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哪:文以载道，道在哪儿？——门外谈文二题 马望野

文以载道，道在哪儿？——门外谈文二题 马望野文以载道，道在哪儿？
——门外谈文二题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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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接触文艺，是从小舅给我讲“武松打虎”开始的。自那他一来家看我妈，就被我揪住不放，非要讲一讲古（粤语：故事）才撒手。后来，他不知从哪儿给淘换来四本《水浒传》，让我连蒙带猜、囫囵吞枣算是把故事情节弄了个大概齐，也能给比我年岁小的“跟屁虫”摆乎起来。等到我家所住的城市沦陷于日寇，不得不逃亡到边远山区避难之时，因为无学可上，我爹竟然要我读起《聊斋》，他的打算是借以使我识文断字，长大了好写字记账去学做生意。先当柜台后生再当账房先生，不用去当苦力打工，算是我们那儿谋生的一条好路子啊！谁知，这一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了初中，在下竟以“国文”见长；上了高中，便梦想着毕业后考个中文系。不料，家境根本不允许供我上大学，而原先家里给安排的人生道路，又根本不是自己所向往和切盼的。于是，解放大军一到，便毫不犹疑地参加革命。那最大的愿望当然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将革命进行到底”了。不过，私下里也免不了还怀着朦胧的文学之梦。好在老天有眼，组织上竟然批准我去从事文化宣传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大半生。由此，我开始领会和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生活是创作的唯一的源泉，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等等。其实，后来仔细、清静想一想，那不过都是中华文明优良传统之积极的继承和杰出的发展，依然是古老的“文以载道”[注1]。只不过，那道，载的已经是民族解放之道，中国革命之道，人民民主之道，以至伟大而远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道。当时，在我们的队列中，大家心仪的都是鲁迅所说过的“遵命文学”，上面在肯定，下面也拥护，故而，在我们这些当事者其时看来，那“将令”是无比正确的，那“服从”也是无比自愿的。现在不是人人都承认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吗？那么，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我们的文艺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如果不去说郭沫若、茅盾，不去说徐悲鸿、舒绣文，也能数出歌剧《白毛女》和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也能数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吧？这里就不去细加絮叨了。。。。。。。能够传世的名著和杰作，乃是文艺成就的特有标志。那一段时间的辉煌记录，大概是任谁也难以抹杀的！就新近鄙人有限的见闻而言，有几个这方面的例子，也还是可以略微提一提的——

◆在大陆发生的故事；王莘与《歌唱祖国》◆
1950年9月15日，正在北京出差的王莘来到天安门**。五星红旗在**上空高高飘扬，工人们在城楼上悬挂着大红宫灯。。。。。。，白天一派节日前的喜庆，回荡在傍晚返回天津火车上的王莘的心里：红旗，红灯，笑声，歌声，在他脑海里翻腾，闪耀，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使他禁不住要写点什么，可是翻遍身上也找不到片纸，便从地上拣了一个空烟盒拆开，拿出笔在烟盒背面写将起来：“这是我们英雄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后来他回忆说，边涂写边念叨的他，当时大概会让旁边的旅客以为；“上来了一个疯子。”王莘回到家里又熬了一个通宵，很顺畅地完成了词曲的初稿。他曾告诉他的家人，他在谱写这支歌的时候，想起了1943年在晋察冀边区一个村里进行民主建政工作的经历。一天，敌人包围了这个村，用机枪威逼老百姓指认共产党员，却遭到了村民的拒绝。记忆中那些英雄形象和民族气节，就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作品里。当他把初稿唱给爱人王惠芬听的那一天，他的大女儿王辉也恰巧在同一天出生。所以王莘很爱对人说，1950年9月26日，他的两件重要的“作品”同时诞生了。虽然这首歌在大、中学校演出都很成功，很受欢迎，但意想不到的是，也有人认为，这首歌的旋律不够民族化。报社也把投去的稿子退了回来。王莘没有理会这些个事，而是自个动手刻印歌片，去学校，去工厂，在群众中广泛教唱。1951年的春天，他自制的歌片传到了北京工人合唱团，《歌唱祖国》便在工厂、学校传唱开了，而且北京工人合唱团演唱的录音还被北京电台不时播放。令人惊讶的是，在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公布的那天晚上，全国群情激奋，到处乘车游行，《歌唱祖国》这首歌忽然间也在天津和平路响起。从此那激越奔放的旋律，也久远地深情地回荡在海河两岸。1951年国庆节前夕，王莘接到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孙慎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有首叫《歌唱祖国》的歌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据说是从天津传出来的，老王，你是天津音协主席，请你帮忙查一查这首歌是谁写的，请把词曲快寄来，中央文化部急要！”王莘一听笑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老孙啊，你算是找对人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正是我！”1951年，在怀仁堂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当毛主席经人介绍，得知王莘是《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时说：“这首歌很好。”并特意送给王莘一本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王莘捧着《毛泽东选集》，恭敬地请毛主席签名。当时，毛主席不仅欣然应允，还问王莘，自己的名字签在哪一页。王莘一时激动竟不知如何说好，毛主席接着拿起笔一边自言自语：“签在第一页容易弄丢，签第二页吧！”一边挥笔在这本《毛泽东选集》的第二页上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大字。
（据《作家文摘?艺苑》2011/09/30：《王莘与〈歌唱祖国〉》，编辑：文漪，摘自《北京日报》2011/09//06  瞿新华、龚孝雄文）

◆在宝岛发生的故事：于右任与《望大陆》◆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的老人，追随孙中山，一生爱国。早年，于右任加入同盟会，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被称为“竖三民”，是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他不仅是一名政治家，也是一名书法大师，更是一名杰出的诗人。
1949年，于右任定居台湾，自此与祖国大陆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相望，至死也未能再归故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这是于右任先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创作的诗作《望大陆》，字字浸透着他对大陆故土的深刻眷恋。
30多年后，这首被誉为“震撼中华民族的诗句”的《望大陆》，在西班牙震撼了一名中华游子——年轻的朱奕龙。第一次听闻《望大陆》，“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的怀乡思国之情击中了他的心灵。
一位是辛亥老人，穷其终生牵挂大陆，一位是年轻华侨，漂泊海外心系故土，在异国他乡结下了跨越时空的缘分。1996年，朱奕龙从西班牙归国创业，在宁夏“埋头”一干就是15年，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生意人，甘愿“蛰伏”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让不少人既敬佩又惊讶。但在朱奕龙的眼中，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因为“爱国不分形式，回国本就是为国家的发展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实事。”这份不分形式的爱国之心，或许来源于那段跨越时空的缘分——朱奕龙曾在不同场合表示，回国至今，那首触痛他灵魂的《望大陆》，仍常常萦绕在心头。
（据《人民日报》2011/09/26  陈星星：《跨时空的书法情缘》）

◆在海外发生的故事：彦涵与《狼牙山五壮士》◆
人民英雄**碑正面浮雕《胜利渡长江》的设计者、我国著名美术家彦涵先生前晚（2011/09/26）10时48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95岁。
彦涵生于1916年，江苏连云港人。早年于国立杭州艺专学画。1938年他放弃了去巴黎留学的机会，徒步走了11天约800余里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当时的延安，美术材料和用品非常稀少，只有梨木板随处可见，由此产生了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解放区木刻”， 彦涵成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1938年11月，在结束了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之后，彦涵坚决要求到前方去。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他一手拿枪，一手拿刻刀，开始了兼有战士与画家双重身份的战斗生涯。
1943年，彦涵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延安，以木刻为武器继续战斗。一大批反映英勇战斗的英雄形象从他的指间流出，如《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把她们藏起来》等，另外还包括16幅经典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
令他始料未及的是，1945年，这套《狼牙山五壮士》经周恩来之手交给了美国朋友，并由美国《生活》杂志社以袖珍版出版，后被美军观察团又带回延安。据说，这本木刻连环画曾发给在远东战场上的美国士兵，以中国军人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他们。这些作品在当时起到了宣传抗战的重要作用，日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场上的历史见证。
（据《北京青年报》2011/09/28  罗皓菱：《“他是一手拿枪，一手拿刻刀的画家”》）

如果我们不去说鲁迅先师弃医从文的故事，仅就上面三个作者的三件作品的产生的原因与产生的效果，大概也能说明，“文以载道”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条共同规律。当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注2）。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夫子表述的最完美了。他说，“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三闲集?文学与革命》[1928/04/16]）《歌唱祖国》也好，《望大陆》也好，《狼牙山五壮士》也好，应该说是宣传，也应该说是文艺，是有色的花，是载道以文。可惜的是，我们近来很难找到或很少看到这种珍贵精品、经典大作了。什么原因？据在下胡思乱想的猜度揣测，很可能是没有把握住“载道以文”的这一条特殊规律，或变成无色的花，或变成无花之色；或变成有文而无道，或变成有道而无文。我们的先哲早有名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礼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经?毛诗序》）由此可见，文艺中的诗、乐、舞等等，无一不出自于志、出自于情、出自于心。于是，其中有思想，有感情，还有形象。而出自于志、出自于情、出自于心；有思想，有感情，还有形象，那便是有色的花、载道以文。我们盼的就是这样的杰作，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名著。
然而，让我们不能不失望的是，近十几以至几十年来，我们的一些同行或首领，仿佛忘记了“文以载道”的共同规律，也记不得“载道以文”的特殊规律。谓余不信，请看下面令我有惑而难解的题目，并期望网上诸公，有以教我。——

◆西川：诗歌“曲高和寡”不值得悲哀◆
在8月12日举办的第三届青海湖诗歌节上，有人感叹诗歌等文艺形式受到流行文化的冲击，遭到冷落。可是诗人西川并不觉得诗歌的“曲高和寡”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情。“诗歌这种东西，在当下它不是一个大众的艺术。如果是大众的艺术，我就不写这样的东西了，我就去写歌词了。”
据西川的观察，现在不少人的诗歌阅读训练还停留在中学时代。“中国现在的诗歌都是经过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以及九十年代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熏陶过来的。你要是对现代主义诗歌和后现代主义诗歌没有阅读，基本上就不太懂当代诗歌。所以现在多数国人知道的还是徐志摩那时候的诗歌。”
对于大众认知的滞后，西川说这是因为中国目前仍处于发展的过程当中，人们首先考虑的还是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等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已经比较稳定，各种社会关系都理顺了，这时候可能才会想到；哎，我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当代艺术啊，读一读当代的诗歌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并不能就要求公众应该完全懂当代诗歌或者当代电影、戏剧等等其他艺术形式。但是我觉得大众应该对当代诗歌等艺术形式有一份尊敬，要知道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已经跑到前面去了。”
（摘自2011/09/09《新华每日电讯》，作者：尹平平）

◆梁鸿：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对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充满了厌倦和怀疑，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厌倦，一切都找不到精神的支撑点，找不到意义所在。作为一个虔诚的文学青年，我对文学、写作的热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但长久以来，它又几乎成为我厌倦的源泉。
2008年，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我在老家村庄住了将近三个月，我把这次行动作为自我心灵的救赎。漫游在大地，一切都千疮百孔，但又生机勃勃，我似乎有些明白我的厌倦与怀疑从何而来。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传统与现代、荒凉与生机、失望与希望，以前所未有的矛盾方式纠结在一起。只有深入到它的肌理，体会他身体血液的缓缓流动，你才能意识到，这一
矛盾有多深。精神的犹疑是这个时代病症的外观。
文学批评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时代没有了核心精神，一切在“多元化”的名义下变得似是而非，并且被赋予了合理性，这也意味着没有什么东西更值得叙说。对于文学而言，充满“灵光”（本雅明语）的文学正在消逝，这一“灵光”不仅仅指文学中乡愁、大地、天空及与之相关的神韵的丧失，而是指心灵在逐渐丧失对这一“风景”的感受力与理解力。如何迎向“灵光”消失的年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课题。
我羡慕那些有坚定立场的批评者，我无法做到，因为在我有限的知识结构中，我很难找到支撑它的全部理由，我无法把自己完全交付出去，我总是怀疑这样一种交付，也痛苦于自己立场的不坚定。但我又希望能够在这“不确定”之间寻找到新的道路，能够在文学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之间建立一种跨学科的联系，把文学置于更大的语境，重新发掘文学“介入”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同时，又避免被“立场”和“知识”所遮蔽，试图以相对冷静的目光穿透文本，寻找它作为文学的精神特质，及其与时代精神、文化思潮、政治倾向之间的复杂关联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发言”并不意味着某种真理式的肯定与否定。文学的立场并不只有一种，文学批评的立场也并不只有一种。它们通往许多不同的方向。用一种文学观念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是批评的“暴力学”，当然，用无数相对的观念来评价不同的作品，也是一种“伪批评”。对于我而言，我愿意，或者，只能作一个文学的体会者与历史的质疑者，不是判断，而是分析，不是指导，而是思辨。文学批评并非只是阐释，他有文体、体温、与洞见，在这里面，渗透着论者对文学的深刻理解，渗透着对生命、民族、人类的大热爱。借此，才能在文学的个体秘密与公共性之间寻找到某种通道。
或许，正是那不断涌来的厌倦，那充满谦卑的痛苦与犹疑，还有那仍然在原野中默默屹立的故乡，促使我不断思考，去迎向这“灵光”消逝的时代。
（原载2011/09/19《文艺报》）

马氏子曰：
读罢以上鸿文，两个印象：前者，仿佛高踞于九天之上，蔑视众生；后者仿佛迷失在沙尘之中，莫衷一是。于是，我也不能陷入困惑里了：“文以载道”以至“载道以文”，道在哪儿？好在，有幸读到长篇小说《推拿》的作者、今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之一的毕飞宇先生，对记者的一段谈话，倒似乎是使我获得了一点重要的启迪。
记者报道：“毕飞宇称，写完《推拿》，他愈发意识到，面对生活，作家的认知是多么容易流于肤浅。”
记者写道：“毕飞宇说，三十岁之前，国家、民族、主义这些在他看来是‘大概念’；但人到中年之后发现那是‘小概念’，日常生活在其心目当中是最大的概念，同时也成为写作的理想。‘它宏伟、巨大，因为你一秒钟也逃不过去，每个人都逃不过去。’”
（据《北京青年报》2011/09/19  本报记者朱 玲：《毕飞宇：面对生活，作家的认知常流于肤浅》）
那么，为什么面对生活，作家的认知常流于肤浅？
我们都不能否认，存在决定意识。而且人们常赞赏经典作家“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那么，从作家心底流出来的情思，就不能不受周围的现实，环境，思潮，。。。。。。等等，即生活的影响。或者是从中升华的珍宝，或者是从中泛起的沉渣。至于是珍宝还是沉渣？生活也会表现出自己的抉择。看来，道就在生活中。生活就是试金石。它在考验、检测着一切，包括着国家、民族、主义这些“大概念”。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人心是秤。既然，人民群众就在那里，而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审判官。谁在他们面前，都是混不过去的。真善美就是真善美，假丑恶就是假丑恶。深入到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你就能分清是非，明辨黑白，识别真假，见识好歹，闻出香臭，懂得美丑。。。。。。不信？您就观照一下您的周围的一切，而且不仅仅是文艺，不仅仅是作家、艺术家！
这些话是不是离题太远了？也许是吧！不过，它内里的意思还是很不错的。我以为。
（2011/10/09）

[注1] 文以载道 载：装载。道：旧多指儒家思想。文章是用来表达思想、阐明道理的。宋?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题注：“此言文以载道，人乃有文而不以道，是犹虚车而不济于用者。”清?汪琬《问亭诗序》：“夫德业盛大既如彼，诗歌典丽又如此，一何其有兼长与？盖文以载道，周召所得于道者深，斯不求工而无不工也。”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古人说‘文以载道’，再文学革命的当时虽曾尽力的加以抨击，其实这个公式倒是一点也不错的。”
（《中华成语辞海[修订版]》刘万国、侯文富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版）
[注2]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言：言辞。文：文采。行：流行，流传。说话或写文章如果没有文采，就流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亦作“言之不文，行之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