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大新闻媒体排行:张胜：张爱萍人生记录 （2）

２、元始天尊的弟子们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中央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父亲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铁甲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想像，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对他的人选，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说，他明白这里的分量，“每一个战士，每一匹战马，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央寄以厚望、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骑兵队伍，在父亲出任后的几个月，却在一次战斗中意外地遭到了失利。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教训。
２００４年，在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原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谈起了与骑兵团有关的一件往事。他说：“那年我去看望爱萍同志，说起到摩托化步兵第八师检查工作，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爱萍首长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当我谈起要求部队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爱萍同志问，部队知道他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事吗？他告诉我说，讲战史，一定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对谁，都要实事求是。他要求我，告诉部队，一定要把他打了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
１９３６年２月，陕北青阳岔，老爷子的“麦城”。
我是为了写这本书专程去那里的。从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漠的南端，沿长城故道向东行驶，看到的只有残壁的城墙，它们和破碎的沟壑、断裂的山脊、绵亘的黄沙，纵横交错，浑然一体。据说，当年构筑城墙的土是用米汤和羊血搅拌煮成的。史料记载“若锥过寸，则杀工匠”。就是说，城墙筑好后，用铁钉检测，如钉进一寸，工匠就要人头落地了。以此酷刑来保证筑出来的城墙“硬可砺斧”。但世上哪有能逃得过时间打磨的东西呢？当年辉煌一时的巨大工程，终于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血腥的传说和干燥劲厉的风沙更增添了周围的原始与荒凉。父亲说的“以警示后人”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父亲率骑兵团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北部三边地区的马匪武装。仗打的艰苦，但还顺利，全歼了靖边之敌，只是在消灭被当地人称作是“泼跛子”这股骑匪时，副团长霍海元牺牲。部队随即奔赴安边，与蒙汉支队联合作战，现在还留下一首父亲当年在马背上写的诗：“百里扬鞭奏凯归”，兴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可能就是这个“奏凯归”吧，在回师途中被游匪打了个埋伏。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师（原骑兵第一师）师史》记载：“１９３６年２月下旬，骑兵团在靖边张家畔全歼盐寨子民团。……后在张爱萍率领下，部队转至安边配合蒙汉支队作战。不久，奉命返回瓦窑堡。途经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
现在看来，当时情况并不很复杂。骑兵团返回瓦窑堡，路经青阳岔时，得知我边区政府被一股游匪给端掉了。枪声就是命令，父亲命一营断后，自己率大部追击。父亲说：“一口气就追出去三十华里，马出的汗把裤角鞋子都打湿了……”这帮游匪见红军穷追不舍，只得丢弃掠来的人和物。这次遭遇战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皆大欢喜了。但被俘的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活捉匪首，下面的部队也嗷嗷叫，都说何不趁势端掉敌人的老巢？
父亲回忆说：“我当时是犹豫了一下，连续打下来，部队已经很疲劳了。”但匪巢就在眼前，哪有放过之理？于是一场夺占敌人营垒的攻坚战开始了。这里还有一段插曲，父亲说：“我指挥部队刚越过防护墙，一颗手榴弹落在跟前，吱吱冒烟，躲是不行了，一急，我就喊，你炸不响！果然它就没炸，是个哑弹，真奇了！”打进去后，除了弹药粮秣，俘获的敌人并不多，一查才知道，那个人称炮兵张营的匪首带了他的人马出外游猎去了。所谓游猎就是去抢劫。事后才知道，正巧他返程，听说老巢给端了，就在红军撤回的路边设下了埋伏。又是赶巧，父亲预先安排掩护的那个营偏偏这时又撤离了警戒位置。他们久等大部队不来，不放心，擅自决定向这边靠拢接应。这就给了敌人设伏的条件。
当各种偶然因素相交在一起时，灾难就降临了！
父亲回忆说：“撤下来时，我在队伍后面断后，听到前面有枪声，一惊，驱马上前，一排子枪就扫过来了，打在马身上，把我掀翻，要不是被马压住，命就没了。我的腿部负伤，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顾得收拢部队，组织反击。”古长城故道上，历代都是强匪出没的地方，这是一股狞匪，凶险之极。父亲说：“后来偷袭在保安的中央机关的就是这伙人，毛泽东都差点成了俘虏。”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记载了这个事件。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懊恼和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长征后期，红军到达俄界，父亲所在的三军团红１３团划归一军团建制。那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红１３团住的远些，父亲是政治委员，带队进会场时，其他部队已经入坐了。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他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
“什么你们你们的？我一听就来气了。”父亲回忆说：“两个军团之间本来就有些摩擦。我们的衣服是烂的不行了，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我问，是以先到的为准，还是以表为准？我是不客气。”都是在战场上打红了眼下来的，能吃你这套？脖子一梗，当场两人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总司令（注：似指朱德。据史料记载，朱此时已离开陕甘支队。此处回忆似有误。）都坐在台上，脸色不好看了。我才不管他这一套呢！回来后，来了个电话，是陈赓接的，彭雪枫这时已经调走了，陈赓接他的团长。陈赓说，找你的。我一听是要调我到政治部工作，就问，干什么？回答是，去当统计干事。我一下子就把电话机给摔了，要撤老子，你他妈就明说！”后来呢？“有什么办法？我带了匹马和一个警卫员报到去了。”我觉得真好玩，说，你是够狼狈的！父亲也笑了：“当时罗荣桓是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是宣传部长，刘晓是组织部长，都是些老熟人。”“他们见我来了都笑了，说这里没什么事可做，你打仗也辛苦了，休息休息挺好嘛！我们就这样，几个人在一起，每天就是搞点东西吃，再就是扯乱谈。一路走到了陕北。”
两个月后，父亲被重新起用，出任军委骑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据说是政治局会议上有领导同志提出来，说长征一路过来，多不容易。一个主力团的政治委员，就因为戗戗了几句，说撤就给撤，走了二万五千里，没有功劳，总也有苦劳吧！这件事，后来在反宗派主义倾向时，还成了个典型例子。
父亲当然知道这里的意义，恢复他的职务，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他把全部精力都投进去，憋足了劲，想争口气的，哪晓得时运不济，偏偏事与愿违，真是大意失荆州啊！
父亲说：“回瓦窑堡后，向张云逸汇报了，军委决定连以上干部开批判会。袁国平主持，一连指导员攻的最凶，因为我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第二天，军委下令通报全军，对我的处分是撤职查办。周恩来找我谈话说，对你的处分要重一些，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你是中央派到陕北红军的。”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又引出了一段更有意味的情节，这才是真正改变了父亲人生的故事。
就在他接受批判自我反省的日子里，他得到通知，立即去见毛泽东主席。
父亲曾很多次谈起过他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
“他看我进来，把书往桌上一扣，怎么！你还不服气？”父亲没有形容毛泽东的表情，但我仍能感受到这单刀直入的开场白所带来的威慑力。
“我没有不服气，我接受处罚。”
“接受处罚？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对吧？”
“坏了！这句气头上讲的话，怎么这么快就捅到毛泽东这里来了？”
还是两天前，父亲遇到过去在中央苏区共青团共事的一位同志，他讥讽道：“张爱萍，你落马湖这出戏唱得倒不错嘛！”《落马湖》是施公案中的故事，施公率黄天霸等众英雄擒寇，回归半途，不意被落马湖水盗铁臂猿猴李佩所擒。真够挖苦的！年轻人，哪有肯示弱的，这一激，“胜败不过兵家常事”便冲口而出。对方也不饶他：“打了败仗还嘴硬？小心军法处置！”“要杀头，老子伸长脖子等着！”等等，越说越离谱了……
之所以情绪失控，缘由是两人过去就有些过节。在党史上，这位朋友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原中革军委１５人成员、二十八个半之一。二十八个半，是指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当时GCD的领导人王明说，在苏联学习的zhonggong同志中，只有二十八个半人是可以被称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这就在党内营造了一个小圈子。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破格安排进重要的领导位置，有些人不免就趾高气扬起来。毛泽东后来说：“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父亲回忆：“这些人跑到苏联后，和王明搞到一起，回来后就不可一世了。不听他的那套就整你，动辄就扣你帽子。我是看不上这个布尔什维克，自己没什么本事，却好大喜功，处处以工人阶级出身自居。”
不久，父亲就因“偷运贩卖托洛斯基主义”的错误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理由是在张爱萍主持起草的文件中引用了托洛斯基“继续革命”一词。我相信，现在的青年人听起来一定会觉得荒唐，甚至难以置信。但在老一代人，怕是有不少都有过这种经历。好在遵义会议后王明的势力在党内衰败，这个人在中央机关挂了个闲差，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做了。
其实这种斗嘴的事，气恼一下也就过去了。没想到竟把毛泽东搬出来了，看来问题是要升级了。
毛泽东是红军的灵魂。父亲不是没有和毛泽东接触过，只是能和这位伟人单独在一起交流思想、聆听教诲，我想，他会不止一次的企盼过这样的机会。“打了胜仗去见毛主席”，我军有这样的传统，但今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机会带给他的竟是在窘境下这样尴尬的见面。
“我说，那是句气话。”“气话？我看你还是不服气吧！”父亲回忆他和毛泽东一问一答的细节。
“我能说什么？我向来认为，论功行赏，按律问罪，打了败仗理应撤职，这次撤我，理所当然。”
毛泽东很生气吗？我问。
父亲说：“有点。”
父亲这个人太要强了。我深知他的秉性，自己既然做了，就要敢承担责任。决不能小家子气，让人小瞧了。
父亲曾多次对我提起过：“老帅中，我最敬重的是彭老总和陈老总，他们对部下是，有了功劳是你的，有了失误是他们的，他们对上面去承担责任。邓（小平）也是这样，搞原子弹时，他对我说，搞成了是你们的，搞不成是书记处的。７５年，也是这样……”父亲这里指的是，１９７５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在倒台前夕，和毛泽东谈到我父亲在七机部搞整顿的问题，邓小平说：“张爱萍是我派去的。”
我问，在这以前你和毛泽东有过接触吗？
“在中央苏区，他是红军的政治委员，我那时是团中央秘书长。每次打了胜仗，中央机关总要搞些庆祝活动，一般都由共青团出面组织。他认识我，但没有机会说话。长征过大渡河，彭德怀带着我到毛那里受领任务。后来张国焘闹分裂，在巴西、阿西地区，我们和南下的四方面军部队擦肩而过，战士们之间发生了口角，推推搡搡的。毛出来制止。给我印象深的是，他站在路边一个坡上，对四方面军的同志大声说，既然你们接到了南下的命令，你们就去吧，我相信你们会回来的！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真正深谈，还就是这次了。”
父亲接着回忆：“毛泽东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句话并不错，世上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但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行！接受教训吧！”
“后来就是闲扯了。问起了我的经历，知道我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天南海北的，很亲切。”
“临走问我还有什么想法。我的职务已经被撤掉了。我说，这些年来，就是猛冲猛杀，有机会还是想好好学点东西。他很高兴，说红军大学要开学了，我就当你的介绍人吧！拿起毛笔，给罗瑞卿写了封信。罗那时准备当教育长了。”
父亲回首往事，常会感怀：“‘文革’中把我关起来，我常想起这段往事。对自己犯过的错误，我从来不诿过。但这时的我，却不能服气。现在要去找主席，又能到哪里去找呢？”
他停顿许久，说：“我留恋在瓦窑堡的时光。”
红军大学，是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了。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父亲谈起这一段生活是轻松的。
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学校，没有校舍，没有讲堂，甚至没有专门的教员。这实际上是个中国革命的研究生院，选修的课程是中国革命和战争，采取听课、研读、讨论的方式。一科是高级科，师和一部分团干。二科是团，也有一部分营干。党内一些学识很深的领导同志轮流执教。毛泽东讲授的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讲课大纲后来印成书。父亲说，１９３７年他在武汉搞统战工作时看到过这个本子，原稿中还有反围剿的作战略图，后来收集到《毛泽东选集》中就删掉了。张闻天讲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王稼祥讲政治经济学；徐特立讲汉语拼音。父亲说，大家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他讲了两次就不再来了。
父亲关于学习生活的回忆，很多书籍中都有记载，大同小异，大体是：
我搞共青团工作时曾系统地读过不少马列的经典著作，自认为对马列还是懂一些的，听了洛甫（张闻天）的课后，才感到自己知道得太少了。因为长期作战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就拼命地学，不仅自己用功，所有的人都很用功。学习分几个小组，一组组长刘亚楼，二组组长彭雪枫，三组杨勇，四组是我，我们组有王平、贺晋年、张达志、耿飙、肖永银、周建屏。上课没有书，都是靠自己记。我记得最快，下了课都来抄我的。我们还组织小组辅导，经常搞到深夜。毛知道了这个情况，怕大家身体搞垮，要我们吃了饭先去散步，但没人去。后来罗瑞卿（教育长）就每个窑洞地赶，晚上还来检查熄灯没有。
除了公开发表的这些外，他还讲了些逸事：“那时生活很清苦，党中央和军委下了很大力气，到处去买羊肉，给我们改善。一次林彪和罗瑞卿搞了些狗肉来，叫上我、彭雪枫、刘亚楼，都是一、三军团的，记得还有罗帅。一次，陆定一来学校说，红军长征是段很重要的历史，要大家都写下来。开始是杨尚昆来催，没人响应。以后陆定一又来催，但大家普遍感到学习忙，没有时间写这个东西，同时也不知怎么写。他就说，经过什么就写什么，催得紧了，大家也就写起来了。我是有点应付式的，彭雪枫写得最好。后来汇编出了本《红一方面军长征记》。”（注：该书收集了众多长征亲历者在１９３６年间写的回忆文章，１９３７年２月汇编成书，是关于长征最早，也是最可靠的记录。１９５４年内部出版，定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张国焘来到保安，红大组织了欢迎会。毛讲话，提出要团结奋斗，印象深的是他讲到朱总司令，说他肚量大如海。”
“斯诺也来过，看到我们打网球，很吃惊，给我们照了相。我们问他美国是什么样的？他说，就像一块奶油吊在房梁上，只能去舔。１９３８年我在武汉看到他出版的照片，说这上面的人都是蒋介石出了几万大洋来买他们人头的。”
我找出斯诺的《西行漫记》，上面有父亲打网球的照片。父亲指认说：“彭雪枫、赵尔陆、陈士榘、萧文久……”后来我妹妹在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斯诺博物馆中还找到了更多当年的照片。
如同拉扯家常，父亲款款而谈。
父亲退休以后，生活的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为了调节他的状态，我们会用更多的时间陪他聊天。战争，就成了我们永恒的话题。时间已经过去６０年了，整整一个甲子，但当年毛泽东在红大讲授的内容他仍然记忆犹新。
他几乎是在背诵原文似的回顾着：毛泽东说，我们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不是一般的革命战争，是中国的革命战争。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和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话锋一转，指着我说：“而对一个指挥员来说，对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来说，把握其特殊性规律才是最重要的。这就叫从实际出发。记住！”
他联系自己亲历的红１４军的失败来谈毛泽东：“毛泽东讲，敌我力量异常悬殊且短时期内又难以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红军作战的游击性。我们在苏北农民暴动中急于占领大城市的举动，是幼稚的、盲目的。”
父亲曾撰文记述过当初在听毛泽东讲课时的感受，他写道：毛上课讲到，一个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受敌人的欺骗，被表面或片面的情况所引诱，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所鼓动，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都是要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对敌我情况周密的思索的基础之上。听到这里，和讲台上的主席目光对视，我就把头低下去。晚饭后散步到主席的窑洞，他问我们对讲课的意见。我说想到青阳岔一仗，你说的那个鲁莽汉就是我。他大笑起来说，红军中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总怕被敌人打烂坛坛罐罐……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他后来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都能找到。
看得出，只是到了这时，他才从失败后的沮丧和被人羞辱的浮躁中真正沉静下来，他不再仅仅是因为一口气而甘愿接受处罚了，他开始思索过去，思索自己。
我曾和父亲讨论过这个战例。第一阶段，在没有担负任务的情况下，主动追击敌人、解救被俘人员，这个决心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第二阶段，夺取敌营垒。由于两个作战行动衔接得很紧，指挥员机断处置是允许的；趁敌垒空虚将其捣毁、扩大战果，这种积极求战的精神也是提倡的。问题出在撤离战场时，匆忙大意了。虽然导致这次失利的直接原因是一营擅离掩护位置，使回援之敌趁此占领有利地形，完成了设伏。但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说，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面对生疏、险恶的地形，对敌情变化缺乏持续不断地侦察，对原有部署没有及时的检查和调整，是失职的。尤其是在取胜后，丧失警觉，更是不可原谅的。从指挥角度检查，整个作战行动的指导思想，带有相当的盲目性和情绪化，决心是仓促的，是被眼前的现象和周围的情绪所影响的。
这是一次教训。这次教训对他来说，不仅是对指挥失误的一次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对自我的一次再认识。他是从对自己人生的反思来回顾和认识的：
“参加革命的头１０年很幼稚，是磕磕碰碰、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争强好胜、不甘服输，只知道拼命。”
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坎坷艰难的，但他都闯过来了，他曾为他自己而自豪过，他说：“我就是靠死打硬拼，从不求人，再难，我也能硬着头皮顶过去。我相信，靠我自己，我总能做得最好。”但今天，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如此浅薄，是那样缺乏功底。他至今都记得那次谈话中毛泽东对他说的话：“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意见和情绪所左右。”“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才是考量一个指挥员素质的关键。他回忆说：“我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去聊天，毛问我学得怎样了，我说，越学，书读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不行，越觉得自己贫乏……毛说，这就是进步的开始。”
红大学习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要求上前线。父亲回忆：“西安事变了，全国抗战的局面很快形成。大家纷纷写请战报告，争着要上前线。毛泽东说，好嘛！翅膀都硬了。谁写，就没谁！”
“我被安排在红大二期任教。毛泽东说，新形势到来了，学校还要扩大，都走了，学校怎么个办法？鸟翼蓝天，放心，有你们用武的地方。”当然，留校的不全是因为写了请战书的缘故。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我猜大概是那次战斗失利的后遗症；或许是看他多少还有些文化底子。有个笑话，５分的留校当老师，３分的出去当老板，不及格的竞选当总统。这时红大已改名为抗大。他极不情愿，但没有办法。他说，这期间许多同志都张罗着找对象，徐平羽，也叫白汀，是女生队长，也给他介绍过，但他认为自己志向未酬，谢绝了。他很少接触人，上完课就回宿舍读书，多少流露出不得志的苦闷。
这期间，他找毛泽东又深谈过一次，表露出自那次战斗失利后以及留校不能上前线的压抑心态。三天后，毛泽东给他写了封信，据父亲回忆，大意是：“一定不要因为自己有的过失而降低信心。一般地说，信心过高，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错误。”父亲离开延安时，想到抗日战场生死未卜，将信和自己的学习笔记、日记交给蔡畅大姐保管。解放后，父亲向蔡大姐索要，方知已全部丢失了。父亲每谈及此，都会陷入深深的惋惜之中。
红军大学留给你的最值得回忆的是什么事情？
父亲沉吟片刻，缓缓站起来。他说：“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上来的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个什么地方啊？指指背后的那座山。这是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这里来是做什么呢？是求道！求中国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就要轮到你们下山了。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
元始天尊——阐教的第一大神。
传说宇宙之初，盘古觉天地混沌，浊气弥漫，好生不爽，便信手一斧，开出个新天地来。从此便有了山川大地，江河湖海，万物生灵，清风明月。他忍受着难以想像的寂寞，仿佛要完成某种约定的使命，他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阐教，所收门人弟子无数。后人念其开天辟地之功，尊盘古为元始天尊。
“毛泽东预言的要到来的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新局面呢？”父亲继续说：“按那时算，中国革命已经走过十五个年头，历尽千辛万苦。我写过一篇文章《从遵义到大渡河》，为什么截止到大渡河？因为过了大渡河，就进入了藏民区，蒋介石追堵到这里，他认为红军完了，雪山草地，就是不打你，也会冻死饿死。辗转到了陕北，从在中央苏区的几十万人，到现在的几千人（注：指中央红军）。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呢？我们的学习快结束时，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毕业典礼上，周恩来给我们做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全国抗战的新局面到来了。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毛泽东在开学时所讲的新局面啊！结业时，毛泽东对大家说，现在该是你们下山的时候了！”
我看过许许多多有关红大的回忆文章，但是没有一篇记载过毛泽东讲的这句话。父亲的回忆文章，初稿是在“文革”前写的，题目叫《亲切的教诲》，也没有提到“元始天尊”。我问他，他说，执笔的同志怕引起歧义，给删掉了。文章压了很多年，也没有发表。我问过他缘由，他说，稿子写好后，反复看了几遍，总觉得言犹未尽，事情一多，也就放下了。或许就是删去了这句话的缘由吧？使这个故事失去了灵性。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中许多五光十色的东西渐渐地褪去，生命的精髓浮现出来，就像黑夜里茫茫大海上的一座灯塔，朦胧，但却真实。
父亲晚年评议自己的这段经历时，他是这么说的：
“在上红军大学之前，我最多只是个战术家，但从那以后，我应该是个战略家了。这不是自夸，毛泽东说，红军将领都要成为战略家，就是一个小小游击队长也是一个战略家。因为游击队是在一个独立的地区作战和发展的。作为一个游击队指挥员，胸中要有全局。正是红军大学，使我系统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战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以后的战争中我再也没有失败过，条件再艰难我都有信心战胜。就是在瓦窑堡，就是从毛泽东那里，我懂得了这个道理。”
有这样一种说法，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三条，勤奋、才华、通神。什么是“通神”？冥冥之中总会有一种暗示，能感悟和把握住这点灵犀的人，才会是成功的人。
七七事变的枪声终于在北平郊区的卢沟桥打响了。父亲说：“那天晚上，毛泽东找我去，一进窑洞，他就说，你不是想走吗？准备一下吧，尽快出发。北平打响了，下一个就是上海。你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立即赶赴上海。上海，你在那里做过地下工作，应该是熟悉的，到了后和刘晓同志取得联系。”父亲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是：“迅速组织起沪杭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并明确指示，沦陷后要发动并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在郊区进行游击作战。”
父亲的这段回忆，印证了军事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和决策，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由最初的在国民党防御体系内集中主力作战，转变为分散的、独立的敌后游击作战，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从毛泽东给我父亲交代的任务看，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北平、天津沦陷后，淞沪会战前夕。
这就和历史吻合了。
此前，应南京政府保卫平津和华北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zhonggong中央做好了红军主力前往河北或平绥防线加入正面防御的准备。zhonggong中央给其谈判代表的指示是，红军主力３个师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并拟担任绥远一线防卫。（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２卷５页、１８页）
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组织的平津抗战不过３日即告瓦解，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毛泽东对原定的４万红军加入正面防御的实际作用和后果迅速产生了怀疑。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洛甫、毛泽东为此专门致电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重新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要求：“（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２卷２０页）
毛泽东如此快地放弃集中作战和担任一线阵地防卫的要求，改提分散作战和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的主张，父亲的看法是，这同毛泽东此前对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分不开的。
为了明确这个结论，我插话说，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说，只有当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时，在反动阵营内部出现了各种势力相互割据时，中国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客观上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民族存亡的关头，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引领时代的潮流，走向抗日的最前线，毛泽东对GCD领导抗日战争的决心和信心，就是基于他自己的这个理论吧？父亲说：“可以这样认识。”
父亲接着说：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抢占了我大片国土，但它真正能控制的只是少数的城市和交通线。国民党的军队大多撤向大后方。由此，敌进我进，到敌人的后方去，才能获得我们生存的空间。畏缩不前，夹在日本人和国民党之间，只能是被消灭。父亲认为：“抗日战争中，我们在与国民党反摩擦时遭到的损失，从主观指导上检查，大多出于此原因。”
红大培养出了一批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显示出他们卓越的才能，打遍了整个中国。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而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却能打胜仗。”毛泽东在为他自己的学生骄傲。
父亲回忆，他受领任务后向毛泽东提出，想带些干部去。毛说你自己挑吧。他挑了余立金、吴克华和另外几个同志。我揣测父亲当时的心态，先不说上海郊区能不能开展游击战，仅就这种准军事性质的工作而言，并非父亲的初衷。谁不愿意到战斗部队？指挥千军万马，和战友们一起驰骋战场，痛快过瘾而且军史留名。
但是，在毛泽东面前，是不能讲条件的。
毛泽东要他顺路把贺子珍带到西安治病。父亲说，她一路话很多，什么都说……“一路上，国民党的县长们听说是毛泽东的夫人，都摆了酒席。哈，我们都沾了她的光……”
父亲回忆，他在离开毛泽东窑洞时，毛泽东最后说了句话：“中国大得很哩！”是啊！面对势如破竹的强大敌人，毛泽东大概是要说，格斗才刚刚开始，小鬼子们，接招吧！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场伟大的民族独立战争到来之际，毛泽东为他的弟子们做好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今天深山学道，明天要下得界去，救苦济世，普度天下苍生。”我的父亲正是背负着这样的使命和思辨走向了抗日的战场。
GCD人要走出深山，走向抗日的最前线。他们身负使命，迎接他们的将是八年的浴血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