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中国茶府接盘情况:金融海啸 第四章摩根和美联储出钱让欧洲打仗 第五章 控制黄金：两个帝国的目标冲突

第四章    摩根和美联储出钱让欧洲打仗

　　“这是一场保卫世界民主的战争。”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在公共信息委员会上的讲话

　　捉襟见肘的英帝国
　　在1914 年世界大战的前夜，庞大的、日不落的不列颠帝国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虽然她的内部核心之处已经腐朽，虽然她在经济上已经穷途末路；但这个事实当时还无法被人认清。1899年，靠着从性情古怪的矿业大佬塞西尔·罗得斯那里得到的金钱，英国同南非德兰士瓦的荷兰布尔移民打了一仗，从后者手中夺取了大量黄金资源。南非的黄金延长了伦敦金融城的生命。那一年正是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她作为女王已经统治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超过半个世纪。英帝国正处于权力和声望的顶峰，这一点不容置疑。
　　南非开普殖民区的高级专员艾尔弗雷德·米尔纳，是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密友，两人都是一个自称“天命人社团（The Society of the Elect）”的秘密会社成员。米尔纳与罗得斯、亚瑟·鲍尔弗和艾伯特·格雷都在觊觎荷兰在南非的布尔人德兰士瓦布尔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领的金矿所蕴涵的经济权力。他还想建立一个从开普到开罗的不列颠殖民邦联，对非洲大陆实施支配和统治。
　　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公司支持罗得斯和米尔纳，也支持他们打仗的理由。塞西尔·罗得斯心中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楷模，成立一家英国南非公司，他需要得到皇家特许。罗得斯相信，南非丰富的黄金和矿产资源将足以使伦敦金融城在数十年里维持她在全世界无可匹敌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罗得斯、米尔纳以及英帝国的战略家精英们，大多数都曾经在牛津大学的万灵学院求过学。为了振兴低落的帝国精神，他们在1910年成立了一个秘密会社，这个团体将会秘密地对英帝国的战略政策施加重大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们借中世纪圣贤亚瑟王的故事称自己的组织为“圆桌”，并且以“圆桌”这个名字命名他们的杂志。
　　英国人打赢了布尔战争，但是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他们失去了帝国。伦敦本以为能够速战速决，但是事与愿违。英国与欧洲仇敌的最后一次战争是1853年与俄国打的克里米亚战争。自从那时以后，英国军队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只是在与世界各地缺少武器缺乏训练的土著人作战，再未遇到真正的挑战。1899年的布尔战争在伦敦被设想成又一个“小小的辉煌战争”，伦敦人以为在几周之内这场战争就会结束。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美国将军在针对伊拉克的震慑攻击和实施快速占领之后，也表现过英国人的那种狂妄自大。
　　布尔战争对于英国，正如一个世纪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对于美国一样，最后的结果都非常具有破坏性。荷兰的布尔移民打得很勇猛，采用了非常规的或不对称的战术来对付占有很大优势的对手。英国人按照老习惯从殖民地调军队打仗。布尔人像游击队那样迅速行动，高度机动灵活，他们还得到了德国毛瑟枪和新的无烟子弹，这样打起仗来便于隐藏阵地。布尔人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不仅造成了英国人难以承受的损失，还彻底挫败了英帝国绅士派头的“公平之战”的观点。布尔人不是绅士，他们是在为土地和家园而战。那场痛苦的战争持续了3年，而英国为名义上的胜利付出了难言的代价。布尔之战向全世界表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不能打败一支数量很小而又处于劣势的军队，因为这支小小的军队决心保卫家园。这是美国的精英在20世纪70年代打越南战争时还要痛苦地再学习一次的教训。
　　布尔战争的成本和伤亡人数不停地上升，而女王陛下的将军们一口咬定离战争的结束不远了。英国舆论开始不耐烦了。由于英国的无能和疏漏，25万布尔平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和14万当地土著人死于“集中营”——这个全新的名词在这里第一次出场。这场战争是一个分水岭，英国人自己的帝国理念从此开始缓慢地走向衰落。
　　挑战英国全球地位的两个对手
　　在英国显示出没落迹象之时，两个潜在的竞争者难以觉察地登场了，它们将要挑战英帝国并且填补帝国角色的空白。一个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尽管德国精英当中很少有人去思考1900年之后的英国，但是德国的工业增长、教育系统和科学技术已将英国远远抛在身后。只有在世界贸易方面，伦敦金融城还占据着主导地位。
　　第二个挑战者是美利坚合众国。她在1898～1899年刚刚打完第一场帝国战争——为了得到菲律宾和古巴而与西班牙开战。不列颠、德意志和美利坚之间秘而不宣的地缘政治竞争，还需要花费30年的时间、打两次世界大战才能见分晓。（有关争夺全球统治的这种竞争关系，有一个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的有趣观点， “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可以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德争夺英国的继承权。这场角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无条件投降才尘埃落定。”）
　　在美国，控制了金融托拉斯和大工业托拉斯的精英，那些围绕着摩根、洛克菲勒、哈里曼、希夫等人的精英们，现在看到了掌握真正的、主导性的、全球性权力的机遇。
　　布鲁克斯·亚当斯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孙子，是最狂热和最有影响力的美帝国鼓吹者之一。他在1902年写道：“在刚刚过去的10年里，世界经历了一种周期性发作的危机，改变了社会均衡。确定均势的力量源泉已经从欧洲向美国转移……应用科学是实现美国至高无上地位的唯一途径……在经济和能源领域，优秀的美国公司在管理方面无可匹敌。”
　　亚当斯指的显然是摩根的美国钢铁公司、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和他们控制的铁路和其他产业。他继续写道：“美利坚合众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和正在成长的帝国，这个帝国扩展到了半个地球，拥有自己积聚的财富、最完美的运输工具以及世界上所能够达到的最精致而又最强大的工业体系。”
　　亚当斯的描述，预示了1904年哈尔福德·麦金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篇讲话《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的思想。亚当斯这样写道：“美国现在占据了一个力量无边的位置。受惠于诸多因素如地理位置、矿藏、气候和她的人民的性格，只要对付国内大众的摩擦不至于抵消她的活力，那么她不论在和平时期或者在战争中都不必惧怕对手。”他这样解释公司制度：“采取了公司的形式后，能够控制这些公司的人就会脱颖而出，因为他们是最合适的人。这个过程就是自然选择。”
　　天定命运论
　　亚当斯重复的是弗里德里希·杰克逊·特纳的思想。特纳把美国“天定命运论”（又译“天命论”、“天命观”、“昭昭天命”。——译者）理论化了。特纳认为，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有无限扩展的边疆。他将美国的历史存在定义为永远向西部新边疆行进的地缘政治扩张：“一片自由的土地，她的存在和不断的回归，无休止地向西移民推进，这就概括了美国的发展。”特纳认为：“美国人,正在膨胀的人民，开疆拓土是他们都具有的本性。”这正是后来德国的“生存空间”概念的先声（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指国土以外可控制的领土和属地。——译者），在它的里面浸透了宗教式虚幻：是上帝要美国来充当救世主。
　　特纳认为，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扩张，是“那些扩张势力内在力量的真实成就。”对他来说，美国历史就是一个“把边界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美国所具有的活力会要求为她施展抱负找到一个不断扩大的空间。”
　　特纳和亚当斯的著作为美国精英家族从1890年以来在全球扩张的行为和计划创造了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理论。美国“天命论”，在1914年欧洲大战这个节点上，用精英圈里的JP.摩根和约翰·D洛克菲勒的观点来看，就是去填补全球事务中由于英帝国衰落而形成的真空。亚当斯在他写于世纪之交的《新帝国》一书中，预见到美国将成为世界大国，并将征服整个欧亚大陆这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空间。
　　亚当斯和特纳一样，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和大多数美国富豪精英也都是。他们说出了一个遏制不住的想法：19世纪美国实行扩张是承奉“天定之命”，先要横跨美洲大陆，不久以后必须统治这个世界的所有其他地方，因为那个照耀颓废僵硬的英帝国的太阳已经西沉了。
　　布鲁克斯·亚当斯将特纳的“边疆”扩大到全世界，在这里就是公开地反对德国和对抗英国。他指出，美国要成为英国霸权的继任者，唯一的竞争对手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两个对手之间，美国要同较弱的英国结盟，反对较强的德国——这就是美国从一场欧洲大战的废墟中崛起的战略。野心勃勃的美国精英已经认真钻研过英国式的均势法。他们踌躇满志，要动真刀真枪地干了。这些美国学生马上就要动手向大师篡位了。不过干这件事情还需要一点时间。
　　找一个打仗的借口
　　英国的军事和外交领导者因走背运而于1914年参战，其中的细节在笔者的前一部著作《石油战争》里已有叙述（《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那一场战争并不是由于违反重大国际条约，在萨拉热窝刺杀弗朗西斯·费迪南大公而引发的。打那场战争的战略决定，很早以前就在白厅和唐宁街10号作出了。英国先是在1904年与法国达成友好谅解，然后与沙皇俄国签订1907年协定——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输给了英国支持的日本。这个“三国协约”的目的，是对他们共同的仇敌德国实行军事包围和孤立。
　　那时英国政界主要受两大派系的影响。其一是以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为首的团体。塞西尔在战争期间的1915年担任过一年的外交次长，然后在1916～1918年间负责掌控“战时对敌封锁”这样的重要行动。塞西尔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世顾问的后裔，他后来起草了战后成为国际联盟宪章核心部分的内容。
　　其二是影响力大得多的艾尔弗雷德·米尔纳的圆桌会社的拥戴者。圆桌会社利用对伦敦《泰晤士报》社论的控制权来宣扬这样一个观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存在和强劲的增长，已经对英国继续统治海洋、控制世界贸易和资金流动构成了致命威胁。他们要读者相信，要想阻止德国从英帝国的废墟走向世界统治者的地位，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宣战的直接理由实际上有两个。第一个，也许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是德国银行界和政治领导修建铁路线的决定——把柏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连接起来，这对英国从波斯得到石油供给、对英国控制通往她的皇冠上明珠般的殖民地印度的通道构成了威胁。在敏锐的英国军事思想家看来（年轻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也在其中），这个形势由于第二个因素而恶化：德意志第二帝国还打算建立远洋海军，从1898年到1912年将分阶段对此计划进行实施，至少要保证德国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反对英国对海洋的控制。这是德国海军上将冯·蒂尔皮茨的主意。
　　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帝国的战略核心一直都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交通线和全球商业贸易通道。英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开战的决定以及后来向奥斯曼土耳其开战的决定，并不是出于英帝国的强大，反而是由于这个帝国看到了自己的致命弱点。这是精心策划好的：最好的战略是先下手，而不是坐待崛起的德国霸权来挑战英国，那时将更难以应对。这个决策最终将要证明的是，不列颠的统治是会终结的。不过，在英国精英不情愿地承认这个事实之前，还有两次世界大战要打，还要再过好多年的时间。
　　中立的美国：“他使我们免于战争……”
　　欧洲战争爆发时，美国的全部人口中1/3以上是移民，大多数来自德国、爱尔兰和意大利,其中有800万美籍德国人。除了主要在东海岸与伦敦或法国有商业往来的少量银行业和商业精英以外，绝大多数美国人和一场在欧洲进行的战争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兴趣介入，这场战争绝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是与金融托拉斯成员一起于1913年创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那个总统，再次得到“雄鹿”进步党的支持，以最微弱的优势当选连任。
　　乔治·珀金斯，J.P.摩根的前任合伙人，这个事件中的政治贿赂“中间人”，曾经会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雅各布·希夫、乔治·贝克和克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这些人都是金融托拉斯精英中的精华。为了确保威尔逊在1915年底连任，他们在美国钢铁公司的艾尔伯特·格雷的家里秘密会晤过。参与者还有前总统、“雄鹿”进步党的党首西奥多·罗斯福 。在战争中繁荣起来的这家美国钢铁公司，也是由摩根控制的。
　　威尔逊十分小心谨慎地接受来自摩根圈子的秘密竞选资金，这个圈子里有他的老赞助人克利夫兰和道奇、库恩-洛布公司的雅各布·希夫、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华尔街的威廉·博伊斯·汤普森、大通国民银行的大股东海登·斯通。尽管如此，威尔逊仍然只是勉强获胜。在投票的次日，加利福尼亚进步党人对选票做了手脚，让人不得不对威尔逊的得票数产生怀疑。
　　1916年1月，连任的威尔逊总统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在竞选中提出的唯一口号是“他使我们免于战争”，这是他的影子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设计出来的。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威尔逊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人民的政府，而人民是不会选择战争的。”一年过去之后，美国人民仍然不选择战争，但是威尔逊选择了战争，在他的背后是金融托拉斯的强烈要求。
　　摩根的买卖很赚钱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大不列颠的财政已经崩溃，经济陷入了萧条。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下降到警戒线。英国的工业已经无力生产足够的、打一场全面战争所需要的装备和弹药。（《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
　　1914年10月，英国政府陆军部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华盛顿，任务是从美国私人公司那里采购军用物资。美国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严格中立。英国的采购团很快就决定将纽约的一家私人投资银行——摩根公司——作为它的独家采购代理商。表面上看起来，让一家中立国的私人银行作为另一国的官方采购代理人是极其冒险的。不过1914年开张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使风险更加容易管理。
　　摩根充当了英王陛下的政府中介人，安排军火和军需品、武器、军服、化学品的采购，总之就是1914年打一场当时的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切。此外，英国政府任命了同一家摩根公司作为金融代理人。摩根得到了一个令人钦羡的身份，既为战争采购融资，又安排和挑选供货的公司，还要为采购的武器装备制定价格。所以毫不奇怪，只有摩根和洛克菲勒公司集团旗下的那些公司，才能从摩根这场精明的采购中受益。
　　英国战争署询问过摩根公司的新任主席小摩根（他继承了1913年去世的老摩根的职位）威尔逊总统将如何看待美国最具知名度的银行如此毫不遮掩地偏袒英国，帮助她打仗。据报道，小摩根这样回答，公司肯定不会使保持中立的美国政府感到尴尬，因为摩根与英国陆军部、后来与法国政府之间的业务，只是扩大贸易的商业行为，与政治或外交无关。1915年1月，摩根去白宫见威尔逊总统，讨论摩根在与英国的交往中所担任的角色。威尔逊告诉他，总统对摩根集团或其他人“促进贸易”的任何行为都没有异议。（赖斯曾在小摩根的婚礼上担任男傧相，他也是华尔街和伦敦精英组成的“朝圣团”的会员。）
　　战争史无前例地推进了贸易。
　　1915年欧洲战争爆发之后，特拉华州的杜邦公司得到一笔1亿美元的惊人款项，该款项通过摩根公司从英国汇来，用途是加强生产炸药的部门。在短短几个月内，杜邦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变成了全国的工业支柱。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雷明顿兵器公司、柯尔特轻武器公司，它们的订单都在不断地增加，到1915年底总计约1.75亿美元。美国钢铁公司仅利润一项就从1914年的2300万美元上升到1917年的2.24亿美元。威廉·洛克菲勒的安纳康达铜业公司的净收入从1914年的900万美元上升到1917年的2500万美元。费尔普斯道奇公司与推举威尔逊入主白宫的那个人克利夫兰·道奇有密切关系，这个公司的资产增加了大约400%，从1914年的5900万美元上升到1918年的2.41亿美元。
　　仅仅1916年一年，保持中立的美国向英国和法国出口的工业制造的军火和军需品价值就达到惊人的12.9亿美元。在美国参战的前夜，摩根公司已经安排好向英国和法国出口价值约50亿美元的军用物资，后来又向意大利政府出口，所有的交易都是通过摩根公司安排的信贷才完成的。此前还从来没有通过一家私人银行集团承付过这样大的金额。按目前的美元价值计算，这相当于900亿美元，如果这些贷款被拖欠，足够引起一场重大的银行危机。
　　1915年4月，离美国参战还有两年，J.P.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就像大多数摩根的人一样，他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朝圣团的成员）在费城的美国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学院发表了一场不同寻常但没有几个人注意的演讲。拉蒙特的听众主要是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他告诉听众，美国的工业从资助和卖军火卖战争物资给英国及其欧洲盟国，得到了巨大的利润。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那么摩根和他在华尔街的亲信就会获得更大的利润。对这一点他说得非常清楚。
　　拉蒙特告诉听众：“……我们正在从债务人变为债权人……我们正在累积庞大的出口贸易余额……”拉蒙特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我们的许多制造商和经销商贩卖战争物资的生意十分兴隆。几亿美元的大订单太多了，现在连很一般的普通企业也有生意做了……”这位摩根银行家显然很满意：“在这个潮流的高点上，美国就要变成国际信贷市场上的一个重要因素了。”国际信贷市场，这是摩根最关注的领域，战争结束之后，摩根将要把它当作威力无穷的地缘政治武器来使用。
　　展望不远的未来，拉蒙特接着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呢？许多人都相信，纽约要取代伦敦成为世界货币中心。为了当世界货币中心，我们当然必须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那是非常可能的……”
　　拉蒙特这样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态和摩根公司认为可能对美国全球统治构成挑战的主要威胁对手：“贸易问题和金融最高权力的决定因素有好几个，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战争持续的时间。如果……战争很快结束……那么我们也许会看到，德国会迅速地重新开始（同美国的）竞争，而目前她的出口贸易几乎完全被切断了。”
　　拉蒙特继续说道：“第三个因素也同样取决于战争的持续时间，即我们是否将要成为向外国提供巨大贷款的贷款方。我们真的会变成向外国政府发放天文数字信贷的贷款方吗？持续时间足够长久的战争，将会推动我们成为债权国，而不再是债务国，而且这个发展趋势迟早会让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汇兑的基础货币。”
　　这一场不同寻常的演讲被美国媒体——摩根的合作者——尽心尽力地掩盖起来。拉蒙特在这场演讲中概括了摩根公司的战略——不仅仅是战时的，而且也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整个一战战后时代的战略。
　　对拉蒙特、摩根公司及他们支持的军工制造业来说，生意是出奇的好。193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20年，北达科他州进步党共和党人杰拉尔德·奈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的密友），曾就军火军需品工业和金融业将美国拉入战争的角色举行过听证会。
　　奈把战争工业称作“死亡商人”。他特别指责杜邦公司和另外几个大型化学品公司和军需商，为了从战时销售中获利，宁愿看着美国士兵在战争中丧命。奈参议员在1936年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被调查的美国军火和军需品公司曾经为了得到生意而进行过不合常规的交易,提供过可疑的馈赠和佣金以及采用秘密行事的办法，事实上对外国政府官员和与它们关系密切的盟友进行过贿赂。”
　　为了摩根公司的世界安全而战
　　从拉蒙特及其朋友的观点来看，战争期间的“非常做法”干得很漂亮。可是到了1916年底和1917年初，前景发生了灾难性的突变。1917年2月俄国军队在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发动兵变，沙皇退位（即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简称“二月革命”。——译者）。俄国军队上层没有力量镇压兵变。如果俄国退出战争，德国就不再面临两线作战的重压，就能够将军队集中到西线了。
　　摩根公司向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提供过超过15亿美元的直接战争贷款，还签订了提供给欧洲各交战国约50亿美元的军火和军用物资的订单，摩根公司开始担心，德国最终会打赢这场战争，这太让他们无法想像了。
　　反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俄国战线崩溃了，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威胁，是要在德国总参谋部出资的这场无法无天的赌博（世界大战）中夺取国家权力。德国人决定放手一赌：他们把流亡瑞士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装上火车，随车装运了足够的金条，企图交换一场反对沙皇的革命，以此换取一个敌视英法的政权、一个会追求和平目标的政权。已经筋疲力尽的法国向英国请求增援遭拒；英国的军旗下有100万军队在中东，（英国征用殖民地国家的军队打仗。——译者）正在为瓜分美索不达米亚未开采的石油宝藏做准备。俄国战场停火。德国将有可能为了最后的一击而集结军队，最后穿过马其诺防线横扫法国。
　　那时威尔逊派往伦敦的大使是沃尔特·海因斯·佩奇。佩奇与洛克菲勒集团的关系很密切，在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之前曾担任洛克菲勒的普通教育委员会的理事。佩奇也像美国自1902年以来历任驻伦敦大使一样，是朝圣者会社精心挑选出来的成员。威尔逊的融资天使、国民城市银行董事长克利夫兰·道奇每年给佩奇2.5万美元的收入“补贴”（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
　　1917年3月5日，佩奇大使在向威尔逊总统发出的一封密电中说：“我认为，摩根作为英国和法国政府的金融代理的能力不足以应对正在来临的危机，因为压力太大，需求太大，过于紧迫，一家私营代理无法满足……”；欧洲的前景对美国工业和金融利益的影响“令人担忧”。“如果我们与德国开战，我们能够给予协约国的最大帮助就是出钱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如果愿意这样做，可以向法英大量投放贷款，或者担保这样的贷款……”
　　然后，为了确保伍德罗·威尔逊不犯错误，佩奇大使再一次说：“除非我们向德国宣战，我们的政府当然不能够提供这种直接贷款……”他又补充道，如果没有战争的话，美国的国内经济和金融结构就会崩溃。
　　佩奇写这封信4个星期之后，1917年4月，伍德罗·威尔逊这个在1916年作为和平派候选人再次当选的总统，带领着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亲自到国会去请求批准对德国正式宣战。作为宣战的理由，他提出德国又在无限制地用潜艇袭击美国（以及别的国家）前往英国和法国港口的货运轮船，运送的都是和战争无关的东西。国会给了他压倒多数的支持，只有很少几位坚守中立原则的议员不赞成，其中包括参议员拉福莱特。
　　美国财政部得到了新成立的美联储的帮助；它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本杰明·斯特朗（摩根的密友）首次向全国大众发售所谓的“自由贷款”，筹集到数额空前的款项。摩根公司得到的第一笔“自由贷款”达4亿美元，替英国政府抵偿了欠摩根公司的债务。就这样，威尔逊和美国纳税人为摩根 “火中取栗”，把摩根公司拉出困境。
　　自从美国于1917年4月正式参加欧洲战争，直到1919年11月11日与德国签订停战协议，美国政府借给欧洲协约国的钱，就是摩根的托马斯·拉蒙特在1915年演讲中所提到的“真正巨大”的款项，共93.86311178亿美元，借给英国的占大部分，为41.36亿美元，借给法国的达22.93亿美元。
　　美利坚合众国的全部信心和财力，由美联储提供担保，为了彻底击败德国而被动员起来。但是，这90亿美元并没有去往伦敦或巴黎，去满足他们的急需。相反，这些钱直接进入了从属于摩根集团、库恩－洛布或洛克菲勒的美国工业企业，给协约国购买的战争物资付了钱Walter Hines Page,op.Cit.,p.141.。摩根可真是长袖善舞，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威尔逊的白宫还成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有影响力的宣传机构，为政策180度的大转变进行辩解，把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大众动员起来向德国开战。
　　宣传就是武器
　　伍德罗·威尔逊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公信委）成立于1917年4月13日，目的是在国内推销战争，向国外宣扬美国的战争目的。在威尔逊的新闻记者朋友乔治·克里尔的领导下，公信委将广告技巧和对人类心理的完美的理解相结合。它标志着首次大规模的政府宣传，这个宣传的规模之大，可以说全面地预示了后来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年》里描述的世界。
　　克里尔的公信委有一位加盟者——出生于维也纳、后来加入美国籍的年轻的爱德华·伯奈斯，他是美国历史上最狡猾的宣传者之一。他带来了一门全新的知识——人类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当时甚至还没有翻译成英语。他是奥地利心理分析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内侄，也是弗洛伊德的著作在美国的代理商。
　　有了克里尔专门挖掘丑闻的新闻写作法，又有伯奈斯熟练运用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和无意识需求和冲动-分析理论，美国政府的公信委马上就要用接二连三精心策划的谎话向不明真相的美国公众发起攻击。德国士兵用刺刀刺杀比利时婴儿的暴行和各种编造出来的恐怖形象，很能够煽动美国公众的情绪并驱使他们进入战争狂想，他们要反对的是一个国家，即德国皇帝统治的德国，可是这个国家对美国并没有构成任何威胁。
　　公信委还成了事实上的战时媒体审查人。以“德国宣传的威胁”为理由，公信委对新闻媒体执行了“自愿（宣传）指南”，并且依仗自己反德宣传的成果，推动国会通过了《1917年反间谍法》和《1918年反煽动法》。激进的报纸如社会主义的《呼吁理性》等，在战时限制不同政见的规定下，事实上遭到封杀。
　　亲英派记者、威尔逊的顾问沃尔特·李普曼也加入了克里尔和伯奈斯的公信委。他是年轻的哈佛毕业生，受聘担任摩根的华尔街利益集团与英国秘密的 “圆桌”会社之间的联系人。“圆桌”会社自从1909年成立以来，为煽动英国准备与德国开战发挥过极大的影响。
　　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双周专栏，加入了有上百个国内报纸参加的报业辛迪加，使他成为在美国的最有影响力的亲英喉舌之一。他撰写的专栏文章帮助美国赢得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忠诚，否则他们更容易倾向反战或中立。
　　正是伯奈斯从他的舅舅弗洛伊德那里学来的掌握暴徒心理和恶意操纵人类各种情感和动机的才华，使公共信息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在数月之内就成功实现了挑起大众的战争狂热这样不同寻常的成功。随着伯奈斯的才华充分展现，公信委用麦迪逊大街的广告代理商的手法检查各种公众信息渠道，并且把符合主战观点的材料塞进去。
　　公信委的国内分部下属19个处，每个处只负责一种类型的宣传。公信委的新闻处是战争消息的主要渠道，负责向媒体分发成千份新闻稿。他们自称每周有2万多个报纸专栏都载满了来自公信委的新闻稿，当然他们不会向读者说明消息来源。公信委还成立了一个文艺处，招聘知名的长篇小说作家、短篇小说家和杂文家，这些人的工作就是给美国人民创造浅显易懂的战争形象；每个月的读者多达1200万人。
　　公信委的民事和教育合作处中的亲英学者尽心尽力地编写小册子，如《德国低语》、《德国战争惯例》和《征服与文化》。这是赤裸裸的宣传。那些有声望的思想家，如约翰·杜威和李普曼，把更加成熟的人作为自己的读者群。人群的每一个阶层都被塞满了精心炮制的战争宣传。
　　公信委的图像宣传处拥有当时最棒的广告画家和漫画家。报纸和杂志都迫不及待地捐出广告版面。任何人拿起一份画报都会看见公信委的材料。富有号召力的招贴画都用爱国的色彩画成，贴在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漫画上充满力量的人物形象向美国公众促销“自由公债”，或者告诉年轻人：“山姆大叔需要你！”
　　电影处确保战争在电影院里得到传播。公信委成立了一支全国志愿者队伍—— “4分钟讲解员”，人数最多时达75000人，这些热心的志愿者是政府公信委的授权代表，他们在每一场电影开始前做4分钟演讲，宣讲支持战争、购买“自由公债”等，成效非凡。
　　《电影新闻》1917年的一篇社论说:“我们这个行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且许诺“通过幻灯片、电影的片头和片尾、海报和报纸宣传，我们把立即动员美国的巨大资源所需要的声音传遍四方。”充斥着美国电影院的电影是：《德国皇帝：柏林之兽》、《文化之狼》和《“潘兴”的十字军》等。有一部电影《德国皇帝见鬼去吧》是如此受人欢迎，以至于麻省的防暴警察都被调来对付得不到入场门票的愤怒人群。
　　因为宣传者干的行当是“替别人思考”，所以他们偏爱的方式是绕圈子，而不是直截了当和清楚的逻辑。在战争期间，公信委精心策划，挑动公众感情、妖魔化德国、把战争同各种社会集团的目的相连，在必要的时候不惜说谎，无所不为。
　　诉诸低级情感
　　公信委的宣传有意识地瞄准人的情感而不是心智，这是运用伯奈斯引进的弗洛伊德影响。情感鼓动是公信委战略家喜爱的一种工具，公众情绪的波动可以被巧妙地制造出来,可以被注入任何一种活动中去，他们深谙此道。战后在《科学月刊》里的一篇文章指出：“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小猫遭受苦难的细节，能够激发我们对德国人的仇恨，引起我们对亚美尼亚人的同情，使我们热爱红十字，或者引导我们去为小猫建屋捐钱。”
　　公信委发明了不少战时口号，如“流血的比利时”、“罪恶的德国皇帝”和“捍卫民主的世界”。最常见的宣传海报上画着挥舞刺刀的凶恶的德国士兵，解说词是“用自由公债将匈奴人（公元4～5世纪，来自欧亚草原的一支游牧部族入侵西欧，传说他们是被汉军击败而西迁的匈奴人，其真实身份仍有争论。欧洲一般用匈奴人代指野蛮的、破坏成性的人。——译者）打回去。”这样仇恨和恐惧的感受就被引向了为战争捐款的实际行动。
　　战后芝加哥大学的哈罗德·拉斯韦尔对战争期间的宣传作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分析。他发现，德国在美国宣传失败的原因是它强调的是逻辑而不是情感。德国外交官冯·伯恩斯托夫伯爵这样认为：“美国普通人的突出特点是伟大、肤浅和多愁善感。”德国媒体完全没有抓住这一点。
　　公信委使用的另一个宣传技巧是把敌人妖魔化。拉斯韦尔写道：“现代国家的心理是非常反对战争的，所以每场战争都必须是针对威胁、入侵和谋杀的防御性战争。对于公众来说，必须明确谁是该死的敌人。”公信委的出版物将德国人画成堕落的、残酷的侵略者。弗农·凯洛格教授在一份公信委的出版物里曾经这样写道：“战争结束后，当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辨认出一个德国人，他会退让到路边不让德国人碰他，或者俯身捡起石头把他赶走，这会让我们感到惊奇吗？”
　　讲述暴行是妖魔化德国人特别有效的战略。拉斯韦尔说：“如果开始时人们还不愤怒，那就揭露一个暴行，这个办法很奏效。这一手法在人类所知道的一切冲突中百战百胜。”宣传德国在比利时和法国的难以置信的暴行，几乎把德国人的野蛮上升为神话。公信委的宣传机器说德国士兵砍掉比利时婴儿的手来取乐，邪恶的德国士兵切下比利时妇女乳房的故事被反复讲述。
　　拉斯韦尔于1927年写了一本书《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对克里尔、李普曼和伯奈斯的工作做了详细分析。他同意这几个人的看法：不要相信民主国家的大众会被精英分子的观点引导，必须用操纵情感的方式去引导他们。
　　爱德华·伯奈斯在战后承认，他的同事为了激起对德国的公愤而使用了莫须有的手法。战争期间流传的一些暴行故事，例如一个装满了人的眼珠的浴盆、7岁男孩用木头枪与德国士兵对抗，其实是从过去的冲突事件中找出来重复利用的。拉斯韦尔在关于战时宣传的一本书中声称，暴行故事总是受欢迎的，因为读者能在自己心中体验一种对敌人的义愤，还会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暴行的执行者。他写道：“一个年轻女子被敌人强暴了，国境另一边的那一群男人的心中会生出一种隐秘的满足感。”
　　为了使宣传效果完美，美国政府的公信委有过大手笔的行动，例如把 “汉堡包”改名为“自由牛排”。几十年后布什政府为了排斥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法国，也曾经把油炸薯条原来的法文名（french fries）改成“自由油炸食品”，宣传手法如出一辙。美国人吃的德国泡菜（Sauerkraut）现在成了“自由白菜”（liberty cabbage），著名的德国巧克力奶也变成了荷兰巧克力奶。德裔美国人，虽然热爱和平并且爱国，却由于他们的民族背景和血统而生活在有组织的围攻的恐惧中。
　　美国经历了战时被李普曼、伯奈斯、拉斯韦尔等人用大规模的非常手段操纵舆论的年代之后，已经被改造了。那是一个转折点。这些人把美国改造成外表上很民主，实际上由一群富豪精英为一己私利而实行欺骗性统治的国家了。
　　伯奈斯于1928年写了一本极其坦率的书，书名就叫《宣传》。伯奈斯宣布：“战时宣传的巨大成功，打开了少数聪明人的眼界……他们看到了指挥大众意识的可能性。”伯奈斯这样谈论他在公信委的工作：“美国政府开发了一项‘新’技术……舆论的操纵者利用了大众的传统心态和情感模式，制造出对敌人的所谓暴行、恐怖和暴政的群众性反感。战后，聪明人自然会问，对于和平时期的问题是否也有可能采用类似的技巧呢？”
　　操纵舆论大有可为
　　伯奈斯欲罢不能，他接着动手建立了一个新的专业，他称之为公共关系。（伯奈斯在本书中将他的观点作了如下定义：“公共关系是试图通过信息说服和修正，使公众支持某项活动、缘由、运动或法规。”）他在二战结束后编了一本书，把这种工作叫做“舆论工程”。纽约麦迪逊大街上的高级广告技巧，那种让人在无意识中产生购买任何一种东西的强烈愿望，如品牌香烟、昂贵的女鞋甚至连收买政治代理人在内，都是伯奈斯的创造。这是一个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操纵事实真相的高级技巧，具体目标可以是推销一项政策，也可以是出售象牙牌香皂。他因此荣获了“幸运转盘之父”的头衔。
　　由于威尔逊政府的公信委使用了非凡的宣传机器，紧锣密鼓地导演了美国大众的战争激情，在为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提供私营的战争融资和物资供应的背后，摩根和华尔街的利益集团才得以赚大钱，并且还能把有利可图的战争生意进一步扩大。这一次，有美国政府的全部信誉在为摩根和金融托拉斯私人银行的利益作担保。刚刚成立的美联储所具有的事实上无限的融资能力，给摩根和金融托拉斯此次贷款的奇高风险打了保票。
　　令人震惊的战争成本
　　五年可怕的战争岁月过去了，它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的代价不可估量。在这场号称“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中，按照政府的正式统计，直接或间接死亡的人数在1600万～2000万之间，其中700万人是军人，1000万人是平民。威尔逊派到欧洲的美国远征军总司令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潘兴为美国著名军事家，在美军历史上唯一获得General of the Armies军衔。——译者）在纽约受到群众狂欢式的欢迎，就像欢迎出征帝王带着战败国丰富的战利品凯旋那样。只是这一次来自战败国的战利品没有归属于打胜仗的将军们，而是收入了摩根家族公司和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囊中：它们紧紧抓住新成立的美联储发行的政府自由公债和买卖债券的“业务”，拿着这些钱来投资于欧洲的大战。
　　所有参战国的战争代价的总和，用货币来衡量是惊人的1860亿美元。其中德国花费了390亿美元，而美国和协约国的总数为1230亿美元。美国的战争开销是220亿美元，实际上从1917年4月起参战，时间只有两年多一点，花费就有如此之巨。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订，此时英国和印度、加拿大以及其他英联邦国家在与德国和轴心国的战争中已经花费了110亿英镑（540亿美元）。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看这个数字：从1914年3月31日到1920年3月31日的6个财政年度中，英国政府的支出已超过1914年以前225年支出的总和。英国人民以税收的形式支付了其中的36%，其余64%是借来的，主要是通过美联储向美国政府借的。他们一共借了74亿英镑，然后钉住每英镑对4.86美元的汇率。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英国的债务只有7.11亿英镑，不足全部国家财富的5%。战争结束的时候，国家债务已经如吹汽球一样涨到82亿英镑，6年时间内增加了11.5倍。
　　这是英帝国作为世界银行业之都的终结，正如托马斯·拉蒙特于1915年所希望的那样。英国的战争债务令她窒息。（Harvey E.Fisk,English Public Finance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688,New York,Bankers Trust Company,1920,pp.1～5.值得注意的是，摩根的一家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就对英国的财政作了充分的研究。）美国战争期间的公共债务扩大了约25倍，从1913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1919年底的250亿美元以上。那笔债务由美联储出售政府债券来融资，购买者是以J.P.摩根、库恩-洛布公司为首的华尔街私人债券营销商，它们获得了惊人的利润。
　　J.P.摩根、洛克菲勒和华尔街上的公司还面临着一个问题，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从英国手中夺取全球帝国的权杖：还需要多做一点工作，还需要多一点美国佬的精明，还需要再打一场世界大战。
　　对于J.P.摩根公司和它在华尔街货币托拉斯的亲信们来说，最有意义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美国的地位，这就是摩根的托马斯·拉蒙特1915年在费城对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的演讲中所期望的：美国从一个债务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这个地位以前是被英国占据的。
　　战争期间，全世界的银行家所接受的那个市场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不只是银行家，前美联储董事会副主席保罗·沃伯格也转移到纽约了。这个美联储的立法设计师回到库恩-洛布公司，现在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营商业承兑汇票的银行了。黄金本位制仍然是外汇兑换的基础，以华尔街银行为首的为数不多的几家国际银行手握黄金，控制着西方国家的货币体系。英国直到1925年以前都没有办法回到金本位制；那一年，借助从本杰明·斯特朗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得到的一笔黄金贷款和后来追加的摩根公司1亿美元私人贷款的帮助，英国经济以惨重的代价回归金本位制。
　　1919年12月，在纽约的银行家推动下，国会通过了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修正案，即《埃奇修正案》。那个小小的修正案说得非常清楚，它授权成立特殊的金融机构，目的是为了“从事国际银行业务和在国外的银行业务，从事其他各种国际或对外的金融操作，包括经营黄金或黄金实物以及持有外国公司的股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E.W.凯默勒这样评价该修正案：“美联储正在证明自己对美国贸易和美国金融的国际化所具有重大的影响。”
　　凯默勒在这里扮演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银行业走向国际化的主要角色，他深知此举的意义。国际化正是J.P.摩根、沃伯格、洛克菲勒和华尔街金融托拉斯内部人小圈子旷日持久的坚持和努力和成立私营的美联储的真正目的。美联储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里对世界政治的重新定义，将证明它自己确有非同寻常之处。

　　第五章    控制黄金：两个帝国的目标冲突

　　“埋藏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下的地雷现在正清晰地进入我们的视野……现在可以看清楚，欧洲的危机为何拖延得如此之久：他们开空头支票付账和填补赤字。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震惊。”——赫伯特·胡佛总统论1931年危机

　　如果朱尼亚斯·皮尔庞特·摩根能活到20世纪20年代末，而且依然亲自执掌商务，我们将无法断定他是否会允许摩根家族在1913年初他死去之后，继续执行过去的方针。摩根是在美联储1914年开业之前几个月去世的。关于75岁的摩根究竟具有多大的个人权威，《华尔街日报》在1912年2月是这样写的：
　　在过去15年里，在华尔街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的事，因而集中在75岁的摩根先生手中的权威，无法传给他的继承人。像他这样的人无人可以代替。在他死后留下的事情要么是没有人去完成，要么这个世界必须设计另外的方式和找到另外的事情来做。
　　摩根去世前几个月，曾被传唤前往人民党的众议院普约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为针对金融垄断行为的指控作证。他的证词是这样的：对于他而言，一个人的个人品格是贷款能否发放的最重要条件。人民党的媒体嘲笑这样的回答，它们指责摩根是势力通天的“金融托拉斯”的首领。国会或大多数美国人民那时还无法认识到这项指控的真实性。
　　老摩根在1913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去世，其后管理摩根公司的是合伙继承人，其中有亨利·P.戴维森、威拉德·斯特雷特（于凡尔赛和谈期间去世）、托马斯·拉蒙特，后来还有小摩根。
　　该银行继续与华尔街的金融业命运与共，并且因此由它和华尔街主导的美国金融和经济，通过各种金融上的纠缠与战后英国的前途难解难分。美国金融不遗余力地寻求成为绝对的统治力量，这个力量终将取代伦敦金融城在战前的世界超级金融霸主地位。摩根公司、洛克菲勒金融财团和华尔街的大投资银行，如库恩-洛布公司和狄龙-里德公司，都是这个进程中的领衔角色。
　　战后在摩根家族公司与国外事务的纠缠中充满了严重的问题，对于美国,最终对于全世界都是如此，而且由于摩根家族控制了新成立的美联储而使问题的性质更加复杂。这些始于摩根公司与欧洲之间的信贷关系，在1929～1931年发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波及的地方不仅限于欧洲，让本来是可以控制的美国股市崩溃演变成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紧缩危机，并进一步导致了全球的衰退。那一次的危机同2007～2008年步步展开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性质有明显的相同之处。1919年之后的世界信贷建立在愈益不确定的债务金字塔上，摩根家族和华尔街金融公司就端坐在金字塔的塔尖。大多数欧洲国家、从玻利维亚到波兰的大量发展中国家，都被网罗到华尔街的信贷金字塔中。
　　大萧条和1931年欧洲危机之后的几十年中，人们始终没有理解世界经济崩溃的真正原因，也没有多少讨论。1931～1938年大萧条的真正起源，其实不是纽约股市定价过高和崩溃，而是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执政时期，控制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摩根家族和华尔街各家公司的一次错误行动，全球衰退以及首先发生的股市泡沫，其根本的原因都在于此。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以正在崛起的纽约的实力进行权力大赌博，志在夺取一战前伦敦金融城所占据的世界金融心脏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黄金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纽约金融托拉斯内部，对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完成事实上的货币政变还有不同的观点，然而对于纽约要在这场政变中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这一点上，大家的观点完全一致。
　　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摩根集团在美国的巨大势力是与伦敦的主要金融集团，首先是与罗斯柴尔德的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它看到了一个战略：建立一个“特殊关系”模式的联盟，一个衰落的伦敦金融城和一个崛起的华尔街结盟，将是通往美国世纪的最佳途径。摩根与伦敦金融城和英国财政部保持了非常紧密的关系，纽约的银行仍然是英国政府在美国的官方金融代理，直到1931年9月英国违反摩根公司的意愿放弃金本位制。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本杰明·斯特朗始终坚持着摩根的观点。
　　华尔街的其他人，特别是狄龙-里德公司以及他们有影响力的顾问埃德温·凯默勒（他在20世纪20年代为推动世界回归金本位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新的金本位制要由美国主导）却持不同的观点。他们也相信，一个正在成型的、以美国黄金储备和华尔街银行的地位为基础的美国应该最终取代英国作为世界的第一大国。然而，凯默勒和他的圈子里的人认为没必要像摩根家族那样对待伦敦金融城或英国，那样太温柔了。摩根公司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分支机构——摩根·格伦费尔，与英格兰银行和斯特朗行长也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无论如何，华尔街所有的大财团都同意，它们的未来是在欧洲、拉丁美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地方扩大有利可图的信贷，那些地方曾经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伦敦金融城的地盘。这些贷款，特别是华尔街认购的世界债券，使纽约的银行家赚到了5%甚至8%的外汇收益，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些债券或贷款都由那些贷款国家的政府提供担保，它们都同意按照美国主导的金本位制来“稳定”自己的战后货币。这个货币稳定体系只不过是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粗糙的和不定型的蓝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体系中，纽约的银行制度将要被当成制度上的圣典，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体系的核心。
　　时间已经到了1922年2月，海外贷款泡沫的初期，沃伦·哈定总统在当时担任美国商务部长的赫伯特·胡佛的敦促下，召集了一次白宫特别会议；胡佛已经担心海外贷款的剧增和其中包含的风险。出席会议的人有总统、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胡佛，以及华尔街最大债券发行商的代表，主要有摩根、狄龙-里德、库恩-洛布等公司。会议的议题是：如此大规模的海外贷款，所包含的未知风险以及对美国经济的潜在威胁。这次会议最后形成决议，所有新的海外贷款计划都要先报国务院审核，国务院将转发给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国务院还要对新的贷款计划对美国的政治意义提出意见。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权有势的纽约银行家就进行了反攻。他们说服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向国务院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美国政府“不要插手”华尔街有利可图的对外贷款。金融托拉斯胜利了。哈定总统和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有势力的亲英银行家，其财产可与洛克菲勒匹敌）不得不撤退，那个决议成了一纸空文。海外贷款热高烧不退，直到发生1929～1931年的崩溃。
　　华尔街20世纪20年代制造海外信贷泡沫导致的危机，与华尔街1999年制造证券化泡沫导致的危机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后者于2007年夏天开始崩溃，并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灾难。
　　在20世纪20年代金融泡沫形成的过程中，华尔街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是紧密的盟友。梅隆是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从1921年干到1932年，直到新当选的胡佛总统解雇他，在几届总统任期内经历了泡沫的全过程。直到进入21世纪，美国财政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华尔街这三驾马车将始终是美国金融势力的核心。
　　华尔街在1929年市场崩溃之前的10年里，共发行海外债券达70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Herbert Hoover,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Volume Two:The Cabinet and the Presidency 1920～1933,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952,p.90.）送到欧洲去的贷款中，90%以上是给带着战争创伤的欧洲各国政府买美国货用的，这是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大公司的实惠。不久之后1929年市场崩溃时，这种贸易垮下来就转变成追打萧条中的美国工业的工具了。
　　斯特朗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控制一切
　　1914年以后，在摩根的密友本杰明·斯特朗（有权势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第一任行长）的指导下，到关键的1929～1931年为止，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实际上被J.P.摩根领导下的华尔街的需要所左右：取代伦敦金融城，成为全世界的银行。作为这个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余11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的储备金都被斯特朗调入纽约。斯特朗过去是摩根控制的纽约银行信托公司的副董事长，曾经作为J.P.摩根的个人代表参加了1910年在佐治亚州哲基尔岛的银行家秘密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起草了后来于1913年成立美联储的计划。说斯特朗是摩根的人，一点也没有夸张。
　　于是，以纽约为中心的银行将1920～1929年间美国工业和农业创造的财富通过华尔街，输送到海外信贷市场。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斯特朗行长掌控之下，12家联邦储备成员银行之一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势力远在其他银行之上），以对外业务为第一要务，其任务是推动美国贷款走向世界、创造美国主导的新国际金本位制。其余11家地区性储备银行只负责处理本地或区域性经济事务。在20世纪20年代找不到途径去德国或其他能赚钱的海外市场的那些货币纷纷涌入了纽约股市，1925年以后越来越多。
　　破坏性的欧洲大战带来了这样的后果：从英国、法国、意大利到所有的欧洲交战国，都因为要打仗而不得不借债，让美国用它们的黄金来生产军火和军用物资。欧洲各中央银行数量空前巨大的黄金储备就这样流进美联储的金库里去了。
　　凡尔赛和谈结束之时，美国已经持有相当部分的世界货币黄金，自开战以来美国的黄金储备增加了400%。黄金本来是商品，直到1914年大战爆发前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这个货币体系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一直以伦敦金融城为中心。
　　1920年美联储持有世界全部货币黄金储备的40%。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身负沉重的美国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的时候，为了得到黄金,美国出得起世界上最高的价格。
　　本杰明·斯特朗在纽约为美联储制定了大政方针：第一位的目标是重建1914年前的国际金本位制度，但是真正的中心内容，则表现出他和华尔街的远见：让美国出钱帮助欧洲进行战后经济重建，让纽约银行提供贷款和担保债券，这是赚钱的好买卖。他们是这样想的：除非英国也参加进来，这个纽约主导的金本位制才是大家都能相信的对世界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安排。
　　纽约的金融托拉斯，甚至本杰明·斯特朗自己，都把英国和英格兰银行的地位看做纽约中心计划中很小的或者从属的部分，但是伦敦金融城以及英国不会接受这一点。在1919年凡尔赛和谈中，美国财政部的要求是，协约国,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必须还清美国几十亿美元的战争贷款。这等于是要英国承认，美国精英不再满足于充当一个小角色了。在真正的意义上，在1939年新的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地缘政治的全部历史，就是不动声色的拼命挣扎：避免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沦为被支配的角色，她要保住帝国的全球霸权。
　　战争和她必须承担的巨大公共债务，严重削弱了英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但是英帝国仍然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基本成分，对于任何一个新的金本位来说，甚至是由纽约主导的金本位，都是重要的。
　　斯特朗个人是亲英国的。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每一年他都与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在英国和法国南部度假，直到1928年去世。他明确赞同诺曼的观点，即“世界应该被一个私人控制的世界金融体系管理，这个体系有能力控制所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这正是已故的美国权势集团圈内人物卡罗尔·奎格利在他不朽的著作《悲剧与希望》里所描写的。
　　奎格利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来他在20世纪60年代任教于华盛顿的精英大学——乔治敦大学时，当过比尔·克林顿的老师。据报道，他有查阅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秘密文件和档案的特权，目的是方便他研究和写书，但是有一个条件：在他的书里不能触及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作用。他信守诺言，不过他可以集中力量曝光当时已经被削弱了的J.P.摩根集团：大萧条之后它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根据笔者从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奎格利在临终前担心他是不是揭露了权势集团太多的内幕和成果，尽管在他的这部1300页的著作中居然没有提到洛克菲勒的核心作用。）
　　摩根-斯特朗-蒙塔古·诺曼重回1914年金本位制背后的理念，正如奎格利所述：“这一体系将被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以一个封建的方式控制，采取一致行动，背后是频繁的私人会晤达成的秘密协定……在每个国家里，中央银行的权力就是它对信贷和货币供给的控制。整个世界上的中央银行都因为控制了贷款和黄金流动才有实际权力。”（根据笔者从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奎格利在临终前担心他是不是揭露了权势集团太多的内幕和成果，尽管在他的这部1300页的著作中居然没有提到洛克菲勒的核心作用。）
　　20世纪20年代那个体系的核心，是本杰明·斯特朗手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倒霉的赫伯特·胡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严厉指责斯特朗应该为大萧条的巨大伤害负责。1941年，胡佛在提到斯特朗指引美联储的政策方向时这样写道：“有的罪行比谋杀更严重，有人应该为此受到唾骂和惩罚。”胡佛把斯特朗称为“欧洲的思想附庸”，他这里是暗指蒙塔古·诺曼。胡佛在20世纪20年代初和斯特朗是亲密的朋友，但后来和他决裂，因为后者支持向欧洲银行无限制贷款的政策。
　　胡佛对斯特朗的批判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理由却是错的。胡佛忽视了或者看错了地缘政治计划的巨大规模，斯特朗和华尔街要干的事情，就是直接把纽约变成资本流动的中心。
　　胡佛进一步指出，为了让英国1925年以后回到黄金本位制（的行动坚持到底），斯特朗操纵了纽约储备银行的利率——人为地压低了美国的利率，1927年正当股票投机热走向失控的当口，这实际上是在火上加油，随后发生了1929年惊人的崩溃。
　　斯特朗听从欧洲而不听从“美因街”
　　（英文为Main Street,又译作“缅因街“、“商业街“等，指小企业主经营业务的地方，与金融大亨所在的华尔街相对。——译者）
　　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德意志帝国银行的雅尔玛·沙赫特和法兰西银行的夏尔·里斯特于1925年曾经一同来到纽约，敦促斯特朗降低美联储的贴现率，让英国更加容易地重新回到金本位制，并且刺激欧洲大陆经济复苏，让德国得以支付《道威斯计划》中对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战争赔款，同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也需要借美元来支付美国的战争贷款。
　　20世纪20年代美国有一系列保护性关税，上自1922年的《福德尼-麦坎伯法》，下至1930年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的进口壁垒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样一来欧洲国家只能向美国银行借贷，否则就不可能（或者很难）偿还战争借款和赔款。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政府面前，几乎不存在通过用美元结算的对外贸易盈余的传统方式归还债务或赔款的可能性。与今天流行的自由贸易神话正相反，引起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的不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它只是一个体系之中使事情恶化的一个很小的因素，这个体系的基础从1919年之后就腐朽了。美国在欧洲战争后建立的金融大厦整个建立在流沙之上。但是只要货币还在流动，这个基本的事实就不会引起关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特朗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曾数次前往伦敦，会见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业人士。仰仗自己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权力，斯特朗不顾联邦储备委员会一些成员如保罗·沃伯格和阿道夫·米勒的强烈反对，强行推动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致命的、没有先例的决定。尽管美国官方保持中立，摩根的亲信斯特朗曾经负责为协约国军火和军需品采购融资，那时还是1915年。前面已经说过，J.P.摩根是英国政府、后来是法国政府的银行家，而本杰明·斯特朗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战争中的角色，就是使停火的条件无法实现，把战争坚持到1917年美国参战。
　　斯特朗在摩根的支持下，在1935年《银行法》之前很多年，就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变成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所有成员银行的所有国际金融业务的“领导”，这是没有先例的。直到通过1935年的《银行法》，纽约联邦储蓄银行才能（合法地）直接和独立控制美国的国际货币和银行政策。摩根和哲基尔岛的计划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前实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权力实际上是个人的权力，只有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那个危机，才能迫使那个权力发生一点表面上的变化。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战略
　　20世纪20年代，英国银行回归金本位制、重建伦敦金融城为世界金融中心，这两点对于英国的战后经济战略十分重要。它还是整个国际信贷金字塔的中心，这个金字塔重建于1925年，在1929～1931年毁灭性的经济崩溃中倒塌。比德国战争赔款或协约国欠的战争贷款更重要的，是由美国主导的战后黄金汇兑本位制和英格兰银行摇摇欲坠的地位，这才是引起历史上全世界最严重的经济紧缩的决定性因素。
　　英国在20年前打的那场痛苦的布尔战争，就是为了得到世界上当时最大的金矿，确保英格兰银行的控制地位。现在，在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争之后，来自黄金的利益已经消失，随之而去的是伦敦金融城对世界信贷的控制——英国地缘政治影响的核心。
　　1919年在凡尔赛，协约国为战争债务和德国赔款谈判开始“战后之战”时，英国政府不得不正式将英镑撤出金本位制，放弃战前1英镑兑换4.86美元的基准汇率，这是因为华盛顿坚持要求还清贷款，这数十亿债务是英国从美国银行借来的，实际上是从摩根银行和后来的美国财政部借的。
　　英国企业界曾经天真地期望，如果英、美、法、意组成的联盟打赢这场战争，它们的美国“表弟”会把欠债的事情忘掉。当美国政府在摩根和华尔街的压力下拒绝让步时，它们的幻想破灭了。英帝国与美国的非官方贸易是长期入超，这样英国维持战前世界金本位制中心的幻想也化成了泡影。
　　英国极不情愿地走出了那一步。1919年，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势力不再是英帝国，而是毫无疑问地成了美国。放弃金本位制——哪怕是暂时的放弃，也是在不情愿地承认这个事实。
　　美国以最强权的姿态从战争中崛起，成为所有欧洲大国的债主。在打仗的这几年中，美国的黄金储备扩大了四倍，把世界上最大的货币黄金储备握在手中。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股市大崩溃的1929年。英国债台高筑，主要是欠美国的债；英镑剧烈贬值，黄金储备下降到警戒线。
　　战后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界最担心的是纽约将取代伦敦金融城而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作用就举足轻重了。美国在1917年开始参战后的两年中暂停了美元钉住黄金的汇率，但是到1919年又恢复了。与英国不同，美国回归金本位制没有困难。它拥有创建新金本位制的决定性地位。
　　南非威胁要独立行动
　　对英国来说，世界上最大黄金生产国南非将在未来把黄金直接装船运到纽约而不是伦敦金融城，这将把纽约变成世界主要的黄金市场。危险正在步步逼近。英格兰银行将失去最强有力的武器——对世界黄金流动的控制。世界金融中心将确定无疑地从伦敦转移到纽约，英国对世界事务施加的影响将荡然无存。英格兰银行行长坎利夫勋爵在1919年3月（英格兰放弃战前4.86美元的固定汇率后）写信给伦敦黄金委员会（英国控制南非等地黄金开采的集团），在信中指出：
　　由于我们很糟糕的工业状态，今后几年中美国的兑换率将始终低于英镑的黄金基准价，我们很难想象会出现任何变化将其置于黄金基准价之上。因此，我们认为南非黄金生产者一定会把他们的产品运往纽约，南非政府也会全力以赴地立即采取行动帮助他们这样做。在几年之中那将是最好的市场。南非的黄金流向一旦被引导到纽约，日后将很难再扭转此种流向，如果纽约能够变成最好的和最自由的黄金市场，这个市场能够为把纽约建成世界的中央货币市场发挥强大的影响。
　　为了避免产生如此破坏性的后果，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界用尽一切办法控制南非政府的决策。英格兰银行向英国航运公司施加压力，要它们降低从南非到伦敦的运费，试图用低成本来吸引原本向纽约运输的黄金。它还密切监视新开设的每一条美国-南非航线。
　　不过，最严格的控制是英格兰银行直接插手，这是通过友好的南非政府的帮助而完成的。1919年的南非总理是英国的“圆桌”会社成员扬·史末资。欧洲战争的那几年，他既在伦敦作为劳合·乔治的帝国战时内阁成员，同时还保留了南非政府内阁的成员身份。他是英帝国利益的热忱捍卫者，凡尔赛和谈中国际联盟理念的主要设计者，是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可以信赖的英国利益的支持者。（下面有关史末茨、伦敦以及控制南非黄金流的斗争来自艾利教授的宝贵研究，他的著作来自南非储备银行的档案以及其他政府文献，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伦敦和比勒陀利亚之间为了争夺世界货币黄金控制权紧张的三角斗争。笔者多年来还从前南非储备银行经济学家迪特里希·格戴斯有关金本位和国际央行的神秘运作方式的讨论中获益匪浅。）
　　就在英镑放弃与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比价的时候,1919年8月，史末资担任了南非的总理。
　　1919年4月，英格兰银行起草了一份与南非金矿主的协定，目的是保证在南非生产的全部黄金，除了当地货币所需之外，一律经过英格兰银行出售。英国议会也在1920年通过了《出口管制法》，限制英国黄金的自由出口。
　　对黄金流进流出伦敦的双重控制有利于伦敦的黄金银行，其中包括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南非黄金开采公司最大的融资人。伦敦不参加金本位制，同时有目的地控制黄金向纽约的运输，这是关系到帝国未来的生死攸关的最高战略。
　　英格兰银行和南非金矿主协会之间于1919年7月签署的协议，看起来给了伦敦金融城所需要的力量：继续控制南非的黄金生产，避免南非黄金直接运往纽约。
　　南非在史末资和伦敦圆桌会社领导者米尔纳勋爵的强力支持下，已经掌握了保证伦敦金融城日后重登一战前世界金融之都宝座的能力。
　　在南非黄金和伦敦之间重建联系的中心人物，是亨利.斯特拉哥什爵士，他是英格兰银行的顾问，蒙塔古·诺曼行长和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密友。斯特拉哥什是伦敦金融城银行利益的得力代言人，也是联合公司的常务董事，这是一个投资于南非黄金生产的大型矿业公司。斯特拉哥什应史末资的邀请，担任了南非政府和英国货币关系的顾问。
　　斯特拉哥什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是温斯顿·丘吉尔的金融台柱，在20年代初期，他往来于比勒陀利亚的史末资和伦敦的蒙塔古·诺曼之间，为把南非的金融牢牢地维持在帝国系统之内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幕后角色。（John Charmley,Churchill-The End of Glory,London,Sceptre,1993,p.336.）正如斯特拉哥什所说，他的目标就是让南非“在走向有效的金本位道路上与大不列颠尽可能地步调一致。”
　　这场进军在1924年突然中断。对于南非的国内经济来说，这场进军是以巨大的经济代价强制执行的。把南非的货币兰特和英镑挂钩，并且禁止向英格兰银行以外的买家出售黄金，南非的最大出口创汇产品——黄金——受到打击。许多金矿无利可图。因为兰特与英镑挂钩而发生了通货膨胀——一战后英国通货膨胀严重，在放弃金本位制期间，普通南非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矿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频繁发生。
　　1922年年初，整个南特区的矿工举行大罢工，史末资宣布戒严，并且下令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结果造成700名白人矿工死难，史末资得到了一个绰号——“沾满鲜血的人”。南非国内反对与英镑挂钩成了政治热点问题。
　　在这样不断增长的内部压力下，英格兰银行与南非金矿达成一致，对自由出口黄金的禁令到1925年6月30日就会废止。这就给伦敦回归英镑金本位制的准备时间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在1925年回归战前的1：4.86平价的金本位制度，意味着英国面临严重的、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通货紧缩，失业率将会大大上升,会发生许多工人罢工等。那个时候，英镑对美元的实际交易价格比平价低30%，为3.50美元兑换1英镑。他们使用的策略是拖延：竭力使南非保持一致，直到英国经济有更强的实力再回归战前的黄金价格。英国有自己的解禁黄金流动的时间表：在《出口管制法》中规定了1931年的最后期限。可以设想，英国还是给自己留出了充分的时间。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在1925年匆匆忙忙地重新加入金本位之后，恰巧也是在1931年（再一次）脱离金本位制。
　　在史末资亲英帝国的统治下，伦敦的拖延战术并不是太困难。但是，1924年6月的南非全国选举突然改变了一切。史末资的亲伦敦政府被击败，选举的结果有利于工党和以布尔国民军人赫佐格将军为首的国家党之间的联合政府。赫佐格参选的宗旨就是反对国家丧失国民经济控制权和史末资对英镑的支持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赫佐格就职后的最初几个动作之一，就是要成立一个政府顾问委员会，讨论政府是否应该与英镑决裂、是否应该重建以黄金为支持的独立的南非货币。南非政府破天荒第一次在南非黄金决策发生重大变化之前没有征求英格兰银行和斯特拉哥什的意见。更让伦敦忧虑不已的是，在南非新政府的坚持下，这个委员会将不是由英国人而是由美国人担任领导，这个美国人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德文·凯默勒，一流的黄金和货币问题专家。
　　“货币博士”和华尔街的黄金梦想
　　凯默勒是国际上有名的金本位制倡导者。他在美国精英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任教。自从他于1903年将菲律宾纳入金本位体系以后，他所代表的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角色，为他在国际金融圈里赢得了“货币博士”的称号。他还秘密地担任很有影响力的华尔街公司狄龙-里德公司的顾问。凯默勒还是华尔街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体系的设计者，原来执行英国金本位制的国家被一个接一个纳入由美国主导的新的金汇兑本位制。当提到他为多个国家的战后货币稳定当过顾问时，凯默勒承认：“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任命了美国金融顾问并且遵循他们的意见重组金融，并按照美国投资者的想法走他们要求的最成功的现代化路线，就可以提高自己对美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就可以得到优惠的资本。”
　　凯默勒用美国资本的“优惠贷款”来实现的稳定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华尔街行动的基石；在20世纪20年代华盛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华尔街打算控制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取代伦敦金融城在一战前的地位。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但是早产了20年。这也是联邦储备银行执行上述货币政策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些政策推倒了1929年的股市，引发了随后整个华尔街多米诺骨牌式的信贷违约和崩溃，延伸成为全球大萧条。
　　凯默勒所做的工作已经为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成功地引入新的黄金货币基础，每个国家都以华尔街辛迪加式的巨大商业化贷款为支持，放贷银行以摩根家族为首。凯默勒作为道威斯委员会的成员于1924年访问过德国，起草了德意志银行重组和德国马克稳定计划，美国主导的新的金本位制度是这些计划的基础。此外，新的美国金本位汇兑制度于1925年被推广到哥伦比亚和智利，凯默勒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这也是摩根家族领导下的纽约-华盛顿战略的一部分：把拉丁美洲的金融制度和经济发展从英国霸权下转移到美国的霸权之下。
　　在每一个事件中实行的都是“货币博士”凯默勒的货币稳定计划。这种情景看起来很简单，会使人放松警惕：凯默勒有华尔街的关系，所以他能够找来“稳定”货币所需要的大量贷款，说到做到。作为回报，受援的国家要同意这么一个条件：刚刚稳定下来的货币以黄金来支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持有者，自然成为这个新的黄金外交强大势力的中心。
　　凯默勒对南非的建议
　　毫不奇怪，警钟在英格兰银行和整个英国企业界敲响。对英帝国的战略利益的威胁来自南非，凯默勒正在那里与美国的一些兴风作浪的强力集团相互呼应，完全出人意料。
　　凯默勒提交给赫佐格政府的正式报告把问题问得很清楚：“南非是否应该决定同英镑挂钩并希望英镑不久后回归金本位？是否准备好跟随英镑波动？或者，是否应该决定就此与黄金同行？”
　　凯默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建议南非在1925年7月1日之前重返金本位制。
　　这就意味着事实上的以美国为主导的金本位制。凯默勒是这样论证的：重新使用黄金将增加外资对南非经济的投资，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也会使重要的采矿业得到好处，这些都是真的，因为伦敦对于这一切知道得太清楚了。
　　1925年1月，赫佐格的政府宣布，它将要全面执行凯默勒的建议。伦敦认为这是挑起战争，美国爆发户得手了，这对英国势力的前途的影响太大了。英国唯一的问题是她已经没有力量再跟任何人打仗，更不用说美国了。1925年南非金矿的产量占世界每年新增开采量的50%，以后每年的产量都迅速增加。
　　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伦敦金融城始终依赖于它对实体金块贸易的控制力来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伦敦的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在他们的银行办公室里每天为世界黄金定价，英格兰银行掌握着世界货币黄金的主要部分。世界经济在19世纪的起起伏伏，与提供给伦敦买卖金银的银行（如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的实体黄金所发生过的上下波动相伴而行。在1914年之前，伦敦的金本位制表现得如此成功，真实的原因是伦敦有能力首先在1840之后夺取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大部分新发现的金矿。后来在1900年通过布尔战争，来自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的大量黄金再一次保障了伦敦的地位：主导全球对货币黄金需求的扩张。
　　从1873年到1896年，英国经济经历过一个长达23年的经济下滑，在英国经济史上被称为大萧条，其原因是英格兰银行手中缺乏黄金。在南非发现金矿时萧条才结束。
　　英国和英格兰银行要重建1920年以前的影响力，全英国都认为只有一条途径：以一己私利为准，操纵世界黄金的供给，掌控国际金融信贷领域。就像打板球那样，伦敦买卖黄金的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黄金交易干的就是“打擦边球”。英国的一位知名经济学家保罗·艾因齐格在1931年3月皇家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学刊》发表的文章中生动地描写了这样的游戏：
　　只要黄金在出售之前实际上到达伦敦，那么英格兰银行就会总是比其他潜在的购买者更有利，后者为了拿到黄金必须支付从伦敦到他们那里的运输成本，而对英格兰银行来说是免费送货上门。因此，只要英镑与黄金的名义价值相等，黄金就会自己找到进入英格兰银行的路……外国购买者也许就无力与英格兰银行竞争……因为这一有利条件，银行的黄金储备在正常情况下总会得到兰德新出产的黄金补充，所以就不必以高于进口价位的高利率来提高兑换率。因此，最好还是要当心预防南非黄金运输系统发生变化……
　　英帝国的历史和外交史，特别是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新帝国主义时期这一段，其中有很多内容可以沿着对实物黄金的生产、流入和流出伦敦这条线索，追溯伦敦对黄金市场的操纵、对世界主要黄金市场这个特权地位的运用，其中的微妙之处，至今很少被人理解。南非黄金直接运送到纽约，对于伦敦金融城和英国金融机构重建凡尔赛和谈之后的统治计划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它不仅重拳打击英国，还沉重地打击了整个世界的信贷体系。
　　丘吉尔力夺先声——阻止美国的金本位制
　　伦敦对华尔街施展的南非黄金诡计很快作出反应。1925年1月下旬，财政部长温斯顿·丘吉尔（他的政治生涯在布尔战争期间开始于南非）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力主英国提前回归金本位制，以便抢在令人恐惧的美国货币政变之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同意了。
　　几个月之前，以摩根的伙伴查尔斯·道威斯为首的美国银行家，在凯默勒的支持下，已经着手为1922～1923年魏玛时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稳定德国货币进行安排。这更加重了英国的紧迫感。在《道威斯计划》下，德国加入了美国的金本位制，摩根公司给了1亿美元贷款以支持新德国马克。就这样美国和德国被系于同一个金本位制中，正等待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者南非的加入。英国成了局外人。
　　如果南非加入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金本位制，那么伦敦就要面临这样的前景：今后不断增长的世界贸易，特别是将要复苏的同德国的欧洲大陆贸易，将绕过伦敦金融城一去不返，英国将永远风光不再。纽约将成为无人可以挑战的世界金融中心。这是英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也无法接受的巨变。
　　1925年4月28日，财政大臣丘吉尔来到下议院宣布政府的决定，在英格兰银行的全力支持下重返金本位制；汇率将被固定在1914年大战前夕的水平上，即1英镑兑换4.86美元。汇率的决定没有把工业生产率从1914年以来的10年中发生的明显下降考虑在内。即使按照战前的基准汇率计算，英国出口商品用美元的标价已经高得无法找到急需的出口市场。这个汇率的决定，也没有把英国的公共债务、通货膨胀和巨大的贸易赤字（主要是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考虑进去，另外还有决定一个国家货币价值应该考虑的其他因素。汇率就这样决定了。这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决定，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纯粹的地缘政治决定。是否能够成功，将取决于诺曼操纵本杰明·斯特朗和纽约银行业的能力，以及他按照英国利益操纵欧洲的各大中央银行的能力。
　　丘吉尔和蒙塔古·诺曼将英镑锁定在高估了的价格上，就这么重新和黄金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想法是，无论英国的国内工业和英国人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重新恢复伦敦金融城的世界金融体系中心地位。丘吉尔在评价自己的行为时这样说：“即使我们没有这么做，英帝国的其他部门也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且它一定会走向金本位制，不是以英镑而是以美元为基础的金本位制。”
　　斯特朗的重大错误
　　1925年当斯特朗决定按照蒙塔古·诺曼的请求，敦促摩根和其他纽约银行支持英镑返回黄金体系的时候，斯特朗完全没有想到，诺曼和伦敦的各家银行在行动上会做到何等有效，而且同时还能作为美国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领导人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好的朋友出现。英国人计划的核心，是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动手改造1925年以后出现的那个新的金本位制。
　　在1914年8月世界大战爆发前，世界贸易体系建立在国际金本位制之上，但多少进行了一点自我修正。国际贸易依靠的是市场供求原则，发生的不平衡用黄金结算。它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把货币与国家分开的技术体系。当英国是无人可比的金融中心时，伦敦主导了市场。在一战前的货币体系之下，英格兰银行充当“全世界的银行家”。其他主要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所有英国的殖民地，甚至美国，一战前都持有大量的英镑储备，存放在英格兰银行里，而该银行掌管着当时的大部分世界货币黄金。英国的许多自治领和殖民地甚至没有自己国家的货币，它们使用的是掌握在伦敦手中的英镑。
　　这就是蒙塔古.诺曼、丘吉尔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们想要重建的体系。1922年，在热那亚举行的一次大型战后国际经济会议上，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发动了一场外交政变。面对大多数中央银行家的明确反对意见（其中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德意志银行的沙赫特、法国银行的莫罗和里斯特、意大利银行的波纳尔多·斯琴赫），蒙塔古·诺曼依仗着他如同金融圣贤一样的国际声望和一战前英格兰银行以及伦敦金本位的独特经验，成功地说服大会同意了他的新金汇兑本位制概念。
　　在一战前的金本位制下，英镑实际上一直“与黄金同价”。国际市场通过私人的和公共的黄金储备的流入和流出而发生调节，没有对汇兑率水平的操纵。发生长期通货膨胀的国家将失去黄金，这样会强迫它提高利率保持储备，导致国内的信贷紧缩。持有纸币的人总是能够在要求支付的时候用纸币兑换黄金。市场的矫正多多少少是自动的。
　　然而到了1925年的时候，英国不能够也不打算回归一战前严格的金本位制。于是，诺曼和英国财政部采取了修正的办法，表面上看是对原金本位制聪明的修正，而且好像还可以满足占支配地位的纽约银行家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本杰明·斯特朗的目标。这个新的体制，被称为金“汇兑”本位制。
　　玩金融，美国人还是嫩了一点。在这个金汇兑本位制下，美国将在事实上充当英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膨胀的货币的最终支持者。在这个计划里，英国将主要以美元而不是像1914年前那样以黄金持有储备，而欧洲大陆上挣扎在战争创伤中的国家将以英镑而不是以黄金持有它们的储备。这一新的计划实际上允许英国将膨胀了的货币英镑和贷款置于美元之上，允许英国的债务国将它们的货币置于英镑之上。这实际上意味着，1925年以后只有美国还保持严格的金本位制，而所有其他国家都可以拿本国纸币进行兑换了。
　　诺曼说，只有纽约和伦敦的中央银行才应该为持有金块而操心，而像法国那样的其他国家应该拿到有黄金支持的英镑或美元就满足了。毫不奇怪，法国银行行长埃米尔·莫罗（金本位制的强烈倡导者）对诺曼的英-美黄金世界的计划并不高兴。莫罗1926年重建了法兰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把黄金储备恢复到比英格兰银行还要高的水平。法国的黄金地位后来将要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英国的黄金计划中国际联盟的重要作用
　　伦敦重建金融地位计划的核心，是英国要主导国际联盟的官僚机构。英国能够支配国际联盟强有力的金融委员会。蒙塔古·诺曼通过他的两个亲密伙伴——亨利·斯特拉哥什爵士和奥托·尼迈耶爵士——实际上控制了国际联盟的金融委员会。来自英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拉尔夫·霍特里也发挥了骨干作用，他呼吁整个欧洲采用新的金汇兑本位制。诺曼和英国人利用国际联盟迫使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建立合作关系，合作的基础不是古典的金本位制，而是金汇兑本位制，这个制度将允许这些国家通货膨胀和赤字消费，而同时在表面上维持货币的稳定。欧洲国家被迫以定价过高的平价返回金本位制，这是为了使它们的出口不会威胁到英国的出口。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很少，而且不是黄金，是英格兰银行的英镑存款。整个大厦就是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海市蜃楼，信任首先就是对蒙塔古·诺曼指挥技巧的信任，他要导演一场全球货币,至少是欧洲的货币统一。
　　伦敦利用承诺美国银行的信贷以及通过控制日内瓦的国际联盟金融委员会而施加的政治压力，设计了一个非常类似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的体系。法国银行行长、诺曼的强烈反对者埃米尔·莫罗在1928年的日记里描绘了这个体系：
　　作为重建稳定和安全货币的第一个欧洲国家，英国利用了这个优势来奠定基础——真正从金融上控制欧洲的基础。日内瓦的国际联盟金融委员会已经成为英国政策的工具。它的办法就是迫使每个国家都发生货币困难，这个国家于是就得听命于日内瓦的那个由英国人控制的金融委员会。它们开的药方总是会包括在中央银行设立一个外国顾问的职位，是个英国人或由英格兰银行指定的人，会指定把中央银行的一部分准备金存入英格兰银行，这笔钱既是对英镑的支持又能增强英国的影响。
　　为了防止可能的失败，他们小心翼翼地取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合作。此外，如果它们感到对海外的贷款太多，他们就将其中一部分转交给美国，并且总是保留有利于这些操作的政治条件。这样，英国在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挪威和意大利全面地或部分地安营扎寨。她正在希腊和葡萄牙扎根。她寻求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得到立足点。货币将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黄金为基础的美元和英镑，而第二类是以英镑和美元为基础——这一类国家的一部分黄金储备被英格兰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持有。
　　摩根公司在本杰明·斯特朗的鼓励下，为支持英国重新进入这个1925年修改过的金本位制提供了关键性的美元贷款。后来类似的摩根银行信贷扩大了范围，这种贷款总是由蒙塔古·诺曼和被他支配的日内瓦金融委员会提出建议，又总是第一个得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签字批准。华盛顿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这是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外交。在战争“英雄”约瑟夫·毕苏斯基将军军事独裁统治下的波兰、比利时以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最后都在定价过高的平价下返回金本位制。纽约和伦敦银行家们越来越喜欢铁腕的独裁者，他们察觉到这些独裁者能够控制工会的抗议并且保证按时偿付贷款。
　　英国以很高的4.86美元比价返回金本位制后不久，为了在英镑定价过高的条件下保持出口的竞争力，英格兰银行试图对国内价格和工资进行大幅度削减。对削减工资的回应是1926年的大罢工,增长迟缓,工业出口仍然低迷，失业率几乎达到10%。到1931年英国最终离开金本位制的时候，失业率已经达到全部劳动力的22%。
　　工会的抗议和大罢工表明，只有得到美国的帮助，英国才能让黄金坚持在4.86美元的高位。斯特朗很少咨询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董事会，更不用说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长了。为了加强这个动摇不定的新的金本位制，他在20世纪20年代制造了一次严重的美国货币膨胀和信贷扩张，来支持定价过高的英镑平价和英国在欧洲的作用。在缓解美国货币困难的过程中，斯特朗还埋下了股市崩溃的种子，创造了房地产的泡沫。
　　蒙塔古·诺曼说服他的朋友本杰明·斯特朗，让他相信欧洲的恢复和杀手锏——美国的出口能力，都依赖于美联储人为地保持低利率来鼓励黄金向外走，流入英镑，因为英镑的利率较高。诺曼说，这样做将会反过来提供支持整个欧洲大陆和殖民地的黄金体系的基础，随后也会为世界贸易提供基础。美联储人为压低的利率刺激了华尔街股票中的保证金贷款交易，接下来又刺激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华尔街股市前所未有的高涨。美国被人为压低的利率面对欧洲很有吸引力的通常为6%～8%的利息收益，推动着美国银行在1925年以后不断向执行新的金本位制的欧洲国家甚至更远的地区扩大短期贷款的规模。
　　斯特朗给市场倒了一杯“威士忌”
　　1927年7月，斯特朗在蒙塔古·诺曼的要求下，在长岛召集了一次秘密的国际央行会议。这次会议是决定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命运和方向的事件。在那里，斯特朗不顾德国和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的反对，表示要降低利率、膨胀美国信贷，以支持英镑，停止伦敦黄金储备外流。芝加哥的联邦储备银行不像斯特朗那样跟蒙塔古·诺曼和欧洲信贷绑在一起，他强烈反对美联储降息，拒绝降低自己银行的利率；《芝加哥论坛报》要求斯特朗辞职。斯特朗辩驳说，他促进货币流动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中西部的农民。结果是斯特朗占了上风。后来他向朋友吐露，他的降息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副作用：给股市“倒了一小杯威士忌”。这可不是小小的一杯。在华尔街上，威士忌开始向水一样流动起来。
　　伦敦的黄金外流停止，英镑危机减轻，因为1927年在斯特朗领导下的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降低了利率，后来伦敦的《银行家》杂志这样赞扬本杰明·斯特朗：“他用他的能力和技巧为英国服务。”
　　在诺曼的金汇兑本位制之下，美国是所有国家与黄金和所谓“硬通货”的唯一通道。如果美元也要抬高价格，就如1925年以后在斯特朗领导之下抬高美元的价格，美元也会开始变得不可靠，而整个大厦即全球信贷的金字塔会最终崩溃。信贷扩张在1929年趋停时，英国货币金字塔体系的这个小小疵瑕就显露出来了。在那之前，各种类型的美国银行和企业都为斯特朗所谓的永久繁荣和价格稳定的“新时代”欢呼，这正是艾伦·格林斯潘1999年宣布的那个不会再有周期性衰退的“新经济”的怪诞先声。现实却是大不相同，因为美联储不得不使用膨胀性的信贷扩张，在20世纪20年代的几年中把欧洲下降的物价再抬高起来。
　　正当斯特朗的政策好像能创造无限的繁荣、提高收入、抬高股票价格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没有多少不同的声音对斯特朗的政策提过意见。除了商务部长胡佛以外，斯特朗的国际信贷政策的批评者有同洛克菲勒结盟的大通国民银行主席巴顿·赫伯恩和《商业杂志》编辑帕克·威利斯（参议员卡特·格拉斯的前助手）。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若干成员也在其中。他们是少数派。掌握政策的是J.P.摩根公司、本杰明·斯特朗和财政部长梅隆以及卡尔文·柯立芝总统。
　　在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头几年里，在1927年之前，它的缺陷还不明显。看起来欧洲各国经济终于要复苏了，黄金是经济复苏的工具。
　　在新的金汇兑本位制下，1925年信贷从纽约流出，流向了伦敦，进入战后欧洲大陆急需美元的国家。摩根家族、库恩-洛布公司、国民城市银行和其他华尔街银行开始认购参加了新的金汇兑本位制的欧洲各国发行的债券。然后，认购的银行为了寻求回报和安全就向普通美国人家庭出售这些新的债券，利率比美国财政部的证券利率高3%。所以对纽约的银行来说，这纯粹是一台制造黄金的机器。
　　纽约的信贷大部分流入了 1924年实行《道威斯计划》稳定货币之后的德国。在6年之内，德国的城市、私人公司、州政府、港口和其他实体都在发行债券，由纽约的银行认购然后出售给美国投资者，累计总额竟然达到了25亿美元。德国在此期间从海外借贷近40亿美元用于重建。1931年银行危机发生时，德国被迫宣布债务违约拖欠，大势已定。
　　从1924到1931年，涌入欧洲的美国贷款差不多有60亿美元。如果加上美国财政部的战争借款和战争开支，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有400亿美元的美国资金进入欧洲。这是191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1925年后，蒙塔古·诺曼和英国财政部打造的金融大厦的稳定程度，取决于最脆弱的那个环节的强度——金汇兑本位制。
　　直到1927年下半年，斯特朗才开始对整个大厦表示出明确的严重忧虑，他在两个月前刚刚采取过稳定英镑的行动，在那个行动中为不断高涨的华尔街股票泡沫火上加油。仅仅3年之前，蒙塔古·诺曼和英格兰银行才说服了斯特朗，让他相信这个体系对复兴世界贸易和稳定货币是有好处的。
　　斯特朗在1928年因结核病去世之前不久写过几封信，向他的朋友蒙塔古·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其他人表明，他越来越怀疑金汇兑本位制不是世界货币稳定的正确政策，而他本人在密友诺曼的敦促下支持过它。1927年9月的一封信，写于斯特朗决定支持英镑制止黄金流出之后，表达了斯特朗对美国一战后扩张性货币政策越来越沉重的担忧：
　　发行银行现在持有的美国一国的票据和（贷款）余额超过了10亿美元，还不用说伦敦掌握的数目大致相当的另外款项，还有在其他金本位国家中的大量钱款。我已经给你写过信，事实上我倾向于认为，事态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它本来应当加强这个金本位制，但实际上已经在破坏金本位制了——它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复制信用机构，用不多的黄金积累来维持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手中有黄金，它们的货币才是真的建立在黄金之上的。
　　通常所说的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其实起源于美国之外——1931年初开始的欧洲崩溃，腐朽的欧洲经济和政治结构发生了崩溃。那次崩溃与金汇兑本位制有直接关系。
　　就像2007年美国次级债抵押证券化的泡沫破裂一样，1929年10月纽约股市的崩溃只不过是全球金融体系更严重的根本性疾病的一个表征。英国银行的诺曼怂恿斯特朗继续保持低利率，因为这会影响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利率以及一战后英国的金融稳定，会有助于阻挡那里的衰退。低利率导致了纽约股市价格上扬，便宜的资金给美国的消费繁荣火上加油，很多这样的钱是被新近出现的分期付款信贷造出来的。
　　美国在“兴旺的20年代”的炫耀性消费只是一个假象，好像所有家庭的财富都增加了，其实国家的财富分配严重失当，这是1929年美国经济的唯一致命弱点。到1929年时，60%的美国汽车和80%的家用收音机都是靠分期付款的贷款购买的。人们靠信贷购物，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收入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在柯立芝总统时代，共和党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政策是由非常富裕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起草的，他的政策使收入进一步向少数企业主和大笔财富的继承人手中转移，使得只占人口千分之一的最富有的家庭获得了更多的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年收入100万美元的个人税负从20世纪20年代的60万美元下降到后来的20万美元，而中产阶级和更贫穷家庭的税负却增加了。
　　到1929年时，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和RCA公司这样的巨头在四处崛起时，大约三分之二的制造业财富已经从个人手中转移到大型的、从公开市场融资的公司手中。在企业支配结构的金字塔顶上，耸立着华尔街和纽约的大银行：摩根、大通、库恩-洛布、梅隆等。非常保守的美国最高法院在1923年审理“艾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件的裁决中，作出的判决更加剧了不平等：最低工资法违宪。
　　20世纪2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我们得到快乐了吗？》就是这样唱的：“富人更富了，穷人更穷了。”
　　1929年,只占美国人口千分之一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相当于排在最后面的42%美国人的总收入。用家庭数目来说就是，美国24500个富裕家庭的收入，和1100多万中低阶层美国公民的收入总合相当；高收入阶层控制了所有储蓄的34%，而80%的美国人没有储蓄。20世纪20年代美国繁荣的大厦，建筑在债务和幻想永久繁荣、股票价格永远上升的假想之上。一旦1929～1931年的消费信贷狂欢结束，消费能力就瓦解了，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不能够再用信贷购物了。
　　股票价格上涨时会吸引更多人来投资，他们可以从银行贷款，只凭保证金购买股票：只支付大约实际价格的10%，其余的部分就去借贷。当整个信贷金字塔的运转在1929年停下来时，惊慌失措的美联储赶快提高利率，想停止股票泡沫，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整个分期消费信贷大厦和股市一起崩溃，不久以后真正的制造业经济也倒下了。
　　1929年10月诞生了这样一项纪录：有80亿美元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是贷款买的，必须清算，而且大多数购买的是只要保证金的那些股票。
　　纽约股市10月份的崩溃，发生在赫伯特·胡佛总统任期的第11个月。过去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干预过市场崩溃，人们习惯的看法是，这样的事情应该让它自己去纠正，无须政府的干预。
　　1929年年底，胡佛总统冲破了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反对意见，宣布了一项十点行动计划，其中包括避免银行恐慌，防止银行大量倒闭和住房断供被收回，帮助农业生产，救助贫困的失业者，保持货币的实力等。还有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加快实施政府的市政工程项目。胡佛的确是真正的保守共和党人，他努力去挖掘政府的潜力，支持私人的首创精神，而不是让政府直接出手接管，他把那种做法与意大利墨索尼里的“社团主义”相提并论（把整个社会纳入极权国家指挥下的主张，又称为“结合主义”或“各阶级合作主义”。——译者）。到1931年年初时，美国经济在衰退中显示出一点稳定的迹象。不过这只是下跌中的一次暂停。
　　当脆弱的欧洲金本位制——蒙塔古·诺曼体系的基础——开始解体时，一波新的金融冲击正在聚集力量，它的破环性足以毁灭世界。就在此时，法国作出了一个“教训德国人”的政治决定，决定对维也纳进行干预，为这个冲击波注入了更多的动力。
　　法国推倒了金本位制
　　1931年春天的风暴吹破了欧洲大坝。法国在不经意间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它所信奉的处事原则——“与众不同”采取了一个奇怪的形式，使它一出手就颠翻了整个世界的货币体制，把世界经济也推入衰退之中。
　　1931年3月，奥地利这个小小的600万人口的国家——一战前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宣布它已经开始与德国谈判，两国要建立一个能够刺激贸易的关税同盟。这样一个同盟在技术上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但对世界安全说不上有什么威胁。
　　法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要求这两个国家立即偿还大约3亿美元的短期贷款（德国和奥地利欠法国国家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贷款），目的是强迫它们立刻停手。本来就不稳定的奥地利货币体系马上发生了恐慌性资金外逃。奥地利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是维也纳信贷银行。
　　维也纳信贷银行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在匈牙利和整个多瑙河地区有很多贷款业务，还是奥地利工业和房地产业的主要债权人，持有国家全部银行贷款的50%以上。它在1931年5月的恐慌性挤兑中倒闭了。蒙塔古·诺曼和新成立的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以疯狂的速度提供紧急贷款，试图把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烂摊子稳定下来。可是法国政府坚持，从法国银行放出去的贷款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德国和奥地利要放弃计划中的关税同盟，虽然它们这样做并没有在法律上违反《凡尔赛和约》，该条约只是禁止德奥两国的政治经济结盟，或德国吞并奥地利。
　　这场危机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先是传遍奥地利，随后进入了相互连接的德国银行体系。
　　维也纳信贷银行的倒闭，导致了德国的储户对德国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的恐慌性挤兑和当政的布吕宁政府的货币危机。此时此刻，英格兰银行、美联储、德意志银行和法兰西银行聚在一起开会，讨论紧急注入信贷，尽力阻止货币恐慌继续蔓延。
　　胡佛在国会为德国赢得了延期一年偿付战争赔款的时间，于1931年6月30日生效。虽然有助于缓和德国的偿付压力，但是这个步骤微不足道,也为时过晚，不能阻挡外国银行从德国抽逃资本，它们担心事情会变得更坏。德国人自己也开始逃跑，把德国马克换成美元、英镑、法郎或者黄金。德意志银行行长汉斯·路德当年7月从巴黎前往巴塞尔和伦敦，警告大家，德意志银行需要一笔50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破产清算的违约拖欠。这条消息进一步扩散了恐慌。整个一战后的国际金融大厦开始崩溃。
　　在这个节骨眼上，法国政府手里还有一张王牌。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经历过一场货币危机和准恶性通货膨胀。1926年，右翼的雷蒙·庞加莱（又译为 “彭加勒”、“普安拉雷”或“普恩加来”。——译者）政府执政，在法兰西银行的莫罗支持下，立即采取行动，紧缩预算、增加税收和采取其他步骤，阻止资本外逃和稳定当时仍然在金本位体系之外的法郎。它公布计划尽早回归金本位制，以便进一步巩固信心。因此，在雷蒙·庞加莱政府于1926年回归金本位制后的几周内，法郎就增值了40%。
　　1928年，在建立了黄金储备两年之后，雷蒙·庞加莱政府和埃米尔·莫罗行长领导下的法兰西银行宣布，法国将强制实行《稳定法》，推动法郎向金本位制回归。不过，巴黎不想按蒙塔古·诺曼的规则来行事。
　　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不惜牺牲出口的竞争性，为了伦敦金融城的国际权力而死死钉住战前4.86美元的平价，法兰西银行是以战前水平20%的价格重新加入金本位制的。这样一来法国的出口很快就恢复了，就业率和工业产量上升，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存在外国中央银行（首先是英格兰银行）里成为外国货币储备。然而在金汇兑本位制造出来的国际债务结构下，对法国来说是好的一件事情，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却是坏事一桩。从伦敦和欧洲大陆的各个首都流出的黄金，流入了法兰西银行。
　　1927年，法国银行试图将3000万英镑兑换成黄金，以此建立法国中央银行的储备并加入金本位制。英格兰银行为法国此举影响到英镑稳定而问计本杰明·斯特朗。法兰西银行担心，以外国纸币为储备会发生新的通货膨胀，因为纸币可以被操纵而任意膨胀。法兰西银行决定以黄金为唯一货币储备基础，并且还要采用1914年以前的金本位制，而不是英国和其他国家1925年发起的那个纸币加黄金的储备体制。
　　在中央银行政策这个问题上，法国又一次想要砸定音的那一锤。法国保守的银行家莫罗有正当的理由和深刻的感受反对蒙塔古·诺曼搞的英格兰银行“金汇兑本位制”，那里面包含着危险的缺陷。莫罗决心在多年的混乱之后，让法国回到硬通货政策和谨慎的财政政策之下。唯一的问题是，诺曼-斯特朗的金汇兑本位制在那个时候已经主导了世界货币体系。而这个体系以及被它捆绑的负债累累的欧洲各国，已经从根上开始腐烂了。
　　法国围绕着黄金采取的行动，是在政治上担心德国复兴和国内经济再次发生动荡和衰退的混合结果。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会使法国爆发罢工和衰退，并迫使法国政府和法国银行再次孤军作战。
　　1926年法郎恢复稳定，1928年法郎执行20%的战前黄金平价，经济开始繁荣，法国外逃资本回国，新的外国资本流入。到1931年世界其他地区陷入萧条时，法国做到了充分就业。法国开始感觉到自己在欧洲事务中有了独立身份。
　　1931年时，法国是仅次于美联储的世界第二大货币黄金持有者，这是她将外国货币资产兑换成法兰西银行储备黄金的政策结果。在短短的5年中，法国中央银行的黄金持有量增加了10倍。1931年5月，美联储和法兰西银行这两家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黄金储备，已经占到全世界的75%。美联储在动用自己的黄金储备时要受严格的立法限制，这是国会在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中规定的，这些限制到1933年和1935年才取消，其时全世界都已深深地陷入了大萧条之中。
　　欧洲爆发的危机给了法国和法兰西银行超常的有力地位。可是这个危机在事实上却是由于法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和财政要求而触发的。
　　1931年7月，当德国再次向伦敦、巴黎、纽约恳求5亿美元紧急央行贷款时，法国又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她利用这个机会宣布，法国愿意再次出手向德国施加援手，唯一的条件是德国政府解散戴着钢盔的准军事力量，停止继续建造“袖珍战列舰”（这是凡尔赛条约允许的），并且要德国放弃德奥关税同盟。海因里希·布吕宁政府拒绝了法国的条件，认为这是对德国的羞辱，德国将因此沦为经济奴隶。
　　胡佛想堵住漏水的堤坝
　　此时，危机全部集中在德国的债务上，不论是私人债务还是公共债务，这是根据《道威斯计划》于1924年稳定德国马克以来像汽球一样膨胀的债务。20世纪20年代的多数美国银行家，包括摩根公司和本杰明·斯特朗，都只想把德国当做又一个风险大一些的贷款者，就像贷款给美国铁路，为美国公司发行流动债券一样。他们相信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央银行手里的黄金能为任何一种潜在的风险担保。他们的道理是，不管怎么说，科隆、法兰克福和柏林都是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政府机构。
　　法国银行家和美国银行家想的不一样，他们把每一笔给德国的贷款都视为一种政治行动，而且都有助于德国最终推翻凡尔赛条约和恢复德国的统一。法国的观点要现实得多，它反衬了本杰明·斯特朗决定的致命错误：美国的金融和信贷结构正在单方面与1917年后的欧洲货币制度挂钩。
　　到1931年7月，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黄金储备已经流失，大多数银行已经关闭。
　　胡佛总统亲自召见了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他要弄明白美国的各家银行介入欧洲到底有多深，以便决定美国该怎么办。胡佛的一个来自加州大银行的朋友警告过，美国银行向德国和其他欧洲银行发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种短期贷款的形式）已经太多了。承兑汇票通常是为期60～90天的票据，只需要出具货物运出（但还未送到）的提货单就可以保证兑现。胡佛要美联储和财政部估计一下，这种向欧洲银行贷出的未担保的贷款到底有多少。
　　美联储告诉总统，它们估计最多也就是5亿美元，对美国银行不构成威胁。胡佛担心事情没那么简单，下令由货币审计署长进行独立的估算，结果很惊人：有17亿美元，甚至更多。这个消息如果泄漏出去，仅这一个数字就会对资本不足的整个美国的银行体系构成威胁。
　　法国在不断吸纳黄金。当本杰明·斯特朗在1927年7月为了帮助英格兰银行对此反击的时候，他降低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于是对欧洲的贷款增加了，因为欧洲的银行为了得到它们急需的美元信贷情愿支付高达7%以上的贷款利息。胡佛的审计官员告诉他，截止到1931年7月，欧洲各银行已经拖欠了很多已经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而美国的银行都不吭声，害怕造成恐慌。
　　胡佛派他的财务部次长奥格登·米尔斯前往伦敦，秘密地询问他在英格兰银行界的熟人，英格兰银行在这种无担保的银行承兑问题中究竟暴露到何种程度。那家银行先是毫不知情，但是两天之后给了初步估算，对金汇兑本位制敲了更响的警钟：承兑汇单有20多亿美元，英国各家银行已经充分地暴露在大麻烦面前，和它在一起的还有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那些银行。
　　胡佛估计，仅仅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银行就持有这种短期汇票多达50亿美元，60至90天之内到期，这个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竟然无人意识到。
　　银行已经把钱给了那些放贷款的人，并且确信这些贷款最终以实体货物的送达为担保。1931年的春天，当数量可观的货箱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流转的时候，货物的发送开始（与信用一起）出现混乱，以货物为依据的商业单据失去了价值，这很像2007年数万亿美元的美国证券市场崩溃：从次级贷款的债务拖欠（加上其他房地产断供）爆发开始,雪球越滚越大。
　　超短期的债务总量，比后来德国的工业、城市和政府的50亿美元长期借款还要多。
　　胡佛总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下了当他听说欧洲债务金字塔怎样从四面八方一起倒塌时的感受：
　　埋藏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下的地雷现在清晰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了……现在可以看清楚了，欧洲危机为何拖延得如此之久：他们开空头支票付账和填补赤字。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震惊。大批银行倒闭的图景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其中的原因和危害我却只能对美国人民缄默不语，更不能告诉他们，是我加重了银行挤兑，这令我寝食难安。形势已不再是如何帮助别的国家迂回得救。现在该想如何自救了。
　　不幸的是，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胡佛不顾财务部长梅隆的强烈反对，公开号召各地所有与德国和欧洲国家央行有短期信贷关系的私人银行“暂停支付债务”——他呼吁延期偿付。梅隆当时和国务卿斯廷森在伦敦开会，会议要讨论的正是欧洲局势恶化的问题。梅隆强烈主张胡佛继续坚持，答应给德国再增加5亿美元的贷款。胡佛回答说，这样做只能拯救那些干蠢事的私人银行，而不能解决更大的问题。
　　胡佛坚持说：“必须承担解决问题责任的是银行家，而不是我们的纳税人。”他没有听从梅隆、斯廷森和英格兰银行的强烈反对。相反，他发出了公开号召，呼吁银行自愿协商“暂停还贷”。上面提到的伦敦会议批准了《胡佛延期偿付动议》，这份文件现在已经公开，新成立的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也同意这个办法。胡佛还要求该清算银行监督这个自愿计划的执行。一帮纽约的银行告诉总统它们反对这个限时协议（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协议，给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国延长偿付期限，甚至减少偿还到期的本金。——译者）。胡佛最后被迫同意美国再向德国提供一笔新的政府贷款。
　　国际清算银行在1932年发表的最终报告里说：“1931年初全部国际短期（私人）债务总额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这是胡佛估算数字的整整两倍。
　　限时偿债的做法只是暂时平息了事态，直到1931年9月21日英格兰银行发生了对外支付的拖欠。
　　法兰西银行从1931年7月24日开始，从英格兰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出巨额黄金储备。这个行动触发了对英镑的信任危机。
　　伦敦的各家银行手中也有大笔东欧和德国的短期贷款，现在也无力偿付了。1931年8月，为了制止对英镑的挤兑，英格兰银行提高了利率。但是恐慌已经蔓延开来，提高利率只能让局势变得更糟糕。英国政府从美国的多家银行借了6.5亿美元，试图制止恐慌，结果只是再一次使局势恶化。9月14日，英国的水手发动了兵变，一周后的1931年9月21日，英格兰银行正式脱离金本位制，强行关闭了欧洲的大多数证券市场和商品市场。
　　由于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美联储一直没有关闭（国内的）黄金兑换窗口。然而它不仅没有将流动性注入国内经济以阻挡不断恶化的经济紧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时任行长乔治·哈里森的领导下（1928年斯特朗去世后继任）反而从经济中撤回流动性，徒劳地坚持金本位制，还在1931年10月把美联储的贴现率从1%提高到3%。
　　华尔街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疯狂举动，是为了拯救它们的金汇兑本位制和这个制度背后的理想：美国金融帝国，尽管它尚未成型。它们不想承认，但是这个行动的确失败了。美联储把利率提高到极点，就此也把美国经济深深地推进了萧条和紧缩。
　　问题并不在于固定的金本位制在经济学中是否正统。问题在于指引华尔街和金融托拉斯的那股势力下定了决心，决不能牺牲金汇兑本位制——据此可以建立由美国控制的全球货币权力，这可是摩根公司、本杰明·斯特朗、狄龙-里德公司、埃德温·凯默勒以及美国的金融精英们从欧洲大战的废墟中看到的远大目标。他们试图从英国手中夺取全球金融霸权，徒劳无功，同时将美国推入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但是他们不会为此感到疑虑和不安。
　　同美国的变局相对照的是，1931年后，英镑不再与黄金挂钩而是自由浮动。贬值约40%的英镑推动了英国出口的上升，减轻了世界经济崩溃的痛苦。除了法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也迅速依次放弃了金本位制。只剩下美国还在坚持紧缩了的黄金平价，直到1933年4月。
　　危急的形势把联邦政府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推到最高点。它采取的形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罗斯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民主党总统，1933年3月4日就职。富兰克林的复兴计划大部分实际上是倒霉的胡佛倡议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延续或补充。
　　从1931年大萧条全面蔓延以来，经过1944年的战争支出高峰，美国政府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9%上升到130%。同样显著的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公共开支部分从1931年的12%提高到1944年的45%以上。
　　把纽约变成欧洲和世界的银行这个本杰明·斯特朗的豪华项目崩溃了，同时也从根本上扭曲了全球的金融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结构。
　　国内经济走出萧条、企业进行结构改革、在欧洲准备另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还要再花6年的时间，华尔街遭受的挫折才能够倒转过来。华尔街要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权,必须一劳永逸地击败正在复兴的德国——未来的美国霸权的竞争者。
　　这个过程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没有解决的地缘政治问题的继续：在英国沉沦的时候，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巨大的悲剧性争斗，将会决定由谁来继承世界的霸权。至少美国的精英是这样看的。德国的精英们在1914年之前，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是否把追求全球最高统治的理念认真地想清楚了，还是有点疑问的。希特勒对英帝国的统治权力所持有的敬畏有点过头（这无助于德国觊觎那个制高点）。（黑塞是第三帝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高级顾问，他在回忆录中批评德国外交部和希特勒没有抓住英国人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基本观点。黑塞这样说道：“对英美来说，谁统治德国无关紧要。德国成为最强大的大陆强国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让英美和法国对德开战。”）
　　可是美国的货币托拉斯毫无疑问有全球绝对统治的理念：一个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下的无形的金融帝国。为了这个目标还需要再打一场世界大战。美联储也要为此再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强大的纽约银行集团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得到了私营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支持，其结果却是触发了一场灾难，使美国陷入自己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的连锁破产和经济萧条。
　　在十年之内，华尔街为全球霸权的第二次出击将准备就绪：最后的攻击，各就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