增加并且消费也不低；第二，鉴于1952年到1973年间日本的平均消费率为65.94%，我们可以据此推断日本P民们在“蛋糕”分割结构中的比例较大，并且在此期间这个切割比例没有变化。
难道说日本当时的P民们真的有钱吗？我在我收集的资料中无意中发现一个叫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立即来了兴趣。其相关情况如下：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过一番，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经济学者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哇，原来人有了钱会发生很大改变的）。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是这样做的：
1．引入“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
2．增加公共投资。从1961年开始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
3．减税。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
4．增加农业者收入。池田内阁1961年制定了《农业基本法》，目的是使农民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
5．大力扶持中小企业。196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这些措施，日本实现了国民财富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1955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为20.2970万亿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5450万亿日元，增长了约8倍。而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全面提高，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日本人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要高。日本人成为了亚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学率1960年到1975年从57.7%上升为91.1%，大学升学率也从10.3%上升为34.2%，日本摇身一变成为高学历社会。（资料来源：《新京报》，2008年7月11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日本黄金时代》，作者马晶）
看来日本的P民们在六、七年代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不禁有些羡慕了。
7.曾经沧海难为水
写到这里，我不禁又产生一个问题：尽管日本的泡沫破灭了，并且泡沫的破灭也确实会带来很严重的后遗症，但无论如何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外控制了许多资源，在国内拥有大量的资金。为什么不重新靠内需来推动经济的复苏呢？何至于20年后还要被邻国的主流媒体们幸灾乐祸冷嘲热讽地搞什么“日本泡沫破灭20周年祭”？
为了寻找答案我花了很长时间寻找权威的资料，但是，我没有找到能够令我满意的解释。于是我又就我手里现有的数据仔细地观察和分析，我终于发现了问题。请大家看本部分的第二张图，就是日本GDP增长和资本形成率（投资率）那张图。我发现根据日本GDP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可以把整个期间分为三个阶段：
1．1961年-1972年：本阶段二者的相关性很高。
2．1973年-1993年：本阶段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明显下降。
3．1994年-2003年：本阶段二者的相关性很高。
然后请大家再看本部分的第三张图，就是外贸依存度那张图，我仍然按照上面的时间段来划分，看看能否找出关联。
1．1961年-1972年：外贸依存度十分平缓。
2．1973年-1993年：外贸依存度明显提高，但波动很大。
3．1994年-2003年：外贸依存度一直呈上升态势，超过上一阶段。
再看日本的投资率图就是本部分的第四张图，投资率在60年代一直是最高水平，但1973年前后开始逐年下降。
我把上述分析结合起来，得到如下判断：
首先，在GDP和投资率二者的增长同步变动的1961年到1972年这段时间，外贸依存度几乎没有波动，这说明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联度很高，也就是说，投资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投资、消费和GDP的增长是良性的循环。恰恰在这段时间，日本P民们过着最幸福的生活。
其次，在第二个阶段就是1973年到1993年期间，GDP的增长和投资率的增长相关度明显下降，同时外贸依存度明显提高但波动幅度很大。这说明投资主体明显“移情别恋”，资源开始向进出口方向倾斜，进出口的波动对GDP的影响比较大，但消费的作用仍然明显，因此导致投资和GDP的关联度下降。原有的“投资-消费-GDP增长”的良性循环开始被破坏。
最后，在第三阶段即1994年到2003年，投资率和GDP增长的相关性明显提高，回到了六、七十年代的状态，外贸依存度快速回升和提高。这说明投资完全倾向了进出口，也就是说在此期间的投资主要是为了出口而不是为了消费，资源配置方向完全改变。
如果是这样，那么，日本的经济导向和模式在泡沫破灭之后根本就没有改变，净出口率仍然过高，外汇储备仍然在继续增加，流通的货币也一直在增加。而且投资导向的改变一定会引起失业人数的增加。
再来看看数据是否能够证实这个推理。
日本自1978年到2005年的平均净出口率是1.6%！据新华社2009年12月8日电，日本财务省在前一天公布的数据表明，2009年11月底，日本的外汇储备比上月增加169.43亿美元，达到1.0737万亿美元，连续第5个月增加并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再请看本部分的第四张图，日本的M2占GDP的比例从1970年一直到2002年一直在增加，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并且2002年M2是GDP的1.3倍。日本的失业率，多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见下图）。
资料来源：朱民、陈卫东等．反通货紧缩：政策选择和滞胀风险――历史经验对我国的启示（J）．世界经济，2001年第1期。
由此我得出结论：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仍然寄希望于通过进出口而不是内需来恢复经济增长，是日本至今未能恢复元气的根本原因。日本啊日本，难道你忘记了60年代“国民收入倍增-消费-投资-经济增长”的理想循环？难道真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由此我也得到一个启发：在哪里跌倒，不一定非要在哪里爬起。可以先往后退一退，再爬起来。

小结
至此，对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分析完毕。这个过程我分析得极为痛苦。首先搜集20年前甚至40年前的资料十分困难。其次，鉴于对日本泡沫经济的文章多如牛毛，而且很多专家学者都有著书立作，我开始想用“权威”的资料来说明问题。但是无论我怎样努力我都无法把“权威”资料组织到一起。说实话我也从他们的资料里也找不到我心仪的东西。最后我大着胆子抛开所有的资料，单纯地着数据仍然用我自己的逻辑去分析的时候，我发现这些数据居然变得有规律起来。然后思路才豁然开朗。我的结论可能与很多专家学者的结论大相径庭，好在我不是专家，不怕笑话。但我诚恳地请大家指正，帮助我改进这一部分。
对于日本经济我小结如下：
1．“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日本国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发展基础。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是不会有之后的经济奇迹。所以，发展经济的前提就是得先让国民有钱，这是经济循环的起点。
2．技术进步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个技术进步必须也一定是由日本的教育投入来奠定基础。日本国因此在经济起飞阶段以很低的外贸依存度和不超过经验水平的投资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并且依靠技术进步平安度过1971年的升值和石油危机，并在第二次的石油危机中拔剑四顾，笑傲江湖。
3． 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十分明显。关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成功的原因，日本学者Nakamura在他的《战后日本经济》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出口，而是投资。从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10倍。
4． 内需就象老婆，虽然时间长了，你很可能会有左手握右手的感觉，但如果你移情别恋闹离婚，你就会发现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家庭危机乃至事业危机。外需就象情人，你可以有，但一定要坚持“家里红旗不倒”的原则。
5． 成也“内需”败也“内需”，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知错不改，就莫怪他人为日本国“周年祭”了。
楼主不妨说说德国！
德国当年也是和日本一起被美国要求马克升值的，但是德国后来的发展情况要比日本好了许多。
不妨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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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建议非常好。德国的外贸依存度也非常高。但我发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由于欧洲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很高，单纯分析其个体的外贸依存度没有意义，不具备可比性，比如象意大利等好几个国家外贸依存度都非常高。除非去分析整个欧元区。第二，德国的贸易顺差并不长期存在，金额也不大，其1978年到2005年间的平均净出口率只有0.4%。第三，60年代前西德确实存在比较大的贸易顺差，由于当时是固定汇率，人家就卖马克买美元，然后接着放弃固定汇率，然后主动一点点升值。所以德国做得就很好。
我本来觉得德国的资料比较少，用很少篇幅就写完了，因此就没有写。回头我把德国的情况加进去。
谢谢你的建议。
昨天有个兄弟说让我了解一下德国，我觉得很有必要，现在补上。
第二部分附：都属于“轴心国”，搞经济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在对日本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结束之后，在大家的提醒下，我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德国经济为什么没有过象日本一样一泄千里？要知道，作为二战时日本的盟友，前西德到了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政府手里的外汇储备不断飚升。同样也面临着严重的升值压力。但为什么德国经济这么多年来蒸蒸日上，四平八稳？我们看看德国是怎么做的。
1．主动缓慢持续升值。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当年3月1日，德国正式决定马克对美元自由浮动，进入浮动汇率时代。马克都保持升值状态。到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到1.5比1，持续升值达2.7倍。这与同时期日元的升值幅度不相上下。同一时期，德国出口稳定，贸易顺差连年扩大。
2．藏汇于民。尽管德国马克从1973年开始一直升值到90年代一直在升值，但德国在此期间外汇储备的主体由国家变为民间，所以，尽管德国多年来的贸易顺差十分地惊人，并于2003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不存在巨额外汇储备的问题。君不见德国人出国旅游人数多年排名世界第一啊，占世界出国旅游人数的10%，号称“世界旅游冠军”不仅如此，德国人出国旅游的人均消费只略低于美国（资料来源：《经济地理》，2004年第24期，《德国出境旅游市场比较优势与市场拓展对策》，作者汪德根、陆林、刘昌雪）。
3．严格控制货币。德国在此过程中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国内的CPI指数作为货币发行的依据，因此国内不存在泡沫产生的土壤。因此，德国不仅没有产生通货膨胀，反而马克的购买力随着升值的过程不断增强。
4．让汇率自由浮动。德国政府从来不干预汇率，交由市场决定。但日本泡沫破灭之后又通过日元贬值来刺激出口，因此我认为日元仍然是被人为低估的，因为日元汇率最高时接近80，结果90年代中期又开始贬值，一直到2002年。总不成日本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在不断降低？
5．技术进步。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此抵消升值的负面影响。
通过对德国的分析，我得出以下结论：
1．老外的钱可以挣，但挣了必须花出去。如果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整体的话，商品和货币的总量在一定时期内是平衡的。如果钱从A处流到B处不流动了，那么A处就缺钱了，然后A处的消费能力就下降了，然后A处的生产能力就下降了，然后A处从事生产的工人就失业了，然后A处的工人就闹事，然后A处的政府就生气了，如果A处的政府是老大，B处恐怕就要有麻烦了。从B处自身来看，如果你想让这个钱在自己的地盘上消费，那你的钱就多了，但商品没有增加，通货膨胀就来了；如果你不消费，只能数钱玩。
2．把外汇储备花出去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外汇给老百姓，并让它在民间自由流动。民间的外汇如果要消费最终只能消费到国外，除非你想数钱玩。
3．控制好国内的货币供应是关键，汇率交给市场去决定。
第三部分　解铃还需系铃人
1.两条死结
在我面对眼下中国经济的现实，想找出切入之道，继续我的分析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如同远足时来到一座人迹罕至的荒山前。无论我在山脚下怎样绕来绕去，都发现山上到处荆棘密布，杂草丛生，找不到哪怕是一条羊肠小道。思忖良久，我决定从我的行囊中找出一把砍刀，欲找出荆棘稀疏之处，一边开路一边行进。
我在这里首先高山仰止地对第一部分对中国GDP奇迹路线图进行一下梳理：
老百姓没有钱也不敢花钱-内需不振-投资为了出口-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劳动者报酬相对越来越低-内需继续不振-老百姓依然没有钱
看来从宏观经济运行路线来看我们的经济循环打了一个死结，而且是恶性循环。（前面有兄弟说我在第一部分没有分析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大的疏漏。情形确实如此，只不过我当时仓促成文，思路并不够清晰，逻辑也不够严密。等全部写完之后我会对全文进行补充和改动的。）
再从货币方面看中国的经济。我前面提到，经济的本质是“流动”二字，而“流动”管理的对象就是货币，就是钱。因为钱是所有商品的中介，商品的流动就是货币的流动。我个人对金融危机的理解就是：美国的次级债本来是个很简单的抵押借款，但被贪得无厌的投资银行通过华丽的包装手法包装出来N个产品，并且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交易额巨大。结果有一天次级债出了问题，大家发现原来这N个产品其实都等于次级债，次级债在此时变成了“吸金石”，结果就是巨量货币无法流动了，那么市场上的钱就不够用，越这样大家越不敢让自己手里的钱流出去。用经济学术语解释就是：货币流动速度变慢，对货币需求量就增加，这就是各国都猛发货币的原因。所以货币的管理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术语叫做货币政策。
鉴于货币管理的重要性，各国在大规模参与国际市场时都要划好两个道，这两个道就是：汇率和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划这两个道有两个办法：一是放手交给市场去做，由市场去决定货币的流动，即由市场去配置资源；二是政府控制，即人为控制汇率和限制本币和外币的进出。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对上面的这两个道同时进行政府管制的话，你就必须把企业赚取的外汇兑换成本币，否则企业就等于是赚一堆废纸回来了，擦屁股都不能用，太硬也太小，而且万一上面有进口病菌麻烦就更大了。如果本国企业赚的外汇比较少，问题还不大。假如赚的外汇比较多，本国的货币政策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只要企业赚了外汇回来，你就得印钞票换成本币，在这种情况下你无法按照意愿去控制货币供应的总量，这会导致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多，术语叫做“流动性泛滥”，会引起通货膨胀的。这个后果就严重了。
所谓的控制汇率说白了就是人为地低估币值使之有利于出口，否则你控制那玩意干什么。所以只要是实施汇率控制的国家，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是大概率事件。那么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也随之成为大概率事件。
也就是说，自主的货币政策和控制汇率及资本自由流动之间是个矛盾。如果一个国家要实行自主的货币政策就必须在后两者之间放开一个。这就是著名的蒙代尔“三难悖论”。中国是想三个都控制，这种一厢情愿的背后就是随着外汇储备的积累，市场的钞票越来越多。
这样，从货币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面临的流动性路线图是：
控制资本流动和汇率－外汇储备越来越高－升值预期－钞票越来越多－通货膨胀—加息—增强升值预期—越要控制资本流动和汇率。
而控制汇率和资本流动限制又是个矛盾，如果要放开资本流动限制，那么汇率就失去了意义。这又是个恶性循环的死结！
经济象一团麻，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
作者：nision1984　回复日期：2010-04-12　16:18:10
继续和LZ讨论。
我觉得M2的增速和房价的涨幅有很强烈的正相关性。房地产行业的商业化程度越高，对资金流动性的依赖就越重。在中央银行干预利率的市场中，表现为对利率的高度敏感；在政策指导贷款数量和方向的市场中，就体现成了政策金字塔之下的阴影。希望看到LZ能整理出数据粗略验证。
还有人民币实际盯住美元，不再浮动的时候，即固定汇率之下，央行为维持汇率，购买外汇所增发的人民币，进入实际流通中，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我记得教科书上常讲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三大神器中为首的公开市场操作，即买卖国债，在中国央行的演绎下，成了买卖央票。央票就是央行开给商业银行的“罚单”。央行搞出了一大堆外汇人民币，最后给商业银行一纸票单，就回收多余的流动性了。按照这个逻辑，央行可以人为地制造通胀和通缩，进而也就对房价的涨跌起了决定作用，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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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M2的增速和CPI关系应当是明显的正相关性。但是我不认为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是合理的，因为它不符合我的生活认知。因此无法验证。不动产作为对泡沫最敏感的表现物，当然和M2的相关性也很强。
改造央行票据对货币总量的调节力度太大，一般要谨慎使用。并且如果采用你说的办法收回外汇储备对应的货币的话，那相当于通过破坏国内的非出口系统里的货币循环，这个代价恐怕不是一个通缩所能解释的。
我认为人民币必须升值了，最好政府不要干预，让市场去决定。由于外汇储备的存在，政府同时控制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就无法实施货币政策了。最理想的状态是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放开汇率，放开资本流动。
一己之见，请多指正。
我只是来提供点投资率数据：
年份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投资率 35.30% 36.50% 37.90%
投资率低于38%，房价涨得不是特别厉害。
年份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投资率 41.00% 43.20% 42.70% 42.60% 42.30%
投资率超过41%，房价即使上下起伏，总的趋势是暴涨直到对于大部分买房自住者来说是天价。
我没有查到2008年的投资率，据说2009年的投资率是60%多。世界纪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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