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名字 是不是叫做希望？”

　　公刘  (1927.3.7-2003.1.7)当代诗人、作家。原名刘仁勇，又名刘耿直。江西南昌人。1939年在报纸上发表第一首诗。1946年在南昌中正大学法学院读书时开始用公刘的笔名创作杂文、诗歌。1948年参加革命。195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边地短歌》。1955年调总政文化部任创作员。这时期写的诗歌充满明朗欢快的情绪，并和黄铁等人共同整理了民间长诗《阿诗玛》。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调到山西《火花》杂志社工作。主要作品有《在北方》《公刘诗选》《尹灵芝》《自花·红花》《离离原上草》《仙人掌》《母亲—长江》《骆驼》《大上海》《南船北马》等。诗集《仙人掌》获全国首届新诗(集)评奖一等奖。

　　曾任安徽省文学院院长。

　　在我走上文学道路最初的那几年，对我影响最深的诗歌前辈，一是曾卓，再一就是公刘。

　　那是在“文革”结束后我们从知青点走进大学校园的富有诗的冲动和激情的日子。我上的是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因为曾老就生活在武汉，我和他很快就认识了，并在以后的日子成为“忘年交”。而公刘，则完全是因为他那时的一批又一批激动人心的诗篇进入我们的视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氛围中，他那“奋不顾身”的呐喊在我们这里唤起了强烈的共鸣，他那些沉痛而又具有逼人的思想锋芒的诗，几乎每一首都搅动了我的血液。的确，在他那一代“复出”或曰“归来”的诗人群中，他是最敏锐、最富有思想勇气和良知的一位。像他的《竹问》一诗：

　　哎，好一片成林的春笋、/有鸟喙一般鼓突的唇，/有胎毛一般金黄的茸，/有蛟龙一般密致的鳞。//长大了你干什么？我不敢问，/也许将七窍通灵箫笛流韵，/也许将编扎火把再次夜行，/照旧挑落后的担子，呵，真沉！//也许将玲珑剔透悬帘铺簟，/为炙手可热者奉献着凉荫，/也许将横节竖刺呼啸恶声，/教鲜血淋漓者驯服于命运……

　　如此沉痛、带着“淋漓鲜血”和“呼啸”之声的追问，它揭开了一个民族的创伤，它让人读了就难以平静。的确，他那时发表的一系列诗，像《白花》《关于真理》，写张志新的《哎，大森林》，等等，就这样刺痛着人们的良知，并唤起了广泛的共鸣。他的《皱纹(一)》一诗(“是什么样的蜘蛛，/在他的脸上/织了一张网，/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把他吃光。//蜘蛛呵，/蜘蛛呵，/你的名字/是不是叫做希望？”)，我那时一读也永远记住了，因为它不仅是他那饱受磨难的一代人、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我想，正是这种共同的命运、这种内心的苦难和不灭的希望，把我们深深联结在了一起。记得公刘先生那时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转述：“有人说老右派和小右派走到了一起”，难道这不是出自某种历史的必然？

　　整个大学时代，公刘的诗就这样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虽然那时我们已开始接触到“现代主义”并从中受到一种新的艺术洗礼，但像公刘这样的富有血性良知和现实批判性的诗，依然是我们的一个坐标。那时我和同学们经常在一起分享读公刘诗的兴奋和激动，我还记得和当时在北大上学的黄子平在通信中也交流过这一点(他后来的硕士论文就是写公刘的诗)。的确，公刘的诗在那个时代、在我们的生命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如果翻开我和同时代一些年轻诗人在那时写的诗，可以明显看出公刘的影响。

　　公刘之所以如此赢得年轻一代的尊敬和认同，除了他的诗本身卓越外，和他那时对“新诗潮”的关注和支持也分不开。人们已知道公刘在那时以他的正直和敏感对几位年轻诗人的举荐和发现(如他在《安徽文学》和《星星》复刊号上分别对梁小斌、顾城的推荐)，人们可能还不大了解那时他与众多年轻诗人和民办诗刊的通信联系。我就是这众多的通信者和受惠者之一，后来我们办的大学生文学刊物也受到他的支持。有时公刘先生忙不过来，就请他的女儿小麦和我们通信。他和诗坛当时那些对“新诗潮”持排斥态度的老诗人是多么不同。

　　这些，已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记忆。大学毕业后，虽然因为我个人生活的动荡，我和公刘先生失去了联系，虽然我最终走上了和他们这一代人有所不同的诗歌道路，但在内心里始终保持着对这样一位诗人的深深敬意。进入新世纪以来，有数家出版社请我为他们编选中国当代诗选和高中诗歌选修课教材，我马上就想到了要选他的诗。的确，无论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还是在“文革”结束后那个诗歌艰难复苏的年代，这都是一位不可绕过的、其重要性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的诗人。

　　虽然在这篇短文里很难对诗人一生的创作作出概述和评论，但我对他那杰出的诗歌禀赋、对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悲剧性一生仍有许多感慨。他早期的诗《讽刺的墨水》《纤夫》等等，即显露出过人的才华和深蕴的诗歌潜力。50年代他所创作的诗集《边地短歌》《在北方》中的许多篇章，不仅仍富有价值，甚至至今读来仍有某种“新锐”之感。他那时的诗，诗风尖新、严峻，注重构思、意境和节奏，技艺娴熟，富有功力；更难得的是，纵然那已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但从他的一些诗中仍透出了一种难掩的艺术个性和才华的锋芒，如《西盟的早晨》那个一直为人们所称道的开头：

　　我推开窗子，/一朵云飞进来——/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这样的诗至今读来仍令人着迷，它“顽固地”保留着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所“难以捉摸”、所无法规范的诗性的东西。他在1956-1957年间写的那一批爱情短诗，记得当年我和我的同学们读到后，也都喜爱不已，像是发现了那个时代最隐秘、也最珍贵的东西似的。的确，它们有着那个时代所罕见的“个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诗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乃出自“历史的必然”，从此他被发配到山西，一直到“文革”结束。不过，也正因为这种命运的巨大不公，这长达20年的痛苦和沉默，为他“文革”后再一次诗的“爆发”做了准备。历史的力量是如此狂暴和乖戾，一个诗人要怎样与之搏斗，才不至于成为它的牺牲品？

　　一个杰出的、同时也是悲剧性的诗人去了。他让我们怀念。他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索。