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县最近案子:第一个共和政权

    焦达峰。

    陈作新。

    谭延闿。

    民国初年筹饷公债

    湖南省政府通告

    原省谘议局大楼。本报记者 赵持 摄

    省谘议局原貌（系今省总工会院子）。原为长沙学宫。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文热心

     25岁的湖南“一把手”

    现在，从长沙兴汉门沿蔡锷北路南行百米左右，西拐进入红墙巷，再前行二三百米，就是民主东街24号，即省总工会院子，也就是当年的省谘议局。

    这个院子的一项历史意义就在于曾经诞生了湖南省第一个共和政权——中华民国湖南省军政府，产生了是经选举而出的湖南最高军政长官——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同时，这个院子也见证了革命党人与立宪派绅士“蜜月”的结束，开始分道扬镳。

    1911年10月22日晚的选举，让湖南绅士们没有想到的是，湖南军政府的都督落在了一个25岁青年——焦达峰的头上。

    一说起“都督”，我们就会想起三国时期东吴“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郎。都督，中国古代对军事长官的称呼，确实兴起于三国时期，其后发展成为地方军事长官，明以后成为中央军事长官。辛亥革命前，同盟会规定，如果哪个省光复了，政权机构名称为“中华民国某某省军政府”，军政府的最高长官为都督，也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

    怎奈焦达峰在掌权过程中没有周瑜的“东风便”，反而遇到的是“西风烈”，最终倒在政变者的屠刀下。此是后话。

      警告不愿合作者

    推举完都督，湖南省军政府宣告成立。

    接着向“首义”后成立的湖北省军政府致电：“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初一日，湖南全省人民宣告独立，公推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特此电闻。湘军政府全体叩。”

    接着发出了《讨满清檄文》：“为吊民伐罪，誓众出师，昭告于天下……”这篇檄文标志着湖南推翻了清政府地方政权，实现了国民革命，开创了共和之路。

    军政府对内则“安民告示”，前3条宣布，保护外人在湖南享受的各种利益和权利，因为军政府对处理与外国人的关系是比较理性的，把革命严格控制在“内部范畴”，免得外国人对革命进行干涉破坏；后3条则宣布如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要求市面照常贸易，各学堂、公司、会社及一切衙署应照常治事。另外并告示通饬各级军官迅速归队。

    可偏偏有3个不愿合作者。

    这就是长沙县知事沈瀛、营务处处长申锡绶、劝业道道员王毓江。在革命浪潮不可阻挡之时，他们偏偏要为清王朝尽忠，全身披挂跑到街头来督战，鼓动巡防营与起义武装对抗，让革命党人抓了个“现场”，被押进了谘议局。军政府既然发布了“官吏非满人皆如旧”供职的通告，而且革命者中也有人劝沈瀛回去办公，可他只是哭。另外两个就更顽固了，对革命党人大骂起来，左一个“逆党”，右一个“土匪”。这一下犯了众怒，革命党人都看不下去了，便质问：“你们难道要与革命作对？”于是，一把将他们拖出去杀了。

     共和，谁与谁共，谁与谁和？

    革命过程中，新人旧人也罢，草民和绅士也罢，都以阶层形式，集合在反对腐朽的清朝政府的革命旗帜下，为了推翻共同的政治敌人——清朝政府，他们合作了。“革命成功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大家分享。

    军政府——湖南省的第一个共和政权，是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绅士建立的“混合”政权。“草根”焦达峰、陈作新分别做了都督、副都督。湖南绅士的代表性人物，也是湖南立宪派首领谭延闿做了民政部部长。民国初年的民政机构是除了军事、司法审判以外，所有行政事务的管理，经济、社会和基层政权建设，都是其管理范围，特别是县长的任命、派遣、考核之权，更让各方倾注。许多原先“地下”奔走的革命党人都纷纷走上前台，做了军政府的要员。那些平日出头露面却是“在野之身”的绅士，也纷纷进入军政府机关。那些新军的管带、标统们，那些巡防营的管带们，虽然脑后仍然拖着一根“猪尾巴”，可随着军队的扩充，一个个标统升镇统，管带升协统；至于那些参加起义的新军的队官、排长、正副目们也纷纷升为标统、管带。

    革命党人追求的目标——“共和”，作为一种国体，此时又有几个人懂得它的“三昧”，又有几个人懂得它的运作？

    于是有人疑惑了，“共和”，是新人和旧人、草民和绅士、革命党人与立宪派绅士在同一个政权里“共生共荣”？

      “中华民国”还是“中华国民”？

    共和了，要搞民主了，可什么是民主，怎么实现民主？老百姓对这些名字觉得新鲜，做官的呢，也是“以其昏昏”，欲“使人昭昭”，其实自己懂得并不多。

    谭延闿虽然身为临时参议院议长，却连“共和国体”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没有弄清楚。在当上民政部部长的当天，军政府当然要“安民告示”，结果落款署衔却是“中华国民军政府湖南民政部”。这张布告贴遍全城。一个革命党人发现后，忙跑到谭延闿的办公室说：“‘中华民国’错成‘中华国民’，太笑话了！”

    谭延闿见那老兄笑话他，也不高兴地说：“你才是笑话呢！”原来，秘书起草时署的“中华民国”，而老谭审稿时认为这民政部应该是国民的民政部，于是大笔一挥，便成了贴出去那个样子。

    那老兄很气愤，堂堂的民政部部长连个“中华民国”都弄不清楚，还搞什么共和革命哩！便给谭延闿的另一个部下说了。那部下又耐心地对谭延闿解释说：“‘民国’是对‘帝国’而言，就是说把帝国反过来，成立民国。”谭延闿这才知道出了错。好在他生就一副好脾气，不仅谢过这位部下，而且让这部下向那老兄转达自己的歉意，同时，再印了一批加大的布告将原来的覆盖了。

    布告出了洋相，打个马虎眼也就过去了。问题是如果把这些概念搬到权力分配中来，可就麻烦了。

     参议院=民主？

    果然，就在军政府成立时的那个会议上，谭延闿提出：“革命告成，我们要建立的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应设议会，一则表示新邦民主作风，二则可以聚集各方贤达，集思广益。”

    年轻的焦达峰同意了，虽然也有人担心议会的设置可能对于革命政府的动作，发生制掣。可这话被湮没在喧闹之中，也湮没在人们的精神疲惫中，更湮没在革命党人成功的兴奋中。

    第二天下午，临时参议院就成立了。参议员的名单是谭延闿提供给焦达峰的，叫军政府的秘书监以都督的名义发了聘书。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原谘议局的议员。自然，老议员变成了新议员，老原谘议局的牌子也换成了参议院的新牌子。

    革命党人中也有懂些宪政知识的，就将了谭延闿一军：“已就任民政部部长的谭部长，以行政领袖不能当民意机关的院长。”

    谭延闿只好说：“我辞去部长就是。”放弃拥有实权的民政部部长职位，却愿意做“在野”的参议院议长，谭延闿意欲如何？

    这时，有人对陈作新说：“美国的参议院议长是副总统兼任的，你可以向议会提议。”陈作新随即向参议院交涉。参议院也还以一“将”：“军人不能当议员！”

    谭延闿果然向焦达峰辞部长职，可焦达峰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对谭延闿好言予以挽留。政府那边部长辞不掉，临时参议院这边议长不愿辞，谭延闿也就来了个“双肩挑”。

    绅士们做了官还搞个议院，真的是为了民主么？不，要权！

     “府”、“院”之争

    话说临时参议院一成立，就搞了个《参议院各项条规》，其中规定：

    “（一）参议院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

    （二）都督府之命令必须经过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本院认为不可行事件而都督以为可行者，得说明理由，交本院再议。

    （三）参议员有见为急需举办事宜，得自行提出议案，议决后请都督认可盖印，其发行手续适用前条之规定。此项请都督认可之事件，而都督不认可时，须说明理由交本院再议；但本院参议员半数以上到会决议仍可为可行时，都督即不得拒绝。”

    立宪派绅士称定规则是“模仿英国立宪精神，而防止专制独裁之弊”，实际上是绅士阶级企图利用这一制度，将参议院置于都督之上，借以束缚都督的权力。如此一来，都督发布命令要通过参议院“许可盖印”才能生效，都督要办的事，参议院可以不办；参议院要办的事，都督则不可不办。如此，都督变成了纯粹的傀儡！

    因为这些绅士先生觉得只有自己才是“替天行道”，革命党人与“草寇”差不多。

    革命党人对绅士们的动机心中有数，有的主张干脆把这些人抓起来杀了，从武昌前线赶来搬救兵的谭人凤就说：“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该取消参议院！”可焦达峰敢于与清王朝刺刀见红，却不愿把刀挥向同盟军。

    围绕这个条规，一场唇枪舌战在参议院会议上演了。参议员们认为推行这个条例就是“实现民主”，而都督府的代表认为“这是笑话”。

    谭延闿怕收不了场，便宣布说：“军政府既然另有主张，本案的讨论，暂且搁置。”

    这件议案虽然“胎死腹中”，可革命党人与绅士们争夺政权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专家点评

    新湖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王国宇

    1911年10月22日湖南军政府的成立，是湖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的出现，意味着湖南数千年来封建皇权政治的结束。对于这个政权的幼稚性，我们应从革命准备不足这点来做更深刻、更全面的分析。因为准备不足，面对当时复杂的局面，当他们将西方有关民主的制度设计搬到中国来自己运作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幼稚的革命党人更是感到为难。军政府内部的争斗，尽管原因十分复杂，但我们同样可以从革命准备不足这一大的原因上来探究。

    （作者系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栏目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