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武警支队严士华: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章 武装起义，红军和苏区的建立

第二章 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第三章 主力红军进行长征。南方红军坚持游击战争

第四章 发展巩固陕甘苏区和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

第五章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我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第六章 打退敌顽进攻，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第七章 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

第八章 实行反攻，夺取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

第九章 争取国内和平，准备应付全面内战

第十章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我军实行战略防御

第十一章 转入战略进攻，内外线配合作战

第十二章 举行战略决战，歼灭敌军主力

第十三章 实施战略追击，解放全国大陆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第十四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

第十五章 协同朝鲜人民军实施战略反攻，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第十六章 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战略转变

第十七章 以打促谈，胜利停战

19 世纪 30 年代，当中国还沉睡在封建社会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正处在急剧上升的阶段。为了开拓新的商品市场，扩大势力范围，攫敢资财，资本主义列强把魔爪伸向东方。英国侵略者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麻醉人民的鸦片，以此来达到既毒害中国人民，又获取巨额利润的双重目的。这种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华民族的反抗和抵制。1840 年，英国侵略者经过海盗式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资本主义的炮舰政策，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俯首就范。从 1840 年至 1910 年，英、美、法、德、俄、日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他们强制中国割地、赔款，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建立租界，取得了关税、领事裁判、沿海和内河航行等等特仅，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进行了英勇斗争。
从 1840 年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开始，经过 1851 至 1864 年反抗清政府统 治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争、1857 至 1860 年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第二次鸦 片战争、1833 至 1880 年的中法战争、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 年反对 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等等，打击了侵略者，削弱了清政府的统 治，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是，由于这些斗争没有和还不可能 以先进的阶级为领导，因此不可避免地都遭到了失败。
　　由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聚集了大批爱国仁人志士，经过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终于在 1911 年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胜利，促进了中国人民民主主义的觉醒。但是，由于领导这个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成果很快被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卖国求荣，以出卖中国的主权未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称帝后，遭到多方政治势力的一致反对，群起讨袁，原来支持袁世凯的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感到大势己去，于是抛弃袁世凯，寻找新的代理人。日本支持占据东北三省和安徽、陕西、浙江、山东、福建等省的奉系和皖系军阀，英、美支持盘踞长江流域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的直系军阀，因而使中国陷入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依旧没有改变，中国人民遭受屈辱和灾难的境况一如从前。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和倡导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过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和接连兴起的工人运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无产阶级逐步掌握领导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1 年 7 月诞生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出现了新局面。
　　长期从事民主革命又屡遭挫折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推动下，开始了他的伟大转变。1924 年 1 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李维汉、夏曦、于树德等出席大会，李大钊还参加了主席团，并担任章程、宣言、宣传三个审查委员会的委员。由于共产党人在大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孙中山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包含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的解释，大会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正式改组国民党。从此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

此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为了帮助孙中山创建革命军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一对比共产党人被派去担任领导工作和教官，苏联派遣了军事顾问，先后有多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①和进步青年到该校学习。黄埔军校组建的军队，参照苏联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制和政治部。当时，广东革命政府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从1921 年下半年到 1925 年底，共产党推动和帮助国民党平息广州商团叛乱，先后讨伐杨希闵、刘震寰、陈炯明等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和巩固了广州革命 根据地。广州国民政府将所属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 6 个军以后，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等担任军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以铁甲车队为基础扩 建的叶挺独立团，成为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革命部队。

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使混迹于革命阵营中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感到恐惧，他们加紧进行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26 年 3 月，蒋介 石蓄意制造了打击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强迫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人退 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接着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排斥加入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一味妥协退让， 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权实际上逐步被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所控制。
　　为了消除军阀削据，统一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议和参加下， 国民革命军于 1926 年 7 月开始由广东出师北伐。北伐军在强大的工农革命运 动的配合和支援下，长驱直入，迅速消灭和击溃封建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 主力，占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取得了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

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 中国的统治。1927 年 3 月，帝国主义的军舰炮击北伐军刚刚占领的南京，向 国民党右派发出共同反共的信号，窃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要职的蒋介石，加紧同帝国主义、地主和买办阶级相勾结。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制造反革命流血事件之后，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缺乏警惕，自动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中的右派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周恩来、 赵世炎、罗亦农等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 介石的意见书置之不理，致使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突然袭击时失去有效的反抗而遭受重大损失。在革命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刻，为了挽 救革命，中共中央于 7 月 12 日排除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领导，成立了由张国 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作为领导核心。7 月 15 日，一贯伪装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也在武汉公开叛 变，镇压共产党，同蒋介石遥相呼应。至此，以国共合作形式出现的革命统一战线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
　　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的历史教训唤醒了全党和革命群众，使我党认识 到军队对于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战争 解决问题的道路。从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由共产党独立组织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新阶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章 武装起义，红军和苏区的建立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和红军、游击队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靠手中的军 队，实行“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政策，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压 迫和疯狂的屠杀。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7 年到 1932 年 6 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被杀的在 100 万人以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 领导干部李大钊、杨阉公、肖楚女、陈延年、赵世炎、郭亮。向警予、陈乔年、罗亦农、彭湃、杨殷、恽代英、夏明翰等，就在这种反革命屠杀中英勇 牺牲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除了领导人民坚决用武力反抗之外，没有别的 道路可走。
　　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在国际上毫无地位的局面一点也没有改 变。帝国主义过去在中国攫取的各种特权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并且更加 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外国资本和商品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进中国，本来就很脆弱的中国民族经济面临绝境，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加之 战祸、灾荒频繁，工农运动被镇压，农民土地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大多数中 国劳动者挣扎在死亡线上。这表明，中国需要根本变革，人民需要彻底革命，来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一历史使命理所当然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 上，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承担这一重任。

1927 年 7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国民党当局宣布“分共”之后，立即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

一、独立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湘、鄂、粤、 赣四省农民在秋收季节起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二、以军事行动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组织党领导的和在党影响下的部队在南昌起义，打 回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然后进行新的北伐；

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总 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党在新时期领导革命的方针和政策。从此，中因 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道路。

南昌起义

1927 年 7 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由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领导南昌起义。 前敌委员会在克服张国涛的阻挠之后，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北代军第 11 军第 24 师和第 20 军等部，于 8 月 1 日凌晨 2 时向南昌城内外的敌军发动了突然进攻。由于前委的周密布置，不到 5 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守敌 3000人全部被歼，起义军缴枪 5000 余支，大炮数门。当天下午，位于九江马回岭的第 25 师，也在聂荣臻、周士第的领导下起义，随后开到了南昌。
　　南昌起义胜利后，前敌委员会依据中央关于以“左派国民党”旗帜号召革命的精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任命刘伯承为军个 指挥机关参谋团参谋长；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任方面军总指挥兼第 20 军军长，廖乾吾任军党代表；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1 军军长，聂荣臻任军党代表；朱德任第 9 军(无作战部队)副军长，朱克靖任军党代表。全军共 2 万分人。

中国共产党虽然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但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究竟走什么道路尚无经验，因此，前敌委员会于起义胜利后，立即按照中央原来的意图率部南下。起义军击退了敌军在瑞金、会昌等地的阻拦，于 9 月下旬 进至广东潮汕地区。但是，很快遭到广东优势敌军的进攻，起义军损失严丞。剩余的部队，一部分由董朗、颜昌颐率领，参加了广东海陆丰地区的革命斗争；另一部由朱德、陈毅率领，经闽四转移到赣南，摆脱了敌人的追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是南昌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 革命军队的开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 帜，指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1933 年 7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每年 8 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从此，8 月 1 日就成了我军的建军节。
　　“八七”会议 南昌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四省以农民协会力中心组织秋收起义，建立革命 政权，没收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8 月 7 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 主义错误，肯定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科学论断。8 月 9 日，“八 七”会议产生的临时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决议指出：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与帝国主 义相勾结，并和军阀结成了联盟，成为同工农阶级势不两立的反革命营垒。 党的任务是在那些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省分组织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府。为了完成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建立 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 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样，中央就为革命军队的建设规定了总的方向。 湘赣边秋收起义 根据“八七”会议的部署，各地党组织加紧了秋收起义的准备。从 9 月上旬开始，秋收起义相继爆发，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毛泽东在参加了临时政清局第一次会人后，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回到湖 南，同湖南省委一起讨论了起义的各项问题，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省委决 定集中力量须导们潭、宁乡、岳阳、平江、浏阳、醴陵、安源七县、镇的农民起义，在长沙工人起义的配合下，夺取省城，同时，秋收起义应直接打出 共产党的广州。以表明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决心。毛泽东特别指出：“要发动 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要“实行在枪 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这时，原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未能赶 上南昌起义军，转到江西修水休整：平江、浏阳西县工农义勇队和通城、崇 阳农民自卫军也在修水、铜鼓地区；湘东、赣西儿县的部分农民自卫军和安源矿工武装，则集结在安源待命。这儿支武装都同湖南省委取得了联系。湖 南省委决定，以这几支武装作为秋收起义的骨干。毛肾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领导这些武装。8 月底至 9 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安源和铜鼓，向当地党组 织和革命武装领导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计划，将第 二方面军警卫团和湘东、赣西、鄂南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辖 3 个团，共约 5000 人。另有一支邱国轩的 军阀残余部队愿意和工农革命军一起行动，称为第 4 团。
　　9 月 11 日，工农革命军第 1 师各团依照省委“会攻长沙”的命令，由修 水、铜鼓、安源出发，分三路向平江、浏阳、醴陵发动进攻。由于第 4 团中途叛变和个别指挥员指挥失当，致使三路进攻都未能取得胜利，部队反而受 到重大损失；同时，由于敌人对我地方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的破坏，各县农民 也未能按计划举行大规模起义。根据当时形势，毛泽东毅然放弃会攻长沙的计划，令各团向浏阳县文家市集中。
　　19 日，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针。会议接受毛汗东关 于放弃进攻长沙，迅速脱离平、浏危险区的正确主张。次日，部队由文家市出发，沿湘赣两省边界东侧南进。24 日，部队在萍乡以东的芦溪遭敌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年仅 22 岁。卢德铭。四川自贡人，参加过北伐，历任叶挺独立团营长，第 25 师第 73 团参谋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 长。他作战英勇，指挥果断，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员之一。 芦溪战斗中，部队又受到一些损失。此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人数已不足千人，组织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所以，当部队沿湘赣边南进至永新县的 三湾村时，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部队缩编成 1 个团，加强了党的领导，连、营、团三级均建立党组织，设立党代表，支部建在连上，同时成立士兵 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三湾改编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我军建军 史上有重要地位。

此后，毛泽东会见了井冈山地区党组织和农军负责人，率领部队一边行动，一边调查，发现井冈山地区有一定的党和群众工作基础，地方反动势力较弱，是湘赣两省军阀统治的薄弱地区；而且地势险峻，只有通过“五大哨口”才能上山，这里进可以向湘赣两省发展，退可以上山休养生息。经过考察，毛泽东决定以井冈山为工农革命军的根据地，于 10 月下旬率部进驻井冈山的茨坪。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黄麻起义

在秋收起义中，党领导的另一次较大规模起义，是黄麻起义。
　　9 月下旬，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农民曾掀起一次群众斗争高潮，由 于没有武装力量作支柱，很快被敌人镇压下去。10 月，中共鄂东黄麻特别区委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党组织深入动员群众，整顿农民自卫军，很快组织起 拥有 3 万多人、300 余支枪的群众武装。11 月 14 日，千余名义勇队队员在大批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占黄安城，歼敌 40 余名，缴枪 30 余支、子弹 90 余箱。接着。黄安农民政府成立，曹学楷任主席：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组成， 潘忠汝任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不久，敌人以优势兵力进攻黄安，鄂东军固守县城，遭严重损失，潘忠汝不幸牺牲。随后，起义武装 72 人转移到黄 陂以北的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28 年 1 月，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 军第 7 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黄麻起义点燃了鄂豫皖边区的 革命烈火，为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此外，党组织还在湖北、粤东、苏南、豫内、陕北、冀北一些地区领导 农民秋收起义或革命军队起义。
　　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广州起义 1927 年 11 月，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秋收起义的成果，讨论党的新的工作方针。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不承认中国革命形 势正处在低潮，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从这种错误观点出发，它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命令 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这就使“八七”会议 中出现的某些“左”倾苗头得到发展，并形成了全局性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会议还不适当地把以军队为骨干组织起义的行动批评为“军事投机”，以致后来一些地方解散了已经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和游击队。虽然中央很快发 现了上述错误，并坚决予以纠正，但已经使实际工作受到了损失。
　　早在 1927 年 9 月，中央就计划夺取广州，建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中央当时认为，武装起义“是从下至上，从乡村到城市。乡村不肃清，单以占据城市是占不住的”，因此要求广东省委首先集中力量领导东江、西江和海南 地区的农民起义，尔后在城市工人起义的配合下夺取广州。11 月中旬，粤桂两派军阀争夺广州的矛盾激化，张发奎、李福林两军主力分别集中在西江、 东江、韶关、江门地区，广州乒力相对空虚。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17 日通过决议，要求广东省委乘机迅速组织工农起义，夺取广东政权。、根据中央决议，广东省委于 11 月 26 日决定，立即组织由我党掌握的第4 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工农武装在广州起义，夺取并巩固广州，促进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接着，省委在广州工人中组织赤卫队，在教导团和 警卫团官兵中进行秘密动员；成立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省 委书记张太雷兼委员长；建立起义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12 月 11 日 3 时许，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起义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消灭了敌炮兵团等部，攻占公安局，控制了城北制高点观音山，除少数据点外，广州珠江以北市区的大部被 起义军占领。当天，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中国工人的杰出领袖苏兆 征当选为主席(未到职，由张太雷代)，叶挺任革命军总司令。苏维埃政府庄 严宣告：“广州政权已被我们无产阶级夺过来了”！

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不能容许有一个人民的广州。从 12 日起，由外地回援的敌人向起义军民发动了疯狂进攻，同时对群众开始血腥屠杀，几天中就杀了 5700 余人。停泊在珠江上的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舰 和陆战队，电积极配合和支援反动派的行动。起义军民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进行了殊死战斗，终出敌我兵力悬殊，被迫于 13 日退出广州，张太雷 不幸牺牲，年仅 29 岁。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党员，曾任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总书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湖北、广东省委书记等职。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国民 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无产阶级建立城市革命政权的大胆尝试。广 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州起义部队的主力1000 余人组成工农革命军第 4 师，参加了海陆丰地区的革命斗争，一部分转移到韶关，参加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
　　湘南起义

南昌起义军一部转移到赣南时，人数已不足 800人，主要领导干部只有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等。10 月下旬，部队在信丰附近进行了整顿。 朱德在军人大会上分析了革命必定能发展的条件，并且宣布：今后这支部队由他和陈毅领导，“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陈毅告诉大家：在部队，有枪可以杀敌人；离开部队，只能被敌人杀掉。并且指出：“只有经过困难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王尔琢号召：坚决拥护朱德、陈毅的领导。这样，就使部队稳定下来。随后，转移到韶关，使部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12 月下旬，参加过广州起义的 200 余人来到韶关，编入了这支部队。
　　1928 年 1 月，朱德、陈毅与毛泽东派来的工农革命军代表取得了联系，立即率部由韶关北上，智取宜章城，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师。接着 挥师北进，配合湘南特委发动郴县、来阳、永兴、资兴等 10 多个县的农民起 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 3、第 4、第 7 师和 2 个独立团，部队扩大到近 8000 人；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和宜章、郴县、耒阳等县苏维埃政府。
　　从 3 月下旬起，湘粤两省敌军 7 个师向起义军民反扑。由于敌军强大，加之中共湘南特委执行盲动主义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起义军无法 在湘南立足，朱德、陈毅遂于 4 月上旬率部向井冈山转移。
　　在广州起义、湘南起义的同时和以后，各地党组织还领导了赣西、赣南、 赣东北、湘东、湘西北、闽西、浙南、皖北、苏北等地的一些起义，广西、 四川、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党组织也领导了一些起义。
　　1927 年 8 月至 1928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在 12 个省，140 多个县共领导 了近百次不同规模的起义。尽管中央的决策有过失误。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也不尽加人意，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是党和人民前赴后继，英勇顽强，为探索 革命的正确道路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这些起 义不仅扩大了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的影响，而且在起义中建立和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开始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 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取得了初步经验。
　　二、红军游击战争的开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8 年 6 月至 7 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 会肯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大会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新的浪潮尚未到 来。在革命低潮的情况下，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团结聚集革命力量，准 备武装暴动。大会要求：在已经起义的地区，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要求。党在军 事工作方面的任务是：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发展正式的红军，巩固党对红军 的领导；培养、训练党员和干部，造成大批德才兼备的军事人才；在红军中建立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党的“六大”关于形势分析和革命的性质以及某些任务、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由于这些决定是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它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从而在一系列带根 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某些错误认识，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六大”决议没有能够解决的中国武装斗争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领导人坚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 游击战争的实践中，逐步得到正确解决。

井冈山红 4 军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 军第 1 师第 1 团进驻井冈山后，先后攻克茶陵和遂川，建立两县的中共组织、工农兵政府和赤卫队。毛泽东和前委还帮助宁冈、永新、莲花、酃县恢 复或建立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并对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进行团 结、改造工作，把它编成第 1 师第 2 团。1928 年 2 月，工农革命军第 1 师 粉碎敌军的第一次“进剿”，初步建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4 月中旬，朱德、陈毅等率领湘南工农革命军和农军到达井冈山，同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会师，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6 月改称工农红军)第4 军，朱德任军长，毛洋东任军委书记和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 3 个师，不久又缩编为 2 个师。5 月下旬，师的番号撤销，军直辖 4 个团，即第 28、第 29、第 31、第 32 团。5 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兵政府先后成立，毛泽东任特委书记，袁文才任政府主席。
　　5 月 2 日，毛泽东就红 4 军坚持井冈山斗争方针问题，向中央作了报告， 提出：为了建立强有力的党组织和军队，以促进湘赣两省革命斗争的开展，军委采取了对内加强军队的建设，特别是党组织的建立，对外深入发动群众， 建立政权和分配土地的方针，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造成以宁冈为中心的 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这一方针对红 4 军取得反“进剿”和反“会剿”的胜利， 巩固与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重大意义。
　　从 4 月底开始，红 4 军连续粉碎敌人三次“进剿”，特别是 6 月下旬粉碎敌人第四次“进剿”中，在龙源口、七溪岭全歼敌军 1 个团、击溃 2 个团， 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战后，井冈山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 3 个县和吉 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总面积 7000 余平方公里，人口 65 万。敌人 在“进剿”中，少则 3、4 个团，多则 7、8 个团，红 4 军以不足 4 个团的兵力，坚决和敌人作斗争，使割据区域、革命政权、红军和党组织一天天壮大， 土逝革命一天天深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但是，湘赣边界党的政策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关于红 4 军的行动问题， 中共湖南省委在 6 月的几个星期年三变主张，时而要红 4 军去湘南，时而要求去湘东，使红 4 军无所适从。7 月中旬，湘赣两省敌军 17 个团对井冈山发 动第一次“会剿”，边界特委以红 4 军主力攻克酃县，调回了湘军；以 1 个 团配合永新地方武装，将赣军 11 个团围困在永新城附近达 25 天之久。就在 反“会剿”临近胜利的时刻，湖南省委代表却鼓动红 4 军主力冒进湘南，致 使反“会剿”功亏一篑，造成井冈山和湘南两处失败，第 29 团也损失殆尽。 在第 28 团返回井冈山途中，又发生了营长袁崇全率两个连投放叛变的事件，军参谋长兼第 28 团团长王尔琢在追赶这两个连队则，不幸被叛徒开枪杀害。 王尔琢是湖南石门人，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既善长军事指挥，又会做政治工作，鼎力协助朱德、毛泽东巩固部队和指挥作战，和官兵同计苦、共患难，深得士兵爱戴，牺牲时年仅 25 岁。王尔琢虽然牺牲了，但被叛徒欺骗的两个连全部回到了井冈山。连战斗中失散的一个担架兵，也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了部队。正像陈毅在一个报告中所说：“此皆官兵忠实革命出于自动， 此点实一般雇佣军队所绝不可能有的。”

在红 4 军主力回到井冈山前，敌军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二次“会剿”。红4 军团长朱云卿指挥不足 1 个营的兵力，依托黄洋界天险，打退敌军 4 个团 的轮番进攻，保住了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热情赞扬这次战斗的胜利：“早 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红 4 军主 力回到井冈山后，南进遂川，北出永新，忽南忽北，不断袭击敌人，使敌人 疲于奔命，不得不停止对井冈山的进攻。井冈山根据地基本恢复。

10 月至 11 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中共红 4 军第 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的军委，朱德任书记；根据中央指示，边界党的最高机关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洋东任书记。随后，毛泽东以《井冈山的 斗争》为题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全面总结了井冈山斗争一年来，在工农 武装割据的军事、土地分配、政权、党组织和根据地建设诸方面的经验。这是一个全面总结工农武装割据经验的光辉历史文献。、在井冈山红 4 军艰苦奋战的同时，其他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湘鄂边地区红 4 军成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1928 年春，由贺龙、周逸 群领导桑植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刚建立，没有经过整顿和改造，就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仅经 3 次战斗就被打散，周逸群同部队失去联系，转往洪湖 地区。由于贺龙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和号召力，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失败后，很快又集合 1500 人，于 7 月初编成工农革命军第 4 军(又称红军第 4 军)，并 建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后改称湘鄂西前委)，贺龙被任命为军长和前委书 记。但是，新组成的部队仍不巩固，在石门活动时又彼打散，仅余 200 余人， 退回桑植、鹤峰边界的堰垭。两次斗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使湘西前委深深认 识到，要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必须建立一支有共产党坚强领导的、拖不垮、打不烂的红军。于是，前委坚决整顿了部队，遣散投机分子，建立基层中共 组织，发展士兵党员，加强基层领导骨干。整顿后，部队虽然只剩下 91 个人、72 支枪，但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接着，部队到鄂西南地区游击一个多月，吸收一批劳动群众入伍，于 1929 年 1 月攻占鹤峰县城，建立县苏维埃政府，部队重新发展到 1000 余人。
　　洪湖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1928 年 1 月，中共湘西北特委将鄂中、鄂西起义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 5 军和监利、石首等游击队集中起来，在长江两岸开展游击活动，部队很快发展到近千人。2 月，湘西北特委把部队交给鄂 西特委后转往湘鄂边。不久，鄂西特委被敌破坏，部队也在敌人的“清剿” 中受到严重损失。周逸群由湘鄂边回到洪湖后，重建鄂西特委，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游击队改编为特务队，扎根于农民群众中，建立秘密农民协 会，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武装，镇压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当敌人大举“清 乡”时，则利用河湖港汉的有利地形和优越的群众条件，采取“你来我飞， 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补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党和游击队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并在监利、华容、石 首、江陵、沔阳建立了小块秘密割据区域。有一首广为传诵的民谣：“老子 本姓天，住在洪湖边，有人来捉我，除非是神仙。刀口对刀口，枪尖对枪尖， 有你便无我，你死我见天”，就是洪湖地区人民英勇斗争的真实写照。
　　鄂东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红 11 军第 31 师成立 1928 年春，由 鄂东军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 7 军，在黄安城突破敌人围攻后，辗转在黄冈、罗田、麻城、黄安、黄陂、孝感地区流动游击，取得一些胜利，但在敌军的 “清剿”下，处境十分困难。1928 月 5 月，工农革命军和地方中共组织召开 联席会议，决定在黄安、麻城、光山边界建立立足点，进行有根据地的斗争。这次会议成为鄂东北革命斗争的转折点。会后，部队开到柴山保(今河南新县 陈店乡)地区，会同地方中共组织发动群众，争取团结当地的红枪会势力，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建立具有政权性质的农民委员会，采取减祖减息， 而不是分配土地的斗争策略，受到各阶层群众的欢迎。同时，叉打退敌人几 次小规模的进攻，到 7 月，拥有 20 万人口的柴山保根据地初步建成，部队改 编为红军第 11 军第 31 师，共 120 余人。同年冬，鄂东北党组织总结斗争经验，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在东起英山、西到武胜夫之间，依托大别山进行武装割据的战略计划。依据这个计划，红 11 军第 31 师返回黄麻老区恢复工作，鄂东北党组织同豫南、皖西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以推进战略 割据计划的实施。

平江起义，红 5 军成立，湘鄂赣边游击战争的开展

1928 年 3 月湘东起义后，敌人在平江疯狂“清乡”，残杀大批群众，群众忍无可忍，纷纷参加游击队或配合游击队作战，游击队发展到 360 余人。同年 6 月，湖南当局派独立第 5 师第 1 团到平江“清乡”。该团团长彭德怀出身贫苦，痛恨国 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在部队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并于 1928 年春加入中国 共产党。彭德怀率部进驻平江后，同中共洲鄂赣特委书记膝代远取得联系，于 7 月 22 日率部举行平江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 5 军，彭德怀被士兵选举为军长，膝代远任党代表，全军共 2000 余人。此后，红 5 军转战于平江、修 水、铜鼓、万载、通山之间，虽然给了三省“会剿”之敌一定打击，但因不 习惯于游击战争，部队锐减到 700 余人。10 月，红 5 军将平江、修水等游击队编入部队，组成第 1、第 2、第 3 纵队。随后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由黄公略 率第 2 纵队坚持湘鄂赣边区的斗争，彭德怀、膝代远率主力约 800 人到达井 冈山，12 月 10 日同红 4 军会师。
　　赣东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弋阳、横峰起义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 2 军第 2 师第 14 团第 1 连转移到磨盘山区后，在广大群众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1928 年 5 月间先后建立了大阳、横峰两具苏维埃政府，控制了 10 多个村庄、纵横各 30 公里的地区。不久，敌人纠集 1 个团和各县反动武装前来围攻，省委代表提出掩埋抢支、解散部队的错误主张，遭到方志敏的坚决反对。在敌人围攻的紧要时刻，方志敏主持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否定了埋枪散伙的意见，率领军民打退敌人的围攻；随后，又于 10 月和 12 月打退了敌人第二、第三次围攻，并争取敌军 2 个连起义，初步巩固了根据 地。同年 10 月，在赣东北革命斗争的推动下，闽北中共组织领导崇安、浦城农民起义。
　　赣西、赣而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1923 年春，赣西起义组成的江西工农革命军第 7、第 9 纵队编成后，分别战斗在吉安东南部的东固和北部的延福地区，到同年 4 月，初步形成了以东固为中心的吉安、吉水、永丰、兴国、 泰和 5 县边界的秘密割据区域(推毁了反动政权，但无公开的革命政权)。6 月，第 7 纵队粉碎敌人 5 县“会剿”，割据区域扩大到纵横各 40 公里的范围。 接着，第 7、第 9 纵队联合作战，在吉安和吉水、新余、分宜、安福等县边 界，同 1 个旅的放军作战多次，均获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的斗争。同年 9 月，中共馈西特委将第 7、第 9 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 2 团，学文 林任团长兼政治委员。随后，第 2 团连续取得攻占乐安、兴国和粉碎“五市 联防”进攻的胜利，部队发展到 800 个人，各种枪 430 余支。在此期间，中 共赣南特委着手在于都县桥头建立秘密割据区，1928 年 6 月组成赣南红军第15 纵队，随后又组成第 16 纵队。1929 年初两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 4 团，段月泉任团长，金万邦仟政治委员，全团共 400 余人，300 余支枪。

同上述几个地区坚持斗争、不断胜利相反，有的地区虽然基础较好，革命军队也不少，但由于当地党组织不善于运用来之不易的革命武装，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采取埋枪散伙或执行“进攻路线”的错误方针，使武装斗争遭到失败。惨痛的教训说明，对敌斗争既要有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又要有正确的斗争方针，二者缺一不可

总之，1928 年是红军极端困难的一年。其根本原因是：红军刚刚诞生，力量很弱小：而敌人拥有全国政权，力量强大。在这种形势下，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领导人，采取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不屈不挠地领导红军作 战和根据地建设，广大红军指战员更是含辛茹苦、浴血奋战，终于度过了最 艰难的时期。

三、红军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929 年至 1930 年春，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集团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日益激化，相继爆发了蒋桂战争、粤桂战争和张发奎反蒋战争、 蒋介石对冯玉样的战争、唐生智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等。战祸波及华中、 华南和华北广大地区，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正如毛泽东在一首词中写的那样：“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 现。”同时，全国发生大面积水、旱、蝗灾，灾民达 7000 万。在战争、灾荒 和国民党暴政的多重肆虐下，广大农民几乎完全丧失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 从而掀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高潮。
　　新军阀之间的内讧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高涨，大大减轻了各地红军和游击队所受的压力，给红军和游击队的发展和苏维埃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中国共产党内，“六大”的精神先后传达到各地，给全党以巨大鼓舞和力量。中共中央对各地游击战争的具体指导既积极、又慎重，例如提出争取农民中有一定进步作用的秘密团体，实行党员军事化，告诫红军“切勿 轻易到接近海口的地方”，指出目前红军的任务“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红军“应向群众力量及党的工作 有基础，敌人力量薄弱，地形便利及给养不缺乏的地方发展”等等。当然，中央在具体指导中也有失误，如曾先后给各地发出指示，要求红军领导人离开部队，将红军分成若干小的游击队，实行“分散游击”的方针。但当中央 看到各地领导人不同意离开部队和分散游击，也就放弃这个意见了。所以，中央的这个失误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1929 年 6 月下旬，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通过了《关于中央政
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和《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规定了党在当前领导游击 战争、扩大苏区与红军、加紧党员军事化和群众的武装训练等 15 项任务，确 定了“集中游击以发动群众”的新的游击战争指导方针，并且正式把党领导 的武装划分为赤卫队、游击队和主力红军这三种武装力量体制。二中全会的 主要精神是正确的，指导各地红军、游击队粉碎了敌人 1929 年至 1930 年春 的多次“会剿”和“清剿”，使红军和苏区有了更大发展。

赣南、闽西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在蒋桂战争开始以前，湘赣西省敌军纠集 7 个旅的兵力，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中共 前敌委员会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以边界特委和红 5 军军委率红 5 军主力和红 4 军第 32 团在内线作战，前委率红 4 军主力向赣南出击。1929年 1 月 14 日，红 4 军主力由井冈山出发，经崇义到大庾(今大余)，遭到强 敌跟追，遂绕道南雄、信丰、安远、寻乌、武平等县向瑞金转进，广大指战员战胜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和敌人围追堵截等重重困难，以每天行走 45 公里以上速度同敌人周旋，并且在大柏地杀了个回马枪，一举歼敌 1 个多团， 俘敌 800 余人，缴枪 800 余支，扭转了被动局面。几年以后，毛泽东还写了 “当年度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的著名词句，纪念 这次战斗的胜利。

大柏地战斗后，红 4 军于 2 月 19 日到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 2、第
4 团会合。在这里，红 4 军前委得知井冈山根据地主要地区已经失陷，并且 从东固的秘密割据中得到启示，决定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以对付 敌人的跟踪穷追。3 月 14 日，红 4 军攻占长汀，消灭福建省防军第 2 混成旅2000 余人，击毙其旅长郭风鸣，打开了通往闽西的门户，给了闽西党和人民 以巨大鼓舞。
　　在长汀，红 4 军部队改编为 3 个纵队，全军换上了新衣，并且接受著名医生傅连暲的建议，为全体指战员接种了牛痘。前委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 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 20 余县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公开苏维埃割据，作为前进的基础。
　　奉命留守井冈山的红 5 军等部，以 1000 余人的兵力同万余敌人进行了 4 天的英勇战斗，终因兵力过小，井冈山根据地主要地区于 1 月 30 日失守。红
4 军第 32 团转入深山密林坚持斗争，红 5 军主力突出重围，到赣南寻找红 4 军，途中在赤卫队配合下，先后攻占于都、安远、瑞金等地，缴枪数百支，4
月 1 日，同由闽西到赣南的红 4 军在瑞金会合。
　　红 4、红 5 军在瑞金收到中央 2 月 7 日关于红军领导人离开部队、部队 分散游击的来信。红 4 军前委和彭德怀随即复信中央，认为目前敌人最嚣张、红军最困难的时期都已过去，而且有了一套发动群众的办法和战胜敌人的战 略战术，江西、福建有发展革命战争的良好基础和前景。前委还向中央提出 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作为前进的目标。不久， 前委又在于都召开了有地方中共组织、红 5 军领导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进一 步确定了这个战略计划。根据会议决定，红 5 军返回湘赣边区，红 4 军在赣 南、闽西活动，地方党组织加紧工作，以推动这个战略割据计划的实现。

红 4 军在赣南期间，同江西红军第 2、第 4 团一起，分兵在瑞金、于都、赣州、兴国、宁都、吉安、永丰、乐安地区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建立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并且攻占兴国、宁都县城，建立了兴国、宁都、于都 等县革命委员会。前委还颁布了《兴国土地法》，使赣西、赣南地区的土地 革命斗争蓬勃开展起来。

红 4 军攻占长汀后，闽西中共组织领导连城、长汀等县农民起义。5 月19 日，红 4 军乘闽军到广东参加军阀战争之机第二次入闽，先后三次攻克龙岩，占领永定，共歼敌 2000 余人。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永定、龙岩、长汀 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地方武装、赤卫队升编为红 4 军第 4 纵队，闽西地区 的土地革命斗争进入高潮。正是：“红旗跃过订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 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929 年 8 月，闽粤赣三省敌军对闽西地区红 4 军发动第一次“会剿”。红 4 军以 2 个纵队出击闽中；2 个纵队留在苏区内，配合赤卫队切断敌人交 通，断绝敌人粮源，打得敌人寝食难安，使敌人陷入因境。不久，转移到外线的红 4 军 2 个纵队返回苏区，歼敌一部，迫使敌人仓皇退出苏区；接着，乘胜攻占号称“固若金汤”的“铜”上杭，歼敌 20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支。

10 月，红 4 军根据中央指示进军东江，一度攻克梅县城，随后返回闽西。在 此之前，红 4 军于 6 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由于领导者之 间对建军原则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毛泽东被迫离开红 4 军主要领导岗位。8 月在上杭召开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继续讨论上述问题，但仍无结果。10 月，红 4 军前委收到党中央肯定毛泽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的“九月指示信”。红 4 军返回闽西后，根据中央 九月来信，于 12 月下旬在龙岩县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红 4 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古田会议通过《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党的组织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等 13 个文件，精辟地总结了 红军诞生两年多的丰富建军经验，规定红军必须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基础上。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标志着红军建军原则的基本形成。
　　1930 年 1 月，敌军对闽西苏区发动第二次“会剿”，红 4 军全部转往江西，闽西地方武装坚持当地斗争。敌人“会剿”破产后，闽西武装合编为红军第 9 军(不久改称红 12 军)，随后又建立红军第 20、第 21 军，以巩固、扩 大苏区；并建立闽西红军学校，以培养基层军政干部。同时，闽西苏维埃政 府成立，邓子恢任主席。此时，闽西苏区发展到纵横各 150 公里，人口近 100 万，建立了 8 个县委，6 个县苏维埃政府；苏区内有党员 1 万余人，赤卫队员 3 万余人，少先队员 5 万余人；建立了工农银行和工厂、商店、学校、医 院，工商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得到全面发展。
　　在赣南地区，江西红军第 2、第 4 团粉碎敌军“会剿”后，各地秘密割 据逐渐变成公开的苏区，游击队发展到 10 多个纵队，党组织又领导吉安靖卫 团趄义，编成江西红军独立第 3、第 5 团。1930 年 1 月，4 个红军团和一部 赤卫队合编为红军第 6 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共 2000 余人。
　　2 月上旬，中共红 4 军前委和红 5、红 6 军军委及赣西、赣甫特委代表在 吉安县陂头召开联席会议(“二七”会议)，确定丁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夺取江西全省的工作方针，并决定将红 4 军前委扩大为统一领导红 4、红 5、红 6 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革命斗争的前委，选举毛泽东
为书记。随后，赣西、赣南、湘赣边界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 记；并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

2 月下旬，敌军对赣西南地区发动新的“会剿”。红 4 军和红 6 军 1 个
纵队以“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的办法，在水南、值夏地区将敌孤军冒进的
1 个旅大部歼灭，俘敌 1600 余人，缴枪 3000 余支。此后，红 4 军在赣江以 东的赣南地区分兵发动群众，消灭反动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经过 3 个月的努力，赣南苏区发展到 10 多个县的地区，并且按照“抽多朴少，抽肥朴瘦”的原则分配了土地，不久，赣南地方武装组成红军第 22 军，陈毅任军长，邱达三任政治委员；红 22 军调走后，又组成红 35 军，邓毅刚任军长，罗贵波任政治委员。

湘鄂赣边、湘赣边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红 5 军留在湘鄂赣边区的第 2 纵队，在湘鄂赣特委领导下，采取“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 出，化整为零”和“打圈”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使红军和游击队都得到了发展。1929 年 4 月，第 2 纵队扩编为湘鄂赣边境红军支队，黄公略任 支队长。支队辖 3 个纵队，共 600 余人，枪 600 余支。6 月至 7 月，敌人正 规军 5 个团和 7 个县的反动地主武装发动三省“会剿”，边区群众“牺牲者达十数万，赤色割据区域房无完舍，十室九空”。但是，边区军民没有被敌 人的屠杀吓倒，更加顽强地坚持斗争，渡过了最黑暗的时期，又在鄂东南地区建立了新的游击队，并且迅速发展到数百人。9 月，红 5 军主力返回平江，同湘鄂赣红军支队会合，随后，以 1 个纵队坚持湘东北、赣西北地区的斗争，3 个纵队发展湘赣苏区， 1 个纵队到鄂东南开辟新区。在半年多的时间内， 先后作战数十次，攻克万载、修水、平江、沏阳、通山、阳新、大冶等县城， 歼敌数千人，缴枪 2000 余支，基本建成湘鄂赣苏区。部队也有迅猛发展，仅第 5 纵队就发展到 6000 余人，并且组成湘鄂赣独立师，各县赤卫队也有了巨 大发展。

井冈山根据地主要地区失守后，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抽调部分赤卫队，同红 4 军第 32 团和红 5 军 1 个大队合编为独立团，继续坚持边区斗争。1929年 5 月，红 5 军返回宁冈，同浊立团会合，基本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随后，部队游击于湘粤赣边区广大地区，取得多次战斗胜利，筹集了相当多的军用 物资，为坚持长期斗争准备了条件。8 月，红 5 军主力离开湘赣边区，边界 特委率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于 10 月间攻占永新，从此，边界的政治中心由井冈山转到永新。1929 年冬至 1930 年春，红 5 军 3 个纵队和红 6 军主力先后取得攻克安福、分宜、宜春、路口等战斗的胜利，歼敌 10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支。到 1930 年 7 月，包括湘赣边界和赣两的湘赣苏区，已有 16 个县苏维 埃政府，地方武装编成红军第 20 军，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兼政治委员。红20 军调走后，又组成了湘东独立师，继续坚持边区斗争。
　　湘鄂西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湘鄂边红 4 军攻占鹤峰后， 收到中央发来的党的“六大”决议和井冈山红 4 军的建军经验，全军遂集中在堰坯、红土坪地区学习中央文件，总结一年斗争的经验教训，整顿部队思 想和党的基层组织，建立政治机关，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使部队的军政素质 有了进一步提高。1929 年 3 月 18 日，红 4 军集中兵力击退桑植、鹤峰、五 峰三县团防 3000 余人的进攻，击毙其总指挥王文轩，随即东出到石门北部， 因未找到战机，遂转兵桑植北部，一边从事群众工作，一边向南发展，于 6 月间攻占桑植县城，基本建成了湘鄂边苏区。7 月，湘鄂边苏区军民粉碎湘西军阀的两次进攻，歼敌 20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支，部队发展到近 4000 人。同年 9 月，敌正规军对桑植发动进攻，红 4 军避敌锋芒，转到鄂西，将 根据地扩大到五峰、长阳、巴东、建始、恩施地区，并且加强了地方武装建 设，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1930 年 2 月，中共湘鄂西前委留一部兵力坚持湘 鄂边苏区的斗争，率红 4 军主力沿湘鄂西省边界向东发展，于 6 月间攻占公 安县城(今南平镇)。

1929 年 3 月，在洪湖地区的鄂西游击队乘蒋桂战争爆发的机会，集中力量发动进攻，17 天中连打 21 次胜仗，初步打开了斗争局面。随后，游击队 根据特委“分散游击，集中指导 7。的方针，分赴监利、石首游击，都得到 了发展。6 月下旬，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周逸群兼总队长；总队建立政治部，中队、大队设立党代表，中队建立党、团支部、士兵委员会和维护纪 律的纠察队；总队成立教导队，用以培养部队的基层骨干。游击总队还在作 战中形成了战斗讲评制度，每次战斗结束后，评论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和战斗员的战斗动作，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很好的作用。8 月，敌军对洪湖地区 发动“清剿”，鄂西游击总队利用敌军在水网地区运动不便，而自己熟悉地 形和水性的特点，及时转移兵力，采取“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 不打”的战术原则，同敌人展开顽强斗争。经过 3 个月的奋战，于 11 月取得 反“清剿”的彻底胜利。接着，又展开攻势作战，扩大苏区，到 1930 年春， 使原来被敌人分割的几块苏区连成一片，部队扩编为红军第 6 军，孙德清任 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随后，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宣布成立，周逸群兼 主席。苏区内建立监利、沔阳、潜江、江陵、石首、华容 6 个县苏维埃政府， 赤卫队发展到近 20 万人，苏区外的游击区域发展到 17 个县境。同年夏，襄 阳、枣阳、宜城地区建立红军第 26 师，巴东、兴山、秭归地区建立红军第
49 师，有力地配合了红 4、红 6 军的斗争。
　　鄂豫皖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1929 年春，鄂东北党组织利 用军阀战争，领导红 11 军第 31 师积极活动，消灭民团数股，缴获各种枪 170 余支，根据地发展到纵横 30 至 40 公里的范围，部队发展到 400 余人，各大 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士兵委员会和群众工作宣传队。5 月初，红 11 军军长兼第 31 师师长吴光浩，率部分干部到商城指导工作，不幸在罗田遭敌袭击牺牲。吴光浩，湖北黄陂人，曾参加北伐战争，任叶挺独立团的连长、营长； 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鄂南农民起义和黄麻农民起义，是鄂东北工农武装 割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吴光浩牺牲后，部分干部到达商城南部，参加了商南农民起义，建立了红军第 32 师和豫东南苏区。
　　6 月至 10 月，敌军对红军第 31、第 32 师发动了三次“会剿”。两支红 军都及时跳到外线，以赤卫队配合广大群众在内线袭扰、打击敌军。苏区内 的抢声、锣声、群众的“叱喝”声此伏彼起，敌军一夕数惊，疲惫不堪，不 得不狼狈地退走。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苏区内被“群起而攻，四面受敌”， “宿营无房，采买莫由，问路无人”，寸步难行。
　　在反“会剿”胜利的基础上，鄂东北、豫东南两苏区统一为鄂豫边苏区。皖西地区的中共组织在第 32 师的支援下，发动六安、霍山农民起义，建立红 军第 33 师和皖西苏区。1930 年 4 月，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郭述申任书记；第 31、第 32、第 33 师合编为红军第 1 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 治委员；6 月，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成立，甘元景任主席。至此，鄂豫皖苏区 正式形成。

赣东北、闽北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赣东北红军第 2 军第2 师第 14 团于 1929 年 4 月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 1 团，随后粉碎了敌军第四 次围攻，以戈阳、横峰北部山区为中心的赣东北苏区初步建成。从 7 月起， 江西红军第 1 团先后取得贵溪、横峰、周坊、团林、戈阳、秧坡等战斗的胜利，歼敌数百人，苏区也随之扩大。10 月，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任 主席。此后，第 1 团又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特别是攻占鸣山煤矿和景德镇 两战，缴枪数百支，部队迅速扩大，遂于 1930 年 7 月改编为红军第 10 军， 周建屏任军长，吴先民代理政治委员；苏区发展到约 1 万平方公里的范围， 苏区内普遍分配了土地，群众的生产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与此同时，闽北崇安、浦城起义后组成的红军游击队，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同赣东北苏区和红军的斗争夹信江相呼应。1930 年 1 月，闽北游击队编 为红军闽北独立团，3 月，该团发展到 1200 余人。同年 7 月，按照党中央的 指示，赣东北、闽北两苏区统一由信江特委领导。
　　广西右江苏区的建立和红军游击战争的开展 1929 年夏，中共中央应 国民党进步将领李明瑞等的要求，派邓小平、张云逸等一批干部到达广西，开展革命工作。同年 12 月，李明瑞等反蒋失败，邓小平、张云逸率广西警备第 4 大队在百色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 7 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 治委员；同时，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雷经天任主席。1930 年 2 月，在邓小 平指导下，李明瑞、俞作豫率警备第 5 大队在龙州起义，部队编成红军第 8 军，李明瑞任红 7、红 8 军总指挥，俞作豫任红 8 军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不久，红 8 军在敌军进攻下大部失败，一部转移到右江，加入红 7 军。

红 7 军经过多次战斗，基本巩固了以东兰、凤山为中心区域的右江苏区。此外，中共组织还在广东创建红军第 11 军和东江小块苏区，在浙江创建红军第 13 军和浙南游击区，在江苏创建红军第 14 军和(南)通海(门)如(皋) 泰(兴)苏区，在四川创建了川东游击军和川东游击区，在海南岛创建琼崖独 立师和琼崖苏区。虽然这些红军和游击队有的失败了，有的遭到严重挫折，但都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 1929 年至 1930 年上半年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军有了迅猛发展，主力部队由 7000 人发展到 10 多个军、7 万多人，苏维埃区域也同时扩大，基本 上形成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和湘鄂赣、湘赣、赣东北、右江等苏区。 这个时期，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迅速发展，除了敌军主力被吸引于军阀混战战场这一原因之外，主要地还在于中央的战略指导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党 组织和红军已经积累了建设军队、指导作战、发动群众和建设苏区的一整套 经验，对于敌人的进攻有了措置裕如的办法。这样，红军游击战争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尔后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准备了条件。

四、红军主力兵团的建立，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行动
　　继 1930 年春的军阀战争之后，5 月又爆发蒋介石集团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集团之间的军阀大混战，给人民带来空前的浩劫。广大群众背井离乡、 流离失所(其中湘鄂赣三省流离人口达 25％至 48％)、饥寒交迫，使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更加脆弱。

军阀大棍战给红军带来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依据这一客观形势，1930 年5 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组建正规军团。但是，这时党 内的“左”倾思想也随着发展起来。6 月 11 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 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认为中国的革命 高潮已经到来，党有可能在这个高潮中争取全国胜利，因此要求各地组织总暴动，要求红军“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以便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儿省首先胜利。这样，从 1929 年下半年逐渐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就形成了新的全局性“左”倾错误。 在中央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各地红军被迫开始了进攻中心城市和交 通要道的作战行动。
　　红 1 军团的成立和作战行动

 1930 年 6 月中旬，中共红 4 军前委在长 汀开会，决定红 4、红 3、红 12 军组成红军第 1 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全军团共 2 万余人。随后，红 1 军团根据中央夺取南昌、九江的指令由长汀北上。25 日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 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等 16 人为委员。7 月 24 日，红 1 军团攻占樟树(今 清江县城)，歼敌第 18 师一部。毛泽东和朱德审时度势，不赞成进攻中心城 市的计划，在攻占樟树后，引军西渡赣江，攻占生米街、万寿宫地区。8 月 1 日，在以部分兵力攻占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 3 周年之后，全军转往安义、奉新地区休整，避免了进攻南昌的不必要损失。接着，部队继续西进，20 日在测阳文家市地区歼敌 3 个多团，俘敌 1000 余 人，缴枪 1500 余支。

红 3 军团的成立和作战行动

战斗在湘鄂赣、湘赣苏区的红 5 军，于1930 年 6 月上旬集中在大冶刘仁八地区，将第 5 纵队编为红军第 8 军，军长 李灿未到职，改由何长工为军长，邓乾元为政治委员。红 5、红 8 军组成红 军第 3 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膝代远任政治委员。同时，鄂东、赣北游击队编为红 8 军第 4、第 5 纵队，不久这两个纵队北渡长江，开辟了 蕲(春)黄(梅)广(济)游击区，并于 10 月改编为红军第 15 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
　　红 3 军团成立后，根据中央“切断武长路”的指令向西进击，连克通山、 崇阳、岳阳等城，歼敌一部，缴获火炮 16 门，从此，红军有了炮兵。随后，红 3 军团回师平江，击退敌军 7 个团的进攻，于 7 月 28 日乘胜攻占长沙，俘敌 4000 余人，缴枪 3000 余支。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攻占省城。红 3 军团 占领长沙期间，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沙成立，李立三当选为主席；并以红5 军第 1 纵队和湘鄂赣独立师合编为红军第 16 军，胡一鸣任军长，李楚平任 政治委员。8 月上旬，敌军集中兵力向长沙反扑，红 3 军团退回平江。
　　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和作战行动 1930 年 8 月 23 日，红 1、红 3 军团在 浏阳永和市会师，两军团前委当即举行联席会议，宣布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 和方面军总前委，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全方面军共 3 万余人。同时，根据 中央指示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红 1 方面军成立后，以红 16 军在湘鄂赣边区担任掩护，主力 5 个军向长 沙进逼，根据总前委将敌诱出工事加以歼灭，然后乘胜攻占长沙的部署，在 城郊待机。从 8 月底至 9 月 11 日，放军除以 1 个师出击，被方面军歼灭 2 个多团外，其主力始终没有离开工事，方面军两次组织强攻，也未奏效。总前委鉴于敌军不肯就范，红军再战不利，遂主动将部队撤至株洲、萍乡地区 休整，然后以红 1 军团攻占吉安，再将全军置于分宜至清江段的袁水两岸，以战备姿态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红 20、红 22 军归入红 1 军团建制，方面 军总兵力达到 4 万人。
　　至 10 月，赣西南苏区已经发展到空前的规模，连同赣西、赣西北、赣东 北在内，江西省有了 60 余县的苏维埃政府。在此形势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在吉安成立，曾山任主席。同时，中共中央也从这时起，把赣西南、闽西地区称为“中央苏维埃”区域，这就是后来“中央苏区”称呼的由来。

红 2 军团的成立和作战行动

1930 年 7 月初，湘鄂边红 4 军(不久改称红 2 军)和洪湖地区红 6 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红军第 2 军团，贺龙任总指挥， 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全军团共 1 万余人。红 2 军团成立后，根据 前委首先拔除洪湖苏区内的白点，尔后向汉水以北和鄂西北发展的方针，先 后攻克岳口、潜江和沙洋等城镇，把苏区扩大到了汉水以北。9 月，红 2 军 团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令，强攻沙市未克，部队伤亡 1000 余人；随后移 军东进，攻占监利县城，歼敌 20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支。28 日，鄂西联县 政府改组为湘鄂西联县政府，周逸群任主席。10 月中旬，红 2 军团渡江南征， 先后攻占南县、华容等城，歼敌 1000 余人；后来远离苏区，转战于津市、澧 县、石门之间，虽然取得一些战斗的胜利，但部队也受到很大消耗，被迫于12 月上旬退回松滋杨林市、街河市地区休整。
　　红 1 军的作战行动

红 1 军成立后，军部率第 2、第 3 师在皖西发动攻 势，连克霍山、英山等城镇，歼敌近 3000 人；第 1 师向平汉线发动进攻，连 续取得杨家寨、杨平口、花园、云梦等战斗的胜利，歼敌 2000 余人，缴枪约1800 支。1930 年 8 月，全军在四姑墩会合，并取得小河溪战斗的胜利，部队发展到 5000 余人。9 月，红 1 军根据长江局的指令沿平汉线北上，进攻广水、信阳均未得手，部队受到不少损失，遂主动撤离交通线，攻占光山、罗山县 城，歼敌 1 个多团，随后集中在潘新店地区休整。

红 7 军的作战行动

1930 年 10 月，红 7 军接到中央早先发出的关于向广东西江、北江发展的指示，遂以一部兵力留守右江苏区，主力约 7000 人沿 湘桂、湘粤边界东进，先后占领绥宁、全州、江华等城，于 1931 年 1 月到达 粤北。2 月 3 日，红 7 军在乐昌梅花村遭敌重兵袭击，被迫沿湘赣边界向北 转移，3 月到达湘赣苏区。
　　红 10 军的作战行动红

10 军成立后，根据中央夺取九江的指令，向西北方向发展进攻，先后攻占波阳、都昌等城镇，在都昌、湖口、波阳、彭泽地 区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歼敌 1 个缉私营和 4 县保安团共 3000 余人，缴枪500 余支。随后于 1930 年 11 月返回苏区。
　　总之，1930 年夏秋时期，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战略指导，使革命力量受到不小的损失，并且丧失了在有利形势下争取更大发展的时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战略上的错误，主要是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命令弱小的红军去进攻敌人的中心城市，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毫无胜利把握的决战，使革命和革命战争遭到挫折。红一方面军和其他红军领导者从实践中 逐步认识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停止了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

五、红军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认识和建军原则、游击战争战略战 术的形成

红军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 红军初创时期，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经历 了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以北伐军编成的南昌起义军，企图长驱直进，先攻占广东东江地区、后取广州，再行北伐，结果起义军只保存了两个月的时间， 就大部失败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其他地区的起义部队，最初也准备进攻 中心城市或县城，只是在部队受到挫折后，才转移到农村，使部队得到生息和发展。广州起义时，以北伐军和工人编成红军，准备占领和坚守广州，以 促进全省起义，夺取革命胜利；但起义军民只在城里呆了不到 3 天，就被敌 人赶了出来。革命的最初实践说明，中国革命不能按照俄国十月革命和北伐 战争的道路，而应主要依靠农民，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和几省边界山区生根和发展。

最先从理论上认识这一特点的是毛泽东。他在经过一年的实践之后，于1928 年 10 月和 11 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初步论述了红军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和山区建立革命政权，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同时，鄂西、鄂东北、赣东北等地的中共组织， 也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农村，扎根于农民群众中，领导红军和游击队深入开展农民群众工作，以农民为主体建立和发展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一样，实 际上开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但是，当时党中央某些领导人对这个问 题的认识还很模糊，有人甚至认为，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农民力量会超过工人力量，党的思想会被农民意识所左右，因而不重视红军在农村斗争。 直到 1930 年 1 月，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后，才使这种思想 在红 4 军的实际工作中得到澄清。毛泽东指出：必须认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正确性，认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的建立 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中国 革命要胜利，必须走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道路，进行有根据地的斗争，有计划地建设革命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在其它斗争形式的配合下，逐渐向全国发展。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偏僻的农村和山区发展革命力量，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由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家族统治严密，地方主义严重，封建迷信盛行，要把这些地区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把自由散漫的农民变成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红军战士，确非易事。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已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湘鄂边、 洪湖、鄂东北、赣东北的党组织都遇到类似问题，特别是湘鄂边党组织在将旧的农民武装改造成红军的过程中，经历过两次大起大落，教训更为深刻。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和红军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不断以先进 思想教育农民，通过不断扩大游击战争，克服农民的散漫保守思想和地方主 义，使党建设红军、建设根据地的任务终于得以实现。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某些人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虽然承认“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但不承认“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虽然实际进行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但又不断批判“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中共中央一些人始终盯住城市不放，以致使红军和革命战争屡遭挫折。直到 遵义会议以后，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才逐渐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红军建军原则的形成 红军和其它旧军队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红军 的根本宗旨和任务是什么？在红军初创的三年中，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始终一贯的。早在 1927 年“八七”会议时中央就指出：党建立的武装必须是“工 农的革命军”，并且规定，在部队建立广泛的政治工作，建立党的组织，设 立党代表，作为维护革命军队本质的保证。此后，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反复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和红军任务等建军的根本问 题，保证了红军的健康发展。在党的“六大”决议中，又规定建立红军政治 部，担任红军政治工作的领导和对地方政权的指导。
　　1929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专门发表了《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规 定红军必须执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帮助广大群众开展斗争，在群众支援下战胜敌人和在政治上瓦解敌军的任务；并且号召红 军指战员，“不仅要做一个革命的武装战士，而且要做一个革命的宣传员和组织员。”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是明确的。
　　各地红军，特别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 4 军的建军实践，把中央的建 军原则更具体、更系统、更理论化了。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三湾改编时建立了部队的各级党 组织，设立各级党代表，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 会，协助党代表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显示了革命军队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建军原则有了重大发展，毛泽东规定：红 军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规定军 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使红军摆脱了旧军队只管打仗的模式。毛泽东又规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 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和“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 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它以简单易记的形式，融 合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于一体，充分体现了红军的人民性。

经过两年多的建军实践，到 1929 年 12 月形成古田会议决议时，关于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规定就更加明确了。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中国的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 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 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基于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 务，一切形式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 主义、流寇思想、育动主义、军阀主义、雇佣观念等思想和作风，都在必须克服之列。古田会议决议深刻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建军路 线。当时中央将红 4 军建军经验转发各地，因此，不但在红 4 军实行了，而 且后来在其他地区的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实行了。
　　根据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内部有一个很好的党的领导制度。 在三湾改编时，就建立了团委、营委、连队支部，部队各级设立了党代表。 随着部队的发展，又建立了帅委(纵委)、军委。红军建立主力兵团以后，军 团、军建立了前委，方面军建立了总前委。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制度也 得到了加强。部队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事首长负责行政管理、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政治首长负责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党的建 设，一切重大问题由党委讨论决定，首长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由于部队各级 都有党的组织，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党的领导坚强有力，成为红军团 结内部、共同对敌的核心，成为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重要原因。　　
　　根据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内部有一个很好的政治工作制度。 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政治教育、开展战场鼓动、指导群众工作和瓦解 敌军。“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 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根据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内部有一种很好的上下关系。在红 军建立初期，生活极为艰苦，但红军指战员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红米饭， 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干稻草来轻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红军 的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除党的作用外，就 是靠军队内的民主生活。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废除烦琐的礼节，士兵有批评官长的权力，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能从每人每天 5 分钱的 伙食费中节余一点作零用，称为“伙食尾子”；每人每月可分到六七十个铜 钱，闲暇时，可以拿它组织“合作社”，到饭馆“开个荤”，士兵非常满意。 尤其俘虏兵，他们感觉白军和红军是两个世界，虽然红军的生活不如白军， 但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人，昨天在白军怕死，今天在红军却很勇敢。红军像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根据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有一个很好的外部关系。红军和人 民、红军和政府，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战斗。 正因为有了这一切，红军才在比自己强大百倍的敌人的包围中，成长壮大起
来。
　　红军的组织建设 红军的组织形式服从于红军的战争形式和所处地理 环境，各地红军都有自己不同的发展阶段。赣南、闽西红军先后采取过军、 师、团、营、连和军、纵队、支队、大队的编制，1930 年秋正式改为方面军、 军团、军、师、团、连的编制序列。湘鄂边红 4 军采取过军、师、大队和军、路、团、营、连的编制，洪湖红军采取过总队、大队、中队和军、纵队、大 队的编制，1930 年夏红 4、红 6 两军会师后，形成军团、军、师、团、营、 连的编制序列。鄂豫皖红军分别采取过师、大队、队和师、同、队的编制，1930 夏形成军、师、团、营、连的编制序列。总的来说，红军 1929 年前组织形式适合于游击战争，1930 年后的组织形式适合于运动战。由此可见，红 军的组织形式是随着战争形式的发展而发展的。

在红军建立的初期，领导机关中只有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分工，没有军事部门、政治部门的设立，有的虽有政治部的名义，但无工作人员，形同虚设。1929 年后，随着红军部队的发展和战争形式的转变，领导机关建设得 到加强，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后称供给部)、军医处(后称卫生部)先后 成立。司令部设作战、侦察、交通(即通信)等部门；政治部设组织、宣传、 政务(后称群工)、白军(又称破坏)等部门；经理、卫生处也设有相应的部门。领导机关中另设有肃反委员会(后称政治保卫局)，负责肃清反革命工作。红军的供给问题，建军初期主要依靠自己打土豪和筹款解决，1930 年后，一部 分供给由苏维埃政府征税解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一开始就是由人民群众参加的战争，红军 就是主要由参加起义的农民群众，和在群众配合下参加起义的革命军队组成 的。随着革命战争的进展，各地除了主力红军之外，又有了与之配合作战的地方武装，如工农暴动队、赤卫队。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 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到 1930年，各地正式组成了地方红军独立师、独立团、游击队等形式的武装，赤卫 队变成群众性的武装，这样，各苏区就正式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这三种武装力量体制。有了这样的武装体制，主力红军就可以无后顾 之忧地执行跨地区的作战任务，地方红军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群众武装执行 保卫地方革命政权、肃清敌军侦探、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有了这样的体制，地方红军在必要时可升级为主力红军，群众武装可以组成新的地方红军，保 证革命战争胜利地发展。
　　红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形成 在红军诞生初期，在运用其它作战形 式失败之后，就开始采取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种游击战不同于正规军派出 的游击支队进行的游击战，不同于无目的到处游荡的流寇式的游击战，也不是在城市中打几枪就跑的暗杀式的游击战，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据中央的 统一战略指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依托根据地进行 的游击战争。
　　为了适应这种新型的游击战争，也就产生了新型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 术。在红军诞生初期，由于兵力过小，战斗力低，基本的作战方针是避开敌 军主力，打击小股敌军和反动地方武装，基本的取胜手段是袭击。井冈山地区的“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湘鄂边地区的“避开大的敌人，夺取团 防武装”、洪湖地区的“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湘 鄂赣边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的战术思想，就 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能够体现红军根本性质、宗旨和任务的战术思想逐步臻于完善，各地于 1929 年先后总结的战术中，以中共红 4 军前委总结的 最有代表性。毛泽东以红 4 军前委名义向中央的报告说：“我们三年来从斗 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 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从敌强我弱 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趋利避害，灵活机动，真正做到保 存自己、消灭敌人，以至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十六字诀科学地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
　　为了实现中共的斗争目标，红军不但需要一套正确的战术，而且需要一 个正确的战略方针，一个能在近期实现的战略目的。所以，在红军经过一段 斗争之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 4 军提出“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 “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在到达赣南后不久，又提出“争取江西， 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割据计划。贺龙领导的湘鄂边红 4 军提出“依 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战略设想。鄂东北红军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 法”割据大别山的战略目标。各地红军依据自己制定的方针，展开顽强斗争，到 1930 年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

红军经过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兵力有了很大发展，部队得到集中，战 斗力显著提高，部队建设日益完善，根据地日益巩固，战略战术日渐成熟，作战形式也逐渐脱离游击战争的阶段，具备了运动战的性质。这样，红军就 开始脱离它的幼年时期，逐渐走向成熟，为执行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任 务准备了条件。

第二章 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一、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1930 年秋后的形势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推行和红军 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带来严重的损失，引起广大干 部和党员的不满和忧虑。也有少数地区的干部和红军，在实践中自觉和不自觉地抵制攻打中心城市的命令，而改取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中小城镇和乡 村，使红军和革命力量仍然得到发展和壮大。1930 年 9 月下旬，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指出李立三的错 误，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结束了李立三 “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1930 年冬，中央苏区(赣西南、闽西)和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 赣东北等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政权建设已初具规枚，土地革命逐渐深入， 根据地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地方武装、游击队、赤卫队蓬勃发展，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 10 万余人。在三年多艰苦频繁的战争实践中，红军积累了丰 富的战斗经验，经过集中整编，歼敌能力不断增强，一个地区的红军，一次已能歼灭整团、整旅的敌人。这样，就为红军由游击战为主过渡到以运动战 为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30 年 10 月，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获得胜利后，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提出“铲共剿匪”为今后最主要的任 务。接着，又在南昌召开策划湘鄂赣三省“剿共”的军事会议，准备对红军 和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并把重点放在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他们 认为“此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蒋介石则疯狂叫嚣，妥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除去心腹大患。

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

1930 年 10 月起，蒋介石在湘鄂赣闽等省陆续调集 10 万大军，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 剿”军总司令，第 18 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 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自 11 月上 旬起即开始向红军进攻，在袁水流域扑空以后，又从吉安、泰和和赣江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企图一举将红一方面军 主力消灭在赣南苏区。

红一方面军约 4 万人左右，由总司令朱德、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从 10 月下旬起，中央苏区党内和红军内部，对于应该采取什么 方针战胜敌人的问题发生了分歧。有一种意见主张仍按中央和军委 8 月初的 指示，进攻南昌、九江，以迫使敌人转入防御，放弃其“围剿”计划。毛泽 东则认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十分巩固和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对于敌人大规 模的“围剿”，应先实行退却，引诱敌人进入苏区，红军依托苏区熟悉的地 形，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等有利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态势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敌于运动中， 以粉碎敌之“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经过多次讨论，终于在新喻县境的 罗坊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主张。11 月初，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了“诱 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命令分布在袁水流域做群众 工作和筹款的红军立即收拢，东渡赣江，向赣南苏区北部边境转移，使敌人在袁水流域与我主力决战的计划破灭。此后，红军又向苏区中部转移，先后集结在黄肢、小布、洛口、平田、砍柴冈、麻田等地，隐蔽待机，抓紧临战 训练，准备反攻。总前委在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场两边贴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 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巨幅对联，生动地反 映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指导思想。
　　12 月中旬，各路敌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进攻。下旬，张辉瓒的第 18 师 进到东固；谭道源的第 50 师进到源头。这两个师都是齐装满员，是这次“围 剿”军的主力。如果红军能消灭它，就把放军“八百里连营”从中间拦腰截 去一段，敌军失去中坚指挥，必阵脚大乱，自顾逃命，蒋介石的第一次“围 剿”就可能被打破。因此，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准备首先歼灭张辉瓒师 或谭道源师。24 日，红军得知源头谭师四出拉夫，准备向小布前进，总前委 当即命令首先歼灭最接近红军集中地的谭道源师。25 日和 27 日，红军主力 两次在小布附近设伏，准备歼敌于运动中，但因走漏消息，源头谭师刚一出来就缩了回去，红军未能达到歼敌目的。28 日，红军总部获悉张辉瓒率师部 和两个旅(一个旅留驻东固)向龙冈前进，该部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红军决 定首先歼灭深入龙冈的张辉瓒部。

12 月 30 日晨，龙冈地区群峰雾消，枫叶霜红，旭日东升，张辉瓒率部
由龙冈出发向东前进，不久，即遭到早在此等候的红 3 军的迎头痛击，拉开 了龙冈战斗的序幕。敌人依仗其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优势，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展开部队，疯狂向红军反扑。红 3 军顽强抗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 下午 3 时，红军大部队及时赶到，隔绝了敌师部与东固之敌的联系，切断了 龙冈敌人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敌第 18 师主力已成瓮中之鳖。这时，天气 骤变，顷刻间浓雾漫天，咫尺之间，人物难辨。红军乘势发起总攻，利用熟 悉的地形，勇猛穿插，敌人则如入迷津，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四处乱窜，战斗在黄昏前结束。

龙冈战斗，红军共歼灭敌第 18 师师部和两个旅近 1 万人，缴获武器 9000
余件，活捉敌弟 18 师师长兼前线总指挥张辉琐，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中写的：“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幛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就是龙冈 战斗的真实写照。

龙冈战斗后，深入苏区的其他敌人纷纷撤退，红军乘胜追击，于 1931年 1 月 3 日在东韶地区再歼敌谭道源师一个多旅，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 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被打破后，红军乘胜转入进攻，经两个多月的作战和工作，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争取了数十万群众，摧毁了一批 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苏区，筹措了作战经费和给养， 准备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场。
　　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第一次“围剿”惨败以后， 仍不死心，于 2 月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 调集 20 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何应钦鉴于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招致失败的教训，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 战略方针，与红军决一死战，并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一切物资流通，企图困死、饿死苏区军民。至 3 月下旬，敌兵力集结完毕。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苏区军民欢欣鼓舞，大家摩拳擦掌，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红军总政治部下达了政治动员令，颁发了宣传提纲、口号。部队召开司政后各种会议，总结战时政治、军事、给养工 作经验，研讨作战指挥、临战训练、政治鼓动、后勤保障存在的问题；地方 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广泛进行动员，讨论支援战争的意义，提高胜利信心，实行坚壁清野，加强群众参战的组织工作；地方武装交流了封锁消息、 袭扰敌人的经验，决心更好地配合主力红军，积极消灭侵入苏区的敌人。整 个中央苏区万众一心，一切为了前线，为了战争的胜利而紧张地工作着。
　　在此期间，党中央派项夹到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曾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在 1931 年 1 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4 月，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处理因错误地进行反“AB 团”斗争而引发的“富田事变”，并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是 “反革命行动”，致使红 20 军许多干部被冤杀。同时，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毛泽东接任。由于中央代表团的干预，使苏区中央局工作遇到困难，特别是在确定第二次反“围剿”方针问题上，遇到很大阻力，爆发了一场新的争论。当时，经过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已不足 4 万人，而对蒋介石 20 万大军的进攻，继续采取：“诱敌深入” 的方针能否取得胜利，有人犹豫、动摇，表示信心不足；有人主张红军分散 到苏区境外去打游击，以便把敌人引出根据地；也有人主张红军放弃中央苏区，到云贵川建立新苏区，并以共产国际一位领导人说过：“四川是中国最 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毛泽东主张继续采取“该敌深入” 的方针，实行内线作战。他分析敌我情况和现状后指出：敌兵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它们各属其主，想保存实力，而且指挥不统一；许多部队由 北方初到江西，地形生疏；苏区军民实行坚壁清野，敌给养难以解决。至于 我们，虽然兵力较少，装备落后，但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红军好，上下团结，求战情绪高；第二，群众好，得到土地革命利益而又遭敌人严重摧残 的苏区人民，对红军热烈拥护，对敌人极端仇恨；第三，地势好，红军可以 占领优越而又熟悉的地形去打击敌人。经过反复讨论，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年线消灭敌人。
　　1931 年 4 月 1 日，敌军分四路发动进攻。第 19 路军由兴国向宁都；第 5 路军由泰和、吉安向东固、沙溪；第 26 路军由乐安、宜黄向洛口；第 6 路军 由南丰向广昌。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他们每日前进三里五 里，十里八里，每占一地，即构筑工事进行“驻剿”。至 4 月下旬，已进至 江肖洞、富田、水南、严坊、招携、横石、广昌一线。
　　敌人采取的“双稳”战术，给红军从哪里开始反攻带来了新的困感，有的主张先打南面强敌第 19 路军蔡廷锴部，也有的主张先打东面朱绍良的第 6 路军。毛泽东主张先打西面王金钰的第 5 路军，因王部刚从北方开来，地形 不熟，战斗力不强，有把握取胜：打了工金钰，可就势向东横扫，便于打下 一个战斗，有利于整个战役的发展。毛泽东提出的初战必胜、照顾全战役、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三原则，符合战争发展的需要，大家心悦诚服，一致赞同。 红一方面军主力根据预定方针，立即秘密退却到东固及其以东地区，等待王金钰部脱离富田巩固阵地，便于歼敌于运动中。在东固山区，红军迫敌而居 20 余日，敌始终不出，时间一长，一些人主张另选目标，要求快打；一 些人议论纷纷，认为这种打法是“钻牛角”。毛泽东、朱德坚持预定计划， 不受干扰。5 月 16 日，敌王金钰所部第 28 师和第 47 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 阵地向东固方向攻击前进。红军以一部兵力阻击其他敌军，以主力分三路向 该敌出击，经一天激战，歼敌第 28 师大部和澡 47 师一部，缴枪 5000 余支， 火炮 30 余门。5 月 19 日，红军主力追击向水南方向逃跑之敌，在白沙歼敌第 47、第 43 师各一部。22 日，攻击前来增援的第 26 路军，在中村歼其近 1 个旅。中村战斗后，在战场上红军已占据主动地位。为迅速追歼敌人，组成以毛泽东力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负责指挥。27 日，红军攻克广 昌，歼敌第 6 路军第 5 师一部。31 日，突袭建宁，歼敌第 56 师 3 个团。从 5月 16 日至 31 日半个月时间，红一方面军横扫 700 余里，连打富田、白沙、 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 3 万分人，缴枪 2 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 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在《渔家做·反第二次大“围剿”》词 中写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生动形象 地描绘了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的雄伟气势。

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后，乘胜转入反攻，占领了闽西、闽西北、赣东、赣南广大地区，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款、筹粮，并组建了第 4、第 5 独立师，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 十分恼怒，迅速调集兵力，准备对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

1931 年 6 月，蒋介石新败不到一个月，即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达南昌，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 30 万兵力，准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这一次，蒋介 石抽调其嫡系部队 10 万人担任“围剿”军主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方 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务求一举将中央革命 根据地荡平，“永绝后患”。7 月 1 日，敌各路进击军、各军团开始行动。 当时，红军仍是 3 万余人，分散在闽西北、闽西和赣南等地做群众工作和筹款。根据敌情，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于是以少数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军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红军主 力由工作地域出发，冒着盛夏酷暑，忍饥挨饿，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 区，准备待机反攻；命令从广西右江苏区来的红 7 军东渡赣江，参加反“围剿”作战。在此期间，担任迟滞敌军前进的一部分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赤卫队，不断阻击与袭扰敌人，苏区人民则实行坚壁清野，使进入苏区的敌军饥疲交 困，锐气大减，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军主力的集中。
　　敌军进入中央苏区后，狼奔豕突 20 余日，一直找不到红军主力。7 月底， 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已在兴国地区，立即命令其主力部队由北向南、由东向 西南进击，企图将红军消灭在赣江边。在大军压境之时，红一方面军决心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红军主力由兴国突破一点，然后由西向东打出去，使深入赣南苏区敌主力置于无用武之地。8 月初，各路敌军纷 纷向红军集结地围了上来，红军只有一个圩场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

红一方面军总部当机立断，利用敌人认为红军将西渡赣江的错误判断，以一 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将敌第 1、第 2 路进击军和第 4 军团向万安方向的赣江 边上牵引；将敌第 1 军团牵制在崇贤、东固地区；集中主力实行中间突彼， 求歼向莲塘急进的敌军中较弱的第 3 路进击军。8 月 5 日，红军主力乘夜暗 从崇贤、兴国两地敌重兵之间 20 公里间隙中秘密东进，于 8 月 7 日首战莲塘， 歼敌第 3 路进击军两个旅：接着在良村又歼其一个师大部；8 月 11 日，在黄 陂歼敌第 3 军团 4 个团。其中有 1 个骑兵连，马匹都备好了鞍，但没来得及 逃脱，就全部当了俘虏。红军三战三捷。
　　莲塘、良村战斗后，蒋介石、何应钦发觉红军主力东去，立即转兵向东， 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这时是红军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稍有疏忽，就有被敌围歼的可能。朱德、毛泽东利用蒋 介石最怕红军北出临川(抚州)、迸击南昌的恐惧心理，命令红 12 军向乐安方 向佯动，将敌主力向临川、南昌方向牵引，红军大胆地采用敌我对进的战术，主力 2 万余人从敌重兵之间 10 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返回兴国东北的 白石、枫边地区隐蔽待机。蒋介石又被红 12 军的佯动所迷惑，立即命令第10 师回防临川；第 1、第 2 路进击军追击红 12 军。红 12 军在罗炳辉率领下， 将计就计，伪装成方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北行进，利用自己轻装灵便和 敌人装备笨重不灵的弱点，翻山越岭，专挑难行的路走，与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紧紧拖住敌人。蒋介石以为抓住了红军主力，紧跟不放，就这样将敌 人拖了半个月，用敌人自己的话未说：国军进入苏区，像个瞎子、聋子，找 不到饭吃和水喝，整日东奔西颠，困苦不堪，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当敌人发现自己上当时，已是疲困已极，士气低落，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正在 此时，两广军阀乘机进兵衡阳，威胁蒋介石的统治，蒋只好下令退却。红军 乘敌退却之机进行追击，除高兴圩一仗与第 19 路军打成对峙外，9 月 7 日，在老营盘歼敌第 4 军团 1 个旅。15 日，在方石岭歼敌第 1、第 4 军团 1 个多 师，第 52 师师长韩德勤也当了俘虏，后化装成伙夫得以逃脱。在方石岭战斗中，红 3 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不幸被敌机击中光荣牺牲。黄公略， 湖南湘乡人，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是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红 5 军主力开赴 井冈山，他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1930 年担任红 3 军军长，参加中央苏区 三次反“围剿”作战，牺牲时年仅 33 岁。此次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以 3 万余人同大于自己 10 倍的敌人作战，歼敌 3 万，实属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转入进攻，占领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使赣南和闽西联成一片，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毛泽 东对这块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根据地充满着无限深情，写下了“踏遍青山人未 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 郁葱葱。”的著名词句。
　　在红军反“围剿”不断取得胜利和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国民党第 26 路军 1.7 万分人，由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领下，于 12 月 14 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 赵博生任参谋长，下辖 3 个军：第 13 军，军长董振堂(兼)，政治委员邝朱权；第 14 军，军长赵博生(兼)，政治委员黄火青；第 15 军，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宁都起义，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使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
　　湘赣、湘鄂赣和赣东北苏区红军反“围剿” 蒋介石在“围剿”中央 苏区的同时，派兵“围剿”邻近的湘赣、湘鄂赣和赣东北苏区。湘赣苏区红 军独立师等部自 1930 年 12 月至 1931 年 9 月，在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作 战中，先后在严塘、酃县、将军山、廖塘桥、永阳等地，共歼灭敌人 2 个团。

1931 年 11 月，敌人集中 10 个师对湘赣苏区进行“围剿”，并进占永新、莲花、永阳等地，向苏区腹地推进。湘赣红军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广泛开展游 击战争，袭扰围困驻守永新、莲花的敌人，迫使敌人撤退，苏区失地全部恢 复。红军发展为 2 个独立师，并扩编为红 8 军，代军长李天柱，政治委员王震。
　　湘鄂赣苏区红 16 军于 1930 年 12 月，利用敌人合击空隙西移，在通城歼 守敌 1 个团。1931 年 3 月至 5 月，红 16 军趁国民党军调防之际，先后歼敌 2 个连，击溃其 1 个团，接着，与独立第 3 师协同作战，在鄂东南歼灭敌人 2 个团。此后，红 16 军和独立第 3 师密切配合，打击入侵之敌，坚持了湘鄂赣 苏区，红军也得到了发展。

赣东北苏区红 10 军于 1930 年 12 月先后在珠山桥、上饶、河口等地歼敌2 个团，击溃 1 个团。1931 年 3 月至 5 月，红 10 军在贵溪、余江边境歼敌一 部后进入闽北作战，接着回师苏区，收复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葛源，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苏区。7 月，红军执行王明错误的军事战略，虽 艰苦奋战，仍未能打破敌人“围剿”，被迫退至葛源地区进行整顿。

二、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 1930 年 11 月，蒋介石对中央苏 区进行重点“围剿”的同时，任命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总指挥，先后调集8 个师 3 个旅近 10 万人购兵力，由刚刚投靠蒋介石的冯系军阀李鸣钟为鄂豫 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并以他的部队充当“围剿”军主力，计划第一步 先对鄂像皖苏区形成“圆箍式”包围；第二步以主力突入苏区，占领集镇， 控制要道，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第三步分区“清剿”。
　　当时，鄂豫皖苏区主力红 1 军正奉命在外线作战，先后进行了姚家集、 黄安、谢店、新州战斗，特别是新州一仗，歼敌 1 个旅部 2 个团，打乱了敌 人伯部署，震动武汉。敌立即调整兵力，重新部署，以鄂豫边为中心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12 月上旬，敌分四路，南北对进，东堵西压， 开始向鄂豫边苏区进攻。
　　11 月，由中央委任的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到达鄂豫边苏 区。在敌人准备“围剿”、红 1 军主力又在外线作战的紧急情况下，曾中生召集会议，决定组成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领导苏区军民的反“围 剿”斗争。并以地方武装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阻击敌人，迅速调回红军主力攻击敌人弱点，以改变不利态势。会后，随即以鄂豫边的地方武装以及半脱 产的红色补充军 7 个师 2 万余人为基础组成三路，建立了第 1、2、3 路指挥 部，并和当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共同组成指挥委员会，统一指挥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敌人进入苏区以后，苏区的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对进犯之敌展开广泛的阻击和袭犹。敌提心吊胆，进展异常迟缓。正在这时，由蔡申熙、陈奇率领红 15 军由商南到达黄麻地区。临时特委决定以红 15 军为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打击入侵之敌。12 月 16 日，红 15 军一举突入河口，歼敌一部，使苏 区南线之敌不敢冒进。下旬，北线之敖凭借优势兵力，大举向七里坪进犯， 并进占鄂豫边黄麻中心区。红 15 军转移外线作战，鄂豫边苏区游击队、补充 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内线，对进入苏区“清剿”之敌展开英勇的斗争。他 们利用高山密林，时隐时现，割电线，摸岗哨，打击小股敌人和反动民团， 前后缴枪 500 余支，俘敌数百，使窜入鄂豫边苏区之敌一夕数惊，疲于奔命， 只能困守几个县城和集镇。

在鄂豫边军民反“围剿”的同时，红 1 军在皖西袭击金家寨、苏家埠、韩摆渡之敌，一度包围六安，诱敌来援。敌为救授六安，于 12 月底向红 1 军发动进攻。红 1 军在游击队、赤卫队配合下，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在东西香火岭地区歼敌 3 个团，击溃 3 个团，毙俘敌 3000 余人，缴枪 1700 分支， 迫击炮数门。1931 年 1 月 3 日，红 1 军主力回师鄂豫边途中，又在商城四顾 墩歼敌 1 个团，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即告失败。
　　1 月中旬，红 1 军与红 15 军于商城南长竹园胜利会合，两军合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第 4 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 12000 余人，归特委直接领导。临时特委举行扩大 会议，正式组成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军委下设参谋部、政治部、经理处、总医院。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提出把巩固阵地与加强红军作为党的第一任务。同时成立红军军政学校第四分校，曾中生兼校长，刘杞任政委，加强干部的培训，以满足红军日益发展的需要。
　　红 4 军组成后，根据中共鄂豫皖特委、军委的决定，立即转入攻势作战， 向信阳、广水段京汉路出击，连续袭占李家寨、柳林等车站，歼敌一部，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威胁豫南重镇信阳。敌为确保信阳，分由广水、孝感等地 出援。3 月 8 日，敌第 34 师到达广水以南的双桥镇。红 4 军集中主力，在地 方武装和群众配合下，奔袭双桥镇。9 日拂晓，红军发起攻击，战斗极为激烈，阵地几度易手，最后红军将担任预备队的两个团及时投入战斗，一举突 入镇内，捣毁敌指挥中心，并将敌军分割围歼，经 7 小时战斗，歼敌第 34 师大部，师长岳维峻想乘隙逃走，但他的乘马被马弁骑跑了，自己乖乖地当 了红军的俘虏。此役，红军俘敌 5000 余人，缴枪 2000 余支，炮 10 余门。前后 50 天的攻势作战，歼敌 1 万余人，鄂豫皖苏区得到恢复和发展。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1931 年 3 月中旬，敌人先后调集 10多个师 10 余万兵力，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鉴于第一次“围 剿”中部队行动不一致，被红军各个击破的教训，敌军改取“追堵兼施”的 作战方针，以 3 个建制师(缺 2 个旅)组成“追剿”队，专寻红军主力作战； 其余部队分布于苏区周围，配合“追剿”部队堵击和“清剿”。第一步计划 合击新集、七里坪，歼灭鄂豫边红军；第二步转向皖西作战。4 月上旬，敌各线堵击部队开始在苏区边沿区展开“清剿”，皖西之敌乘红军主力未在，首先侵入麻埠，进往独山，伺机进攻金家寨。红 4 军决定集中主力求歼深入 皖西苏区之敌，4 月 25 日，一举攻克独山镇，全歼守敌 1 个多团，首战告捷。 入侵皖西之敌仓皇退出苏区。

敌“追剿”部队乘红军主力在皖西作战之际，相继侵占新集、七里坪。敌进入鄂豫边苏区以后，因地势险恶，道群众反对，时时处于我人民游击战争袭扰包围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不敢久留。5 月上旬，敌准备实施第二步 计划，转向皖西寻我红军主力作战时，红 4 军迅速西进，在符湾歼敌第 53 师近千人，5 月底围攻黄安、宋埠间敌供应线上之桃花店据点，先后歼敌近 4 个营。敌“追剿”部队到处扑空，各线堵击部队处处挨打，蒋介石梦想 5 月 底肃清鄂豫皖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又告破产。

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达鄂豫皖苏区。5 月，张国焘在新集召开会议，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原有的党和军队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新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鄂豫皖省委，由张国焘任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沈泽民任省委书记。不久， 还成立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陈昌浩任书记。红 4 军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军长仍为旷继勋，政委曾中生。7 月，鄂豫皖边区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 表大会，选举高敬亭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平章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
　　7 月中旬，红 4 军军长徐向前(旷继勋已调任第 13 师师长)、政委曾中生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率军部和个多团兵力，冒着酷暑，由豫南地区南下作战。他们从实际出发，转战英山、薪水(今浠水)、罗田、广济等地，连克四城。歼敌 7 个多团，生俘 5000 个人，牵制了敌准备调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有效地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同时扩大了地方武装，筹集一批经费，形成了以英山为中心的新苏区。但张国焘借口红 4 军没 有按他的主张，攻占英山后出潜山、太湖，相机攻占安庆，威胁南京，而“错 误”地擅自南下靳黄广作战，严令红 4 军火速返回。红 4 军北返后，即宣布撤销曾中生的职务，由陈昌浩接任政治委员。接着召开会议开展批评与斗争，并在红军和地方中开展大规模的“肃反”，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 党”、“AB 团”等莫须有罪名，柄杀了戴克敏、曹学楷、许继慎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严重地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损害了党的威信，破坏党 的民主集中制和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造成党内盲目服从的气氛，使张国焘 逐步建立起军阀主义的家长式的个人统治。
　　红四方面军成立，敌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 1931 年 8 月，蒋介石 积极向鄂豫皖苏区周围增兵，企图发动第三次“围剿”。
　　鄂豫皖苏区的党和红军，也估计到敌人新的“围剿”不可避免，即抓紧时机，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首先开展反第三次“围剿”的政治动员， 号召苏区人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努力扩大红军和支援红军作战；整顿和扩编地方武装，将不脱产的 18 岁至 35 岁的赤卫队、守备队改编为赤卫军；17 岁以下的组成少年先锋队。到 10 月间，全区赤卫军已组成 15 个师，脱产的 地方武装，仅县独立团就有 20 多个。有 7000 余，人参加正规红军。11 月 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治 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下辖第 4、第 25 军。红 4 军军部由方面军 总部兼。红 25 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方回军的总兵力已近 3 万人。 方面军的成立，使作战行动更加集中，指挥更加统一，对红军完成由游击战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敌人在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兵力已陆续增至 15 个师。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形成的全国抗日反蒋浪潮和国民党内部地 方实力派同中央统治者的矛盾加剧，使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迟迟不能实施。红四方面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连续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进攻战役，取得辉煌的胜利。

黄安县城是南线敌人伸入鄂豫皖苏区的重要据点，位置孤立、突出，由国民党军第 69 师驻守。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目的是歼灭该师，夺取黄安，打乱南线敌人的“围剿”部署，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战役从 11 月 10 日 开始，红军首先以扫清黄安敌外围据点，切断守敌与外地联系为目标。经 10 天战斗，黄安县城完全处于孤立被围状态。第二步，红军紧缩包围圈，威胁 城内敌人，迫其向外求救，以便打敌增援。敌第 69 师被围后，有损无补，难 乎为继，曾两度突围，未能得手，只得固守待援。敌第 33 师和第 31 师 1 个 旅奉命从宋埠、歧亭出动，分两路向黄安增援，来势凶猛，直迫近方面军总部，战斗极为惨烈。方面军总指挥涂向前亲临前线指挥。敌在红军三面进攻 下，溃不成军，弃尸千余具，狼狈四窜。打退援敌以后，红军即对黄安守敌 发起进攻。12 月 22 日，红军“列宁号”（1930 年初，四川军阀刘湘的一架德国式教练机，从南京飞回四川途中，驾驶员迷航后迫降在苏区，飞机运到新集后，命名为“列宁号”，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飞机在黄安上空投掷迫击炮弹和宣 传品，更使敌人惊慌失措。入夜，红军发起总攻，黄安城破，师长赵冠英化装潜逃被赤卫军活捉。黄安战役，历时 43 天，歼敌 1.5 万余人，生俘近万，缴枪 7000 余支。黄安战役得到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援。男子运粮弹，抬担架， 妇女烧水煮饭，救护伤员，群众送的慰问品堆积如山。当地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群众充分动员，使黄安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黄安战役胜利后，城内召开盛大的庆祝会，宣布将黄安改为红安，以示纪念。 黄安战役结束后，为打击北线敌人，夺取商城，拔掉楔入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中间的钉子，鄂豫皖军委会决定组织商演战役，国民党军集中 4 个师 1 个旅在商城、演川地区。红四方面军决定首先“腰斩”进驻在商演公 路一线的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的第 2 师，控制商演公路，然后相机夺取商城。

1932 年 1 月 19 日，红军发起进攻，敌第 2 师等部逃往演川，红军完全控制了商演公路，也切断了商城与固始问的联系，驻守商城的敌第 58 师已陷于孤 立。2 月 7 日，集结在演川地区之敌 3 个多师分两路出援商城。红军集中力 量，乘敌运动之机，实施勇猛突击，将敌击溃。9 日，红军乘胜追击，直追 演川近郊。此次战斗，蒋介石嫡系第 2 师遭到歼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固守商城的第 58 师见援兵溃败，惊恐万状，乘红军主力追击援敌之际逃 往麻城，红军不战而克商城。
　　商演战役以后，红四方面军在固始地区稍事整顿后，即按鄂豫皖军委决 定，东进打击皖西敌人。皖西地区有敌第 46、第 55 师等部共 12 个团的兵力， 从六安至霍山沿淠河东岸以苏家埠为枢纽，构成一线防御，担负对红军进攻和阻止红军向东发展的任务。经方面军总部研究，决定发起苏家埠战役。3月 21 日，方面军主力秘密渡过淠河后实施战役展开，至 23 日，完成分割包 围青山店、苏家埠和韩摆渡之敌，准备打敌增援。3 月底，国民党军第 46 师 驻六安、霍山两城部队倾巢出援。因红军早有准备，敌由六安南进的 4 个团，1 个团被歼，1 个团窜入韩摆渡，其余狼狈逃回六安；由霍山北援之敌一个旅，亦被红军击溃。青山店之敌乘机突围，大部被歼，小部窜入苏家埠。4 月， 敌无增援活动。苏家埠、韩摆渡守敌被围经月，粮食用尽，多靠野菜、树皮 充饥，敌机虽不时以空投接济，但大部落入红军阵地，守敌更加恐慌动摇。红军乘机开展政治攻势，并欢迎白军士兵前来觅食，凡来者即予热情招待。4 月底，蒋介石任命第 7 师代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拼凑 15 个团2 万人，从合肥大举增援。红军决心围歼援敌，在六安以西的樊通桥、戚家桥一线布阵，以逸待劳。
　　5 月 1 日，红军以小部兵力与敌接触。边打边撤，诱敌失头旅渡过陡拔 河。敌渡河后，向我既设阵地猛攻，遭红军重大杀伤，接着红军发起猛烈反击，敌军大乱，往后逃窜。时值连日大雨，河水猛涨，陡拔河两岸敌军人马 前拥后挤，自相践踏，乱成一团，红军乘势冲杀，敌大部被歼。敌后续部从 见先头失利，慌忙抢占高地顽抗。红军主力从两侧迂回包围后发起总攻，一举突入纵深，摧毁敌指挥机关，活捉总指挥厉式鼎。其余敌军在红军、游击 队、赤卫军的进攻下，悉数被歼。在战斗时，苏家埠、韩摆渡之敌曾数次突 围，均被红军堵回。援敌被歼后，苏、韩两地敌军处于绝望之中，红军乘机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士气。指战员编成顺口溜对被围敌军喊话：“老乡 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为蒋卖命，卖的那桩？”“长官洋 面，鱼肉鸡汤，你们吃糠，树皮啃光，更有兄长，饿死床上，飞机运粮，有 啥指望？红军围城，铁壁一样。”“老乡老乡，快快交枪。放下武器，红军 有赏，若不交枪，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 在红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之下，苏、韩两地敌军于 5 月 8 日全部缴 械投降。苏家埠战役，历时 48 天，共歼敌 3 万余人，俘敌总指挥以下官兵1.8 万余人，缴枪 1.5 万余支(挺)，炮 40 余门，电台 5 部。这是红军战争史上屈指可数的重大胜仗，也是红军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取得完满成功的范例。

苏家埠战役后，以六安、霍山等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红 74、75 师，属
红 25 军建制，留在皖西活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则挥师豫南，发起演光战役， 打击侵入演川、光山南部根据地之敌。战役从 6 月 12 日开始，红军以一部兵 力牵制光山南部的敌第 12 师，一部兵力在光山以北、演川以南打援，主力攻 击进占双柳树、仁和集之敌。战役进行 5 天，歼敌近万人，缴枪 7000 余支。

从 1931 年 11 月至 1932 年 6 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经过四次战役，歼敌约6 万人，给国民党军以严重打击。这一辉煌胜利，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苏 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计划胎死腹中。由于军事的胜利，扩大了苏区，壮 大了武装力量。主力红军发展到 4.5 万余人，地方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发展到 20 万人。鄂豫皖苏区扩大到东临舒城，西迄京汉铁路，北濒淮河，南 至黄梅、广济，面积达 4 万余千方公里，人口 350 万，建立了 26 个县的革命 政权。四次战役的胜利，使鄂豫皖苏区步入鼎盛时期。

三、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洪湖苏区军民第一次反“围剿”

湘鄂西苏区由洪湖、湘鄂边、巴 (东) 兴(山)(秭)归、襄(阳)枣(阳)宜(城)等几块根据地组成，其中以洪湖苏区为最大，是湘鄂西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至 1930 年秋，洪湖苏区已发 展到拥有长江南北的监利、沔阳、潜江、公安、石首、华容、南县等 7 座县 城，纵横数百里。因此，洪湖苏区己成为湘鄂西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的中心。
　　1930 年 11 月，蒋介石任命湖北省主席兼第 10 军军长徐源泉为湘鄂川边 区“清乡”督办，统一指挥 4 个师 7 个旅的兵力，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 为营，逐步“清剿”的战法，准备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并把 重点放在洪湖苏区。
　　当时，湘鄂西苏区主力红 2 军团正奉命离开根据地南征，获悉敌人准备 “围剿”洪湖苏区消息后，总指挥贺龙、红 6 军政委段德昌等坚决主张回师 洪湖进行反“围剿”作战，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特委也去信督促红2 军团回洪湖苏区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但红 2 军团前委书记认为洪湖苏 区是水网地带，大部队不易活动，决定只派段德昌率少数武装运送伤员和物资返回洪湖苏区。红 2 军团主力由于意见不一致，在长江南岸湘北一带徘徊， 没有取得什么胜利，反被敌人乘机突袭，损失严重，被迫退至湘鄂边苏区。洪湖苏区为反对敌人的进攻，在中共湘鄂西特委领导下，将各地的滁击 队及由段德昌带回的少量红军分编为江左军、江右军和独立团，苏区群众组 织分别编成赤色教导军、赤色守备队、少先队等，为反“围剿”在军事上作了重要准备。
　　1931 年 1 月中旬，敌人占领长江以北的监利、沔阳、潜江地区。江左军一部在赤色教导军配合下，采取伏击、夜袭等战术不断打击入侵之敌，使敌 人十分恐慌，不敢轻举妄动。同时，江左军主力和独立团转到外线去开辟新 区，实行内外线结合打击敌人。红军虽损失了一些老苏区，但开辟了大片新苏区。在洪湖苏区，根据地军民顽强抗敌，使敌疲于奔命。江北吃紧，敌就 集中兵力防御江北，江南告急，又转兵南渡，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最后只 得步步后撤，红军失去的根据地得到了部分收复。

洪沏苏区军民第二次反“围剿”

1931 年 3 月初，国民党军为摧毁湘鄂西苏区党政首脑机关，以江南为重点，对洪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相继攻占藕池、石首县城，并继续向根据地推进，形势极为严重。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将洪湖地区红军分为两路，转移至外线打击敌人。周逸群卒部分 干部和武装南下洞庭湖区开展游击战争；段德昌率红军独立团北渡长江，到 被敌占领的潜江、沔阳、监利地区活动，在江左军配合下，先后两次攻克峰口，四次攻克朱河，击溃敌人 1 个团，歼敌 1 个营。独立团扩编为红 9 师， 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另外还组织了湘鄂西警卫团、教导团、沔汉独立 团等部。4 月下旬，红 9 师及地方武装对入侵江北地区之敌发起进攻，在老 新口先后歼敖两个营，击溃敌两个团，收复了龙湾、熊口等地；接着又向江陵地区之敌发动进攻，在三官殿、沙岗、普济观、汪家桥等地歼敌 2000 余人， 缴枪 1000 余支，江北苏区大部恢复。与此同时，江右军在江南地区也向敌开 展攻势，东山地区得到恢复，还开辟了洞庭特区。

1931 年 3 月，中共中央派夏曦来湘鄂西苏区，先后成立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由夏曦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崔玫(后为杨光华)仕临时省委书记。5 月间，周逸群在洞庭湖 区岳阳县城遭敌伏击，不幸牺牲。周逸群在大革命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坚，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 15 师和第 20 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时任师长，是湘鄂西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洪湖苏区军民第三次反“围剿”和抗灾斗争 1931 年 9 月初，敌人调 集两个师 1 个旅的兵力，以江南华容东山地区为重点，对洪湖苏区发动第三 次“围剿”。当时红 9 师正在江北活动，东山地区仅有 300 余人的游击队， 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寡不敌众，东山地区陷入敌手，1 万多革命干部和群众惨遭屠杀。这个地区的革命群众没有被敌人的白色恐怖所震慑，他们擦干 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体，重新组织起江南游击大队，经过极端艰苦 的斗争，至年底，江南苏区逐步得到恢复。
　　1931 年夏，湖北省遇到几十年未有的大水灾。洪湖苏区地处长江、汉水之间，湖泊河流密布。入夏以后，连降暴雨，河水猛涨。国民党军又利用洪水，丧心病狂地实行“水淹苏区”的计划，在监利的上车湾掘堤，使江北苏区一片汪洋，几成泽国。江南苏区亦部分彼淹。严重的水灾，对红军反“困 剿”斗争带来了严重困难，粮食、医药更是缺乏。为了战胜水灾，在反“围 剿”的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动员红军、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抢险修堤，保 护未受灾地方的秋收：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分配给受灾群众；实行继续生产和极端节约措施及发动群众募捐互救等政策。此外，党和政府又将广大灾 民组织起来，向白区和新苏区就食。沔阳、汉川两县组织游击队、赤卫军数 千人，深入白区，击溃国民党军一部，夺取运载物资船数十艘，将缴获的粮食物资运回苏区分给灾民度荒。洪湖苏区军民在粉碎敌人“围剿”的同时，战胜了几十年来未有的大水灾，渡过了苏区最严重的难关。

红 3 军出击襄北，扩大新苏区

在洪湖苏区反“围剿”期间，主力红 2军团转到湘鄂边，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苏区和红军却没有获得发展，部队 供应日益困难。1931 年 3 月，红 2 军团按照中央命令改编为红 3 军，军长贺 龙，政委唐赤英，下辖第 7、第 8 两个师。为配合洪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红 3 军转战荆(门)当(阳)远(安)地区，以后在武当山区开辟了以房县为 中心的鄂西北苏区。同年 9 月，接到中共湘鄂西分局要红 3 军返回洪湖的指 示信，红 3 军即留一个团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红 25 师，坚持鄂西北苏区斗争； 贺龙率部向东南出击，在红 9 师迎接下到达襄北(汉水以北)。红 3 军和红 9 师的会合，增强了主力红军的突击力量，为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创造了有 利条件。
　　两军会合后，全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襄北局面，沟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10 月上旬，返回洪湖苏区。夏瞒借口红 3 军和红 9 师在襄北活动打击敌人是改变军事计划，脱离苏区，不要群众，撤去万涛(会师后刚接任)红 3 军政治委员职务，改由夏咸兼任，同时撤销各师师部，将部队缩编为 5 个团，直属军委指挥，实际上架空了红 3 军军部。经贺龙等领导人力争和中央的批评，才恢复第 7、第 9 两师番号，另辖 1 个独立团。
　　11 月，红 3 军为配合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调动进攻洪湖苏区 的敌人，主动在襄北发起进攻，连克皂市、陈家何等地，歼敌一部，进逼应城。12 月下旬，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派遣第 4 师第 12 旅等部增援应城， 并相继进占龙王集、陈家河、皂市等地。1932 年 1 月，贺龙命段德昌率红 9 师及汉川独立团赴汉(川)宜(昌)公路歼灭该敌。红 9 师首先袭占皂市，并将大部队埋伏于公路两侧，派出骑兵连与敌接触，佯作溃退，引诱敌人深入红 军伏击圈。敌进入以后，分别被包围在龙王集、陈家河地区。红军采取围点 打援战术，经几次战斗，在龙王集地区歼敌 1 个多旅，俘敌旅长以下官兵 3000 多人，缴枪 3000 余支(挺)，迫击炮 20 余门。
　　1932 年 3 月，敌调集 10 多个团对洪湖苏区发动进攻，第 48 师第 144 旅 由皂市出动，进至文家墩、李家场等地。红 3 军在贺龙、新任政委关向应指挥下，集中兵力，将运动中的敌人包围歼灭于文家墩，俘敌旅长以下官兵 2000 亲人。随着作战的胜利，洪湖苏区和武装力量有了新的发展，新建了 9 个县 的苏维埃政权，超过原有苏区一倍以上。洪湖苏区扩展到襄北广大地区；红
3 军发展到 3 个师 1.5 万余人，地方武装有枪 2800 余支。龙王集、文家墩战 斗的胜利，使湘鄂西苏区和红军进入了全盛时期。
　　红军经过一年多以来的反“围剿”作战和艰苦卓绝的斗争，锻炼成为一支英勇善战、无坚不摧的人民军队。同时，由于红军的迅速壮大和实行了集 中统一的指挥，作战能力大大增强，作战成果显著提高。红军三次反“围剿” 的胜利，完成了由游击战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并且形成了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在战略上，红军的基本方针和指导思想是 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内线歼敌。同时在特定的条件下，红军也乘敌“围剿” 部署尚未完成、对红军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以主动进攻、外线歼敌来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在战役战斗上，红军已经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迂回包围，围点打援，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套 比较完整的作战原则。红军反“围剿”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的形成，对 后来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1931 年秋后的形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形成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瞿秋白、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 全党正为继续贯彻反对“左”倾错误而斗争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一 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 帜下，反对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党中央。他们无视党的纪律，结合一部分人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公然鼓吹成立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使党内生活出现 了严重危机。
　　1931 年 1 月，在王明一伙的压力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等人依仗米夫的支持，强行篡夺中央的 领导，并且以王明所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 争》的小册子作为党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在政治上主要批评三中全会的所谓“调和错误”和对立三路线的“右倾”，强调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号召全党反对“右倾”、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从而形成了新的“左”何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则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其“左”倾路线的干部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提拔了一批教 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干部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并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 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和新的领导干部，使新的“左”倾路线贯彻到各个苏 区和白区的地方党组织中去；对不同意他们那一套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则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致使许多优秀的领导干部和 党员遭到打击诬陷，使党和红军遭受严重损失。

以王明为代表的党中央，多数人不懂军事，因此在上台初期，还来不及也提不出新的军事战略，同时为标榜反对李立三在军事战略上的错误，甚至 还不主张攻打中心城市。随着红军反“围剿”作战的不断胜利，根据地和红 军力量的壮大，他们便错误地估计形势和红军的力量，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已经能够与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军事力量相匹敌。因此，不 再满足于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是要夺取中心城市，建立全国性的 苏维埃政权，以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相抗衡。为此，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作为全党全军的军事战略。

1931 年 9 月，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经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为代总书记的王明，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在王明 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指示，不顾事实地严厉指责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所谓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发动群 众的工作，对国际路线的正确缺乏深入的了解，至今还未建立起巩固的根据 地，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以致红军在作战中疲于奔命，使红军长期围于内线作战而不易向外发展等。在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后，新成立的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1932 年 1 月 9 日，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认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 实，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 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形势。决议要求全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占领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 数省的首先胜利。此后，实行进攻战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 胜利就成为全党和红军的总任务。这个决议，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正式形成的标志。决议全盘否定过去的正确主张，把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放在实行进攻战略、攻打中心城市的基点上。自从这个决议发布之后， 王明及其支持者就在各地进一步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以进攻战略代 替积极防御，以所谓“正规原则”代替了真正的正确原则，使革命战争遭受 严重的挫折。
　　1931 年 11 月，根揭党中央 9 月指示信，中央苏区在瑞金召开第一次党 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批评毛泽东为代表的所谓政治上的“非无产阶 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会议撤销毛泽东苏区中 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并通过取消红一方面军的决定，实际上也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的职务。改选后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 任代理书记，项英、任弼时、毛泽东、朱德、顾作霖、王稼祥、邓发等 7 人 为委员。12 月下旬，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周恩来由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根据沿途见闻，发 现中央苏区的“肃反”存在严重问题，于是立即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 根据他的报告，通过《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批判肃反中心论。会后 又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基本上得到制止。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决定，1931 年 11 月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接着，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 毛泽东、徐向前、夫向应、王盛荣等 15 人组成，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统一领导各苏区红军的作战和建设。但由于各根据地被敌分割， 相互隔离，中革军委实际只能指挥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的红军。中革军委下 设总参谋部、总攻治部和总经理部，叶剑英任总参谋部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后，即取消红一方面军总部， 其所属部队统称中央红军，直属中革军委指挥。

五、鄂豫皖、川陕苏区红军反“围剿”、反围攻斗争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1932 年春，由于“九·一八”事 变爆发后备阶级政治态度变化而造成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危机，因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得以克服。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日本签订屈辱性的《淤沪停战协定》，向美国借款 1200 万美元充作军费，调 动大批军队，准备对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1932 年 5 月，蒋介石 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不久，又在庐山 召开军事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的战略部署：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 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中央苏区。
　　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设于武汉，下辖左、中、右三路军，防左路军“围剿”湘鄂西苏区外，中、右两路军总兵力 24 个师 6 个旅 30 余万人(其 中有三分之一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鄂豫皖苏区，另有 4 个航空队支援地面 作战。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 剿”的方针，其计划是，第一步攻占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红四方面军主力驱逐出鄂豫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的 皖西苏区，并将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长江边上歼灭之。

红四方面军经过四次进攻战役，士气高昂，械弹充足。由于根据地的扩大，红军作战有了更为众多的群众支援和广阔的回旋区域。因此，敌人这次 “围剿”虽然来势凶猛，但如果我战略方针正确，指挥得当，红军是有可能 打破敌人“围剿”的。但是，张国焘等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已彼胜利冲昏了 头脑。还在黄安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张国焘竞认为红军有这样的力量，就是来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商潢战役胜利后，鄂豫皖省委在决议中提出：国民 党政府的军队只能担任偏师的任务，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 准备和帝国主义者直接作战。1932 年 6 月，敌人准备大规模“围剿”的密锣 紧鼓己喧嚣入云，但以张国焘为首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却不进行反“围剿”的 准备；对于临时中央提出的采取积极进攻战略，造成包围武汉形势的军事计 划，不仅全盘接受，而且颇有发挥。张国焘竞认为目前已不是冲破“围剿”， 而是根本消灭“围剿”，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这一“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要红军向京汉路出击，并于 7 月初开始围攻屏障武汉的麻城，以 实现其打下武汉过中秋的冒险计划。

正当红军主力围攻麻城之际，敌各路纵队开始向苏区进犯。
　　7 月底，敌已迫近根据地中心区域，形势十分严峻，但张国焘仍置之不 理，命令方面军主力再次围攻麻城。蒋介石见各军进展顺利，遂改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于 8 月 7 日下令总攻，要各路纵队以疾速秘密的手段深入我根据地中心，攻占红安、七里坪，寻歼红军主力。在此严重情况下， 张国焘才被迫撤围麻城，但又轻率地作出迎击敌军主力，一举粉碎“田剿” 的决定，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8 月中旬，方面军主力在冯寿二、冯 秀驿和七里坪地区两次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战斗十分激烈，红军发扬了英 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重创蒋介石嫡系部队 2 个师，杀伤敌官兵 5000 命名。但这两次战斗都未能使整个战局发生有利于红军的重大变化。相反，红军打的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使自己遭到重大伤亡，处境更加被动。敌战 后调整部署，张国焘又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军主力业已溃退，全国红军应趁此 时机起来消灭“围剿”，迅速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命令方面军迎击敌军主力，保卫新集。敌军乘红军在浒湾地区与陈继承纵队苦战之际，张钫纵队和卫立煌纵队从南北两面迂回红军侧后，与陈纵队构成三面合围之 势。张国焘见形势险恶，即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及中央分局、省委、省苏维埃 政府等机关撤出新集地区向皖西苏区转移。新集、商城随即陷落。敌见红军主力向东转移，立即派大军前堵后追。张国焘惊慌失措，认为今天打出一个 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红军东进受阻， 遂重返红安地区。国民党军随之迅速围了上来。红军在红安以西的河口、东西冯秀驿地区与敌激战，击溃敌人一部，毙伤敌 3000 个人，缴获武器甚多。 战斗中，红 25 军军长蔡申熙，红 11 师政委甘济时牺牲。蔡申熙，湖南省醴 陵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在中央军委工作。1928 年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 15 军、红 25 军军长等职。牺牲时年仅 26 岁。
　　10 月 10 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皈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认为红军主力再在苏区战斗是无望的，只有离开苏区才是出路。会议决定，留少数兵力坚持苏区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伺机打回根据地。会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 2 万余人，越过京汉路向西转移。方面军主力又在湖北枣阳西南的新集和土桥铺进行两次有关全军安危的重大战斗，意在争取主动，但由于部队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仓卒反击，虽然给数倍于红军的尾追和堵击之敌以重创，但未能改变被动局面，不得不向西北鄂豫陕边转移。红 25 军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继续以 10
多个师的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清剿”，并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妄图把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力量彻底消灭。中共鄂豫皖省委为扭转危局， 将留下坚持斗争的部队重新组成红 25 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1933
年 1 月，皖西北地区又组建红 28 军，军长廖荣坤，政治委员王平章(兼)。不
久，红 28 军合并于红 25 军。两军合编后，连续在郭家河、潘家河、杨四寨等战斗中取得胜利。战斗中，红 25 军政委王平章不幸牺牲。

王平章，湖北省汉川人，领导过农民运动和鄂中区秋收起义，历任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中央分局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红 25 军和红 28 军 政治委员等职，牺牲时年 32 岁。5 月，红 25 军执行临时中央夺取敌占城镇的指令，围攻敌重兵防守的七里坪，连攻月余未克，减员逾半，被迫撤出战斗。

1933 年 7 月中旬，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红 25 军
在省委单纯防御战略思想指导下，同敌人打阵地战、正规战，并提出要保卫 苏区中心区，与土地共存亡等口号，激战月余，未能打退敌人，被迫向皖西 北地区转移。敌人向皖西北苏区中心区合击，红 25 军遭受严重损失，被迫向鄂东北转移，途中又遭敌人袭击，主力到达鄂东北地区，一部返回皖西北。 这两部分红军接受前一阶段作战失利的教训，改变战略，以时聚时分，外线游击等方式，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取得不少胜利，使部队又得到恢复和发 展。皖西北地区又组成红 28 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郭述申。红 28 军组 成后，连续取得石门口、葛藤山等战斗的胜利，歼敌 1 个多团，俘敌旅长以下 1000 余人。
　　1934 年 2 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在蒋 介石的旨意下，张学良所部 9 个师陆续抵达鄂豫皖地区，准备发起新的进攻。
　　为集中兵力进行反“围剿”斗争，红 25 军和红 28 军重新合编为红 25 军，徐 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7 月，敌人开始进攻，企图将鄂豫皖红军 完全扑灭。红 25 军转入外线作战，在英山、大湖边境建立游击根据地。11 月上旬，红 25 军在光山县斛山寨击溃尾追之敌 10 个团，毙伤俘敌 4000 余人。

11 月中旬，红 25 军主力奉命实行战略转移。
　　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苏区

红四方面军主力在丧失从外线打回鄂豫皖 苏区的条件后，被迫寻求新的立足点。部队且战且走，经鄂西北、豫西南， 翻越秦岭，北入关中。在此期间，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1 月底，红军再次翻越秦岭，此时已届严冬，部队仍着单衣、穿 草鞋，白天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夜晚宿营于悬崖老林之下，饥寒交困，十分艰苦。12 月上旬，红军抵达秦岭南麓的小河口。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放弃 鄂豫皖根据地，无目的地向西北转移日益不满，以曾中生为代表的高级干部直接向张国焘提出当前行动方针的意见。张国焘为缓和矛盾，宣布成立前敌 委员会，随后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第 73 师政治部主 任张琴秋为总政治部主任。但张国焘对此事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
　　12 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进抵汉水以南地区，摆脱敌人追击堵截，正在这 时，前委得悉四川军阀正在混战，川北兵力极为空虚，遂决定向四川发展，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革命根据地。

四川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地势险要，回旋余地广阔。全省分别被刘文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刘存厚等军阀所割据，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呈半独立状态，内部则勾心斗角，连年混战。川北为田颂 尧第 29 军的防区，自 1932 年 10 月起，田部主力协助刘湘在成都地区与刘文 辉部作战，川北几成不设防的地区。红军进军川北，主要障碍是横在面前的 “巴山天险”。大巴山脉雄峙于川陕之间，气势磅礴，横断两省通道。红军 为迅速进抵川北，选择了一条路隘山险、人迹罕至的捷径。部队于 12 月 19 日开始翻越大巴山，指成员们冒着严寒风雪，互相鼓励、帮助和爱护。优秀的红军战士陈松庭，宁可自已挨饿忍饥，把干粮让给年幼的战士，晚上睡在 草棚门口，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遮风御寒，当战士们醒来时，发现他己光荣 地献出了生命。

全军越过大巴山以后，兵分三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夺取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着手创建以通江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通南巴地区长期受着 极为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奇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田颂尧为了维护称霸川北的地位，对人民敲骨吸髓， 仅用赋一项，当时已经预征到 55 年后的 1987 年了。红军一到川北，立刻着 手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933 年 2 月 7 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 通江城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接着，又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选举熊国炳为主席。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红军粉碎敌人三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和川陕边根据地的创 建，震动了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连电四川军阀，要他们停战言和，共同对付 红军，并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促其乘红军立足未稳，迅速 组织围攻。田颂尧调集近 6 万兵力，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以其副军长孙震 为前敌总指挥。按照蒋介石“着重左翼”，防止红军西进的方针进行围攻部 署。盘据在营山、渠县地区杨森的第 20 军和在达县、万源地区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准备相机出动，配合作战。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和川北地区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的地势，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的围攻。首先以 少数兵力控制敌人必经的山险要隘，构筑阵地，节节抗击，大量消耗敌人兵 力，逐步向心收缩，待敌进入根据地内有利红军作战时，红军即适时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敌，粉碎围攻。
　　1933 年 2 月中旬，田颂尧 3 个纵队向巴河左岸发起全线攻击，红军凭险 固守，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后，逐步抗击，逐渐后撤收紧阵地。至 3 月 18 日， 敌虽取得巴中、南江二城，但付出了 8000 人伤亡的重大代价，士气顿挫，攻 势锐减，不得不停止进攻，进行休整补充。
　　4 月下旬，敌又发动猛烈进攻，红军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通江 城。田颂尧却认为红军已溃不成军，胜利指日可待，于是再次开展全线进攻。这时，红军虽已退守到方圆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但战线缩短，主力全部集 中，反攻条件已基本成熟。于是方面军总部下令从 5 月 15 日晚开始反攻，取 得竹峪关、空山坝等战斗的胜利，敌全线崩溃，红军乘胜发起追击，穷追猛 打，相继收复南江、通江、巴中三城，残敌望风而逃。历时四个月的反三路围攻作战，红军以毙伤俘敌 2.4 万分人，缴枪 8000 余支(挺)，迫击炮 50 余 门，恢复全部根据地的胜利而告终。

6 月底，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 4 个师扩编为 4 个军。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 下设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徐向前任总 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树声任副总指挥。第 4 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第 9 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第 30 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第 31 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张广才。各军直 辖有医院、修械所，担架营、特务营和迫击炮连。

部队经过调整扩编，新战士大量增加，许多老战士被提升为干部，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有针对性地掀起了练兵热潮。为了提高各级干部的军 事素质，印发了方面军领导干部所写的《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教材供大家学习研究，尤以《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更为重要。它总结了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反“围剿”应采取的年 线作战，各个击破，抄袭迂回，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围点打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击敌要点等 10 种战法。它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军 事文献。《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是曾中生身陷囹圄中吉笔疾书写 成的。曾中生是位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红军高级将领，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在鸡鸣河和小河口会议上两次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斗争，因而饱经迫 害和扫击，三次反围攻后，张国焘以“托陈取消派”的罪名关押了曾中生。1935 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1933 年 8 月中旬起，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相观望之际，集中主力，连续举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 次进攻战役。仪南战役打的是田颂尧残部，历时半月，歼敌 3000 人，解放仪陇县全境，夺取了南部县境的盐井。营渠战役打的是军阀杨森部。战役自 9
月 22 日开始至 10 月 6 日结束，红军共毙俘敌 3000 余人，缴枪 2500 余支， 解放了营山县城。宣达战役的目标是老牌军阀刘存厚，这位吴佩孚的“崇威上将军”，贪婪昏庸，老朽顽固。他趁红军反三路围攻的困难时刻，派兵配 合田颂尧抢占竹峪关，欲置红军于死地。当红军向刘存厚老巢达县发起进攻时，刘还在府中饮酒扶乱，求神保佑，听到枪声才大梦初醒，仓皇出逃。是 役，红军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三城，刘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 币厂等设备均被我缴获。宣达战役后，川陕苏区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 33 军，原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军政治委员。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胜利后，川陕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东起 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强，面积
达 4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 500 万，红四方面军发展到 5 个军共 8 万人，形 成了川陕根据地空前昌盛的时期。
　　红军粉碎敌人六路围攻

1933 年 9 月，刘湘打败刘文辉，结束了四川 军阀的混战，开始形成以刘湘为首的表面统一。10 月，刘湘在成都正式就任 蒋介石授予的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以其所属第 21 军为主力，收集大小 军阀部队，组成六路围攻军，第 21 军编为第 5 路。敌人采取分进合进，步步 为营，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在西北起广元、东迄城口的千余里弧形线上，集中 100 多个团、20 万兵力。预定以 3 个月时间，分三期，将红四方面军围 歼于川陕边境。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敌围攻兵力强大，为避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决定仍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收紧阵地过程中大量消耗、 疲惫敌人，创造反攻破敌的条件。在兵力部署上，把主力放在东面，对付敌 主攻方向的第 5、第 6 路，由徐向前亲自指挥。西线配置 10 余个团，分别钳 制第 1、2、3、4 路敌人，由王树声统一指挥。

12 月上旬，敌在东西线同时发起进攻。红军的防御战线，东西长达千里，
作战十分艰难，但指战员以英勇顽强的气概和猛烈突然的近距离火力，歼灭 进攻之敌；又针对敌人害怕夜战的特点，出其不意，深夜出击，捣毁敌旅、 团指挥机关，使敌日夜处于惊恐状态。在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之后，利用川北山地的有利地形，节节收缩阵地，开展机动灵活的运动防御战。敌人连续 发动三期总攻，至 1934 年 4 月底，付出 3.5 万多人的代价，占领了红军主动 撤出的根据地大部分城镇。

敌三期总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围攻旷日持久，军阀之间矛盾又起。刘湘为缓和其内部矛盾并部署新的总攻，一面调整部署，增加兵力，对小军阀 进行安抚，一面准备第四期总攻。鉴于前三期总攻损兵折将，损失惨重，这次刘湘求助于神灵，请出一位江湖术士，号称刘“神仙”的人，授以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代刘湘统领各路军阀，实行以神治军。刘神仙还举 行了登台拜印仪式，刘湘率各路总指挥顶礼膜拜，析求神灵保佑刘神仙旗开 得胜，马到成功。
　　红四方面军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决定从西线开始反击。6 月，红军为 创造战机，迷惑敌人，主动撤出通江城，并以一部兵力攻占城口。敌误认为红军将由城口向万县方向出击，忙将第 5 路主力由通江地区东移万源附近， 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此时，敌已发起以东线为重点的第四期总攻，刘神仙到达前方指挥，适遇红军从通江主动撤退，于是大肆吹嘘其“占卜有 灵”，扬言 36 天内必将“赤匪”消灭。

7 月中旬，敌以万源为主要目标发动全线攻击，企图夺取万源，截断川陕交通，一举将红军主力消灭在通江以东地区。刘湘在阵前发布奖惩条例：夺取万源及附近主阵地者赏 3 万银元；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师旅长在 所属三分之二兵力投入战斗而不亲临前线指挥者处死。在重赏之下，第 5 路 总指挥唐式遵亲临前线，连日以人海战术，组织波浪式的密集冲锋。土匪部 队王三春部，手持短枪，光着膀子，大喊大叫，真有一股要钱不要命的劲头。在疯狂的敌人面前，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红军指战员，发扬“以一当十，以十 当百”的大无畏精神，勇猛顽强，坚守阵地，运用近战、夜袭、阵前反击等传统打法，大量歼灭敌人。从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敌人在万源地区发动多次大规模进攻，死伤万余人，不仅未夺取万源，而已因部队损失惨重，士气 沮丧，病员急增，逃亡不断，刘湘的重点进攻，成为强弩之末。
　　万源的决战防御，为红军反攻创造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方面军决定 乘机开始总反攻。8 月 10 日，红军首先在东线突破中段敌阵地，接着向纵深发展，造成对敌分刽的有利态势，但由于张国焘指挥失当，失掉了在东线大 量歼敌的有利时机。8 月下旬，红军主力转向西线，在通江城南渡过通江河，突破敌第 3、第 4 两路结合部的坚固防御阵地，为西线反攻打开了通路。敌防御体系被打乱，纷纷夺路溃逃。总指挥徐向前亲率一个军实施大纵深迂回， 包围歼灭敌人两个多旅。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其他各部亦乘胜追歼逃敌， 被敌侵占的根据地相继收复。

10 个月的反六路围攻，红军付出 2 万余人的伤亡，取得辉煌的战绩，先后毙伤俘敌 8 万余人，缴枪 3 万分支，炮 100 余门，击落敌机一架。反六路 围攻的胜利，严重打击了四川军阀的暴虐统治。蒋介石对这次失败深感震惊 和恼怒，严电指责刘湘指挥无能。刘湘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在成都去重庆途中，还演出了一幕假投江的闹刷。

1935 年 1 月，蒋介石又积极准备发动川陕“会剿”，中央军直接开进四川，并令胡宗南第 1 师接防广元、昭化，扼止红军向陕南发展。红四方面军 先发制人，发起广昭战役，歼敌一部；2 月初北出陕南，发起陕南战役，在
10 多天内，先后攻占宁羌、沔县和阳平关重镇，歼敌 4 个多团。敌为确保汉
中，纷纷向陕甘南部移动。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为西渡嘉陵江、策 应中央红军入川创造了条件。

六、湘鄂西和陕甘苏区红军反“围剿”斗争

湘鄂西苏区党内斗争和王明“左”倾错误方针的贯彻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积极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引起了湘鄂西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的不满。1932 年 1 月，临时中央派关向应到达洪湖苏区，参加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并担任红 3 军政治委员。在夏曦主持下， 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通过了包含着严重“左”倾错误的《政治任务决议案》 等文件。这个决议案，不仅全盘接受临时中央提出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军事战略，而且进一步肯定了 1931 年夏曦提出的以最大努力和鄂豫皖苏区 打成一片，争取京汉路，会师武汉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大会以后的军 事行动，完全是按照上述方针进行的。夏曦特别强调向武汉外围的应城、京山、云梦、孝感等地发展的重大意义，并要红军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 战，为争取中心城市而斗争。
　　1932 年 3 月上旬，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命令红 3 军执行积极进攻战略， 打下京山城，扩大新苏区。红军以一部兵力强攻京山未克，自己遭受很大伤 亡。3 月底，国民党军以 4 个旅进占襄河以北地区的瓦庙集一带村镇，红 3 军对该敌发起攻击，在七昼夜的阵地战中，敌人先后投入 2 万余兵力，红军虽前赴后继，顽强冲击，作战十分英勇，但因未形成优势兵力，战斗打成对 峙，红军被迫撤出战斗。5 月下旬，红 3 军奉命进攻国民党军第 44 师，将该师 3 个团包围在张家场地区，经连日激战，未能歼灭敌人。瓦庙集、张家场战斗，红军伤亡 4000 余人，打了一场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6 月初，川军第 21 军向洪湖苏区进犯，红 3 军主力立即从襄北回师，以红 7 师进至下蚌猢地区打击左路敌军侧背，由段德昌率红 9 师进入东荆柯以 南苏区中心区域，求歼中路敌军。6 月中旬，敌 1 个师被红军小分队诱至新 沟咀地区，红军以正面部队阻击，命骑兵部队秘密迂回至敌侧后，突然发起 攻击，敌遭受两面夹击，溃不成军，红军紧紧追赶，在熊口一带将其全歼，俘敌 3000 余人，缴枪 2000 余支(挺)。新沟咀战斗的胜利，是红军实行积极 防御、诱敌深入方针而取得的。

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党代会以后红军作战夫利，特别是瓦庙集战斗未打好，复曦归罪于红 3 军中存在的所谓“游击主义”。
　　1932 年 4 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发布《关于改造红 3 军的训令》，全 盘接受临时中央要求各苏区加紧进行“肃反”斗争的指示和其他苏区“肃反” 斗争的经验，认为各种反革命派别都想打入红军进行破坏活动。从上述“左” 的观点出发，夏曦把党内的两次内部争论说成是反革命派别的阴谋活动，从5 月开始即进行第一次“肃反”，万涛、潘家辰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杀害，造成湘鄂西苏区和红 3 军中人人自危的局面，严重影响了革命积极性和战斗 力。
　　红 3 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转战湘鄂川黔地区

正当湘鄂西苏区 进行大规模“肃反”的时候，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以其左路军 10 余万人，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以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 浚兼任司令官，第 10 军军长徐源泉仕副司令官兼总指挥，采取“步步为营， 稳打稳进”的方针，计划第一步进占襄北，将红 3 军压迫到长江和襄河之间， 第二步全力“围剿”供湖苏区，妄图歼灭红 3 军主力。

1932 年 7 月中旬，敌人向襄北发起进攻，当时红 3 军主力正遵照中央分局的指示，在襄北的京山、应城、皂市地区寻求作战，在强敌进攻下红 3 军 被迫撤出襄北。3 月上旬，敌人实施以摧毁洪湖苏区中心区为目标的第二步 计划。夏曦决定分兵两路，采取“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要红 7 师等部构筑碉堡，分兵把口，以阵地战阻击敌人，固守洪湖苏区；命令贺龙、关向应 率红 3 军主力重返襄北去牵制敌人。红 7 师等部在洪湖苏区中心区实行固守 决战，使苏区越战越小。9 月上旬，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湾失守，并在杨林关、新沟咀等决定性战斗中，红军损失惨重，整个洪湖苏区中心区已被敌人 占领和包围，夏曦感到在此狭小地区难以立足，于是决定突围。夏曦等率红7 师突围后，于 10 月上旬在襄北大洪山区与红 3 军主力会合。留在洪湖苏区 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不久也被迫转移，洪湖苏区完全丧失。在此前后，湘鄂边、巴兴归、裹枣宜、鄂西北等苏区也相继丧失。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红 3 军到达大洪山后，中央分局因丢掉洪湖苏区，怕受到中央的指责和 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反对，只得在山区无目的地往返游击。10 月下旬， 得悉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西进的情况后，才决定红 3 军转移至洲鄂边。11 月初，红 3 军 1.5 万人由大洪山向北越过桐柏山，经豫西南、陕南， 沿鄂川边境南下到达湘鄂边，行程 7000 里，一路上克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疾病侵袭以及第二次“肃反”造成的严重困难，广大指战员出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坚强不拔的精神，完成了艰难的转移任务。1933 年 1 月，红3 军先后攻占鹤峰和桑植城，准备恢复湘鄂边苏区。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慑于红军声威，表示愿意以让出部分地盘为条件，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都表示同意，认为这对红军也是一个体整和开展群 众工作的很好机会。但夏曦以反对“革命不彻底”为理由，坚决不同意，并 强令红 3 军立刻向陈部进攻，结果反被敌人击败。红军被迫退出桑植，返抵鹤峰休整，取消红 8 师编制，将撤出洪湖时失去联系后转战远安地区的卢冬 生的独立师编入红 3 军。

红 3 军刚刚来到湘鄂边，夏曦又借口一些指战员要求“打回洪湖去”的
意见是“改组派”破坏恢复湘鄂边苏区的路线，立即进行第三次“肃反”， 先后捕杀了军委主席团成员、红 9 师师长段德昌，参谋长王炳南等大批干部， 使红军又一次遭受重大损失。段德昌是湖南南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 又参加南县、华容和石首等地的农民起义，领导游击队在江陵、天门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是洪湖苏区创始人之一，建立正规红军以后，一直担任领导工 作，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过多次坚决的斗争，在洪湖苏区和红军中有很 高的威信，被害时年仅 28 岁。
　　这时的夏曦，觉得什么组织、什么人都靠不住了，共产党、青年团和苏 维埃政府己被反革命所把持，其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在他把持的中央分局 会议上，不顾其他领导同志的反对，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政府的决定，井继续进行第四次“肃反”。敌人利用苏区和红军忙于“肃反” 之际，调集兵力围攻红 3 军，红军又被迫离开湘鄂边，转战湘鄂川黔边地区，历尽艰辛，部队由洪湖出发时的 1.5 万人减至 3000 人左右，处境十分困难。

1934 年 6 月，红 3 军占领贵州沿河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举行会议，初步批 判了夏曦的“左”倾错误，决定在红军中重建党团组织，恢复政治机关，并 在黔东创建新苏区。9 月，包括沿河、西阳、德江、印江、松桃 5 县，纵横约 100 公里，人口 10 余万的新苏区已建立起来。黔东苏区的刨建，为红 3军建立了立足点，同时为与红 6 军团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陕甘苏区、红军的创建和反“围剿”作战

从 1930 年开始，由刘志 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和后来进入陕北的晋西游击队(入陕后称陕北支队)分别 在甘肃和陕北开展斗争，以后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反对敌人“进剿”的斗争中节节胜利，游击队发展到 1000 余人。1932 年 12 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26 军(成立时只有 1 个团的番号)，逐步建 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3 年底，陕甘边成立红 26 军第 42 师， 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新苏区。与此同时，陕北游击战争在中共陕北特委领 导下逐步开展起来，并建立了陕北苏区。
　　1934 年 2 月，敌人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陕甘红 26 军第 42 师转至外线打击敌人，经三道川、西华池等 30 余次战斗，歼敌 3000 余人， 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南梁根据地。3 月，敌第 86 师会同 当地民团对陕北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陕北党组织将分散的游击队组织 起来，成立统一的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治委员，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并袭占安定县城。随后，陕甘 苏区红 42 师一部北上，同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经井务塌、张家圪台等战斗，至 8 月底，歼敌 3000 余人，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陕甘 边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习仲勋、马明方分任主席，并在陕北苏区组建了红 27 军第 84 师。

1934 年 10 月起，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 4 省军阀部队 4 万余人，
准备以陕北苏区为重点发动第二次“围剿”。中共陕甘边和陕北特委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在陕北地区作战。1935 年 4 月下旬，敌人开始进攻。红 42 师与红 84 师在安定县境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红军在前敌总指挥部领导下，与游击队、赤卫军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经两个多月作战，先后占领安定、延长、 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县城，歼敌 3000 人，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

七、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红军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中央红军六次进攻战役

 1932 年 1 月 9 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 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夺取赣州、吉安等赣江流域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就成为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苏区中央局经 过研究，认为赣州守敌不多，较易得手，因此决定首先围攻赣州。1932 年 2月 3 日，红军向赣州发起进攻，苦战一月，四次用爆破进行强攻，仍未能攻 克，后敌援兵秘密入城，红军又腹背受敌，不得不撤出战斗。
　　赣州战役以后，苏区中央局决定分兵两路，由彭德怀率红 3 军团(称西路 军)向赣江西岸出击；毛泽东率红 1、5 军团(称东路军)向闽西发展。4 月中 旬，红 1 军团和红 5 军团攻占龙岩和漳州，歼敌第 49 师大部，缴获飞机 2 架，筹款百万银元。
　　粤军陈济棠部乘红军主力出征之机侵入赣南苏区。为解决入赣粤敌，红 军东西两路军会合，并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7 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发起水 口战役，经池江、梅岭失、大庚、水口等战斗，击溃粤军 15 个团，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
　　8 月 8 日，毛泽东被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组成了以周恩来为 主席，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参加的军事最高会议，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苏区中央局留在瑞金，由任弼时任代理书记。8 月 16 日至22 日，红一方面军发起乐安、宜黄战役，攻克乐安、宜黄等县城，歼守敌第27 师大部，俘敌 5000 余人，抚州、南昌之敌受到震动。 乐宜战役以后，红一方面军分布在南丰、乐安等地做群众工作，为反“围剿”准备战场。这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积极进攻战略大相径庭，从而促成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的召开。在 10 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后方中央局成员对以“消极怠工”的态度来对待“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毛泽东开展了激烈的批评与斗争。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接任。

自 1932 年 10 月中旬至 1933 年 1 月，红一方面军发起建(宁)、黎(川)、
泰(宁)战役和金资战役，歼敌 2 个旅，击溃敌人 3 个师，相继占领建宁、黎 川、泰宁、邵武、光泽、金溪、资溪广大地区，扩大了根据地，建立了闽赣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联成一片。在金资战役中，红 5 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 幸牺牲。赵博生，河北省黄骅县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 月，与董振 堂一起率国民党第 26 路军 1.7 万余人发动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改 编为第 5 军团，赵任参谋长兼第 14 军军长，先后参加赣州、漳州、水口、乐 (安)宜(黄)等战役，在金资战役中，赵搏生亲临前线，肉搏冲锋，被弹片击 中右额而牺牲。
　　红一方面军的六次进攻战役，是在蒋介石准备和忙于进攻鄂豫皖、湘鄂 西苏区，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情况下进行的。除赣州战役未达目的，红军遭 受较大损失外，其余几次战役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基本上达到了战役目的，配合了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但在战略指导上，临时中央一心想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因而使红军丧失了在有利条件下进行 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1932 年 12 月，敌赣粤闽边区“剿 匪”总司令部调集 30 多个师 40 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军 12 个师担任“主剿”任务，以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余汉谋为右路军总 指挥，分率第 19 路军、驻闽部队和广东军队负责就地“清剿”，配合中路军 行动；另有 4 个多师担任守备；并以两个航空队支援陆军作战。1933 年 1 月， 敌中路军组成 3 个纵队，由罗卓英指挥的 3 个师为第 1 纵队，吴奇伟指挥的4 个师为第 2 纵队，赵观涛指挥的 4 个师为第 3 纵队，准备在宜黄、抚州、 金溪等地集中后向红军进攻，另有 1 个师为预备队。蒋介石亲临南昌坐镇指 挥，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接着又进行六次进攻战役，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红一方面军辖 3 个军团、4 个军，总兵力约 7 万人，应该说 条件是不错的。但是，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形势并不乐观。1932 年，鄂豫 皖、湘鄂西苏区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失去了“三足鼎立”、互相支援 的战略格局，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临时中央在上海已 无法立足，于 1933 年初迁入中央苏区，加紧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 事战略；红军连续作战，反“围剿”准备不足；具有丰富作战指挥经验的毛 泽东已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这些因素，使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变得 十分复杂和困难。
在敌人即将发动大规模“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共临时中央决定采取进攻战略来破坏敌人的“围剿”部署，要求红一方面军首先攻取南城和南丰。 当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对这一决策力持异议，并且向中央力陈红军在大战前攻击坚城的弊端，请求改以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但临 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顾敌强我弱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拒绝周恩来的正确 意见，并以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名义通过决议，强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周恩来在自己正确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以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同朱 德一起，对围攻南丰作了灵活机动的部署：按命令准备强攻南丰，攻坚不利 时则撤围打援；打援不成时转至宜黄、乐安地区，在山地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2 月 12 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对南丰发起进攻，经一夜激战，未能突破敌防御主阵地。 蒋介石获悉红军围攻南丰以后，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天赐良机，立即命令南丰守军第 8 师固守待援，命令驻南城第 24 师派兵驰援，同时命令中路军各纵队加速向南丰、黎川、宜黄地区推进，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南丰城下。周恩来、朱德识破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立即向中央建议撤围南丰，实行战 略退却，将红军主力秘密撤至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并派出红 11 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以南东渡抚河，吸引敌主力向黎川方向前进。
　　敌中路军第 1 纵队接到向南丰地区推进的命令以后，罗卓英立即令在乐 安的弟 52、第 59 师东进，令第 11 师由宜黄南下，在黄陂、河口地区会合后向红军进攻，并堵截红军归路。红一方面军获悉敌第 1 纵队部署以后，即将 红军主力分为两部，以第 1、第 3 军团，第 21 军为左翼队，埋伏于敌第 52 师必经的大龙坪、蛟湖地区，围歼该师，以第 5 军团，第 22 军为右翼队，迅 速进至霍源、西源地区歼击敌第 59 帅。2 月 27 日，敌第 52、59 师分南北两 路向东行进，当其到达红军预设战场时，红军突然向敌发起进攻，经两天激战，将敌大部歼灭，俘敌第 52 师师长李明(重伤毙命)和第 59 师师长陈时骥。 战后红军迅速撤离战场，秘密转移至洛口、南团地区休整。

陈诚吸取黄陂战斗失败的教训，将作战方针由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并调整部署，将 3 个纵队改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交替掩护，向广昌方向进攻，寻歼红军主力于广昌地区。
　　红一方面军首长鉴于敌上述部署，为分散敌人，创造战机，一面令红 11 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摆出与敌决战的架势，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一面命令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歼击敌后纵队。陈诚被红 军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要保卫广昌，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 并将后纵队 1 个师配属前纵队指挥，准备在广昌地区与红军决战。3 月 20 日， 敌前纵队已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线，与在东陂、徐庄地区的后纵队相距己达百里，而后纵队的兵力又明显减弱，出现了红军歼灭敌人后纵队的极好 战机。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心首先歼灭后纵队第 11 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决心定下以后，即将红军分成两部，以草台岗、徐庄为目标，红 5 军团、红 12 军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 9 师；红 1 军团、红 3 军团、红 21 军主力山西向东进攻，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 11 师与第 9 师的联系；第 22 军为预备队。21 日，红军发起进攻，经一天激战，敌第 11 师大部被歼， 师长肖乾被击伤。
　　黄陂、草台岗两仗，红军歼敌近 3 个师，缴枪万余支(挺)，粉碎了蒋介 石发动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红一方面军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实行诱敌深入方针的结果，也是周恩来、朱德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取得的。

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同时，对湘鄂赣、湘赣、闽浙赣
苏区也发动了进攻，这些苏区以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袭击、消灭敌人，主力转 至外线，求歼小股敌人，配合中央苏区进行反“围剿”作战。随着中央苏区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侵入邻近苏区的敌人也先后撤走。

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1933 年夏，蒋介石在美、英、德、意等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准备对中 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 向国外大量借款充作军费；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创办军官训练团；编 印“剿匪”手册；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商付“围剿”对策，撤销赣粤闽边区 “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蒋介石亲自策 划指挥。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革军委从前方移至瑞金，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在前 方组织指挥作战。
　　1933 年 6 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拟汀了一个庞大的作战计划，要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后称东方军)入闽作战，消灭第 19 路军和驻闽的国民 党军；另一部分(后称中央军)在赣江和抚河之间地区活动，打击敌人修筑堡 垒封锁线的部队，然后两军会攻抚州和南昌，以实现江西省的首先胜利。7 月初，红一方面军按照上述计划，以红 3 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在归化、朋口、青州等地歼灭第 19 路军和新 2 师各一部，红军也遭受相当损失，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赣江东岸活动的以红 1 军团为主的中央军，除在 乌江地区歼敌 3 个团外，未能阻止敌人修筑堡垒封锁线的行动。红军分离作 战的结果，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不但没有力量去会攻抚州和南昌，反而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还丧失了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给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造成了很大困难。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 50 万人，由顾祝同任总司令组成北路军，指挥第 1、2、3 路军，计 34 个师，担任主攻任务， 其中又以陈诚指挥的第 3 路军为“围剿”主力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广东 军队 11 个师为南路军。此外，由蔡廷楷指挥的第 19 路军和福建驻军共 10 余个师扼守苏区东部边沿，防堵红军东进和南撤；另有 15 个师分布在赣江流域和赣东北地区，担任就地“围剿”和策应主战场作战；以 5 个空军队配置 于南昌、抚州、南城，掩护和协助地面部队作战。
　　当时，中央苏区是巩固的，正规红军已发展到 8 万余人，随着反“围剿” 作战的发展，又增建了第 7、第 8、第 9 军团。第 7 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肖劲光；第 8 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第 9 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在第 四次反“围剿”胜利鼓舞下，苏区军民参战支前热情很高，红军如果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指挥得当，是有可能粉碎敌人“围剿” 的。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已在中央苏区占据统治地位， 正确的军事思想和原则被否定。他们在已知蒋介石准备大规模“围剿”的情 况下，仍要红军实行进攻战略，分兵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反“围剿”前夕，共产国际派遣李德(又名华夫)来担任军事顾问，他与不懂 军事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结合在一起，垄断了红军的指挥大权，事无巨细，均由他们决定。李德只用地图指挥作战，甚至连迫击炮的位置也标定 死了，前方指挥员没有一点机断专行之权。这样的军事战略和拙劣的军事指 挥，决定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必将失败的命运。

1933 年 9 月 28 日，国民党军占领了闽赣省府所在地黎川，拉开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序幕。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震惊于一城一地的得失， 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命令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北上就敌，企图收 复黎川，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0 月上旬，红军东方军在向硝石前 进途中，在洵口歼敌 3 个团。中革军委不顾敌预有准备，仍按原计划进攻硝 石，连攻数日不克。10 月中旬，又冒险进攻敌重兵驻防的资溪桥，仍不胜。

11 月中旬，连续进行了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战斗，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战场上越来越陷于被动地位。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战场上连连碰壁以后，由开始时的盲目轻敌变成畏敌如虎，在战略上由冒险进攻变为消极防御。
　　11 月 20 日，国民党第 19 路军领导人蔡廷锴在陈铭枢、蒋光鼐、李济深 等人支持下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抗日反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 军签订协定。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和南京、上海地区抽调 11 个师去镇压 19 路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实际处于停顿状态。“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 部发生分化和各派势力不满蒋介石对内“剿共”、对日妥协政策的反映，它 对中央苏区粉碎“围剿”是个良机。如果按毛泽东的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 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 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就能够调动敌人回援，粉碎敌人“围剿”；或者红军能够鼎力援助第 19 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迫使蒋介石抽调更多的兵力入闽， 把蒋蔡之战变成旷日持久的战争，红军乘机发动反攻，也能打破敌人“围剿”。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从极“左”的错误观点出发，认为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 敌人，不按变化了的情况调整战略，不去援助第 19 路军反蒋，反而命令红军转到西线永丰地区，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让第 19 路军单独同蒋介石军队作战。蔡廷锴在内部瓦解、外无援助的困境中迅速败北。
　　1934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了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继续由博古负总责，红一方面军总部合并于中革军委， 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中革军委主席仍由朱德 担任，周恩来、王稼样为副主席，但指挥权仍操纵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蒋介石镇压第 19 路军以后，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 令，于 1 月下旬协同北路军和南路军，对中央苏区重新发动大规模进攻。在 敌人进攻面前，“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中央红军处处设防，在城镇、大居 民点、交通要道、险关、隘口构筑碉堡，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想以 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 1 月下旬至 3 月下旬，中央 红军在黎川以南、建宁以北、南丰西南、泰宁等地同敌人连续进行多次阵地 防御战和反击战，不仅没有顶住敌人的进攻，反而使自己遭到重大损失。
　　4 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集中 11 个师进攻广昌。党中央、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和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抽调 9 个 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决战”，并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拚命主义的口号，博古、 李德亲自到前线指挥。敌人采用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 的战法，交替筑碉前进。红军在抚河两岸修筑阵地和堡垒，步步抗击，并进行多次反击和“短促突击”，终未能成功，被迫于 27 日撤出广昌。广昌保卫 战，历时 18 天，中央红军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付出了 5000 余人伤 亡的代价，中央苏区北方门尸广昌仍陷于敌手。

广昌战役后，博古、李德等人感到难以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开始作撤出苏区的准备，一面向共产国际报告，一面于 7 月间派出由红 7 军团组成的 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牵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8 月间又令湘赣苏区的红 6 军团转至外线作战，向湘中转移，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 敌人占领广昌以后，一面补充整顿，一面作继续进攻的准备。7 月上旬，敌军分六路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中革军委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拼消耗。
　　9 月初，敌北路军集中 9 个师，由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军主力一部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地区，构筑了 5 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 防御阵地进行固守。两军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红军以步枪、机枪和大刀、手榴弹，抗击敌人飞机、大炮配合下的多次集团冲锋，终因伤亡过重而 被迫放弃驿前以北阵地。与此同时，各路敌军也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革 军委以为全线抵御可以制敌，结果反被敌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

至 9 月下旬，中央苏区只剩瑞金、兴国、于都等县之间的狭小地区，人力物 力均已匮乏，在苏区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没有希望。1934 年 10 月，党中 央、中革军委率部实行战略大转移。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也对邻近苏区发动了进攻。这些苏区的红军，担负着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和抗击敌人进攻的任务，形势十分艰险；作战中又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同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因此大都受到严重损失。
　　湘赣苏区红 6 军团战斗失利后转移到永新的牛田和津洞地区，准备恢复 和依托井冈山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1934 年 8 月，红 6 军团奉命撤出湘赣苏区向湘中转侈，开始西征。
　　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第 16 师于 1934 年 6、7 月间在宜丰、奉新边境地区 被国民党军包围，与敌浴血奋战后大部壮烈牺牲，小部红军分散坚持游击战争。
　　闽浙赣苏区主力红 10 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 术，在苏区东部执行扰敌后方的任务，先后取得上饶罗桥、枫岭头和横峰姚 盘山等战斗的胜利，以后执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同敌人展开激烈的堡垒战、消耗战，使自己付出了很大代价，根据地越战越小。1934 年 11 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浙赣苏区，与红 10 军合编为红 10 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乐少华。
　　蒋介石为消灭闽浙赣红军，又增调部队加紧“围剿”。红 10 军团转入外 线作战，并组成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红 10 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这一行动。

1935 年 1 月，红 10 军团在皖南地区作战中接连受挫，被迫返回赣东北地区， 途中遭敌袭击，部队被截成两段，先头部队 1000 余人在红 10 军团参谋长粟 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突过封锁线，回到老苏区，随后组成挺进师，转 战于闽浙赣边地区；军团主力约 2000 人，被七倍于己的敌人合围于怀玉山 区，大部壮烈牺牲，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等不幸被俘，不 久被蒋介石杀害。方志敏，江西省弋阳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委员长，党的六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领导了弋阳、横峰农民起 义，是闽浙赣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领导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 次”围剿”，被捕后坚贞不屈，在狱中写有《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 等著作，表达了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反动统治的无比仇恨和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和向往。就义时年仅 35 岁。刘畴西，湖北省望城县人，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讨伐陈炯明叛乱的东征和南昌 起义，曾任红 1 军团师长和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央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任总指挥。就义时年 37 岁。

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
误领导，最终同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一样遭到失败。
　　1932 年至 1934 年，从整体上说是红军战争遭受严重挫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加紧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机械地搬用外国的经验，主张单纯依靠主力 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他们始则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继而实 行军事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最后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其结果，除 个别苏区外，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以及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苏区几乎全部丧失，红军遭到严重削弱，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八、红军执行三大任务和加强自身建设

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 它除了打仗以外，还肩负着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的任务。红军通过发动群众， 加强了政权建设，创建、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同时还使自身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红军承担筹款任务，也是客观需要形成的。红军初创时期，没 有后勤供应保障，全靠作战缴获和自己筹款解决给养。有了根据地之后，由 于地区不大，又处于贫困的边界，财力有限，虽能给前方解决一部分经费，但仍难满足红军的需要，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给养，还要靠红军自己解决， 有时甚至还要供给白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活动经费。红军执行三大任务，各 苏区大同小异。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在广昌、宁都、永丰、 乐安、南丰之间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争取几十万群众，摧毁一批被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建立苏维埃政权，筹足作战经费，扩大了红军 和地方武装，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事迹。 鄂豫皖红军利用战斗间隙，积极做群众工作，协助地方分配土地，建立新区政权，帮助群众生产劳动。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的经费和物质保障，主要是 执行“负担加在剥削者身上”的原则，除地方政府供给一部分外，主要靠军 队自筹。红军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这三大任务，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改进。 就更趋完善、更制度化了。红军不仅在反“围剿”作战中不断取得辉煌胜利，而且在自身建设上也有新的发展。
　　1930 年冬，党中央制订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其中有总则、政治指导员、 政治委员、各级政治机关等 10 个具体条例。条例总则指出：在红军中建立政 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 导，要使红军成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并“巩固红军的成斗力”。 红军的战斗力，不仅靠军事技术，最主要的靠红军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影响，把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团结于红军的周围。红军中的政治机关“是苏维埃政 权的一部分”，是“党在红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实施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使红军指成员明了红军所担负的阶级的政治责任和与敌人作战的意义。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制订与颁布，使 红军的政治工作更加条理化。1934 年 2 月，在瑞金召开了红军第一次全军政 治工作会议，研讨了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巩固 红军内部的工农联盟等问题。会议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著 名论断，再一次明确了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
　　反“围剿”作战，是红军政治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各地红军积极贯彻政工条例和全军政工会议精神，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政 治思想工作的许多宝贵经验，促进了红军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极大地增强 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军自创建以来，特别是反“围剿”以来，经常同比自己多儿倍甚至十几倍的敌人作战。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红军养成了优良的战斗作风，具体 地可以概括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狠”是首要的，带根本性的东 西，无论打小仗或打大仗，游击战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部队从上到下都 有一股有敌无我，有我无故，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的狠劲。红军物质生活差，武器装备落后，要取得胜利，靠的是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觉悟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部队有了这股狠劲，从而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在战场上， 经常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敌人有飞机、大炮和自动武器，红军主要是步 枪、大刀、手榴弹，靠什么去战胜敌人？除了正确的指挥和人民的支援，就是靠士气，靠勇敢，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靠有一般非消灭 敌人不可的狠劲。第二是“硬”。有“泰山崩于前丽色不变”的气概，在战役战斗十分严重、惨烈、危急时刻，能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 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军成长壮大的历史， 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第三是“快”。 “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红军作战，练 就了“走”和“打”两套本领，走和打都离不开一个快字，运动战更是这样。走是为了打击敌人。速战速决，是运动战和弱军歼灭强敌的基本要求。红军 的许多胜利，都是靠一个“快”字赢得的。第四是“猛”。部队的勇猛作风，是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
　　“两军相遇勇者胜”。红军打起仗来，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勇往直前，视死如归。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使本 来在兵力、装备上大大优于红军的敌人，兵败如山，许多高级将领，束手就 擒。第五是“活”。灵活机动，是红军指成员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 战争中的充分运用和发挥。红军的狠、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表现在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 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灵活运用和不断 变换战术，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模式，充分发挥指战员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红军养成的这套战斗作风，不仅对当时完 成建军、作战和创建根据地的任务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 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在反“围剿”作战胜利的基础上，红军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通信兵、炮兵、工兵以及乒工厂。1931 年 1 月，红一方面军以龙冈战斗中俘虏的敌第 18 师 无线电队全部人员和在东韶战斗中缴获的一部电台为基础，成立无线电队， 以后又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培训通讯和技术侦察人员。鄂豫皖、湘鄂西红军也先后以缴获敌人的电台装备自己。无线电通信兵的建立，使中革军委、 红一方面军与各苏区红军建立无线电联系，为各苏区和红军在战略上相互配 合，给党的领导机关和红军及时提供敌军情报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反“围剿”中，各地红军以缴获敌人的火炮装备了自己。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以红 3 军团炮兵连为基础，连同白沙战斗中缴获 的三门“克鲁白”山炮，在江西兴国的头陂镇成立军委炮兵团，备军团也陆续建立炮兵营和炮兵连。鄂豫皖、湘鄂西红军把缴获的火炮配属给部队。这 些炮兵，在以后的反“围剿”和长征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红 1 军团炮工 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大龙坪战斗中，一举摧垮敌第 52 师师部，使敌人失 去指挥，一片混乱，很快被全歼。
　　红军需要的武器、弹药，过去几乎全靠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供应。为 适应红军队伍和战争规模扩大、武器需求剧增的需要，红军除继续依靠缴获 补充外，还建立许多小型的修械所和兵工厂。仅兴国官田的中央军委兵工厂，就装配和修理 4 万多支步枪，2000 多挺机枪，100 多门迫击炮，2 门山炮，制造 40 余万发子弹，5000 多枚地雷，6 万多个手雷。鄂豫皖苏区也兴办了不少兵工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鄂豫皖军委乓工厂、余富山兵工厂和红山兵工 厂。它们的规模都是二三百人，除修理枪械，打造刀矛外，还可生产撇把子 枪、来复枪、子弹、手榴弹、地雷，并能仿造“汉阳造”步枪。各苏区生产、 修配的武器装备，在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随着红军的发展和作战规模的扩大，红军急需大批各类军政干部。红一 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在江西瑞金附近成立规模较为齐全的红军 军事政治学校，先后由肖劲光、何长工、刘伯承担任校长。建校初期分为步 兵、炮兵、工兵三科，以后又增加重机枪连和防空、装甲连。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都设立分校。1933 年，红军军政学校改为红军大学、步兵学校和特 科学校，为红军培养了大批中高级干部。
　　这些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较正规的军事、政治、步兵和特科学校，在红 军建设历史上开创了新的一页，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有较高的政治 觉悟和军事素养，有步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协同作战的新的水平。
　　

第三章 主力红军进行长征。南方红军坚持游击战争

一、中央红军和红 25 军长征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 1934 年 10 月 10 日率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分人，离开中央苏区， 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
　　为了减轻中央红军从赣南突围向西转移的阻力，中共中央利用敌南路军 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和陈济棠想对红军保持中立的愿望，由朱德、周恩 来派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达成协议，为红军顺利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10 月 21 日晚，中革军委以红 1 军团为左路前卫，红 3 军团为右路前卫，
红 9 军团掩护左翼，红 8 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 5 军团担任后卫，从雩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 人第一道封锁线。接着中央红军继续西进，通过敌人设在湘南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湘南临武、蓝山、嘉禾地区。
　　此时，蒋介石判明红军转移的战略意图，于 11 月 12 日任命何键为“追 剿军”总司令，指挥 16 个师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剿”；令粤军陈济棠以 4 个师到湘粤桂边截击；令桂军李宗仁、白崇禧以 5 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 州至黄沙河一线；令黔军王家烈派部队到湘黔边堵截，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 江以东。这时毛泽东曾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薜岳、周浑元两部尚未靠拢之际，集中红军主力，寻歼敌军一路或一部，杀一个回 马枪，以扭转战局。彭德怀也建议以一个军团向湘中前进，威胁长沙，攻击 敌军必救之地，迫使将介石改变部署，避免到湘桂边与桂军作战。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等人，拒绝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一味消极避战， 以致丧失了在湘南歼敌的机会，使红军继续处于被动地位。

11 月下旬，中央红军袭占道县以后继续西进。敌人迅速调部队沿湘江构成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与敌人浴血奋战五昼夜，于 12 月 1 日保卫中央机关渡过湘江，突破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但伤亡惨重。此时， 红军从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到 3 万余人。

蒋介石已判断红军将向北到湘西与红 2、红 6 军团会合，遂命令何键将“追剿军”改编为两个兵团，其主力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 芷江等地修筑工事，张网以待。红军如果按原计划北出湘西，势必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作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12 月 12 日，党中央在通道举行临 时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方向。毛泽东鉴于敌人在湘西南地区预设重兵的情况，力主放弃到湘西同红 2、红 6 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 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改变红军的进军方向，避免了覆灭的危险。在此前后，红军进行整编， 撤销红 8 军团，合并军委第 1、第 2 纵队，改为中央纵队。黎平会议后，中 央红军向黔北前进，强波乌江，于 1935 年 1 月 7 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红 25 军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 来的指示，决定红 25 军向京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同时还 决定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红 25 军军长，吴焕先仍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1934 年 11 月 16 日，红 25 军共 2900 余人，由何家冲出发西进，向京 汉路以西转移。蒋介石得悉红 25 军突围后，急忙调动 30 多个团的兵力，对 红军实行堵截和追击，红军边打边走，冲破敌人的阻击，相继进入桐柏山和伏牛山区，鉴于这两个地区都不便建立根据地，又决定向陕南进军。12 月上 旬，红军巧妙地通过敌人在卢氏县境的封锁线，进入陕西省洛南县使家河地区。红 25 军在陕南地区，粉碎了敌人两次“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 地。
　　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并同陕甘红军会师，红 25 军于 1935 年 7 月 16 日从西安以南的沣峪口出发，西征北上，进占甘肃两当、天水、秦安，切断西兰公路，翻越六盘山，在泾川县四坡村，全歼马鸿宾部 1000 余人。在四坡 村战斗中，军政治委员吴焕先不幸牺牲。吴焕先，湖北省黄安县人，参加领导黄麻起义，1928 年以后，参加领导了柴山保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红军的建 设工作，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是鄂豫陕省委和红 25 军的卓越领 导者，牺牲时年仅 28 岁。随后，红 25 军经镇原、庆阳、合水县境，于 9 月15 日在陕西延川县永坪镇，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组成红 15 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红 15 军团组成后，立即参加陕 甘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10 月，红 15 军团在劳山、榆林桥地区歼 东北军 1 个多师，俘敌 4000 余人，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

正当反“围剿”斗争紧张进行并取得重大胜利之际，陕甘苏区内部孕育着严重危机。中共陕甘晋省委中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些领导 人，进行错误“肃反”，逮捕红 15 军团副军团长、陕甘苏区主要创始人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给陕甘苏区和红军的政治生活和反“围剿” 斗争造成严重的团难局面。

遵义会议召开。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 1935 年 1 月 15 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 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 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等。会议着重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肯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确定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战 略方针，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次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 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 领导，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为胜利完成长征， 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 南、广西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前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 黔两省边境地区。
　　在敌人各路大军分进合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 由遵义地区北上，在沪州上游北波长江，进至川西北，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 行总的反攻，创建新苏区。1 月 19 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开进，相 继占领土城、习水，给川敌郭勋祺部以重大杀伤。1 月 29 日，红军主力从元 厚场、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中革军委鉴于敌人已经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的方针，争取由黔西向黔东的有利发展。
　　2 月 9 日，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完毕。这时，滇军孙渡部队和川军分别 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周浑元纵队正向古蔺、叙永追击。为了迅速摆脱川、滇两敌的侧击，中革军委决定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前进。2月 18 日，中央红军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一部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红军回师黔北，打乱了敌 人的部署，川军 3 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急忙抽调遵义附近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道义开进， 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 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26 日，红军攻占娄山关，并乘胜追击，于 28 日再占遵义。这时，蒋介石嫡系部队吴奇伟纵队第 93 师进至遵义以南的忠庄铺，第 59 师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开进。中革军委决心乘援敌孤军冒进，求歼该敌。红军以一 部兵力阻击第 59 师的进攻，主力向忠庄铺突击，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吴奇伟惊恐万状，率残部一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跑。红军跟踪追击，吴奇伟率先 逃过乌江，下令截断江桥铁索，使残部当了红军的俘虏。留在遵义地区的敌第 59 师，见指挥官逃之夭夭，急忙向西南溃退，红军乘胜追击，歼其大部。

在遵义地区战斗中，红 3 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邓萍，四川省富顺县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湖南国民党军第 5 师作兵运工作。参与领导平江起义，参加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任红 5 军军长，红 5 军随营军校校长等职，牺牲时年仅 27 岁。

遵义战斗，是中央红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 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 2 个师又 8 个团，俘敌约 3000 人。这是长征 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特别 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猖狂气焰，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中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抒发了遵义会议后，决心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引导中国革命重新走向胜利的豪情壮志。
　　吴奇伟纵队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气急败坏，飞往重庆部署新的围攻， 决定采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红军 于遵义、鸭溪地区。为了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中革军委于 3 月 4 日决定组 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以毛泽东、 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3 月 16 日， 红军在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令所部向川南进击，声称 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在敌人大军再次向川南集中之际，中革军委决定乘敌不备折而向东，在赤水河东岸 寻求机动。为了迷惑敌人，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 敌向西。红军主力于 3 月 21 日晚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波东渡赤水河(即 四渡赤水)，并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分路向南急进，令红 9 军团暂留马鬃岭地 区，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以吸引敌军向北。红军主力继续向南急进，于31 日渡过乌江，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把敌人几十万大军甩在乌江以北。
　　中央红军南波乌江后，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前 锋直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一面令各部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 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机场，还准备了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
　　当各路敌军奔向贵阳时，红军主力出敌不意向东继进，并在清水江架设 浮桥，虚张声势，伪装东渡。蒋介石信以为真，急令各路敌军向东追击。中 革军委抓住各路敌军向贵阳以东运动，云南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令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4 月 8 日，中央红军主力分两路向西南急进，使 蒋介石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留在乌江北岸的红 9 军团，以积极行动牵制敌人，曾在打鼓新场以东击 溃黔军 5 个团的进攻，西迸水城地区，同主力红军南北呼应。后又向滇东北 的宣威地区发展，吸引敌人向北，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直逼昆明。此时昆明周围兵力空虚，龙云急电在 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开昆明，并调各县民团防守昆明。这样，进一 步削弱了敌在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北渡金沙江造成了有利条件。5 月 3 日至 9 日，红军主力由皎乎渡渡过金沙江。单独活动的红 9 军 团也由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不久与主力会合。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变换作战方向，调 动敌人，打击敌人，四渡赤水河，威逼贵阳城，乘虚进军云南，巧波金沙江，打破敌人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地区的计 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5 月 15 日开始，中央红军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
针，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经沪沽、越西、冕宁，进入彝民区。彝族人民， 由于长期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和歧视，对汉人抱有根深的民族仇 恨。为了顺利通过彝民区，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红 1 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兼任政治委员。先遣队进入彝民区后， 遇到不明真情的彝族群众的拦阻和袭扰。红军指战员模范地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派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按照各家族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 刘伯承是四川人，从小对彝族的风俗就有所了解，他根据彝族的习俗，同与 我友好的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献血为盟，结为兄弟，帮助其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并赠送了枪支；说服老伍家族保持中立，对受国民党利用同 红军对立的罗洪家族尽量争取；同时还释放了被国民党扣压的彝族群众数百 人。由于红军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纪律严明，深受彝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
　　5 月 24 日，红军先头部队经过 160 多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 场。大渡河水深流急，两岸是一层层群山，只有一个口子可以上岸，而且对岸的口子有敌军防守，大部队要通过非常困难。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 开率领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边。因北渡未成，陷入清军的重围而全军覆没。 蒋介石妄想利用大渡河天险，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25 日，红 1 团第2 连的 17 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率领下，乘一条小船由安顺场驶向对岸，敌人密集的火力阻挡勇士们前进。神炮手赵章成用仅有的 4 发迫击炮弹，两发 打掉了大渡河北岸的两座炮楼，两发摧毁了敌人据守的河防阵地，掩护 17勇士强渡大渡河，击溃了川军的防御，巩固了滩头阵地，从而在敌人视为插 翅也难飞越的天险大渡河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安顺场波口水深流急，不能架设浮桥，全军数万人靠几条小船短期内难 于通过。而川军第 24 军军长刘文辉正以两个旅沿大渡河左岸向沪定桥增援。真是军情紧急，千钧一发。中革军委决定改向西北的沪定桥渡河。红 4 团须 受了先头部队的任务后，他们不顾饥饿，不怕疲劳，多次击溃川军的阻拦，于 29 日晨占领沪定桥西桥头。在红军到达前，敌人已将铁桥上的木板拆除， 只剩 13 根铁链横在大渡河上。当日下午红 4 团发起夺取庐定桥的战斗。第 2连 22 名突击队员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 铁索链向对岸冲击。第 3 连指战员扛着木板，跟随突击队铺桥前进。敌人在东桥头烧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 进。红军英雄们面对熊熊烈火，毫不 迟疑地勇往直前，胜利地抢占铁索桥，迅速歼灭残余守敌，占领沪定城，打 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蒋介石要“朱毛 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变成“一枕黄粱”。
　　6 月 8 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接着继 续北进，准备翻越海拔 4000 多米的夹金山，进入川西北地区。夹金山终年积 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和人烟。山区天气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 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掉进深不见底的冰谷雪窟之中。广大指战员顶严寒，冒风雪，手拉着手前 进，饿了就啃点千粮，渴了就咽一把冰雪。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 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了风雪严寒、高山缺氧的恶劣自然条件，终于翻越了夹金山，到达川西的达维。

二、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和分别北上、南下

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和开始长征

在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 时，红四方面军为了扩大苏区，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并配合中央红军在 川黔滇边的作战行动，决定发起嘉陵江战役。1935 年 3 月 28 日，嘉陵江战 役开始，第 1 梯队各部队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分别实施渡江作战。位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的红 30 军，首先强渡成功；位于阆中以北的红 9 军和苍溪以北的红 31 军，相继突破敌军防线，向纵深发展。次日，第二梯队红 4 军投入战斗。此役历时 24 天，歼敌 1 万余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趄梓潼、北到川甘边的广大地区。但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只看到川 陕苏区的困难和敌人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看不到坚持川陕苏区斗争的战略 意义和嘉陵江战役后所引起的变化，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向西转移，使红四方面军再次陷于无根据地作战的不利境地。
　　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军在嘉陵江、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令刘湘、邓锡侯、 孙震、胡宗南等部，四面围堵，企图围歼红四方面军主力于江油、中坝地区。

5 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以及党政机关、学校、工厂等共 8 万多人，分数路向岷江地区西进。经激烈战斗，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数道防线， 中旬占领茂县、威州、理县；另一部沿岷江北上，占领松潘以南的镇江关、 片口等地。为了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派红 30 军政委李先念率该军和第
9 军各一部，由氓江地区兼程西进，相继攻占懋功、达维。6 月 12 日，中央
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党中央同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的斗争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后，总兵力共 10 万余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鉴于川西北系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语言不通，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 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6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为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放在更巩固更有利的基础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 甘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井击破胡宗南之甫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但是，张国焘不同意这一方针， 提出要红军北攻阿坝，过草地西进北上，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 暂时向南进攻的主张。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 6 月 26 日在两河 口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中革军委根 据会议精神，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回到红四方面 军后，立即要求中央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甚至策动他的支持 者向党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他又向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 攻击党中央，破坏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党中央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有利于党和红军的团结，有利于党的北上方针的执行，于 7 月 18 日任命张国焘为红 军总政委。为了统一指挥，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并对部队进行整编。将红一方面军的第 1、第 3、第 5、第 9 军团依次改为第 1、第 3、第 5、第 32 军。红四方面军军的番号不变。此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8 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举行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与任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关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 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鉴于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松潘地区，薛岳部由雅安 向胡部靠拢，川军进占懋功、茂县及岷江东岸地区，企图围歼我军，决定放 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红军总部拟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 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在卓克基以南的第 5、第 9、第 31、第 32、第 33 军为 左路，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 的第 1、第 3、第 4、第 30 军为右路，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 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北上。8 月中旬，左右两 路先头部队先后开始北进。从卓克基到阿坝，从毛儿盖到班佑，都要经过茫 茫的草原。草地气候恶劣，忽而浓雾弥漫，忽而风雨冰雹。地理环境极坏，没有干净的水，没有可食用的东西。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 的地表面十分松软，人在上面行走，稍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甚至 有没顶之灾。红军指成员以顽强的毅力，顶风雨，冒寒冷，忍饥耐渴，历尽艰辛，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的草地。8 月 29 日，右路军第 4、第 30 军歼灭了包座守敌及援敌弟 49 师约 5000 人，为全军打开了北进的通道。

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到达陕北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 8 月 20日毛儿盖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

9 月 3 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的方针， 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人，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并借口噶曲河涨水，强令已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返回阿坝，又 命令当时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停止北上。9 月 8 日，张国煮 令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部队扣留中央纵队；同时指示右路军停止北上， 准备南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在周恩来处举行会议，要求张国煮率部北上。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 祥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的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望兄等熟恩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可是张因素却一意孤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决定， 并于 9 月 9 日，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这份电报，发现了张国焘的这一企图，立即报告毛泽 东，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为了贯彻党 中央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单独北上，并指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 当时有人不明真相，电话寻问要不要拦截北上红军时，徐向前回答：哪有红 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关键时刻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9 月 10 日凌晨，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由阿西地区北进，11 日电 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举行扩大会议，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 错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红一 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同时决定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 稼祥、周恩来为“五人团”，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行动。红军北上，腊子 口是必经之路，这儿像个小小的喇叭口，整座山像彼巨斧劈开，仅仅裂开一 条缝儿。喇叭口两侧是悬崖绝壁，那条腊子河从喇叭口里喷涌而出，出口处有一座小桥，桥右前方悬崖上修了一个大碉堡，可以火力封锁红军前进的通 路。红 4 团苗族战士李小猴，毛遂自荐攀登上悬崖绝壁，引导战友炸毁了碉堡，使我光头部队占领了天险腊子口。聂荣臻回忆这次战斗时指出：腊子口 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不打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 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红军进入甘南，使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陕甘支队到达哈达铺后，得知陕北有一块相当大的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 军，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去陕北。陕甘支队接着翻越六盘山，于 10 月 19 日 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旗)，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 11 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举世闻名的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 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的这一不朽诗作，是中央红军英雄们万里长征的真实写照。

陕甘支队 11 月初到达甘泉，与红 15 军团会合。党中央帮助陕甘苏区和
红军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人释放出来，恢复其工作，从而稳定了内部，挽救了陕甘边苏区的危局。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 局常委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负责军事和党的组织工作。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恢复红一 方面军番号，辖第 1、第 15 军团。彭德怀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 治委员。原陕甘支队编为第 1 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第15 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全军 1万分人。为了打破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有名的直罗镇战役。11 月 20 日下午 4 时，敌第 109 师进至直罗镇。红军当夜将其包围。次日拂晓，红 1 军团由北向南，红 15 军团由南向北，对被包围之敌展 开猛攻，激战至下午 2 时，将其大部歼灭。23 日，又在张家湾歼其援敌 1 个 团，被围在直罗镇的残敌见侍援无望，在向东突围时全部被歼。此役共歼敌1 个师又 1 个团，俘敌 5300 余人，缴枪 3500 余支。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 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以后，张国 焘命令左路军先头纵队和右路军第 30、第 4 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 红军指战员克服饥饿和疲劳，再次通过渺无人烟的草地，许多干部战士因此 牺牲了生命。
　　10 月 5 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召开高级干部会 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组织“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 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机构，通过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 议，并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大、博古中央委员，开除党籍，查办叶剑英和杨尚昆。张国焘公开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会上，朱德、刘们承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反映了红一、红四方面军指 战员的共同心声，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原则性。
　　张国焘为了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路线，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 战役。10 月 8 日，南下部队分左右两纵队发起进攻，十多天内，连克绥靖， 丹巴、崇化、懋功等地，击溃刘文辉、杨森部 6 个旅，毙俘敌 3000 余人。10
月 20 日，张国焘又决定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 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歼敌 5000 余人。
　　敌人为阻止南下红军东进成都平原，调集 80 余团兵力与红军决战。11 月中旬，南下红军集中 15 个团的兵力，沿名山、邛崃间大道破垒前进，克重镇百丈。川军 10 多个旅在航空兵和地面炮火掩护下，向百丈地区反扑。红军 浴血奋战七天七夜，歼敌 1.5 万人，但自己伤亡近万人，未能战胜敌人。川 军的援军源源不断，薛岳的大军又压了上来，红军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御。 张国焘南下碰壁之后，决定主力转向川康边。至此，南下方针宣告失败。
　　1936 年 4 月，部队编成 28 个团，共 4 万余人，与南下时人数相比，减 员一半以上。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南下部队十分关怀，经常通告情况，希望他们迅速北上。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致电张国焘，劝其取 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南下部队广大指成员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越来越不 满，迫切要求同党中央会合。

三、湘鄂川黔苏区反“因剿”和红 2、红 6 军团长征。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和共同北上

湘鄂川黔苏区的建立和红军反“围剿” 1934 年 8 月上旬，湘赣苏区 的红 6 军团奉命向湖南中部转移。红 6 军团 9000 余人，在以任弼时为主席的 军政委员会及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下，从江西省遂川县向南突围，开始西征。途中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经湘南、湘桂边进入黔东，击溃敌人10 个团，红军也遭受严重损失，余部 3000 余人于 10 月 24 日在印江县的木黄同红 3 军会师。两军会师以后，红 3 军恢复红 2 军团番号，建立以任弼时 为首的党的领导机构，在军事上成立总指挥部，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任 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

红 2、6 军团会合后，决定向湘西地区发起攻势。从 10 月下旬至 1935
年 1 月，共歼灭和击溃敌人 4 个旅，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初步建成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革命军 事委员会分会，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军委分会主席。主力红军发展到1.2 万余人。在此期间，红 2、6 军团在省委书记任弼时和贺龙、关向应领导下，集中地批判了夏咸在根据地建设、肃反、建军和建党方面的严重错误。 为团结教育夏曦，组织上仍保留其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并任命他为红 6 军团 政治部主任。

2 月，蒋介石在湘鄂两省调集 10 余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和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法，对湘鄂川黔边苏区发动“围剿”，企图乘红 2、6 军团立足 未稳之际，将其围歼于湘鄂两省边界地区。红 2、6 军团实行集中主力正面迎 击敌人的战法，几次作战均未打好，部队受到严重伤亡。省委决定红军主力 撤出苏区，北渡长江，转移到鄂西去创建新的根据地。4 月中旬，红军在陈 家河地区与敌 1 个旅遭遇，将其全歼，接着又在桃子溪地区歼敌 1 个旅。6 月中旬，红军主力南下忠堡地区截击援敌，歼敌第 41 师师部和 1 个多旅，活 捉敌纵队司令兼第 41 师师长张振汉。8 月，又在板栗园和芭蕉坨歼灭和击溃 敌人 10 多个团，击毙敌师长谢彬，迫使敌军转入防御。至此，敌人对湘鄂川 黔苏区的“围剿”被粉碎。

红 2、红 6 军困长征，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9 月，蒋介石纠集 130 个团的兵力，向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围剿”。红 2、红 6 军团准备在内线 寻机歼敌，但由于敌人兵力密集不易分割，红军多次寻战未成，敌人堡垒封 锁线越来越紧，在内线粉碎“围剿”己无可能，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 会决定，向湘黔边转移，创造新的根据地。11 月 19 日，红 2、红 6 军团 1.7 万余人，由桑植地区出发开始长征。为了迷惑敌人，故意向东南方向猛进， 直插湘中地区。蒋介石集中 5 个纵队，分路追击，企图将红军消灭于沅江、 资水之间。红 2、红 6 军团到达武冈以北地区，突然掉头西进，于 1936 年 1 月中旬进入黔东。留在苏区的部队，也突出重围，与主力红军会合。红 2、红 6 军团于 1 月 20 日开始西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连克瓮安、乎越，迸至 贵阳以北 60 里的扎佐，又经修文西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 在这里红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从事根据地建设工作。在 20 天内，扩大红军 5000 余人。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周素园先生，团结毕节各 界人士，筹建了以周素园为司令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当红 2、红 6 军团北上 时，周素园先生毅然跟随红军长征，途中他给孙渡写信，晓以大义，使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周素园与红军一起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达延安。
　　2 月上旬，蒋介石令川军、滇军各一部，堵截红军北渡长江和西入云南， 调集 5 个纵队向红 2、红 6 军团进逼。各路敌军纷至沓来，将红军压缩在毕节狭小地区，红 2、红 6 军团被迫西进乌蒙山区，在优势敌人围追堵截之下，历时 1 个月，转战 1000 多里，击破敌军的阻拦，进占盘县、亦资孔地区。
　　3 月 30 日，红 2 军团总指挥部在盘县接到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关 于要红 2、红 6 军团北渡金沙江，去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指示。于是军 委分会决定，红 2、红 6 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红 2、红 6 军团撤离盘县后，冲破滇军的防线，向滇中疾进。4 月 8 日， 进抵普渡河，遇到滇军的堵截，打了一场恶仗，西渡未成。红军转向昆明附 近，采用“攻其所必救”的战术，调动敌人。红军经富民以东转向西进，连 克楚雄、南华、祥云等地，到达金沙江边的石鼓镇，将追敌远远抛在后面。

红 2、红 6 军团从石鼓、巨甸两处渡过金沙江，粉碎了敌人将红军消灭在金沙江以南的计划。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沿金沙江东岸的雪山北进。4 月 30 日到达中旬，尔后分两路向甘孜前进。广大指战员战胜了严寒、缺氧、缺粮的 困难，胜利地翻越了几座大雪山，7 月 2 日，红 2、红 6 军团到达片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7 月 5 日，中央军委电令，红 2、红 6 军团和红 32 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匠任副政治委员。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甘南

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时，正值日军进一步侵华，在我国东北强化其殖民统治，中日矛盾不断上升，国民党 内部矛盾进一步做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向湖南 进兵。蒋介石调胡宗南部去湖南，甘南地区敌人兵力比较薄弱。中共中央连电张国煮，要红四、红二方面军会师后，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共同 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张国焘在南下失败、分裂活动遭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 际反对、南下部队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的情况下，被迫取消他的第二“中央”， 同意北上。6 月 29 日，红四方面军颁布第二次北上的政治动员令。7 月上旬， 组成左中右 3 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北上。红二方面军随红 四方面军后开进。两个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走过了数百里荒无人烟的草地，于 8 月上旬到达班佑、 包座地区。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极为关怀，不断通报敌情，并于 7 月 27 日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8 月 5 日，中共西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发布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组成第 1、第 2 纵队，红二方面军组成第 3 纵队，相继出发， 向甘南急进。第 1 纵队于 9 日抢占天险腊子口，10 日攻占大草滩、哈达铺， 歼敌 1000 余人，包围了岷县城，26 日攻占渭源。第 2 纵队于 8 月 20 日攻占 洮州，歼敌 1 个营，接着击退了敌马步芳 1 个旅的进攻，9 月 7 日攻占通渭。

第 3 纵队经救济寺、腊子口，千 9 月初进至哈达铺地区。接着东进，占领礼县、成县等地。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进入甘肃南部，占领了漳县、临潭、 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 8 座县城和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礼县等县的广大地区，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南方八省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 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 浙赣苏区的党政军工作。同时留下红 24 师和 10 几个独立团及地方部队共 1.6 万人，还有伤病员 3 万余人，在苏区坚持斗争，并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
　　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继续向苏区腹地进攻。苏区军民为掩护红车主力的战略转移，以阵地防御战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的 进攻。11 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都被敌人控制。从 12 月 起，敌人又对中央苏区进行“清剿”，实行白色恐怖。豪绅地主、流氓恶棍 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等，配合国民党军对苏区人民 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据国民党反动政府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 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被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共 70 余万人。
　　当时项英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没有迅速的组织退却和坚持革命的游击战争，而主张把留在苏区的部队全部集中起来，准备打大仗。他将许多小 游击队编入各独立团，将出院的伤病员补充到红 24 师，继续同优势敌人打阵地战，使红 24 师等部队受到严重的损失。

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 1935 年 2 月 5 日电示项英并中央分局，要求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立即改变组织形式与斗 争策略，在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中共中央指定项英、陈毅、贺昌等 5 人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任命项英为军分会主席， 统一指挥军事斗争。苏区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随即决定将红 24 师等 部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临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
变。
　　此时，中央苏区几乎全部被敌占领，红军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分途 突围过程中，苏区中央分局和红军又受到很大损失。

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党的高级干部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等相继在战斗中牺牲，瞿秋自、刘伯坚被俘，不久 英勇就义。何叔衡，湖南省宁乡人。早年参加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 曾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 年到中央根据地以后，担任苏区中央 局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1935 年 2 月在长汀 附近被敌人包围，坠崖后与敌人搏斗时牺牲，时年 60 岁。瞿秋白，江苏省常 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主持 过党中央“八七”会议和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同鲁迅合作领导新文化运动。1934 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苏 区。1935 年 2 月在福建武平被敌人逮捕。6 月在长汀就义。贺昌，山西省离 石人。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曾参加南昌起义，党的五大、六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红一 方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 年春，在江西会昌地区与敌人作战中英勇牺牲，时年 29 岁。苏区中央分局和少数部队突围后，转至赣粤 边、闽西等地，同当地群众一起继续坚持斗争。从此中央分局和党中央以及 自己领导的其他地区失去联系。
　　与中央军区战略转变的同时，留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 北、湖南和广东八个省的红军和地方部队，亦独立坚持游击战争，并逐渐形成 15 个游击区。这 15 个游击区分散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鄂豫皖边、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 鄂豫边和琼崖地区。
　　1935 年 3 月，项英、陈毅、蔡会文、陈丕显率领 300 余人，突围后到赣 粤边的油山地区，与先期到达的李乐天、杨尚奎会合，坚持游击战争，确定 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新方针。敌人从叛徒口中得知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在赣粤边活动，曾三次“清剿” 这一地区。陈毅在梅岭彼围二十余日，生命安危，系于一发，他写下了“断 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 迈诗篇，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中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在群众的支援和掩护下，部队开展了艰苦的游击战，至 1937 年，游击队尚有 300 余人。
　　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领 100 余人，从中央军区突围后到闽西，与 张鼎丞部会合，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党政军工作。闽西地区的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消灭了许多地主武装，打破了敌人两次 大“清剿”，游击队一度曾发展到近 2000 人。

红 25 军长征以后，留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在鄂豫皖区党组织和高敬亭领导下，成立红 28 军，共 1306 余人。红 28 军以大别山为依托，坚持鄂豫皖边 的斗争，他们打破敌人的反复“清剿”，游击范围扩大到近 50 个县。至 1937 年，红军和游击队发展到 2000 余人。

在湘鄂赣边地区活动的红 16 师余部，在中共湘鄂赣省委和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等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一度曾发展到 5000 余人。国民党军队对 湘鄂赣边进行反复“清剿”，红军损失较大，至 1937 年，红军游击队尚存900 人。
　　在皖浙赣边地区，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共皖浙赣省委和唐在刚、余金德、 关英等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敌人多次“清剿”，至 193G 年，使游击武装发展到近 3000 人。

其他各地区的红军也对国民党军的“清剿”展开了极其艰难困苦、英勇顽强的游击战争。在闽赣边，有中共瑞金特委和赖昌祚、钟得胜领导的游击战；在闽粤边，有中共闽粤边特委和黄会聪领导的游击战；在浙南，有中共 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栗裕、刘英领导的游击战；在闽北，有中共闽北分区委和 黄道、黄立贵、卢文卿等领导的游击战，在闽东，有中共闽东特委和叶飞领导的游击战；在闽中，有中共闽中特委和王于洁(即吴梅)、吴德标、刘突军领导的游击战；在鄂豫边，有中共鄂豫边省委和张星江、周骏鸣、仝中玉、 王国华相继领导的游击战，在湘赣边，有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谭余保、曾开 福、彭辉明、段焕竟、刘培善领导的游击战；在湘南，有中共湘南特委和方维夏、彭林昌、李林等领导的游击战；在海南岛，有中共琼崖特委和冯白驹 领导的游击战。
　　南方八省 15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当地的 人民群众，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挫败敌人的反复“清剿”，牵制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红军主力长征，为中国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开始由国内革命战 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们与各地的 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复杂的谈判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陆续停止对南方备游击区的进攻，胜利结束了三年游击战争。后未，南方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 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成为长江南北抗击日军侵略的主力。毛泽 东高皮评价南方各地的游击战争，认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 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第四章 发展巩固陕甘苏区和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一、发展陕甘苏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1935 年的形势和瓦窑堡会议

在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 前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 “满洲国”之后，又于 1935 年把侵略魔爪伸到华北，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 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脱离中国，建立“华 北国”。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的侵略行动，已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己急刷地上升为主要矛盾。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民党政府极力推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一面继续调动大军“围剿”红军，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公开声明他们没有抗拒日本充当亚洲“主人”和中国“保护者”的举动， 继续把日本市国主义者称为“朋友”，同伪“满洲国”通车通邮，甚至同日 本签订出卖中国领土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公然颁布《邦交敦睦令》，禁止组织抗日团体，其卖国投降的可耻面目充分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站在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卖国投降的前 列。“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多次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倡议其它军队和红军订立停战 协定，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对日作战。党和红军的真诚愿望，得 到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和响应，促进了全国抗日反将运动的发展。在党的领导、推动下，北平学生于 12 月 9 日和 16 日举行游行示威，提出“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扩大 民族革命战争”等革命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出现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在全国抗日反蒋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2 月中、下 旬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和战略方针，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会议批评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相应地调整党的各项具体政策；确定红军执行“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 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三项方针。根据上述方针，红一方面军第一步打击南、北两面之敌，巩固陕甘苏区；第二 步进入山西作战，初步开辟晋西苏区；第三步，视情况转到绥远，直接对日 作战。会议要求红二、红四方面军尽量发挥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作用，长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应尽量恢复和发展，以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在战略战 术上，会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来主张，并赋予中央军委在军事范围内完全 的权力。瓦窑堡会议后，红军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进行不懈的斗争。红一方面军东征直 罗镇战役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蒋介石的旨意下，部署 于庆阳、酃县(今富县)、延安、洛川、宜川之线，阻止红军向南、西南方向 发展，并隔断陕甘苏区同关中苏区的联系，其弟 15 路军和第 35 师在宁夏、 陇东地区，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 84、第 86 师和晋军 5 个旅部署在绥德、横山、定边之线，阻止红军向北、东北方向发展，并“清剿”吴堡、神府苏 区的红军游击队。在东面，由于有黄河天险，在晋西黑峪口至禹门口 300 多 公里的沿河线上，晋军只有 3 个多旅的兵力，虽然晋中、晋东和绥远尚有 20 个旅，但距离尚远，一时对红军构不成威胁。这个态势表明，红军东征的条 件是有利的。
　　根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军委干 12 月 24 日下达准 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红一方面军主力于 12 月下旬向南进击， 打击梆县、洛川地区的东北军，暂时制止了东北军的北犯；新成立的红 28 军等部组成的北路军，打击敌第 86 师，稳定了北方战线。与此同时，党和苏 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参军，红一方面军发展到 1.27 万人，新组建红 29 军和 6 个独立营、10 个基千游击队。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发动群众收集、赶制一批木 船、皮筏，征集、训练一批船工；部队进行深入政治动员和战术技术训练；指挥员勘察渡河地点，拟制渡河计划。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 下进行的，保证了渡河的突然性。
　　1936 年 2 月 20 日晚，红一方面军(当时称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由清涧东部的河口和沟口一举渡河成功，到 23 日，控制了辛关到三交之间的全部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等重镇的宽 50 公里、纵深 35 公里 的广大地区。

山西军阀阎锡山为阻止红军前进，急调入陕的 4 个旅返回河东，会同原在晋西、晋中的 10 个多旅，在红军占领区的北、东、南三面设防。为打破敌 军防堵，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向纵深发展进攻，27 日前后越过吕梁山脉，占 领水头、大麦郊、兑九峪(今兑镇)、三泉地区，歼敌两个团。

从 3 月 4 日起，阎锡山一面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一面集中自己近 14个旅的机动兵力，编成 4 个纵队，向红军反扑。10 日，红 1、红 15 军团各以部分兵力牵制敌之第 1、第 4 纵队，集中主力打击敌之第 2、第 3 纵队，在兑 九峪一举将敌 5 个多旅全部击渍，巩固了占领地区。

从 3 月 16 日起，红一方面军实行分兵作战。红 1 车团和红 15 军团第 81师(后合称右路军)由大麦郊出发，突破敌军汾河封锁线，迅速向南挺进，占 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农村和襄陵县城，破坏同蒲路 100 余里；红 15 军团主力(后称左路军)佯攻灵石县城，转兵北上岔口， 派出部分兵力袭击晋祠，威胁太原，随后经娄烦进至曹家坡，歼敌两个多营，再转至康宁休整；新成立的红 30 军和红 15 军团 1 个多团、山西游击支队组 成的中路军，积极活动于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之间，配合左、右 路军行动；留在陕北的红 28 军乘晋军东返之机，收复吴堡、神府苏区大部， 并于 3 月底由黑峪口东渡黄河，同左路军会合，随后沿黄河东岸南移，4 月14 日进攻三交时，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刘志丹，陕西保安县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代战争，领导过渭华起义，历任中共陕北特委 军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副总指挥、红 26 军军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 刘志丹牺牲后，人民为了纪念他，将他的家乡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进入 4 月以后，蒋介石的“中央军”11 个师陆续进入山西，和晋军一起， 对红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红军庄山西面临不利作战形势。在此情况下，红 一方面军于 5 月 5 日全部西渡黄河，回到陕甘苏区，集中在延长、延川地区 休整。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战役历时 75 天，共歼敌 7 个团，俘敌 4000 余人，缴枪 4000 余支，扩兵 8000 余人，等款 30 余万元，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推 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红一方面军西征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党和红军大力开展抗日统一战 线工作，并取得重大突破，红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达成准备并肩抗日 的协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李克农同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在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的秘密会谈，在军事行动上达成谅解。此后，东北军、西北军的 大部分部队和红军处于停战状态，有时被迫向红军进攻，也是预先通知红军， 实弹演习一番而已。在与地方实力派达成谅解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于5 月 5 日也向南京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蒋介石放弃内 战政策，双方互派代表，共同磋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蒋介石无视我党的 正确主张，继续调兵遣将“围剿”红军。在红军回师陕北后，他随即以 3 个 多师波河入陕，配合其原在陕北的第 84、第 86 师，进攻陕甘苏区东北部，并在河东配置 5 个多师，防止红军再次东渡；同时命令东北军、西北军由南 线，第 15 路军由西线向陕甘苏区进攻。在上述敌军中，只有宁夏军阀马鸿逵、 马鸿宾反共坚决，但其防区宽大，兵力分散，是个薄弱方向。根据这一情况，中央军委于 5 月 18 日下达《西征战役计划》，决定以红 1、红 15 军团和第81 师等部组成四方野战军，进行西征，打击宁夏，“二马”，扩大陕甘苏区；以红 29、红 30 军和地方武装坚持东线的游击战争。中央总的设想是：造成 敌军阵势在东，我军阵势在西，争取向北打通同蒙古、苏联的联系，向南打通同红四方面军和红 2、红 6 军团的联系，并争取尽可能多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

5 月 20 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由延长、延川地区出发，分两路向西挺进，至 6 月 4 日，红 15 军团袭占宁条梁(今梁 镇)，围困安边，进占定边西南的红柳沟；红 1 军团攻占曲子、早城、环县和 洪德城，俘敌约 1300 人。6 月 7 日至 13 日，右路军红 15 军团占领同心城， 并进至王家团庄附近；左路军红 1 军团进至七营附近，切断了陇东之敌第 35 师退回宁夏的大道；中路军红 28 军和第 81 师等部在占领区开展群众工作， 胜利地完成了西征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同时，红 29、红 30 军等部在 东线坚持游方战争，打破了敌军占领陕甘苏区和西寻红军主力作战的企图。

6 月 16 日，西方野战军以巩固占领区，摧毁安边、定边、豫旺等敌军据
点，解决部队供应和冬装材料为目的，开始第二阶段作战。第 78 师攻占定边、 盐池，左路军一部攻占七营，右路军攻占王家团庄和豫旺，并击退敌军 86师 1 个团、第 15 路军 3 个多团的反扑，巩固了占领区域。
　　7 月底，红二、红四方面军开始通过草地。为迎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西方野战军结束西征战役，转入休整。此没共俘敌 2000 余人，缴枪 2000 余 支，战马 500 余匹，开辟新区纵横各 200 余公里，把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 苏区。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和山城堡战役

1936 年夏，中国共产党的“停战议 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影响迅速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 明显进展，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更加接近我党；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等，开始同我党商谈共同抗日问 题，并准备订立联合抗日协定；四川的刘湘开始倾向反蒋，准备联共抗日， 山西的阎锡山开始容纳共产党员，筹建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 “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一二九”运动后成立的党的外围青年 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已发展到全国，各地的文化、教 育、妇女、职业等各界救国会、后援会已普遍建立。同时，蒋介石在坚持以军事手段消灭红军的同时，也在寻找以其他方式解决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并于 6 月派代表同中共进行了秘密会谈。
　　在全国抗日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8 月 10 日召开扩 大会议，讨论党的工作方针。会议决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作为党和红军的首要战略任务，今后以南京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实行“逼蒋抗日” 的方针，同时不放松同各地方实力派的谈判。
　　为了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央深人与张学良协商后，提出夺取宁夏的战略方针，并制订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于 9 月中旬占领将台堡、 界石铺、打拉池和会宁等地。此时张国焘突然变卦，认为红四方面军“以快 向西进为宜”，决定渡过黄河，到青海和甘肃西北部另创局面，经过中央的耐心说服、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加之兰州以西渡河困难， 张国焘才被迫放弃了西渡计划。红四方面军遂于 9 月底由岷县、漳县地区北上，先头部队于 10 月 8 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但是，由于张国焘的拖 延，敌军已大批集中，使静、会战役无法进行；并使红二方面军陷于敌军 10 个师的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危险。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二方面军于 10 月 4 日由两当、徽县地区北上，22 日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实现了三 大主力红军大会师。至此，历时 2 年的红军长征全部结束。毛泽东曾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总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当红军主力会师时，敌军正以 10 多个师向北推进，蒋介石也来到西安督
战，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黄河沿岸。25 日，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红四 方面军第 30 军渡过黄河。随后，第 9 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 5 军亦渡过黄 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 月 5 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 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11 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

11 月中旬，红军主力东移至山城堡、洪德城地区。此时，敌军一部已西
渡黄河，追击红四方面军的河西部队；同我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 被我劝阻于豫旺堡地区；敌第 3 军到同心城后也停止了前进；唯有胡宗南的第：军行动积极，正分三路追击红军。中央军委决定，集中兵力，打击敌第1 军右路军第 73 师，随即置红 1 军团于山城堡以南，红 15 军团于山诚堡以 东和东北，红 31 军于山城堡以北，红 4 军于山城堡西南，相机歼灭进入山城 堡之敌；另以红二方面军和红 28 军、第 81 师等部担任预备队和两翼掩护任 务。21 日下午，红军各部队对进入山城堡之敌发动突然猛攻，战至 22 日 9 时许，歼敌 1 个多旅，迫使其他敌军全线撤退。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再一次大振红军声威，对巩固陕甘苏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都起了巨大作用。
　　西路军的失败

11 月中旬以后，西路军 2.1 万人艰苦转战于古浪、武威、永昌、山丹、张掖等地，广大指战员同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同强大的敌人进行可歌可泣的浴血奋战，歼敌 2.5 万余人，终因敌情、地形和某些社情等条件对我不利，1937 年 3 月在祁连山最后失败。军长董振堂、孙玉清，军政治委员陈海松等万余指战员英勇牺牲，部分失散的指战员 陆续回到陕甘宁苏区；另有数百人由李先念率领到了新疆，抗日战争开始后 大部回到延安，少数人留在新疆学习航空技术，成为建设我军空军的骨干。董振堂，河北省新河人，1931 年 12 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赵博生一起，率领国民党第 26 路军 1.7 万余人发动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第 5 军团副总指挥兼第 13 军军长，红 5 军团军团长等职，参加过中央苏区1932 年以后历次重要战役和红军长征。牺牲时年 42 岁。 在西路军处境危急时，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制止马步芳部对红军的进攻，并以红 4、红 28、红 31、红 32 军组成援西军， 准备西进接应。然而，中央的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西路军的失败是最令 人痛心的。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视死如归的忘我革命精神，却是我军最可宝贵的财富，值得全党全军永远敬仰。

二、国内和平基本实现，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党和红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斗争

1936 年秋冬期间，全国的政治 形势仍在继续发展，一方面，由于日本和伪蒙军对察哈尔、绥远两省的侵略， 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以支援察绥抗战为契机，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入，上海、青岛等地的工人也举行反日大罢工，走上抗日救亡的 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继续推行镇压抗日群众运动的反动政策， 纵容、包庇汉奸和亲日派，逮捕爱国青年，解散救亡团体，枪杀爱国群众，并于 11 月间逮捕了全国备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即：“救国会七君子”)。 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瓦窑堡会议决议的贯彻，党的政策和策略更适应各项斗争，各项政治主张深得人心，南方游击区已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党在各地的地下组织开始恢复和发展，仅华北地区的党员就发展到 5000 余人。 特别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得到加强；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等为副主席的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红军的领导权 更加集中。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积极开展了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10 月16 日，毛泽东、朱德等 46 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 西北各将领书》，呼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如果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随后，毛泽东、朱德等 19 人又致 信蒋介石，再次呼吁其放弃内战政策，使国共两党“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并警告蒋介石不要走到“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 骂”的可耻下场。

蒋介石仍无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告，继续一意孤行，于 12 月 5 日再次飞到西安，不顾张学良、杨虎城的“哭谏”，公然命令张、杨不准抗日，继续 “剿共”，并下令开枪屠杀向他请愿的学生。富有爱国思想的张学良、杨虎 城两将军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于 12 月 12 日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及 其随行妥员 10 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且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有名的西安事变， 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日本帝国主义感到震惊，它公然要求“南京政府绝
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井暗中支持亲日派何应 钦“讨代”张、杨。把持国民党军权的何应钦，随即操纵南京政府下达“讨 伐”命令，并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大军沿陇海路进攻陕西，集结飞 机准备轰炸西安，企图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全国范围更大规模的内 战迫在眉睫。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采取了正确方针。12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 大会议，提出支持国民党无老派、欧美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争取以西安事变为转机，开展全国的抗日局面；在外交上，争取英、美支持，使 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在军事上，准备以红军配合东北军、西北军作战。 为此，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三次发出通电，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力陈利害，劝告他们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召开和平会议。中共中央代表 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达西安，对张、杨及其将领作耐心说服工作，周 恩来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动全国各界群众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中央军委和红军各部队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了积极努力，同时为了防备和平努力失败，在军事上也做了准备。事变当天，中央军委就把情况通报 部队，命令全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13 日，军委领导人致电张学良，建议东北军、西北军在政治上加紧动员，军事上完成部署，防止亲日派的进 攻。21 日，周恩来同张、杨商定，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各以部分兵力阻击顾祝同、胡宗南之西集团，集中主力于渭河下游，同刘峙之东集团决战。依 照这个计划，对红军进行了部署。
　　由于周恩来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首先接受中共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主张；接着，又在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势力的支持下，迫伎蒋 介石于 24 日口头允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释放政治犯，保证内战不再发生， 井发出了撤兵“手谕”，张、杨随即释放蒋介石。25 日，“讨逆军”东集团 开始向潼关撤退，红军也随即停止于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地区休整待命。 蒋介石回到南京，立即背信弃义地监禁了陪送他返宁的张学良，迫使杨虎城下野，并纵容何应钦集中 25 个师向西安进逼。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 一面同国民党谈判，促其履行诺言；一面按照同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于 1937年 1 月 3 日下令红军主力进军关中和商南，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作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由保安迁到了延安。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和中共代 表团坚韧不拔的努力，由于全国人民和国内外主张团结抗日人士的强烈要 求，同时也因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充分准备，终于迫使国民党顽固派放弃了进攻西安的企图。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 日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是我党“逼蒋抗日”方针的伟大胜利。

党和红军为直接对日作战积极进行准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各部队为实现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目的，进行了艰 苦不懈的努力。

第一，加紧同国民党谈判，争取党和红军的合法地位。1937 年 2 月 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 派各界各军会议，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改善人民生活 的五项要求，同时表示，如果国民党确定上述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 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普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坚决 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等四项保证。在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爱国人士的努力下，国民党三中全会实质上接受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加强了对南方游击队的领导，通过各种渠道，把 瓦窑堡会议后党的各项决定传达给南方 8 省 15 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指 导这些地区打破国民党“北和南剿”消灭红军游击队和利用谈判吃掉红军游击队的阴谋，迫使国民党当局于 10 月正式承认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 第二，着手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实现党和红军指导思想的转变。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总结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正确的军事原则，批判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教育全党全军不要重蹈这个历史覆辙。

1937 年 7 月和 8 月，毛泽东又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光辉的哲学 著作，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剖析“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对 提高全党全军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领导全党全军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转变和即 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7 年 3 月下旬召开扩大会议，深入 讨论促使国民党进一步转变、争取我党在抗日运动中的领导权、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和重新教育干部等重大问题。5 月，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 会议(后合称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张闻夭、朱德、刘少奇分 别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总结八七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 训，批准 1935 年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确定把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作为新时期党的主要任务。这样，中国革命就在事实上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
　　第三，开展政治军事教育，提高红军战斗力。国内和平的实现，国共两 党关系的改变，在红军部分人员中引起一些新问题，一部分人出于对国民党 在历史上屠杀工农群众和自己亲属的义愤，对党同国民党重新合作不理解，产生了若干怀疑和抵触情绪：少数人则对国共合作后出现的新问题认识不 足，盲目乐观，麻痹松懈。为了克服上述不正确的倾向，中共中央、中央军 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许多指示，各部队召开党的代表会议，领导干部也深入基层，就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坚持党对红军的单 一领导和新形势下的复杂斗争等问题，作了反复、耐心的解释，提高了全军 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顺利地实现了全军的思想转变。

与此同时，各部队还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计划，开展战术、技术、体育、文化大练兵，以方面军或军团、军为单位进行训练检阅，并取得了优异成绩。 第四，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大量培养干部。1937 年 1 月，中国抗日红军 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并以红军大学第三科(又称教导师)和红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为抗大第 2 分校(又称庆阳 步兵学校)；同时创办通信、供给、卫生、摩托等学校，培养抗日人材。为了提高抗大的教学质量，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的抗大教育委员会，中央领 导人亲临抗大讲演或讲授主要课程。抗大除轮训红军干部外，还大量吸收从 国民党统治区投奔来的青年学生和少数国民党军官，毕业后奔赴全国各抗日战场。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为止，抗大(包括 1936 年下半年的红大)共培养军 事、政治干部 3800 余人。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中央军委和红军各部队成立了军事研究委员会，研究对日战争、军事教育和国内战争的经验教训等问题，并着手编译军事参考材料，准备出版军事刊物。 第五，扩大红军，巩固苏区。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进入关中平原人口稠密区，为扩大部队带来了有利条件。各部队根据前敌指挥部的指示，在驻地附近积极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主力红军、地方红军扩 大到 7.4 万人，比红军会师时扩大了一倍。中央军委还将整个陕甘宁苏区划分为五个区域，组织 3 个军和地方武装，在广大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分区清 剿残存在根据地的土匪。经过多次剿匪作战，共消灭土匪 2100 亲人，从而减 轻了苏区内的匪患，消除了红军出师抗日的后顾之忧。同时，苏区的建设也 有很大进展，北起长城，南到淳化，西临固原，东界黄河，总面积近 1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00 万，共设置 36 个县和 1 个特区。苏维埃政府取消了国民 党的苛捐杂税，采取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措施，增设许多群众文化福利设施，使苏区的经济文化得到复苏，红军和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苏区社会安定， 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此期间，党中央为了进一步增强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批判了张国 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1937 年 3 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指出了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和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作出了相应 的决定。决定号召全党全军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同时指出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 无限忠诚和献身精神，应该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决不允许把批判张国焘的 斗争曲解为反对红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中央的决定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全军随即召开各种规模的会议，开展对张国焘的批判。通过这一斗争，党对红军的领导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加 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红军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全党的团结进一步巩固。面对全党全军的严肃批判，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内心里却继续对抗， 终于在 1938 年 4 月公开投靠国民党，成了一名可耻的叛徒和特务。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妥的领导下，红军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 解放战争转变，全军团结一致，斗志高昂，为出师抗日加紧进行准备。

三、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除领导红军战争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 占中国东北三省后，还领导了东北抗日味车的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失败

1931 年 9 月 18 日，盘踞在我国南满 铁路沿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自行炸毁柳条沟附近一段铁轨，反诬中国军 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沈阳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开始了对我国东北三省的侵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蒋介石采取了“绝对不抵抗” 的方针，命令驻沈阳和东北地区的 10 多万部队撤到关内，把东北近百万平方 公里富饶国土、3000 万骨肉同胞置于不顾。日本帝国主义以不足 2 万人的兵 力、短短 4 个多月的时间就侵占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所到之处，奸淫、掳掠、烧杀，无恶不作；在占领区推行“一人犯法，十人负罪”的法西斯统治，规定不准学中国历史、地理，而必须学日文，接受奴化教育，诱骗人民种植、 吸食鸦片，强征青壮年男于充当他们的炮灰，妄图在文化上、精神上消灭中 华民族，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
　　具有反侵略传统的东北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当国民党军队奉命撤出东 北时，东北各地各种名义的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便风起云涌地组织 起来。这些武装有的是马占山、李壮、苏炳文等拒绝撒退的东北军组成；有的是由王德林、邓铁梅等部分军队和群众武装组成，有的则由各式各样的农 民游击队、自卫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改编而成。东北抗日义勇军 受到全国各界的热情支持，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周保中、李延禄、于洪仁等一批党员和爱国青年参加义勇军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动员铁路工人罢工， 募捐钱财、被服，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从各方面支援这些部队的发展和作 战；设在北平的、由著名人士高崇民、阎主航、杜重远、冯基平、车向忱等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多次派人到东北对这些部队进行联络、训练和改编；张学良也在暗中给予支持，使义勇军一度发展到 30 多万人。义勇 军在人民群众支援下，在嫩江桥、富拉尔基等地给日军以重创，在其它地区开展游击战，扫“击日伪军，1932 年一年中就袭击重要城市 30 余次，焚毁 沈阳、哈尔滨机场，破坏抚顺煤矿发电厂，成为我国近代反侵略斗争中极为 壮观的一幕。

但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统一的组织指挥，没有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部队本身组织涣散、成份复杂，各部队之间互存戒心， 又没有正确的战略战术，这些都严重地削弱了义勇军的战斗力，加之国民党政府拒绝援助，致使义勇军于 1933 年初大部为敌击败，许多领导人或逃或 降，邓铁梅、苗可秀等英勇牺牲，只有极少数部队继续坚持斗争。
　　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队

1932 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一 面组织支援抗日义勇军，一面派遣杨靖字、杨林(毕士佛)、童长荣、王德泰 等一批领导干部，深入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南满、东满、北满地区，发动各族人民组建由共产党领导的抗口游击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先后在 盘石、海龙地区建立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在东满地区建立延吉、辉春、 和龙、汪清游击队，在吉东(今黑龙江省东部松花江右岸)地区建立宁安、饶 河游击队，在哈东建立珠河(今尚志)游击队，在松花江北建立巴彦、海伦、 汤原游击队，党还掌握由救国军余部编成的抗日救国游击军、辽吉边区军，争取一些基础较好的山林队。这些游击武装，打退日伪军的多次进攻，攻占东宁、安图等县城，进行了上百次战斗，歼敌数百人，初步建立了南满、东 满、北满游击根据地。
　　从 1933 年春季开始，当抗日义勇军在日伪军进攻下纷纷失败时，党领导 的游击队却多次粉碎敌人的“讨代”，使部队不断发展，游击区不断扩大， 战斗力日益提高，杨靖宇、李红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发展到 1000 余人；童长 荣、王德泰领导的东满游击队发展到 700 余人，周保中领导的辽吉边区军一部转战到绥芬河、宁安地区，联络抗日武装 1000 余人，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 李延禄领导的游击军也在宁安、汪清地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得到日军士兵伊田助男送来的 10 万发子弹的帮助。
　　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人民革命军 1933 年 1 月，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委，要求省委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 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此作为党的总策略方针。同年 5 月，中 共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检查过去“左”的关门主义错误， 决定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广泛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争取党在游击战争中 的领导权。

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决定，南满游击队于 1933 年 9 月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 1 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此后，独立师转战于辽吉两省东 部边界，打击敌人的“讨伐”部队，攻克三源浦，凉水河子等重要村镇。1934
年 4 月，独立师联络附近 20 多支抗日武装，在濛江(今靖宇)那尔轰附近开会，
通过抗日联合宣言，产生联合军总指挥部，公推杨靖宇为总指挥。此后，各 抗日武装互相配合，在通化、临江、金川县境同日伪军激战多次，给敌人以 严重打击。11 月，独立师扩编为第 1 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军辖两 个师，共 1600 余人。

东满游击队于 1934 年 2 月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 2 军独立师，朱镇任师
长，王德泰任政治委员。接着，独立师避开敌人“讨伐”部队主力，分兵向汪清、宁安、安图等地转移，开辟新区，先后攻克汪清大甸子、大沙厂子和 安图县城等地，歼敌 600 余人。1935 年 5 月，独立师扩编为第 2 军，王德泰 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军辖 4 个团，共 1000 余人。随后，第 2 军又联 络附近的抗日武装，建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

珠河游击队于 1934 年 3 月联络 20 多位义勇军首领，商定建立东北反日
联合军司令部，并公推赵尚志为总司令。随后，珠河游击队改编为反日游击 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政治委员。哈东支队和联合军其它部 队互相配合，先后在三岔河、五常城和哈尔滨至牡丹江铁路沿线打击敌人，歼敌数百人，开辟了道南、道北两块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内建立了抗日政权， 拥有 1000 余人的青年义勇军和 5000 余人的农民自卫队。1935 年 1 月，哈东 支队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 3 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第 3 军又联合谢文东的民众自卫军、李华堂的吉林自卫军和祁明山的明山 队，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赵尚志被推选为联合军总指挥。游击军于 1933 年 6 月由宁安、汪清地区北上，在密山会合亮山、金山、 友山、常山、小白龙等山林队，约定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独立活动、协同作战，组成人民革命军，推选李延禄为负责人。随后，革命军主力第 2 团返 回宁安，一部留在当地，会合密山游击队打击敌人，并一度攻破密山县城， 缴枪 130 余支，筹措了大批物资。1934 年 11 月，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 4 军，李延禄任军长，吴平任政治委员(未到职)。
　　1935 年 5 月，烧河游击队编入第 4 军，全军发展到 1600 余人。在此期 间，绥宁反日联合军也粉碎敌人的两次“讨伐”，1935 年 2 月，同宁安反日 游击队、革命军第 2 团合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 5 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 荣任副军长，军辖两个师，约 1000 人。1936 年 1 月，汤原游击队在第 3、第
4 军的帮助下，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 6 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代理政治 部主任。
　　1933 年至 1935 年这段时间，党和游击队纠正了“左”的政策，广泛开 展统一战线工作，使抗日游击战争得到迅速发展，游击队发展成为 6 个军，共 6000 余人，为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部队改编为抗日联军 1936 年 2 月， 东北抗日部队领导人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现有各 部队全部改组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准备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以便统一各部队的指挥。

根据上述决定，人民革命军第 1、第 2 军于 1936 年春改称抗日联军第 1、第 2 军，两军各有 3000 人，领导人不变。在粉碎敌人的“讨代”中，两军战 斗力不断提高，第 2 军一次就在敦化寒葱沟歼敌 500 余人。同年 6 月，第 1、第 2 军合编为第 1 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司令。接着，第 1 路军为了打通同党中央和红军的联系，以第 2 军在原地坚持斗争，第 1 军由金川地区出发西征。6 月下旬，第 1 军在本溪赛马集歼灭伪军邵本 良部 1000 余人，前进到岫岩以北地区，因部队伤亡过大，被迫东返，同年冬，又进行第二次西征，仍未达到目的。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第 2 军先后取得抚松 城、扫荡河、代马沟等战斗的胜利，歼敌 700 余人，并两次进入朝鲜作战， 部队发展到 6000 余人，军长王德泰在 11 月战斗中牺牲。王德泰是山东人， 幼年随家人逃荒到东北，1932 年参与创建东满游击队，是东北抗联的著名将领，牺牲时年仅 28 岁。
　　人民革命军第 3 军成立后，以一部兵力坚持哈东游击区斗争，军部率两 个团东征，活动于依兰、方正、通河、汤原地区，并在汤旺河建立后方基地。坚持哈东斗争的第 2 团遭敌重兵包围，团长王惠同和政治委员、著名女英雄 赵一曼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后英勇牺牲。1936 年夏，第 3 军开辟了木兰蒙古 山游击区，部队改编为抗日联军第 3 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 任，共 6000 余人。此后，为避开敌军“讨伐”，第 3 军军部率部分兵力，经铁力、海伦翻越小兴安岭，向黑龙江沿岸的逊河远征，当到达逊河时，兵力 损失过半，被迫返回汤原地区。
　　在此期间，抗日同盟军第 4 军改称抗日联军第 4 军，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反日同盟军第 5 军改称抗日联军第 5 军，周保中任军长，宋一夫(后叛变)任政治部主任：人民革命军第 6 军改称抗日联军第 6 军，夏 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原第 4 军第 2 师扩编为抗日联军第 7 军，陈荣久任军长。各部队都在原游击区的基础上，扩大了活动区域，壮大了部 队，粉碎了敌军“讨伐”。

除上述我党直接组织领导的 7 个军以外，还有一些抗日武装，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团结争取下，先后加入了抗日联军序列。这些部队是：原依兰土龙山民众自卫军改编的抗日联军第 3 军，谢文东(后投敌)任军长， 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
　　原吉林自卫军余部编成的抗日联军第 9 军，李华堂(后投敌)任军长，李 熙山任政治部主任；原东北反满义勇军改编的抗日联军第 10 军，汪雅臣任军长；以金矿工人为基础组成的反日义勇军(原明山队)编成的抗日联军独立师 (后扩编为第 11 军)，祁致中(祁明山)任师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到 1937年 7 月，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 10 个军、1 个独立师，共 2 万余人。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的一部分。经过近 6 年曲折复杂的斗争，终于形成了相当多的部队，相当大的游击区，相当 规模的斗争局面，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作出了宝贵贡献。
　　但是，东北游击区态势孤立，游击战争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建立统一 指挥机构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各部队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同 时，游击区域虽扩大到南起鸭绿江口，北至黑龙江畔，绵延千余公里，但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巩周的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没有与之配合作战的地方武 装，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游击战争的发展。

从 1927 年到 1937 年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极重要时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 验，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首先实现由北代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领导全国广大地区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有计划地 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和扩大，中国工农红军实现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军事战略转变，组成主力兵团，依托根据地，粉碎敌 人多次大规模“围剿”，巩固，扩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由于工明“左”倾错 误领导者推行冒险主义军事战略，使革命战争遭受严重挫折，红军主力被迫 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战胜数十万敖军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 然条件，终于将革命大本营奠基在西北。最后，党和红军经过不懈的努力， 基本实现国内和平，初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和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过渡铺平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不但粉碎了强大敌人的多次围攻，而且消灭了近百 万敌人；克服了自己内部的多次重大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 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重大错误，保卫了革命斗争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党和红军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走向成熟；中国革命和革 命战争通过曲折的道路，走向胜利。
　　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不但形成了自己正确的政治路线， 而且形成了自己正确的军事路线，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 的正确领导，锻炼出一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坚强骨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历史性成就，是党和红军以 自己的艰苦奋斗和几十万革命者流血牺牲所获得的。它不仅为直接抗战做好了准备，而且为夺取全国的单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

第五章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我军开展敌后

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一、全国抗战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抗战

变中国为日本殖民 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早自18G8 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日本军国主义者就逐步推行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并采取边沿“蚕食”的 策略，先后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澎湖和旅顺、大连，同时向中国勒索了白银 2.3 亿两的巨额赔款，从而促使其经济飞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成为世 界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为进一步实现其侵略野心，1927 年 6、7 月间，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以研究对华政策为中心的东方会议，并在会后 写成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表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将由边沿 “蚕食”步入局部“肢解”和全面“鲸吞”的阶段，并把灭亡中国作为它“征 服世界”的先决条件。

时至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国内矛盾激化，连续发生经济和政治危机。1927 年，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1929 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的经济危机，日本又陷入了全面经济危机，至 1931 年达到了顶点，工业生产下降 32.5％。虽然通过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入侵华北，大肆进行掠夺，使它先于其他帝国 主义国家摆脱危机；然而，到 1937 年又出现了斩经济危机的征兆。经济危机加剧了政治危机。财阀转嫁危机于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日趋贫困，阶级矛 盾更加尖锐，工人罢工和农民抗交租税的斗争愈演愈烈。

1936 年斗争浪潮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反映财阀和军阀对内镇压劳动人民、对外加紧侵略扩张要求的军内外法西斯势力，频繁发动政变，多次更迭内阁，政局严重不稳。为了摆脱危机，缓和国内矛盾，转移人民的视线，日 本帝国主义者遂铤而走险，决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就积极进行全面侵华的战争准备。在政治上，通过 1936 年“二·二六”政变，建立起以军部为主体的法西斯统 治体制，为扩大侵略战争铺平道路。在思想上，对青年特别是士兵和学生强 化军国主义思想教育，鼓吹“战争是创造的动力，文化之母”，军人是“国家之花”，大力灌输“八纮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在经济上，大力发展以军需为主的重工业，使国民经济转入”准战时轨道”。在军事上，积极进行扩军备战。1937 年日本陆军兵力已由 1931 年 23 万、居世界第 6 位 上升到 56 万、居世界第 3 位；同时，大幅度增加军费，1937 年军费占同家财政支出的 49％，并于 1936 年 5、6 月间就确定了全面侵华的战略方针和兵 力部署。在其修订的《帝国用兵纲要》中提出“以制敌先机，采取攻势，谋 求速战速决为原则”的战略方针。在其《昭和 12 年度(1937 年)对华作战计划》中规定：以 2 个军 8 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华北，以 2 个军 5 个师团的兵力 用于华中，以 1 个师团用于华南。并依计划，将其驻北平、天津等地的“中 国驻屯军”兵力，由 1700 人增加到 5700 人。同时，频繁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并抢占北平附近的丰台、通县等军事要点，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因 而，1937 年 7 月初，在东京军、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盛传：“7 日晚上，华 北将要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
　　果然，7 月 7 日夜，驻丰台日军于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诡 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内搜查，当其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即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其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守 军第 29 军奋起抵抗，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全国抗日战争。8 月 13 日，日 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出兵入侵淞沪地区，中日战争遂 全面展开。
　　“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中国共产党于 7 月 8 日通电全国，指出“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同胞、政府 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9 日， 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并请缨杀敌，“与日寇决一死战”。全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领的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坚决 抗战。15 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了为公布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 的宣言。17 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庐山与蒋介石等会谈。在中共和全国人民推动下，蒋介石千同日发表谈话，虽然仍存在和平幻想，“希 望由和平的外文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他表示“不求苟安”，“准备应 战”。这是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因 此，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欢迎。中共的宣言与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是构成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基础。

“七·七”事变，在国际上也引起不同反响，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各国人民，谴责日本侵华，支援中国抗战，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航空队直接援助中国抗战。德国和意大 利两个法西斯国家，则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坑瀣一气。英、美等国虽 因日本独占中国、损害其在华利益而反对日本全面侵华，但它们为应付本国的经济危机和德、意法西斯在西方的挑战，并惧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 和希望日本北进侵苏，因而极力避免同日本直接对抗，采取所谓“中立”、 “不干涉”的绥靖主义政策，并向日本输出大量战略物资，从而纵容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这种国际形势，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 争。

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抗战，在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和平 解决西安事变之后，自 1937 年 2 月开始，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所提出 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为基础，就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与共同纲领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先后进行了六次谈判。由于国民 党当局企图通过谈判来达到其削弱、限制甚至消灭我党我军的目的，因而谈 判几度陷入僵局。
　　1937 年 2 月中旬，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在西安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等人，就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陕甘宁苏区政府改为特区政府，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 3 个师、上设总指挥部，以及扩大民主，分批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进行谈判，至 3 月 8 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然而， 两天后，国民党推翻原议，将红军改编后人数限定在 3 万人，而且不能设总 部，并由国民党派人担任副职，陕甘宁苏区不能成为特别行政区，而要分属陕甘宁各省管辖。这实质上是把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蒋介石控制之下，因而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打开僵局，3 月下旬，周恩来赶赴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中， 周恩来重申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并就几个具体问题阐明中共的立场：陕甘宁苏区必须成为一个完整的特别行政区；红军改编为 3 个师，人数 须在 4 万以上，并在 3 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国民党不能派人到红军任职； 以及红军防地须增加等。蒋介石表示：只要商定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这些具体问题容易解决；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除行政区长官须由南京派 人担任外，其他政务由中共决定，他不干涉，军队人数他不同中共争，总的 司令部可以设。当蒋介石及要商定一个永久合作办法时，周恩来提出：确立一个共同纲领是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蒋介石则要求中共方面先提出两党永 久合作与共同纲领的方案。
　　6 月 4 日，周恩来携带由他起草、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 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到达庐山。8 日至 15 日同蒋 介石进行多次会谈。蒋介石一反杭州会谈时的态度，把他要中共起草的两党 永久合作的共同纲领草案撇在一边，却提出要成立一个由国共两党各若干人参加的国民革命同盟会，主宰两党一切对外行动，而且要由他当主席，拥有 最后决定权。同时，推翻其在杭州会谈时允许红军改编后设立总指挥部的承 诺，公然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等等。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为顾全大局，中共准备再作重大让步，同意蒋提出的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惟须先确立共同纲领以为同盟会的政治基础；可以由蒋任主席，承认其 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并派周恩来偕博古、林伯渠，携带中共中央大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于 7 月中旬再上庐山同蒋介石会谈。然而，蒋坚持红 军改编后直属行营管辖，不能设总指挥部，并且由国民党派人任各师参谋长和政训处主任。对中共提交的合作宣言却搁置一边，不予发表。因而谈判仍 无结果。

“七·七”事变后，华北战局危急，而且日本侵略者在上海也蠢蠢欲动。迫于形势，蒋介石电邀中共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8 月 10 日，周恩来偕朱德、 叶剑英飞抵南京，11 日参加会议并提出中共关于全国抗战实行持久战的战略 方什以及应采取的作战原则的建议。12 日，蒋介石派康泽与周恩来就中共提 出的合作宣言的修改问题进行谈判。13 日，日军进攻上海，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急需红军出师抗战。于是，在 18 日蒋介石同意中共提出的红军改编原 则，决定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 3 个师， 每师 1.5 万人，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至此，红军改编问题始获解决。.
　　9 月中旬，中共中央以博古、叶剑英为代表，就《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 合作宣言》的修改和发表问题同蒋介石、康泽进行会谈，至 21 日达成协议。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 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的讲话。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对实行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然而，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始终没有放弃其削弱、限制甚至消灭 我党我军的企图。

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抗战之后，根据敌 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之战争非正义性、我之战争正义性、敌失道寡助、我 得道多助这些基本特点，针对国民党当局不愿发动与武装人民群众而实行一条单纯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与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全国抗战 所应实行的正确路线和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与作战指导原则。早在“七·七” 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在向全国的通电中就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 才是我们的出路。”7 月 23 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 途》一文中说：“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为了促使国民政府 军事当局迅速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中共中央于“七·七” 事变后不久，就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指明：全国抗战的战略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在战役上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 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 导上应是外线作战；在敌之侧后广泛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主力歼敌。依此 “提案”精神，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于 8 月 11 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上作了进一步闸明，这对国防会议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有着积极的影响。

为使全党全军适应抗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和顺利实现军事战略转变，中共中央于 8 月 22 日至 25 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 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关于两党关系，他指出：我党我军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必须坚持党对 红军的绝对领导权。关于军事问题，他指出：全国抗战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 我军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新条件下歼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我军的战略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 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保存和扩大自己，我军的主要 战场是冀、察、晋三省交界地区。同时，他要求全军迅速实现由国内正规战 向抗日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会议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我军的战略任务与战略方针。会议在最后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 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争取全国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实行全而的全 民族的抗战路线，坚持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艰苦的持久战，要求全党全军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会议还制定和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内容要点是：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 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十大纲领”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措施。为适应新形势下党对军队 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张浩(一说是张闻天)、徐 向前等 11 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全国抗战制定了正确路线和战略总方针，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 和战略方针，对进行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三、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 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 月 11 日，改称第 18 集团军)，红军前敌 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 月 11 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 3 个师和 1 个特务团。其第 115 师由红一方面军第 1 、第15 军团和陕北红军第 74 师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 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下辖第 343 旅(旅长陈光)，第 344 旅(旅长 徐海东)，全师共 1.55 万人；第 120 师由红二方面军第 2、第 6 军团、第 32 军和陕北红军第 27、第 28 军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 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下辖第 358 旅(旅长张宗逊)，第 359 旅(旅 长陈伯钧)，全师共 1.4 万人；第 129 师由红四方面军第 4、第 31 军和陕北 红军第 29、第 30 军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 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第 385 旅(旅长王宏坤)，第 386 旅(旅长 陈赓)，全师共 1.3 万人。此外，总部直属队 3000 余人。全军共 4.6 万人。 在主力开赴抗日前线时，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总 留守处(12 月，改称留守兵团，直属中央军委)，以肖劲光为主任(12 月改称 司令员)，统一指挥备师留守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在新形势下，为加强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193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因受国民党干涉而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任命 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后为邓小平)分任各师政治委员，萧华(兼)、黄克诚、李井泉、王震、王维舟、王新亭分任备旅政治委员。

为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援，八路军先后在西安、太原、南京、上海、武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重庆、长沙、香港、 桂林、洛阳等地设立了办事处或通讯处、交通站。这对宣传我党我军抗日主 张，扩大影响，争取和团结各界爱国人士，求得他们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支援我军，均起了重大作用。

出师华北和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日军侵占平津后，为实现其“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不断由侵占我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国内向华北调集大量兵力。并于 8 月 10 日和 31 日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华北 方面军，总兵力计 8 个师团另 5 个混成旅团、2 个支队共 37 万余人。其具体部署：以华北方面军主力沿平汉铁路实施主要突击，以一部沿津浦铁路南 进，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沿平绥铁路西进，对华北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 的战略进攻。

为阻止日军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 8 月 20 日调整部署，将全国临战地区划分为 5 个战区，井决定以第 1、第 2 战区共 61 个步兵师和 8 个骑兵旅约 70 万人的兵力，分别沿平汉、平绥和津捕铁路的两侧组织防御。尽管国 民党军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但由于其最高当局推行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因而陷入十分被动和不利地位，以致纷纷败退。在华北战局极端危急的夫头，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于 8 月 22 日即以第115 师为先遣部队，由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誓师出征。31 日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按预定战略部署向晋、察、冀、绥四省交界恒山地区抗日前线挺 进。9 月 3 日和 30 日，第 120 师和第 129 师先后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誓师 出征，随第 115 师之后，开赴抗日前线。在敌人长驱直人、国民党军纷纷败退、人民渴望能有一支军队迎敌而上的时候，八路军肩负党的重托、人民的 期望，日夜兼程地向前线开进，因而倍受沿途人民的欢迎。人们扶老携幼， 箪食壶浆，夹巡迎送，从而更加激励了八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杀敌报国热忱。当八路军向晋东北、晋西北抗日前线急进时，沿平绥铁路西进之敌夫东 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 9 月 13 日占领大同，并以一部沿平绥路继续西进，夺取 包头，控制平绥全线：主力则沿同蒲铁路南下，直趋雁门关国民党军防线。 与此同时，敌华北方面军之第 5 师团，则由宣化、怀来经浑源、灵丘直逼茹 越口、平型关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于 9 月17 日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首先夺取太原，威胁平汉路国民党军之侧肯而击破之，以夺取黄河以北地区，进丽威胁河南、 山东侧背并夺取山东，实现其侵占华北五省的企图。据此判断，恒山山脉必 将成为敌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中枢。因此，原定八路军全部集中在恒山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已不适宜，如不改变必将陷入敌之大迂回中，处于 不利地位。为了在战略上处于机动地位，以便更有力地打击和钳制敌人，援 助友军，为了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并壮大自己，以利于长期支持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所以必须改变原来全部集 中于恒山地区的部署，采取分散配置、控制四方的战略部署。据此，第 120 师须转向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 129 师准备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 115 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步南移，展开于 太行、太岳两山脉中。20 日，毛泽东再电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 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 集中一区是难于立足的”。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总部迅速变更部署，令第 120 师转向晋西北开进，第 115 师进军晋东北，第 129 师转向晋东南地区。
　　9 月中旬，第 115 师进至晋东北平型关附近。这时敌第 5 师团正由浑源、 灵丘向茹越口、平型关进犯。为配合友军阻止敌人进攻，保卫山西腹地，第115 师即遵照八路军总部关于在灵丘与乎型关之间侧击敌人的指示，组织各 级指挥员勘察地形，最后决定在平型关东北之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利用谷 深路窄并便于我军隐蔽和发扬火力的有利地形，抓住敌自开战以来长驱直入、未遇有效抵抗，因而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采用伏击战术歼灭进犯平 型关之敌。井据此确定了战斗部署：以一个团“拦头”，截击敌之先头部队， 以一个团“斩腰”，分割歼灭放行军纵队中间部分；以一个团“断尾”，切 断敌之退路并阻击增援之敌；以一个团为预备队。9 月 24 日夜，各部冒雨进 入伏击阵地，并完成一切战斗准备。25 日晨 7 时许，当骄横丽毫无戒备的敌 人行军纵队完全进入我伏击地域时，在帅首长统一号令下，全线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并乘机发起冲击，分割围歼敌人。敌在飞机掩护下疯狂反扑，企图突围，我军英勇顽强，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打退敌多次反扑，至13 时战斗胜利结束，共歼敌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 1000 余人。第 5 师团是日本 常备师团中的精锐部队，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官兵极富“武士道”精神，战斗力很强。我军以劣势装备歼其千余人，极为不易。因而， 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鼓舞了全国民心士气，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但由于国民党军茹越口防线为敌突破，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 后，于是国民党军放弃内长城防线，退却至忻口东西预设阵地，抗击敌人。 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八路军总部令第 115 师向冀西、察南地区出击。 该师先后收复灵丘、蔚县、平山、唐县等县城 10 余座，切断张家口至代县问敌后方补给线。与此同时，第 120 师以一部挺进雁门关外，收复平鲁，威胁 大同，主力则于雁门关南北伏击敌之运输卒队，连续获胜，并切断了大同至宁武间敌后方补给线。10 月 19 日，第 129 师先头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 毁敌机 24 架。八路军上述作战行动，使进犯忻口之敌后勤补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敌华北方面军遂以 2 个师团兵力沿正(定)太(原)铁路西进，配合其忻口正面进攻的部队攻取太原。至此，山西遂成为华北敌军的主攻方向。
　　为协同友军阻击沿正大铁路西进之敌，八路军总部遂令第 129 师和第115 师主力转向正大路上作战。第 129 师先后取得长生口、七亘村等战斗的胜利。刘伯承师长判断敌可能按“兵无常势”的一般原则，认为我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的心理，决定继续在七亘村设伏，结果敌人再次遭我伏击。两次 七亘村伏击战，我军仅以 30 余人的伤亡代价取得歼敌第 20 师团辎重部队 400 余人的胜利。然而，由于防守娘子关的友军败退，致使敌人得以西进，威胁忻口、太原的侧背。为阻击敌人，掩护友军，八路军总部卒第 115 师主力迅 速南下正太路，并与第 129 师先后在黄崖底和广阳镇打击敌人，歼敌第 109 帅团和第 20 师团共 n00 余人，迟滞敌人达一周之久，从而使娘子关和忻口、 太原的友军得以安全撤退。11 月 8 日，太原失陷。

自平型关首战告捷至太原失陷，八路军在 1 个多月中共作战 100 余次，歼敌 1.1 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深得友军和全国人民的赞誉。
　　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山西各山区抗日根据地 太原失 守后，毛泽东于 11 月 12 日，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的报告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并且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既反对民族投降主义，也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坚决抗战的左翼力量，争取与团结中间力量，孤立鼓吹民族投降主义的右翼 势力。13 日，他又致电八路军总部，明确八路军的当前任务是：
　　“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 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八路军 总部对部署作了调整，令第 115 师以一部在聂荣臻率领下，创建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师部率主力南下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令第129 师由正大路南下开辟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令第 120 师继续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要求各部以一部兵力打击和钳制敌 人，大部分散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
　　普察冀边区

以山西五台山区为中心，包括平汉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 南、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北的广大地区。平型关战斗前，罗荣桓即率第 115 师工作团，开赴冀西阜平、曲阳地区，着手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平 型关战斗后，聂荣臻率第 115 师独立团、骑兵营等部约 3000 人，配合工作团 与中共地方组织一道，宣传井实行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青妇等各抗日组织，号召广大青年参军参战，部队很快发展到 7600 余 人，并于 11 月 7 日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 4 个军分 区。1938 年 1 月 10 日至 15 日，在河北阜平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权——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标志着八路军首创 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对侵占四周铁路沿线和平、津、石家庄、太 原等大中城市的日军构成严重威胁。1937 年 11 月 14 日，敌华北方面军集中2 万余人兵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从各铁路沿线出动，分八路围攻晋 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以部分老部队为骨干带领新部队，与地方武装 相结合，广泛开展游击战，主力则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抓住有利战机，打击敌之一路。在第 120、第 129 师的配合下，至 12 月 22 日，经近一个月的 作战，共歼敌 2000 众人，粉碎敌八路围攻。反围攻胜利后，边区发展到 30 余个县，部队发展到 2 万分人，从而为向平西、平北和冀东发展创造了条件。 晋西北地区 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线以南，黄河以东 和汾(阳)离(石)公路以北，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 联系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枢纽。1937 年 9 月下旬，第 120 师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进抵晋西北后，即由师政治机关和教导团共 700 余人组成的工作 团，分赴朔县、俯关和平鲁、左云等县，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太原失陷后，地方工作 团随师主力展开于晋西北全区。至 1938 年初，以管涔山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第 120 师也由出师时的 8200 余人扩大到 2.5 万个人，对敌占之同蒲路北段和大同、太原威胁颇大。
　　为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日伪军 1 万余人，于 2 月下旬分五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攻，并侵占宁武、神池等地。我第 120 师遂以一部兵力钳制 其他各路放军，集中主力，选择深入腹地孤立突出之一路敌军，采取袭击、围困等战术手段，迫使敌弃城出逃，在运动中歼灭之。至 4 月 1 日，共歼敌1500 余人，收复了宁武、神池等 7 座县城，粉碎敌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首次围攻。与此同时，配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打退了敌对黄河渡口军渡、碛口和府谷的进犯，有力地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晋冀豫边区

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1937 年 10 月中旬，第 129 师在刘伯承、张浩率领下进入晋东南地区后，即 以教导团、骑兵营。政治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团，分赴太谷、榆次、阳泉、长治、武乡和河北之临城、赞皇等县以及河南省北部之道(口)清(化，今博爱) 铁路沿线地区，紧密依靠中共地方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至 1938 年 2、3 月间， 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为阻止日军沿邯(郸)长(治)公路西犯，配合友军保卫晋南，第 129 师先 后于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歼敌 2000 余人。敌为解除后顾之忧，于 1938 年 4
月 4 日集中 3 万余人兵力，分九路围攻晋东南辽县(今左权)、榆社和武乡地 区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企图摧毁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我军采取以一部兵力钳制各路敌军，集中主要兵力打击一路敌军的作战方针，取得了武乡以东长乐村等战斗的胜利，我第 772 团团长时成焕在长乐村战斗中光荣殉国。至4 月 27 日，我军共歼敌 4000 余人，在国民党军配合下，粉碎了敌之“九路 围攻”，从而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也为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条件。
　　晋西南地区

北起汾(阳)离(石)公路，南至大宁、蒲县，东迄同蒲铁路， 西至黄河，中有吕梁山脉，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1938 年 2 月，日军侵 占晋西南的介休、孝义等地，吕梁山部分地区沦为敌后。八路军第 115 师师 部率第 343 旅立即进至这一地区，在代师长陈光(师长林彪为友军误伤后回延 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后为政治委员)指挥下，先后于 3 月 16 日、18 日取 得了隰县午城、蒲县井沟等战斗的胜利，开辟了以吕梁山区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并在此前后，多次配合八路军留守兵团，粉碎了敌对黄河河防 的进攻，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八路军各部在开辟山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除了粉碎日军的多次围攻 外，还主动向平汉、正太、同蒲、浦津、道清铁路和邯(郸)长(治)公路展开 了大规模的破袭战，炸火车、毁桥梁、拆铁路，断敌交通和后勤补给，有力 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
　　自太原失守至 1938 年 4 月，八路军先后作战 400 余次，歼日军 2 万余人， 创业了四个山区抗口根据地，完成了在山西“四角”的展开，对占据中心城 市和交通要道之敌构成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并为向平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八路军进入山西以后，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得到了较大发展。“七·七”事变前后，以薄一波等人组成的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与阎锡山商定，帮助 其建立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力量的新军。1937 年 8 月 1 日，决死队第 1 总队(相当于团)成立。随后，又建立了第 2、第 3、第 4 总队。11 月，决死队进至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配合八路军作战和创建抗日根据 地。不久，决死队由 4 个总队发展成 4 个纵队(相当于旅)。另外还组成了工 人武装自卫总队(通称工卫旅)，政治保卫队第 209、第 212、第 213 旅和暂编第 1 师等，总兵力达 5 万余人。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山西新军加入八路军战斗序列，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发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冀鲁平原，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经济比较 发达，交通便利，是敌我必争之地。“七·七”事变后，以刘少奇为书记的 中共中央北方局即令所属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冀中，中共保属省委①于 1937 年 9 月保定失陷后，发动群众， 组成河北游击军。10 月，国民党第 53 军 691 团，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下，拒绝南撤命令，返回冀中，改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共同打 击敌人，与此同时，北平以西地区的群众，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组成了抗 日游击第 5 支队，活动于平西石景山、香山一带城近郊区。在冀东，中共冀 热边特委积极发动群众，准备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暴动。在冀南，中共冀南特委，发动群众，组建了八路军别动大队和第 5 路军等抗日武装。1938 年 2 月，第 129 师以一部组成东进纵队，由司令员陈再道率领到达冀南；3 月，由师 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率领骑兵团进入冀南，协同当地抗日武装打击敌人，建立了以南宫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成立了冀南军区。在山东，中共山东省委自 1937 年 11 月开始至 193S 年春，在全省先后组织领导 10 次较大规模的抗 日武装起义，建立 10 支较大的杭日武装，在冀鲁边、鲁西北、鲁西、鲁中、 胶东、清河、滨海等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河北、山东等地区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为八路军由山区向平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它们本身由于缺乏战斗骨干，也急待主力部队的支援和加强。
　　鉴于山区根据地已初步巩固，而冀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急待加强，以及 敌华北方面军主力南下进攻徐州地区友军等情况，为进一步发展平原游击战 争，以钳制和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于 4 月 21 日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河南、山东平原地区开展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党和 八路军应采取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广大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 斗争，并划分若干军区、分区，有计划有系统地发展游击战争，广泛组织不脱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遵照上述指示，八路军总 部于 22 日作了具体部署：令第 129 师副师长徐向前率一部兵力挺进冀南，协 同先期到达的宋任穷、陈再道所部发展冀南，并以一部挺进冀鲁边：令第 120 师雁北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 1 个支队组成一个纵队挺进冀东；令山区各部队积极活动，以策应平汉路东我军猛烈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部署，4 月下旬，徐向前率 2个团、1 个支队由太行山区挺进冀南，5 月初到达南官地区，与冀南军区部队会合，并立即对敌展开攻势，先后收复临清、高唐、永年、肥乡等近 10 座县城，收编游杂武装 2 万多人，尔后采取以老带新对部队进行整编，改造 了收编的部队，充实了战斗骨干，提高了军政素质；同时从部队中抽调大批 干部，协助地方党建立与改造抗日民主政权。8 月成立冀南行署，到 9 月， 在全区建立了 30 多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至此，以南宫为中心的，西起平汉 路、东抵津浦路、北至沧(县)石(家庄)公路、南跨漳河的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形成。与此同时，第 115 师第 344 旅副旅长杨得志奉命率 1 个团由晋 东南到达平汉路东，与冀南部队一部组成漳南兵团，发起漳南战役。经一个 月的作战，开辟了豫北安阳、内黄、汤阴、滑县地区，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为建立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根据八路军总部关于发展冀鲁边抗日游击战争的部署，1938 年 5 月，第115 师之第 5 支队、第 129 师之津浦支队，由冀南挺进冀鲁边。7 月，这两个 支队到达冀鲁边乐陵、宁津地区，与中共冀鲁边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随即对敌展开攻势，摧毁伪政权，打开了该地抗战局面。为加强这个地区的 领导，9 月下旬，第 115 师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率 100 余名干部到达乐陵，随 即成立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将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兼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至 1939 年，部队扩大到 2 万人，以乐陵、宁津力中心包括 15 个县的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遵照八路军总部关于发展冀东的部署，第 120 师雁北支队于 1938 年 5 月到达北平以西地区，与晋察冀军区第 1 分区的一个支队会合，并编成八路军第 4 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6 月下旬第 4 纵队进抵冀 东，随即协同中共冀热边特委发动有 20 多万人参加的抗日武装暴动，组建了7 万多人抗日联军，初步形成有 20 余个县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然而，由于冀东地处华北与东北的咽喉地带，是敌人必争之地，因而敌人集中大量兵力对该地抗日武装进行“围攻”。加之，新组建的部队成分复杂，缺乏战斗 力，老部队缺乏平原游击战争经验，因而在敌人疯狂进攻之下，第 4 纵队除 留少数部队分散坚持斗争外，大部撤向平西根据地。
　　为了发展冀中杭日游击战争，1938 年 4 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成立冀中区党委、行政公署和冀中军区，并将河北游击军和人民 自卫军统一编为八路军第 3 纵队，吕正操任军区和纵队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第 3 纵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对敌占平汉、津浦、平津 之铁路线进行破袭战，使敌之交通经常中断。其中，由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英勇善战，被冀中军区授予“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的荣誉称号。在积极开展游击战的同时，还大力发动群众拆城挖沟，改造地形，以限制敌机械 化部队行动。至 1938 年 10 月，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北宁路，南 至沧石公路包括 41 个县 800 多万人口的冀中根据地基本形成。
　　至此，华北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已由山区扩展到平原，形成山区与平原相 互依存，相互策应的广阔的敌后战场。
　　发展与保卫山区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在分兵一部发展平原抗日游击战 争的同时，以主力积极扩展和保卫山区根据地。1938 年 4 月下旬，第 129 师 令第 386 旅主力由晋东南进至平汉路西晋豫边区，连克峰峰、彭城等日军据 点，尔后进至漳河以南、道清路以北的豫北地区，并与先期到达的赵(基梅) 涂(锡道)支队协同作战，初步开辟安阳、林县、辉县等山区根据地和道清路 两侧的游击区，将晋冀像边根据地推进到豫北地区。7 月下旬，第 120 师遵 照毛泽东关于在乎绥路北沿大青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以一部兵力组成大青山支队，在第 358 旅政治委员李井泉率领下，由晋西北五寨出发，于 9 月下旬进至大青山地区，与当地中共党组织领导的蒙汉游击队会合，尔后转战绥西、绥中、绥南地区，并放手发动群众，成立了带政权性质的绥蒙总动 员委员会，至 11 月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使晋西北根据地扩展成晋绥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应以发动游击 战争与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的指示精冲，组织领导所属抗日武装积极开展 游击战争和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8 月间，清河地区抗口武装先后袭击 了胶济铁路上的张店、周村等车站，并于 13 日夜袭入济南城，使敌人极为震惊，同时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在此期间，胶东的抗日武装数次袭击 烟台敌军据点，并痛击了进占掖县之敌。9 月，鲁中抗日武装在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线进行破袭战，毁铁路数十公里。鉴于山东各地抗日游击战争蓬勃 发展，抗日武装发展壮大，中共中央军委于 12 月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以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山东各抗日武装。这标志山东 的抗日武装由分散的各白为战的游击队成长为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成为发展与坚持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力量。为贯彻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党代会听确定的努力扩大与巩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晋察冀军区决定向东、向北发展，以扩大根据地，并相机切断平 汉、平绥敌占交通线，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自 4 月下旬至 7 月，晋察冀 军区部队和第 120 师第 359 旅，先后向察南以及平汉、平绥、正太等铁路线 上出击，破坏铁路 130 余公里，使平汉路北段交通一度中断，并使察南根据 地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对华北敌军构成严重威胁，因而敌在南夺广州、中取武汉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 大规模的多路围攻，企图摧毁我根据地，解除后顾之忧。
　　9 月中旬，敌华北方面军集中 3 个师团另 2 个旅团共 5 万余人兵力，由 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线同时出动，以五台、阜平为主要目标进行空前的大规模围攻。针对敌之企图，八路军总部决定以晋察冀军区部队和第 120 师主力，在广大民兵游击队配合下采取内线与外线、广泛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粉碎敌之围攻。自 9 月 20 日开始至 11月 7 日反围攻结束，历时 48 天，作战 136 次，歼敌 5200 余人，击毙敌独立 混成第 2 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特别是滑石片战斗毙伤日军达 500 余人，俘20 余人，予敌以重创。在反围攻作战进行期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主席 团来电慰勉，并赞誉晋察冀边区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敌在围攻晋察 冀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以第 108 师团一部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黄河渡 口，威胁陕甘宁边区。为打击敌人，保卫陕甘宁边区，我第 115 师令第 343 旅于汾离公路阻击敌人，该旅选择有利地形设伏，取得薛公岭、油房坪、王家池三战三捷，共歼敌 1200 余人，解除了敌对陕甘宁边区的威胁。
　　八路军在 1938 年 4 月至 10 月期间，先后共作战 1000 余次，歼敌 2 万余 人，不仅保卫了山区根据地，而且发展了平原游击战争，完成了在整个华北 的战略展开。从誓师出征到 1938 年 10 月，八路军共作战 1500 余次，歼敌
5.1 万人，缴获各种枪 1.2 万支，收复大片国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
冀豫、晋西南和山东等大块抗日根据地，部队也由出师时 3.2 万人发展到 15 万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军，对华北敌军构成致命的威胁。

四、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力新四军，进行集中和整训西安事变后，国民党 政府虽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红军主力的进攻，但却实行所谓“北和南剿”的 方针，先后调集 40 多个正规师、60 多个保安团对分散在湘、赣、闽、浙、 鄂、豫、皖、粤 8 省 15 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继续进行“围剿”。“七·七” 事变后，虽陆续停止了军事“围剿”，但又企图通过谈判“改编刃来取消这 些红军和游击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1937 年 8 月 1 日，发出了《关 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附近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政权 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取得合法地位，但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 的阴谋诡计和包围袭击。经过中共中央严正交涉和红军游击队不懈努力，国民政府及其地方当局始同意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10 月 1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琼崖地区除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 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囚军(简称新四军)，在此之前，9 月 28 日，蒋介石任命 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0 月，叶挺到达延安，在毛泽东主持的欢迎大会上表示：一定遵照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后由中 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相继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 周子昆为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

在新四军成立前后，叶挺奔走于南昌、广州和武汉等地，积极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和参加新四军的斗争。与此同时，项英、陈毅、张云逸等人 一面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谈判，一面分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教育部队正确认识全国抗战以来的形势，停止土地革命斗争，迅速实现由国 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经过约 3 个月的艰苦工作和尖锐斗争，终于胜利完成了改编任务。

1937 年 12 月 25 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 年 1 月 6 日移驻南昌。军部下辖 4 个支队：第 1 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粤闽边和赣东北红 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 2 支队由闽西、闽赣边、 闽南和浙南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 3 支队由闽 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 4 支 队由鄂豫皖边红 23 军和豫南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高敬亭。除第
4 支队辖 4 个团外，其他各支队均辖 2 个团。全军共 1.03 万分人，枪 6200
余支(挺)。

1938 年春，新四军各支队向指定地区集中。第 1、第 3、第 2 支队先后
于 3、4 月间到达皖南款县岩寺地区集结。第 4 支队于 3 月中下旬集中在安徽 金寨县流波疃地区。至此，新四军完成了集中的任务。军部也于 4 月 5 日进 驻岩寺。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新四军集中后立即进行了军政整训。在军事 方面，认真学习了毛洋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持久战的思想，着重进行 了射击、投弹等技术训练和游击战术训练。在政治整训方面，着重进行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同时还 成立了戏剧、歌咏、绘画、舞蹈等组织，既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又促进 了群众工作的开展。

自 1937 年 9 月至 1938 年底，新四军先后在南昌、长沙、武汉、重庆、福州、桂林和湖南平江、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镇等地， 建立了 50 多个办事处、留守处和通讯处，负责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各界对新四军的支援。
　　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于 11 月 12 日攻占上海，12 月 13 日占领南京，24 日占杭州。国民 党第 3 战区部队纷纷败退。日军侵占南京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奸 淫烧杀，无所不为，尸骸成山，血流成河，甚至连 8 岁的幼女和 70 多岁的老 妇也难逃日军兽行，南京 30 多万同胞惨死于日本侵略者屠刀之下，全市 1/3 的房屋化为灰烬。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日军继占南京之后，于翌年 5 月 14 日占合肥，19 日陷徐州。国民党第 5 战区部队不仅未能发展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而且纷纷败退，长江下游苏、浙、皖地区大部沦为敌后。但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只能控制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 广大乡村尚无敌踪。然而，汉奸横行，盗贼蜂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对新四军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有利时机。而且苏皖地区中共党组织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大力开展抗日救亡群众工作，这又为新四军挺进这一地区创造了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 1938 年 2 月 15 日、5 月 4 日和 14 日，连续对新四军发出指示，指出：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 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兵一部渡江 进入江北地区；新四军应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 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敌后挺进。4 月初，高敬亭率领第 4 支队由金寨县流波疃出发，于月底展开于皖中敌后的舒城、庐江、无 为和巢县地区。5 月 12 日，第 4 支队先头部队于巢县蒋家河口首战告捷，歼敌 20 余人。在江南，由第 1、第 2、第 3 支队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的先遣支队，在粟裕率领下，于 4 月 28 日由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 行战略侦察任务。6 月 17 日 8 时许，当日军 30 余人乘 5 辆汽车由镇江向句 容行驶，进至韦岗(卫岗)时，遭到预伏该地的先遣支队突然攻击，敌我展开 白刃格斗，经半小时激战，毙伤日军少佐以下 20 余人，击毁军车 4 辆。韦岗 首战获胜，犹如一声春雷响彻江南，使人民看到了希望。陈毅即兴赋诗祝贺：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新四军旗开得胜，既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大江南北人民的抗日斗志，也提高了新四军的声誉。
　　在先遣支队挺进苏南之后，陈毅率第 1 支队主力，张鼎丞率第 2 支队主 力，先后于 6、7 月间进入苏南敌后，分别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和江宁、当涂、高淳、溧水地区，开始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并乘日军主力西进，后方空虚之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发挥我军近战、夜 战的特长，先后取得了新丰、新塘、句容、珥陵、高资、仓头、小丹阳、永安桥、江宁、当涂等 100 余次战斗的胜利。甚至连南京的城郊机场、麒麟门 外，雨花台畔，也响起新四军游击健儿的枪声。

敌为消除后顾之忧，于 8 月 22 日至 26 日，集中 4500 余人由秣陵关、溧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出动，水陆并进，分八路围攻小丹阳地区，企图消灭新四军第 2 支队。新四军第 2 支队遂以主力荫蔽在内线，伺机打击日军一路；以一部阻击、袭扰敌军后转向外线，在第 1 支队的配合下，袭击敌之 据点和交通线，迫敌回援，从而粉碎了敌军的围攻，歼敌 50 余人。此后，新 四军第 1、第 2 支队又进行了禄口、水阳、横山、官徒门、东湾、延陵等战 斗，粉碎敌军“扫荡”20 多次。
　　为策应新四军第 1、第 2 支队的行动，谭震林率第 3 支队于 7 月 1 日进入皖南抗日前线，在东起芜湖、西至青阳、南迄章家渡、北至长江的地区活 动。同时，新四军军部也随同第 3 支队进驻径县云岭。10 月 30 日敌对我军 发起进攻。第 3 支队以机动防御与敌周旋，先后取得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 斗的胜利，毙伤敌 300 余人，迫使敌军撤退。
　　与江南相呼应，活动在江北的第 4 支队主力，自 6 月至 10 月，在合(肥) 安(庆)、合(肥)六(安)公路沿线地区，采用伏击、袭击战术，连续在无为以东运漕、桐城以南棋盘岭、铁铺岭和六安以东三十里铺等地作战数十次，歼敌 1000 余名，毁敌军车 150 辆，初步打开了皖中敌后抗战的局面。 新四军各支队一面作战，一面大力开展群众工作。陈毅亲自做社会名流、

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部队派出战地 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利用戏剧、歌曲、漫画等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方针、 政策，动员社会各界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当时，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即“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充分表达出人民对子弟兵的拥戴之情。新四军对当地的各种武装，则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团结、改 造和发展抗日的进步武装，坚持打击反对抗日，投靠日伪的反动武装。并大 力摧毁伪政权，成立抗敌总会、抗战动员会和抗敌自卫委员会等抗日组织。这些组织，后来逐步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

新四军成立以来，在十分曲折复杂的情况下，胜利完成了改扁、集中和
整训的任务，并挺进大江南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共作战 280 余次， 歼敌 3800 余人，初步建立起苏南、皖南和皖中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中敌后 战场，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并使部队发展到 2.5 万余人，这就为进一 步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五、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和艰苦斗争

全国抗战爆发时，东北抗日联军正处于发展时期，至 1937 年秋部队已发 展到 11 个军共 3 万人，并建立了南满、吉东、北满三个抗日游击根据地。1937年 7 月以后，东北抗联第 1 路军总部，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先后发出告东北同胞书、布告和通告，指出：中日战争已全面展开，举国一致， 以抗战驱逐敌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时期已经到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 有武装自卫，别无他策；中国同胞必须迅速崛起，救国光复东北；凡系中国人皆抛弃旧仇宿怨，亲密联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 而斗争。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团结东北广大人民，在东迄乌 苏里江、西达辽河、南起长白山区、北抵小兴安岭的广大地域内，掀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潮。
　　“七·七”事变至 1937 年底，第 1 路军发挥近战夜战的特长，先后进行 辉南县城、宽甸县四平街、本溪附近的南营房和濛江(今靖宇)排子等较大战斗 33 次，毙伤日伪军 1300 余人，俘虏 120 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 大米、棉布、绒衣等。1938 年 5 月，东北抗联第 2 军第 5 师师长陈翰章率部 化装成民工和车夫，打入宁安县斗沟子部落，一举击毙伪自卫团团长，全歼 这个团。6 月，杨靖宇率第 1 军连续取得辑安(今集安)县蚊子沟和老岭隧道 战斗的胜利，痛歼伪军 1 个营，解放劳工近千人。

1937 年 9 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下辖第 4、第 5、第 7、第 8、第 10 军。为打通与第 1 路军的联系，第 2 路军以第 4 军 主力和第 5 军第之师于 5 月 27 日从宝清地区出发，开始西征，其余各部坚持 原地斗争。6 月中旬西征部队到达依兰莲花泡和刁翎地区，与第 5 军军部及 其第 1 师会合，7 月 12 日取得了苇河县楼山镇战斗的胜利，俘日伪军 40 余 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子弹万余发和大批粮食。尔后，第 4、第 5 军协同作战，打破日伪军的因追堵截，于 8 月底进入五常、宁安、敦化地区。 活动在北满地区的第 3、第 6、第 9、第 11 军顽强战斗，扒铁路、毁桥梁、袭击据点，捣毁伪警察署，发展了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的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
　　日军为巩固东北占领区，更加疯狂地推行 1936 年至 1939 年“三年治安 肃正计划”，重点指向东北抗日联军。在军事上，进行大规模的讨伐，以一部兵力固守点线，严密封锁；以主力反复进行“清剿”。在政治上，大力加强殖民统治，实行归屯并村，设立集团部落，推行保甲制、连坐法，提出专 打共产党、不打山林队的口号，大肆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和逮捕抗日救国会 人员，分化瓦解抗日武装。在经济上，实行配给制，凡属棉花、粮食、食盐和药品等，不准人民群众带出村子和部落，以断绝东北抗日联军的物资来源。 在思想上，实行奴化教育，灌输日满一体的思想，清除反满抗日思想，实行 法西斯白色恐怖。此外，日军还在哈尔滨、长春、海拉尔和牡丹江等地设立代号为“731 部队”和满洲“100 部队”的细菌研究机构，以抗联被俘人员和 群众进行试验，杀害中国军民。在敌人多方面的残酷进攻之下，东北抗日联军自 1938 年下半年进入了艰苦斗争时期。
　　为适应艰苦斗争的需要，第 1 路军于 1938 年 7 月，撤销第 1、第 2 军的番号，改编成第 1、第 2、第 3 方面军和警卫旅，实行分区作战，以灵活多变 的战术，胜利地进行了辑安县长岗、桦甸县富尔河苇子沟等多次战斗，并在临江县岔沟地区突破日伪军 1500 余人的包围。
　　在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下，第 2 路军西征部队在五常等地难以立足，遂采 取分散活动的办法。1938 年 10 月，当第 5 军一部东返至林口县时，遭敌包围，冷云、安顺福等 8 名女战士，为掩护部队突围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宁死 不屈，毅然跳入滚滚的乌斯浑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就是后来被人民广为传颂的“八女投江”的英雄事迹。
　　1938 年 6 月、9 月和 11 月，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第 3、第 6、第 9 和第 11 军的主力，分成三批，由汤原、萝北和绥滨地区出发，远征至海伦、 德都地区，至 1939 年春开辟了黑(龙江)嫩(江)平原游击区。为统一指挥各军 行动，5 月成立了抗日联军第 3 路军，张寿篯(李兆麟)任总指挥。在远征胜 利后，张寿篯写下了著名的《露营之歌》，歌中道：“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入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 横扫嫩江原。伟志兮！何能消灭，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这首歌既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悲壮的战斗生活，也洋溢着他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为民族解放奋斗不息的豪情壮志。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抗日联军及东北全体同胞的致敬电，几经辗转始到抗联手中。电报高度评价抗联在白山黑水之间、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与敌血战 7 年的英雄业绩，称赞他们是不怕艰难困苦、英勇奋斗的 模范，鼓励他们继续坚持抗战，准备反攻收复东北。在中共中央致敬电的鼓舞下，东北抗联继续坚持艰苦斗争。

1939 年 10 月，日伪军集中 7.5 万余人，对东北抗联第 1 路军开始进行重点“讨伐”。第 1 路军与超过自己几十倍的敌人展开殊死战。部队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冒着零下三四十度严寒，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鉴于严酷 的斗争形势，第 1 路军遂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杨靖宇率一部转战在濛江、抚松、临江、金川和辉南山区，历时 4 个多月，虽沉重地扫击了敌人，但终 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1940 年 2 月 23 日，杨靖宇在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 子壮烈牺牲，时年 35 岁。日军野蛮地解剖了他的尸体，在胃里没有发现一粒粮食，全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1927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其家乡领导农民暴动，后到东北参与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由于部队严重减员，从 1940 年初起，东北抗日联军各路军先后撤消方面
军和军的番号，缩编成支队。第 3 路军的部队缩编成第 3、第 6、第 9 和第
12 支队，活动在黑嫩平原地区。第 2 路军的部队缩编成第 2、第 5 和第 8 支 队，活动在同江、富锦、宝清、虎林地区。第 1 路军的部队缩编成第 1 支队， 活动在东宁、绥芬河地区。至 1941 年，东北抗联的全部兵力只有 2500 人。 魏拯民、李延平、夏云阶、汪雅臣等一批军以上领导干部相继牺牲。
　　在斗争环境日趋恶化的情况下，为保存骨干力量，中共南满、吉东和北 满省委决定除图一部在国内坚持抗日斗争外，大部转移至中苏边境苏联一侧 进行整训，以备再战。1942 年初，原抗联第 2 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率小部队 返回国内坚持斗争，不幸在攻打萝北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重伤被俘，于2 月 12 日慷慨就义，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8 月 1 日转至苏 联边境的部队组成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任政委。1945 年 8 月教导 旅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全境。在长达 14 年的艰苦抗战中，抗联共歼日军17 万余人，自己牺牲了 3 万余人，在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为中华民族解
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新形势下加强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和部队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使我党我军面临着重大历史转折。过去的敌人——国民 党反动派及其军队，变为友党友军；新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武装 到了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客观形势要求我党我军必须实行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的根本转变。为使全党全军顺利实现转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一 系列重大措施。
　　一、深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意识的教育。早在 1935 年 12 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后，军委总政治部就通过传达学习会议决议以及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高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民族危机感和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的认识。在1937 年 5 月全国党代表会议后，又通过学习毛泽东关于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的报告，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增强了民族责任感。在红军改编前后，军委总政治部还编写了《抗日军人读本》、《抗日紧急动 员课本》，下发部队作为教材，通过上政治课、座谈讨论和揭露日本侵略暴 行等多种形式，使广大指成员充分认识红军改编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重大意义。然而，由于长期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反动 派残酷屠杀革命人民所造成的阶级仇恨，有些人仍对国共合作、红军改编存 有疑虑。特别是摘下红五星帽徽，换上国民党军“青天白日”帽徽使许多指 战员思想转不过弯来。为此，红军许多负责人和各级政治机关人员，深入基层进行说服动员。罗荣桓深入连队与干部、战士促膝谈心，讲解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说明红军改编、换装是为了整个民族利益，要顾大局、识大体。 朱德亲自参加第 120 师动员大会，他在会上说：为了全国抗战，解除民族危 难，我们可以换服装、戴白帽徽，但红军传统、人民军队本质没有改变，共产党对红军绝对领导没有变。刘伯承在第 129 师万人大会上说；换帽子算得 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本质不会变，红军传统不会变，帽徽虽然是白的，但我们的心是红的。并带头把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戴上，为全师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政策作出了表率。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使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得以顺利实现。新四军的领导人项英、陈毅、张云 逸等，在部队改编过程中，分赴各地游击队传达贯彻党中央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而统一了广大指战员的思 想认识，胜利完成下山集中和改编。

二、坚持共产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健全政治机关。统一战线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使党对我军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国 民党企图通过“统一”、“改编”达到消灭或削弱与控制我军的目的。我党 我军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又不能不作出必要的让步。而我军内部一些不坚 定分子，因受国民党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而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这些情况表明，不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和健全 政治机关，就不能保持我军的人民军队本质和红军的光荣传统，就有可能被 国民党“统掉”。因此，我党在同国民党谈判时，始终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 领导和实行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为加强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和健全政治机关，1937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编后的党及政治机关 的组织的决定》，军委总政治部也作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这些决定重申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并根据新情况作出组织上的规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全部的军事、政治和党的工作；在师、团两级及总部等直属队，建立党务委员会；重申党 的支部仍建立在连上。8 月 29 日，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宣告成立，以朱德为书 记，彭德怀为副书记，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 应为委员，负责领导八路军的一切工作。1937 年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兼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张鼎丞、曾山、黄 道为委员。
　　红军改编时，因受国民党干涉曾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并按国民革命 军编制改各级政治部为政训处，从而削弱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建设 受到一定损失。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共中央于 10 月 16 日决定成立军委总政 治部，以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后由王稼祥任主任，傅钟、谭政任 副主任)。
　　22 日，根据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建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恢 复政治委员制度和各级政治部，接着任命了各师、旅政治委员，从而健全了全军政治机关，使思想政治工作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轨道，有力地保证了战 争的胜利和军队的发展壮大。
　　三、贯彻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以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1937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分析国民党军队抗战三个月来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 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必须加以改变。改变的原则就是 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10 月 25 日，他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又 作了进一步论述，并对我军政治工作经验作了新的科学概括。他说：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第一是官兵一致的原则，就是肃清军内封建 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而全军团结 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减轻人民负担，打击危害群众的汉奸，因而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 是瓦解敌军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仅依靠自己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为贯彻三大原则，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周恩来在《抗日军队政治工作》一文中，都对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作了具体阐明，并 提出一些贯彻措施。同年底，八路军总部在其颁布的《国民革命军第 18 集团 军政治工作条例》中，把三大原则写入总则。从此，三大原则成为我军建设 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因而保证了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使我军得以继续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保持人民军队本色，顺利完 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大历史转变。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后勤供给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过去靠部队 自己“打土豪”和战场缴获等方式自筹供给为主，转变为由政府筹措供给为 主。为适应这一转变，我军后勤工作也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到工作方式方法上作较大的改变。
　　首先，确立独立自给的指导思想。本来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国民党政府承诺按国民党军队同样标准供给。然而，改编后，国民党政府不仅 未按承诺给予应得的补给；而且百般刁难克扣经费粮弹，致使我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吃不上、穿不暖。平型关战斗后，在华北已是秋末冬初，然而我军广大指战员仍然身着单衣。几经交涉，国民党政府始按 4 个人一套被服的标准配发，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 11 月 13 日致电八路军 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时指出：“自给自足，不靠别人”。16 日，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讲演中说：“要建立各部队的后方， 要有源源不断的后方接济，在困难时也要独立自始。这样的军队才是活的，是人民的，是革命的军队。”独立自给思想，对我军后勤工作克服困难，保 障供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健全后勤体制。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后勤工作，在红军后勤机构基 础上，建立健全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后勤机关。除原有 的供给部、卫生部外，增设了兵站部，负责组织人员、物资的转送。各师、旅设供给部、卫生部，团设供给处和卫生队，营设供给员，连设司务长。各 级供给部下设财务、军需、粮秣、采办等处(科)，卫生部下设医务、材料、 供给等处(科)和医院，乒站部下设兵站分部。各级后勤机构的建立健全，提高了后勤工作的效能，初步保障了部队作战、生活的必需供应。
　　第三，广开门路，筹集资材。首先是靠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筹措供给。 本来在红军改编时，同国民党达成协议：由国民政府每月给八路军经费 50 万元(法币。下同)，给新四军 13 万元。这点经费根本不敷应用，而国民政府 还不能如数按时拨给。因此，我军的供给主要依靠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筹措。 各地民主政府，在“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广泛动 员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并逐步建立起公粮、 税收制度，从而保障了部队的最基本的需要。此外，在抗日前线或敌占区， 则由团以上机关、部队组织募捐队进行募借和没收汉奸财产，以充军用。其次是向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筹集，通过我党我军驻上海、南京、西安、广州、 香港、武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的办事处，利用各种关系向各民 族、各界爱国人士和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筹集经费、医药器材和通信设 备等。据不完全统计，自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底，国内外爱国人士包括宋庆龄、陈嘉庚等共捐赠 300 余万元。这是我军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另外， 就是取之于敌。我军出师抗战初期，主要对敌交通线进行破袭战。这样一方面断敌交通补给，配合友军作战；另一方面截获敌人粮弹资材以补充自己。 由于我军后勤机关确立了独立自给的指导思想，建立健全了各级后勤机 构，采取广开门路筹集资材的有效办法，因而基本上保障了部队的供给，并为以后国民党政府完全断绝对我军的供给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自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10 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也是我军 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军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 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特别是学习和运用了 1938 年 5、6 月间 发表的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两篇对全国抗战尤其对敌后抗战具有伟大指导意义的光辉著作，使我军广大指战员明砌 了游击战在抗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懂得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 进行持久战，掌握了克敌制胜的法宝，因而取得了伟大胜利，顺利地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成的军事战略转变。在 一年中，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 1780 余次，歼敌 5.48 万人，缴枪 1.2 万支， 收复了大片国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侵华日军兵 力达 58％，对停止敌之战略进攻、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大作用。

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奋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华北、华中 的抗战。

第六章 打退敌顽进攻，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一、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和我军的方针任务

1938 年 10 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 16 个月战争，占据了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实 现了部分战略意图，但面临重重困难：在政治上，因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遭到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及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反对，在国际社会 中越来越孤立；在经济上，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直接军费已占总支出的 69％以上，耗费了近百亿日元，财力拮据；在军事上，战线太长，兵力严 重不足。至 1938 年底，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占地面积约 200 万平方公里， 战线绵延数千公里，而兵力却只有 24 个师团另 6 个旅团共 60 万人，其中 50％多被牵制在我军所开辟的敌后战场，因而它无力再对正面战场实行战略进 攻。特别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和我敌后战场对其构成了致命威胁，所以它不得不改变对华的方针政策：在政治策略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声称只要中国允许日本在特定地区驻军和开发华北、蒙疆地区的资源，日本则考 虑从华中、华南撤军，以此引诱国民政府妥协！在军事战略上，放弃“速战 速决”，停止战略进攻，转以保守占领区为主，准备长期对华作战，并决定以主要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民主根据地， 以确保其占领区。

在国际上，英、美为了在西方同德、意抗争，在东方继续推行对日绥靖政策，加紧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换取同日本妥协，以 维护其在远东的既得利益。为此，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美国驻日大使格鲁 多次同日本政府商谈，英、法还分别封锁滇缅公路和滇越路，压迫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和谈。而尽快解决中国问题，正是当时日本的愿望与要求。作为交 换条件，日本表示只要英、美承认其侵华现状，它就不与英、美为敌。英国 则满足日本的要求，宣布完全承认日本在中国所造成的局面。在英、法各国的推动下，以召开“远东国际会议”压迫蒋介石对日妥协为目的的远东慕尼黑阴谋达到高潮；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揭露和英、美国日本照顾其在华 利益不够而未能实现。然而，英、美等国的绥靖政策却并未放弃，这给中国 抗战造成了极大危害，引起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集团的严重动摇，使中国抗战出现了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

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对日继续执行绥靖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由抗 战比较积极转为消极，由与中共关系较好，转为积极反共。一向以英、美马 首是瞻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蒋介石集团，为了尽快与日本达成妥协，以便反共，所以也表示欢迎召开“远东国际会议”。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则更加活跃，以其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一伙亲日派于 1938 年 12 月公开投敌，充当汉奸卖国贼。而国民党主体蒋介石集团虽未投敌，但其代表却在港，澳等地同日本代表密谈，讨价还价，窥测时机。一时，妥协投降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
　　在抗日战争的重大转变时刻，中共于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 治报告及《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沦。张 闻天、朱德、周恩来等都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和进程，提出了新阶段全国抗战的总任务以及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强 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和独立自主原则，同时批评了王明 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错误。会议还强调人民抗日武装的极端重要性， 号召全党学习军事，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加强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会议确定党的主要工作应放在战区和敌后，并根据敌后游击战争发展的不同 情况，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方针。会议还决定撤销长江局。 会后成立了中原局和南方局，改东南分局为东南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项英任东南局书记。
　　这次会议作出的重大决策及确定的方针任务，是我军打退敌军和国民党 顽固派的进攻、发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根本保证。

二、八路军加强对敌作战和自身建设，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巩固与发展乎原和山区根据地

1938 年冬，华北日军只能控制点、线， 占据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其他大都是八路军及其他抗日武装的活动地区。敌华北方面军为把点、线占领扩大为面的占领，将其作战重点首先指向 平原地区的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军委赋予的“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 针对敌人先取平原、后取山区的企图，八路军总部决定以 3 个师的主力于1938 年底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平原和山东地区，协同当地抗日武装，打退日军的 进攻，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第 120 师主力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12 月从山西岚县和绥远大青山出发，顶风雪，战严寒，突破日伪军数道封锁线，至 1939 年 1 月到达冀中河间县，与八路军第 3 纵队兼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会合，随即同冀中部队一起粉碎 了日伪军对冀中的第 3、第 4 次围攻，歼敌 1400 余人。尔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决定，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同时， 成立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吕正操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 员。3 月中、下旬，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粉碎日伪军对冀中的第 5 次围 攻，歼敌 900 个人。接着，以 120 师两个团为骨干与冀中军区一部合编为独 立第 1、第 2 旅，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4 月 23 日，日军第 27 师团 1 个大队 800 余人包围我 120 师驻任丘东南齐会村的部队。贺龙和关向应指挥7 个团的兵力与敌作战。广大指战员冒着日军施放的燃烧弹、毒气弹顽强战斗，英勇拼杀。贺龙在中毒后仍坚持指挥作战。齐会战斗持续 3 昼夜，毙伤 日军 700 余人，创平原歼灭战的范例。齐会战斗后，第 120 师在冀中部队配 合下粉碎了日伪军多次围攻，对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帮 助第 3 纵队开办各种军政人员训练班，以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战斗力。在此 期间，120 师也得到发展壮大，由挺进冀中时 1 个旅，共 3 个团(欠 1 个营)、1 个独立支队计 6400 众人，扩大到 2 个旅，共 7 个团、6 个独立支队计 21900余人。
　　为巩固冀南，坚持鲁西北抗日游击战争，第 129 师 386 旅主力及先遣支 队一部，在刘伯承率领下于 1938 年 12 月下旬从太行山出发，越过平汉路，进到冀南平原。刘伯承到冀南后，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与师的其他领导商 量决定将冀南军区与东进纵队分开，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陈再逆任东进纵 队司令员。1939 年 1 月初，敌华北方面军调集平汉、津浦铁路沿线日伪军 3 万余人由东西两线分 11 路进犯冀南地区。当敌向冀南中心区南宫、冀县、枣强等县推进时，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决定将第 386 旅主力及冀南军区部 队分为 6 个作战集团，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法各个歼灭敌人，并将作战重 点指向日军后方补给线。为诱歼敌补给线上重要据点威县城之日军，陈质、王新亭根据日军在冀南平原还没有遭受较大打击，每次受袭后必派部队追击 报复的情况，决定利用敌人的骄狂心理，布置圈套，引敌就范。于是，将第386 旅作战集团主力预伏于威县东南的香城固附近待机，以一部连续 3 日袭击威县之敌，打了就撤，诱其追击。敌连遭攻击后，遂以 1 个加强中队 200 余人，乘汽车 8 辆出城追击，被第 386 旅骑兵连等部诱至香城固地区。我预 伏部队将其全部歼灭。刘伯承称赞：“这是一个模范的诱伏战”。从 1 月至3 月，第 129 师主力及冀南部队共作战 100 余次，歼灭日伪军 3000 余人，粉 碎了日军控制冀南平原的图谋。其间，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邓永跃在武邑东南徐沙村战斗中壮烈殉国。他在负重伤昏倒苏醒后，对警卫员说：“我不行 了，不要管我！叫部队快后撤，我来对付敌人！”说着，举枪射杀疯狂进攻的日军，在他舍己为国的崇高精神鼓舞下，广大指战员奋勇冲向敌群，将敌 人打退。
　　1938 年 12 月，第 115 师主力奉命东进山东。该师除以第 344 旅补充团 与晋西南 3 个游击大队合编为师独立支队留晋西坚持斗争外，由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兼主任罗荣桓率师直属队及第 686 团等部约 5000 人，于 20 日 由晋西向山东挺进，次年 3 月 1 日进到鲁西平原。首战樊坝告捷，全歼郓城伪保安团 800 余人，打开了鲁西抗战局面。尔后，留一部(7 月扩编为独立旅) 坚持运西，主力东进泰西，与津浦支队、山东纵队第 6 支队会合。不久， 日军第 12 军调集 8000 余人兵力“扫荡”泰西，第 115 师在陆房突围中以伤亡 200 余人的代价取得歼灭日伪军 1300 余人的胜利，随后在梁山战斗中又歼 日军 300 余人，缴获野炮两门，击毙日本皇亲长田敏江少佐。中共中央军委 致电祝贺。8 月，为统一山东和江苏北部我军的指挥，成立了八咯军第 1 纵 队指挥机构，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山东军政委员 会，朱瑞任书记。10 月，陈、罗率第 115 师师部东进，与山东纵队鲁南人民 抗日义勇队会合(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改称苏鲁支队，归第 115 师指挥)； 接着派部队协同山东纵队临郑独立团攻占码头镇，控制了郯(城)码(头)平 原：尔后集中主力三夺鲁南重镇白彦，连续作战 14 昼夜，歼灭日伪军 800 余人；继而开辟天宝山区，巩固和扩大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第 115 师还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争取了鲁南抗日进步人 士万春圃和著名士绅孔昭同率部与八路军合作抗日，并接受第 115 师领导。

1940 年初，第 115 师将鲁南地方武装整编为 5 个支队，实行统一指挥。同时，将独立旅与东进抗日挺迸纵队机关合并，恢复第 343 旅番号并兼鲁西军区，杨勇、萧华分任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4 月，日伪军 8000 余人合围抱犊崮山区，第 115 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作战近一个月，歼敌 2200 余人，保卫了根据地。6 月，徐向前回延安。7 月 18 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山东暂 由陈(光)罗(荣桓)统一指挥”。8 月，党中央决定第 115 师主要领导人为山 东分局委员，从而协调了我山东地区的党、政、军的行动。9 月，山东纵队 进行整军，将所属部队编为 5 个旅、2 个支队，约 5 万人。10 月，第 115 师 亦进行整编，所属部队编为 7 个教导旅共 7 万人。在此前后，冀鲁边、鲁中、 清河等地都先后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至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包 括胶东、清河、冀鲁边、鲁中、鲁南、鲁西(含湖西)6 个区，拥有人口 1200 万，面积 3.6 万平方公里，建立了行使政府职能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 会(后改称战时行政委员会)和 14 个专署、95 个县的民主政权。在第 115 师 主力东进巩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第 344 旅代旅长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一部于 1939 年 2 月由晋东南进至直南，4 月初同早已 在该区活动的旅独立团、特务团及八路军游击第 2 支队等合编为冀鲁豫支队，辖 5 个大队，共 4700 余人。6 月，粉碎日军万余人的 7 路进攻。至 8 月，又新建两个大队和许多游击队，部队扩大到 7000 多人。次年 4 月底，第 2 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 344 旅(欠 688 团)、独立支队和河北民军第 1 旅到 达冀鲁豫，与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仍称第 2 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下辖
4 个旅。同时，成立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委员。至 此，包括直南、鲁西南、豫北地区的冀鲁豫根据地初步形成，并直接受中共 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
　　1939 年夏，华北日军将作战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区。第 129 师主力由冀南 返回太行山后，与原留在该地的各部队协同作战，粉碎日伪军 5 万余人的夏 季“扫荡”，共进行大小战斗 70 余次，歼敌 2000 余人，收复榆社等 4 座县 城。与此同时，日军 5000 余人于 5 月上旬合击晋察冀军区机关。军区部队与第 120 师之第 359 旅分别在上下细腰间、大龙华等战斗中予敌以重大杀伤。9 月下旬，日伪军 1100 亲人弃袭陈庄，被由冀中返回晋西北途经该地的第 120 师主力歼灭。10 月中旬，日军调集 2 万余人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为重 点进行更大规模的冬季“扫荡”。晋察冀军区 1 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指挥 3 个 团在涞源县东南的雁宿崖地区歼灭日军 500 余人。日军独立混成第 2 旅团长 阿部规秀中将，亲率 1500 余人向雁宿崖地区急进，企图寻歼晋察冀军区主力。聂荣臻令杨成武统一指挥第 1、第 3 军分区部队和第 120 师一部共 7 个 团的兵力歼灭这股敌人。当该敌被诱至黄土岭时，立即遭到预伏部队 4 个团 及分区炮兵连的猛烈攻击，突围 10 余次均被击退。此次战斗，歼灭日军 900 余人，击毙阿部规秀。当时日本《朝日新闻》撰文哀叹，“护国之花凋谢了”。 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追悼死者的挽联上写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 行山上”。可见，日本对阿部被击毙是何等震惊！抗日军民也付出了 2000 余人的伤亡代价。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为黄土岭战斗下来的伤员动手术时被病毒感染，不幸于 11 月 12 日病逝于河北唐县黄石口 村，时年 49 岁。毛泽东专门发表《纪念白求恩》一文，盛赞他是一个“毫不 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 忱”的人，号召中共党员和根据地军民都要学习他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

11 月底，日军 6000 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合击北岳中心区阜平。军区部队跳出包围，袭击曲阳、唐县、完县等县城，破坏日军后方交通运输线，迫其于 12 月初撤退。在这次反“扫荡”中，北岳区部队作战 108 次，共歼敌 3600 余人。 翌年 3 月，日伪军对平西的 14 天“扫荡”也被粉碎。

1940 年 1 月底，第 120 师主力回到晋西北。日军遂调集 2 万余人，连续“扫荡”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 120 师在决死第 2、第 4 纵队等部配合下， 进行大小战斗 200 余次，歼敌 4500 余人，保卫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其间， 晋绥行署第 11 专署秘书主任、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华侨女青年李林，在掩护 专署机关突围时，自告奋勇指挥 1 个骑兵连来回冲杀，调动敌人，不幸身负 重伤，当日军迫近时自戕殉国。中共中央妇委在唁电中称赞她，“不仅是我 们女共产党员的光荣、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
　　整军和培养干部八路军

各部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和保卫根据地的 过程中，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吸收大批知识青年入伍，将起义武装编入主力 部队，大量收编杂色武装，以及策动伪军投诚、起义，使自己得到很大发展。1939 年，发展到 27 万人。由于在大发展中组建的一些部队军政素质差，战斗力不强，又处于长期分散活动，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不同程度地滋长了军 阀主义和游击主义倾向，迫切需要整训，以适应敌后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了“整理现有军 队，补充缺额，同时增编新的军队，加紧教育训练”的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 1939 年 2 月、6 月和次年 2 月发出整军训令，要求 在坚持战斗、坚持发展的同时，分期分批地整编和训练部队。1940 年 4 月， 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晋东南黎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报告中提出了建党、建政、建军三大任务。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 治部在《关于目前时局及八路军新四军之任务的指示》中指出：目前部队的 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尤其是巩固新部队。在巩固部队方面，应继续整军。军委、总政在训令中要求主力部队指定得力人员以考察团、巡视团等名义， 分别派往指定地区部队中帮助工作，并确定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及第 129 师整 理冀南和晋冀豫军区地方部队；第 115 师帮助山东纵队；第 120 师整理冀中 军区部队，第 359 旅整理 6 支队及两个独立团。
　　依据军委、总政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八路军各部队结合自己的 实际情况，利用战斗间隙，在 1939 到 1940 年间，分期分批地对部队进行整 编和整训。整编的目的是：充实和扩大主力，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逐步实现 正规化；同时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把军区武装力量建设成为地区性的基干力量；并发展游击队和自卫队，以补足地方武装升级后的缺额。至 1940 年底先 后共编成近 30 个主力旅，整编了 150 多个团。但也有少数地区过多把地方武 装编入主力部队，致使这些地区游击战争一度发生困难。整训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建设方面，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组织部队学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和我军光荣传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尤其注意加强对收编的杂色武装的 改造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同时注意发展党员，使老部队中的党员占部队人数的 30～40％左右，新部队达到 25～30％左右，并 建立健全党支部、小组，完善党政工作的各种制度；此外，还注意加强锄奸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干部战士进行政治审查，进一步纯洁与巩固部队。 在军事建设方面，加强技术训练，战士在进行射击、投弹、刺杀训练的基础 上，学习近战、夜战和游击战等战术动作，提高杀敌本领；干部侧重学习管理方法和指挥艺术，提高军政素质和组织指挥能力。在后勤建设方面，统一 编制，加强领导，充实人员；调整后勤机构，各大单位后勤机关增设军工、 生产和财经管理部门，健全交通运输网络，组建交通部队；加强卫生部门建设，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改进保障方法，在大块根据地内，尽量争取实现统筹统支。1939 年 3 月，八路军总部发出关于部队开展生 产运动的训令，要求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各部队要开展热烈的生产运动，以解决必需的给养。1940 年 2 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全军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努力搞好部队生产，广开财源，厉行节约，克服困 难，争取战争胜利。于是八路军各部展开了生产运动。经过整军，扩大了主 力部队，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和内外团结，提高了战斗力。至 190 年冬，整军基本结束。
　　为就地给八路军培养军政干部，以适应作战和部队发展需要，1938 年 底，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一部和第 1、第 2 分校， 开赴华北敌后办学。12 月下旬，第 1、第 2 分校在校长何长工、陈伯钧率领下由陕甘宁边区向华北敌后挺进，1939 年初，分别到达晋东南和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1 月 27 日，军委鉴于两分校已抵华北，在致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指 出，抗大以培养八路军及其游击队之军政干部为目的，学生来源以八路军战士及干部为主，毕业生应分配到八路军工作。7 月 10 日，抗大总校除留一部 在延安成立第 3 分校，负责培训留守部队军政干部外，大部在副校长罗瑞卿 等率领下从延安出发，经晋西北、晋察冀，到晋东南，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下办学。此后，还在晋绥、太行、太岳和山东等地建立了抗大分校。 抗大深入敌后就地为八路军培养了大批干部，对坚持华北抗战和夺取抗战胜 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八路军通过整军和大力培养干部，加强了部队正规化建设，战斗力也明 显提高，为在华北地区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粉碎敌顽进攻，巩固与 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百团大战

在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的条件 下，八路军于 1940 年 8 月发动百团大战，取得了重大胜利。1940 年 4 月， 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在第 129 师师部驻地榆社县潭村举行作战会议，在研究华北战局和我军的作战行动时，一致认为正(定)太(原) 铁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切断正太路，将使山西敌人的运输补给难以保障，而且有利于我军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扩大抗日根据地，还可揭穿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我军“游而不击”的谎言。因此，大家赞同对正大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7 月中旬，左权受彭德怀委托到第 129 师师部同刘、邓商讨发起正太战役问题。他传达了彭德怀关于战役的总设想， 并说明破袭战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对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 各路也要破袭，以配合正太路的破袭行动，第 129 师、第 120 师、晋察冀军 区部队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各纵队都要参加。刘、邓欣然赞同。在此基础上，八路军总部制定了这次战役计划。

7 月 22 日，由朱德(在延安)、彭德怀、左权签署的《战役预备命令》，下达到晋察冀军区、第 120 师和第 129 师，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命令指出：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8 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断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对晋 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据此，决定：晋察冀军区 派出 10 个团，第 120 师 4 至 6 个团，第 129 师 8 个团，加上总部炮兵团大部 和工兵团一部，总共不少于 22 个团的兵力参加作战。同时，明确这次战役的 目的是，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关隘据点， 较长期地切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战果，扫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8月 8 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战役行动的命令》，规定战役从 8 月 20 日开始，并明确了各部队的作战地区和作战重点。18 日，指示参战部队应争取延长破 袭时间，注意侦察敌情，适时进行新的机动作战。20 日 20 时，正太战役正 式开始，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对正太、平汉、同蒲、津浦等铁路和部分公路进行大规模破袭作战。22 日，彭德怀、左权等在总部作战室听取战役情况 汇报。当作战科汇报到实际参战兵力共 105 个团时，左权说：“好！这是百 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确数。”彭德怀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于是，正太战役就发展成为百团大战了。
　　8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为第一阶段，中心任务是交通总破袭，重点摧毁 正太路。由于八路军突然发起攻击，开始比较顺利，先后攻克娘子关及阳泉东西一些重要据点，井陉煤矿被破坏，蜿蜒 200 余公里的正太路上的路轨、 车站、桥梁、水塔等大都遭到破坏，同蒲、平汉、德石、北宁等铁路被切断，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陷入瘫痪。敌遭受打击后，急忙由石家庄、榆次东 西对进增援正太路，同时以一部兵力向八路军后方攻击。在阳泉西南狮瑙山，第 129 师与日军激战 6 昼夜；并在榆次西北双峰镇地区，该师歼灭由同蒲路来援的第 36 师团永野大队 400 余人。与此同时，第 120 师在康家会地区歼灭 日军 200 余人。以上战斗打得非常出色。然而，在袭击潞城时，决死第 3 纵 队政治委员董天知所率一部被日军包围。他身先士卒，指挥 28 人掩护突围，与敌激战 3 小时，全部壮烈牺牲。在攻打井烃火车站时，晋察冀军区部队从 战火中救出两名日本小女孩，聂荣臻亲笔写信并派人把信和孩子送到石家庄附近日军据点，体现了我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9 月 20 日至 10 月 5 日为 第二阶段，中心任务是扩大战果，重点攻击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的日军 据点，主要目标在榆社、辽县地区，涞源、灵丘地区和任丘、河间、大名地 区以及同蒲路朔县至原平段。在攻扫辽县、涞源时，八路军前仆后继，几度拼搏，歼灭了一些日伪军，但终因伤亡增大、日军增援，无法实现预定计划， 遂停止进攻。10 月 6 日至 12 月，中心任务是粉碎日伪军的报复“扫荡”。

从 10 月初起，日军调集 3 万分人实施所谓“反击作战”，企图摧毁八路军领导机关、歼灭八路军主力和恢复交通线。日军首先“扫荡”八路军总部和 129 师所在地太行地区，次及太岳、晋西北和平西、北岳地区。在“扫荡”中， 日军四处烧杀，并施放毒剂，使抗日根据地遭受重大摧残。

百团大战历时 3 个多月，共进行大小战斗 1824 次，毙伤俘日军 20926
人、伪军 18922 人，日军投降 47 人，伪军反正 1845 人，攻克据点 2993 个， 破坏铁路 474 公里、公路 1502 公里，缴获各种枪 5600 余支(挺)、炮 53 门和 一批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 1.7 万余人，中毒 2 万余人次。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寇，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精神，增强了胜 利信心。因而，它受到国共两党的祝贺和国内外舆论的赞扬，但同时也震惊了敌人，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向华北增兵，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

自 1938 年 10 月至 1940 年底，是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大发展时期。部队由 15.6 万人发展到 40 万人，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要力量；根据地扩 展到华北 6 个省区，建成有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 5 大抗 日根据地，形成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对敌人构成致命威胁。

三、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走向反共和中共中央的对策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 党出于其阶级本性，惧怕迅速增长的人民抗日力量，仇共、恐共情绪日益发 展。1939 年 1 月，国民党在其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并先后秘密颁发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 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旨在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使全国许多地方反共乌云翻滚，磨擦事件纷至沓来。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栒 邑、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河南确山等地屠杀共产党人及其军队， 制造流血惨案。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对国民党仍然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竭力避免大规模内战爆发。1939 年，中共在《七七 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在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准备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的时候， 毛泽东于 9 月 16 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谈话时郑重宣布，共产党对磨擦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置共产党的严正警告于不顾，公然于 11 月召开的五届六中全会 上提出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并自 12 月开始，先后对陕甘 宁边区、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发动军事 进攻，从而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制止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

国民党第 8 战区部队不断制造磨擦事件，向八路军留守兵团进攻，先后占领关中地区的栒邑、淳化和陇东地区的镇原、宁县、正宁县城。国民党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何绍南指使各县 保安队破坏八路军抗日后方。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军委调第 359 旅 从恒山地区返回陕甘宁边区，驻防绥德地区。何绍南集中 5 个县的保安队准备偷袭我军。由于我军已做好迎击顽军进攻准备，何恐被歼，遂率一部逃到 榆林。此后，第 359 旅清除了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 5 县的顽固派 势力，王震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暨专员。从此绥德 5 县面貌为之一新，边区东大门得到巩固，并进一步沟通了与晋西北的联系。

中共中央为从政治上揭露顽固派倒行逆施，以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名义多次给蒋介石，第 8 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发出通电，抗议顽固派进攻边区，攻城掠地，杀害我军民。同时，毛泽东于 1939 年冬派谢觉哉与朱绍良的代表在陇东西峰镇谈判，至翌年 2 月达成“暂维现状，听候 双方中央解决”的协议。
　　打退阎锡山军队的进攻 在山西，国民党第 2 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由于惧怕经他同意、由共产党协助建立的山西新军发展壮大，成为与其抗衡的革命力量，遂决心消灭这一革命力量。经过一系列策划部署后，他于 1939年 12 月初令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 2 纵队破击灵石至霍县段同蒲铁路，以第6 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两个军紧随其后，企图配合正面日军夹击而消灭 之。第 2 纵队发现这一阴谋后，遂停止行动。阎锡山以此为借口，下令进攻，首先袭击了永和地区的第 2 纵队第 196 旅旅部，接着捕杀晋西 6 县共产党员、 牺盟会干部及第 115 师独立支队后方医院伤病员 200 余人。第 2 纵队在独立 支队协同下奋起反击，苦战 10 余天，击溃阎军两个旅，突破离石至军渡公路 日军封锁线，进抵晋西北临县南之招贤镇。这时，阎锡山又令陈长捷与第 7 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率部南北夹击晋西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军部队。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军委派参谋长滕代远赴晋西北指挥八路军、新军作战，令第 120 师主力从晋察冀边区返回，集中力量打退阎军的进攻。晋西北新军各 部，在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罗贵波为政治委员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军总 指挥部”的指挥下，实施反击，终将赵承绶部两个军压缩于临县地区。

1940 年 1 月上旬，滕代远决心集中兵力在临县地区打击赵部。同时，第359 旅第 717 团根据军委命令东渡黄河进到碛口地区配合作战。赵见形势不妙，遂率部弃城南窜晋西南。第 120 师主力 5 个团返回晋西北后，彭绍辉所率之第 358 旅主力及暂 1 师一部北进肃清了盘踞河曲、保德、苛岚等地的国民党顽军。至此，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晋西北的进攻，进一步巩固了抗 日根据地。
　　在此期间，阎锡山令第 8 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率部在国民党中央军 5 个军 的配合下向晋东南地区的决死第 1、第 3 纵队和八路军进攻，先后摧残了 7 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约 400 人，绑架千余人，并 策动决死第 3 纵队旧军官叛变挟走 4000 余人。为粉碎阎军进攻，第 129 师根 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坚守抗战阵地，积极配合新军作战。该师第 386 旅主 力和总部特务团在陈赓指挥下进入太岳区阻击蒋军。太(行山)南地区的第115 师第 344 旅和晋豫边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决死第 3 纵队等部在杨得志、 黄克诚指挥下，歼灭了孙楚的独立第 8 旅等部，恢复了太南部分阵地。同时，第 129 师主力歼灭了由北向南进攻太岳区的阎军新编第 2 师和暂编第 2 旅。

为对太南、豫北部队实行统一指挥，1940 年 2 月初八路军总部决定组成八路军第 2 纵队，左权兼司令员(不久由副司令员杨得志代职)，黄克诚任政治委 员，辖 2 个旅、1 个纵队、1 个支队共 8 个园。八路军力量的加强和反击作战的胜利，迫使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2 月底，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到秋林与阎锡山谈判，达成以汾阳至军渡公路为界，路南为阎军驻区，路北为八路军和新军防区。
　　反击进攻冀南和太行的顽固旅军队

1939 年 11 月，蒋介石在布置太 行山南部和中条山区的部队配合阎锡山进攻新军的同时，命令第 97 军军长朱怀冰率部进入太行山北部，配合其冀察战区鹿钟麟部控制冀西，割裂我太行 区同冀南区的联系；令第 39 集团军石友三和冀察游击总指挥孙良诚部向冀南 进攻。当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时，蒋介石令八路军退出太岳和太行山南部， 令朱怀冰、石友三加紧反共活动。八路军总部为顾全大局，多次电请制止反共磨擦，彭德怀赴冀南与鹿钟麟商谈团结抗战。朱德、左权规劝朱怀冰以国 家民族利益为重，停止磨擦。刘伯承一再警告朱怀冰“不要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然而，他们不听忠告。在平汉路西，朱怀冰部由高平、 辉县地区北进，配合鹿钟麟部进攻驻赞皇地区的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并把矛头指向八路军总部驻地，遭到第 129 师和冀中军区各一部的痛击，国 民党华北游击挺进第 4 纵队侯如塘等部 8000 余人大部被歼。朱、鹿率部南撤 武安、涉县、磁县地区。在平汉路东，石友三率部进攻冀南，血腥屠杀八路军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八路军总部遂令宋任穷、程子华统一 指挥冀南、冀鲁豫和冀中军区部队共 25 个团兵力进行自卫反击。石部惧歼南逃，被八路军截击部队歼灭 7000 余人，余部逃至卫河以东的清丰地区，与其新 8 军高树勋部和濮阳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部靠拢。这时，蒋介石令黄河 以南的第 41、第 71 军北上，配合朱怀冰、鹿钟麟和石友三、丁树本等部再 犯太行、冀南。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平汉线两侧同时打击猖狂进攻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宋任穷、程子华指挥 17 个团的兵力于 1940 年 3 月 4 日开始向卫河以东濮阳地区的石友三、丁树本部反击，至 4 月 8 日，歼灭石友三等部 6000 余人，将其逐出冀南。邓小平亲到前线指挥 13 个团的兵力于 3 月 5 日向磁县、 武安、涉县、林县地区的朱怀冰部反击，至 11 日，歼灭其两个师及其他武装 共万余人。
　　在取得上述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适可而止，主动停战。3 月 7 日，毛 泽东、王稼样致电八路军：巩固临汾、屯留、平顺及沿漳河至大名一线，在此线以南应与国民党休战。朱德、彭德怀接电后，即令该线以南部队停止追 击并北撤。4 月 12 日，中共中央致电八路军：要朱德与国民党第 1 战区司令 长官卫立煌谈判，后来议定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 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两军划区而治，对减少磨擦，维护统一战线，是十分有利的。至此，由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 潮被打退。此次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攻势，坚决揭露顽固派的 反共罪行；在军事上取守势，后发制人狼狠打击不听劝告、一再发动进攻的顽固派军队，不仅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保卫了抗日根据地， 而且维持了同国民党继续合作抗战的局面。同时，取得了反顽斗争经验，形 成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顽斗争原则。

四、新四军东进北上，扩大华中抗日根据地

东进北渡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受中央书记处委托，由重庆经广西、湖南、江西，于 1939 年 2 月 23 日来到皖南 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同项英作了恳切谈话，并商得他同意，具体确定了新 四军的任务：“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同时，周恩来还充 分肯定了陈毅等广大指战员坚持东进、坚决向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次年 2 月19 日，中央书记处在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再次强调新四军的任务 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为发展沪宁地区的游击战争，陈毅派叶飞率第 6 团东进，开辟澄(江阴)、 锡(无锡)虞(山)和苏(州)常(熟)太(仓)地区。5 月 1 日，第 6 团 700 余人从 茅山地区出发，进至武进以南戴溪桥与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筒称江抗)梅光迪、何克希部会合，成立江抗总指挥部，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任副总指挥，第 6 团改称江抗第 2 路，梅、何部仍为江抗第 3 路，共 1100 余人。5 月上旬，江抗总部率第 2、第 3 路东进，中旬抵阳 澄湖地区，与中共常熟县委领导的人民抗日义勇队(简称民抗)会合，袭击常 熟东北梅李自卫团，歼敌 1 个连。月底，在黄塘与日军遭遇，毙伤敌百余人。

6 月 24 日，夜袭浒墅关车站，使沪宁铁路 3 日不能通车。8 月 2 日，袭击上海虹桥机场，烧毁敌机 4 架。经过以上一系列作战，江抗建立了以东塘寺为 中心的阳澄湖游击根据地，部队扩编为 5 路，连同地方武装达 6000 余人，在 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尤其是袭击虹桥机场，轰动了上海，震惊了沪宁地区的敌军，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由国 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网罗土匪、特务、流氓组成的“忠义救国军”不断挑 衅，多次袭击江抗部队。江抗根据陈毅的指示，以团结抗战为重，除留下 30 多个伤病员隐藏在阳澄湖休养外，西撤扬中整训，途中连遭忠义救国军攻击，江抗被迫奋起自卫，第 2 路司令员吴焜不幸牺牲。江抗转移到江阴西石桥， 部队缩编为两个团。尔后，江抗陆续派部分干部返回沪宁铁路东段，并成立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部(后改称指挥部，亦称新江抗)和西路司令部继续坚持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的抗日斗争。为加强领导，新四军军 部派谭震林任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这两个地区的抗日游 击战争。

新四军军部为统一领导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于 1939 年 8 月决定第 1、第 2 支队统归陈毅指浑。11 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溧阳水西村宣告成立，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在 1940 年 7 月陈、粟渡长江北上后，重组江 南指挥部，罗忠毅、廖海涛分任正副指挥，辖 4 个团，共 3000 人，坚持茅山 抗日阵地。)
　　为执行渡江北上的战略任务，陈毅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的指示精神，做了长时间的准备：首先整编管文蔚领导的丹北抗日自卫总团为江 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队，在第 1 支队第 2 团 1 营配合下开辟了丹阳以北地 区；第二，派惠浴宇去江北联系地方党，成立苏北工委及 3 个县委，加强江 北地方党的领导力量；第三，争取团结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使 其在一段时间保持中立；第四，沿长江勘察选择北渡地点；第五，派挺进队攻占扬中，建立过江跳板。1939 年初，挺进队一部进入扬州以东的仙女庙、 大桥一带，主力活动于扬中地区，守护过江通道。10 月，江抗与挺进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下辖 4 个团。11 月，日军 3000 人“扫荡”扬中，挺纵除第 2 团在丹阳以北地区坚 持斗争外，主力预先转移到江北吴家桥、大桥、嘶马一带。此时，根据陈毅的指示，陶勇率领第 4 团第 2 营以苏皖支队名义北渡长江，进入扬州、仪征、天长地区，次年 2 月间西进六合的挺纵第 3 团两个营合编，仍称苏皖支队。这时，由苏南进入江北的部队共达 3500 余人，控制了扬州以东、泰州以西和 仪征、六合、天长地区，为开展苏北敌后杭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展皖东

为打开皖东抗战局面，叶挺于 1939 年 5 月到庐江东汤池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江北指挥部所属部 队，有以庐江、无为地区党领导的游击队和人民良卫军组成的江北游击纵队， 有以徐海东兼司令员的第 4 支队，有以罗炳辉为司令员的新组建的第 5 支队。7、8 月间，第 4、第 5 支队分别进入津浦路东、西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 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在津浦路西，第 4 支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打击日伪，消灭土匪 武装，很快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2 月中旬，日军从南 京、蚌埠等地抽调 2000 余人，在滁县地区集中后，分多路“扫荡”全椒西南 的周家岗、大马厂和古河等地。徐海东指挥第 4 支队主力撤至周家岗西南山 地，以 1 个营采用“牵牛鼻子”方法把日军引到一个山沟里，派小部队彻夜 袭扰，使敌人不停地开枪、开炮，饥困交加。第 3 日晨，日军开始撤退，第4 支队分两路追击，又歼日军一部，迫其余部仓皇逃回原驻地。
　　在津浦路东，第 5 支队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分兵于来安、嘉山、 盱眙、六合地区打击敌人。来安是日军在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的重要据点之一，离半塔集仅 20 余公里，对我威胁很大。罗炳辉决定乘日军在来安新设 据点、十分狂妄、疏于防范的机会，打它个措手不及。第 5 支队摸黑进到来 安城下，翻墙入城，把一束束手榴弹和炸药包扔进日军驻的大院内，一时火 光冲天，敌大部被歼。经过 3 个月作战，第 5 支队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 津浦路东根据地。

1939 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强令新四军第 4、第 5 支队南调，同时令李品仙、韩德勤两部夹击南调的新四军。一时，反共乌云弥漫华中。1940 年春， 国民党皖东专员李本一纠集桂系顽军分 3 路围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大桥镇 的部队。这时，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已由延安辗转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根据当时顽军进攻的情况，他与张云逸商量后，集中第 4、第 5 支队主力进行自卫反击。经过 9 天战斗，取得了路西反顽作战的胜利。此时，韩 德勤乘第 5 支队在路西作战路东空虚之机，率 8 个团围攻半塔集之新四军所 部。江北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根据刘少奇的决定，同罗炳辉率第 5 支队主力 速返路东，在苏皖支队和挺纵一部支援下，会同在半塔集坚守 8 昼夜的第 5 支队的留守部队，一举歼灭韩德勤部 1000 余人。大桥镇和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在淮南地区歼灭新四军的图谋，坚持并扩大了津浦 路东、西地区的抗日阵地，奠定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开辟豫皖苏边区

1938 年 9 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的 指示，决定彭雪枫率游击支队进入豫东。10 月，彭部由河南竹沟进抵西华社 岗，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征战月余，初步打开了豫东抗战 局面。1939 年 1 月，游击支队在彭雪枫率领下挥师东进，开辟商丘、亳县、 永城地区。芦家庙一战歼灭伪军 500 余人，后在永城刘集生俘伪军旅长以下百余人，接着又攻占永城东南古城寺，群众为之欢欣鼓舞。于是，游击支队 抽出干部战士组成工作团，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同时，以一部向睢县、杞县、太康扩大游击区，主力在彭雪枫直接指挥下，转战萧县、 宿县、永城、夏邑、涡阳一带，连战杜集、仁台，均获胜。并争取了永城县 地方实力派鲁雨亭参加新四军。
　　5 月，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派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各 一部南下苏皖边区，游击支队一部进入皖东北配合作战，主力转战于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宿(县)、蒙(城)公路以东地区。8 月，游击支队回师永城、涡阳边的新兴集整训，同时再抽出一部分人员在豫皖苏边区党 委领导下参加根据地建设 11 月，刘少奇到新兴集视察工作，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和任务，深刻分析了在淮北津浦路两侧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要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至年底，建立了豫皖苏 边联防办事处和萧、毫、永、夏、杞 5 县政权，以及萧西、宿西、砀(山)南3 个办事处，形成了以新兴集为中心的豫皖苏边游击根据地。1940 年 2 月 1 日，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 6 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直属团及 4 个总队，共 17800 余人。
　　同年春，第 6 支队粉碎了日伪军对萧、永地区的两次“扫荡”，第 1 总 队长鲁雨亭在反“扫荡”作战中英勇殉国。

为加强华中抗战力量，黄克诚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率八路军第 2 纵
队部及第 344 旅、新编第 2 旅主力及教导营共 5 个多团 1.2 万余人，从冀鲁 豫南下华中，6 月中旬抵新兴集与第 6 支队会师，7 月初合编为八路军第 4 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归中原局领导。7 月下旬，黄 克诚遵照刘少奇的指示，率新 2 旅两个团、第 344 旅第 687 团及纵队部等进 入皖东北，8 月与第 6 支队第 4 总队、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 5 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 3 个支队共 9 个团约 2 万人， 执行“向东发展”任务。第 4 纵队重新整编，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辖 3 个旅共 8 个团、1 个特务营，1.6 万余人，担任“向西防御”任务，在中原局的直接指挥下，第 4 纵队保卫了豫皖苏边区；第 5 纵队坚持了皖东北斗 争并创建了淮海区抗日根据地，为开辟苏北迈出了第一步。

发展苏北，黄桥决战

苏北有两千多万人口，是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又是控制长江航道的重要翼侧，也是连结新四军、八路 军的纽带。因此，苏北成为日伪顽和新四军的必争之地。刘少奇到华中后，根据当时华中敌、顽、我斗争形势，对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儿经研究，认为： 向西发展政治上不利，并且国民党顽固势力大，易引起磨擦，不利抗战；而 向东、向苏北发展比较有利，那里是敌后，且顽固派势力不大。因此，经 1939 年底中原局第一次会议决定，向苏北发展，并向党中央建议八路军一部南下， 江南新四军北上，共同发展苏北。
1940 年 6 月，驻泰州的鲁苏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在鲁苏战区副 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挑唆和压力下，由中立转向反共，调集 13 个支 队的兵力向在郭村休整的新四军挺进纵队进攻。陈毅得知后，一面令苏皖支 队星夜驰援，一面令挺进纵队避免冲突但做好应战准备。同时，亲自渡江北上解决武装冲突问题。28 日，李长江部对郭村发动 10 路围攻。叶飞当机立断，指挥坚守郭村的挺进纵队 4 个营的兵力顽强抗击，后在苏皖支队的援助 下组织连续反击，奋战 3 昼夜，歼其 3 个支队，击溃 10 个支队，直追泰州城 下。陈毅到郭村后，坚持“灭敌、联李、孤韩”的方针，令追击部队不入泰 州城，再次派人同李长江谈判，并释放其被俘人员，归还部分枪支，重新争取了李明扬、李长江部同新四军团结抗战。
　　在此期间，粟裕率江南指挥部机关及两个团于 8 日到达吴家桥与挺进纵 队和苏皖支队会合。7 月中旬，成立苏北指挥部，陈、粟分任正副指挥，将 部队整编为 3 个纵队、9 个团，共 7000 余人。下旬，陈、粟率部挥戈东进， 在黄桥、古溪、蒋垛、营溪等地歼灭阻我东迸抗日的国民党军保安第 4 旅及 税警总团陈泰运一部。新四军迸占黄桥后，随即分兵发动群众，建立泰县、 泰兴、如皋、靖江等县抗日政权，成立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接着在各县建立了几十人至 200 余人的地方武装，同时攻克孤山、西来镇等据点，粉 碎日军两次报复“扫荡”。至此，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初具规模。但韩德 勤坚持反共，进攻古溪受挫后又指使驻姜堰的保安第 9 旅封锁黄桥地区粮食 运输通道，企图勾结日伪军围困新四军。9 月中旬，新四军夺取姜堰，后又退出，交由李明扬、陈泰运部接防，从而博得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使顽 固派更加孤立。韩德勤气急败坏，调集第 89 军和独立第 6 旅共 1.5 万亲人于 9 月 30 日从海安、曲塘一线分 3 路南犯，并以李明扬、陈泰运部和 5 个保安旅分置两 翼，企图聚歼新四军于黄桥地区。陈、粟指挥部队顽强坚守，勇猛出击，首歼独立第 6 旅，再击第 89 军，打得顽军溃不成军。韩德勤领着残兵败将逃回兴化。新四军连下东台、海安，10 月 10 日在白驹镇与由涟水南下援助新四 军的八路军第 5 纵队先头部队胜利会师。此役，共歼顽军 1.1 万余人。作战 期间，地方党政机关动员群众支前参战，组织担架队抢运伤员；于家万户赶 做当地特产“黄桥烧饼”，车推担挑从四面八方送往前线，对取得黄桥战役 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黄桥决战胜利，一举解决了苏北问题。11 月 7 日，陈毅在海安欢迎刘少奇及八路军南下部队领导人时慷慨赋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 归。江淮河汉今属谁？红旗十月满天飞。”充分表达了他对打开苏北抗战局面和见到刘少奇、黄克诚等人时的喜悦心情。

11 月中旬，在苏北海安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为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集中 10 个团发起曹甸战 役，再予韩德勤部以打击。
　　开展豫鄂边抗日游击战争 武汉沦陷后，其外围各地的中共党组织便 纷纷组织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后，为适应抗战需 要，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委，成立豫鄂边、豫鄂皖边、鄂中和鄂西北 4 个区党委，以推动和领导武汉周围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1939 年 1 月，李先念为执行开创武汉外围抗日根据地的任务，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及随行干部共 160 余人从河南竹沟镇出发南下，转战豫南、鄂 北和鄂中。并向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人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原局关于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指示，从而推动了上述地区 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6 月初，独立游击大队在安陆县赵家棚同陈少敏领导的部队会师。中旬，在京山养马贩召开的鄂中区党委会议，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示，决定统一豫南和鄂中抗日武装，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 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职)，轮 4 个团队，分散于汉水和淮河两岸 打击敌人，先后取得朱堂店、新街等一系列战斗胜利，在鄂中、豫南建立了几块游击根据地。
　　11 月中旬，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 3 个区党 委，并将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统一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 朱理治任政治委员(不久由任质斌代职)，辖 5 个团队，1 个总队。
　　1940 年春，李先念指挥所属主力三越平汉路，出击鄂东，打退日军和国 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多次进攻，控制了黄安西北的大小悟山。一部渡过襄河，攻打汉阳侏儒山，武汉日军闻讯一度实行戒严。6 月，日军进攻襄阳、樊城， 直下宜昌。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纵队主力西越平汉路，进军随县以北的白兆山，4 个月内先后打退日军对于坝的 3 次进攻，开辟了以白兆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7、8 月，继续向敌后发展，挺进京山南山，开辟襄河以西地区，使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边区党委大力加强政治、军事和政权建设。 至年底，相继在豫南四望山、鄂中白兆山和京山南山、鄂东大悟山等地建立 了多块根据地，成立了具有政权性质的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后改行政公 署)，管辖范围扩及十几个县，在 9 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部队也由一支分散 的游击队发展为拥有万余人的抗日武装。

新四军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在东海之滨和上海、南京、武汉、开封、徐州外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无数次进攻，坚持了皖南，巩固并扩大了苏南和皖中根据地，发 展了皖东、鄂豫皖边和豫皖苏边根据地，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至 1940 年底，根据地总面积达 4.4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 1400 余万，形成了广大的华 中敌后战场。新四军发展到 9 万余人，成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

五、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兴起和根据地的建立

日军侵入广东及中共广东省委积极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8 年 秋，日军为封锁华南海口，切断国际对中国的援助，调集 3 个师团、1 个飞 行团在海军支援下，于 10 月 12 日以主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沿坪山(今惠 东)、惠阳、博罗、增城向广州突进；一部溯珠江而上，配合主力夺取广州。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因而，仅十几天，日军即占领广州及其周围各县和东江 下游大片地区。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广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全国抗战开始后，派廖承志、 潘汉年和张云逸到香港、广州组建八路军办事处，在华南开展统战工作和动 员民众抗日；同时，还派张文彬到广东改组临时南委，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指导和帮助广东各级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 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在广东地区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 击战争打下了基础。1938 年 4 月，根据中央指示，撤销南委，成立广东省委。 在日军于广东登陆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电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东江敌占区开拓游击区”。11 月 1 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广东省委： “广州沦陷后，广东党组织必须在广州及其他敌人占领的地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东江、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利用政府的命令到 处组织自卫军，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确定工作中心放在东江、琼崖两地区，并在各地发动群众，组 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兴起

八 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香港与中共香港海员委员会书记曾生、市委书记吴有恒 等商定，派曾生、周伯明、谢鹤畴等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组织抗日武装。曾生到坪山后，组建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12 月 2 日，在淡水周田村叶 挺的老家育英楼成立以曾生为总队长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 100 余 人，在淡水镇周围铲除伪政权，惩办汉奸，与当地民众武装一起收复淡水镇， 建立了第 1 个抗日民主区政权。在此之前，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把通过统战关 系组建的东芜常备壮丁队、东芜模范壮丁队，以及增城、宝安等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共 120 余人。

1939 年春，日军收缩兵力，撤出惠阳等一些城镇，国民党军乘机进占惠阳，设立第 4 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基于斗争需要，根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 的指示，经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改为第 4 游击纵 队直辖第 2 大队，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为第 3 游击纵队新编大队，取得 了合法番号，但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从同年夏开始，新编大队在惠阳、宝安间的梅沙、葵涌、沙头角、横岗 一带与日伪军作战 30 余次，收复葵涌、沙头角等地。尔后，又在马栏山、鸡心石伏击日军，取得胜利，开创了以坪山为中心的惠东游击根据地。与此同 时，第 2 大队进入宝安至太平公路沿线，炸毁大涌桥，破坏电话线，逼日伪军退守据点，并于 12 月 1 日攻占宝安县城一南头，在龙华、乌石岩地区建立 了游击根据地。至年底，两支武装共发展到 700 余人。
　　1940 年春，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波及到华南，其第 4 战区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令新编大队和第 2 大队集中惠阳“整训”，企图解除我军武装。阴谋 败露后，遂纠集 1 个多团、4 个支队及保安队等共 3000 余人于 3 月 8 日将曾、王两部分别包围在坪山和乌石岩。当晚，两部秘密跳出包围圈，分路向海陆丰紧急转移，沿途遭顽军围追堵截，损失巨大。在极其困难的关头，廖承志 转来党中央要曾、王两部返回东莞、宝安、惠阳敌后的指示。8 月上旬，两 部秘密回到宝安县上下坪村，部队仅有 100 余人。为加强领导，广东省委决 定将曾、王两部交由中共东江特委领导，并以省委常委、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
　　9 月，东江特委在上下坪召开干部会议，总结东移海陆丰的经验教训， 确定行动方针，决定放弃国民党军的番号，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部改为第 3 大队，王部为第 5 大队，分别进入东莞的大岭山和宝安的阳台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第 5 大队进入阳台山后，在望天湖、乌石岩一带镇压了一批 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许多爱国青年踊跃参军，部队由 30 多人扩大到 600 余人。第 3 大队进入大岭山区，不久日伪军200 余人来犯。该大队于黄潭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部队迅速由 70 多人发展为 800 余人。至 1940 年底，以大岭山、 龙华两地为中心的广九铁路西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珠江三角洲燃起抗日烽火

在珠江三角洲，日军占领区各县人民在中 共广东省委和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8 年 10 月，前南海县农民运动领导人吴勤，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指导与帮助下，组织南海县抗日义勇队，并与国民党设在广宁县的广州市区司令部谈判，接受广州市郊游击第 2 支队番号(简称广游 2 支队)，吴勤任司令。10 月下旬，在南海县平洲夏膏村附近河面袭击日军运输船，接着袭击广三铁路小塘车站。在此期间，中共顺德县工委委员林骼云领导的顺德人民游击队，两次袭击顺德县城，击毙日伪军多人。

1939 年 7 月底，日军进犯中山县横门口，中共中山县委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阻敌 7 昼夜，迫其撤退。9 月初，日军再犯横门口，游击队配合国民党军 队抗击 14 昼夜，迫敌退走。12 月，日伪军在炮火掩护下，进攻顺德金桔咀， 广游第 2 支队英勇抗击，打退敌人两次进攻。

1940 年 6 月，为了统一领导珠江三角洲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广东省委决定成立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罗范群任书记。同时，在中山县大南沙成立了中山县抗日游击小队。从此，珠江三角洲的 3 支游击队由中心县委统一领导 与指挥。不久，顺德游击队改番号为独立第 1 中队。同年冬，广游第 2 支队 主力转向顺德，配合独立 1 中队打退日伪军 1000 余人的进攻，开创了以西海 村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海南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中共琼崖特委为团结抗日，1938 年 10月 22 日同国民党海南当局达成协议，琼崖红军游击队改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 卫团第 14 区独立队，冯白驹任队长，共 300 余人。
　　1939 年 2 月，日本陆海军联合进攻海南岛，国民党军弃守沿海城镇和交通线，退人五指山区。独立队一部进至南渡江之潭口阻击日军。这一行动， 激励了海南人民的抗战热情，许多青年参军，一些失散的国民党区乡行政人 员和地方民众抗日自卫团要求加入游击队。3 月，独立队改称独立总队，冯 白驹任总队长，辖 3 个大队，共 1000 余人。总队成立后，第 1、第 2 大队分 别取得罗牛桥、海口市郊长村桥和文昌北门等战斗胜利，迫使日军放弃文岭、 龙发等据点，从而打开了琼山、文昌地区的抗战局面，开辟了琼文游击恨据地。6 月，日军出动 1000 余人“扫荡”琼文地区，第 1、第 2 大队并肩作战，取得许多胜利，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巩固与扩大了琼文根据地。在此期 间，第 3 大队收复琼西石桥等地，尔后在那大周围峋抗日武装及群众 2000 余人配合下攻克那大，毙伤日军多人，俘伪军 80 余人，打开了琼西抗战局面。
　　1940 年 1 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琼崖特委：海南岛应作长期抗战的打算，应以全岛为目标，大力发展抗日武装，要自力更生把琼岛创造为争取广大南 洋侨胞的中心根据地。遵照这一指示，中共琼崖特委和总队领导机关进入琼 山、临高、澄迈交界处的美合山区，发动群众，打击日伪，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创建了美合抗日根据地。同年冬，在部队中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 加强了党的领导，调整和充实了总队的领导，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庄田任副司令员，李振亚任参谋长。同时，将部队整编为两个支队又两个大队，共 3000 余人。独立总队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惊慌和恐惧， 国民党琼崖当局一面要冯退出根据地，一面加紧策划武装进攻。12 月 15 日， 顽军 3000 余人分 5 路进攻，制造了“美合事变”。独立总队奋起反击，但因 寡不敌众，突围后东移，集中力量巩固琼文根据地。
　　当日军在钦州湾登陆和进攻汕头时，这两个地区的党组织都组织人民起 来抗日。中共潮梅特委在组织自卫团、救国会、青抗会等群众抗日组织的基 础上，在桑浦山李姑洞建立了潮汕青年抗日游击大队，先后在莲塘、阁州、云路等地打击敌人，游击队由 200 多人扩大到 400 余人，并建立了桑浦山游击基地。

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打退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多次进攻，创建了海南岛、珠江三角洲和东江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

自 1938 年 10 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来，我军虽处于敌、颓夹击之中，但由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方针， 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抗日与反顽的关系，不仅抗击了 58％至 62
％的日军、100％的伪军，粉碎其千人以上至 5 万人的“扫荡”近百次；而且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同时 使自己获得了大发展，至 1940 年底，我军已发展到 50 余万人：不仅巩固和 发展了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而且开辟了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根据地 的总面积达数十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1 亿多，这就为以后战胜严重困难、坚 持敌后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章 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

1940 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十分严峻。德、意法西斯横扫西、 北欧。日本帝国主义决心乘英、美被牵制在西方而无力东顾之机，实行南进政策，于 9 月 23 日侵入印度支那北部，27 日与德、意结成了三国军事同盟， 从而加刷了与英美的矛盾。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直接影响中国战局。
　　日本为了放手南进，亟谋解决中国问题，遂于 11 月 13 日制定了《处理 中国事变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加紧对国民党政府诱降，促进蒋汪合流；特别要确保重要占领区的治安。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其《对华长期作战 指导计划》中强调“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据此，侵华日军更加 强调以巩固占领区、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的方针，集中其 75％以上的侵华兵力(不含关东军)和全部伪军，对我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进行残酷的“扫荡”、“清乡”、 “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 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军仍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
　　在此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频繁制造反共磨擦事件，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指 使一大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率部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我军，从而加重了敌后抗战的困难。敌顽夹击和连年自然灾害，使敌后抗战从 1941 年起 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敌后抗战将要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有预见。自 1940 年 7 月至 11 月期间，多次向全党全军指出： “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于这种变化，必须 在精神上有所准备”；“日本为了放手南进与准备对美战争，便正在采取各 种方法(交通封锁，军事进攻，政治诱降)，以求迅速绪束对华战争”；“我们心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加速准备一切条件，以便有把握的迎接 任何一个可能的变化”；“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 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 指示中，又进一步提出：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既统一，又独立自主的政策， 不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和有理、有利、 有节的原则；在对敌斗争的军事战略方面，要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械”，继续壮大 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占区，要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的政策”；在抗日根据地建设方面，要坚决执行抗日民主政权的“三 三制”政策和劳动、经济、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合理税收及锄奸等政策， 以便调动各界人民抗战的积极性，增强抗战力量，战胜可能出现的严重困难。我军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紧密团结广大人 民群众，不断加强对敌斗争，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积极 同严重困难作斗争，毫不动摇地坚持敌后抗战。

一、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日本为了放手南进，积极拉蒋介石，在港、澳等地与其代表进行秘密“谈 判”。英美为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本南进，也积极拉蒋，重开滇缅国际公路， 并增加援华贷款。苏联为避免与德、日两面作战，也支持国民党政府抗战，以牵制日本。正如周恩来当时所分析的那样：“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 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 在此国际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认为自己处于“左右逢源”、“待价而 沽”的有利地位；而且，日本集中力量南进，又不会向其发动大规模进攻，于是他决心乘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集团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遂将反共的重心由华北移向华 中，企图消灭陇海铁路以南和大江南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40 年 7 月 16 日，蒋介石发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和敌后一切抗日民主政权，无理要求已发展到 50 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 10 万人，并全部集中到冀察两省，企图限制或借日军之手消灭我党我军。10 月 19 日，他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发出皓(19 日代号)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不打敌人，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 1 个月内， 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地区。何、白皓电的发出，标志着第二次反共 高潮的开始。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斗争方针和对策。10 月 25 日，毛泽东在致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人 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11 月 2 日至 7 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给 所属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应极力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内战，并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和内战的最黑暗局面：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反对投降分 裂，挽救时局危机”。9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 的名义发出佳(9 日代号)电，以我军抗战以来，抵御众多之敌军、收复广大 之失地、为国人所共见的事实，驳斥了何、白皓电对我军的诬蔑和攻击；揭露新的反共高潮是“为投降扫清道路”，是“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 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同时申明为顾全抗日大局，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以期限”。佳电的发表，表明了我党我军的 严正立场和相忍为国的真诚态度。然而，国民党顽固派视我党我军顾全大局的态度为怯弱可欺，竟于 11月 14 日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案”。随后，密令其第 3 集团军、第 21 集团军、第 31 集团军和鲁苏战区准备进攻豫皖苏边 区、淮南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特别要求其第 3 战区围歼皖南新四 军。同时，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增加到 50 万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毛泽东于 11 月中、下旬连电各方，指出， 我们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我们的方针是争取缓和，准备抵抗，有软 有硬，针锋相对，软则给蒋以面子，硬则给蒋以压力；各地必须积极准备，给敢于迸犯者以迎头痛击。国民党顽固派继续坚持其皓电中的反动立场和无理要求，于 12 月 8 日，又以何、白的名义发出齐(8 日代号)电，重申将八路军、新四军在“黄河以南的部队，悉数调赴河北”。9 日，蒋介石直接发出命令：限 12 月 30 日前 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开到 长江以北地区；翌年 1 月 30 日前，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地区。10 日，又密令第 3 战区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按照前定计划”，“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同时，有意泄露新四军皖南部队北渡长江的信息，致使日军增调兵力，加强沿江巡逻和封锁。
　　12 月下旬，国民党军第 3 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决定以第 32 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集中 7 个师 8 万余人的兵力， 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企图向北压迫我军到长江南岸 与日军夹击而歼灭之，另以一部截断新四军皖南部队与苏南部队的联系，并要求其各部于 31 日前秘峦推进至指定位置，完成进攻准备。在此严重形势 下，中共中央多次电令项英率领新四军皖南部队迅速北移，指出：“如果动 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并于12 月 31 日，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战略部署的指示》，要求华中及 山东的党组织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要求全国各地党组织必须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和高压政 策，做好应付严重局面的充分的准备。在中共中央的严令督促下，项英于 12 月 28 日主持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确定部队由军部至地径县云岭出发，向东南绕道茂林，经三溪、施德、 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同时，将军部机关和部队编成三个纵队。

1941 年 1 月 4 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 3 个纵队分为 3 路由云岭地区出发，向大康王、凤村和茂林地区开进。由于连日下雨，部队行动缓慢，至 5 日下午 始到达上述地区，遂停止前进就地休息。顽军却乘机紧缩包围圈。7 日，当 我各路纵队分别向旌德方向前进时，遭到顽军攻击，我军被迫自卫，并继续前进，但至星潭遭顽军围堵，前进受阻。在此情况下，军部于百户坑开会讨 论是攻下星潭夺路突围、还是后撤改道问题竟达 7 小时之久。最后，否决叶挺提出的坚决攻下星潭夺路突围的正确主张，按项英意见，部队转向西南经高岭，出太平，入黄山。8 日，当部队改向西南高岭前进时，又遭顽军疯狂阻击，遂又改向西北茂林突围。但茂林己被顽军占领，而且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当晚，虽一部向东突出重围，但大部被顽军重重包围，经过辗转冲杀，于 10 日拂晓始进至石井坑，遂集结整顿部队，以便寻机突围。由于项英离队单独行动，中共中央军委于 11 日电令叶挺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全权指挥部队，以游击方式突围北移。同时，电告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文涉，即日撤围，以便我皖南部队北移。蒋介石一面表示要查明真相；一面密令顾祝同务必“一网打尽，生擒叶项”。在叶挺坚决果断指挥下，广大指战员顽强战斗，与顽军展开白刃战、肉搏战，多次打退顽军 进攻。但终因弹尽粮绝，至 14 日，除 2000 余人突围外，其余 6000 余人大部 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殉职，军长叶挺赴顽方谈判被扣，身陷囹圄。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亲痛 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 月 17 日，蒋介石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 军”，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至此， 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坚持团结抗战，1 月 18 日和 20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言人先后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集团制造军事磨擦直至皖南事变的罪行，提出了包括要求取消 1 月 17 日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等项的《善后办法十二条》，号召全国一切爱国同胞和公正 人士团结一致，制止顽固派挑起内战，坚持抗战。为打破国民党封锁皖南事变的消息，周恩来于 18 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以婉转的方 式突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和封锁，从而轰动了整个山城重庆，争取了大后方 人民的声援。我党我军这种坚持原则、义正辞严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海外爱国侨胞和苏联等国际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陷国民党顽固派于不利 地位。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 为政治部主任。25 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成立新的军部。接着，将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编入新四军，共编成 7 个师：以 苏中地区部队改编为第 1 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以淮南地区部队编为第2 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以盐阜、皖东北地区部队编为第 3 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以淮北豫皖苏边区部队编为第 4 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以鄂豫边区部队编为第 5 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以苏南地区部队编为第 6 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以皖中和皖南地区部队编为第 7 师，师长张鼎丞， 政委曾希圣。全军共 7 个师和 1 个独立旅，计 9 万余人。从而挫败了蒋介石 消灭新四军的图谋。

为了摆脱政治上不利局面，蒋介石企图以邀请中共代表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欺骗伎俩，来掩盖其破坏抗战的真面目。对此，中共中央于 3 月 2 日提出了包括“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 位”，“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等项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作为出 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这就在政治上又一次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在国内外 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于 3 月 6 日在国民参政会上，把皖南事变说成是 整顿军令军纪，不涉及党派政治问题，作为结束第二次反共高潮退兵的一招。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再次暴露了他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嘴脸。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提高了共 产党的政治地位，并且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全国抗战继续进行。 继皖南事变之后，顽军还进占我豫皖苏边区，我第 4 师撤至皖东北地区。

二、1941 年的敌后艰苦抗战

1941 年，敌后抗战开始进入严重困难时期。敌为巩固其占领区，实行所 谓“总力战”，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残酷和大规模的“扫荡”， 并采取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年内，仅在华北，敌以千人以上至 7 万人兵力的“扫荡”即达 78 次，其中万人以上至 7 万人乒力的大“扫荡”就有 9 次。与此同时，敌人还对我根据地实行“蚕食” 政策，并结合“扫荡”、“蚕食”推行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华中抗日 根据地除“扫荡”、“蚕食”外，还进行彻底的“清乡”。而国民党顽固派 则乘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日、伪军形成对我之夹击态势。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和敌、顽的经济封锁，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处于严重困难局面，根据 地面积、人口开始减少，部队开始减员，军民缺吃少穿，有的地区军民以黑 豆、糠麸为食。为打破敌、顽夹击，克服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适应形势所制定的各项政 策，对敌展开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全面的对敌斗争。
　　华北敌后军民坚持反“扫荡”、反“蚕食”和反“治安强化运动” 斗争

上半年，敌华北方面军集中兵力，并以步兵和坦克、汽车组成机械化 部队，有重点地对鲁西、冀东、冀鲁豫和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 “扫荡”。1 月 8 日，八路军鲁西军区部队在郸城西北的潘溪渡伏击歼敌近200 人。随后，敌第 12 军以万余人兵力，对范县、观城为中心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我鲁西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在部队掩护下迅速转 移。担负掩护任务的军区特务营为拖住敌人、保证领导机关安全转移，与敌 展开激战，大量杀伤敌人，敌遂施放毒气，致使我两个连大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日军第 27 师团为确保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走廊，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 进行“扫荡”，并于 1 月 25 日突然包围素以抗日堡垒著称的潘家峪，将男女 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和火烧，集体屠杀群众 1300 余人，烧毁 房匣千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尔后，敌企图围歼我冀东军分 区机关和主力部队。我军发挥熟悉地形、行动隐蔽、机动灵活等特长，同敌人兜圈子，使敌人到处扑空，疲惫不堪，最后只得撤退。4 月中旬，敌第 35 师团等部集中 8000 余人兵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内黄、濮阳和滑县之间的沙 区进行“扫荡”。我军除以一部具力与民兵坚持内线斗争外，主力和领导机 关插入外线，袭击敌后据点清丰县城等地。敌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 烧毁南张堡、薛村等 140 多个村庄，屠杀群众 3400 余人。但在我内外线部队 的打击下，被迫撤退。日军的“扫荡”，使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破 坏。但其围歼我领率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企图都彻底破产。实践证明：只要能够准确掌握敌情，发挥我熟悉地形、行动隐蔽、灵活机动 的特长，适时组织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采取以分散对付集中之敌、以集 中对付分散之敌和内外线紧密配合的作战原则，就能粉碎敌之“扫荡”，否 则就会遭受损失。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24 日，日军大本营制定了《适应形势演变的 帝国国策纲要》，提出无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也要为解决“中国事变”和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努力。下半年，敌在华北方面军统一指挥下，采取 “铁壁合围”和“梳篦清剿”等手段，重点对晋察冀、太行、太岳和鲁中等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秋冬季“扫荡”，企图围歼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敌之“扫荡”，八路军 总部于 6 月 21 日发出准备反“扫荡”的指示，要求加强侦察，掌握敌之动向，做好反“扫荡”各项准备工作。
　　8 月 14 日，敌军 7 万余人开始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 “扫荡”。敌在“扫荡”平北、冀中地区后，于 23 日突然转向：“扫荡”北 岳、平西地区。晋察冀军区为避敌锐势，遂决定以主力一部结合地方武装留在原地，与敌周旋，消耗、疲惫敌人；主力部队按照预订计划转至外线作战， 袭击平汉、正太等备主要交通线上的敌军据点，调动敌人回援，并在敌必经 之地，进行伏击或阻击，大量杀伤敌人，以粉碎敌之“扫荡”。敌在合围我 平西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同时，集中 5 万余人兵力对转移至阜平地区的我 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进行合围。我平西地区领导机关先期转移，使敌 扑空，但在阜平地区的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由于近万人行动不便，一时未能跳出敌之包围圈，陷在阜平东西约 25 公里、南北约 35 公里的狭窄地 区内，处境十分危急。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采取声东击西的手段，迷惑 敌人，于 9 月 1 日黄昏，派出侦察分队携带电台向早平东北行动，在台峪地 区以军区呼号与各方联系，制造军区机关向东转移的假象，以便机关向西转移，2 日，敌人果然集中兵力和火力进攻台峪当晚，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 机关和主力一部，乘机隐蔽向西转至常家渠一带山区，并中断与各方的电台联系，同时不准烧火做饭，只依靠当地群众供给的红薯和瓜果充饥，成功地 隐蔽了 5 天。

7 日，各领导机关安全转移，使敌之企图落空。并且在敌分兵进行分区“清剿”时，我内线部队和民兵采取伏击、袭击等战术，取得多次战斗胜利， 当敌疲惫不堪开始撤退时，我军适时集中，在敌退却的道路上不断袭击敌人，给敌以重创。至 10 月 16 日，敌大部退出我根据地，反“扫荡”作战结束。 我军共作战 800 多次，歼敌 5500 多人。在这次反“扫荡”中，担任掩护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任务的晋察冀军区第 1 军分区第 1 团第 7 连第 6 班 5 名战士，于 9 月 24 日在狼牙山依托险要地形，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打退敌人 4 次疯狂冲击，毙伤敌 90 余人，直到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和手榴弹，宁死不屈，五 人毅然跳下悬崖。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脱险。这就是人们广为赞誉的“狼牙山五壮士”。正是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保证了我军对敌斗争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11 月 9 日“扫荡”太行抗日根 据地的日军，山黎城奔袭菏崖洞、水腰地区的八路军后方兵工厂。八路军总 部特务团凭借山区险要地形，以刺刀、手榴弹与日军进行殊死战斗，连续打退日军数十次冲击，奋战 8 昼夜，歼敌 800 余人，但乒工厂被毁。敌在“扫 荡”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于 11 月初以 5 万余人对兽中沂蒙山区抗日 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企图消灭我山东党政军领机关和主力部队。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机关于 4 日拂晓，由马牧池向东经南墙峪，分散 转移至新泰西南石莱一带，跳出敌人合围圈。5 日黄昏，日军分多路向驻孙 祖、留田地区的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 115 师领导机关进行合围。第 115 师政委罗朵桓等根据敌在东面沂河沿岸一带预伏重兵，西面津浦铁路沿线戒 备森严和北面集结兵力向南发展进攻的情况分析，打破以往多向东面滨海区转移的规律，率机关 5000 多人，在一个营的兵力掩护下，向西南方向突围。至 6 日拂晓，先后在敌之一公里半和两公里半的问隙中，隐蔽地通过两道封锁线，成功地跳出包围圈。当时，随军行动的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伯曾热情称赞这次突围是“无声的战斗”。经过反合围与反，“清剿”斗争，至 12月 28 日，终于粉碎了敌之“扫荡”，基本上恢复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扫荡”和反“扫荡”是敌我之间的主要斗争形式，与之相辅而行的是 “蚕食”反“蚕食”、封锁反封锁斗争。敌为切断山区与平原及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并缩小抗日根据地，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大力增修铁路 和公路，并沿路两侧挖沟筑墙。同时，在华北平原地区，大量增设据点，三 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将我抗日根据地切割成“格子网”状，再加以 严密封锁。在此基础上，敌或是依托据点和交通线，向抗日根据地边缘区或游击区，进行所谓边缘“蚕食”，或是以“扫荡”为先导，深入我根据地内 部，建立据点，再由据点向周围地区扩张，进行所谓跃进心蚕食”。为了打 破敌之“蚕食”和封锁，中共中央军委于 1941 年 1 月 6 日和 6 月 9 日先后 发出指示，指出：必须打破敌之“蚕食”封锁，否则我在敌后将难以立足。 击破敌之“蚕食”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对被“蚕食”地区应采用 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加强对伪军伪组织工作，开展政治攻势：另一方面， 抗日政权应采取隐蔽斗争方式，坚持斗争。遵照上述指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队相结合，并采取公开斗争与隐蔽斗 争相结合的方针。一是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努力开展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

7、8 月间，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普遍组织了由党政军基层骨干组成的武装宣传队，到敌占区开展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攻势，冀南 军区组织的武装宣传队，散发宣传品 39 万份，井以争取过来的伪军作内应， 攻克了近 30 个据点。第 120 师组织的武装宣传队，在山西宁武、崞县、神池 和朔县间，恢复了 200 多个村的抗日政权。武装宣传队的建立，对于打破敌之封锁、“蚕食”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积极进行军事斗争，攻碉堡，拔据点，对敌之公路、铁路和封锁沟进行交通破袭战。1941 年 5 月，八路军冀南军区发动 7 万群众，对区内各主要公路，进行了 5 昼夜的大破袭战。7 月中 旬至 8 月底，冀中军民乘青纱帐起之际，破坏敌公路、铁路 150 多公里，有效地打击敌之“蚕食”和封锁。
　　敌在“扫荡”、“蚕食”的同时，于 1941 年在华北推行了三次“治安强 化运动”。第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是整顿伪政权，加强伪军 和乡村伪自卫团，实行保甲制度，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搜捕抗日工作人员。 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提出所谓“经济战”。在其占领区内实行经济掠夺、 严格控制钢、铁、粮、棉等战略物资，推行配给制、计口售粮、售物，对我 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切断我军的物资来源，从经济上窒息抗日军民。为了打破敌之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敌后军民一方面以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和游击区，揭露日伪军的政治欺骗宣传和推行配给制，进行 经济掠夺等罪行，并通过各种渠道秘密购入医药和电信器构；另一方面，在 抗日根据地内执行正确的商业政策，加强金融、市场和物资管理，积极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经过一系列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日伪军的第三次“治 安强化运动”。
　　华中敌后军民开展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皖南事变后，中共 中央军委于 1941 年 2 月 2 日，赋予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 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 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为了执行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华中局(1941 年 5 月由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而成)于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在苏北盐城召开了高干会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六中全会给我们发展 华中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巩固和发展。”为了执 行巩固基本根据地、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战略任务，华中军分 会(由新四军分会改称)于下旬召开扩大会议，陈毅作建军问题的报告，提出 要建设一支正规化党军的任务，以适应华中敌后抗战的需要。两个会议后， 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大力加强根据地和军队建设，进一步完善“三三制”抗 日政权，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建立公粮、田赋和税收等财经制度，实行合理负担，以保证军需民用。新四军各部队主要抓了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各级 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军事训练和司令部机关建设及后勤保障工作。 在加强部队建设的同时，新四军大力开展对敌斗争。华中日军为“扫荡” 苏中抗日根据地和威逼利诱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军李长江部投降，于 1 月中 旬由泰兴进占黄桥镇。新四军一面大力争取李长江部共同抗日，同时也准备 一旦李部投敌即予以歼灭。2 月 13 日，李部公开投敌。新四军第 1 师于 18 日发起讨李战役，20 日攻克李部盘踞的泰州城，李残部逃窜。是役，俘李部 官兵 5000 余人，日军为授救李逆，分由扬州、高邮等地出动，对我苏中进行 “扫荡”。我军主动撤出泰州，并展开广泛的游击战，至 4 月，攻克敌据点 多处，粉碎了敌之“扫荡”。7 月 1 日，日伪军 1.7 万余人“扫荡”盐(城) 阜(宁)抗日根据地，寻歼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我军先期分散转 移外线，使敌连连扑空。我第 3 师部队，利用自制触发式和引发式水雷，炸 沉多艘敌特制装甲汽艇。为配合盐卑区军民反“扫荡”作战，苏中军区部队 对当面之敌展开攻势，袭击敌于泰兴、靖江、南通等地之据点，围困泰州、 姜堰等城镇，攻克黄桥、古溪等据点，共歼敌 1000 余人，有力地打击、牵制 和调动了敌人。在陈毅和刘少奇的统一指挥下，盐阜、苏中两区军民相互协 同，陷敌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至 8 月底，我军共作战 130 余次，歼敌 3800余人，粉碎了敌之“扫荡”。
　　在苏南地区，日伪军 1.5 万余人于 7 月 1 日，开始对苏(州)常(熟)太(仓) 地区实施“清乡”。敌首先在要“清乡”的地区周围，集结兵力、增设据点， 并依托铁路、公路和河流，利用汽车、摩托车和汽艇，加强巡逻，防止我军 转移；同时，以铁丝网、电网和竹篱笆等建立封锁线，企图切断抗日根据地的内外联系。“清乡”开始后，日伪军首先采用分进合击和“梳蓖清剿”等 战术，寻歼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尔后以大批经过训练的军、警、宪、特和保甲人员，逐乡清查户口，搜捕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建立保甲制 度，强化伪政权，实行法西斯统治。
　　反“清乡”斗争之初，活动在苏常太地区的新四军第 18 旅认为是敌之一 般性的“扫荡”，遂以党政军机关和主力一部留在内线，就地坚持游击战争；而以主力转至外线，袭击据点，调动敌人回援，但未能奏效，致使我留在内 线的机关和部队，遭受较严重损失。9 月初，当日伪军转向对澄(江阴)、(无) 锡、虞(山)地区“清乡”时，第 18 旅接受了在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的 教训，党政机关和主力大部转至外线，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化整为零坚持内线斗争，并以隐蔽斗争为主，成功地打破了敌之“清乡”计划。11 月 28 日，日伪军 3000 余人突然包围驻苏南溧阳塘马的新四军第 16 旅旅部。我军 虽奋战竟日，反复冲杀，毙伤敌数百人，但除一部突围外，旅长罗忠毅、政 委廖海涛以下 270 余人壮烈牺牲。　　
　　在盐阜、苏中和苏南军民反“扫荡”、反“清乡”期间，鄂豫边区和皖 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了较大发展。新四军第 5 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赋予 新四军的战略任务，确定了坚持鄂豫边基本区，巩固襄(河)西，发展鄂东、 鄂皖边的方针。据此，3 月中旬东进开辟了鄂皖边区，打通了与皖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并多次粉碎敌对鄂中、襄西根据地的“扫荡”，巩固了鄂中、豫南基本区。11 月 17 日至翌年 2 月初，新四军第 5 师乘武汉地区日军抽兵南进、伪军恐慌动摇之机，三次进攻汉阳以西的侏儒山，全歼伪军 1 个师， 击溃其另 1 个师，俘伪军近千人，开辟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发 展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新四军第 7 师以巢湖、无为地区为基点，东向含山、和县，西向桐城、庐江和泊湖发展，从而扩大了皖中抗日根 据地。
　　华南敌后军民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1 年 6 月 10 日，日伪军 600 余 人，奔袭大岭山区的百花洞村。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 3 大队在自卫队的 配合下，迅速抢占周围高地，将日军一部包围于百花洞村内。11 日，从拂晓檄战至下午 3 时，日军数次突围未逞。12 日，日军以飞机和步骑兵 1000 余 人，进行支援。由于敌众我寡，我军遂撤出战斗。此战，歼敌大队长以下 50 余人。7 月 7 日和 8 月 18 日，日军 400 余人先后两次“扫荡”阳台山区，我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 5 大队采用伏击、袭击战术，打退了日军的进攻。至 年底，我第 3、第 5 大队发展到 2300 余人，另成立独立大队 100 余人、民兵1000 余人，成为东江地区抗日的主要力量。
　　在珠江地区，我广州市郊游击第 2 支队于 1941 年春，初步建立了顺德县西海抗日游击根据地，构成了对日伪军珠江交通运输线的威胁。10 月 17 日， 伪军 1000 余人进犯西海地区。我第 2 支队在民兵和群众配合下，展开围歼战，共歼伪军团长以下 600 余人，从而发展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抗日游击战争。

在海南岛地区，我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由美合地区转至琼(山)文(昌)地区后，于 1941 年 3 月和 6 月，先后两次打退顽军的进攻。7 月，袭击日军美德 村据点，歼日军 60 亲人。至 11 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文昌、澄(迈)临(高)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 5 万多人参加的群众性抗日组织。我独立总队也发展
到 3500 余人，从而促进了海南岛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三、1942 年的敌后艰苦抗战

1941 年 2 月 8 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将其在中国的占领 区变成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巩固的后方基地，侵华日军根据其大本营的指令，对国民党军继续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对正面战场不进 行大规模军事进攻，而更加强调以“剿共”为主，集中其主要力量对我各抗 日根据地进行更为残酷的“扫荡”、“蚕食”和推行第 4、第 5 次“治安强 化运动”。仅在华北，1942 年内敌以千人以上至 5 万人兵力的“扫荡”即达77 次，其中万人以上至 5 万人兵力的大“扫荡”达 15 次之多，比 1941 年增加 6 次，致使华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 1/6，人口减少了 1/3，八路军由40 余万人减少到 30 余万人，全国抗日根据地人口也由 1 亿减少到 5000 万人。 加之，自然灾害和敌、顽实行经济封锁，因而许多根据地军民，衣不蔽体， 食不果腹，处于饥馑状态。有的地区军民以草根、树叶充饥；有些部队指战员没有鞋袜，只得赤脚行军作战，有些部队冬季没有棉被，指战员偎依在一 起取暖；有的地区群众，全家只有一套衣服，不得不轮流外出劳动或办事。 所以 1942 年成为敌后抗战最艰苦的一年。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成，中共中央于 1941 年 12 月 17 日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 示》中指出：“敌人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 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 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因此，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益严重的困难应有充分的认积，树立长期坚持敖后抗战的信 心，在物质和精神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明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并号召全党全军要“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党的战略方针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 1942 年敌后杭战的中心任务 “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这些指示，对敌 后抗日军民继续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华北敌后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打破敌第 4、第 5次“治安强化运动” 敌华北方面军为巩周与扩大其占领区，使之成为“大 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于 1942 年 2 月召开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治安 肃正”作战计划，规定继续”以剿共为主”，积极地下间断地进行讨伐作战。

2 月初，敌华北方面军以 3 万余人的兵力，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抗日根据地及太岳、晋西北等山区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春季“扫荡”。我太行、太岳和晋西北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采取以一部兵力于内线，主力大部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转入敌之后方，展开攻势，从而粉碎了敌之“扫荡”。5 月 17 日，当袭占晋西 北抗日根据地兴县之敌 700 余人撤退时，我军乘机集中兵力，前堵后追，两 翼截击，于 19 日将敌 500 余人围歼于田家会地区。
　　敌华北方面军在其年度肃正作战计划中规定：上半年以冀中平原为“扫 荡”的主要目标。为迷惑我军，敌在“扫荡”冀中之前，于 4 月初，首先对 冀东、北岳和冀南地区进行“扫荡”。尔后，于 5 月 1 日，集中 5 万余人兵力，在方商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 和“拉网”大“扫荡”。首先，从边缘区开始，稳进稳扎，增建据点，至 10 日，沿滹沱河、滏阳河、德石路和沧石路，构成了环绕我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献(县)的“铁环阵”；尔后，逐步向内压缩。八路军冀中军区机关和部队大部，被迫退向中心区。11 日，日伪军对我中心 区进行分割“清剿”。每次包围都以飞机轰炸，地面部队采取多梯次、大纵 深的“拉网”战术，逐步搜索和推进。我冀中军区决定军区和各军分区主力 转入外线，对敌之交通线和守备薄弱的据点采取攻势；坚持内线的部队则分散以连、排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依托村落、利用地道，顽强地进行 斗争。坚持在无极县赵户村第 7 军分区的两个连，利用该村地道和巧妙布雷，在 23 天中打退敌 1000 余人 4 次进攻，歼敌 300 余人。27 日，军攻入定县东 南的北疃村，向地道内施放毒气，致使我 800 余人中毒身亡。6 月初，敌对 我中心区进行全面“清剿”。为坚持长期斗争，我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决定 机关和主力部队向邻区转移。至 7 月初大部转移至冀鲁边和冀鲁豫边等邻近 抗日根据地。在两个多月的反“扫荡”作战中，冀中军民共作战 270 余次， 歼敌 1 万余人，但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 2670 块，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成游击区。部队减员 46.8％，第 8 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壮烈殉国，群众伤亡和被掳走的达 5 万多人，形成“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这次反“扫荡”后，冀中军民认真总结了经验教 训，大力改造地道，使之成为村村相通、户户相连，干线、支线纵横交错， 形成地下、房上、地面三位一体，能藏、能打、能机动，能防火、防水、防毒的完善的战斗地道体系。从此，地道战成为打击敌人，坚持平原抗战的有效战法。
　　敌华北方面军第 1 军为策应对冀中区的“扫荡”和消灭我北方局、八路 军总部领导机关，于 5 月中旬集中 3 万余人兵力，对人行、太岳抗日根据她， 进行了夏季“扫荡”。敌首先以 7000 人兵力对太岳地区进行“扫荡”，但我第 129 师第 386 旅先期转移，使敌扑空，挫败了敌之“扫荡”。5 月 19 日，当敌集中 2.5 万余人兵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时，为确保中共中 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亲自指挥担任 掩护任务的第 385 旅一部，与敌展开激战，保证了领导机关安全转移。然而， 左权将军却在辽县十字岭壮烈殉国，时年仅 37 岁。左权将军，湖南醴陵人， 早年参加大革命，曾在黄埔军校学习，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历任红军军长、代理军团长等职，是我军高级指挥员和军事家。为纪念这位名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朱德总 司令为悼念左权将军，当时曾赋诗一首：“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敌人在进行“扫荡”的同时，还疯狂地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从而 使华北抗日根据地处于严重退缩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制止敌之“蚕食”，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 5 月 4 日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 的指示》，指出：反“蚕食”的基本方针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发挥党政军 民的整体力量，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隐蔽斗争与公开斗争结合起来，展 开全面对敌斗争，才能打破敌之“蚕食”。根据这一指示，华北敌后军民展 开了积极的反“蚕食”斗争，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山东敌后军民运用“敌打 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有力地打击了“蚕食”之敌。晋绥敌后军民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地盘，自 11 月至翌年 3 月，共摧垮 827 个伪维持会，恢复535 个自然村的抗日政权。5 月至 7 月，太行、太岳区军民摧垮伪组织“维持会”1064 个。至秋季，华北敌后军民基本上制止了敌人“蚕食”，扭转了根 据地退缩的局面。
　　与“扫荡”、“蚕食”相配合，华北方面军自 1912 年 3 月 30 日至 6 月中旬，推行第 4 次”治安强化运动”。敌人以“东亚解放”和“剿共自卫” 为口号，利用其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进行广泛的欺骗宣传，同时对我抗日根据地加紧封锁，大肆构筑封锁沟墙，企图压缩我根据地，巩固扩大其 占领区。为打破第 4 次”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武装宣 传队的基础上，普遍组织由军队中优秀的基层干部、战士和地方党、政工作人员及翻译人员组成的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太行地区的武工队在 9 天中 就摧垮伪维持会 300 多个，开辟和恢复了 5 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晋西北敌 后军民组织了 37 支武工队，在 4 个月中收复了 200 多个自然村。晋察冀北岳 区部队，以主力的三分之一兵力，组成几十支武工队，恢复和建立了 1600 多个村庄的抗日政权。实践证明，武工队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适合于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有利于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有利于开展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面对敌斗争，对打破敌之“扫荡”、“蚕食”和“治 安强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0 月 8 日，日军又推行了以“治强战”为主要内容的第五次”治安强化 运动”，对太行、太岳和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同时，在政治 上实行怀柔、欺骗政策，经济上大肆掠夺、严密封锁，企图以军事、政治和经济多管齐下的手段，摧毁抗日根据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主力 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各邻区部队密切配合，内外线夹击，时而化整为 零，以营连为单位分散行动，分区坚持斗争；时而集中兵力，打击孤立分散之敌，特别是彻底坚壁请野，使敌人进退维谷，疲惫不堪，最后只得撤退。至 12 月打破了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华中敌后军民开展反“清剿”、反“扫荡”斗争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 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敌后抗战方针和政策，中共中央华中局于 1942 年 1月 20 日至 3 月 5 日，在江苏省阜宁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华中斗争的形势，确定“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积聚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的 方针，并据此规定了对敌斗争、开展群众工作等具体任务。

敌为巩固华中占领区，以苏中地区为重点，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和“扫荡”。3 月，日伪军 5000 余人，“扫荡”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南通 地区。6 月、7 月和 9 月，又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海门、启东、泰兴、靖江、 泰州、如(皋)西和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清剿”。新四军第 1 师 兼苏中军区，准确地掌握敌之动向，及时将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至较安全地带隐蔽待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则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与民兵相 结合，并紧密依靠群众，坚持广泛、分散的游击战，把公开的武装斗争与隐 蔽斗争、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与此同时，乘敌发动浙赣战役、浙赣铁路沿线国民党军撤退之际，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 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为此派出干部 和部队到浙东，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统战工作，采取公开和隐蔽的斗争方式，巩固了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地区，开辟了沿海地区和四明山区，达到了保持浙东战略支点之目的。冬季，敌对淮海、淮北、 淮南和鄂豫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内外线结合的作战原则，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袭扰、疲 惫敌人；主力转至外线，不断袭击敌后方据点和交通线，迫敌回援，并在其回援途中，抓住有利战机予以打击，先后粉碎敌对各区的“扫荡”。
　　华南敌后军民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变华南 地区为支援太平洋战争的前进基地，以琼崖地区力重点，加紧对华南备抗日 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蚕食”。1942 年春，日军向海口至文昌公路沿 线增加据点和兵力，以据点为“锁”、公路为“链”，逐步向琼崖抗日游击 根据地中心区压缩，企图围歼我军，琼崖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内外线结合的 作战原则，以内线部队破坏海口至文昌公路沿线桥梁和交通设施，断敌交通；以外线部队袭击敌据点。敌遭我打击后，集中了 1100 余人，采取分进合击战 术，实行“三光”政策，对我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军 处境困难，群众损失很大，除留少数部队坚持原地斗争外，主力于 12 月转至 琼山西部和澄迈、临高及定安地区，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与此同时，东 江、珠江地区我军，也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打退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坚 持了东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抗战，特别是东江地区我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小分队深入香港、九龙，先后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 以及国际友人 800 余人，对中外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

四、1943 年的敌后抗战和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 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阵线的转折。德、意 法西斯转入战略防御。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转入守势，而且国内政局不稳，经济濒于破产，军队士气低落，厌战反战情绪激增。据此，日本帝国主义制 定所谓“对华新政策”，强调“以华制华”，大力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力促蒋汪合流，并规定其中国派遣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占领区，特别是保证资源 开发区、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采取“上山”、 “观战”政策，把主力摆在云南、贵州、四川的大后方，并加紧反共，乘共 产国际解散之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针对国际国内的形势，毛泽东于 1月 5 日在给党内的指示中，指出：“整个抗战尚需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 办法熬过两年”。他在纪念抗战 6 周年会议上还要求敌后军民，继续加强对 敌斗争，坚决粉碎敌之“扫荡”、“蚕食”，继续加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一步贯彻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以及大力 开展生产与整风运动，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 示，我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继续坚持敌后抗战，并且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开始进入恢复再发展时期。

华北敌后军民进一步实行“敌进我进”方针，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3 年上半年，敌华北方面军依据年度作战纲要，将“扫荡”重点指向 我北岳、太行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我八路军总部根据敌之动向于 2 月向各战略区发出反“扫荡”指示，要求及早做好准备；进一步贯彻“敌进我进” 方计，同时，大力开展对日伪军的政治攻势。遵照八路军总部指示，各大战略区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和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派出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将斗争焦点引 向敌占区。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派出近 1000 支武工队和小部队，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取得很大成效。由他们收复扩大的根据地面积占整个收复扩大面 积的 3/5。山东军区在年初以 600 多名干部组成 43 个敌后武工队，深入游击 区和敌占区采取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等办法，争取伪军。晋绥军区 抽调 320 多名干部加强武工队，使武工队扩大到 37 支，另以 39 个主力连和49 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活动，促进了全区斗争形势的好转。晋察冀军区以地方军全部、主力军的 1/3 甚至 1/2，分别组织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到敌人 后方，逐渐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在此期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各种形式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得到了蓬勃发展。冀中请苑县冉庄民兵，依托完善的地道工事，两次打退日伪军 3 个多 团兵力的进攻，地道战由冀中发展到冀南平原地区，不仅范围扩大，而且日 臻完善，成为能藏、能打、能机动、能防毒、防水、防火的完备的战斗地道体系，是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有效战法。在对敌斗争中，地雷战则更为普及， 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山东、太行和晋察冀北岳区，军民协力，发扬自 力更生的精神，大力生产炸药，研制出铁雷、石雷、瓦罐雷、瓷瓶雷等多种地雷。不仅埋设方法巧妙，在敌人可能通过的道路、河川以及村落和房屋里 的水缸边、门楣上，甚至在敌人的办公室、操场、浴池和厕所等地也埋上地 雷；而且引爆的方法多样，有拉雷、绊雷、滚雷、水雷、连环雷和真假结合的子母雷等，炸得敌人魂飞丧胆，行不敢走路，住不敢进屋，真可谓风声鹤 唳、单木皆兵。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大大发挥了人民群众杀敌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由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发展为全区性民兵联防，一处发现敌情，信号迅速传遍联防区，全区立即投入战斗。并把村落战和三 五成群、忽聚忽散的麻雀战结合起来，打得敌人不知所措。山东抗日军民根 据敌人活动规律，还创造了敌人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车轮战，同敌人兜圈子的推磨战和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活跃在鲁南铁路线上的铁道游击 队，炸火车，截给养，大显神通。冀中军民还创造了埋伏在敌碉堡附近的堵 门战和潜伏擒敌的捕捉战。战斗在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利用湖泊、水荡和芦苇草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时而水上，时而陆地，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 战。正是由于群众性游击战的多种多样和机动灵活，因而粉碎了敌人的春、 夏季“扫荡”。
　　下半年，华北敌后抗战形势进一步好转，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我军 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开始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步向集中较大兵力进行攻势作 战的转变。8 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意图下，太行、冀南和冀鲁豫军区先 后以 5 至 12 个团兵力，相继发起卫(河)南、林(县)南战役，共歼伪第 24 集团军庞炳勋部 1.2 万余人，解放了卫南、林南大片国土。
　　敌华北方面军为了改变日益被动的局面，减轻我对其后方和主要交通线 的威胁，不甘心于春、夏季“扫荡”的失败，于秋、冬季，对北岳、太岳、 冀南、冀东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再次进行毁灭性“扫荡”。自 9 月 2 日至12 月 15 日，日伪军 4 万多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长达 3 个多月的“扫荡”。我晋察冀军区以主力 1/3 及大量地方武装深入敌占区和交通 线展开广泛的破袭战，以主力 2/3 及地方武装在根据地年，以营、连为单位与民兵柏结合，大摆地雷战，杀伤敌人，最后迫使敌人撤退。北岳区爆炸英 雄李勇带领的爆破组，以地雷战与麻雀战相结合，在反“扫荡”中毙伤敌 300 多人。敌人气急败坏地声称，要以一百个“皇军”的代价活捉李勇。由于敌 人制造多起惨案，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也遭受了严重损失。仅在 8 个县中， 敌烧毁房屋 13 万间，抢走牲口 1.2 万多头，杀害群众 5000 余人。10 月 1 日至 11 月 22 日，敌第 1 军集中日伪军 2 万多人，又对大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敌人采用多梯队大纵深所谓“铁滚式”新战法，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 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为推广这种新战法，敌华北方面军组织了所属军官 120 人参加的“战地观摩团”。10 月 24 日，我太岳军区第 2 军分区第 16团在临汾东北韩略村设伏，一举歼灭其“战地观摩团”，从而打乱了敌人的 “扫荡”计划。不久，敌即暂停“扫荡”。11 月 9 日，敌第 12 军以万余人 兵力对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待各路 敌人出动尚未形成合围时转入外线，使敌扑空；而坚持内线作战的军民，对 敌展开反“清剿”作战。其中，鲁中军区第 2 军分区第 8 团第 8 连的 93 名指战员，被敌包围在沂水西北的岱崮山上。这个连凭险固守，以近战火力和滚 石，多次挫败敌 1000 余人兵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的攻势，坚守阵地达 15 天， 歼日伪军 300 余人，最后安全突围，被山东军区授予“岱崮连”的光荣称号。 为策应鲁中、清河地区军民反“扫荡”，鲁南，渤海军民，乘敌兵力薄 弱之机，于 11 月 15 日、19 日和 12 月上旬，先后发起对伪军刘桂棠、李亚 藩和吴化文部的攻势作战，击毙作恶多端的匪首刘桂棠，为山东人民除一大 害，井争取李亚藩率部投降，一度解放了赣榆只城，先后共歼伪军 3000 多人。
　　1943 年，华北敌后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抗日根据地得到恢 复和发展，为 1944 年转入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
　　继续坚持艰苦斗争，扭转华中敌后坑战局面

1943 年，华中敌后抗战 依然处于严重困难局面。敌以苏北和苏中抗日根据地为重点，进行更加残酷 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针对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华中应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 坚持斗争的指示精神，对部队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号召 咬紧牙关，坚持敌后两年最艰苦的斗争，要求做好反“扫荡”、反“清乡” 和反“蚕食”的准备。
　　2 月 16 日，日伪军 2 万分人以“梳篦拉网”战术“扫荡”盐旱抗日根据地。敌在合围我领导机关和主力扑空后，于 27 日转入分区“清剿”。3 月 18 日，我第 3 师第 7 旅第 19 团第 4 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敌数千人合围。这 个连 82 名指战员，冒着敌人炮火，顽强抗击，反复肉搏，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歼敌 170 余人，苦战终日，全部壮烈牺牲。25 日，我军以“围点打援”和伏 击、袭击战术，展开全面反击。至 4 月 14 日，粉碎了敌之“扫荡”。共歼敌1800 余人，攻克据点 30 余处。
　　4 月 1 日，敌开始对我苏中地区进行长时间和大规模的“清乡”。首先 实行军事“清乡”，集中 1.5 万余人兵力采用“梳篦拉网”战术，向以南通、如皋、启东、海门为中心的苏中第 4 军分区反复合击、搜剿。在敌开始合击 时，我军以大部主力转到“清乡”区边缘线上，袭击敌据点，破坏封锁篱笆， 断敌交通，积极打击敌人。仅 4 至 5 月，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多次破击，烧 毁敌用于建造封锁篱笆的竹竿 500 万根以上。当敌深入中心区进行“清剿” 时，我坚持内线斗争的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民兵，在敌空隙中灵活穿插， 专打敌“清乡”队；并大量组织锄奸组、狙击队，捕杀敌“清乡”人员。6 月初，敌由军事“清乡”转入政治“清乡”，集中大批军、警、宪、特和保甲人员，开始对南通和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实行和平编查保甲，搜捕我 党我军人员和抗日群众团体成员。为了打破敌之政治“清乡”，我军紧密依 靠群众，团结中小地主、开明士绅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入进行民族大 义的教育，揭露编查保甲的阴谋，并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结合起来。至 9 月打破敌之政治“清乡”。接着，敌又进行了 3 个月的“延期清乡”。为了减少损失，坚持斗争，我苏中第 4 军分区减少公开军事活动，加强秘密和“合法”斗争。并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在边缘区和敌据点附近，打击敌人。至12 月，又粉碎了敌之“延期清乡”。在 9 个多月的反“清乡”斗争中，我苏中军民毁敌据点 49 处，歼灭日伪军和“清乡”人员 2400 余人，争取伪军、 伪行政人员 1700 多人向我投诚，从而打破了敌之“清乡”。
　　与此同时，敌在我淮海、苏北、淮北、苏中和鄂豫皖边区，加修公路， 广设据点，并依托这些据点，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针对敖之 “蚕食”特点，我淮海军民开展了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反“蚕食”斗争。5 月，乘青纱帐起，发动以攻取沭阳东南塘沟为中心的夏季反击，歼日伪军 5000 余人。苏北、淮北和鄂豫皖边区敌后军民，普遍组织了武工队，深入敌占区 活动，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仅新四军第 4 师组织的武工队在夏秋之 交，深入淮北的泗(县)灵(壁)睢(宁)宿(迁)敌占区，就恢复和开辟了 13 个 区、70 多个乡的游击区，有效地制止了敌之“蚕食”。
　　这一年，华中敌后军民也扭转了困难局面，为尔后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 条件。

进一步发展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巩固故后抗战阵地

1943 年，东江、珠江和琼崖地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1 月，东江我军 发展到 4000 余人，另民兵近 1000 人，对敌占广(州)九(龙)铁路运输线构成 威胁。18 日，日军以近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含击战术，开始“扫荡”我大 岭山抗日根据地，企图确保广九铁路的交通。我军依托有利地形抗击敌人，战至黄昏分路突围。一部转至宝安地区，另一部则袭击东莞县城据点，并在 广九铁路东莞至宝安段开展破击战。敌遂撤出大岭山，回防广九路沿线。至 此，其万人“扫荡”以失败而告终。12 月 2 日，广东东江地区各抗日游击队 统一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 成为发展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军。
　　同年 4 月，珠江指挥部成立后，五桂山区和周围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得 到了发展。至 1944 年 1 月，巩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 500 余人。 与此同时，海南岛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夏秋之交， 琼崖我军除以一部兵力在儋县、临高、澄迈地区坚持反“扫荡”斗争外，以 主力转至外线，转战月余，逐步恢复了琼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万宁、陵水和保亭广大游击区，创建和巩固了绿现山、儒万山抗日根据地，井把澄迈、临高、儋县、昌江和感恩等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部队发展到 4 个支队。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和限 制共产党等进步、民主力量的增长，于 1943 年 3 月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 书，极力攻击共产主义和我党我军，并暗示两年之内要解决共产党。同时， 密令其接近我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积极包围进剿，从而揭开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序幕。

3 月，顽军王仲廉部和韩德勤部分由阜阳、蒙城和淮阴地区出动，企图采取东西对进，攻占我淮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 4 师主力被迫还击，并在第 2、第 3 师各一部的配合下，胜利地进行了山子头战役，俘韩德勤及其官兵 1000 余人。尔后，为团结抗战，又释放了韩德勤，归还其人枪。6 月中旬， 顽军李仙洲部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微山)湖西地区形成南、西、北三面包 围，企图首歼湖西我军，再东犯鲁中、鲁南，建立山东反共阵地，切断我八 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我冀鲁豫军区以有力反击，迫使李仙洲部退却。6 月18 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作战会议，决定集中 20 余个师的兵力分九路闪击延安，企图一举消灭我党我军首脑机关。7 月 7 日，以一部兵力开始向陕甘 宁边区关中地区我军发动进攻。至此，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为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原则，在政治上发动强有力的攻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内战、破 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活动。7 月 1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社 论，表明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自卫的坚强决心。4 日，毛泽东致电我党驻 重庆代表董必武，要他向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和大后方人民，揭露蒋介石发动 反共内战的罪行。朱德先后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挑衅的反共行径。12 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 表了《质问国民党》的文章，揭露蒋介石以反共姿态出现破坏全国抗战的实质；警告其进攻陕甘宁边区、发动内战是不能容许的；号召全国人民及国民 党爱国人士紧急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在此前后，陕甘宁边区军民召开了紧 急动员大会，决心抗战到底，保卫边区，保卫抗日救国事业。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集会，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坚决反对内战。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人民和爱国人士，也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分裂，要求团结抗战。苏、美、 英等国为借助中国抗战牵制日本，以利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也不赞成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同时，我军也作了自卫反击的准备，从华北各根 据地抽调部分兵力，增强了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力量。
　　在我党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充分的自卫准备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 下，蒋介石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大规模进攻。此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和 新四军第 5 师等，又分别打退了李仙洲和李品仙部的多次进攻，坚持了抗战 阵地。至 10 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完全制止。

五、深入贯彻党的各项政策，胜利渡过难关

为战胜严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敌后抗战，从 1941 年至 1943 年，中 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陆续发布指示，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形成了著 名的“十大政策”。这就是：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 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和减租减息等。敌后各 抗日根据地军民认真贯彻执行上述方针政策，大力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同日、伪、顽军和自然灾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精兵简政

敌后军民在面临日伪顽军夹攻，抗日根据地大大缩小的情况 下，必须相应地缩小军政机构，改变“鱼大水小”的状况，才能克服物质困 难，适应战争的需要。1941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抗日 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根据地军事建设必须适应新的客观环境，把注意力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巩固与扩大上，主力军应采取“精兵主 义”。与此同时，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参议员、民主人士李鼎铭等 11 人联名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提案。该提案得到毛泽东的赞同，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形成决议。12 月 6 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精兵简政》的社论，指出：“‘精兵简政’的施政方针，不仅在陕甘宁边区，而且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非常恰合时宜的主张。”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明确精兵简政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精简、效能、统一、节约、 反对官僚主义五项，并把精兵简政确定为 1942 年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之一。

从 1941 年 12 月起，全军陆续实行精兵简政。八路军大力精简机关，充实基层连队，减少指挥层次，先后撤销各纵队指挥机关，并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将大部分主力旅与军分区合并，以加强地方军，使主力军、地方军的比例趋 于合理，从而达到军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人数不超过根据地人口的 3％。各 部在精简过程中，都十分注意妥善安排超编干部和老弱病残战士，加强编余 干部的学习、培训。经过精简整编，晋察冀军区取消了挺进军番号，全区部队由 12.5 万减至 9.59 万人。晋绥军区主力部队由 3.9 万余人减至 2.5 万人， 太行、太岳、冀南等军区，分期分批将新 1、新 4、新 7、新 8、新 10、新 11 旅与军分区合并，加强地方武装。冀鲁豫军区撤销了第 2 纵队番号。在山东， 撤销山东纵队，成立山东军区，将原山东纵队 3 个旅与第 115 师 1 个旅全部 地方化，与军分区合并。新四军在军部统一部署下，大力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并以一部主力实行地方化，在苏南则全部地方化，以加强军区和军分区建设，从而使主力军、地方军的战斗力都得到了提高。
　　全军的精兵简政工作至 1943 年底基本结束。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部队 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战斗力有所提高，并使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得到加强，从而更加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同时， 也减轻了人民负担，对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开展整风运动

从思想上加强党和部队的建设，是战胜困难、坚持抗战 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当时党内、军内都严重存 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风气，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大量存在，这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执行和夺取抗战胜利的进 程。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在延安，然后在全党全军普遍进行一 次整风运动。1941 年 5 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次年 2 月，又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在上述报告中，毛泽东着重阐明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论述了整风运动的意义和宗旨，并规定了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又以反对主观主 义为重点。中共中央宣传部于 4 月 3 日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 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 月 8 日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 风学习运动的指示》。
　　根据上述决定和指示，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于 6 月 16 日发出了《关 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解放日报》也于 7 月 2 日 发表了《关于军队中的整顿三风》的社论，强调指出：军队整风是为了反对 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高党性，团结全军，增强战斗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据以上指示精神，八路军、新四军 在保证不松懈战斗警惕、不妨害战斗准备和指挥关系、不影响与战斗直接有 关的工作的前提下，采取多种形式，全面安排战斗、整风和工作。除将一些高级干部陆续抽调到延安集中学习外，各部队采取了在职学习、轮流学习、 分级学习等多种方式进行整风，从而保证了整风、战斗两不误。在整风过程 中，部队各级党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启发干部自觉 检讨错误，总结工作，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引导干部在整风中转变作风，纠正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并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全军的整风运动自 1942 年夏季开始，至 1945 年春胜利结束。通过这次普遍深入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打破了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束缚，从而解放了思想，提高了我军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了思想作风，增强了团结，纯洁 了组织，提高了战斗力，为战胜严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思想 基础。

大主产运动

早在 1939 年，毛泽东就向各根据地军民发出自力更生，克服经济困难的号召。1940 年 2 月，中共中央军委在朱德总司令的倡议下， 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 产，一面学习”。到了 1941 年以后，由于日军实行更加残酷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军供给非常困难，有 的部队甚至到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地步。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大生产运 动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展开。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经济 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成绩，井为财政经济工作规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次年又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的著名口号，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在生产运动中，各部队遵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旅以下至连队各级普遍建立专门负责领导生产的组织，并依据部队的不同情况分别 规定了生产指标。生产内容以农业为主，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 业和商业。广大指战员与根据地人民一道，饼手胝足，辛勤劳动，在不妨害作战的前提下，想方设法种粮种菜，养猪养羊，打柴烧炭，纺纱织布，采煤 造纸、兴办军工，大力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牧业和工商业。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身体力行，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纺纱种菜，极 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大生产运动的辉煌胜利。粮食总产量由 1938 年的 120 万石，增加到 1944 年的 180万石；棉花产量由 1941 年的 50 万斤，猛增到 1944 年的 300 多万斤。由于大 力垦荒，农民大部分实现了“耕三余一”，有的还做到了“耕一余一”。农户、机关、部队大部实现了丰衣足食。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也有一定发展。 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多模范单位和个人。其中，八路军第 359 旅就是 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1940 年底，该旅奉命开赴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实 行屯田政策。至 1943 年，该旅共垦荒 26 万余亩，除实现部队吃穿用全部自 给外，还上交粮食 150 多万斤。同年 7 月 10 日，朱德总司令到南泥湾视察，看到第 359 旅屯田成功的繁荣景象，即兴赋诗赞扬：“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 水田裁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除陕 甘宁边区外，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素以贫瘠著 称的晋绥边区，到 1943 年已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晋察冀边区军民 的吃饭问题，也基本上得到解决；晋冀鲁豫边区到 1944 年，部队一般能实现 每人自给 3 个月的粮食和当年的蔬菜；山东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保障了部队供给，而且还储备了大批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华中解放区军民 也通过自己动手，逐步做到丰衣足食。由于开展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军民打 破了敌顽经济封锁，保证了部队供给，改善了军民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军政和官兵关系，增强了部队的劳动观念，为战胜严重困难、 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由于敌人疯狂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分割，被封锁状态。客观形势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必须加强统一领导，协调各部门的行动，才能适应艰苦 的环境。为此 1942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 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中规定：党应该领导一切组织，各地党委为各该地区最高领导机关，党委的决议，党政军民均须无条件地执行； 各地军事政策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具体行动由军队首 长决定；主力军必须接受所在地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游击区的党政机关必要时亦可与军队的军政机关合并，实行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一方 面体现在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间的相互关系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下级服从上 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根本原则上。

遵照上述决定，各抗日根据地相继调整机构和领导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合并了下属的北岳、冀中、平西、平北和冀东等地方和军队的党的工作机 构，形成统一的党委员会，领导全面对敌斗争。晋绥边区撤销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晋西北区党委，成立了以关向应为书记的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统一领 导晋西北及绥远地区党政军民工作。在晋冀鲁豫地区，成立中共中央太行分 局，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晋豫区党委。1943 年 3 月，第 115 师与山东纵队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书记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山东地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华中地区，各根据地以中共地方 党委为最高领导机关，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实现一元化领导的过程中， 各区党委、地委、县委书记一般兼任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为保证一元化领导的顺利实现，各部队都十分注意教育指战员，充分认识在各抗日根据地实 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必要性，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上级与下级、地方与军 队的关系，自觉服从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发挥党政军民整体力量、战胜敌人的有效措施。它为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拥政爱民

在 1942 年整风期间召开的西北局高千会议和军政干部会议 上，军地干部各自检讨了在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军队方面着重检讨了某些部队对党、对政府尊重不够，对人民群众爱护不够，骄做蛮横，甚 至有军阀主义表现等问题。为了增进军政、军民团结，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 首先于 1943 年 1 月 15 日，颁布了《拥军公约》，在全边区发起拥军运动，并把 1 月 25 至 2 月 25 日，定为全区拥军运动月。接着，八路军留守兵团司 令部、政治部于 1943 年 1 月 25 日颁布了包括服从政府法令，保护、帮助、 尊重政府，爱护公共财物，减轻人民和政府负担，不侵犯群众利益等项内容的《拥政爱民十大公约》。随后，留守兵团把当年 2 月 5 日至 3 月 4 日定为 拥政爱民月，使拥政爱民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反响，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基于陕甘宁边 区的经验，1943 年 10 月 1 日，中共中央指示全军各部队于每年农历正月普 遍开展一次拥政爱民运动。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纷纷响应号召，开展大规模的拥政爱民运动。他们各自制定《拥政爱民公约》，组织召开检讨会，召 集军民联欢会，邀请当地党政领导人参加，帮助群众进行各种劳动，有损害 群众利益的实行赔偿、道歉。从此，拥政爱民活动相沿成习，形成制度，成为人民军队的一个优良传统。此外，我军还协助各根据地党、政机关贸彻抗 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政策和减租减息以及其他各项政策，从而促进了抗 日根据地的建设。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以对敌斗争、精兵简政、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重点的“十大政策”，全 面地加强了根据地和军队的建设，大力地开展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对敌斗争，粉碎了敌军的“扫荡”、“清乡”，制止了敌军的“蚕食”， 并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战胜了自然灾害。到 1943 年，八路军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基本扭转了被动不利局面，渡过了严重困难时期，进入 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1944 年，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战胜了严重困难。从此，我军开始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较大兵力对敌军进行攻势作战 的转变，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展开局部反攻。

第八章 实行反攻，夺取抗战胜利

1944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阵营的深 刻变化。苏联在欧洲，美、英等在欧亚两洲展开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中国战场展开了对日伪军的反攻作战。反法西斯阵营 的节节胜利，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同德国法西斯一样转入战略防御。但是，日 军大本营为摧毁位于华南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防止美机从这些基地起飞空袭日本本土和准备一旦海上交通被切断，能够经由中国大陆交通线救援孤悬 于东南亚地区的 50 万官兵，遂从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等地抽调大量兵力，向河南、湖南、广西等省发动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进攻，又称“打 通大陆交通作战”。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由于国民政府在思想上和军事上缺乏准备及战略 上失误，井在保存实力的方针指导下，仅 9 个月，就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片地区共 25 万平方公里以及 7 个空军基地、36 个飞机场， 酿成了又一次大溃败。
　　为大量牵制和消灭敌军，援救正面战场国民党军，我军于 1944 年春在华 北、华中、华南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展开了局部反攻。局部反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以根据地为依托，集中较大兵力向敌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 发动攻势，大量消灭敌军，扩大解放区；另方面，以一部主力远离根据地， 打到外线去，向日军新占领的河南、湘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直接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并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全面反攻的前进基地。

一、实行局部反攻，扩大解放区

八路军 1944 年春、夏、秋季攻势

1944 年春，华北日军大部主力抽 调参加平汉铁路南段作战。八路军各部队自 2 月起乘敌调动之机，发起春季 攻势。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先后收复朝城、榆社、沁县、林 县，攻入太谷、武乡、沙河县城，攻克林县至水冶公路沿线敌据点及其他据点 200 多个。晋察冀军区部队一度袭入肃宁、安新、赵县等县城和涞源、大 台等煤矿，攻占据点、碉堡 150 个。山东滨海军区部队向临沂、莒县、赣榆 间日伪军发动进攻，打通了滨海同鲁中、鲁南的联系；尔后，配合鲁中军区 部队向驻南麻(今沂源)、悦庄等地的伪军吴化文部发动进攻，歼其 7000 余 人，攻克据点 49 个，使鲁中各山区根据地沟通了联系。晋绥军区部队在围困据点和破击交通作战中，挤走蒲格寨等一批据点的日伪军。
　　在八路军春季攻势的打击下，驻守华北各地的日军处处吃紧，纷纷告急。 因此，敌华北方面军未待平汉作战结束，赶紧从平汉路南段前线抽调部队回 援华北，以巩固占领区和抢夺夏粮。八路军继春季攻势之后立即转入以保卫麦收为主的夏季攻势。冀鲁豫军区(5 月冀南军区并入)部队发起昆张战役，攻克据点 50 余处，歼敌 1200 余人，收复昆山、张秋产麦区；随后攻克清丰、内黄等县城，粉碎伪军在浚县、滑县地区的抢麦计划；同时向微山湖以西开 展为期 10 天的攻势作战，摧毁据点、碉堡 90 多个，歼灭日伪军 1300 余人， 恢复了单县、丰县、沛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太行军区部队在保卫麦收的同时，加强对左权、陵川等县城的围困，攻克一些据点。太岳军区部队向济源、垣 曲地区发动攻势，攻克据点 20 多个，毙伤日伪军 800 余人，争取伪军 1300 多人反正，解放人口 11 万，控制了大坡头至芮村一带黄河渡口。晋察冀军区 北岳区部队在保卫麦收作战中，袭入保定、望都、完县、涞源、灵丘等城，攻占一批据点。冀中部队先敌展开，伏击抢麦之敌，并一度攻克任丘、肃宁、 大城，袭入武强、深泽、河间等县城，攻克据点 40 个，歼灭日伪军 2000 余 人，迫使抢麦之敌回撤。山东鲁南军区部队向费县以南岗口地区的伪军荣子 恒部发动进攻，歼其 1 个师。滨海军区部队以泊儿镇为重点发动进攻，攻克 据点 40 多个，歼灭伪军 700 余人，收复滨海北部地区。晋绥军区部队挤退史家庄等敌军据点 29 个，扩大了晋绥抗日根据地。

7 月，日军从华北调走主力 3 个师团，同时以 4 个独立旅团为基础扩编成 4 个新师团。八路军乘日军一些主力师团调走之机，从 8 月开始，发起以 夺取敌占城镇和交通线为主的秋季攻势。晋察冀军区北岳部队攻克蔚县、广 灵间据点 14 个，收复平山县回舍区 100 多平方公里土地，以及唐县、曲阳间100 余个村庄；冀东部队在攻势作战中恢复了蓟县、玉田、宝抵基本区，并 将根捌地扩展到香河、武清地区；冀中部队攻占藁城、无极间 42 个据点和肃 宁县城，攻入武强、深泽、献县等县城。在作战期间，晋察冀军区札继建立4 个二级军区：冀晋军区，辖 4 个军分区；冀察军区，辖 4 个军分区，冀中军区，辖 5 个军分区；冀热辽军区，辖 5 个军分区。4 个二级军区的成立， 加强了对各该地区的作战指挥。晋绥军区部队以忻县至静乐和离石至岚县公 路沿线之敌为重点发动进攻，作战 297 次，歼灭日伪军 1900 多人，攻克据点48 个，收复国土 770 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5 万分。太行军区部队先后袭入 长治、和顺、太谷等县城，在邢台、沙河地区摧毁敌第 3 道封锁线，在新乡、辉县地区攻克薄壁镇等 10 多个据点。太岳军区部队向济源以南和中条山以西发动进攻，攻克一批据点，打开了平陆、安邑地区的抗战局面。冀鲁豫军区集中 3 个团、5 个县大队及部分民兵向郸城伪军进攻，作战一周，歼其 3000 人，攻克据点 36 个，使 35 万人民获得解放，井乘胜摧毁菏泽、考城、东明 间敌封锁线，使鲁西南根据地与濮阳、范县、冠县中心区联成一片。尔后， 乘伪军第 2 方面军南调之际，攻克莘县、濮阳、寿张、清河、肥城等县城和 许多据点。山东鲁中军区部队攻占沂水县城，歼灭日伪军 1000 余人，随后又 主动进攻“‘扫荡”滨海回拗之敌，在沂水县城西北葛庄和陶沟(今草沟)地 区歼灭日伪军 1600 多人：渤海军区部队攻克利津、乐陵、临邑、南皮县城，共歼灭日伪军 5000 亲人。鲁南军区部队进攻滋阳至临沂和临沂至枣庄公路沿 线之敌，一度切断两线交通。胶东军区部队攻克文登、荣城等县城，歼敌 5000 余人。11 月中旬，鲁中军区集中 1 个旅又 5 个团和 5 个独立营共 1 万人，在 民兵配合下，向莒县城及外围据点进攻，歼灭日军一部，迫使伪军 3500 多人反正，解放莒县全境。与此同时，渤海军区部队在冬季攻势中，歼灭日伪军2200 余人。胶东军区郁队粉碎敌冬季“扫荡”后，攻占栖霞县城，并争取了 刘公岛、龙须岛伪海军 600 余人反正，合编为胶东军区海防支队。
　　八路军在 1944 年共进行 50 多次较大进攻战役，同时粉碎敌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68 次，进行大小战斗约 2 万次，歼灭日伪军 15.5 万余人，争 取伪军 2 万人反正，攻克县城 22 座、据点 2348 个，解放国土 14 万平方公里、 村庄 1.2 万余个、人口 1000 余万，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 1944 年春、夏、秋季攻势

1944 年春，日军从华中地区调出 9个师团参加湘桂作战，新四军利用华中日军兵力明显减少的时机主动出击，从 1 月开始发起春季攻势作战。第 1 师兼苏中军区部队以高邮、宝应、兴化、东台和泰州、泰兴、如皋地区为重点连续发动进攻，相继攻克大官庄、王家 营、古溪、安丰等 17 个敌军据点，同时争取了伪军 1000 多人反正。随后， 集中 5 个多团的兵力发起车桥战役，歼灭日军大队长三泽大佐以下 460 多人、 伪军 480 余人，攻占车桥、曹甸、泾口等 13 个据点，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 北、淮南的联系。第 2 师兼淮南军区部队攻克雷官集，瓜埠集等据点。第 3 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展开反击日伪军“第二期治安肃正”的作战，袭人涟水县 城，攻克塘沟、史集、王集、钱集等 30 多个据点，基本收复了日伪军 1942 年冬大“扫荡”时占领的地区，扭转了苏北根据地被严重分割的局面。继之，又集中 1 个主力团、5 个独立团以高沟、杨口为重点发动攻势，连续作战 10 余天，攻克高沟、杨口等 14 个据点，歼灭日伪军 2000 余人，并击迟从新安 镇(今灌南)、大伊山(今灌云)等地来援的日伪军，收复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和盐埠区连成一片。第 4 师兼淮北军区部队在广大民兵配合下，对守备 薄弱的日伪军据点展开进攻，经 3 个多月连续作战，攻克大店集、灰古集、 归仁集、阚疃等 51 个据点，歼灭日伪军 1800 余人，收复泗县、灵壁、睢宁3 县的许多地区，切断泗县至宿县、睢宁至灵壁和唯宁至泗县公路，并控制了一段运河。第 5 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部队在发展豫南、鄂南抗日根据地的 同时，向嘉鱼、蒲圻、临湘地区发动攻势，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
　　从 5 月起，新四军开始发动夏、秋季攻势。第 1 师兼苏中军区部队在南通(今南通市)、如皋、海门地区攻克据点 28 个，歼灭日伪军近千人。紧接着， 在如皋之海河滩，歼灭日伪军 500 多人，攻击串场河南萧家场池，全歼伪军3 个连。入夏后，又在通、如、海地区连续发动 45 夭攻势，攻克一批据点，基本恢复了日伪军“清乡”时占领的地区。在苏南活动的第 16 旅攻入长兴、溧水、溧阳县城，攻占溧阳和长兴间的周城、社渚镇、南渡镇等据点，迫使 伪军弃守竹篑桥、玉华山、罗林坝等地，共歼灭伪军 1000 余人。第 2 师兼淮 南军区部队先后攻克三和集、殷家涧等据点，袭入盱胎、定远县城和安子集等市镇，并粉碎了日伪军对津浦路以西的“扫荡”。第 3 师兼苏北军区部队 在苏北沿海地区发动历时 5 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进攻陈家港、合顺昌、合德镇等重要据点，共歼灭日伪军 800 余人，开辟了灌河、射阳河间的滨海 地区。与此同时，还攻克了运河线上的林公渡，歼灭日伪军 160 多人。第 4 师兼淮北军区部队攻占张楼等一批据点，歼灭伪军 500 余人，收复泗县以北 大片地区。第 7 师兼皖江军区部队在粉碎日伪军“扫荡”、抗击顽军多次进 攻的同时，沿长江两岸向西发动攻势，攻克许多据点，开创了青弋江、芜湖、贵池游击根据地和东流、至德及彭泽以东的游击区。
　　新四军在 1944 年共进行大小战斗 6582 次，歼灭日伪军 5 万余人，争取 伪军 1853 人反正，攻入县城 6 座，攻克据点 1334 个，收复国土 7400 平方公 里，解放人口 160 多万，彻底粉碎了日伪军的“清乡”和“屯垦”计划，大 大地改善了各地区的斗争局面。
　　华南游击队 1944 年的对敌斗争

1944 年春，广东地区之敌第 23 军加 紧调整部署和集结兵力，准备参加打通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南段作战。在此情况下，华南游击队为牵制日军行动，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和扩大根据地，在 东江两岸和海南岛等地不断袭击日伪军，进攻其据点和交通运输线。东江纵 队以广九铁路为重点连续发动进攻，先后袭击常平、平湖、横沥、宝安、石滩等地，还攻入九龙市区，炸毁市区铁路桥，同时攻入东莞，进攻寮步、清 溪、厚街等据点，威胁日军后方安全。珠江部队粉碎口伪军年初对五桂山区 的“扫荡”后，袭击横门岛，炸毁大环公路桥，攻入顺德县城和市桥等地。 琼崖总队在调整防区和建制的基础上，连续在才坡、永荣、极板、港门、南桥、六弓等地打击日伪军，把游击战争逐渐扩大到全岛。7 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日军的动向对中共广东省临时省委和军政委员会发出加紧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 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 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土洋村会议上决定：坚决贯 彻中央指示，在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与发展游击区； 扩大抗日游击队建立文队，加强主力团及脱产的自卫队和常备队建设；号召共产党员都参加到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斗争中去，为打开广东新局面而斗 争。同时，决定在中区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加强领导。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决 定，东江纵队把部队整编为 3 个支队、4 个独立大队，共 5440 人，并以一部 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进增城、博罗、从化地区活动，一度攻占了清远县城。 同时，粉碎日伪军 2300 人对广九铁路沿线的“扫荡”后，乘胜攻占沙井、霄边等地，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珠江抗日游击队指挥部，为发展粤中抗日斗争， 在新会、鹤山(今鹤城)成立新鹤大队，同时派泰山大队尾敌西进新会、台山 边境活动，配合国民党军先后收夏天亭、双水，一度攻克台山县城。10 月下 旬，指挥部率由逸仙大队改称的挺进粤中主力大队渡过西江，进至高明(今明城)地区的皂幕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11 月，以指挥部为基础成立中区人民解放军，梁鸿钧、罗范群分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部队整编为 4 个团。琼 崖总队于是年秋改称纵队后，为建立以白沙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开辟了阜龙乡文头山区。
　　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进军河南

1944 年 4 月 18 日，日军向河南郑 县(今郑州)及其以南平汉铁路沿线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22 日，毛泽东电示 八路军：应乘敌南犯后方空虚之机，开展豫北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5 月 1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河南地方党，“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起来 参加与领导河南人民抗战，应该组织抗日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保卫家乡。”鉴于河南大部地区为敌占领，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发展河南”， 并作了具体部署：在郑州以西地区，由北方局负责；平汉铁路以东地区，由 冀鲁豫分局负责；豫南及皖北地区，由华中局之豫鄂边区党委和淮北区党委负责。6 月 23 日，刘少奇、陈毅从延安致电新四军，要求第 5 师“向河南发 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此后，中共中央又先后指示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以一部兵力进入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令冀鲁豫军区扩大水东、 发展水西；令新四军第 5 师一部沿平汉铁路北上，开辟豫南抗日根据地；令新四军第 4 师主力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地区，恢复豫皖苏抗日根据 地。
　　豫皖苏边区，原是新四军第 4 师开辟的。1941 年 5 月，国民党顽固派调 集重兵进攻该区，第 4 师主力被迫从津浦铁路西撤到铁路东。1944 年 8 月 15 日，师长彭雪枫遵照中共中央和刘少奇、陈毅的指示率师主力 4 个多团从泅县等地出发，西进萧县、永城地区，攻占了小朱庄等一批据点，粉碎日伪军2000 余人的袭扰，继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迅速恢复了萧县、永城、宿县地区。此时，国民党第 1 战区调集重乒，企图乘第 4 师立足未稳，夺占 该区。新四军军部决定第 4 师在第 3 师一部配合下，反击向西和向北进攻的 顽军。我军在反顽作战中取得不小胜利，打乱了顽军的进攻计划.但是，彭雪 枫师长于 9 月 11 日在指挥收复夏邑县八里庄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 37 岁。 彭雪枫，河南镇平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大队长、师长、师政治委员，八路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支队长、师长等职。新四军代理军长 陈毅得悉他不幸牺牲时，曾赋《哭彭雪枫同志》，诗中云：“吾党匡天下，得君亦俊才。壮哉身殉国，遗爱万人怀。”江苏省洪泽县和宿县人民为他修 了陵墓和纪念碑。彭雪枫牺牲后，由张爱萍接任师长。10 月，顽军再次发动 进攻。我第 4 师在第 3 师一部和冀鲁豫军区南下部队的配合下，打退顽军约 万人对萧县、永城地区的进攻，尔后肃清了攻人涡河以北的顽固派军队。经过 4 个多月艰苦斗争，第 4 师在路西解放了约拥有 250 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第 2 专署和 8 个抗日县政权，基本恢复了豫皖苏边区。 在恢复豫皖苏边区的同时，由太行、太岳军区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向河南西部地区共派出 5 个支队 10 个团，在豫西人民的支援下，歼灭了盘踞在这一 地区的日伪军，创建了北至黄河、南抵伏牛山、西接崤山、东临平汉铁路的豫西抗日根据地，组建了河南军区及河南行署，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 政治委员，徐子荣任行署主任，辖 6 个专署、26 个抗日县政权，拥有人口 300 万，部队由 6000 多人发展到万余人。新四军第 5 师遵照中共中央和刘少奇、 陈毅的指示，从 7 月至翌年 3 月，先后派出 5 批部队，转战豫南各地，在平汉铁路两侧敌后，建立了 7 个抗日县政权，开辟了东西 70 余公里、南北近100 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冀鲁豫军区先后派出 3 个多团南下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扩大了水东抗日根据地，并西渡新黄河，建立了水西抗日根据地，进而继续南进，同新四军第 5 师打通了联系。八路军、新四军依据中共中央 的部署各以一部协力发展河南抗日根据地，从而打通了华中、华北和陕甘宁边区的联系，达到了绾毅中原的战略目的。
　　八路军一部进军湘粤边

1944 年下半年，日军南攻广西时，又向粤汉 铁路南段沿线发动进攻，粤北危在旦夕。为增强华南抗日力量，建立南方反攻的战略基地，中共中央决定第 120 师第 359 旅挺进湘粤边，同时令东江纵队北上，共同开辟以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 5 岭为中心的抗日根据 地。第 359 旅分两个梯队南下。第 1 梯队由 7 个营 4000 人组成，授名为“国民革命军第 18 集团军独立第 1 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 王首道任政治委员。11 月 1 日，南下支队在延安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亲临阅兵。10 日从延安出发，两渡黄河，跨越同蒲、陇海、平汉等铁路线，突破了日伪军利用河流、铁路建立的封锁线，于 1945年 1 月 27 日同新四军第 5 师在湖北省礼山县大悟山会师。稍事休整后，南下支队在第 5 师两个团协同下于 2 月 19 日至 23 日横渡长江，进入鄂城、大冶、 阳新地区，在大田畈战斗中击毙日军 70 多人，歼灭伪军 20Q 余人，尔后直插 湘鄂赣边的大幕山，建立了南北 130 余公里、东西 180 余公里、人口 200 余 万的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并成立了湘鄂赣军区，南下支队改名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部队扩编为 5 个支队。7 月 7 日，该部以主力 3000 人在王震和 王首道率领下，由大幕山出发，继续沿粤汉铁路南进，8 月 28 日抵广东省南 雄县百顺地区。此时，东江、珠江北上部队前进受阻；南下支队又遭到国民 党重兵围堵，处境危殆。鉴于日本投降，形势骤变，南下支队军政委员会决定北返，并报情中共中央批准。该部艰苦奋战，突破顽军重兵包围，翻越崇 山峻岭，冲过数道封锁线，跨越浙赣、粤汉铁路，于 9 月 27 日在鄂城附近北渡长江，10 月 5 日在礼山县境同新四军第 5 师再次会师，中旬部队进行整编， 取消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番号，恢复第 359 旅番号，编入以李先念为司令员、 郑位三为政治委员的中原军区。在近一年中，南下支队从敌封锁中渡过黄河、汾河、洛河、淮河、长江、湘江等江河，越过吕梁、中条、伏牛、大别、九岭等山脉，跨过同蒲、陇海、平汉、粤汉、浙赣等铁路线，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 广东 7 省，行程 7920 公里，堪称第二次长征。毛泽东在致王震的电报中称赞 他们“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第 359 旅留延安部队 3000 人组成八路军游击第 2 支队，在刘转连、 张启龙率领下，1945 年 6 月 18 日从延安出发，8 月中旬进到河南新安地区，时值日本投降，15 日奉命开赴东北。
　　新四军一部南下苏浙皖边

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作战期间，为防上美 军在浙东沿海登陆和保障其舰艇基地的安全，1944 年 7 月 18 日令其中国派遣军占领浙东沿海要地。敌第 13 军一部在海军协同下，先后占领了温州、福 州等闽、浙沿海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西撤。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发展东南沿海游击战争，以便配合盟军在沿海登陆和迎接全国规模反攻，遂于9 月 27 日致电华中局：“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皖地 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同时， 要求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入 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井建议派叶飞等一批干部、部队过江，担任南进任务。新四军第 1 师师长粟裕得悉中央决定新四军南进 时，自告奋勇，请求率部南丁。中共中央批准了粟裕的建议，并电示华中局： 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 调向南”。为此，华中局和新四军确定：第 1 师抽出 3 个主力团组成第 1 批南下部队，会同已在江南的第 16 旅，采取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方针，首先 打开苏南、浙西局面，再与浙东打通联系，控制全浙江，然后相机向南发展，第 7 师继续坚持皖江地区，进一步发展皖南根据地，贯通与苏南部队的联系； 苏中军区在长江以南、沪宁铁路以北、上海以西组建第 5、第 6 军分区，加 强武装斗争，保证大江南北的交通联系，浙南游击队，向瓯江以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福建游击队，向福建沿海敌后发展。
　　12 月下旬，粟裕率第 3 旅第 7 团和特务第 1、第 4 团共 7000 余人和地方 干部 300 多人分两路从仪征、扬州附近渡过长江天险，突破沪宁铁路日军封锁线，穿越丹(阳)北、茅(山)东敌占区，于 1945 年 1 月 6 日在长兴西北地区 与第 16 旅会合。2 月 5 日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 (未到职)，将南下部队、苏南和浙东部队合编为 3 个纵队、9 个支队；同时， 在茅山地区组建第 1 军分区，辖 2 个独立团，7 个县总队；在太猢、滆湖地区组建第 2 军分区，辖 1 个独立团、7 个县总队。粟裕以华中局代表名义统 一领导苏浙皖、浙西两个区党委工作。为打开浙西局面，第 1 纵队千 2 月 10 日冒着纷飞的大雪涉过西菩溪，挺进莫干山，前进中粉碎了安吉等地日伪军的袭扰，乘势控制了武康、德清两城。此时，第 3 纵队第 7 支队进到广德以南、柏垫以东，与第 1 纵队井列展开于天目山两侧地区。天目山位于浙皖边 界，绵延百余里，地位极为重要。国民党顽固派为同我苏浙军区争夺夭目山区，集中 5 个团进攻第 7 支队。该支队在第 3 纵队主力和第 1 纵队支援下展 开自卫反击，至 2 月 18 日取得了天目山第 1 次反顽战役的胜利，并进驻孝丰， 控制了天目山北部门户。顽军不甘心失败，又以 3 个多师 12 个团于 3 月 1 日向孝丰地区发动猛攻，第 1、第 3 纵队全力反击，至 27 日取得了天目山第2 次反顽战役的胜利，乘胜占领夭目山和临安县城，控制了浙西纵横百余公里的广大地区。4 月，叶飞卒新四军第 1 师教导旅 3 个团及地方干部二、三 百人渡江南下，所部编为第 4 纵队，叶飞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5 月 19 日夜，第 4 纵队一部渡过富春江，进入萧山、金华地区，同依托四明山向西发展的第 2 纵队打通了联系。

1945 年夏，日军收缩防线，放弃萧山、新昌、金华、兰溪等地，国民党第 3 战区部队乘机进入上述地区，企图控制富春江，切断浙东与浙西联系。 为保持浙东、浙西联系，我苏浙军区遂以 3 个支队攻占新登城。然而，顽军极力反扑。我军主动放弃新登、临安和天目山区，撤至孝丰以北地区，而顽 军则紧追不舍。顾祝同为肃清天目山区的新四军，以 10 个师 34 个团 5.7 万 人组成左右两个进剿兵团，向孝丰进行合击。粟裕抓住顽军左翼兵团孤军冒进的良机，指挥 6 个支队一举将其歼灭，又乘顽军前敌总指挥李觉举棋不定 之际，迅速转移兵力攻击顽军右翼兵团，歼灭其大部。至此，天目山第 3 次 反顽战役胜利结束。尔后，苏浙军区在坚持和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 以第 4 纵队再波富春江，进至浦江、金华附近，配合第 2 纵队横扫日伪军， 进一步扩大了在江南进行反攻的前进阵地。
　　在 1944 年的对敌斗争中，由于我军在内线和外线同时反攻，并在内线作 战中集中主要兵力于主要进攻方向和目标，实行先打根据地内之敌据点，再向根据地外推进和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等作战指导原则，不仅攻克了残留于根据地内和靠进根据地边缘的敌军据点，而且将进攻目标扩及到敌占区纵深 守备薄弱的城镇和交通线。经过 1 年胜利作战，我军共收复县城 22 座，使解 放区面积扩大到 61.9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 9200 万，全军主力部队发 展到 65 万，连同地方武装共 77.9 万余人，民兵达到 168.5 万余人，这就大 大增强了全面反攻的力量。
　　1945 年初的形势和我军任务

1944 年底和 1945 年初，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节节胜利，德、日法西斯己处穷途末路。我军在 1944 年的局部反攻中取 得了巨大胜利。根据形势发展，毛泽东于 1944 年 12 月 15 日在陕甘宁边区参 议会上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重要演说，提出全国的唯一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号召解放区军民“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 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25 日，中共中央在目前形势与 任务的指示中要求各解放区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任务和自己的特点部署工作，用极大的努力扩大解放区的面积与人口，井利用新区的人力和物力扩大部 队。于是，规模宏大的攻势作战在 1945 年更加猛烈地展开，其范围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
　　八路军 1945 年春季攻势

为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伟大 任务，八路军各部队于 1945 年春发起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冀鲁豫军区部队采取里应外合手段，1 月 16 日夜一举攻克大名县城，歼灭日伪军 400 余人，井争取伪军 1 个团反正。同月下旬，太行军区为开辟道 清铁路南北地区，打通同豫西的联系，以 4 个团又 3 个独立营的兵力发动道 清战役，经过 1 个多月连续作战，攻入辉县和原武县城，攻克据点 30 多个， 歼灭日伪军 2500 亲人，扩大解放区 2000 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75 万。4 月， 太岳军区 4 个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豫北战役，至月底结束，攻克据点 40 多个，歼灭日伪军 2800 余人，争取 1700 余名伪军反正，将解放区扩大到沁 阳、孟县、济源地区。在此期间，冀鲁豫军区部队发动南乐战役，攻占南乐 县城及周围据点 32 个，歼灭日伪军 3400 余人，解放了卫河以东大片地区。 此外，太行、太岳、冀南等军区部队还先后收复陵川、沁源、阳城、左权、晋城、和顺、南宫、新河、安泽等具城。

山东军区的春季攻势以打击大股伪军为主要目标。2 月初，鲁南军区部队在鲁中军区一部配合下，向泅水地区的伪军荣子恒部进攻，攻克泅水县城及据点 16 个，歼灭伪军 1600 余人，争取伪军 400 多人反正。2 月中旬，胶 东军区 5 个团又 5 个营在民兵配合下，向盘踞在莱阳东南玩底(今万第)为中 心的五龙河及大小沽河中游地区的伪军赵保原部发动进攻，激战 8 昼夜，歼其 9300 余人，赵率残部逃入即墨县城。3 月上旬，鲁中军区 4 个团和地方武 装一部发起蒙阴战役，歼灭日伪军 1300 余人，攻克蒙阴县城。4 月中旬，渤 海军区 3 个团向寿光东北侯镇至羊角沟一线的伪军张景月部发动进攻，至 5月 15 日战役结束，攻克据点 24 个，歼灭伪军 4200 余人，解放洱河以北、小 清河以南大片地区。
　　晋察冀军区确定 1945 年开辟雁北、察南、绥东、热河、子牙河东和大清河北等地区，在全面做好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从 5 月开始大规模的战役攻势 行动。冀中军区针对当时情况，先于 4 月中旬发起任何战役，一举攻克任丘、河间县城。5 月初，冀中一部发动文新战役，收复文安、新镇县城；另一部 发起安饶战役，相继攻克安平、饶阳和武强县城。尔后，冀中军区部队又收复了深泽县城和重要据点新安镇。冀晋和冀察军区部队向边缘区和被根据地包围的敌占城镇进攻，袭入平山、繁峙、徐水、崇礼、山阴和保定，攻克灵 丘县城和 100 多个据点，逼近北平近郊。冀热辽军区部队在粉碎日军和伪满军的春季“扫荡”中，积极打击敌人，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之“扫荡”，而且 乘胜解放了大片地区。
　　晋绥军区部队春季攻势的重点首先向离石至岚县公路展开进攻，尔后又 转移兵力攻击五寨至三岔堡公路沿线之敌。历时 68 天，作战 537 次，歼灭和 瓦解日伪军 2400 余人，收复方山、岚县、五寨县城及据点 54 个，扩大解放
区 3840 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9.4 万余人。八路军在春季攻势中，共歼灭日伪军 5.7 万余人，收复县城 24 座，扩大解放区 8 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百万以上。
　　新四军 1945 年春季攻势

1945 年初，日军为便利物资运输和分割我淮 北与淮南联系，集结兵力打通淮河与运河交通。淮南军区在 2 师主力尚在津 浦铁路西参加反顽作战的情况下，集中民兵伏击、袭扰敌人，使敌在 1 个月中几乎天天遭到攻击。随后，淮南地区武装攻入旧县、金沟、黎城。淮北军 区主力一部及地方武装袭击五河、新集、泗县，迫敌撤退，使其开辟淮河交 通计划破产。第 3 师兼苏北军区针对日伪军调整部署，防务疏漏等情况，在 沭阳、淮阴、灌云地区发动攻势，作战 3 月，攻克据点 22 个，歼灭日伪军700 余人，解放灌河以北广大地区。4 月，第 3 师调集 11 个团发起阜宁战役，攻克阜宁县城和据点 22 个，毙伤伪军 339 人，俘 2073 人，扩大解放区 250 平方公里。苏中军区部队在三垛至河口间设伏，歼灭日伪军 1800 余人。第 5 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在集中主力恢复白兆山、四望山根据地的同时，一部兵 力以洪湖为依托，将解放区扩大到石首、公安、华容地区。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军准备实行军事战略转

变 1945 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德国投降，日本帝国主 义也面临最后崩溃。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于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走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 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朱德在会上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 事报告，他强调指出我军在抗日战争后期必须准备“实行由抗日游击战争到 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并提出准备大反攻的各项任务与措施。在“七 大”精神鼓舞下，我军发起规模巨大的夏季攻势，并积极准备大反攻。
　　八路军 1945 年夏季攻势

太岳军区一部于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在晋甫 地区发动攻势，作战 20 余天，攻克据点 40 多个，收复安泽和高平县城。太 行军区部队，6 月底至 7 月上旬发动安阳战役，同时向元(氏)获(鹿)、武(安) 沙(河)、沁(阳)博(爱)地区进攻，共歼灭日伪军 4800 余人，攻克据点 50 多 个，逼近平汉铁路和安阳等城镇。冀鲁豫军区部队，5 月发动东平战役，歼 灭日伪军 1900 余人，解放东平全境。尔后，向成安、临漳、安阳地区和丰县、单县、虞城地区展开攻势，攻克和收复丰、单、虞 3 座县城。7 月，发起阳谷战役，歼灭伪军 2300 余人，攻克阳谷县城。配合阳谷战役的各部队分别收 复巨鹿、广宗、馆陶、冠县、武城等 5 座县城。

山东军区部队，5 月粉碎日伪军 3 万余人对鲁中、滨海的“扫荡”，作战 20 天，歼敌 5000 余人，击毙日军第 53 旅团少将旅团长；尔后集中兵力以 胶济铁路东段为重点发起攻势。6 月，鲁中军区 5 个团及地方武装共 5 万人 向潍县、昌乐地区伪军厉文礼部发动进攻，作战 20 余天，歼灭伪军 7300 多 人，攻克据点 60 余个，扩大解放区 1700 多平方公里。嗣后，鲁中与滨海军 区部队向诸城地区的伪军张步云部发动进攻，作战半月，歼敌 5000 余人，扩 大解放区 2500 平方公里。在此期间，渤海军区部队在胶东军区一部配合下，于 7 月底发动讨伐伪军张景月部战役，8 月中旬结束，歼灭伪军 2540 人。此 外，还进行了蒲滨、临费边、郯码等战役，共歼灭日伪军 1.1 万多人，攻克滨县、南皮、沾化、德平、庆云、邳县、郯城等 7 座县城和柳庄等一批重要 据点。
　　晋察冀军区所属之冀晋军区以 6 个团及 6 个县支队的兵力于 5 月 12 日发 起雁北战役，连续作战 50 余天，攻克和逼退敌据点 40 多个，歼灭日伪军 700 余人，扩大解放区 5000 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 40 万。与此同时，冀察军区 6 个团及部分游击支队在民兵配合下发起察南战役，胜利后又将攻势指向察北、平北和北平外围，经过近两个月作战，共歼灭日伪军约 2000 人，攻克 怀安、涞源、崇礼县城及其他据点 117 个，扩大解放区 3400 多平方公里，解 放人口约 57 万。冀热辽军区部队于 6 月中旬发起热辽战役，7 月末战役结束， 摧毁了敌人在热南的部分“人圈”，解放锦州至承德铁路两侧大片地区。冀 中军区部队于 6 月 8 日至 7 月下旬相继发动子牙河东战役及大清河北战役， 共作战 200 多次，歼敌 7100 余入，攻克和收复大城、献县、交河及据点 100 多个，扩大解放区 5300 多平方公里，逼近平、津市郊。

晋绥军区部队向忻县至静乐和神池至义井公路沿线之敌进攻，作战 40余天，攻克一批据点，炸毁桥梁 40 多座，切断公路 50 余处。 八路军在夏季攻势中，共歼灭日伪军 6.8 万余人，收复县城 33 座，扩大解放区 6.8 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240 余万。
　　新四军 1945 年夏季攻势

 5 月 21 日，第 4 师兼淮北军区部队集中 1.3 万人兵力，采取攻点打援战术发动宿南战役，至 7 月 1 日战役胜利结束，歼 灭伪第 15 师 2100 亲人，解放宿县西南大片地区。在此期间，淮北军区还以地方武装 9 个团在 4 师主力一部配合下发动睢宁战役，作战 20 天，歼灭伪军2200 余人，攻克睢宁县城及据点 17 个，扩大解放区 300 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20 万。与此同时，第 7 师兼皖江军区部队于 7 月上旬一度收复至德县城 及彭泽与至德间部分地区。苏北和苏中军区部队继续打击伪军孙良诚部，攻 克敌据点数十处，歼敌一部并争取伪军近千人反正。淮南军区部队争取嘉山县伪军保安大队反正，并乘胜攻入该县城。
　　新四军在 1945 年的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 3.8 万余人，扩大 解放区 8 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240 多万，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基本联成 一片。
　　华南抗日游击队 1945 年攻势作战

1945 年初，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和 军政委员会鉴于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南段，重占沿海地区，广东处于全面沦陷 状态，决定将攻势作战重点指向粤北和南路地区。据此，东江纵队以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由东江向粤北发展，进入英德后分开活动。北江支队经过半年 频繁战斗，在佛冈、新丰、翁源间建立了拥有 20 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西北支队跨过粤汉铁路，攻占清远东北之横石和高田等据点，建立了以文洞为中 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第 3、第 5 支队北渡东江，会同第 4 支队等部横扫增城、博罗地区的日伪势力，经过几个月作战，开创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使东江两岸的解放区连成一片。留在东江以南的各支队，出击广九 铁路两侧、惠阳东部和海陆丰地区，攻克许多据点，扩大了解放区。
　　在珠江三角洲，1 月 15 日正式成立珠江纵队，在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 员梁嘉指挥下，对该地区日伪军展开攻势，解放村庄 400 多个，巩固和扩大 了五桂山根据地。入夏后，第 2 支队一部挺迸西江，与广宁、四会地区的起义部队会合，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尔后向怀集、阳山、连县推进， 同东江纵队西北支队打通了联系。
　　在粤中，中区人民抗日解放军打退顽军 5 路围攻和两打高明获胜后，集 中主力向阳春、阳江地区挺进，途中在新兴县焦山村遭顽军突然袭击，司令员梁鸿钧等 60 余人壮烈牺牲。部队折回粤中，袭击恩平县城，取得春湾、合 水战斗胜利，继在新兴、恩平、开平、阳春、阳江、台山、新会等地坚持斗争，开辟了以台山县大隆洞为中心的游击区。
　　在雷州半岛，中共南路特委于 1945 年 1 月，在高州、雷州地区，先后组织武装起义，成立南路人民解放军，转战于高州、化州广大地区，打退了国 民党顽军的多次进攻，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4 月，在廉江新塘集训主 力，并将部队统一整编为南路纵队，周楠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 5 个团 3500 余人，在遂溪北部、廉江南部 30 万人口的敌后地区建立了初具规模的游击根 据地。

在潮汕地区，中共党组织于1945年初恢复武装斗争，先后在潮(安)汕(头)
地区各县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部队曾发展到 3 个支队 2000 多人， 在上述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在 1945 年对敌斗争中，共歼灭日伪军 1800 余人，缴枪 1000 多支(挺)、炮 6 门，扩大与巩固了华南解放区。
　　1945 年春夏季攻势作战，由于我军加快了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指 导思想更加明确，指挥日趋统一，打击重点进一步集中，作战规模逐渐扩大，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军共歼灭日伪军 16 万余人，攻克县城 60 多座，扩大解放区 24 万余平方公里，把敌人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线 上及沿海地区。至 8 月初，解放区面积达 86.4 万分平方公里，人口 1 亿多， 军队达 93 万余人，民兵达 220 多万人，为展开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二、举行全面反攻，夺取最后胜利

准备全面反攻

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早于 1944 年 4 月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 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此，中共 中央和中央军委积极采取措施，在局部反攻过程中，加紧进行全面反攻的准 备工作。
　　一是加强对敌占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城市和交通要道，是夺取 抗战最后胜利的极为重要的地区。为了进一步做好城市工作，中共中央于1944 年 6 月 5 日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 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和准备城市武装起义提到极重要的地位，认真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 配备干部，开展工作。根据中央指示，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军队政治部都建立 健全了城市工作部和有关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委员会，从地方和军队抽调并训练一大批城工干部，派往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对群众及伪军警、伪政 权人员，深入开展宣传、组织与争取工作。这时不仅加强了北平、天津、上 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工作，而且对济南、青岛、石家庄、太原、长治、杭州、宁波、郑县(今郑州)、开封、香港等城市及许多敌占县城与交通要道也加紧了工作。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加强，使我党控制了一部分伪军、伪 组织，在若干城市动员了群众，准备了武装起义的内线力量，为在大反攻时 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创造了条件。

二是加紧整训部队。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要求我军不仅要增加数量，而且要提高质量，逐步实现由抗日游击战向抗日正规战的军事战略转变。为 此，中共中央于 1944 年 7 月 1 日发出由毛泽东拟订的《关于整训部队的指 示》，提出为在大反攻时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 国，并对付国内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 队，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 大的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10 月 12 日，又 作出《关于加强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之决定》，号召全党研究战争，学习 军事，实行大练兵，要求在冬季 4 个月内至少整训主力军 60％、游击队 30％和轮训全部民兵。中央的指示与决定，还分别对整训的时间、内容和练兵方法，以及要达到的目的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强调训练干部和班以下骨干。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遵照中央的指示与决定，并结合各 自的实际情况，制定训练计划，开展了军政大整训。政治整训主要是学习古 田会议决议和谭政 1944 年 4 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 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由谭政起草，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修改，井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它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 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又一个政治工作历史文献，对加强我军建设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各部队在深入学习上述文献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并在部队中普遍开展“尊干受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士兵拥护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官兵之间、上下之间达到了空前团结。军 事整训着重开展以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和土工作业等技术训练为主要内 容，采取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等群众性练兵形式，使冬季练兵运动获得良好效果。此外，还通过各抗大分校、随营学校、教导团和教导营、轮训队等培训大批干部和骨干。经过整训，部队极大地提高了军政素质和技术、战 术水平，尤其锻炼了干部带兵、练兵、用兵、养兵的能力，为在大反攻时大量扩编部队和建立正规兵团培养了骨干。
　　三是建立联络机关，搜集战略情报。1944 年 9 月 9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 出《关于建立联络机关的通令》。通令指出，为准备在大举反攻时配合同盟国军队作战，决定在晋绥、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新四军军部、 鄂豫皖及东江、琼崖等部队中设立联络处，在胶东、浙东、苏北、苏中、苏 南、冀中、冀东等地部队中设联络科，在某些军分区根据需要设联络站，对日伪军经常不间断地进行战略侦察。根据军委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 游击队都先后抽调人员，配备器材，建立了机构，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情报搜 集工作，基本掌握了日伪军的重大动向和分布状况，为我军的反攻作战提供决策依据。有些重要情报还及时通报给盟军和国民党军队。新四军第 5 师与 驻华美军第 14 航空队建立军事情报协作关系，为其派驻大悟山地区的情报组 提供大量情报，对美国空军准确攻击日军目标起了重要作用。
　　四是加强军需、军工生产，改善后勤保障。为准备反攻和加强后勤工作 需要，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第一，统一供给制度。继《八路军、新四军供 给工作条例》颁行后，1945 年正式公布《第 18 集团军暂行供给办法》，明 确规定了各级供给干部的职责、规章制度及实施方法，使我军后勤保障工作向统一和正规方向迈进。第二，扩大军工企业，增加军工生产人员。八路军 军工部的直属单位增加到 8 厂和一个实验所等，连同军工部机关，共有人员1600 多人；各大军区均尽力发展军工生产。到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有百名以上工人、10 台以上机器设备和固定厂房的军工厂达 50 余个，总人数近万 人。第三，加紧采购军用物资，尤其注重购买棉花、染料，以及药品和有线、 无线电讯器材。第四，调动军工生产积极性，增加军品产量。广大军工在“一 切为了抗日前线的胜利”口号的鼓舞下，以多造武器，造好武器的实际行动 支援抗战。到 1944 年下半年，新四军第 1、第 2、第 3、第 4 师最高月产步、 机枪弹 8 万多发(不含 3 师)、手榴弹 4 万多枚、地雷 5000 多个、迫击炮弹1500 多发。手榴弹已能自给，迫击炮弹、枪榴弹、掷弹筒弹自给 70％，其它弹药自给 30～35％。晋绥军区兵工厂生产的手榴弹比 1943 年增长了 5 倍， 还制造了掷弹筒 500 个、各种炮弹 6 万余发。在抗战期间，八路军太行军工 修枪数万支，造枪 9758 支、掷弹筒 2500 具，迫击炮改平射炮数十门，复装 和新制子弹 223 万余发、手榴弹 58 万余枚、掷弹筒弹 19.8 万余发、各种口 径的迫击炮弹 3.8 万分发。第五，调整交通乒站线，加快物资运输。八路军加强了由延安至前方的交通运输线。晋绥军区于 1944 年 9 月决定将各军分区兵站统归军区后勤部领导，在兴县设立兵站总站，管辖 7 个分站和 15 个派出所。新四军成立淮南交通总站，开辟了从军部至各师以及一些邻近师间的交 通运输线，运输方式亦由人、马运送发展到部分用汽车、汽艇和轮船输送。 五是学习与贯彻“七大”精神。八路军、新四军认真传达大会的精神， 组织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深刻地领会了党的政治路线，进一步明确了军事斗争任务和奋斗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从而为全面反攻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展开全面反攻

1945 年 8 月上旬，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这对日本投降起了加速作用，使中国抗战出 现了空前有利的形势。为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利用大部敌军及其所占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均处于我解放区包围之中的有利态势， 向敌占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全面反攻。从 8 月 9 日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分别在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对日伪军盘 踞的城市与交通要道发起大规模进攻。
　　由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程子华等领导的晋察冀军区部队约 11 万人， 以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大同、丰镇等城为重点，向平汉、同蒲铁路北段，平绥铁路东段，北平至山海关间北宁铁路沿线之日伪军进攻， 同时以冀热辽军区主力向东北挺进，配合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各部奋 勇前进，积极作战，至 9 月 2 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克集宁、丰镇、张家口、 山海关、秦皇岛、蠡县、安国、怀安、涞水、无极等县以上城市 35 座，并包围北平、攻入天津、保定和石家庄等城市，收复了冀、热、察等省广大地区。 由罗荣桓、黎玉等领导的山东军区部队 23 万人，组成 5 路野战军，在10 万民兵与民工的支援下，同时向山东省境内的日伪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以鲁中军区部队组成第 1 路军，向胶济铁路西段及泰安、临沂等地日伪军进攻， 并在渤海军区部队配合下以主力进军济南。滨海军区部队组成第 2 路军，北 向胶县地区进攻，配合胶东军区部队进军青岛；南向陇海铁路东段沿线及连 云港以北沿海之日伪军进攻。由胶东军区部队组成第 3 路军，以青岛为重点， 向潍县(今潍坊)以东胶济铁路沿线之日伪军进攻，一部进攻胶东沿海各敌占 城镇。由渤海军区部队组成第 4 路军，向津浦铁路济南至沧县(今沧州市)和 胶济铁路西段沿线之日伪军进攻。由鲁南军区部队组成第 5 路军，向徐州及 津浦铁路滋阳(今兖州)至徐州段沿线之日伪军进攻。各路部队互相配合，取 得了重大胜利，至 9 月 2 日，山东军区部队分别攻占威海卫、烟台、莱阳、蓬莱、即墨、临朐、胶县、章丘、吴桥、莱芜、泗水、赣榆等县以上城市 36 座，切断了胶济、津浦铁路，包围了济南、青岛、徐州等地的日伪军。

由贺龙、吕正操、林枫领导的晋绥军区部队 3.4 万余人，在北线，向以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平绥铁路西段攻击；在南线，向以山西 省会太原为中心的同蒲铁路北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至 9 月初，晋绥军区部 队分别攻克武川、和林格尔、清水河、神池、文水等县城 11 座及许多据点，并攻入归绥，逼近太原，收复了山西、绥远省一些地区。

由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约 19 万人，向晋冀鲁豫边区周围各主要交通线及城镇之日伪军进攻。以太行军区主力，向上党地区、道清铁路沿线及榆次、太谷等地进攻，并以一部兵力配合晋绥军区 部队夺取太原。太岳军区部队向同蒲铁路南段沿线和潼关至孟县间黄河北岸 地区的日伪军进攻。冀鲁豫军区部队除一部配合山东军区部队进军济南外，另分兵 3 路：以 11 个团和地方武装组成北路军，向平汉铁路安阳至邯郸段以东地区和德石铁路沿线的日伪军进攻；以 13 个团组成中路军，围攻新乡、开 封地区的日伪军，以 3 个团组成南路军，配合中路军进逼开封，歼灭以开封 为中心的陇海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各部昼夜进军，连续作战。为适应大反攻 作战需要，8 月 20 日，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 治委员，统一指挥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 4 个军区部队。至 9 月 2 日 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分别攻占昔阳、襄垣、博爱、辉县、平陆、冀县、临清、 沛县等县城 42 座和许多据点，包围了开封、郑县、安阳等城的日伪军，解放了大片国土。
　　由王树声、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部队 1 万余人，分路向郑县以西和以 南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发动进攻，占领了密县、登封县城和数十个日伪军据点，收复豫西一些地区。
　　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领导的新四军 31 万多人，向华中各地日伪军展 开猛烈进攻。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皖江军区部队分别向津浦铁路南段、长江下游北岸及运河沿线的日伪军进攻，鄂豫皖湘赣军区部队，以武汉为重 点，向平汉铁路南段沿线及鄂南的日伪军进攻；苏浙军区部队，向南京、上 海和宁沪铁路沿线的日伪军进攻。至 9 月初，新四军各军区部队分别攻克了 永城、沭阳、涟水、六合、兴化、无为、溧水、金坛、广德等县城 32 座及数 百个集镇，攻入芜湖，逼近南京、上海、杭州、鄞县、宁波、武汉等大中城
市。
　　由曾生、冯白驹、林锵云、罗范群、林美南、周楠等领导的东江、琼崖、 珠江、中区、韩江、南路等纵队共 2.7 万人，分别向粤汉铁路南段和广九铁路沿线、海南岛、雷州半岛及香港至汕头沿海地区的日伪军发动进攻，至 9 月初，攻克了宝安县城及数十个重要据点，逼近广州、香港、海口、汕头等地，收复广东省大片沦陷区。
　　从 8 月 9 日至 9 月 2 比在不足 1 个月的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 游击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积极向日、 伪军盘踞的城镇及交通要道进攻，收复县以上城市 150 多座，几乎切断了日 军占领区的所有铁路交通线，迫使其纷纷向大中城市撤退。据延安总部不完 全统计，共歼灭日伪军 7.6 万多人，缴获长、短枪 7.3 万余支，轻、重机枪900 多挺，各种炮 160 余门，取得了反攻作战的胜利。与此同时，东北抗日联军也积极向日、伪军盘踞的一些据点和交通要道展开进攻，予敌以有力打击，配合了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作战。

歼灭拒降之敌

在中国解放区军队和苏、美等同盟国军队的强大打击下，日本帝国政府于 8 月 14 日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5 日中午日本 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投降。9 月 2 日重光葵外相、梅津美 治郎参谋总长代表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宣告胜利结束，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也已完结。9月 3 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是，美国为取代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力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美国总统杜鲁门通过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令日军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不向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缴械。美国还派出大批飞机和舰船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 进攻解放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不仅如此，美海军陆战队先后在秦皇岛、天津、塘沽、青岛等地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夺城市、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 日军屈从美国，听命于蒋介石，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通令所 属各部，只向蒋军投降，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 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在他指挥丁，日、伪军不仅固守大中城市和重要交通线，而且还出动兵力夺取已被八路军和新四军收复的 文水、益都、即墨、延津、封丘、海门等 10 多座县城和一批据点，准备交给国民党军队。国民党蒋介石为巩固其独裁统治，抢夺抗战果实，不准我军参 与受降，而由国民党在南京单独接受日军投降，并委任冈村宁次为“中国战 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连络部长官”，令他指挥日、伪军扼守城镇及交通要道，等待国民党军队接收，同时将沦陷区(包括解放区)划分为 16 个受降区，下令各战区、各方面军以各种输送方式加速推进，企图借此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武装力量，占领华南、华中和华北各解放区，进而夺取东北。
　　针对当时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于 8 月 22 日决定改变原定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方针，转取以夺取中小城市和控制广大乡村为主的方针， 指令我军继续歼灭拒降之敌，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 扩大反攻战果，同时，坚决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经过两个多月的胜利作战，八路军各部队在华北地区攻克了蓟县、 玉田、迁安、浑源、蔚县、阳原、高阳、邯郸、邢台、焦作、离石、菏泽、 平度、临沂、平原等县城 90 多座，以及东北地区的一些城镇，完全解放了热、 察两省和晋、冀、鲁、豫的广大地区，使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与东北 解放区贯通了联系。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攻占萧县、灵壁、淮阴、淮安、盐城、高邮等县城 8 座和一批集镇。华南游击队在顽强抗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情 况下，一度攻克儋县、感恩(今感城)和许多日伪军据点，取得了很大胜利。 东北抗日联军也攻克一些敌占城镇据点。
　　在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运筹帷幄， 审时度势，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发动全面反攻，并适时改变作战指导方 针，因而使我军能在短期内歼灭日军 1.3 万余人，伪军 38.5 万多人，缴获步、 马枪 24.3 万余支，轻、重机枪 5000 多挺，各种炮 1300 余门.攻克县以上城市 250 多座，取得了伟大胜利。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经过 8 年 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支援下，在苏、美等同盟国军 队的配合下，彻底地打败了凶残、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自 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八年抗战，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共作战 12.5 万余次，歼灭日伪军 170 余万人，缴获 各种枪 69 万余支(挺)、各种炮 1800 余门。收复国土 104.8 万余平方公里， 解放人民 1.255 亿，抗击、牵制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有力地配 合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并且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使我军从抗战开始的 9 万余人发展到 127 万人，民兵达 268 万 余人，成为一支经受了长期战争锻炼和考验的巨大革命力量，为夺取新民主 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抗战能够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首先是在我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断克服了抗战中出现的妥协、投降和分裂危险， 巩固和坚持了团结抗战，其次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广泛而深入地动员人民群众参战，造成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低劣等 缺陷的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前提，第三是实行了持久战 的战略总方针和在敌后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并适时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第四是发挥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积极作用， 创造了克敌制胜的各种战略战术，第五是我军继承并发扬了红军的艰苦奋 斗，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和优良的战斗作风，成为全国抗日军队的楷模，此外，还有国际援助等等。中国抗战的实践证明，没有中国人民的 觉醒，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绝不可能的。

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我国各族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奴役、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同时也是积极支援与配 合世界人民反对国际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最 早，持续时间最长，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日本投降长达 14 年之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几乎抗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全部兵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的日本陆军兵力一直比太平洋战场 多。据日本统计材料，在整个战争中死伤军人 185.8 万中，就有 138 万是在 中国战场，超过死伤总数的 70％。我国军民在抗战中死伤和失踪达 2180 余 万人，其中军队伤亡约 370 万人，财产损失 1000 多亿美元，为打败日本法西 斯付出了最大代价。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束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手脚，迫其 不得不放弃“北进”计划，使苏联在卫国战争中避免了两面作战，得以从远 东地区先后抽调共 54 万余人用于对德作战。同样，中国坚持长期抗战，延缓 了日军的“南进”时间，打乱了其“南进”部署，为美、英等国在太平洋战场抗击日军的进攻和实施反攻创造了条件。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重要战场之一，中国人民是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一支主力军，中国抗战对打败 日本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