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利比亚

卡扎菲小说选

萨伏那洛拉

逃往火狱

文化

强人背后的另一面——评《卡扎菲小说选》(李建军)

　　编者按：西方世界及利比亚反对派称他为“狂人”、称他为“疯子”与“暴君”；而阿拉伯世界及利比亚的许多民众则赞誉他为“英雄”、“勇士”、“阿拉伯雄狮”及“人民的领袖”。对此，我们不妄加评论。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位政治强人的业余爱好，却是醉心于文学创作，据说，他经常是一人到沙漠的帐篷里静思冥想，然后写出他那些“创造性”的文字。在眼下利比亚面临重重危机时，读卡扎菲的小说或许会让我们洞察他精神世界的另一面，由此，我们更能清楚地了解他的世界观。

强人背后的另一面——评《卡扎菲小说选》

李建军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5斯转载的《卡扎菲小说选》“作者简介”里有很多由“大言”构成的话语，诸如“致力于用武力推翻旧制度”、“建立富足和公正社会的宏伟计划”、“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等等，足以给人留下“宏大”的印象。印在封底的一段评价，这样写道：“这些小说所具有的深刻的分析、对艺术技巧的驾驭，以及在写作中那种真诚而热烈的激情，都使它们成为这样一种作品：它们能让读者感受到精神上的享受；为他照亮人生的方方面面；促使他在心灵里有一种要克服现实中种种消极现象的真诚愿望，而向往去拥抱生活中最绚丽、最美好的一切。”最后一句，另起一行，道是：“这正是文艺赋予我们最伟大的使命。”

　　我真的有些好奇：像卡扎菲那样的人，竟然也能写小说？他能克服自己身上的傲慢和狂妄，不带偏见地观察生活吗？他能设身处地地同情和了解人物吗？他有一丝不苟地地塑造人物和讲述故事的耐心吗？要知道，没有这些素质和修养，一个人是不可能写出好的小说来的。客观地说，这“小说”压根就不是写给外国人读的，至少不是写给像我这样的中国人读的。它也许是一本适合利比亚人民读的重要著作，但对一个外国公民来讲，这部充满“真诚而热烈的激情”的书，总有一种隔山隔海的感觉。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尽管我也愿意“赞美安拉”，但是，令我尴尬的是，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利比亚的“舍耳班月”，与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殖民地的“莱麦丹月”究竟有什么不同，也没有搞清楚“封斋”和“开斋”到底是怎么回事。按说，弄不懂这些，并不影响读者体验一部小说作品的好处：读者关心的是故事，是人物，是与人物和故事有关的一切有趣的事象。但是，在卡扎菲的作品里，你根本看不到一个活的人物，看不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他缺乏对人物的刻划，也没有讲一个精彩故事。从始至终，都由一个“圣人”在传道。在天启神授，掌握了绝对真理，悟透了玄妙天机。

　　一本“小说”没有吸引人的故事，没有可爱的令人心疼的人物，固然是不小的毛病，但是，如果它宣达的是有价值的思想，表现出的是令人欣赏的风度和修养，那也有可能成为一部受欢迎的书。但卡扎菲的小说显然还没达到这种高度。

　　在这本薄薄的作品集里，卡扎菲淋漓尽致地发泄着他对都市文明的批判。他在评价都市在一篇题为《城市》的“小说”里，他从始至终，都是用直言不讳的语言、描述城市和生活在那里的人：“城市是生活的梦魇，而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生活的乐园。它很久以前就是这样，更不要说是现在了！假如它是乐园的话，那原先设计出它来就该是为达到欢乐的目的。但城市却绝对不是为安适、愉悦、有趣或是欢乐而建的。城市是一处生活的聚集地，人们发觉自己是不得不在其中的。没有一个人居住在城市里是为了消遣，而都是为了生活，为了追求，为了劳动，为了需要，为了那个迫使他不得不在一个城市了生活的职务。”作者对城市的认识和判断，显然是片面的。城市固然不是天堂，但也绝不是他所说的地狱。对现代人来讲，城市具有多种功能，能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既是“劳动”的地方，也是“有趣”的所在。人们之所以想方设法要居住在城市里，就是因为城市比农村更能提供多方面的满足，对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让人想起卡扎菲连出访都要住在帐篷里的怪癖。

　　卡扎菲接着又说：“城市是社会人情关系的坟墓。一个人只要进了城市就会身不由己地在它的波涛中挣扎。那波涛把他从一条街冲向另一条街，从一个区冲向另一个区，从一项工作冲向另一项工作，从一个伙伴冲向另一个伙伴。城市生活由于其本性所决定，它的目的就是功利和机会，它的道德就是虚伪”；“城市生活纯粹是一种蛆虫(生物)式的生活。人在其中毫无意义、毫无见解、毫无思考地活着和死去。人不论活着还是死去，反正都是在一座坟墓里”；“在城市里，说不定儿子会杀死自己的父亲，也说不定父亲会杀死自己的儿子：他们中的一个只顾加速地开火车、汽车或是任何什么车，无意间就可能轧死亲人。这就是城市的速度，城市的拥挤，城市的自私自利。在城市里，儿子说不定会骂了自己的老子：当父亲的车与他抢道，或者是用车灯晃了他的眼，而他全然不知那是谁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卡扎菲对都市的理解和判断是简单而的。显然，仇恨和敌意瓦解了这个人的理智，给了他表达偏见的激情和勇气。城市纵然有千般不是，也仍然是大多数人乐意选择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因此，怀着一腔怨毒之气，说它是“坟墓”，说城市生活

　　“纯粹是蛆虫(生物)式的生活”，显然是对常识和事实的公然蔑视和歪曲，除了让人视之为一个失性的人随意发泄的漫骂和侮蔑，实在没法再找到别的说得通的解释。

　　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将相对的差别绝对化，乃是那些偏执个性有余而理性不足的政治家的共性。与对城市的彻底否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卡扎菲对乡村生活的夸饰过度的美化。如果说，城市在卡扎菲的眼里是地狱，那么，乡村在他的笔下则是天堂——前者是绝对的恶，后者是绝对的善；前者是绝对的丑，后者是绝对的美。乡村是一个和谐而欢乐的世界：“乡村宁静、干净、联为一体。村民彼此了解，互相关照，同甘共苦。乡村没有盗窃行为。人们彼此熟悉，每个人都十分重视家庭、部落的声誉和个人的名誉。”你看，“乡村多美啊！清新的空气，广阔无垠的天地，无须支柱撑起的天穹玉宇，光辉明亮的日月星辰，还有良知、理想和典范，这一切都是道德规范的根本。不用怕警察、法律、监禁和罚款，无拘无束，不用听任何人瞎指挥，耳边不再有吱哇乱叫的警笛声，眼前也不再有强令执行的指示牌，没有摩肩擦背、熙熙攘攘，不用排队，也用不着等候，甚至连手表也用不着看。乡村广阔无垠，让人心旷神怡。那种美妙的天地使生活由于没有了城市那种熙来攘往、拥挤不堪的状况而变得舒适宁静。在乡村，月亮意境深邃，天空引人入胜，地平线魅力无穷；还有日出、日落、晚霞和薄暮，是那样壮观和瑰丽。”

　　我们承认卡扎菲先生有赋予乡村生活以诗意情调的激情和天赋，也愿意相信在他的国家确实存在这样的生活图景，但是，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地方，这等美妙的生活只有在想象出来的“世外桃源”里才有呢。在另外一些同样是乡村的地方，人们必须听有的人“瞎指挥”，必须接受一张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兑现的“白条”，否则就会听到“吱哇乱叫的警笛声”，就会看到“强令执行的警示牌”。

　　讽刺都市、美化乡村，以对现代科技、现代文明持批判态度的是卡扎菲小说的一个特征。在《宇航员自杀》里，人类登上月球，是愚蠢、疯狂的行为。一个在漫游太空回到地面以后，“开始寻找一件地面上的工作”，结果，发现自己什么也干不了。“他垂头丧气地走出工业城市，转向乡村，想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农活干”，又被农民戏弄了一通，最后，“宇航员认为他在地球上实在是找不到一件可以谋生的工作，便自杀了”。这显然是一个虚假的故事。它的的结局不仅缺乏起码的真实感，而且，还提醒人们认清这样一个真相，那就是，蔑视人道原则的叙事不可能完成“文艺赋予我们最伟大的使命”，也不可能“能让读者感受到精神上的享受；为他照亮人生的方方面面；促使他在心灵里有一种要克服现实中种种消极现象的真诚愿望，而向往去拥抱生活中最绚丽、最美好的一切”。

　　在收入《卡扎菲小说选》的13篇文字中，《逃往火狱》一开始的一段文字，谈论的是一个让我感兴趣的话题：个人的暴虐与集体的暴虐哪种更可怕？“领袖”为什么既爱群众又怕群众？卡扎菲坦率地承认，最可怕的暴虐乃是“集体的暴虐”：“个人的暴虐是暴虐中最容易对付的一种，因为无论如何，他毕竟只是一个人，集体可以除掉他，甚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个人用某种手段也可以除掉他。至于集体的暴虐，那可是最厉害的一种暴虐——谁能阻挡滚滚的洪流？谁又能抵挡那种普遍的盲目势力？”这是一个君临万人之上的统治者的感受，但只说对了一半：无权的个人当然是容易对付的，但是那种握有绝对权力的任性的个人却比“集体的暴虐”更难对付。因为，恣睢的暴君有权力愚弄并控制“集体”，将乌合之众变为足以淹没一切的“汪洋大海”，使之成为焚毁一切的燎原之火。

　　《逃往火狱》中的“我”说自己既爱群众又怕群众：“群众欢乐起来是多么热情似火、情采动人啊！他们会把他们爱戴的人扛在肩上。他们就曾扛起过汉尼拔、巴克利、萨伏那洛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墨索里尼和尼克松。可是当群众愤怒起来时又是多么冷酷无情啊！是他们密谋毒死了汉尼拔；是他们架火烧死了萨伏那洛拉；是他们把自己的英雄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是他们打碎了他们敬爱的演说家罗伯斯庇尔的颌骨；是他们拖着墨索里尼的尸体游街；是他们先是鼓着掌把尼克松送进了白宫，然后，当他离开白宫时却朝他的脸上啐唾沫！”虽然，这个像汉尼拔等人一样握有权力的“我”，看到了群众惩罚他们的“领袖”的可怕，但是，却没有正确地说明群众为什么要惩罚那些他们曾经“扛在肩上”的人，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正是制度的残缺造成了权力的任性妄为，而权力的任性妄为又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和强烈的仇恨，点燃了群众复仇的火焰。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卡扎菲今天在利比亚伯处境，就已经变成了书中所说的“火狱”。

　　从修辞方式看，卡扎菲的这部被称作“小说”的小册子，采用的是一种排比的叙述方式。虽然小说也是一种别样形式的伦理劝善和道德说服，也是一种具有“说教”性质的艺术，但它是通过的有趣的讲述、生动的描写来说服读者的。它不仅要充分尊重读者，尊重人物，还应该把追求真实感，或者说，把事实感当作自己的重要目标，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卡扎菲几乎完全无视小说写作的基本规范。他把小说当作赤裸裸地宣讲“意识形态”观点的工具。他用政府工作报告式的语言，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滔滔不绝地陈述着自己的生活观点、政治主张和宗教思想。

　　仔细考察，你会发现，卡扎菲最常用的修辞策略是重复。就通常意义上讲，重复乃是一种旨在强化叙事效果的修辞手段。好的重复应该给人一种节制而优雅的印象，换句话说，不能给人一种被迫接受的消极感受。但是，卡扎菲的重复偏偏就属于消极意义上的重复。他把重复变成控制别人意识的粗暴手段。正像俄国的谢·卡拉－穆扎尔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重复是一种‘心理技巧’，它能使理性变得迟钝，并对无意识机制产生影响。滥用这种方法时，固定范式会强化到固有偏见的程度，人也会变得更加迟钝”；“重复必然还会为防止出现不同的论点而形成障碍，防止那些词汇、形象和立场会有助于直接形成不同的信念。”对这种极端颟顸的“重复”，人们一点都不陌生。把一些不合规律的观点年年讲、天天讲，直到彻底摧毁你的精神堤防为止。然而，这样的重复的“意识操纵”在强迫别人、把自我意志带给别人的同时，也把消极的一些东西带进了自己的家门。

　　谢·卡拉－穆扎尔在研究意识控制问题的时候论述了两种对立的思维，一种是现实思维，一种是我向思维：“我向思维是一种精神现象(孤僻症)，发作时全然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生活，积极摆脱外部世界，严重时整个身心转入幻想。……在许多方面现实思维和我向思维是对立的。前者采用的事实要素是原来固有的，其中包括全部令人不快的方面。后者由想象把塑造的形象进行组合，把事实中令人不快的部分去掉，扫到了地毯下面”。那么，在卡扎菲的“小说”中，什么不该“去掉”的东西，被扫到了地毯的下面？被他随意弃置的东西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物的理解和同情，是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是平等而平和的叙述姿态，是面对神圣事物的敬畏和热爱。

　　小说是一种让人觉得家常和亲切的朴素的精神现象，因此，而卡扎菲的小说叙事都是与小说的传统精神背道而驰的，这也是他做为政治人物那种强行灌输自己意念的方式。这也就是卡扎菲的“小说”提供给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