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税局电话是多少: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和散文

赋体受诗的影响，语言趋向骈偶化。骈偶作为一种增加语言对称美的修辞手法，被辞赋家们逐渐刻意追求和雕琢，于是骈文逐渐取代了辞赋，成为“一代之文学”。骈文和散文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散文是一种比语言精练而又不受形式约束的自由体文章。由于文人大量地自觉运用骈偶这种修辞手法，因而南北朝的散文并不发达，只在史传、地理等学术著作中有些优秀作品，成就较高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北魏杨   之<洛阳伽蓝记》。

一、魏晋南北朝辞赋

魏晋时赋的发展呈现出两种趋势。在内容方面是咏物赋增多，大多取材于“草区禽族”，而在此外的一些作品中抒情成分增多，在形式方面则表现为除个别大赋外，作品的篇幅普遍短小，行文也日趋活泼，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汉赋堆积名物辞藻的板重之习。最能代表这一时期辞赋发展成就的，当推曹植、王粲、潘岳和左思等人。

曹植最著名、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是《洛神赋》。赋序称“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可知此赋的写作是受到宋玉《神女赋》的启发。它以浪漫手法，通过幻想境界，描写了一个神人相恋，而又无法结合，终于含恨分离的悲剧故事，充满着抒情气氛与神奇色彩。作者将一位端庄秀丽的美女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传神。特别是写她将至的神情，更画出了水上女神的特点，给人以若真若幻的感觉，“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这种描写，其成就远非宋玉《神女赋》可以比拟。

王粲在辞赋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诗歌。曹丘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王粲的《登楼赋》是其代表作。

《登楼赋》是王粲在荆州依附刘表时所作。因得不到刘表的重视，深抱怀才不遇的感慨，又见国家离乱，有家难归，内心充满悲愤与忧惧。故借登楼骋想，寓情于景，写下此赋。一开始描绘荆州的险要与富庶，想“聊暇日以销忧”，然而“虽信美而非吾土兮”，郊野的美景更引发了故乡阻隔的情怀。接着抒写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把眼前之景与欲归不得的忧思联系起来，揭示了当时南北“壅隔”的政治背景。最后进一步抒发时难未平、壮怀莫展的感慨。情感如谷中溪流，斗折蛇行，以舒缓深沉的笔调委婉曲折地表达出来，达到了情景融为一体的艺术效果。

潘岳赋以长于抒情见称，《秋兴赋》、《西征赋》、《闲居赋》都是其颇负盛名的代表作。《秋兴赋》是潘岳三十二岁时所作。潘岳少年得志，因才高而招致怨恨，栖迟十年，不得升迁。他沉沦下僚，内心苦闷，就写了《秋兴赋》，赋将他的情怀描写得十分恬淡清婉，丽而不繁，柔而不靡，别具一种清丽的风格。

此外西晋时期，大赋的数量有所增加，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左思的(三都赋》。赋假设西蜀公子、东吴王孙与魏国先生三人论难，分别描写蜀国、吴国、魏都的山川城邑，物产风俗，田猎歌舞，典章制度。其特点在于强调真，所走的仍是汉大赋堆砌名称，铺张扬厉的老路。描写方面，除《蜀都赋》中描写蜀地富饶及风俗两段较为警粹外，大都缺乏精采生动之笔。故此赋虽然“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但终因缺乏独创性而文学价值不高。

辞赋在南北朝时，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变平淡为绮丽，变典雅为新奇，语不单行，文益藻绘，色彩更为浓丽。其杰出的辞赋家首推鲍照。《芜城赋》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这是一篇慨叹历史兴衰变化的吊古之作。芜城指广陵(今扬州)，广陵至西汉时已成繁华都市，到刘宋时连遭破坏。鲍照大约于大明四年至广陵，见其荒凉破败，乃作此赋以抒发其今昔盛衰之感，故以“芜城”命篇。赋首先通过今昔盛衰的强烈对比，将一个“芜”字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描写城市荒芜一段更是凄清可怖，使人读后产生无限的悲伤与惆怅。然后在此描写的基础上直抒胸臆，以芜城之歌作结：

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垅残。

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

华屋丘山，人生无常，任你盛极一时，到头来不过一扦黄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赋通过广陵城的盛衰变化，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图修也以休命”的妄想进行了含蓄的讽刺，对乱后的荒凉破败寄寓了深沉的感慨。

与其同时的谢惠连和谢庄，分别因《雪赋》和《月赋》驰名赋坛。他们将山水诗创作中的清新风格带入了赋中，使作品具有一种清高绝俗的意境。他们的功绩在于丰富了赋的咏物技巧，将咏物赋推向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时间稍晚的扛淹，也是南朝一位著名的赋家，他的《恨赋》、《别赋》构思新颖，是南朝抒情小赋的名篇。《别赋》描写了富贵、任侠、从军、去国、夫妻、方外、恋情等各种离别情景。《恨赋》描绘帝王、列侯、名将、美人、才士、高人等各种人的遗憾，即充分发挥了赋体空间结构的优势，又能以情感主线加以贯穿，因而有纵横排宕的气势。赋中的藻饰恰到好处，文字清浅婉丽，汲取了《诗经》风诗的情韵。

庾信是由南人北的辞赋大家，他融合南北赋风作为一体，其赋既具有南赋的流丽清绮，又具有北赋的贞刚气质，从而形成一种绮丽苍劲的风格。其最杰出的代表作是《哀江南赋》。此赋是他晚年在北周怀念故国、自悲身世的作品。全赋以个人身世为线索，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深刻地揭露了梁武帝的昏庸腐朽，梁元帝的自私忌刻，反映了梁朝覆亡前后的历史巨变。《哀江南赋》不仅内容丰富，其艺术构思与描写技巧也达到很高的水准。它以叙述为主，又于叙述之中穿插描写与抒情，使虚实相生；疏密相间，文采富丽，情韵苍凉，形成既沉郁浓丽，又顿挫有致的艺术风格。

二、魏晋南北朝的骈文与散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泛滥，不少文人生活在帝王、贵族周围，他们的生活、思想、艺术趣味都受到很大的束缚，为了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骈文这种特特别注意形式美的文体，便受到当时文人的欢迎，大大地繁荣起来了。

骈文在句法上讲求对偶，句的字数趋向骈四俪六，在声律上讲求平仄，还多用典故、比喻、夸张、物色等技巧，是诗化的散文。内容较深刻、有独特风格、比较优秀的作品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是文学史上较早的一篇用骈文写成的家书，开骈文体书信的先河。文章以锤炼精工的笔力，烘染大雷岸四周的景色，呈现出无限奇突壮伟的气势，简直是一幅非常生动的重峦叠嶂图。其描写远望庐山的一段非常传神：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书信之文，如此以写景为主，以前是没有的，可谓山水文学中韵珍品。这种书信还有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即语言清新，以骈为主，但只求语意对称，不求对偶工整，读来清新峻拔，别具风格，其中有云：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有动有静，色彩明丽，笔调清新自然，可谓延续了谢灵运吐言夭拔的一面。

吴均的文章也具有这种特点。他善于以骈文写书信，而以写景见长。特别是他的代表作《与宋元思书》，音韵和谐，语言流畅，观察细致，描写入微，风格清新，意境高远，宛如一幅非常优美的深山绝谷图。《梁书·吴均传》称“均文体清拔有占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这是骈文的一种清新峻拔的风格。

与这种清拔风格相对立的是徐陵、庾信体的稼丽。在梁时，两人同为“宫体”作家，“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周书、庾信传》)。徐陵的文章今存者不少，且多长篇大论。其最著名的为《玉台新咏序》，这是一篇最能代表徐庾体风格的文章。文中描绘了一位艳妆丽质的贵族妇人，在“绛鹤晨严，铜蠡昼静”的时刻，她“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于是“燃脂冥写，弃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这已是脓艳之极。而全文几乎全用典故来叙写，语言极其华美，且复骈四俪六，隔句作对，与吴均的骈文呈现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

在魏晋时期，也有一些好的散文篇章。如诸葛亮的《出师表》。

此表作于建兴五年(227)第一次出师北伐之时。主要劝导刘禅要广开言路，励精图治，严明赏罚，举贤授能，以完成刘备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表明自己“兴复汉室”的坚定意志，表现了诸葛亮忠恳勤恪、贤明正振的思想性格和对蜀汉的无限忠诚。文章叙事详切，说理透彻，字里行间，感情充沛。全文以散句为主，插入一些骈句，使文章介于骈散之间，整齐而有变化。语言朴质，语气舒缓，与文章的感情色彩十分协调，因而受到历代推重，成为千古名作。

南朝自齐梁以后，散文日已衰微。北朝时却出现了两部颇有文学价值的学术著作，这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不过这些著作也受到骈文的影响，与汉魏散文风格颇不相同。

《水经注》四十卷，作者郦道元(?一527)，字善长，北魏范阳涿(今河北)人。《水经》原是三国时人写的一部记载全国水道的地理书，原书十分简略。郦道元经过许多实地考察和参考他所收集的四百余种资料，对原书作了大量的阐述与补充。记载了水道两岸的名胜古迹、神话传说和风土人情，写成了《水经注》，全书共30万字，10倍于原作。这部书突出的成就是对各地秀丽的山川景物、自然风光作了生动的描述，是魏晋南北朝山水散文中的佳作。如写长江《三峡》：

春冬之时，别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山献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语言凝练，写景生动，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此外，“黄牛滩”一节写“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的岩石，用“三朝三暮，黄牛如故”以形容纡回的江水，朴素而生动。《河水注》“盂门山”一段，写黄河“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   怒，鼓若山腾”，雄伟的气势，跃然纸上。书中这种简洁精美的描写，比比皆是，对后世游记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洛阳伽蓝记)五卷，作者杨街之，北平(今河北)人，曾做过北魏的抚军府司马，北齐的期城郡太守等职。北魏自公元495年迁都洛阳以后，统治阶级崇信佛教，大量修建佛寺。当极盛时，“京城表里，凡一千余寺”，杨街之在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5)，因行役到洛阳，有感于北魏统治阶层崇信佛教，大兴寺院，损害百姓，作《洛阳伽蓝记》，历叙洛阳佛寺沿革，兼及有关风俗景物、人物故事，揭露了贵族豪门的腐朽生活。全书语言洁净明快，描写生动细致，与《水经注》同为北朝散文中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