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武警总队领导班子:道教产生的原因和意义有哪些?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儒道思想都从这里萌发。《周易·观卦彖辞》有“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思想认识，对儒道两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儒家所谓“神道”，是指神妙变化或曰规律而言。然而对于道教来说，它只是一个远源，直接受《易经》影响并形成学派的是道家。道家才是道教的近源。虽然后来的道教常以易学相标榜。如《周易参同契》等，确实也从中汲取了不少理论资养。但不是道教的直接来源，更不是道教的主要经典，只是借助《易经》阐发自己的思想而已。两者存有精神指向上的原则差异。学术理论上的互相激荡渗透，并没有改变各学派用自己的理解和理论改造原始经典的企图。其实道教对待道家经典何尝不是如此。 
    道家是道教的近亲，在学术思想上其渊源尤其相近。但道家与道教名虽相近而实际上相差亦甚远。最根本的差异在于一为反对礼仪节文的学术派别；一为专事斋醮科仪的宗教派系。道教的斋醮科仪与儒家的祭祀典礼，尽管在精神实质和具体内容上截然不同，但毕竟在形式上有些近似，而这正是道家所极力反对的。那末，与道家处世原则相反对的道教，又是如何从道家转化而成为道教的呢？
    道家转化为道教，至少要经过两个中间环节。第一个中间环节，是黄老之学或黄老之道。道家反对礼仪更不主张预政，提倡无为而治。但道家祸福依伏、奇正相生的辩证观乃至愚民思想，早为轻视群生、善用阴谋的法家所吸取。两者的进一步融合，便产生了兼具道法特点的黄老政术。黄帝首先是政治人物，他在苍梧升天成仙的传说，又使他具有了神秘色彩，黄老道家托始黄帝，为其积极入世预政提供了合法依据，也为其向道教转化奠定了必然的根基。而《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的思想，及其“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则成为民间原始道教要求均平政治的纲领及人生追求。
    道家转化为道教的第二个环节，是与神仙家的结缡。《庄子》所讲的真人、神人亦即神仙，都是远离尘嚣，遗弃世事的超人。神仙之道术称之为方仙道或方术，方术本就是方技之术，包括医方之术和炼金术，学者称方术之士，简称方士。先秦时期，燕齐即多方术之士。神仙家而竟入世，于秦时颇盛。大概只有学仙出世不成，才回到世间，迎合君主长生久视的奢望，以达到自己做人间神仙的目的。道家与神仙家的结合，还往往是个人行为；而黄老学派与神仙家的结合，便成为一种群体性的的行为。他们或通过斋戒仪式，或利用医方丹术，将民众组织起来。不但成为预政的一种势力，而且已具有明显的宗教性质。在民间是如此，在藩国幕府也是如此。
    道家转化为道教的另一个契机，是儒家留出的精神空缺。儒家在继承整理古代文化的时候，一直贯穿着一条人文主义的路线，从而清除了一些民间信仰中的迷信成分，而只保留了一些寄托情思的仪式。如对天地祖先表示诚敬、缅怀的祭祀典礼。然而民间基于鬼神崇信而形成的礼俗，仍然强劲地存在，成为道教产生的社会土壤。道教正是因袭了儒家所抛弃、忽略了的民情风俗，将古代信仰以仪轨的形式，加以继承、规范、巩固、传播、发展，从而成为一种中国式的宗教。

                         二、道教与两汉政治

    道教的形成是在两汉。汉初是黄老道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道家也正是在此时改变了自身的属性，加速了向道教转化的步伐。巧合的是儒家学说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宗教化的倾向。董仲舒的天谴说，是与原始儒家的天道观相违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先秦儒家是在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形成的；而秦汉已还的儒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局面。除了天威以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限制不肯服膺儒道而又至高无上的君权呢？这是儒家无可奈何的权变之计。而它的负面效应，则是儒家对谶纬神学的含容。如果说纬学是儒家经学的旁支，图谶则纯是道家方术之士的制作。这一时期道教的雏型已经形成。环境条件粗具，理论方向既定，剩下的只有组织形式了。
    一般认为《淮南子》是一部道家著作，然其又有关于方术的著作，这部分著作虽然失传，但不能舍弃这些著作来考虑淮南王刘安的学派属性。据《汉书》记载：淮南王刘安“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伍被传》亦说“淮南王安好术学”。“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 《史记》更说：淮南王“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诸辩士为方略者，妄作妖言。” 足以证明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的进一步结合，已具有政治及宗教结社的色彩，与汉初的黄老学派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刘安向武帝献上《内篇》即今《淮南子》，仅是其学其术的理论部分。即使在《内篇》中，也已将对“真人”价值目标的追求，提的到宗教信仰的高度 。王充曾指斥刘安“作道术之书，发怪奇之文，合景乱首。八公之俦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状，道终不成” 。胡适《淮南王书》说：“《鸿烈》之书，虽包罗天文地形以及齐俗治国之道，然而主旨所在，实是神仙出世理论。”颇有见地。《淮南》其书，博大精深，然其意旨则别有所在，实已将学、政、俗、教统为一体。刘安向武帝献书，当然也是希望得到采纳，进而“以其术移易天下”。淮南王起兵，也与他和武帝政见不合，欲求一试不无关系。如果其计划得逞，后果必将导致政教合一的结局。所以我认为，其后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实际上使中国历史，避免了西欧中世纪政教合一那样的一个黑暗时代。
    淮南王刘安的尝试，实肇端于黄老道家的与政治结缘。道家在向道教转化的道路上，一直没有摆脱政教合一的情结。汉成帝时，齐方士甘忠可将黄老道与谶纬说相揉合，造作《天官历》、《元包太平经》，追求登仙，议论朝政，幻想太平。其后，于吉造《太平青领书》，“其言以阴阳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 与太平青领道同源于黄老的五斗米道，也以神仙崇拜及方术为教义。张道陵祖孙三代以其科禁威仪，约结群众，割据地方，已是有组织的宗教集团了。张角太平道领导的黄巾起义，则可视为一次大规模争取政教统一的企图。儒道之争，在此时主要表现为：一是要将包括迷信妖妄在内的宗教，排斥在政治之外，维护儒家人文主义传统；一是要建立政教合一的新政权，树立神道的权威。武帝兴淮南之狱；卢植、郑玄等儒生率兵参与镇压黄巾，只是其中突出的事件。
    黄巾失败之后，道教徒转而走向山林，专意个人的修炼或教派学理仪轨的建设，成为道教传播存在的主要形式。道教也至此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虽然后世仍然有人利用道教的形式，或兴兵起义，或干预朝政。但在儒家政教分离主张的社会影响下，始终没有实现和持久的可能。


             三、道教与儒、佛的关系及其对东方文化的影响

    在道教形成的过程中，佛教的传入成为促进其发展的样本，而道教也成为接引佛教的媒介。佛教是以完整的宗教形态传入中国来的。但其初来，是被视为神仙方术而被接纳的，佛陀也被视为具有灵异的仙人，并与被尊为道教教主的老子一起受到祠祀。佛教教义的经典，也只能用人们所熟悉的道教观念去理解和翻译，谓之格义学。由于其教义和仪轨的完善，很快传播壮大起来。于是道佛两教便发生了获取上层支持和下层信众的竞争。而在组织形式，学理命题，戒律仪轨方面，则是互相融会汲取的。无论是斗争还是融合的需要，形成中的道教有取于体系完备之佛教者，多于佛教之有取于道教。两教的根本区别，在于佛教的最高境界，是彼岸乐土；而道教的最高追求，是此生不死。追求虽然不同，而作为宗教则一也。这是儒家坚持排拒佛老的根本原因。佛道之间，即争竞又依存的状态，由于儒家的介入，而更趋复杂。道教排斥佛教的一个重要理由，竟是借助儒家的夷夏之防 。而高僧则以佛理兼擅玄谈，吸引了众多士大夫。正统儒家的排佛，又成为道教的同盟军。佛教的三武一宗之难，虽多出于儒生之手，而实为道教所主使。而道教正是在排佛的过程中，装备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和组织体系乃至神仙谱系。由于政治经济领域的矛盾而融合而斗争，这大致是唐以前三教关系的主调。作为宗教无不排斥其它宗教，只有超出宗教者，如儒学，方能允许其它宗教存在，当然允许存在并不等于不作批评。法家更是不允许其它学派的存在，但似乎对宗教尚能宽容，盖因宗教与之皆逢君之欲者也？

    五代至宋以来，三教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三教纷争的侧重点已转移、深入到学理的层面。由原来的利益之争，转变为学术之争。而且三教学者转相为师友，几乎成为一代风气。出入于佛老的大儒比比皆是，而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宋代僧寿涯与道教宗师陈抟有学术渊源，而僧寿涯又予一代儒宗周敦颐以启迪。其《先天偈》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 从形式到内容，完全是道家的语言。而儒家应对佛、道的战略，也由排斥转而为“务本” 。依据儒家经典的原则，汲取佛道理论的资养，而建构起儒家的本体论学说，从而超迈于佛、道学理教义之上，从根本上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盟主地位。从而完成了三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功用的定位，形成了以儒学为宗主，以佛、道为辅翼，三教鼎立而又各安本位的文化格局。
    于是有人将三教的不同功用作了区分：以儒教治国，以道教修身，以佛教正心。当然，这里所谓的三教，都是从教化的意义上统一使用的，并非说儒家也是宗教。正心、修身、治国，全是儒家的道德修养纲目。但具体地讲，以道修身，以佛正心 。正是两者超出于儒家的地方。儒释道三教的正心、修身，其事则同，其意则异。就正心而论，儒家的标准是仁与义，意在为公；而道释两家之正心，虽则涤滤心灵，而意在遗弃世虑，客观上决然有利于社会，而主观上实则为一己之私。儒家的修身，侧重于德性磨砺，而养生为辅；道教的修身，则是德慧并重、性命双修，以健身祛病、延年益寿为主。尤其是道家修身有一套精妙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促进了后世的医药养生事业。另外，道教的内外丹术，对古代科技的发展，也作出卓越的贡献。这是大家所公认的。
    道教是纯粹中国本民族的宗教，在一个充满现实实践精神而又宗教观念淡漠的国度里，道教能够形成，并流传下来，与外来佛教的刺激，有绝大的关系。道教由最初的以神秘主义和强烈的预政意识为主调的宗教，又转化为主要侧重于宣扬广积阴德、修身养生的宗教，又与儒家的强势文化规范有关。南怀谨先生认为：中国过去的知识分子，从少年起的一生人格教育，大多以儒家思想做规范，以道家与道教的精神做基础。原因便在于道教的两本书～《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太上感应篇》的普及。其内容浓缩了道教的戒律，成为中国人为善去恶的教育范本。其中列举了许多修己做事、待人接物的条规，提倡阴功积德，不求人知果报。对人生精神境界的提高，社会生活的安定大有裨益。尤其在今天信仰危机、价值失落，除了金钱物质别无所求，若非疾病死亡一无所惧的情势下，读一读道教的劝世文，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