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机构的职能:有故事的愚园路(南方周末 2003-10-17)

愚园路

汪公馆是愚园路上最有名的建筑 刘建平摄

涌泉坊曾经引导了新式里弄住宅之风

愚园路749弄已经成为七十二家房客的混居之所

公交站打破了愚园路的宁静

愚园路街景

幽静处隐藏着许多说不清的故事

    小楼一夜听风雨。如果你想知道历史往往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仓促谢幕，现在的愚园路就是一个不错的去处。这条路上的房子，一个让人寻味的特点就是，绝大多数的房子，就连住着它们，护着它们的人，也说不清楚它们的来历。

    游走愚园路

    愚园路前世

    历史是那么容易被藏起来。游走在愚园路，这条兴起于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的私家洋房汇集的老街，我只能有一种捉迷藏的感觉，与时间，以及藏在那些时间背后的人和事。

　　愚园路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有种说法是，依照字面上所能看出来的，这条路的前身肯定是一处非常大的私家园林。愚园路，顾名思义，先有了愚园，才有了路。查了一查，果然也不假，在1918年的上海老地图上，静安寺的附近标有一处明显的记号，上面写着“愚园”，其规模包括了今天愚园路、常德路、南京西路一圈。至于这园子后来为什么消失了，历史并无记载。说起来并不遥远啊，为什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自打愚园路的前身，这座神秘的私家园林消失起，愚园路似乎就注定了在近代上海的热闹喧哗中做一名隐士的命运。这里是当年的法租界（在后来若干年的交迭中，其划分发生过一些局部的变化），和那个时候其他租界里所发生的一样，似乎就在一眨眼间，风生水起。说出现就出现了，而且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因上海缺少沉重的几千年历史，又靠近海洋，赶上了一个属于海洋的世纪，抛开因殖民所形成的文化性格的复杂和多样不论，对上海，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

　　铺开早年租界工部局的规划图纸，愚园路一直是被作为高档住宅区来建设的。在概念上，它类似于今天房地产开发商所追捧的高档别墅。

　　但后者依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愚园路的房子，多为划定了地皮后，又各家各户自行设计，自行建造，除了在高度和公共设施上作了一些规定，其他并不多加干涉。这也造就了迄今中国私宅建筑在民间的最后一次辉煌。

　　建筑是文化的沉淀，亦是时间所能交给人类最为直观的历史胎记。

　　从东往西，愚园路两侧幽深的弄堂里，一幢幢惊艳的小楼随时可能跳入视野之内。上海人喜欢将一条路上门牌号称为多少弄，特别是那些很长的路，可以排到几千弄为止。在弄堂内，又要分出若干号，此时的多少号才代表了一幢具体的建筑。也确实，少了北方城市的粗犷，又比南方的城市多些秩序的上海，用“弄”来表述一条街上的曲曲折折，是一个比较贴切的方式。愚园路也是如此，最西端的那头一直排到了1600多弄，这在上海的路当中，算不得最长，但在一条花园洋房集中的路上，这可能意味着数千处的私家小楼，他们各不一样，可谓壮观。

　　还有，愚园路上的法国梧桐有的保留下来了，那些活了大半个世纪的梧桐将整条路包裹在自己的身下，它们的年龄在树的家族中并不算长，但它们有可能看见了一段极难复制的历史。经历，并继续经历下去。

　　被藏起来的历史小楼一夜听风雨。如果你想知道历史往往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仓促谢幕，现在的愚园路就是一个不错的去处。这条路上的房子，一个让人寻味的特点就是，绝大多数的房子，就连住着它们，护着它们的人，也说不清楚它们的来历。

　　愚园路395弄，这里是1930年代的上海最为气派的新式里弄所在。我在门口问看门的老大妈，她对所看护的这片房屋浑然无知，我知道这事情不能怪她，多少人，多少事情，都已经像一场秋雨中的叶子，纷纷凋落了。

　　起先是有目的地看。西头1136弄的汪公馆可能是这条路上最有名的建筑，因其曾经是汪精卫的公馆，也因在这里上演过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金屋藏娇的故事而出名（建筑的具体构造和典故后文另述）。

　　今天的汪公馆依然是那幢房子，只不过是门口挂上了长宁区少年宫的牌子。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星期天，孩子们都已经到了教室里，从窗户里飘出各种各样的器乐声，或悠扬，或急促。伴着这乐声，走进门厅里时，凭空就多出了一些异样的感觉。老房子，特别是有故事的老房子，总让人心生出许多莫名的联想。每一处打着厚重的时间痕迹的物件，被鞋底磨出光来的大理石台阶，门上那经主人双手反复开启过的把手，无不因沾染了太多故事而多出些阴郁的灵气。

　　就像那处几乎荒弃掉的后花园。汪公馆的主楼内毕竟还有着些人气，走至不远处的角落里，发现在浓荫遮盖之下，竟然还藏着一座小花园。告别了流水的小桥，长满了青苔的假山，在这寸土寸金的上海西区繁华之地，一处半亩大小的花园能得以保留，实在是它的造化。只是因为太安静了，这里的气氛有些湿漉漉的压抑。与喧闹的街市只有一墙之隔，惟一的小门已经被人封上了。也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天没有人好好地信步游走了，人的到来，让每片叶子，每级台阶似乎都欢动了起来，在这样的园子里，人很难说清自己应该继续走下去，还是应该迅速地走开。

　　还是离开吧。历史往往经不起细细碾压。那些坚硬的建筑犹如深陷泥藻中的怪物，挣扎着欲脱开身，和人讲述，却越陷越深，终不能自拔。再往下走，满街的历史，每一幢房子明明就是一部书，记录着悲欢离合；每一扇幽闭的玻璃后面，似乎都有一双顾盼的眼睛，有着没说完的故事……可是，假如你去打听，这一切又在转眼间从你的眼前消失掉了，无数的“不知道”，无数的门打开一道缝隙之后，又砰然在你眼前关上了。

　　陪着我一起前去探寻的妻子说，“这些房子真应该在门前用铜牌记录下它们的过去。”我问她，“你知道，人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吗？”

　　她无语了。说实话，问完这个问题，我自己也被纠缠住了。

　　国人尤其善于隐藏记忆。将好的拿给人看，将不喜欢的，或者不愉快的藏起来，掖起来，希望它们能早点烂掉。想想看，这些房子，它们原本只是些木头、石头堆砌的没有知觉的生命，又有什么可藏的呢？“

　　原罪“就在于它们经过了太多的动荡与洗劫，在战争与动乱中改名易姓尚算幸运，”文革“中，常听说在这些房子里发生成分不好的资本家悬梁自尽的事情。来得太快，变得太紧，消失得自然匆忙。

　　总有人说，时间能证明一切，又有人说，真相终归会大白于天下。

　　我不怀疑这些话，但这些话说的应该都是正史，真正藏于民间的，大量的细节和血肉，是可以被湮没掉的。有些是不经意间的自然风化，有些则属于别有用心的洗刷。愚园路，无数间被藏匿的洋房，它们属于哪种，我不知道。

　　愚园路的今生

    如果仅仅是一个匆匆行走的过客，绝对看不见愚园路的特别。前面所讲的那个被藏在街后的愚园路，需要走入弄堂里才能发现。

　　如今，走在街上，愚园路充满了上海元素。家住1420弄的翁同和先生在这里住了五十几年，在他看来，这条街是一个不停更新的上海黄历。翁先生的爱好在这些年里不停地变化，门前的弄堂口是他记忆最为集中的地方。幼年在那里看着人捏糖人；十几岁时下乡，又在那里告别父母；一别十年后，回到上海时赶上失业，坐在弄堂口卖报纸；再后来，门口的人渐渐多了，他也老了，闲着没事和街坊邻居摆摆龙门阵。

　　这样的日子也没有多长了。听说要拆迁，到处都在旧城改造，愚园路上的花园洋房是不能拆的，不仅是因为这些房子保存着记忆，更多的恐怕还是这些房子背后所蕴藏的惊人的商业利益。所以，该拆的都是低矮的平房和拥挤的石库门。拆迁是由东往西进行的，在东边的一处小区里，已经打出了“向率先拆迁的居民群众致敬”的标语。这年头，拆迁不容易，被迁走的不容易，做被拆迁者工作的也不容易。

　　动迁小组的人已经上门了，说是协商，其实是通牒。翁老先生不是钉子户，他早早盘算着政府能补贴多少钱，带上这些年积攒的老本，该找个什么样的地方终老此生。有弄堂口的房子是没有了，再也不能摇着蒲扇串门了，看来也只能找处商品房，蜗居在防盗门后回味从前了。

　　属于无数普通人的愚园路是低调而现实的。他们在这里娶妻生子，生老病死，并不知道在愚园路常德路路口的一所普通公寓内，曾住着写尽上海金粉幽怨的张爱玲。知道的人，他们记得的也不是后来的那个被包装了的张爱玲。解放前就在愚园路上卖手表的林老板说，她也就是个会写文章的上海女人，不知道后来怎么着就火了起来。他也还记得住在这条路上的傅雷夫妇，傅雷曾经到他这里为妻子买过一块手表，让他自豪的是，他还曾托傅雷先生翻译过手表说明书，今天看来，他的面子大了，可是当时，傅雷先生是那么的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按期将抄得工工整整的译稿送过来，乐呵呵地。

　　林老板对时下突然兴起的老上海热抱有很大的警惕。在他看来，许多故事只不过是人为的想象罢了，哪怕是旧时的上海，哪有那么多的情调，绝大多数的人活得都不容易，包括那些有钱人，也都是从小伙计、跑码头的苦过来的，他们最知道扎扎实实、流汗赚钱的道理了。阔家的小姐太太、公子哥儿整天讲求情调，那是不务正业，老爷子知道了，也不见得开心，碰上家教严厉的，还有敲他们的脑壳，怕长久下去败了家业。但是，在这些人中，因为离西方近，他们在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上培养起了不同于传统富人家庭的贵族气息，这一点倒是真的。愚园路上的房子本身就是证明，除开上海，在中国，可能没有哪一个城市，集中了如此多的西方建筑风格，又将他们在本土改良得如此中西合璧。

　　请允许我用文字原本记录下9月18日14时40分愚园路东端街口的场景：两条马路在这里相交，十字路口中间形成一片不规则的广场，广场上有间酒吧，十几张撑着阳伞的露天桌椅摆放在那里，红色的，可口可乐的商标远远的很是招眼。路的一端是间名为“原宿”的俱乐部，临街的墙面上雕刻着一些日本幕府时期的人物，看里面的布置和进进出出的人，应该是日本人开的。路的另一端是一处老式里弄，黑色的墙体上写着巨大的“拆”字，居委会的黑板报挂在弄堂口，宣传不可放松防范非典，里面的住户们忙忙碌碌。街心小岛上，飘散着烤鱿鱼的味道，粘合着汽车尾气，我坐在椅子上，形形色色的人从我身边经过，打工者的汗液味，和时髦女郎的香水味。几十米外的地方，似乎有人正在吵架，吵吵嚷嚷，围了一大圈的人，刚刚有两个胖警察骑着自行车赶过去了，人群哄地散了，耳朵里又只剩下了车轮滚过的声音。

　　真的历史，并不活在记忆里。记忆总是倾向于想象和没有结尾的，记忆本身已经是一种过滤，记住可能记下的，忘掉的是多数，是平日里那些看来最为琐碎的细节，看上去普通，往往最为真实。现时的愚园路，已经活在记忆里了。

    藏在弄堂深处的神秘小楼

    汪公馆

    有关这处住宅的最出名的故事版本要数在这里演绎的“金屋藏娇”的典故。国民党要员王伯群喜欢上了交大的校花，为藏美人，不惜接人馈赠，将如此一座英国庄园式的豪宅拿出来藏娇。不料，未过多时，东窗事发，王伯群因接下这处来路不明的房子，遭贬。又因这则故事里还有一位神秘的美女主角，一时间在当时的上海被炒得沸沸扬扬。

　　这幢房屋后来一度成为汪精卫的公馆。想来这个在历史上高起低落的人物，当年住在这样的一所房子里，有无想过它的前主人曾于此倒霉透顶。房子在建国后一直是青少年教育活动的基地，从现在的房主那里，得不到更多史料，也不知被锁在哪个档案柜内，也可能早已散落了。

　　当年的金屋藏娇和汪伪政府的内阁风云已逐渐被人遗忘，好在这幢房子犹存。因为改成了少年宫，房屋的局部有些变化。整个建筑属哥特式，主楼共三层，有大厅和侧门，大门用于平时待客以及主人出入，侧门是留给家仆和日常生活之需的。不过，有别于一般的洋房侧门，这幢房子还留有其他通道，且弯弯绕绕，十分复杂，不知是否因为考虑了这里住的皆为风口浪尖的人物，危难时方便逃生的因素。屋内布局精巧，家具陈设虽已不在，但从墙体和屋顶装饰的细节来看，足够气派，光润的大理石铺地，楠木扶梯和地板，屋顶雕花画龙，落地玻璃，正面朝南，采光充足。值得一提的是，如此一座建于路边的大宅子，从外面竟然发觉不了，一片高大的灌木冲出围墙，恰到好处地挡住了视线，和北方常用七八米的围墙将房子挡起来的方法相比，这种做法无疑更加符合自然和美观的需要。设计时，房子也故意造出了刚够一辆车通行的弄堂，等人走进去百余米，豁然开朗，这一切都显示了这所房屋的主人当初建造和选择它时特殊的考虑。

　　涌泉坊

    位于愚园路395弄。这片房子被人记住是因为它在上海的新式里弄住宅里所具有的开创性的地位。所谓新式里弄，是于上个世纪初在上海开始出现的一种结合了中国特点的西化建筑。建筑一排连为整体，独门独户分为多家，每家一般三层，底楼有小花园，二楼和三楼各自分割，各有功用。整体上有些类似于今天的联排别墅。

　　愚园路上这处名为涌泉坊。涌泉坊三个大字就在街边，小区门口高高的骑楼据说在当年也是开了风气之先，自那以后，上海后来建造的许多新式里弄也多采取了这种建造骑楼的大门样式，一来显得气派，二来也能节省点空间。涌泉坊内的房子外观是红色的，样式并不完全一样，看上去也有经最初建造者私人考虑的痕迹。比如一幢原属某烟草公司老总的房子，四面采用了不同的外观，整个房子因此与众不同。

　　据说，“文革”开始后，涌泉坊里被安置了不少从邻近的私家豪宅里赶出来的资本家，那些资本家年纪也都不小了，忍受不了屈辱的，郁闷而死的不少，他们的子女也因早年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有些之前就已经去了国外，有些落实政策后也已远走他乡，只留下那些当年年纪轻轻的姨太太们独守空门。她们也还只能得到新式里弄里的一间，繁华落尽，有些人看得破，有些人未必看得破，徒生伤感。作家程乃珊记载的一个老太太，原为远东第一豪宅的主人，“文革”后被赶至一处阁楼，丈夫早已和姨太太一起自尽，她独自一人保持着用英式茶具每天下午对着窗台喝咖啡的习惯。“文革”后，有人问她要不要落实政策，拿回自己的房子，她说，“不要了”。

　　愚园路749弄

    这里也是一处从外面绝对发现不了的别墅群，它们的规格和档次介于私家豪宅和新式里弄中间。此处最为出名的是63号、65号、67号。这三座连在一起的房屋主人分别是特务李世群、吴士宝，中间夹着周佛海。

　　从外观上看，这些房子因其较为小巧，设计时在结构上所花的心思就更移。为与他人区别，因而风格各异，又整齐排放在一起，也就方便了观者。从749弄拐弯进去，整个建筑群的入口还是相当开阔的，但至后来，越显幽秘，主人也越显贵。最后，几扇小门，通往熙熙攘攘的闹市，所以这样设计，据说也是为方便逃生。乱世里的房屋，留着乱世里才有的门。

　　这些房子如今都住着解放后陆陆续续分进来的房客，一幢花园洋房就此成为七十二家房客混居的场所。这也是大多数花园洋房在上海的遭遇，一幢原本为整体的房子，貌似被平均地瓜分，实在是一种让人心里感觉非常复杂的下场。外地人曾笑上海人住的楼道内安着十几只灯头，洗水池上锁着十几只水龙头，就是这种花园洋房里棚户生活的写照。

　　据统计，上海现存的花园私宅有6000余座，处于公用状态的占五分之四。愚园路上的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些房屋里，发生了整个上海生长最为旺盛时期的故事，长期放任这些建筑被瓜分使用，难以得到修缮，是一种对过去和未来的变相消灭。它们理应得到善待。

    我在愚园路上的三十年

    □程乃珊（上海女作家）

　　记者：你在愚园路住了多长时间？

　　程乃珊：我是嫁到愚园路去的，1970年结婚以后，我就一直住在愚园路上，已经三十几年了。我住一间小洋楼，三层，底层有个小花园，每层三间房，两间朝南，一间朝东。我的童年在距离愚园路不远的南京西路陕西北路上度过，那里也有许多很漂亮的老房子。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有一幢房屋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幢位于铜仁路上的绿房子，它的主人是上海造漆大王吴同文，而他的建造者是著名的设计大师邬达克。许多年后，这幢房屋的主人自杀了，房子也充了公，但我却与这幢房屋主人的后代结了婚。

　　记者：这些年中，愚园路有什么变化吗？

　　程乃珊：本来这是一条很安静的路，它是一片住宅区，路两旁的房子都是花园洋房，没有高层的房子。1970年，当我住到愚园路上的时候，这条路上连公交车都没有，两边是浓荫蔽日的法国梧桐，所以我喜欢在这条路上走路。这个传统持续了很多年，也就在1970年以后，路上开始走公交了，先是37路开了进来，从此打破了宁静。上个世纪80年代，路边破墙开店，沿街的一排洋房被拆殆尽，后来盖起了许多高层建筑，真正的愚园路，被藏到街后边的里弄里去了。

　　记者：在你有关愚园路的私人记忆里，经历过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程乃珊：幽静。记忆里的愚园路留给我的就是这两个字。

　　解放前，因为这里是高档住宅区，所以名流聚集，文化界的、政界的、工商界的。愚园路临近静安寺，早先是很偏僻的地方，也许是这里沾了佛家的宝地而在常人眼里多了些风水，也许是因为人喜欢择邻而居，表明其身份、地位以及志趣的不同，愚园路是这样慢慢形成的吧。

　　记者：能讲一些发生在这些建筑和他们主人身上的故事吗？

　　程乃珊：我在愚园路上有很多的老朋友，他们都是我的左邻右舍。

　　其实愚园路上最多的居民还是专业工作者。我的隔壁就住着中国最早的空姐之一钟女士。1945年时，她赤脚拎着一双高跟鞋，跑到浴间拉了一下抽水马桶，随后顺着楼梯一路小跑，奔出家门去报名了。她出身在殷实商人的家庭，又是独女，父母能让她读完大学，成为职业女性，在当时已属开明。但成为一名给人端茶送水的服务员，老父亲下不来面子，也对那个成天悬在天上的生活十分担心。

　　还有一位1970年代在愚园路上乘公交车时常遇到的青年工人。公交车很挤，一次他就站在我的身边，正巧他的面前有人起身下车，他就用身体和肘部硬为我挤出一个通道，一边还用眼神示意我赶快坐下去。这是那个年代男人所能做的仅有一点绅士之举。为此我很感激他。没想到几十年后，他竟然在国外的媒体上认出了我，老远写来一封信，回忆那段轧电车的日子。其时，他已经历了“文革”里的批判和下放，后来飘落至美国，已成祖父了。

　　记者：如果一个朋友前来寻访愚园路，而你恰好是向导，你会向他推荐到哪些地方看看？

　　程乃珊：主要是建筑，愚园路上的建筑是很漂亮的。我会推荐他去看看那些没有被拆掉的老房子，既有像涌泉坊、汪公馆这样的建筑，也可以去常德公寓前的张爱玲故居处瞧瞧，只不过那里并没有留下专门的房子，外人现在也很难弄清楚她具体居住在哪一间。这些房子还有很多，外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四处看看。

　　记者：上海有“地倾西南”之说，类似于伦敦的东区西区，上海人则有“上只角”和“下只角”的说法。愚园路是上海西南的倾城之地，解放前，这里名人聚集，如今这里街市和其他地方一样了，变得商业而喧闹，你更喜欢哪一种愚园路呢？

　　程乃珊：我当然更喜欢能有一个安静的愚园路。但是，这个城市是不断变化的，就像人的青春年华一样，愚园路也有老去的那一天，也有顺应着改变的时候。有时，我只能这样想，愚园路上破墙开店，毕竟也有它的好处，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说，这样更加繁荣，更多的人能够生存。

　　记者：上海遗留下的花园洋房见证了一个时代，如今所剩不多，余下的也多徒有盛名，对于愚园路上的那些老房子，你有什么愿望吗？

　　程乃珊：如果说最近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就是去年我们家对面盛宣怀的公馆因为造航运大楼被拆掉了。我很心疼，真的很心疼。这处房子是盛宣怀在上海建造的第一处住宅，很海派。翻开近代上海的建筑史，这幢房子是有一席之地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幢房子就这样没有了。对这些有价值的老房子，拆掉了就没有了，政府最好能考虑保护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