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99% 4成或将停产或倒闭

　　近几个月，关于中小企业的坏消息纷至沓来：广州的服装厂因订单锐减大面积停工；温州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3家企业因老板出逃或经营不善濒临破产；根据国家工信部日前出台的统计数据，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同期增长0.3%，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亏损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人工涨、汇率涨、原材料价涨；用工荒、用电荒、资金短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轮危机，正在向中小企业逼近。日前，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用“危在旦夕”来形容现时中小企业的现状，他认为，“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全哲洙预测：估计8月份左右就有一批企业开始死去。

　　发改委2008年的资料显示，在中国中小企业有4200万户，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其生产总值占全国总产值的60%；上缴税收总数额占全国总税收的50%；全国65%的发明专利和80%的新产品都是由中小企业所研发的。因此，中小企业的生死存亡绝非小事。

　　2008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多中小企业被迫倒闭；经过近3年的复苏，国民经济运行状况逐渐好转，当下，经济基本面也并没有发生拐点性的波动，而中小企业的处境却似乎“比2008年还要艰难”，为什么？

　　显然，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且客观上还成了我们寻找经济问题成因的“替罪羊”。而今年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严峻生存状况，更多的是经济体自身内在的原因，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战略性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是多年来所累积的制度和政策的综合产物。它的危机，内嵌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这次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应该使全社会，尤其是政府思考这样的问题：它们陷入困境，是哪些体制性的因素所造成的？这次危机，也应该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破除制度和政策上的“内部人待遇”和“外部人待遇”区隔的重要契机。归根到底，政府应该尊重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维护好公平的游戏规则，提供完善的体制保证，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中小企业沉浮30年

　　文|本刊记者 |石  勇

　　从表象上看非常奇怪：即使经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中小企业仍像是长不大的孩子。

　　近段时间，央行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恰恰此时媒体报道浙江温州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效应。中国银监会和浙江省有关部门则否认温州中小企业存在“倒闭潮”，但承认其生存确有困难。

　　事实上，不仅温州，说长三角、珠三角等广大经济区域的中小企业，在今天多已陷入生存困境，并无夸张渲染之处。

　　而这次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所催生的“倒闭潮”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多年来所累积的制度和政策“外部人待遇”，以及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和集中引发。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小企业的危机，内嵌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权力市场经济”的阴影

　　在中国，“中小企业”这个概念，远比其看上去复杂，并非人员、资产和经营规模等指标所能完全界定。这是一个不停地运动的概念，它的变迁，反映的也恰恰是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反过来，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小企业的生死。

　　造成这种局面的，是中小企业，以及国有、民营的大企业所置身的市场环境，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并非独立于权力，而是权力主导构造，并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努力去控制的一个场域。

　　把市场置于权力的操控之下，从逻辑上，这意味着权力想让哪个行业赚得多，哪个行业就会赚得多，比如现在的房地产；而权力想让哪些企业死，它们就很难活下去，比如“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这一逻辑强大到这种程度，就全国范围而言，甚至哪个地区先发展，哪个地区后发展也取决于这一逻辑。

　　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从来不会在短时期内形成。中国也的确不太可能在短短的30年时间走完西方几百年所走过的路程。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在民间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易、博弈层面，需要一种自发演进，而在秩序层面，则需要国家提供体制性的基础条件。后者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像变魔法一样，企图呼唤出一个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市场，这个市场并不是把国家和市场分开，而是直接以市场而非市场的收益来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因此，权力习惯于对市场发号施令，其资源的配置，通过内部条子、制度性的安排、政策性的倾斜等等，都能操控市场中的企业的命运，进而实现对市场的掌控。

　　这使得我们的市场经济时时陷入尴尬，“权力市场经济”的身影忽隐忽现。这也导致企业所要面对的，除了市场本身的风险，还有来自权力意志的风险。换言之，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权力市场经济”的阴影中，直接地或间接地，都不可避免地被预设为国家主义的工具。

　　中小企业的命运变迁

　　作为改变中国社会的一种伟大的谋划，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生产力”不能论证制度合法性的一种焦虑。它与物质资源极为匮乏的民间在改变贫穷的渴望上不谋而合。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开始，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饱受压抑的民间创富热情极大地释放出来。

　　在这一时期，中小企业，其概念的外延主要是乡镇企业和城市中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充满活力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它拥有两个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其一是市场需求，特别是国内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巨大；其二是国家，尤其是对本地财政极为敏感的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可以说，以1992年为界，当时中小企业的创富功能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完全契合。这是中小企业的黄金时代。

　　但是，由于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这样的“关键词”，通不过仍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检验，中小企业的发展本身内含着政治上的风险。为了规避这一风险，很多企业都戴上了“集体企业”这样的合法性帽子，以寻求庇护。

　　这给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埋下伏笔。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分税制改革确立，改革也完全转向城市，深入到国有企业后，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突然间都失去了对权力的吸引力。在权力的庇护撤去和“改制”热潮的夹击中，它们在一夜之间，似乎都神秘地消失了。

　　1994年后，中小企业这一概念的外延又有了变化，主要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而在这个时候，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已经大大不同。比之80年代，外需最醒目地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强大杠杆；分税制和GDP主义的登场，则鼓励权力更深地介入经济市场，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者。

　　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来说，这是比80年代更有利的外部环境。由于产值在GDP主义中完全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它和政府有了利益上的共同语言。民营中小企业继续得到资金、土地、税收优惠的阳光雨露，甚至，在劳资矛盾中，它也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靠压低劳动力成本而生存发展的“路径依赖”稳固地形成。

　　而对于国有中小企业来说，已经面临大限。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势必把被认为效率不高、成为一个包袱的它们逐出体制；官商对于国有资产的渴望也使“改制”运动疾速推进。

　　到2005年左右，中国新的经济结构已经成型。“放小”使国有中小企业大多消失，包袱卸去；而“抓大”则成全了央企、垄断国企的霸主地位。这个时候，“中小企业”这一概念的外延又有了变化，基本上成为民营企业的代名词。

　　这一新的经济结构体现为一种二元经济结构：一“元”是巨无霸似的央企和国企，它们拥有庞大的市场和体制资源，获得权力的直接庇护，享受“内部人待遇”，能够攫取巨大的“市场收益”；另一“元”则是占企业总数99%的民企，它们一方面承担繁重的税负，另一方面在资金和政策优惠上边缘化，在产业链中位于低端，更多地是一种“血汗经济”。

　　这一二元经济结构宣告：离权力越远的企业，越不能活得很好；而离地方政府利益越远的行业，越是赚不了钱。而做实体的中小企业，恰恰符合这两个特征。

　　从1978年一路走来，中小企业走过乡镇企业的阶段，躲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风险，失去国有中小企业的缓冲，除了已经做大做强而“华丽转身”的以外，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不得不面对已经改变了的现实：整个社会的投机行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新一代劳工对权益的诉求。这已经是危机重重。

　　在政府的执政理念、社会管理理念、经济增长方式、政绩考核方式都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亟待蜕变。

　　终结“外部人待遇”

　　困境之中，“拯救中小企业”应该成为一个共识，尤其是政府的责任。

　　道理简单不过，中小企业垮掉，或在结构性收益有利于垄断国企，有利于投机的情况下不做实体而加入炒房、炒股、炒中药材、炒食品的大军，无论是所催生的庞大失业率，还是加速物价上涨、加剧整个经济的泡沫化，都会是一个噩梦。

　　有一串数据被一再重复：在中国，中小企业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创造的最终产品和附加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纳税额则达到国家税收总额的50%。警示性的信息清楚不过——中小企业的每一次危机，无异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痉挛，它的灾难超越经济主体的自生自灭范畴，而会引发社会灾难。

　　不仅中小企业，整个社会，就公共利益而言，都需要政府出手。

　　基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复杂性，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恐怕还很遥远，但的确，在中国经济发展了30年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劳工权益的觉醒，总体上已经对“血汗工厂”的模式说“不”。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工成本上升导致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只是一种描述，乃是以过去的“血汗经济”是合理的，并且应该继续下去作为背景预设，但这种恍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企业生存模式，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

　　保证工人的权益是企业继续生存和整个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需要。政府有义务对企业减税来抵消、补偿其中的企业成本。而税负沉重本身，也是造成企业生存困境的因素之一，更必须行动了。

　　大约一季度末开始，温州再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与近年来外界对温州关注的目光类似，这次也是“偏负面”。

　　4月下旬，差不多是同一天，江南皮革和波特曼餐饮两家温州企业负责人失踪，另一家电缆企业三旗集团倒闭。这3家企业前仆后继倒下引起媒体注意，一时间，“温州经济出大事”、“温州中小企业扎堆倒闭”等说法不胫而走。资金链断裂是企业倒闭的共同表征，这次也不例外，而其诱因被认为是收紧流动性导致融资难。

　　官方的动作似乎也在印证这些判断。5月4日，工信部发布通知，要求各省区市主管部门开展中小企业融资情况调查，15日之前，将调查报告报送到工信部。此次调查，涉及中小企业资金缺口、民间借贷实际利率、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中小企业户数等16项内容。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困境已引起全国工商联的高度关注，之前他们耗时两个多月对广东、浙江、江苏等16个省进行系统调研。其结果被媒体描述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难”。据悉，这份调研报告将递交国务院。有媒体报道指出，在成本上升等压力下，如今浙江、广东、江苏等地，一些中小企业已出现半停工、停工状态。

　　浙江当地的《今日早报》采访了上文涉及的几家温州问题企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他们所揭示的真相为：江南皮革是老板赌博导致债台高筑而致走投无路扔下公司外逃；波特曼餐饮连锁经营不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旗集团过度多元化扩张，早在2008年问题就陆续暴露。以三旗集团为被告的15份起诉书，立案时间集中在2009年底到2010年7月，而非今年之后。

　　温州全市今年私营企业注销户数534家(全市在册私营企业7.32万户)，同比还少伤亡近1/6。参照历年平均值，每年也有5%至10%的企业出现“关停并转”(表现为“注销户数”)。所以应该说温州并没有出现企业集中倒闭的现象，也不应简单地推导出温州经济出现危机的结论。

　　而本人近期在温州、金华、绍兴、湖州等地的调研发现另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各地一季度或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数据显示，尽管存在几乎所有生产要素全线上涨的情形，但各地均出现利润增幅大于销售额增长的情况，无一例外。以义乌所在的金华市为例，利润增幅达到52%。企业经营真相如何，是媒体误读夸大？还是危机前的回光返照？

　　为什么风声鹤唳？

　　客观地说，即将过去的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拐点性的波动，民营企业包括制造业基本状况总体正常，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的情形并没有出现。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过度反应呢？

　　其一，今年宏观经济红灯闪闪，心态更加脆弱，加重了悲观和看空氛围和预期。

　　与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现在的景况类似于股市的阴跌。全球金融危机就像暴风雨，既然是暴风骤雨，就会有停下来的时候，所以大家心里有底。而且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间接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客观上还成了我们的“替罪羊”。“替罪羊”除了给我们台阶和面子，还有一个好处是不至于让我们太悲观泄气。

　　但今年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严峻生存状况，更多的是经济体自身内在的原因，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战略性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而今年以来，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通胀形势，成为笼罩宏观经济的阴云。阴雨绵绵的气候比暴风雨更容易让人失去信心，特别是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和越来越紧的银根，加剧了悲观预期。媒体传出“现在比2008年更艰难”的说法，质疑者少，共鸣者多，因为很多人“感觉”确实如此。

　　其二，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更加恶劣，苦乐不均更趋严重。

　　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国企、大型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等不缺钱。获得资源的渠道和成本较低，所以并没有日子难过的感觉。而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以及负债率本来就偏高的大型企业，资金链长期超负荷运行。流动性稍一收缩，现金流窘迫问题立刻出现。

　　上文提到的浙江大多数地市今年一季度或1~4月份普遍出现利润增幅大于销售额增幅的情况，就是因为其调查对象限于规模以上企业。“规上”企业的好日子掩盖了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小企业的困境。使得苦乐不均现象更加严重，也增加了调控和协调发展的难度。

　　其三，政府和企业的进步都不大：企业不争气，政府不像话；企业的体质没有变强，该死的企业没有死成。

　　由于持续多年的房地产暴力和创投业“N10倍神话”(股权投资上市往往意味着数十倍的回报)的激励，资金热钱化快钱化不仅趋势未改，而且愈演愈烈，完全不受诱惑的企业不多。

　　去年温州市百强企业中将近一半的制造业企业，无一例外地涉足了房地产开发。而制造业开发房地产更具“优势和积极性”，可以将既有的公司业务作为融资平台，因为房地产业务的银行贷款比较敏感，政策调控波动大，以实体产业贷款比较方便。如果扣除这部分“马甲资金”，有2/3以上的民间资金溢出成为游资在赚快钱。

　　热衷于赚快钱，使得企业家实业精神流失，实体产业空心化和资产泡沫化情形越发严重。其结果是降低了企业的体质和企业家的斗志，抗风险意愿和能力减退。经济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就神经过敏。

　　从实体产业溢出的热钱成为投机性较强的游资。浙江的存贷款比例占全国1/10，但是非法融资、民间融资在全国的占比也是1/10以上。去年非法融资的案发率居全国第一位，占了全国的12.3%。在追逐高回报的过程中，既伤害了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而放贷者的资金的风险也被放大了。

　　与企业不争气相对应的是政府的“不像话”，其典型就是刚刚实施一周年的“新非公36条”。

　　“新非公36条”实施一周年，效果令人失望。“一年以来，一些中央部门没有任何动静，有些部门政策甚至与‘新非公36条’相矛盾。”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直言。他曾参与“新非公36条”起草，并任文件起草工作组副组长。

　　“新非公36条”出台之初曾被寄予期待，推进“新非公36条”实施，中央政府的态度明确而积极。国务院多次出台文件，明确规定“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兼并重组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但具体执行的政府部门和主要的垄断行业态度消极。一年来，只有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不多的省份制定了实施细则。一些政府部门宁愿积极主动支持国有投资，而有意无意地限制民间投资。从行业来看，铁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业等重要领域并没有进展。相反，来自旧有经济部门的垄断却有强化趋势。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明朝庞大的文官势力集团，能够将皇帝的权威消解得无影无踪，最后还不知道该追究谁的责任。与这个逻辑类似，既得利益集团娴熟地运用多种方法，将中央政策的权威大打折扣。即使政策最后不了了之，甚至都不知道该责罚谁。

　　这种手段是多方面的。比如，提高行业准入条件、行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整顿行业秩序等，诸多标准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杆，客观上限制民间投资，排挤民营企业。而其理由，可以冠冕堂皇甚至上纲上线，让人无可辩驳。

　　在一些重要领域，既得利益者阻碍民资新政执行。比如，“新非公36条”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但目前金融机构仍执行2008年的规定，即村镇银行发起必须由商业银行作为控股股东。

　　未来不确定性在增加

　　对民营企业生存现状的判断也许不同人士存在分歧，但对未来的判断却共识甚高：即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目前，经济环境可以概括为“三荒两高”：即“钱荒、电荒、人荒(用工荒)”与“高成本、高税负”。还有的更进一步扩展为“五荒”——“钱荒、电荒、人荒”，还有“地荒和水荒”。资源短缺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自然就是成本的高企。

　　不管是“三荒”还是“五荒”，集中在一起就是“六碰头”、“七碰头”——各种不利因素交织。包括资金、汇率、限电、用工、工资收入、原材料价格等问题。用工难，已经到了很多岗位工资任由用工者自己报价，还是招不到合适的人。浙江的用电占全国1/10，约为400万千瓦小时，目前有些企业一周停工4天，开工3天。而在浙江，1度工业用电可以产生2.1元利税，实现1.25元的利润。

　　高通胀、紧缩流动性、资源能源短缺，这三大趋势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而走到深水区的宏观经济两难处境越发突出，需要决策者更高的智慧和勇气，需要企业家保持企业家精神，需要社会更持久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