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市长是什么级别:无法无天——无道德的法律，无法律的道德

无法无天——无道德的法律，无法律的道德

作者:汤剑波   2011-10-20 　　无法无天——无道德的法律，无法律的道德
　　
　　对于已经被不安全食品弄得胃不好，被恶人告状的伤者弄得心有余悸的中国人来说，“小悦悦事件”犹如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心窝上插了一把刀。当今中国肯定是病了，病急了乱投医、乱抓药，也是人之常情。“立法惩罚见死不救”这一手足无措之后的被逼无奈建议，似乎情可理解。然而，正如邵先生《法律逼不出道德逼不出善》一文的基本大意：小悦悦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还有社会原因；不能让法律僭越了道德领域内的事情。
　　不过，细细琢磨，还有一些疑问，至少在讲“法律逼不出道德”的这个话题之时，需要认真地补充界定。就让我来做《法律逼不出道德逼不出》这块“玉”的“砖”吧——抛玉引砖。
　　1、首先来谈谈把法律与道德绝对“二分”开来的实际坏处。
　　法律与道德有所区别，各司其职，但“二分”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法律管不了道德的事情，道德管不了法律的事情；法律没有道德，道德没有法律；法治是一种无须道德的治理，德治是一种无须法律的治理。于是，也就有了荒谬的“道德好、还是法律好”的争论。事实上，权利、正义、公正、平等、自由，这些法律必须讲究的基本精神，哪一个不是道德概念呢？道德中的诚实守信，在西方法庭证人宣誓中，几乎都是不可或缺的程序。没有了尊重个人自由、尊重生命与相互正义的道德精神，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同样，没有真正公正平等的法律，也不会有真正尊重生命的道德——中国古代的法律与道德状况就是一个例子。
　　断然“二分”的做法，还给了一些国人这样的口舌：中国的问题不是法律有问题，不是不够法治，而是中国人的道德出了问题。如此流行的观点进一步还会得出：西方人讲法律，中国人讲道德，既然现在不是法律有问题，而是道德出了问题，那就有必要召回那个阴魂不散的国学与孝道。中国的问题是个人自由、权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平、正义少了一些呢？还是因为国人们少读了一些《三字经》、《孝经》、《女戒》呢？毋庸置疑，道德出了问题，法律也肯定有问题了。小悦悦事件，至少是2006年彭宇案件以来一系列相关事件发酵的结果。
　　2、再来看一下“法律是禁止性的，道德是提倡性的”的说法，也就是说，法律惩恶，道德扬善。
　　一般而言，这样说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把此种区别上升到“二分法”，那就不合理了。禁止与提倡，惩恶与扬善，都是相对而言的。
　　（1）道德也有禁止的内容，不全是扬善而不惩恶的。“不应该”、“不准”等等道德语言，就是禁止的表述。提倡某些事情，就是在禁止另一些事情。
　　（2）法律也含着提倡的内容，惩恶难道不蕴涵着扬善吗？禁止做某些事情，难道不是在强迫做另一些事情吗？法律程序的公正与平等，难道不是在弘扬社会正义的道德理想吗？
　　（3）“法律是强制的，道德不是强迫而是鼓励”。其实，道德也是强制的，既有“众心成城，众口铄金”，也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4）以禁止与提倡、惩罚与褒奖来区别法律与道德，不仅没有契合两者的特性，而且还有恶劣的后果。禁止与惩罚往往被归为基于“人性恶”的治理方法， 提倡与褒奖往往归为基于“人性善”的治理方法。如果以为，法律把人视为恶，道德把人视为善，那么，法律是表层的治理，道德是内在的治理，自然，大家都渴望更为“高明”的直指“心性”的道德了。
　　我以为，现实社会的道德问题就是法律问题，法律问题就是道德问题。假如要说我们国家的道德出现了“滑坡”，不单纯是人的道德境界下滑了，肯定是制度出现了严重缺陷。我们的制度不公正、不公开、不透明，没有基本正义的法治精神。“见死不救”真的是道德问题么？如果如邵先生所言，见死不救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它就必然是一个制度问题，这其中难道不包括法律制度吗？“上梁不正下梁歪”，倘若这个上梁是“制度”，就切合题意了。
　　3、我想要表述的结论是：
　　第一，赞成不能把“见义勇为”与“见死不救”列入法律条文之中，但绝不是因为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无关的结果。
　　第二，法律的确不是万能的，但也不能简单地得出：法律是物质问题，道德是精神问题，法律是强制的，道德是扬善的，法律是外在的，道德是内在的。事实上，法律与道德都有器物与精神的层面。没有正义精神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现代文明法律。没有法治的道德，只能是虚伪的道德。
　　第三，决不能简单地以为法律的对象是恶，道德的对象是善。真正的法治国家，面对公平正义的法庭，有多少人会逃避法律呢？这恐怕是中国这个有着千年道德教化的国度的特有现象。显然，问题也出在我们的法律上，而不是道德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正义的法律，导致的全是虚伪的与脆弱的道德。
　　第四，“见死不救”、“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是一个广义的法治问题，对于不够民主与自由、没有正义与平等精神的社会来说，任由强权腐蚀社会道德是可以预料的。只有法治，才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邵先生一文最后有一问：“18路人肯定有恻隐之心，但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来了？”是啊？有道德心为什么没有“扬”起来了？这不正是说明单单讲道德已经没有用了吗？邵先生其实自己已经给我们正确答案了，“要到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中去找原因（看看我们的公序良俗究竟遭到了如何的破坏以及又是谁破坏）”。
　　我以为，破坏者破坏的恰恰就是“法律”，或者说，我们的法律是建立在一种非法治基础上的法律，它没有约束权力。这自然不是邵先生所说的，讲法律就是“让权力做大”——真正的法治是对权力的约束。
　　中国千年以来即便有法律与道德，也只是两个字：服从。一旦没有服从，国人们就表现出了无法无天的特征。这就不用奇怪，历朝历代拥有无数圣人国师的千年古国，怎样落到连助人为乐的基本美德都没有了呢？也不用奇怪，历朝历代拥有无数贞洁烈妇的文明大国，怎么回落个全球第一大“二奶”国度呢？原因全在于：自古以来，中国拥有的就是无法治的道德、无道德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与道德的内在精神是相同的：服从而非寻求正义。于是，中国古代的法律只是强迫的严刑酷法，中国古代道德只是纸上谈兵的虚伪。没有了强迫，也不需要虚伪了，那自然就无法无天了。
　　哎！可千万别让法律与道德的“二分”成为招魂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